中国与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比较与借鉴

第一篇：中国与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比较与借鉴

中国与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比较与借鉴

中国与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比较与借鉴

一、中韩新农村建设异同比较

1、相似之处

（1）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中国当前农村中面临的许多宏观方面问题，韩国在1970年代初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包括：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村劳力剩余，农业经营规模小，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农村年轻人鄙视和离弃农业，等等。韩国开始实施新村运动的197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仅0.6亩。而据2004年底的统计，中国乡村人口仍占58.24，人均耕地也只有1.5亩。

（2）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与我国目前的情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各个方面均存在很大的空间差异，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目前我国城乡发展失衡矛盾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的严重程度均超过韩国新村运动当初起步时的状况。如，197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为55.3，2003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5。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农民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31。

（3）社会矛盾基本相似。1970年代初，韩国由于工农业和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存在就业难、**、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成熟等诸多因素。当前中国城乡差距扩大，新增劳力就业困难，老百姓普遍觉得上学难和贵、看病难和贵，购住房难和贵，部分官员贪赃枉法，社会矛盾有所加剧。

2、差异之处

（1）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正值工业化起飞前夜。而现今我国许多地区目前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阶段明显比韩国新村运动起步时高。不同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的表现和主要矛盾也明显不同，当年韩国新村运动要解决的是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我国现阶段建设新农村，是在解决基本生活基础上，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解决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农民与市民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2）农业保护水平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征收高额农业税和以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化发展资金。近年来，全国各地虽已陆续取消农业税，但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仍很少。这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与中国相比，韩国农业经营规模也很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高，但韩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却不低。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高额补贴。韩国农业补贴占gdp的4.7，居全球前列。二是由于政府对国内农产品实行高保护价格。长期以来韩国对农产品进口高额征税，并且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度，韩国农产品价格之高，是世界有名的，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

（3）农村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中国则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地农村中兴起并获得长足发展。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便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新村运动”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引以为鉴的问题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经济、社会和人文背景相似，韩国新村运动的许多好经验，如“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奖勤罚懒”激励机制、健全高效的指导、研究和培训机构、社会各界广泛、积极参与等，值得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借鉴和吸纳。对此，很多研究多有介绍和谈及。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鉴。

1、“新村工厂”计划，违背了工业布局的客观规律

1973年韩国提出“新村工厂”计划，推出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农村工厂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同时，还试图以此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但工业布局有其客观规律性和科学性，农村交通不便、产品运输成本增加、新村工厂普遍存在吸收劳动力困难问题、掌握技术后的熟练工不断向大城市流动、带来农村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新村工厂”。新村工厂计划最终放弃了。

2、农业过度保护，面临难以承受的国际自由发展贸易冲击

长期以来，韩国对进口的农产品课以很高的关税，以此来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在韩国的进口农产品中，100以上高关

税的农产品多达142个。据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估算，如果以降低关税、减少补助、开放农产品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协议，韩国的大米种植农户的收入将减少10-40左右。事实上，1995年以来，开放贸易体系已对韩国农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尽管这些年来韩国政府采取给予农民农业补贴等许多优惠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主要表现，一是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迅速扩大，1994年韩国城乡居民收入几乎没有差距，但是到了2004年，农民收入只有城市工人的77左右；二是农户的负债率直线上升。很多农户举债过日子，甚至有人认为韩国的农家经济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3、新村运动推动的“非民主形式”及其缺陷

韩国学者对其新村运动存在问题的看法，具有独特的视角。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新村运动”是由韩国中央政府（内务部）主导的事业，具有传达上级旨意的自上而下运动的性质，其形式是非民主的，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其一，新村运动内容不能充分反映各地农村的特点和迫切需求；其二，自上而下以支援为主的事业，不知不觉中助长了农民的依赖思想，减弱了农民新村建设的自觉性；其三，追求外在、规模化的形式以及论成果为主的事业促进方式，妨碍了精神开发事业，降低了开发质量水准；其四，边实践边归纳总结，理论准备的不足给发展带来了一些缺陷。

第二篇：中国与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比较与借鉴

一、中韩新农村建设异同比较

1、相似之处

（1）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中国当前农村中面临的许多宏观方面问题，韩国在1970年代初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包括：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村劳力剩余，农业经营规模小，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教育和文化卫生事业落后，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农村年轻人鄙视和离弃农业，等等。韩国开始实施新村运动的1970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仅0.6亩。而据2004年底的统计，中国乡村人口仍占58.24%，人均耕地也只有1.5亩。

（2）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韩国与我国目前的情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各个方面均存在很大的空间差异，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目前我国城乡发展失衡矛盾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的严重程度均超过韩国新村运动当初起步时的状况。如，1970年韩国的城市化率为55.3%，2003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0.5%。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5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农民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31%。

（3）社会矛盾基本相似。1970年代初，韩国由于工农业和城乡之间差距的扩大，存在就业难、**、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成熟等诸多因素。当前中国城乡差距扩大，新增劳力就业困难，老百姓普遍觉得上学难和贵、看病难和贵，购住房难和贵，部分官员贪赃枉法，社会矛盾有所加剧。

2、差异之处

（1）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正值工业化起飞前夜。而现今我国许多地区目前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阶段明显比韩国新村运动起步时高。不同的发展阶段，“三农”问题的表现和主要矛盾也明显不同，当年韩国新村运动要解决的是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我国现阶段建设新农村，是在解决基本生活基础上，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解决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农民与市民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2）农业保护水平不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征收高额农业税和以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化发展资金。近年来，全国各地虽已陆续取消农业税，但政府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仍很少。这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与中国相比，韩国农业经营规模也很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高，但韩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却不低。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高额补贴。韩国农业补贴占GDp的4.7%，居全球前列。二是由于政府对国内农产品实行高保护价格。长期以来韩国对农产品进口高额征税，并且实行严格的配额制度，韩国农产品价格之高，是世界有名的，比国际农产品价格平均高2.85倍。

（3）农村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中国则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地农村中兴起并获得长足发展。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便成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新村运动”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和引以为鉴的问题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经济、社会和人文背景相似，韩国新村运动的许多好经验，如“勤勉、自助、合作”精神、“奖勤罚懒”激励机制、健全高效的指导、研究和培训机构、社会各界广泛、积极参与等，值得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大力借鉴和吸纳。对此，很多研究多有介绍和谈及。但也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鉴。

1、“新村工厂”计划，违背了工业布局的客观规律

1973年韩国提出“新村工厂”计划，推出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农村工厂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同时，还试图以此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但工业布局有其客观规律性和科学性，农村交通不便、产品运输成本增加、新村工厂普遍存在吸收劳动力困难问题、掌握技术后的熟练工不断向大城市流动、带来农村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新村工厂”。新村工厂计划最终放弃了。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ww.xiexiebang.com网。

