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

第一篇：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

【内容提要】被告人供述证据因其直接证据的属性以及丰富的证据线索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持，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在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仍旧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的孤立技术革新难以形成制度群的互补共生效应,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本身逻辑的严谨,技术的精巧,更需要与之配套的外部环境,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必然依赖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规则体系,讯问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建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法庭质证规则的直接言词表现,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等,使之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成一种共生效应,以此推动相关规则的落实运行。

【关键词】被告人供述 刑讯逼供 案卷笔录 举证责任倒置 共生效应

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律条文中确立已久,⑴而从司法实践的反馈来看,这一规则仍未摆脱停留纸上的命运,⑵法院系统就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也鲜见报端。⑶有学者认为两部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法律文件的颁行(即“两个规定”),“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⑷时至今日,“两个规定”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际运行状况不容乐观,⑸那么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及其相关条款在2013年之后将会呈现怎样的情况,非法供述证据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排除?对“刑讯逼供”的遏制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为框架的非法供述证据排除体系,能否通过对相关规则自身的逻辑严谨性和概念完善度的提升,而促进这一规则的实践运行状况呢?可以说一项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其本身的逻辑严谨、设计合理,更需要有着与之相配套的外部环境,只有当相关制度形成了一种互补、互助的共生效应,⑹才能从根本上赋予制度体系以生命力,使其能够走上良性循环的演化道路。本文以共生效应原理探讨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自身及其外部环境的运行机制,分析以上问题。

一、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存在现状

(一)被告人供述证据获取过程的内部冲突

被告人供述通常包含丰富的案件信息,一方面被告人是犯罪事实的亲历者,由其提供的关于犯罪事实的陈述,常常包含所有犯罪事实的构成要件,成为控诉方指控犯罪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被告人供述包含作案过程的部分甚至所有的细节信息,以犯罪过程的事实推进为主线“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在同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证据源。如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中,嫌疑人关于犯罪事实的过程陈述本身即构成了指控犯罪的直接证据,而同时其必然涉及犯罪使用工具的物证信息,往来犯罪现场路径上的足迹痕迹,犯罪预备阶段所遗留现场的唾液、烟头等证据信息,原始犯罪现场的指纹、血迹、毛发等证据信息等大量的间接证据。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重要性也加剧了其获取主体间冲突的尖锐程度:获取被告人供述的直接、唯一途径,即是犯罪嫌疑人开口之述,因此在侦查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开口了”被认为是相关案件侦查的标志性事件。尤其是在公安机关案件侦破的行政压力下,尽快的、全面的获取嫌疑人供述成为侦查阶段的重要指标:而人类本能的趋利避害决定了陷入刑事追诉程序的被告人不可能总是自动、诚实的供述相关犯罪事实,逃避责任、虚构事实往往是一种常规现象。被告人供述证据的相关主体间的矛盾冲突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屡禁不止。

(二)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重灾区

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现实层面的关注始于赵作海、余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冤案错案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实行10年之后的井喷式爆发,我国现行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受到了司法实践的严峻拷问,尤其是刑讯逼供问题,更是引发了来自社会舆论与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忧虑,⑺被告人供述证据的违法性获取成为1996《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点。在侦查实践中,突击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成为提供侦查线索、获取间接证据、实现案件侦破的核心环节,这‘案件侦办思路在佘祥林杀妻案⑻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将重大嫌疑锁定佘后,侦查人员即通过刑讯逼供获取佘的有罪供述,而后依据其“犯罪过程”的具体描述,明确了“杀人工具”、“抛尸地点”,形成了“现场勘查笔录”、“被告人作案行走路线图”。以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为剧本,编排了佘祥林杀人过程的完整证据链条,此时冤案错案的发生已经并非基于合理的人为过失,而是肇始于政府的不法行为(检察机关或警察的不法行为)。⑼正是以上“亡者归来”式的惨剧,引起了二切良知的不安和催发了改革的导火索,加之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确立、社会舆论监督制约力度的不断强化、法治国家的初步建立,刑讯逼供的严重违法性及在案件侦破过程中作用的局限性开始逐渐暴露,该系列冤假错案的集中爆发正是这一现状的体现,突破了社会容忍限度,使得非法供述证据排除问题成为1996《刑事诉讼法》实行过程中的重灾区。

