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企业迈向文化管理新阶段

第一篇：让企业迈向文化管理新阶段

让企业迈向文化管理新阶段

目前，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已经出现从局部向系统，从自发到自觉，从表层到深层，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跨国经营、重组、并购引发的企业文化融合和跨文化管理，知识经济推动的人力资源管理备受重视。企业文化已成为企业法值得核心方略，发挥着重要职能。可以说，我国企业正开始迈向文化管理的新阶段。

企业管理正在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转变，从传统管理向文化管理升级。企业文化与科学管理的结合，特别是与企业管理各模块的相互交融，必将引发管理方式革命。而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流趋势已经显现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中外先进企业进行文化交流，建设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从而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些也逐渐成为全国企业的共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认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传承”是我们“立身”的学问，借鉴与吸收是“修身”，而创新是文化获得活力的途径；中华文化的精髓包含“天下合一”的思想、“天下为公”的思想和“进孝报恩”的思想，这与我们今天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是息息相通的，是企业文化的根本。可以说，国家富强靠经济，经济繁荣靠企业，企业兴旺靠管理，管理的关键在文化。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只有把这个“根”浇灌好，企业才会枝繁叶茂，国家才会繁荣富强。

近年来，企业文化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国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体系健全、脉络清晰，结构更加合理，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合资企业更关注本地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变化，试图通过不断调整与沟通，化解文化鸿沟，锻造“合金文化”。民营企业更重视文化在成长阶段的重要性，注重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从自发走向自觉，努力建设诚实守信的企业文化。一批新生代民营企业家对企业文化有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当然，企业文化相当长时间被认为仅仅是观念精神性的，其形态变动不定领域难以厘定，使人们对其科学性、规范性提出了种种置疑。我们要走出这一误区，就要更紧密地与管理科学结合，借助科学方法，把握规律，与战略、品牌、人力资源、营销、领导力、质量管理等各个管理模块实现无缝对接，干预组织流程、实现成功运营。

企业文化对绩效考核体系的实施、运行起到一种无形的指导、影响作用，最终要通过企业的价值评价体系、价值分配体系来发挥其功能。企业文化归根结底是为经营目标服务的。企业经营的优劣、成败，需要用绩效来检验和考核。要使绩效管理体系得到顺利实施和有效运行，必须建立一种绩效导向的文化氛围，将岗位安排、工资报酬、晋升降级作为一个组织的真正“控制手段”。使企业员工在工作中更有目的性，这样的企业才真正理解了企业文化的内涵。

曾有一些企业简单地将企业文化理解成升旗、唱歌、写标语、喊口号、办，停留在表层，对企业文化的内涵把握不够；一些企业狭隘地将企业文化视为刊物企业形象系统，对企业文化的管理属性认识不足；一些企业照抄照搬现象比较严重，千企一面，千篇一律，忽略了个性化的创造。

企业与员工的关系靠两种契约来维系，一种是劳动契约，规定双方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关系；另一种不可或缺的便是文化契约，员工以此与企业形成一种心理契约，认同企业的共同愿景和使命，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在一起，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自主管理，这就是文化管理，是管理的高级境界。人类的管理过程从经验管理开始，到近代的科学管理，再到现代的文化管理，由原始状态过渡到理性、精进的科学管理，再到以人为本的人文管理、文化管理，可以说每一步都是飞跃，尤其是文化管理，是构建人与企业、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企业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文化与企业管理和经营实践不能“两层皮”。这需要更好的用新的企业文化理论、方法来指导实践，解决各种难题，使企业管理和经营实践真正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战场”。企业价值观、精神理念植入企业原既有管理模式、管理流程，必将改变企业原有的生产、经营方式，引发组织和流程变革，迈向企业管理的新境界。

第二篇：适应新常态 迈向新阶段

适应新常态 迈向新阶段

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作了系统阐述。这一重要讲话对统一全党认识、指导今后各项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学习讲话和会议精神，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体会和认识。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表现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运行度过增速换挡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后发优势的内涵与强度、技术进步模式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