2、农业过度保护，面临难以承受的国际自由发展贸易冲击

长期以来，韩国对进口的农产品课以很高的关税，以此来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在韩国的进口农产品中，100%以上高关税的农产品多达142个。据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估算，如果以降低关税、减少补助、开放农产品市场为主要内容的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协议，韩国的大米种植农户的收入将减少10%-40%左右。事实上，1995年以来，开放贸易体系已对韩国农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尽管这些年来韩国政府采取给予农民农业补贴等许多优惠政策，但收效并不明显。主要表现，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1994年韩国城乡居民收入几乎没有差距，但是到了2004年，农民收入只有城市工人的77%左右；二是农户的负债率直线上升。很多农户举债过日子，甚至有人认为韩国的农家经济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3、新村运动推动的“非民主形式”及其缺陷

韩国学者对其新村运动存在问题的看法，具有独特的视角。一种代表性观点认为，“新村运动”是由韩国中央政府（内务部）主导的事业，具有传达上级旨意的自上而下运动的性质，其形式是非民主的，由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其一，新村运动内容不能充分反映各地农村的特点和迫切需求；其二，自上而下以支援为主的事业，不知不觉中助长了农民的依赖思想，减弱了农民新村建设的自觉性；其三，追求外在、规模化的形式以及论成果为主的事业促进方式，妨碍了精神开发事业，降低了开发质量水准；其四，边实践边归纳总结，理论准备的不足给发展带来了一些缺陷。

第三篇：中国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

中国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

——在第五届湖湘三农论坛上的学术报告

简新华

非常感谢论坛邀请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研究三农问题和新农村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三农问题”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话题，我想从六个方面把一些基本的观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三农”问题与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意义，第二、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利弊，第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第四、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第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途径。

一、“三农”问题与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意义。

我们最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也不是90年代以后或者本世纪初才提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农村合作化完成以后就提出来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年龄大的同志们都知道，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新提法，是早就有的。当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为什么要重提这样一个说法，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总的来说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村的富裕和繁荣。

什么是三农问题？我概括主要是三个方面。三农早就存在，农业、农村、农民早就存在的，怎么成了问题呢？是什么问题呢？

（一）是农业落后。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农业还没有实现机械化、产业化、信息化、特色化、绿色化，这些方面特别是优质化的水平方面还比较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二）农民收入比较低。不仅比较低，而且增加还非常的困难。有很多的途径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现在的这些途径都面临着困难，我大致归纳了六个方面：（1）增加农产品的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这应该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农产品的供求是基本平衡的，甚至有的供过于求，想通过增加产量来增加收入相当困难；（2）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也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由于现在供求平衡，所以从国内来看，要想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增加农民的收入也是相当困难的。当然现在的农产品价格受到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的供求和价格的影响，有时候可能大起大落，也有可能要涨，但是这个涨价的好处大多数不是农民得到的，而是中间商得到的；（3）农产品的深加工。这需要有资本和技术，所以农民自己做起来还是相当困难的；

（3）办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这曾经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乡镇企业面临第二次升级换代，第二次创业，它必须要优化升级，所以要发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5）进城务工经商。大家也知道面临着很多的困难；（6）劳务输出。到国外去打工，这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增加农民收入想尽了办法，主要就是六大方面，现在都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收入低而且增加困难。

（三）农村非常贫穷，农业也落后，收入也低，当然就贫穷了。而且城乡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大家都知道2000年时，湖北省监利县的一个镇的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当时信里就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全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为什么说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大家都很明白，因为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民就不可能富裕，农村就不可能繁荣，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不可能消除，内需也难以扩大，经济发展就缺乏动力，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就不能改变，现代化也就不能实现，我们的社会也无法和谐稳定。

二、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利弊

为什么会产生三农问题？我们说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源就在于中国农村实行了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三农”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是公有制带来的结果。那么，我认为为什么“三农”问题会产生，（早上温铁军院长也说了），我这里归纳的主要原因包括这些方面。我很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资本，无论是原始资本积累还是后来的资本，无论是工业化的初期还是工业化的中期，相当大量的发展工业和搞城市化的资本都来自于“三农”。而且农业是弱质化的，所有的产业里面最弱的是农业。而这个是长期以来就有，不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才存在“三农”问题的，改革开放以前实际上也存在着三农问题，所以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我们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体制，采用了计划价格，人为地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人为地把工业品的价格提得很高，出现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这样把大量的农村的剩余就变成了工业的利润，用来发展工业，直到工业化。所以建国三十年来，中国还改变不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2.5亿人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改革以后，我们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那么这种情况有没有变化呢？我们说是有变化的。在改革的初期，特别是80年代，我们采取了几项措施，一个是转变了战略，优先发展的战略转变。另外，我们进行了体制的改革，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还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大家知道农村最重要的两条改革措施，一个就是承包制，第二个就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那么农民的收入很快就提高起来了，这时候三农问题得到了大大的缓解，城乡的收入差距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这是在80年代。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化，随着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我们的三农问题又加剧了，所以现在非常突出的问题。这又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靠工业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引进外资，（大家说我们的外资引进也是非常有限的，）资金从哪儿来？还是要从农业来。所以农民就进一步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做贡献，提供资本。主要表现为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都是从农民那儿来的，所以进一步又做了贡献。而且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早上温铁军院长也说了，）由于农业是弱势产业，它的效率低、生产率低，而工业、商业是强势产业，是先进产业，它的效率高。大家知道在市场作用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向什么产业、什么领域流动？当然是向效益高的领域流动，那就是向工业、向商业、向城市这些领域来流动。所以农村里的资本、人才、劳动力大量向工业、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生产要素转移了，这个三农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吗？当然就很困难了。所以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三农问题再一次成为了非常突出的问题，这应该说是最基本的。

另外，土地的使用、流转、征用、补偿的制度有缺陷，农村里的经营管理有问题，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还没有完成，城乡统一的生活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工业化和城市化还没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转移，农村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还在建设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三农问题这么严重，解决起来非常的困难。归纳起来、总结起来主要就是这些方面的原因。由于时间关系，我就没办法详细解释了。

由此可见，三农问题不是土地公有制的必然，也不是说就不可克服了。那么怎么样解决三农问题呢？这个已经讨论好多年了。从新世纪提出来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很多人提出要做加法，就是说要增加农业投入，要搞好农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修路、建房、农田水利、交通通信等等基础设施。要发展农业生产，要美化农村环境，要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要提高农民的素质，这都是什么？做加法，是否需要？当然需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人们没有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方法，就是要做减法。减法比加法更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要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在“农”字上做文章，因为造成三农问题并不是农业、农村、农民自己造成的，而是外部的因素造成的。自己有没有原因？有，比如说农地制度、其它的管理制度都有缺陷，但是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跳出“农”的圈子。也就是说最重要的是做减法，减什么？减少农民。看一看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历史，他们成为发达国家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他们之所以现在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量减少了农民。美国有3亿人，现在农业劳动力多少？只有285万。整个美国的农业只有285万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不仅可以满足美国3亿人的需要，还有大量出口。所以更重要的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减到哪儿去？通过什么途径来减少农民？那就是通过工业化、非农化、城镇化，也就是说使得大多数农民要进厂做工，要进城务工经商，要成为市民，不光是要非农化，而且还要市民化。