(三)非法供述证据的存在现状的外部矛盾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生存现状的决定因素在于法庭质证环节的相关表现。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裁判模式,使得被告人供述的质证过程表现为相关笔录的出示与宣读。法庭审判中对于供述证据的间接、书面审理方式,给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滋生土壤,反过来刑讯逼供行为给本就缺乏稳定性的言词证据,造成了随意性的更多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公开、透明的庭审阶段成为辩护方重点发力的最后阶段,实践中“以刑讯为由的翻供策略”几乎成为一种常态,却无实际意义。司法解释确立了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而当庭推翻供述的情况下,优先采信庭前供述的规则,⑽尽管有学者分析“在公开法庭上……被告人更容易反悔当初的有罪供述,利用最后机会为自己做出辩解”,⑾但显而易见的是庭前供述的取得环境毕竟处于控诉方的有效控制下。刑讯逼供现象的普遍存在标志着非法供述证据的大规模使用,而如余祥林、杜培武类被揭露出的冤案,毕竟仍属少数,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中,通过犯罪嫌疑人客体化,从直接突破口供入手获取证据是最为简单、便捷的,刑讯行为两千多年时间里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其可以保障一定程度上的实质真实,传统的控制犯罪职能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追诉了应当被追诉的人,而并不关注以何种方式追诉”,在该意义上讲,刑讯逼供所获得的非法供述证据甚至有益于快速、准确的侦破案件,因此控制犯罪的相对准确性掩盖了人权保障功能的丧失,在佘祥林杀妻案中,如非体制内来自政法委的行政干涉,仅刑讯逼供行为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冤案的产生,因此可以说佘祥林案暴露出的仅是非法供述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冰山一角,“尊重与保障人权”功能的实现仍然有赖于制度化的更加科学、合理的非法供述证据筛选模式。

二、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存在问题的反思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就“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取规定了“刚性的程序违反惩罚机制”,通过遏制刑讯逼供、制约侦查权力,体现了吓阻警察违法的原理论;第56条第1、2款分别明确了“非法供述的法庭特别调查程序”以及“特别调查程序的启动标准问题”,第57条确立了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以及“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的规定;第58条再次重申了对于非法取得的被告供述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并规定了有利于辩护方的证明标准。以上规定构成了新《刑事诉讼法》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框架体系。其基本延续了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条文表述,但相较于德国《刑事诉讼法》、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在可操作性以及实际效果上,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立法明确非法供述证据获取方法是否必要?

通说认为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刑讯逼供”概念本身不具有明确性。这一概念并不具有明确固定的指称内容,其同正常的审讯行为之间如何辨别,对“刑讯逼供”概念内涵、外延的明确性研究成为学界的关注焦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刑讯逼供等行为的指称范围,⑿在学界,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确立获取被告人供述的禁止手段应当立法包括,“酷刑,法律禁止的威胁、引诱、欺骗,测谎仪测试、麻醉分析、心理测试等有损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违法羁押,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法。”⒀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司法解释至少应当明确包括,“使人身体产生较剧烈特通的肉刑,使人疲劳、饥渴的变相肉刑,使人意志力和判断力丧失的服用药物和催眠术,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法。”⒁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过于中庸的看法“过于限缩的解释将放任司法实践中的‘隐形’刑讯逼供行为,而过于扩大的解释则会严重影响侦查机关的正常审讯工作”。⒂以上研究出于学术严谨及规范的考虑十分必要,但就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而言实无裨益,也反映了刑讯逼供现象的理论研究视角同司法实践的认定模式间存在偏差,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相关问题:

