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如何认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学习连线)
如何认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学习连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与以往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有了明显区别。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变,却反映出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加明确的定位,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行探索。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此后,对于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党的认识不断深化。但是,“基础性作用”并没有明确在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两者究竟谁起主导作用,也可以理解为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虽然商品的价格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资源和要素的价格相当程度上还是由政府决定或者由政府直接控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没有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谈不上决定性作用。现在,对市场的定位从以往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凸显了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决心,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预见,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需要明确的是,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为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妥善解决以往政府存在的“越位”和“缺位”、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我们知道,虽然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是最高的,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调节宏观经济若干总量的平衡,同时在某些特殊领域(如公共物品领域)也不能起到自动调节供求平衡的作用。经济学把这种缺陷称为“市场失灵”。这就使得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成为必要。一般来说,凡是市场管得了、管得好的,就要让市场管;凡是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就应当由政府管。当前,政府在减少微观经济干预的同时,必须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发展环境,同时增强公共服务职能。这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后,事实上对政府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宏观调控能否发挥稳定经济运行、防止大起大落的积极作用,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因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无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还是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按市场规律办事。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从而既发挥好市场的作用、也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第二篇: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强调,准确定位和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正确认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指出,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就是贯彻了问题导向。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也是难以推进的。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习近平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习近平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世所罕见的巨大成就,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之所以能够大幅度提升,都同我们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我国,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以我们的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改革,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发展。
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在实践中深化学习、在学习中深化实践,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学会正确运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成为善于驾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行家里手
第三篇: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深意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深意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一词之差,不仅凸显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将有助进一步厘
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尚前名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此次全会还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不仅仅是一个提法的改变,而是强调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改变,体现了中央以更大决心和魄力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
“„基础性作用‟是要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然要扮演重要角色。而„决定性作用‟则意味着只要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领域都要交给市场,政府的作用仅仅是弥补市场失灵,不再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采访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谈到。
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看来,关键在于政府,“最重要的还是要规范政府的职能,不该管的坚决不管,该管的要坚定不移地管好、管出水平。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职能界定,两个方面更好地分工和配合,这是使经济社会发展效率不断提高、发展的代价不断减少的基本制度性保障。”