我提出来，怎么解决三农问题？我有一个提法，叫做“三化一新加反哺”。就是既做加法，更要做减法，怎么做？首先一个方面，一化就是农业现代化，解决农业落后的问题。具体现代化就不多说了；第二个就是农民非农化。也就是说农民要到非农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去就业，要务工、经商、劳动服务，通过这来增加收入，因为这个收入更高，比种田的收入要高得多，这是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农村城镇化。解决农村贫穷的问题。这里讲的农村城镇化，不是说要把所有的农村都变成城镇，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缩小城乡差别，要把城市里的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要把工业的先进生产方式向农村普及，把城市里的先进生活方式向农村普及。这样城乡差别就缩小了，这就是解决农村贫穷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家知道，我们即使是实现城市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甚至80%，这是发达国家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还只有50%，而且这个50%里面还有的人是半城市化，也就是说在就业上城市化了，在城镇就业了，比如农民工。但是他实际上还没有取得市民的待遇，他还不是市民，它是农民工。大家知道农民工是中国独有的说法，因为他就业是工人了，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个农民，所以给他取了个全世界都没有的名字叫农民工。也就是说他实现的是不是完全的城市化？不是的，是半城市化。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是50%，实际上是有1亿多农民工还是半城市化。所以把这个去掉，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40%，发达国家是70%-80%。那么，即使是我们实现了城镇化了，城市人口占到了70%-80%，但是我们国家的现在是13亿多人，再过十年，肯定要达到14亿。那么14亿人口，按照70%来算，还有30%的农村人口，也就是说还有4亿多农村人口，他们怎么办？怎么富起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留在农村里面的农民问题和农村人口的富裕问题。因为进城了，务工经商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跟城市居民一样了，那么剩下的这4亿怎么办？就是通过新农村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还有一条就是要反哺，也就是说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要反哺农村，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原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到现在为止，农民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做了非常大的牺牲。现在到了一个三农问题特别严重、特别突出的时候怎么办？那就反过来，工业要支援农业了，城市要支援农村了。依靠三农自身是没有办法解决三农问题的。大家知道，发达国家农业已经实现现代化了，应该是非常高的。但是美国也好，其它的发达国家也好，全部要对农业实行非常高的补贴，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补贴。农业现代化了还要政府补贴，那么中国的农业这么严重，问题这么突出，难道依靠三农自己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的。所以，还需要进行反哺。那么这一些的实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改革和完善相关的户籍、就业、社保、土地、财政等制度，这样，我们的“三化一新”加反哺，才有制度保

障。没有这些制度的改革，我们的“三化一新”加反哺能不能做到？很难做到。这个很难做到，那么三农问题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

这是我觉得怎么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观点、看法，不一定正确，提供给大家思考，不对的可以提出批评，我们可以讨论。

三、关于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现在需要加以说明。因为有很多的学者写了很多的文章，也做了很多的报告，提出了一个主张，什么呢？中国的三农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实行土地私有化。这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张土地私有化他们有没有根据，有没有理由。是有的，他们提出来了很多的理由，甚至是比较系统的依据。我归纳了几个方面，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有人认为农地公有制，也就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是“三农”问题的根源。为什么“三农”问题这么严重？就是公有制造成的。土地私有化是“三农”的根本出路。既然根源是公有制，当然出路也就是私有化。这就是有非常严密的逻辑的。那么承包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农村里在进行土改，如果说承包制是第一次改革的话，还只是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而现在中国还必须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那就是要进行私有化，就是说要把农民原来有的土地所有权也要还给农民，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新的土地革命。大家知道，回顾整个新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说中国的农村进行了四次土改。有的学者提出来，中国农村要进行四次土改。第一次是解放初期，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没收，然后无偿征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雇农和中农，贫下中农。这是属于第一次土改，使得所有的农民都能够耕者有其田了。第二次是什么呢？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搞人民公社化，又把分给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了，建立了人民公社，这被称之为第二次土改。第三次土改就是刚才说的承包制。他们提出来现在要进行第四次土改。这是代表性观点的一个方面。

另外有的学者提出来，改革要彻底，就应该要采取俄罗斯在土地制度方面的做法，在明确土地使用权的基础上，给予农民自由的转让权和买卖权。如果说给了农民自由的转让权和买卖权，那基本上所有权也就完全给农民个人或者家庭了，也就是私有化了。

甚至还有非常极端的观点，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我是看到过也听到过的。什么极端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现在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中国的问题有什么复杂的？只要私有化，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非常简单。那么只要土地私有化，中国的大部分农民都会成为百万富翁。我是亲耳听到有的学者这样说的。

那么土地私有论者的立论基础和前提是什么呢？他们根据什么得出这种结论？在他们看来，只有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西方的议会民主化，才是最好的经济社会制度，才能够实现经济持续有效的发展。只有这样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才能持续有效的发展，否则做不到。而市场经济只能以产权明晰的私有制为基础，这个实际上是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的基本理论观点。那么根据这个立论的基础和前提，他们形成了一套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应该说逻辑还是比较严密、完整的，这一套的理论逻辑，我归纳起来就是土地私有论者，按照他们的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常识是不能违背的，是要遵循的。推导出来的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是什么？那就是土地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必然带来多方面的现代化的效果。为什么说它可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就是因为私有化是个灵丹妙药，可以解决多方面的问题，可以带来多方面的现代化的效果，实现现代化，当然问题都解决了。实现了现代化，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的了吗？

第一，土地私有化可以使得土地自由买卖，就可以实现合理的流转。为什么可以实现合理的流转？自由买卖嘛。这个土地用在哪个方面？是卖还是种，还是搞什么，怎么对我有利，怎么对我收益最大化就怎么干，所以可以合理地流转。而且还可以实现土地的资本化，把土地变成钱，变成资本。怎么把土地变成钱、变成资本呢？那就是可以卖地，换来钱、换来资本可以进行抵押贷款，也可以获得资本了。那就解决了农民资本缺乏的问题。农民还可以拿着这资本到城市去务工经商，赚钱发展，不是非常好吗？然后，农民还可以转变土地用途。我不一定要拿着去种庄稼了，因为现在种庄稼、种田，种得越多，亏得越多，收益比较低，收入很低，刚才也说了。那么为什么非要拿那个农地拿来搞农业？我不搞农业，我就搞工业和商业不是很好吗？因为工商业的效益更高。同样1亩地，如果要是搞工商业带来的价值收益，可以说是我们搞农业的许多倍，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可以转变用途增加收入的。因为土地私有化可以鼓励资本下乡了，可以去收购土地。收购了土地，土地的规模就可以集中了，通过兼并就可以达到集中。那么土地集中了就可以达到规模经营了，就可以高效率地配置、利用土地了，就会使得土地大大地增值了。既可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更有利于实现机械化，它连片了，当然更有利于实现机械化、现代化，这样就可以达到农村里的繁荣，农民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利益，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农业现代化。