2012年4月开始审理的谢亚龙受贿案为非法供述证据排除的分析提供了实证思路,⒃也得以窥视“两个证据规定”时代,何以非供述证据在实践中遭遇难以排除的困境。在一审庭审时谢以遭受刑讯逼供不得不编造犯罪事实为由,推翻了大部分指控。谢称:“2010年9月4日,我是戴着头套、反戴着手铐被带上火车的。坐火车的时候,办案人员就不停地打我。在之后几天的审讯中,我被办案警察灌凉水、打耳光,他们还电击我的心脏……”当法庭要求谢进一步提供刑讯逼供相关证据时,谢又称:“接受审讯时就他一个人,并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对此公诉方提供了一份谢收押辽宁省看守所时的体检报告。报告上“检查情况及结论”一栏注有谢体检时的体温、血压、脉搏等数据,并写着“神志清,查体合作,心肺正常。腹平坦,无压痛。全身无感染及外伤,四肢自如,神经系统正常。同意收押”等字样,并有谢亚龙本人签名。据此法庭认为,有办案人员和相关人员提供的多项证据、有体检报告等多项证据证实,谢前诉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依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的规定,谢已经完成了有关人员、地点等线索材料的提供义务,但法庭依然依据在没有提供“讯问全程录音录像”、没有相关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甚至无法保证口供是否真正取得于“正式讯问程序中”(如,是否因押解途中的暴力、虐待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恐惧心理而使其在收押看守所后的“正式讯问”中“自愿供述”),仅凭隶属于侦查机关的看守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就认为不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⒄于此可以看出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在“两个证据规定”时代的呈现形式,相较于立法条文的规定以及理论的关注焦点,实践运行完全呈现另一种状态,一种完全脱离理论的实践运行,在当时情形下的理论研究根本无助于相关实践问题的解决。

毋庸置疑,即使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刑讯逼供”概念的明确标准,进一步假设谢所遭受的正是典型的刑讯逼供行为,但从该案的法庭审理来看,仍然于事无补,法庭关注的焦点显然不是刑讯行为定性问题，范文《论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即使我国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详细的、严格的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取方式,清晰界定了刑讯逼供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但如何证明仍是难以把控的,如谢案中的“情况说明”是否足以达到反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行为”的内心确信,法庭开庭审判之前,犯罪嫌疑人处于漫长的未决羁押状态,在侦查机关的控制之下同外界相隔绝,信息闭塞,即使遭受了酷刑、折磨等非人道方法的审讯行为,其固定、保留证据以在庭审时成功排除非法供述证据将是十分困难的;且如上文所说辩护律师翻供策略的常态化,一方面包含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用证据证实,将会给法官造成翻供是“辩护律师的拙劣技巧”的心理暗示,加之刑讯逼供含义模糊,造成了实践中辩护方“非法供述证据排除动议”难以获得法庭认可。

依据上述案例,来自侦控方的“情况说明”将说明重点置于明显的体表损伤检查,且不论大多数的刑讯行为不会造成明显的外表损伤,如有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人体极限范围内的不让休息,即使刑讯行为造成了肢体损伤或神经系统损伤,在漫长的审前羁押中,人体自身修复机能也会使相关证据“灭失”,在看守所仍隶属侦查机关的 “侦羁体制”下,相关“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客观性也值得怀疑。

(二)证明责任倒置的实际效果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证明责任倒置给控诉方,在被告人履行了“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提供义务后,由控诉方承担不存在非法获取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即证伪刑讯逼供行为。

1.证明责任的“实际承担者”常常是被告人。实践中,自“两个规定”颁布以来,法院认定供诉方提交的被告人供述笔录“无法排除刑讯逼供可能性”而裁定排除的,多基于嫌疑人明显的身体外伤。从该角度而言,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不是因为控诉方承担的证明责任未达到相关标准,而是嫌疑人自身的“伤痕”证据证明力太过强大,以至于法官、检察官、侦查人员均不能做出“合理解释”。

法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的倒置规定,在现实中演绎得颇有讽刺意味,实际上,嫌疑人以自身的“伤痕证据”承担着证明非法取证行为存在的证明责任。

2.举证责任倒置的形式性。在现行诉讼体制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的条文表述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的相关规定,赋予控诉方的举证手段和证明要求都过于笼统,相关做法如侦查人员出庭、全程录音录像等并不具有成熟、健全的运行环境,其本身在司法实践中仍处于实验阶段,很难寄希望通过这些手段保障控诉方证明责任的实质意义。