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根本原因。在追赶进程的不同阶段，后发优势的具体表现、蕴藏的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带来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应变化。根据追赶 型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起飞阶段。在制度变革或外部环境触发下，后发国家经济摆脱低水平均衡，向持续高增长转换。这一过程通常较快完成，但也有一些国家会持续较长时间。二是高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高投资、高增速，产业结构、居民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出口结构迅速优化升级。这个阶段市场需求空间大，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充分，通过购买设备和其他技术引进渠道，企业很容易组织并扩大生产;在增量扩能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大幅增加，大量剩余或闲置资源被有效利用，或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快速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高增长就是处于这一阶段。三是中高速增长阶段。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价格显着上涨，早期简单外延式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效率提高更多依靠模仿创新和行业内企业间优胜劣汰实现。四是中低速增长阶段。追赶的后期，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进一步接近，大部分后发优势已经释放。传统市场空间饱和，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很难消化企业投入成本上升带来的压力。企业开始尝试前沿创新，通过创造全新商品和技术路线、构建新商业模式等获取高额利润。

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当然，并不是所有落后国家都能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也不是所有开启追赶进程的国家都能完成整个追赶周期。在追赶的道路上，不乏“贫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沟沟坎坎。

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8，蕴藏着较大后发优势。这突出表现在：虽然新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但劳动力总量丰富、成本相对较低，人力资本提升空间较大，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物质型生产资源供应紧张，但资金、知识、管理经验均明显增加，供应链的效率和覆盖面具有较大优势;虽然市场空间有所缩小，但在基础设施、制造业更新投资、居民物质及文化消费提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制造业内部具有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的潜力，拥有通过模仿创新和应用型创新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培育本土跨国公司，走出国门寻找、发现和整合国际创新资源、提高技术水平的进程尚处于初期阶段。

后发优势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具备实现挤压式增长的条件和空间，能够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在1978—2012年的35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在不考虑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GDP上调的情况下，若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4%左右和7%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可达到7.8%，高于7%的预期目标。“十三五”期间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长速度，即可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与此同时，进入新常态后，后发优势的内涵、供给和需求条件发生变化，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等也将相应转变。从增长动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转变;从比较优势看，由主要依靠初级资源向更多依靠技术、资本、管理等高级资源转变;从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注重培育、优化经济环境转变。我国经济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变化，表明追赶进程将迈向更高阶段，既是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也是从数量扩张型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型增长阶段的转变。

新常态下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同时共存;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得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其他后发国家，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做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应当看到，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也可能出现类似日本上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增长动力就难以形成。

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一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在过去的10年间，总体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动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会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今年，我国已超越日本成为机器人采购量最大的国家。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工作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这与工业内部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增加。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积极适应新常态，努力把握新机遇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宏观经济稳定是新常态下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动力、结构和风险状况都会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要求经济工作必须有新思路、新办法。应当看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不会一帆风顺，增长动力新旧转换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经济社会风险可能集中显露和释放，这些都对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严峻挑战。如果宏观经济短期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各种经济关系就会绷紧，不仅无法为推进各项改革创造条件，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使多年来的发展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连续3年提出坚持“稳中求进”这一总基调，根本用意正在于此。新常态下，“稳”是基本前提，“进”是根本出路。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虽然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虽然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巨大。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会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是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要切实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最根本的出路还是深化改革开放。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既有利于短期发展、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切实抓好改革措施落地，加大协调力度，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真正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善与调整。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开放制造业，推广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努力提高对外投资效率，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开展先进技术合作，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迈向更高水平、更高阶段。