第二，土地私有化解除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原来是集体所有，农民都有一个承包地，但是你不能卖。那么他们认为这对农民是一种束缚，就使他很难离开农村。而私有化以后，这个束缚就打破了，他要离开农村，完全可以把土地卖掉以后就走人了。打破了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实现农民的非农化，有效地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利于转变农地的用途，实现农地的非农化。什么叫农地的非农

化？大家知道，工业化、城市化，同时也是另外两化，和三农有关的，就是农民的非农化，大量的农民要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去就业；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土地，原来是农业用地，现在要变成工业和城市用地，就像现在大城市周围原来的菜地现在全都没了，干什么？用于工业、商业去了，用于城市建设去了，这就叫做农地非农化。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就有助于实现农地非农化，从而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这样就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是现代化。第一个方面是农业现代化，第二个方面是工业城市的现代化。

第三，土地私有化还能够还产于民。把土地这个最重要的资产还给农民，还权于农民，把所有权还给农民。这样就把官方控制的资源，特别是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减少到最小的限度，这样他们认为就可以铲除现在存在的官权、特权、专制腐败产生的经济基础。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这样的官权特权、专制腐败，经济基础是什么？公有制。所以，如果要是私有化了，这个基础就没了，就可以建立宪政民主的制度。什么叫宪政民主？可能不是学者的不太了解，这实际上是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它把公有制去掉了，当然就可以建立像西方议会民主这样的所谓宪政民主制度。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了，就可以消除特权腐败引起来的贫富两极分化，使相对贫穷的农民也富起来，这样就可以防止社会上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从而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政治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了，维持社会稳定。

这就是我看了几十篇，也有几本关于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论著归纳出来的他们的观点。应该说是比较系统的，很多都是他们的原话。所以土地私有者实际上描绘出了一份他们认为的非常美好的理想的图景，所以他们非常自信地说，只要土地私有化了，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三农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这种观点怎么看？大家知道，现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特别是我们国内，存在着完全对立的两种观点。一种就认为土地私有化，另外一种认为中国是不能土地私有化的。我个人是什么观点？我是不赞同私有化的。为什么不赞同私有化？怎么看待私有化的这种主张？客观地说，不能说土地私有化一无是处，一点作用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土地私有化的确可以使农民获得完全的产权，使得各个方面，各种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更加不可能。那么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农村里的干部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在集体土地的征用、流转、分配、使用，包括土地承包权的调整这些方面谋取私利，因为不存在这些问题了，也就不可能利用这些去谋取私利了。但是总的来看，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是弊是大大多于利的，会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就是因为私有制不是万能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土地私有化不是三农的出路。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农村始终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始终没有富起来，长期陷入轻徭薄赋，均田兴农，经济发展了；然后就是贪污腐败，土地集中兼并，兼并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然后就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以后，接着又是轻徭薄赋，又是均田兴农，经济发展，然后又出现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就长期陷入这样的治滥循环之中。土地私有化不仅不能够保证农民的根本利益，相反还可能导致新的贫富两极分化，使得少数人暴利，严重损害农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人多地少，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特别庞大，在农业落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的农业转移、就业和居住的条件有限、社会保障制度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化会很快地导致农民的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大量的“三无”农民，也就是无地、无业、无保障的农民大量增加，从而使得农民总体状况恶化。这种判断绝对不是主观臆断，危言耸听，历史上已经有过先例。解放初期，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经过土地改革，无地少地的农民都分到了土地。我那时候七八岁，我在农村里面就看到过农民欢天喜地的去分地主的财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但是在人多地少、农业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很快出现了两极分化。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劳动力短缺等等原因使得不少农民不得不卖地，救急、求生，重新失去土地。又由于缺乏能力和就业机会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所以只有再一次沦为无地的雇农和等待国家救助的穷人。这是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绝不是说我们那时候的集体化是少数领导人主观臆断，而是有它的客观经济原因和基础的。虽然中国在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过程中，存在着过急、过快、过猛，经营管理体制上不合理等等严重的缺陷，但是合作化、集体化的大方向是不能全盘否定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者有其田是农民世世代代追求的，但是土地私有化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大家觉得可能很奇怪，你这不是瞎说吗？土地私有化了，他就有田了嘛，怎么说不能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呢？我们说要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即便你现在把他承包的地给他了使他拥有全权了，也就是他个人的私有土地，他不就有地了吗？怎么说他没地？我们说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一个土地私有制不能保证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甚至有可能集中在少数不种地的人的手中，造成耕者无其田。私有制就肯定是耕者有其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土地地主私有制中的雇农，雇农是不是耕者？是的。他有没有田？没田。他没有自己所拥有的土地，而是要租种别人的土地。从租种别人的土地来看，他是耕者无其田的。那么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场里的农业雇工，他们也是耕者，但是也无其田。为什么？因为土地私有制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很多农民会失去土地，变成无其田的农民了。相反，土地公有制都能够保证耕者有其田，为什么？因为除了国家合理必要的征收和有人非法剥夺的特殊情况之外，农民一般是不可能失去他们共有的土地的，他们耕的是农民自己集体所有的土地，不是哪个私人的。

那么土地私有化可能使得农民丧失最后一条保障线，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使农民处境更加悲惨，引起社会的动荡。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当然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责任，但是还没有建立

起来。因为大家知道要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8亿农民、7亿农民，那将是一大笔基金，现在国家是一次拿不出来的。现在已经提上日程了，已经在建了，但是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须要有一个最后的保障线，那是什么？农民有地。市民是没地的，市民就是靠社会保障，但是农民没有社会保障怎么办？他就靠地。那么保持农地的公有制，农民一般来说不会丧失土地这一条最后的保障线。那么农民在城市务工经商失败以后，还有一条退路，回家种田。2008年，美国和世界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东南沿海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回流，大家想想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要回流，要是没有地，他就没有退路，那么后果将是怎么样的？肯定是不堪设想。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业了，又不能回家，怎么办？大家想想这个后果将是怎样的。如果土地变成私有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进城务工经商了，他已经把土地卖了，没了，他就没退路了，这后果会是怎么样，我不说大家也明白。而且大部分土地增值收益是有限的，大部分农民也不可能通过卖地致富。为什么有人现在农民可以卖地致富啊？因为大城市周围1亩地可以卖上百万的，甚至还不只是上百万。深圳市农民通过拆迁出现了不是一个两个，我所知道的出现了几十个亿万富翁，就是征地拆迁成了亿万富翁。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农民把地一卖，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我觉得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为什么？因为不是什么土地都存在着增值收益的，不是大部分农地，更不是全部农地都可以产生大量的增值收益的。只有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和将要开发和占用的那一部分土地才能有较多的增值收益。即使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价格可能存在上涨趋势，但是这种上涨是长期的、缓慢的、有限的。而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非常的少，我们18亿亩，13亿人，平均下来一人只有1亩多一点，大多数农地远离城市和交通线，不少是穷乡僻壤，难以改变用途。这些土地，大部分土地是不那么值钱的，不是非常值钱，不是1亩地可以卖一百万的，而且农民还是弱势群体。大家知道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如果没有政府和制度的保证，即使土地私有化了，那么农民同样没有土地的定价权，土地的价格到底是卖高还是低是不能由农民说了算的，而且甚至还不见得真正能够有自由买卖权。强势群体可以通过强力，你不卖也得卖，这方面的例子还少吗？所以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大部分农民，何况全部农民都不能通过土地私有化、通过自由买卖改变农业的用途，获得巨额的土地增值收益，卖地致富成为百万富翁。