3.“线索或材料”标准难以把握。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线索或者材料”标准因取消了“非法取证人员、时间”等的列举式规定而显得更加原则化、宽泛化。⒅⒆在此基础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8条的规定将相关标准予以细化,明确了检察院的受理程序,这一规定在操作性和人权保障方面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和内容等材料或者线索的”的提供仅仅作为一种启动标准,对于是否进行实质性审查,则语焉不详;同时,新《刑事诉讼法》中法庭的“合法性疑问”审查被取消,⒇即非法证据排除动议一旦成立将直接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进而控诉方完全承担相关证明责任。这一规定无疑是悬在控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其无法证明所提供证据的合法性,严重时将丧失成功指控的机会。在我国现有公检法三机关的独特架构体制下,公、检机关必然寻求方法抵制这一连锁反应的发生,法庭将受到来自公、检机关的强大压力而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案件侦破目的,立法规定的随意性恰好给予了这一压力得以影响诉讼的条件,使得举证责任难以真正由控诉方承担。“合法性调查程序”的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发现刑讯逼供行为、排除非法供述证据所具有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立法仅表达了对于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态度。以上对于现阶段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中存在问题的分析,仍然暴露了确立该制度对于遏制刑讯逼供、贯彻正当程序理念的乏力表现,更深层次的是反映了当前理论研究以及问题的解决思路,同社会以及制度实践发生了偏离。

三、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共生效用

共生效用是自然界以及人类群体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刑事诉讼法》是由证据制度、辩护制度等一系列基本制度构成的,每个基本制度又包含了若干具体的规则,不同的具体规则之间即构成了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共生关系,一项规则的缺失常常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甚至造成整个体系的崩溃,而一种规则的单独建立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一种现状,这也是上文谈及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制度构建,却始终原地徘徊,无法切实发挥排除相关证据、遏制刑讯逼供、净化司法环境的作用。如,证人出庭制度的有效实行需要也依赖当庭质证制度的实施,而当庭质证制度则是同有效的辩护制度想关联的。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效用发挥,同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若是忽略了共生效应的作用机制,那么无论非法供述证据规则具有如何完善的逻辑结构以及精确的概念表述,其最后都难逃停留纸上的命运。我们因循共生效用的作用机理,研究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和使用环境,以此分析探讨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何以呈现以上现状。

(一)被告人供述证据的产生环境

被告人供述证据产生于侦查阶段的讯问过程中,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讯问等强制性措施的使用,由侦查机关自行批准和决定,缺乏事前的司法审查机制,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非法言词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法庭审判阶段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救济,由此通过讯问过程的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得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畅通无阻,于是“口供”的价值和证据地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加之“口供”获取的便捷性,一同滋生了刑讯逼供现象的内在动力,而通过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在侦查阶段又转化为各种形式的侦查线索,办案机关依据该线索完成了证据的采集和固定,形成了指控犯罪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链条,同时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未实质确立的现状,带来了侦查权任意形塑供述证据的可能,如“侦查阶段对前后取得的内容相互矛盾的被告人供述笔录只移送有利于支持犯罪指控的一份作为证据,不同证人作出的指向不一致的证人证言被侦查机关有选择的采纳而后移送”,(21)由此也可理解非法供述证据为何排而不除、禁而不止。而在新《刑事诉讼法》中针对讯问环境的相关制度规定,并未得到实质纠正,如沉默权制度、辩护律师在场制度等仍未确立,单单依靠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身的逻辑搭建很难真正实现非法供述证据的有效排除。

(二)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庭运行环境

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作用阶段存在于法庭审判过程中,得益于这一阶段的公开透明以及当事人的有效参与,使得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共生效应问题在这一阶段得到了集中、全面的体现,本文选取以下几个角度对此展开分析,论述共生效应对于非法供述证据有效排除的实际意义。

1.供述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证明标准问题

2012《刑事诉讼法》第57条立法将“供述合法性调查”的证明责任置于控诉方,但随之相伴的证明标准问题,法律规定模糊,上述案例反应的司法实践也证明了,独特的司法体制造成法庭倾向于相信采纳来自公安、检察机关的证明文件,造成了实践中,相关证明标准虚置,因此研究的重点应是如何明确一个相对规范、严格的控诉方证明标准,利于法官形成合理的内心确信,如英国法院在就非法供述证据排除判例中所反映出来的英国法官关于控诉方证明标准的一个相对具体的审查角度,包括“审查有无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讯问延续时间长度,两次讯问之间间隔的时间,被告人是否得到足够休息,是否保证了嫌疑人与辩护律师接触的权利,是否存在非法羁押等”。(22)由此对刑讯逼供行为本身的审查判定只是排除非法供述证据审查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标准是依赖剥夺嫌疑人程序权利的推断,即只要侦查机关违反了关于嫌疑人程序权利的保障规定,如存在超期羁押问题、违反讯问时间规定、剥夺辩护律师会见权等即推定为非法供述证据而予以排除。