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是坚守底线的基本着力点。国之大计在于民。在新常态下守住底线，关键是坚持民生为本，做好兜住底线、改善机制和完善社会治理3篇大文章。就业是民生之本。在我国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解、结构矛盾较为突出的背景下，做好就业工作，要精准发力，确保就业总体稳定。同时，更好发挥市场在促进就业中的作用，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按照“公平性、流动性、可持续性”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更加重视社会大局稳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和扶贫济困工作的支持力度。更多面向特定人群和人口，实现精准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力争全国各地区各民族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第三篇：让“和”文化育人推动迈向文化自觉

让“和”文化育人推动迈向文化自觉

●文∕和平县职业技术学校缪东洋

最近，和平县中小学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频频出现亮点，从东水中心小学的爱心教育到礼士中心小学的“青蓝工程”，从上陵中学的信心教育到阳明中学的阳明文化育人等，无不彰显出和平教育的活力。它们结合和平山区的县情县况，挖掘和平县本土文化资源，结合学校的教育资源、师资力量、学生素质等情况，开发适合本校发展的教育品牌。

以前，我们学习洋思模式，全县上下都在谈论洋思模式，模仿洋思模式。很多学校尝试“先学后教，当场训练”的课堂教学，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成绩。后来，我们又学习了杜郎口“三三六”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动起来，课堂活起来。学习这些，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差距与不足。不管是洋思教学模式还是杜郎口教学模式，它们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教育教学实践的必然产物，也是它们学校在长期的教学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是教师长期教学经验的沉积。这些模式是先进的，但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同样，以前我们学习洋思、杜郎口是先进的，现在还原地踏步地“学”则显得有些落后了。

在此种形势下，我县在2010年被“逼”出了文化育人的理念。可以说，山区学校的各种文化活动十方匮乏，学生们的兴趣相对狭隘，很多学生也正是在这种枯燥的学生环境中丧失了学习兴趣。文化育人的开展，目的在于促进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学生的课外文化生活，形成浓郁的育人氛围。很多学校也充分利用这个活动，促进了许多社团建设，吸引着学生，把学生从网吧、厌学中引向校园，更多地激励着学生的信心，留给了学生更多的舞台。同样发现，有些学校开展的文化育人活动相对单调，没能将文化育人的真正内涵挖掘出来，没能达到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最终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语）。于是，我们在2012年开始又提出了“和”文化育人理念，“和”意即“和气、和睦、和谐、和平；和善、和美、和乐、和福”。它是在实践文化育人理念的多年探索中，结合和平县的本地文化特色形成的一种子理念。目前，“和”文化育人理念中衍生出客家文化育人、阳明文化育人、社团文化育人、生态文化育人等，使得各校的校园文化建设“和”而不同，趋于大同，促进和谐。

“和”文化育人理念践行的效果日趋明显。2013年1月10日，在河源市教育局召开全市中学校长会议上，黄伟平局长代表和平县教育局作防流控辍工作经验介绍，市教育局欧阳仕文局长在会上这样评价“和平县防流控辍成效在全市五县一区中最好，每万人口上线本科人数最多。因此，该县文化育人理念践行经验值得全市中小学学习和借鉴”。

经验是为了借鉴，成绩只属于过去，从洋思模式的邯郸学步，到“和”文化育人的践行，只是我们在教育路上的一小步。让“和”文化育人迈向文化自觉，这是我们要长期走下去恒久动力。

第四篇：企业文化论文——从文化建设迈向文化管理

从文化建设迈向文化管理

XXX

XX市烟草专卖局（公司）XX县局（分公司）

摘要：

我国企业文化已引入二十余年，发展迅速，但我们在探索中也陷入了一些误区。很多企业误将文化建设的大而空，使得企业文化的发展陷入了一个瓶颈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企业文化管理应运而生。它强调文化的实用性，这跟我们的初衷是一致的。我国企业开始反思，并掀起来从文化建设迈向文化管理的热潮。

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管理迈向烟草

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说过:一个没有事业理论的企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企业,而没有灵魂的企业是难以胜出的企业.所以说,企业文化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而企业的管理从最原始的人治到制度的管理,再到法律的管理,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逐步变得科学合理.但从一个企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一个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还是文化的管理.1、什么是企业文化管理