如果土地私有化真的能够使全部或者大部分农民变成百万富翁，这样神奇的力量。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理念，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政府不去做，反而还要费尽心思，伤透脑筋，想法设法去增加农民的收入，结果还不理想。这不是很简单吗？把地一卖，农民都富起来了，那社会不就稳定了吗？我们国家现代化就实现了嘛。为什么不去这样干？为什么还要这样费尽心思、伤透脑筋、千方百计、想法设法地去做。这是说不过去的，而且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的竞争市场。大家知道完全竞争市场，生产者的收益是存在着递减趋势的。生产得越多，竞争越激烈，生产者得到的收益不是更多而是更少。资本下乡，兼并土地，搞规模经营，搞特色农业能否赚钱？能赚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收入是装进了农民的腰包？还是装进了投资者的腰包？大部分的收入是被资本拿走了，而不是农民得到了。农民通过这个是难以致富的。土地资本化的效果也是有限的，有学者专门研究过土地抵押是否搞得成，无论是国外，无论是国内，他们的研究证明非常的困难。许多的银行，特别是一些一般的不是城市周围的土地，是不愿意拿这个土地进行抵押贷款给农民的。而且土地私有化，有的学者说就能够消除土地抛荒，那么从理论分析上来说，还不是实践，因为还没有这个实践。土地私有化不一定能够完全消除土地抛荒，为什么？因为那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他们还有地，那么他们还种不种？他们就不种了，但是他们又不会马上卖掉给种地的人去种，为什么？因为他想等到涨价，卖高价，那就放在那儿宁可荒着，等着土地涨价他卖高价，那不是土地抛荒吗？而且私有化以后，国家想进行监管、控制、调控更困难了，那很难了，你管不住他了。所以土地抛荒并不见得就能够根本解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只要少数几户农民不愿意卖地，想实现连片的规模经营，把土地连起来成片的规模经营，想进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面临困难。也就是说可能会出现真正的钉子户，你拿他没办法，印度就是这样的，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搞不起来，就是有钉子户，一条铁路甚至为一个钉子户可以转弯的，那个成本代价是很高的。从社会的利益来说，成本代价是很高的，保护了个人的利益，但是社会利益、公众的利益牺牲了。土地私有化可能造成土地地价的上涨，从这方面来看，虽然卖地可能增加一点收入，但是带来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增加了，妨碍了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建设。所以任何一个方面，不能只是考虑到一个后果，实际上还有另外的后果的。

四、土地增值收益应该怎么分配

这个争论很大，在社会上也是得不到共识的看法，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也想说一下。我估计今天的时间只能讲三农问题，新农村可能没时间了。我把PPT文件留下来，感兴趣的同志可以拷下去，我们以后可以研讨、商榷，一起探讨。

土地增值收益，现在有人主张应该完全由失地农民享有，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可能是少数派，甚至，我还可以说土地财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现在人们认为土地财政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土地财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为什么土地增值收益不能完全分配给失地的农民？这就是因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占用的土地，之所以能够大幅度增值，在城市郊区可以卖到100万1亩，但是在穷乡僻壤，1亩地能卖多少钱？那是非常少的，当然各地不一样，但比起100万来说，那不知道要少多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国家和其他的投资者大量的投资，进行了“六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气、通电、通油、通航，平整土地，这样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和工商业项目的建设，推动了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既增加了土地的需求，使土地需求大量增加了，大家知道一个需求的增加，价格当然要上涨。而且它又改变的土地的用途，以农业用地变成了工商业用地，而工商用地的经济效率要远远高于农业用地，所以，土地就因此而大幅度地增值，地价也因此而大幅度地上涨。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原来武汉大学周围都是菜地，值不值钱？不值钱的，但是现在武汉大学的菜地全部都变成了楼房，值钱吗？非常值钱的。为什么值钱呢？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因为大量的投资带来的。所以主要不是由于失地农民改良了原来所占有的土地而增值的。并不是功劳不能记在失地农民身上的，（而是）不能完全记在失人农民身上的。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就必须在国家相关投资者和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之间合理分配，所以土地的增值收益不能只是由失地农民独享的。因为造成这个收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当然相关的利益体、利益者都要来分享这个增值收益。主要就是三大主体。一个政府，一个投资者，还有一个是失地农民。当然，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是农民取得的那一块太少了，这也要承认。现在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面，突出的问题不是说政府没拿，投资者没拿，而是政府和投资者拿得太多了，而失地农民拿得太少了，那么怎么合理配？那就是要首先保证处于弱势地位的，因为政府和资本是强势地位的，而失地农民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在这个分配中，首先当然要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补偿。我提出来，这个补偿到什么程度？要保证他们的基本就业和生活需要和社会保障。也就是说要使失地农民有稳定就业，有社会保障，要能够保证他基本生活的需要，这个分配起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做到这一点，才谈得上怎么在政府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但是，我们现在连这个最起码的都没有做到。但是，我说了，土地增值收益也不能完全由农民分享。大家说征地拆迁过程中，拆除了亿元户，这个合理吗？这个公平吗？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我觉得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是不利的。他一下子成了亿万富翁，就是因为他占有那块地，就因为那个地理位置好，并不是因为他主观的努力。

超过时间了，那我就不讲了。最后一句话，就是土地财政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为什么有一定合理性？因为政府也要参加增值收益的分配啊。政府参加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是通过什么方式？那当然是土地财政，就是它取来的钱就作为财政的收入，香港就是这样的。大家知道香港政府相当一部分政府的收入是哪来的？除了收税以外，就是卖地。

我就讲到这儿了，已经超过15分钟了。剩下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已经把PPT文件留在这儿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拷去看一看。最后有不正确的地方，因为特别是后面一个问题，就是三农的出路、土地私有化的问题，是两大派意见，完全对立，我是觉得不能私有化的。到底对不对，大家可以独立思考，不对的，大家可以批评。谢谢！