同时,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院就被告人供述证据的排除的证明标准问题存在着自由裁量权难以监控、无法得到有效救济的问题,在我国因法官个人并不具有独立的审判地位,合议庭、审委会、法院系统、司法行政机关使审判法官处于一种类似行政级别的架构之中,加之常常受到社会关系网的干扰,更造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形同虚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两个规定”颁布以来,非法证据个案排除凤毛麟角,对此急需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规制、细化,并做好自由裁量权的法律规制与监督。(23)可以说,正是“合法性调查”程序所建立的证明标准存在的诸多问题,造成了即使有着清晰明确的非法供述证据的认定,实践中也难以予以切实排除。

2.被告人供述证据的质证环境。被告人供述证据最终将呈现于公开的法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一环节是对非法供述证据的“最终审判”,也是被告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阶段。然而法庭审理中言词证据笔录的出示与宣读的书面质证模式,使得被告人供述证据除却了言词证据的本性,成为了类似物证的“哑巴证据”。法官通过审阅、研读被告人供述与同案其他证据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判定是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一法庭裁断的逻辑进路,同前述侦查人员以犯罪嫌疑人口供为突破口,并以之为线索采集固定其他证据,生成形式合理的证据链条用以指控的侦查思路相一致,因此除非侦查人员过分疏忽在证据链条的构建中出现矛盾,否则庭审对于言词证据的质证无非是案件侦破过程的重新推演。非法供述证据因此获得了在质证中生存下去的可能,反过来质证环节的无效又助推了刑讯逼供现象的滋生。

2010年《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4条“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互相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有罪。”依照较权威的观点,该规定标志着“口供补强规则在中国刑事证据法中的正式确立”。(24)明确了在排除串供、逼供、诱供可能性的基础上,完成被告人供述与源自该供述的其他证据间的印证关系。这一规定忽略了被告人供述证据与衍生自该证据源的其他证据间的天然联系,在我国现行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法庭审理模式下,被告人供述的证据源性质或将造成“印证规则”为刑讯逼供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三)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其他共生规则

1.警察出庭难以保障。(25)新《刑事诉讼法》第57条,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逻辑延伸,警察出庭作证被立法确认,然而立法在此处的规定缺乏具体实施程序规则和刚性的程序违法惩罚机制,如果侦查人员拒绝出庭不配合法庭调查,立法并未规定惩戒处理方法,侦查人员必然可出庭可不出庭,造成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面临“停留纸上”的命运。即使侦查人员出庭,法条虽规定了“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但并未规定是怎样一种说明程序,是否接受控辩双方询问?且侦查人员应以怎样的身份出庭说明情况,是作为控方证人,还是独立诉讼参与人或是“刑讯逼供”调查案的当事人?法条均未予以说明,是否仍会延续侦查机关出具“情况说明”的做法仍不到而知。对此我们认为“侦查人员及相关人员”的出庭问题,可以借鉴新《刑事诉讼法》第59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的规定,将此时的侦查人员赋予证人的身份,真正落实“非法证据”的质证问题。

2.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变异。在体制结构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仅仅通过技术革新很难摒弃根植于制度层面的陈规陋习,为遏制刑讯逼供现象而引入的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即是如此,由其所带来的改变必然只是表面的,难以触及问题根本,导致这一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变异。全程录音录像的采集者和保管者的中立性问题是决定这一制度设计发挥作用的最关键环节,而这一问题的实质仍是侦查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在现阶段,录音录像过程形成于看守所讯问期间,由侦查机关委托专人进行,难以保证中立性,不但可能出现有选择的截段录取,甚至可能出现任意的剪接和变造,因此单纯的引入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并不能保证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甚至“对真正的刑讯逼供具有一定的掩饰作用”,(26)架构有效的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必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明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制约本质,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负责录音录像的采集和保管,以此才能保证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真正可以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有利于非法供述证据的确认和排除。

3.完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在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中,看守所划归第三方中立机构、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司法审查机制、侦查公开、沉默权制度等均不具有明确的现实价值,而依据新《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37条的规定,如若能够保障侦查阶段,尤其是讯问过程中的辩护律师在场,那么相信对于保护嫌疑人免遭刑讯逼供,以及在遭受刑讯逼供后可以及时采集、固定相关证据均是很有意义的。