文化管理是从文化的高度来管理企业，以文化为基础，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强调团队精神和情感管理，管理的重点在于人的思想和观念[1]。从管理发展的总体趋势看，文化管理是对科学管理的新发展，是管理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必然选择，管理实践应当充分体现文化管理的基本精神。

文化具有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的巨大功能。以文化管理，能够带动员工树立与组织一致的目标，并在个人奋斗的过程中与企业目标保持步调一致，为员工营造一种积极的工作氛围、共享的价值观念和管理机制，从而产生鼓励创造的积极工作环境，进而对企业的绩效产生强大推动作用。

2、为什么要从文化建设迈向文化管理

2.1、我国企业文化发展的阶段与我们烟草行业企业文化的发展情况

2.1.1、我国企业文化发展的阶段

外国企业文化形成一般有三个阶段：刚开始遇到一个“神”一般的领导人，他以自己的理念带领企业走向成功，然后他将自己的理念变成各种制度，以便于管理逐渐壮大的企业，最后就形成了该企业独有的文化。而我国企业文化概念属于引进，发展方式与外国也大为不同，总结下来，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立一个有体系的企业的理念文化系统，包括我们的行业共同价值观、行业愿景、行业使命、行业精神、行业行为信条、行业行为准则等。全体员工在学习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取得思想上的认同，然后再对比自己工作中的行为方式，与企业的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进行统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企业文化建设。

第二个阶段是制度文化的建立。即把企业的这些理念、愿景、使命等等结合我们各项制度进行分析改进，使得规章制度与企业理念相统一。

第三个阶段是实现真正的文化管理。当这些体现企业文化的制度已经深入每个员工的内心时，大家都自觉遵守，从而实现无为而治，真正实现企业的高效管理，长久发展。

2.1.2、我们烟草行业企业文化的发展情况

自1982年烟草专卖局的成立至今，我们度过了三十年的时间，特别是2003年至2005年，烟草行业重组风云高潮迭起。2006年，经过重组“激情洗礼”之后的烟草集团“巨无霸”们面临着主要企业与所重组企业的文化整合、管理整合等诸多方面的融合问题。于是，企业文化就显得至关重要，企业文化的建设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然而，从系统建设企业文化至今，也才不到十年时间。而我们常说的企业文化建设正是企业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现在，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已经相对成熟，经过近十年的宣传与贯彻，也已深入人心。企业制度也体现了企业文化的精神，所以，烟草行业的企业文化发展正处在第二个阶段，即制度文化的建立。[7]

[2-6]

2.2、我国企业文化发展的误区

企业文化发展至今，我们却忽略了文化的自身意义，企业文化建设其本身就是不妥当的。

首先，文化并非建设出来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积淀，是企业自身所形成的。建设出来的企业文化归根结底也是“外来产品”，很难实现“文化落地”。这样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没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其次，文化建设并非终点。很多企业辛辛苦苦“建设”出来企业文化却成了摆设，不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一个不能用的企业文化，不过是一个制作精美的花瓶而已。我们的重点不应该在建设，而应在文化落实上[8]。

2.3、从文化建设迈向文化管理的原因

从文化建设迈向文化管理，就是是实现文化的管理作用。我们为什么要从企业文化建设迈向企业文化管理？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纠正以前的理解误区，让文化变得有用。文化并非建设出来的，而是企业长期发展所形成。建设出来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泛文化”，不能够深入人心。我们遍观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企业，就可以看出他们的企业文化都是一些很实在的东西。微软，你可以把床搬到办公室，很简单的一件事，员工一生都为此而自豪。麦当劳，“品质、服务、清洁、价值”，几十年如一日的要求，简单却掷地有声。而一些“泛文化”就没有这种效用。郭德纲说过：“相声如果不搞笑，那就太搞笑了”。同样，企业文化如果太文化，那就不是文化了。我们强调企业文化是为了管理，如果企业文化仅仅是建设起来作为摆设，那就是笑谈了。