（作者系武汉大学战略管理学院副院长，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

第四篇：韩国新农村建设考察报告

韩国新农村建设考察报告

wqb.yiwu.gov.cn2009年09月23日来源：W--外侨办〖 背景色： 〗 〖收藏〗〖打印〗〖关闭〗

2009年5月18日至23日，根据出访工作计划，市农办主任傅建民率领相关镇街和部门负责人赴韩国进行访问。期间，我们先后拜访了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迦南农军学校、首尔中区厅政府，向他们宣传介绍了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情况，并与有关领导进行了座谈交流，实地考察了清溪川河流整治工程和宣传馆，京畿道、忠青南道、全罗南道的优秀模范村。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基本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非常落后，1960年国民收入只有85美元，大部分国民生活十分困难，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农村情况更是凄惨。由于，连年的旱灾和水灾，连温饱都成了问题。国民意识也就变得消极、懒惰、没有秩序。当时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让大多数的国民脱离贫困。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出口工业产品上，从1962年开始，韩国相继实施了二个五年计划，渐渐有了成果。1960年代末，韩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随着经济的起飞，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80%的农民在茅屋里用着油灯生活，50%的小路狭窄得只能用背架搬运货物。为了缩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局面，韩国于1970年开始实施了新村运动。

19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重点是改善农村环境，主要是住宅、道路、自来水、改厕、大会堂、敬老院以及农村的各项公共设施等。新村运动以农民自发、自助为主，政府行政指导为辅，大量的资金和劳动都由村民提供，政府对开展新村运动的村无偿提供数量不多的水泥和钢筋。1980年代，政府行政领导逐步退出新村运动，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由各行政村自发组织的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重点也从改善村庄环境逐步向发展农村经济、增加村民收入转变，新村运动的精神也逐步向城市、公司、工厂、学校等扩散。经过30多年的发展，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新村运动开始时，韩国把全国35000个村从低到高分为基础、自助、自立三类，到1979年98%的村已成为自立村； 1970年80%的村还是茅房、80%的村不通电，到1979年农村的环境和贫穷落后的局面已发生彻底改变；1970年农民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现在已超过2万美元，城乡差距也明显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收入已达到城

市居民的95.5%。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特点

韩国的新村运动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很大的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广大村民热情参与。原韩国总统朴正熙在1969年视察水灾灾区时，看到村民们在没有政府的支援下，而能充满活力地把村庄前面的马路拓宽、改良屋顶、整顿围墙，而受感动。他认为政府再怎么支援，而村民们没有自觉和要做的念头是没有用的。因此，产生了提升农民的自助精神和合作精神来开发农村的想法。以这个构思为基础，开始了改变农村生活环境的“新村运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在政府的指导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村民自己决定。村庄建设项目由村民自己决定：村民自己商讨决定实施的具体项目内容、规模、实施范围、预期目标等；建设资金自己筹集：各项事业的建设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绝大部分都由村民提供和捐助；建设工程自己监督：财力物资自己决定如何处置，工程实施过程自己管理，政府物资的发放情况和联村公务员的工作接受村民监督。特别是韩国在刚开始实施新村运动时，政府的财力非常有限，老百姓的钱也很少，若是没有村民们的自发、觉醒、意欲和参与，无偿的捐资捐地，那是根本无法成功的。正是因为有广大村民的热情参与，才使得新村运动在政府投入很少的情况下，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2、各级政府积极支持。韩国的新村运动是由当时的总统朴正熙倡导的，所以，新村运动开始时，从总统到各级公务员、从中央到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从中央到各个市、道、郡的地方政府都设有专门部门，行政推动力量比较大。政府对每个村都安排一名公务员联系，帮助村里制订实施计划，每周至少去二次，每周、每月对各项事业进行评价；通过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迦南农军学校等机构，对新村运动的指导者进行培训。新村运动开展之初，在当时韩国经济总体实力政府财政实力都不强的情况下，政府千方百计挤出资金，购买水泥、钢筋等物资补助新村建设。

3、注重村民精神培育。新村运动是从改变人的精神开始的。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非常重视培育村民“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运动基本精神。勤勉就是开拓精神，鼓励人们勤劳工作，勤奋致富。自助就是主人精神，引导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不依靠别人，不逃避责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协同就是共同体精神，引导大家唤起“我们”这个整体意识的力量，互助合作，提高效率，共同建设新农村。“勤勉、自助、协同”的精神是推进新村运动的强大动力，也是持久的动力。

4、引入竞争机制。新村运动开始的第一年，韩国政府对每个村庄都发放同等数量的水泥，但是从第二年开始，政府就实施奖优罚劣的开发政策。根据各村完成公共事业的成绩好坏，把全国3.5万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好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第二年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平均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经过几年的建设，积极参与的农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抱着消极旁观态度的村见邻近村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从政府的奖励先进和重点扶持、援助中受到刺激，奋起直追，到1978年，全国绝大分村都成为自立村。

5、充分发挥指导者作用。在与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领导座谈时，他们特别提到，在新村

运动中指导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指导者是由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大多是村庄领导人，政府对指导者进行培训，由他们负责劝说村民，统一村民思想，组织实施村里的各项建设事业，以身作则，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6、重视提高村民收入。新村运动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增加村民收入，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非常重视推广高产水稻品种，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区域特色农产品，1976年韩国水稻生产实现自给自足，1993年农村居民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我们考察的黄屯松溪村、梅湖里村、文塘里村、加波农场等地，都是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形成一村一品，黄屯松溪村的有机蔬菜、梅湖里村的人参、文塘里村的有机大米等都很有特色，也增加了村民收入。比如文塘里村，从1993年开始将“鸭农法”引到韩国（插秧刚结束就立即放养小鸭子，与水稻一起生长并吃掉稻田里的虫子，不用农药而是利用鸭子除虫），于1998年获得了政府指定的“有机栽培园地”认证，其大米价格比一般大米高出45%，也吸引了许多城市里的人来观光体验。

7、积极推广运动精神。新村运动的本意是为了改善农村的环境，但随着新村运动的开展，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国政府就把新村运动的精神逐步引入城市，成为提高国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的良好载体，成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动力。比如：把“勤勉、自助、协同”的精神引入工厂，积极开展“第二家”活动，充分调动广大工人的主动性，使得工厂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新村运动的精神，已经成为全体众民的精神支柱。

三、新村运动对义乌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韩国的新村运动与义乌的新农村建设都是从改善农村的环境入手，虽然做法和发展阶段不一样，但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重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义乌新农村建设的提法也是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资金补助、工程指导和监管的力度都很大，但老百姓的主体作用发挥得还不够（旧村改造除外）。在实施一些村民建设项目时，有的村民认为那是政府的事、村两委的事，涉及个人利益时还要阻碍工程施工，工程碰到农户的承包地时，也是千难万难。而在土地私有化的韩国，许多村民都愿意无偿捐出自己的土地用于村里的建设事业，村民的热情参与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因此，我市也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变“要我做”为“我要做”，让广大村民都参与到新农村建设当中来。实施什么项目、具体如何实施、规模到底多大、资金如何筹集等内容，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并让所有的村民都知道（不能由村里的书记、主任随意来定），让广大村民来监督工程实施，让广大村民互相监督自己的行为。