以上规则,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间构成了共生效用的作用关系,对被告人供述证据获取方式的证明有赖上述规则的运行成果,而上述规则的合理运行又防止了非法供述证据的获取,即使存在着非法供述也会在共生制度的作用机制下被程序剔除,由此又警示了后续的刑讯逼供行为,可以看到,相关规则所构建起来的共生体便会在一种既定的良性循环中自行演进。

四、结语

通过分析探讨:刑讯逼供现象理论研究的视角同法庭认定刑讯逼供行为的视角间的偏差,以及立法赋予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实际效果,明确非法供述证据在新刑诉时代仍将存在的排除障碍,这一障碍背后反映了非法供述证据的普遍存在是根植于现行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的,可以说体制基础即决定了其必然产生也决定了其难以有效排除,仅仅通过孤立技术创新很难触及根本,但是为解决非法供述证据的排除问题、贯彻保障人权的程序理念,坚持通过技术革新影响并推动体制改革在当前也是不无益处的,应当在此基础上注意共生效应在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作用机制,注重制度群的整体搭建,以优化配合发挥相关规则的实践效果。

第二篇：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浙江工业大学 杨燮蛟虞凯沂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如何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证据法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和分类，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然后又从三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对我国如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点建议。[关键词] 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构建 2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

非法证据是证据理论中的特有概念，《牛津法律词典》解释称“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将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还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

1内容、证据形式、手机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中队非法证据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2集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对非法证据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非法证据泛指才有违法的方法收集的一切证据材料，即收集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等都不合法。从狭义上讲，非法证据是指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取得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取得证据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有学者称之为“非法取3得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分类

对于非法证据的类型，学术界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1.收集或提供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若由上述主体作证人提供证据，将不符合法律对于收集、提供证据主体的规定，是非法证据。

2.取证程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这是一般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非法证据。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若以上述方法收集证据，将因为不具备收集程序的合法性而成为非法证据。

3.内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因其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毫无意义而为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也规定，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4.表现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列出了证据的七种表现形式，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非法证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

4一定规则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执法机 12 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何玉波：《试论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3 李学登：《证据法之基本问题》，台湾教育部出版，1982年版，第243页。4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94页。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涉及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亦或说“可采性”问题，也就是说，司法机关能否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予以采纳，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5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自从20世纪问世以来，它在世界各国得以建立，并受到本国高度重视。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指审判时不得采纳违反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非法搜查和扣押之保护性规定获得的证据。广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包括依据宪法修正案其他条款的规定排除有关证据的规则，通常包括自我归罪排除规则、宪法第六修正案排除规则、正当程序排除规则。从世界各国的规定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二是非法自白证据排除规则；三是“毒树之果”排除规则。

在我国的证据法理论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比美国的含义要广，与英国的也不同，它是一种特定的证据规则，不能泛指各种排除规则。我国大多数学者在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认为该规则包括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和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排除。非法取得实物证据的情形并不限于非法搜查和扣押，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情形也不局限于非法取得的供述，还包括秘密侦查、诱惑侦查、电子监听等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但非法搜查和扣押与非法供述是非法取证的两种主要情形。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以来人们对其一直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过分强调人权就会放纵犯罪;有人认为在实行排除规则过程中某些犯罪可能逃避处罚，但这是一个社会尊重人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应当确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目标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协调的问题。由于法文化传统、政治因素等方面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需要，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在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方面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随着时代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法制现代化、保护人权、程序公正成为司法现代化主题的背景下，两大法系之间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出现相互吸收、借鉴的趋势，各国该规则不断趋向成熟完善，显示出运行的良好态势。笔者认为，作为现代刑事证据制度重要规则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己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吸收。而一国或不同国家之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变迁，其在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折射出其背后蕴含的价值理念的变化。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

（一）“威克斯规则”的形成 1791年美国通过了《权利法案》，它只有十个修正案组成。作为一个保障个人基本人权的宪法性文件，《权利法案》在很长时间仅仅是一个宣言，人们的这些权利受到侵害后无法得到救济的，宪法第四修正案也不例外。第四修正案旨在保护人们的隐私权，它规定“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权力不容侵;除非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有罪，以宣誓或者郑重声明的形式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否则不得签发搜查证”。但是1914年的 weeksv.U.s一案改变了这一状况。