第二，这是企业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文化建设只是企业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我们建设企业文化就是为了实现企业文化管理。而如今，就我国烟草行业来说，文化建设已经成熟，那么迈向文化管理也就势在必行了。

3、如何迈向文化管理

如何从文化建设迈向文化管理是萦绕在很多烟草人心中的一个问题。烟草是国家的企业，那么它的企业文化中就必然有着国家的烙印。“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消费者利益为重”，这是烟草企业文化的根本，然而就是因为这样的根本，又导致了我们的文化有时候很难融入

[9]每一个员工的心里。那么，如何真正的迈向文化管理呢？

第一，梳理出自己企业文化中与众不同的地方，然后落实。我觉得这是一条捷径，可以让员工产生强烈的认同与自豪感。比如苹果的企业文化，他们自称“偏执的创新”。每当一款新产品问世并大获成功后，他们不是去延续经典，而是推倒重来。于是，每一个苹果的员工都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与众不同的文化不仅给了他们信心与自豪感，也成为了他们努力工作的动力。还比如我们湖南烟草，从招聘到培训，比别人多经历了很多关卡，从而是我对公司有很高的认同感。

第二，统一员工与企业的价值观，摒弃 “企业泛文化”，让员工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统一起来[11-12][10]。当员工与企业价值观相统一时，企业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员工与企业也能实现同步发展。这样的企业文化才会深入人心，并且能够激励员工努力工作。而鉴于此，企业文化中应该有强调实现员工个人价值的部分。我们湖南烟草的四条员工发展通道就是这样，让员工明白自我发展的道路，而这种道路也是企业发展的道路。

第三，改变企业文化考核标准。以前企业文化考核，并没有把实用作为考核的第一要素，也就不能对企业文化落地产生很大的督促作用。采用实用的文化考核标准，企业文化也会实用起来。就如同3M集团那样，它要求企业三成的利润必须来自四年前的产品，以此来激发员工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第四，以制度来落实文化，以文化改进制度。我们应该把企业制度对照企业文化进行比较，找出不足并加以改进。然后通过这些制度，来落实企业文化，每个员工都在制度要求下去创新，从而形成创新的习惯。我们所追求的正在于此，用文化来改进制度，以制度去落实文化，最后实现文化管理。

参考文献：

[1]百度.《文化管理——百度词条》.百度百科名片

[2] 蒋世欣.《山西：从文化建设到文化管理》.《中国高速公路》.2011-11-08版

[3]王晓华.《全国企业文化年会》发言.《新浪财经》.2011-7-18.[4]周仁强.《全国企业文化年会》发言.《新浪财经》.2011-7-18

[5]邹广文.《全国企业文化年会》发言.《新浪财经》.2011-7-18

[6]同心动力.《从文化建设到文化管理----某研究所企业文化管理咨询案例》.[7]张巍峰、张云龙.《企业文化三题》.《湖南烟草》株洲市烟草专卖局（公司）成立20周年专辑.2004年10月8日

[8]同心动力.《什么是文化管理而不是文化建设》.文化管理——百度百科

[9]王克.《关于企业文化的若干问题》.《管理科学文摘》.2008年03期

[10]经理.《从文化建设向文化管理迈进》.摘自17HR.com.2009年10月23日.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区

[11]Dxb.《企业文化管理方案》.百度文库.2005-3-8

[12]吕昭胜.《从企业文化建设到构建文化型企业》.《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03期