另外，政府在做好政策引导和推动的同时，必须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的规范化建设的指导和督促及新农村建设的指导力度，通过培训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管理指导能力，作为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帮助村级组织建立完善的民主议事、决策和监督机制并严格执行之，发挥村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2、加大奖优罚劣力度。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领导在介绍新村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时，第一条提到的就是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奖优罚劣。义乌在新农村建设中，也一定程度上实施了奖优罚劣，比如创建示范村的，补助标准会高一些；但总体而言，主动权基本上都掌握在村里。下一步，在基本完成简单的村庄整治任务后，示范村、特色示范村可以采取申请制。要开展示范村、特色示范村创建的，先由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通过，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包括工程项目、资金筹集等），报镇街批准后才可以实施，否则财政不给予补助。对一些村两委战斗力不强、村民参与热情不高、实施方案随意的村，可以不批准其创建示范村。要让村两委干部和广大村民觉得，开展示范村、特色示范村创建是争取下来的，不是每个村都可以开展的，不按方案实施是不能得到政府补助的。加大宣传、培训和引导，促进农村和村民转变理念和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变“要我做”为“我要做”，逐步建立村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互助、合作、协同精神。

3、重视提高市民素质。在考察期间，韩国人的勤劳敬业、文明礼貌和奉献精神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普通村民表现出来的互助、合作、奉献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比如从新村运动至今，总共有300万名指导者，他们都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韩国人也是活到老工作到老。在韩国，开汽车和出租车的司机年龄都很大，有的都已经六十多岁了，许多在农贸市场上摆摊做生意的也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大妈，在清溪川文化馆给我们讲解的也是一位60多岁的志愿大妈，韩国人的交通、卫生等文明意识也普通比较高。人是最终的决定因素，真正美好的生活需要讲文明、高素质的人来创造和享有。正象他们介绍的一样：“美好的生活不仅是物质方面的享有，也需要富裕的精神来享有。”因此，要高度重视普通市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文明礼仪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创新机制，以引导、激励等手段，借助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积极开展文明礼貌、合作互助的各项活动，逐步培养和提高广大市民的文明素质。

4、重视保护生态环境。韩国人的生态环保意识很强，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在韩国的几天里，我们考察了几个村，也路过了几个道，一路下来，感觉整个农村都山青水秀草绿，生态环境非常优美。特别是有一点，韩国在进行河流治理时，将生态、自然、亲和等理念贯穿于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全过程，注重保持河流原有的生态环境，河里到处可以看到水草和鱼类，边上都建有与水面非常接近的行人道，供广大群众休闲健身，亲近自然。即使是在城市里，如首尔市中心的清溪川、光洲市中心的河流，也都是人、鱼、草和谐相处，一片生态和谐的景象。在义乌新农村建设中，也一定要把生态和谐、以人为本的理念灌输进去，高度重视水环境的治理，高度重视各种生物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各项设施都要充分考虑方便市民，让广大市民在身边、村边就可以休闲锻炼、亲近自然、回归自然，而不是要大老远地跑到山上去体会自然，跑到健身房去锻炼。

5、重视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任务。收入差距的缩小，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韩国新村运动最大的成功，也在于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缩小了，1993年韩国农村居民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了。当前，义乌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对改善农村环境非常重视，但对发展农村经济却重视不够。为此，要学习借鉴韩国的做法，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高

度重视农村产业的发展，鼓励发展规模经营和多种经营，根据义乌地理、气候、自然特点，发展生态、有机、特色农业，发展休闲观光体验旅游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四、可以合作的几个方面

义乌与韩国交流广泛，合作密切。通过这次考察，我们觉得在新农村建设领域，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探索开展合作。

1、人员培训。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是培训公务员和指导者的机构，1972年成立以来已经培训了60多万学员，并有133个国家和地区的4万多外国人前来进修。建议由市农办牵头，市外侨办配合，每年组织一部分镇街干部、涉农部门干部到韩国去进行短期培训（授课、座谈交流、实地考察等方式相结合），学习韩国新村运动的理念和做法，更新思路，转变观念。

2、引进韩国培训机构和课程。迦南农军学校是体验性的以精神教育为主的机构，成立68年来已培训了近68万人次，并在海外建了12座学校（中国有丹东和吉林汪清也设立分校,有的正在筹建中）。建议由市农办牵头，市外侨办配合，考察丹东和汪清分校运营状况，可以在我市建立分校，并结合我市特点设置培训课程，负责培训村干部及村民，加强村民的精神文明建设。

3、引进新技术和产品。义乌与韩国气候非常相近，气温也差不多。韩国农民通过引进新品种、新技术（玻璃温室种植等），发展特色有机农业（鸭农法大米等），实现了增收致富。建议由市农业局牵头，市农办和外侨办等配合，积极引进韩国农业的新品种、新技术，提高义乌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第五篇：论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文章标题：论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至少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固的农村基础。然而，当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甚至处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何从中国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一

个紧迫的任务。本文中，我试图从中国发展道路的角度来谈一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解。

一、城市化的路径

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显然是基于对我国城市化艰难的认识。依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3，有近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今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3，相应的农村人口约为4亿。也就是说，按乐观的估计，30年后我国有约4亿人生活在农村。由8亿人减少到4亿人，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也是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数亿人大规模流出农村，农村会日渐衰败，对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会造成严重问题。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国家投入来缓解农村衰败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从而使农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问题不止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是按居住地来统计的，即将那些务工经商的进城农民工算作城镇人口。而事实上，虽然有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已经在城市购房并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却不能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得不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自己在城市务工经商，却依托农村的土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这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不能真正地算作城市人口，而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必须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来建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如果将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工排除，则中国的城市化率仅略略超过30，农村人口（或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约为9亿。

而且，在未来30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太可能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建国以来，前33年（1949—1982），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32个百分点，后17年（1982—1999），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57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加入了WTO组织。但事实上，加入WTO并没有使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更容易到城市定居，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因为进城农民工固然在增加，而农民工成为市民的难度却也在加大。即使不考虑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或其他意外事件，在未来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几乎不可能持续地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也就是说，30年以后，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可能还要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30年后中国还有约7亿人口需要依托农村生活，需要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如果不考虑居民的生活质量及社会风险防范，中国未来30年，也可能通过政策和制度调整来加快城市化速度。具体来说，正如一些学者建言的，可以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取消户籍制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制度成本；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使农民可以将承包地置换为进城准备金。

但是，进城农民工不可能因进城居住就自然可以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不稳定的就业和很低的收入，无法支撑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大量进城农民工将不得不住进城市贫民窟中。

农民工住进贫民窟中，的确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却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当今世界，除中国以外，所有发展中大国都有巨大规模的贫民窟，所有贫民窟的生活都极其糟糕，没有希望。贫民窟的生活是远离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贫民窟中的贫民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不仅无法建立稳定的人际联系，而且无法形成对未来的有效预期。而当前村庄中的农民，却不仅温饱有余，而且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子子孙孙也许还会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活有根，也有预期，生活是有价值的。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祖祖辈辈的共同生活而建立了稳定的人际关系，这赋予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也使他们有了共同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依托不多的土地，不仅可以衣食无忧，而且居住十分宽敞；因为有预期、有稳定的人际关系，而在村庄中生产出各种价值与意义。一句话，同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可以过得舒适，可以过得体面而有尊严，在贫民窟中，却变得毫无希望。