在1914年之前，美国一直受普通法的影响，认为除自白外，证据取得方法的不适当性

6与其可采性无关，“法庭不愿意仅仅由于警察不自觉所犯的错误而使罪犯逍遥法外”。另外，对采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可以通过其它途经对受侵害者以救济，如追究刑事责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95页。

大法官本杰明·卡佐多的解释。转引自[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1914年 WeekSv.U.S案首次承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案中，申诉人weeks是一个速递公司的雇员。他被指控用邮寄的方式寄送彩票，违反美国刑法第217条。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到被告人工作地点将其逮捕，后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到Weeks的住所进行搜查。Weeks没有同意开门，但警方根据邻居的指点发现WeekS家钥匙，并以此打开了被告人的家门。联邦警察进入WeekS家的房间，发现一些信件和装有彩票的信封，将其扣押。在联邦法院对被告人的审判中，控诉方提交这些被扣押的信件作为证据使用。在该案中，联邦最

7高法院裁决认为“非法搜查和扣押所获得的证据不得在联邦法庭上使用”。大法官 Mr.JustiCeDay代表最高法院写的意见中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和财物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该证据是在违背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情形下获得的，不应当在审判中被采纳。最高法院的意见还指出“如果信件、私人文件可以这样扣押、保留和用作对被指控犯罪的公民不利的证据的话，宪法第四修正案所提供的保护，即声明免受此类非

8法搜查和扣押的权力，终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见，设立该规则的最初目的是禁止和纠正警察的违法搜查、扣押的侦查行为，并使之成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合理隐私权”(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ey)的实施保障。

正是由于WeekS一案，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美国联邦各级法院在审理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由于Weeks案的重大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称为“威克斯规则”。不仅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在其后的判例法中该规则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二）非法自白排除规则的形成

虽然在1966年之前己经有了关于非法自白排除规则的判例，但是直到1966年的 Mirandav.Arizona一案，之后刁‘最终确立了非法自白排除规则。1963年3月3日凌晨，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一名电影院女服务员下班回家，在路上遇到一名陌生男子把其拖入汽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后将女孩强奸。事后，女孩描述强奸她的人的体貌是一个戴眼镜的墨西哥裔男子，二十多岁，驾驶一辆50年代早期的车子，可能是福特或者克拉斯勒，但女孩表述经常不清，自相矛盾。警方调查发现米兰达和女孩描述的强奸犯极为相似。米兰达有长期的精神不稳定和犯罪史。在警察局，警察安排女孩辨认，但女孩不能肯定就是米兰达，只是说米兰达和那晚强奸她的人很像。侦探库利和杨将其带到审讯室，告诉他已被认出，并问他是否愿意供认。两个小时后米兰达在书面供述上签字。州检察官以米兰达的供述为依据，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为米兰达指定了一名叫穆尔的辩护律师。穆尔在审判中以警方未告知米兰达获得帮助的权利为切入点，向法庭主张米兰达做的供述不具有可采性。但法官驳回了其主张，判决米兰达犯绑架罪和强奸罪，判处20一30的监禁。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也维持了原判。案件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撤销亚利桑那州的裁决，认定审前询问阶段被告人也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警察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上述潜力以厄尔·沃伦首席大法官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米兰达未被告知其享有的律师帮助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免权也就没有得到其它形式的有效保护。没有上述权利告知，其供述不可9采纳。

米兰达一案不仅推翻了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否认违反宪法第六修正案所保护的“获得律师帮助权”所收集的证据违法，还在裁决意见书中确立了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处于 7 Week v.United States,232 U.S.383(1914),转引自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查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8 Week v.United States,232 U.S.383(1914),转引自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查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Week v.United States,232 U.S.383(1914),转引自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查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任意”，避免损害他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四个方面：1.如果对一个被拘押的人审讯，在审一讯开始一前，首先应当明确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2.在告知沉默权的同时，应当向被讯问的人说其所讲的任何话可以并且的可能会在法庭上用作对其不利的证据；3.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对保障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特免权是必不可少的；4.如果被讯问人在审讯开始前表示希望获得律师的帮助，政府不得以被讯问人没有聘请律师或者请不起律师而忽视或者拒绝其请求。

根据该案中的这些措施，警察在审讯时必须作出如下宣告：“l.你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你选择回答，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会被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3.你有权在审一讯时有律师在杨；4.如果你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你指定律师。”未宣告取得的证据不被采纳。由于宣告的内容源自米兰达案，一该排除规则又称米兰达规则。