第五篇：中国如何迈向文化强国

一

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全球意义上的强国，这体现在它们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能够强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在跨区域甚至世界范围内显示自己的影响，并且能够率先提出和实践全球性的议题。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富有创造性和远见卓识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是体现国家使命和人类福祉、历史规定性和主动创造性相统一的愿景、制度、路径和步骤的总和，是历史视野、科学头脑、实践理性、操作智慧的高度融合，也就是大国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文化实力的精髓。在阔步走向世界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庄严承诺：中国迈向世界强国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与历史上凭借工业、科技和军事优势，建立跨区域乃至全球霸权，从而获得巨额资源和财富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等强国发展道路都不相同，也与源于基督教、希腊—罗马文明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主流理念不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既突出自主的改革与创新，又强调各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既传承5000年中华文明所积淀的深刻智慧，又吸取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教训。其伟大战略意义在于，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大国的整体和平发展，可以不同于传统西方大国的发展模式，可以超越传统的不同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差异。因此，中国的大国发展之路，就需要有更坚定的文化自觉性，更强大的文化感染力，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才能为全人类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发展，决胜于文化自觉，决定于文化实力。

二

今天，当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之时，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顺应时势，提出了振奋人心的“中国梦”。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的文化自信。中国梦根植于全体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是在追求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进程中形成的，它能凝聚每一个公民的理想、智慧和创造，并且让它们充分涌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梦这一概念便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软实力。

当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远未完成。我国自2010年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没有塑造出为全世界所公认的强国形象。澳大利亚报纸曾经对我国的未来发展提出过三个疑问：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来留学？什么时候才能使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电影、听中国音乐、读中国书籍？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时，更多地选择中国品牌？这三个问题虽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发人深省。的确，当全人类面对着一系列政治、经济、生态方面的巨大挑战时，当代中国所创造的文化内容还无法在科技与创新、战争与和平、全球治理、金融危机、宗教冲突、生态平衡等全球性主题上，给本国和世界以强大的引领，还做不到为全人类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走向未来的思想制高点和人生的理想之光。而这正是我们需要为之长期奋斗的艰巨任务。

三

从建设文化强国的角度看，国家整体文化实力是一种基于核心价值观念并通过文化创造、文化生产、文化贸易、文化服务而实现的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体系。要构建这样一个复合型的动态系统，必须形成强大的共同价值观、澎湃的文化创造力、广泛的文化辐射力和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国家对整个文化体系的战略设计、总体动员和管理能力。

环顾全球、反观自身，增强我国整体文化实力还有一系列薄弱环节亟待突破。以国产电视动画片为例，已由1990年的4000多分钟猛增至2012年的22.29万分钟，然而，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精品力作却寥寥无几。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断言：“中国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有强烈的自豪感，其根源并不在于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历，而在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所拥有的悠久历史。”但遗憾的是，中华文明的丰厚遗产还远未转化成当代的文化精品。一组数据很能说明我们面临的问题：我国缺少以10种以上语言在全球发行1亿册以上的单部文学作品；缺少在全球票房超过3亿美元的电影和动画；缺少连续演出超过10年的优秀演出剧目；缺少在全球具有偶像意义的音乐、电影和演艺明星。全球具有标志性的20多个文化奖项和文化评选，如诺贝尔奖、普利策奖、艾美奖、奥斯卡奖、金球奖、普利兹克建筑奖等，我国所占的比重很少，与世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党的十八大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我以为，这正是夯实我国文化整体实力的战略重点。文化强国的重要标志是创新力，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化创新力是全球公认的文化硬通货，具有全球权威的影视、音乐、新闻、游戏、视觉艺术、工业、时尚、建筑设计等奖项，都以创新和创意作为首要标准。而激发全民的文化创造活力，必须在一个宽松自由、和谐开放、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保护知识产权的环境下才能实现，必须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基础设施和充足投入的交汇融通中才能形成，必须有工商、科

技、金融、教育、贸易等领域的制度协同创新和要素优化组合。因此，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我国必须以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机制的创新为突破口，紧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潮流，结合各地的区域发展战略，不断探索更加有利于文化创新的政策、路径和方法，进一步释放全民族文化创造力的“红利”。如此，中国迈向文化强国就会大有希望。

（作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研究”首席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