凸显市场化改革决心
从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明确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报告的提法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回顾中国的改革,市场化的前进方向一直十分明显。“然而在现实中,行政力量决定资源配置的特点比较突出,由此压抑了市场活力,严重制约了经济转型。”张燕生谈到,例如,在资源配置方面,商品市场由市场配置,但要素价格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管制,导致投资难以反映资源要素稀缺程度和真实的供求关系,成为多年来助长低成本投资扩张、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中国30多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完全归于政府主导。“事实上,正是市场化改革才形成了35年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才形成了中国经济活力和效力。”迟福林担心,过多强调政府主导作用,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
因此,在专家们看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比照过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前进了一大步。
着眼厘清政府市场界限
“„基础性‟这个表述,对市场作用界定比较模糊,尤其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定比较模糊。”迟福林向本刊记者表示,政府职能部门对市场干预过多,或者缺位、错位的情况,在经济驱动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客观上就要求在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
“现在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给政府与市场划清了界限。”在他看来,这至少包含了三方面内容:
其一,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资源要素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而非主要由政府管制;其二,消费市场需求决定投资、引导投资,防止因政府干预而导致投资消费关系扭曲,导致低效投资、无效投资和产能过剩;其三,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都需要由市场决定成败,在市场平等竞争中获得生产要素和实现优胜劣汰,政府不应当厚此薄彼,干预企业行为。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强调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市场主导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市场的有限作用。这样才能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转型。”他表示。
政府角色转变是关键
“现在,重点和难点是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实质性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迟福林建议,可以考虑从经济转型的现实需求出发,着眼于培育公平可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理顺政府市场关系。
一是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决定资源性产品价格,使资源环境成本反映到企业成本中去。这就需要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全面实行水电气梯级价格制度;建立完善的碳源-碳汇监测与调控机制,逐步扩大碳交易范围,适时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体制,全面开展排污权交易。
二是以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让市场决定利率、汇率,使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使用金融资源。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获得和使用金融资源。同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快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是以“负面清单”管理为重点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让“非禁即准”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基本原则。总结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相关经验,将“负面清单”管理在未来3~5年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开来,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四是推动竞争型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回归。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围绕做大GDP总量成为竞争主体,不可避免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市场不适当的广泛、深度干预。竞争性地方政府不改变,尽管在短期内仍然可以拉动GDP的较快增长,但会为中长期发展埋下更大的经济隐患和经济风险。
这就需要以公共服务为导向改革中央地方财税体制,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果断废除GDP导向的干部选拔机制,尽快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社会满意度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选拔机制。在这个前提下,逐步形成对地方政府规范化的制度约束,形成理顺中央地方关系的体制框架。□
第四篇:从名称认识电容的作用
从名称认识电容的作用
单片机晶振的两个电容的作用这两个电容叫晶振的负载电容,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和对地的电容,一般在几十皮发。它会影响到晶振的谐振频率和输出幅度,一般订购晶振时候供货方会问你负载电容是多少。
晶振的负载电容=[(Cd*Cg)/(Cd+Cg)]+Cic+△C式中Cd,Cg为分别接在晶振的两个脚上和对地的电容,Cic(集成电路内部电容)+△C(PCB上电容)经验值为3至5pf。
各种逻辑芯片的晶振引脚可以等效为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晶振引脚的内部通常是一个反相器, 或者是奇数个反相器串联。在晶振输出引脚 XO 和晶振输入引脚 XI 之间用一个电阻连接, 对于 CMOS 芯片通常是数 M 到数十M 欧之间.很多芯片的引脚内部已经包含了这个电阻, 引脚外部就不用接了。这个电阻是为了使反相器在振荡初始时处与线性状态, 反相器就如同一个有很大增益的放大器, 以便于起振.石英晶体也连接在晶振引脚的输入和输出之间, 等效为一个并联谐振回路, 振荡频率应该是石英晶体的并联谐振频率.晶体旁边的两个电容接地, 实际上就是电容三点式电路的分压电容, 接地点就是分压点.以接地点即分压点为参考点, 振荡引脚的输入和输出是反相的, 但从并联谐振回路即石英晶体两端来看, 形成一个正反馈以保证电路持续振荡.在芯片设计时, 这两个电容就已经形成了, 一般是两个的容量相等, 容量大小依工艺和版图而不同, 但终归是比较小, 不一定适合很宽的频率范围.外接时大约是数 PF 到数十 PF, 依频率和石英晶体的特性而定.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个电容串联的值是并联在谐振回路上的, 会影响振荡频率.当两个电容量相等时, 反馈系数是 0.5, 一般是可以满足振荡条件的, 但如果不易起振或振荡不稳定可以减小输入端对地电容量, 而增加输出端的值以提高反馈量.从名称认识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电容器在电子电路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储能元件,它具有隔断直流、连通交流、阻止低频的特性。广泛应用在耦合、隔直、旁路、滤波、调谐、能量转换和自动控制等电路中。熟悉电容器在不同电路中的名称意义,有助于我们读懂电子电路图。