如果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中国城市人口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这种的城市化不仅不人性化，而且很危险。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要避免所有其他发展中大国的贫民窟式城市化，则国家几乎必然要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二、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如果中国不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

化发展路径，则依托于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很大的规模，农民工流动和往返于城乡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长期存在。

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起点。城乡二元结构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之一是，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同样的经济收入，在城市生活十分艰难，而在农村却可能过得舒适。

城市是市场化的，农村却有相当部分非市场因素存在，比如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存在（如粮食、蔬菜的自给等）。总体来讲，中国进城农民工之所以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而接受很低的报酬，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劳动力的成本比城市要低。何新早就指出，农村低成本生产廉价劳动力的机制，正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秘密。

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还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一词，显然不是虚词，而是大有妙处的。通过调动村庄中的非市场因素，进行农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可能为农民增进大量非经济的福利，从而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以外，获得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好处，即获得体面和尊严上的好处。

只需要较少的经济收入，村庄中的人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较高质量包括经济上解决了温饱，人际联系稳定，生活意义明确）。村庄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生活，构成了村庄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一个根本点。因为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就使只能获得很低收入的农民工也可以完成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这种再生产机制，使中国经济具有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现代化也因此有了希望。

也因为农村生活具有意义，当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劳动力报酬较高时，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当进城农民工过多，就业竞争激烈，劳动力报酬太低时，农民工可以返回村庄依靠一亩三分地生活。中国加入WTO，出口扩大，大量农村劳动力便流入城市生产出口产品，发生世界性经济萧条，出口减少，进城务工劳动力可以返回农村。农民工自由往返城乡，就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因为劳动力灵活供给的优势，而占据有利位置。

城乡二元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因为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民的生产场所，而且是农民的生活和娱乐场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场所，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就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绝好的空间，从而为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机会。

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农民转移进入城市需要相当长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必须站在农民主体的角度考察他们从现代化中的获益状况。不过，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流思路，却与此有些差异。

当前新农村建设主流思路的两个代表人物是林毅夫和温铁军。林毅夫一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没有内需支持的经济发展，终究不可持续。林毅夫的思路是有价值的，这一思路似乎也已成为当前中央政策的主导思路。林毅夫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基本办法是发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扩大低端产品的出口。林毅夫的思路是矛盾的，因为正是中国缺少战略产业，低端制造业无利可图，而使进城农民工报酬很少，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居。如果中国一定要在发挥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就只能是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温铁军建设新农村的思路与林毅夫有很大差异。温铁军关注的是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和外在强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2亿多户小农的经济规模太小，无法应对市场风险，也不能有效抗御外来强力。曹锦清也非常认同温铁军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意见，认为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是唯一出路。此外，潘维也认为，当前中国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从而不能“劳动创造财富”，他甚至设想将农民组织起来造大城。

温铁军、曹锦清和潘维显然都是希望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增收越来越难。在农民人口极其庞大的前提下，国家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给农民以持续的收入增长，唯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抵消中间环节的剥削，才能抗御外来强力，才能“劳动创造财富”。这种组织起来思路的典型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情况下，即使农民组织起来，也缺少与其他阶层谈判能力。而农民能否组织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合作社只能在高度竞争的市场末端组织起来获取不多的利润，却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低组织收益和高组织成本，使农民合作社很难生存下来。农民数量庞大，也决定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很少。农民收入增长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要慢，似乎是一个无法愈越的难题。发展合作社以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将发展合作社作为新农村建设重点的思路，似乎有些一厢情愿。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两种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中，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难以体现出来。林毅夫试图在不对市场经济作任何反思的基础上推进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思路虽然需要国家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和制度支持，其框架却仍然是市场经济的。这两种思路都难以解决9亿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出路问题，也缺少农民本位的关照。在当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得到了好处还是利益受损，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补偿农民利益的受损，缓解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的不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才应是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所在。

四、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在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背景下，无论是务农还是外出务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也因此，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以拉动农民需求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则近乎于农村破坏了。

站在农民本位的角度，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当前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合作机制的解体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

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现金收入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又与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这种欲望得到满足。消费主义一再向人们暗示节俭是不对的，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农民却没有金钱过这种体面的生活。他们羞愧于自己的贫穷。而他们努力赚钱的机会，却因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

农民增支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农民增收不多，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却过快地市场化了。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而是消费主义文化告诉他们无钱消费是可耻的事情；不只是农民被市场化了的社会边缘化，而且是农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机制在解体，而且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际价值生产能力在降低。外在于农民的消费主义文化时时刻刻在向农民说他们的地方性知识是错误的，信仰是愚昧的，人生目标是无趣的、可笑的。消费主义文化却不能为收入很少的农民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

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与农民这个被卷进市场经济却又无法被市场经济完全容纳的庞大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冲突。消费主义文化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却收入增长缓慢的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农民群体天然具有反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动力。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农民的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在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减少。因此，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减少；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四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只投入很少的钱，就极大地增进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的质量，使农村老年人感到“心情愉快了”，“时间过得快了”，“身体好了”。农村老年人在老年人协会交往和相互诉说，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空间，从而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使中青人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从而降低了生活的贴现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

老年人协会只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建设的一个很小的项目，在我们实验区，中老年妇女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组织，如腰鼓队、健美操，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农村妇女有了生活的主体性，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温铁军总结他所主持的乡村建设经验时，也认为“文化建设，收效最高”。

毛泽东时代有人民体育、人民教育、大众文化和大众医疗的说法，如果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过程中，注重农村人民体育和大众文化的建设，虽然不能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却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可以减少农民福利的损失，增加农民整体的福利水平。

有了农民对人民体育和大众文艺的内在需要，有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中的大量资金及人力投入，虽然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文化依然会对农民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活动却可以大大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缓慢增加，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性依然存在，社会联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依然存在。农民虽然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却因有较多的文化活动而福利水平较高。

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中国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从而可以造成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情况下的城市“民工荒”状态，这无疑可以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进城农民工回得去家乡的农村，是他们的基本人权。必须让农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生活在无根的苦难的贫民窟中，从而不得不接受无限低的劳动报酬。

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以上展示出来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一种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主体，以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新农村建设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大建设并举中的两大建设的强调，是试图通过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及必然同时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但这是次一级的），来抵消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使农民可以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好处，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以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路。也就是说，侧重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是要通过建设适应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农村基础。

这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目标。新农村建设也许还可以做到更多。具体地说，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预设中，是要建设一种美国式的“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是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料及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因此是一种“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基础上的高福利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事实上不可能被全世界复制，尤其不可能为有13亿人口的中国所复制。

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侧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情况下，因此是在有9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生活方式建设，就可能不只是要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增加福利提供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因为有庞大群众的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拍起来，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将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意义。在此基础上，9亿农民实践着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可能使新农村建设战略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即转换为对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的寻找，转换为对中国传统文明伟大复兴的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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