1.滤波电容它接在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之间,以滤除直流电源中不需要的交流成分,使直流电平滑。一般常采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也可以在电路中同时并接其他类型的小容量电容以滤除高频交流电。
2.退耦电容并接于放大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防止由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3.旁路电容在交、直流信号的电路中,将电容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电路的某点跨接到公共电位上,为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信号成分因通过电阻产生压降衰减。
4.耦台电容在交流信号处理电路中,用于连接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者作两放大器的级间连接,用以隔断直流,让交流信号或脉冲信号通过,使前后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5.调谐电容连接在谐振电路的振荡线圈两端,起到选择振荡频率的作用。
6.衬垫电容与谐振电路主电容串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它可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变小,并能显著地提高低频端的振荡频率。适当地选定衬垫电容的容量,可以将低端频率曲线向上提升,接近于理想频率跟踪曲线。
7.补偿电容 它是与谐振电路主电容并联的辅助性电容,调整该电容能使振荡信号频率范围扩大。
8.中和电容并接在三极管放大器的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构成负反馈网络,以抑制三极管极间电容造成的自激振荡。
9.稳频电容在振荡电路中,起稳定振荡频率的作用。
10.定时电容在RC时间常数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充放电时间长短的电容。
11.加速电容接在振荡器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信号的幅度。
12.缩短电容在UHF高频头电路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器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13.克拉泼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串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对频率稳定性影响的作用。
14.锡拉电容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与电感振荡线圈两端并联的电容,起到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振荡器在高频端容易起振。
15.稳幅电容在鉴频器中,用于稳定输出信号的幅度。
16.预加重电容为了避免音频调制信号在处理过程中造成对分频量衰减和丢失,而设置的RC高频分量提升网络电容。
17.去加重电容为恢复原伴音信号,要求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重所提升的高频分量和噪声一起衰减掉,设置在RC网络中的电容。
18.移相电容用于改变交流信号相位的电容。
19.反馈电容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之间,使输出信号回输到输入端的电容。
20.降压限流电容串联在交流电回路中,利用电容对交流电的容抗特性,对交流电进行限流,从而构成分压电路。
21.逆程电容用于行扫描输出电路,并接在行输出管的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以产生高压行扫描锯齿波逆程脉冲,其耐压一般在1500V以上。
22.校正电容串接在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显像管边缘的延伸线性失真。
23.自举升压电容利用电容器的充、放电储能特性提升电路某点的电位,使该点电位达到供电端电压值的2倍。
24.消亮点电容设置在视放电路中,用于关机时消除显像管上残余亮点的电容。
25.软启动电容一般接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基极上,防止在开启电源时,过大的浪涌电流或过高的峰值电压加到开关管基极上,导致开关管损坏。
26.启动电容串接在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上,为电动机提供启动移相交流电压。在电动机正常运转后与副绕组断开。
27.运转电容与单相电动机的副绕组串联,为电动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与副绕组保持串接。
如何判断电路中晶振是否被过分驱动?
电阻RS常用来防止晶振被过分驱动。过分驱动晶振会渐渐损耗减少晶振的接触电镀,这将引起频率的上升。可用一台示波器检测OSC输出脚,如果检测一非常清晰的正弦波,且正弦波的上限值和下限值
都符合时钟输入需要,则晶振未被过分驱动;相反,如果正弦波形的波峰,波谷两端被削平,而使波形成为方形,则晶振被过分驱动。这时就需要用电阻RS来防止晶振被过分驱动。判断电阻RS值大小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联一个5k或10k的微调电阻,从0开始慢慢调高,一直到正弦波不再被削平为止。通过此办法就可以找到最接近的电阻RS值。
第五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不仅明确了未来全面改革的关键所在,更对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定调。
全会明确,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同时,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此次市场作用的表述调整为“决定性”。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一转变是此次全会的最大亮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党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明确了我国未来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同时打消了外界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
回顾35年改革开放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四大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逐步明晰。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提到22次“市场”和59次“改革”,是历届三中全会中提到“改革”二字次数最多的一次。
同时,在改革顶层设计方面,此次中央决定增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大机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认为,继上世纪80年代成立体改委之后,现在重新确立关于改革的专门机构,并建立在中央最高层,是一个信号,说明改革不止是说说而已,也是大家多年呼吁和期盼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公报中对新一轮改革还给出了时间表。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王军看来,这次提出明确的改革时间节点表明了政府改革的决心,未来市场、国企、财税、生态等方面改革都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2020年临近建党100周年,在那时完成改革任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目前只公告明确了一些领域的改革方向,下一步将逐渐公布改革具体内容,值得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