米兰达规则从宪法第五修正案“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和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权”出发，规定了获得被告人供述的程序，违反这些程序的自白就属非法，不具有证据能力。和之前由法庭裁量自白是否属于“非任意”相比，1966年的米兰达案最终确立了“取得程序违法”这样一个非法自白排除标准。因此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历史上，米兰达规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米兰达规则宣告了美国非法自白排除法则的正式确立。

（三）毒树之果理论的形成

毒树之果”理论最终确立则是1963年 wongsunv.u.s一案。1959年6月4日凌晨2点左右，旧金山联邦毒品管理局的侦探对霍姆·威监视六个星期后，将其逮捕并发现其持有毒品。霍姆·威承认前天晚上在一个叫托伊的手中买到一盎司的海洛因。托伊是一家洗衣店老板。早上6点左右，六七名联邦毒品管理局的侦探来到位于利文沃斯大街1733号托伊的洗衣店。阿尔顿·王上前敲门，托打开店门，王说自己要洗衣服，托告诉其8点才营业，要其到时再来。王亮出证件，说明自己联邦毒品管理局侦探的身份，托伊立即关门并往卧室跑。王和其他侦探将店门撞开，追至卧室将托伊逮捕，但在托伊住所没有搜查到任何毒品。托伊告诉侦探他知道住在第十一大街的约翰贩卖毒品。联邦毒品管理局的侦探们赶往约翰的住所，与侦探交谈后，约翰交出不到一盎司的海洛因。侦探将约翰和托伊带到联邦毒品管理局办公室。在办公室中约翰交待他四天前曾从托伊和华人手中购得海洛因，侦探询问托伊，托伊交代说是王森。侦探在托伊的带领下找到王森住所将其逮捕，同时侦探也没有发现王森家中藏有毒品。联邦司法官先后提审三人，在收到保证今后将其释放。在此后的几天里，联邦毒品管理局侦探又分别审讯了这三人，审讯时分别告知他们有权隐瞒那些对其不利的信息，有权向律师咨询，但是没有律师在场。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管区联邦地区法院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了此案。公诉方的主要证人是约翰，但他否认了自己前面的供述，并援引反对自证其罪的特免权免除了作证的义务。公诉方提出1.托伊被捕时在卧室所做的口头陈述;2.约翰交出的海洛因;3.审前托伊未签名的供述一记录;4.王森的类似供述一记录。被告方反对使用这些非法逮捕和搜查的“果实”最终法庭认定托伊和王森有罪。被告人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裁定撤销对托伊的有罪判决，认定托伊在卧室作的口头陈述不可采纳;王森在被释放后，自愿在联邦毒品管理局作的陈述与非法逮捕毫无关系，因而是可以采纳的。

联邦最高法院在卡斯蒂加案中认为，只有禁止使用或“派生使用”强迫所取得的证一言，刁一能使得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所提供的豁免权得以实现。这就确立了第五条修正案排除规则的“毒树之果”原则。事实上，卡斯蒂加案中所描述的禁止使用衍生证据的范围比第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原则更为严格。因为其“禁止衍生使用”是指禁止使用以强迫方式获得的证言作为一种调查导向，并且禁止只注重证人方式而获得的证言使用。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分析

（一）有利于维护宪法的尊严

现代各国的宪法，均赋予了公民广泛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而非法取证行为，无论是刑讯逼供还是非法搜查、扣押，都极易侵犯公民的权利，使其遭受精神、肉体的痛苦。非法取证从具体看，是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但从本质看，它更是一个违宪的行为。对该类行为如不予以制止，对行为产生的后果如不从法律上予以否认，则宪法的尊严将荡然无存，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将只能是一种空头的承诺。这显然与我国现行“依法治国”的理念是不相容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宪法是从正面规定了人民可以享受的各种权利，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从反面规定了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律后果，它起到了补充和执行宪法的作用。如果没有该规则，宪法规定的许多权利将无法真正落实。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14年WeeSk案的判决中就以宪法为本，明确指出：“如信件及私人文件可因此(违法)扣押，及用以充作被告不利之证据，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宣告人民免于此类搜索之规定，将毫无价值可10言。”上述判例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维护宪法的基本权利直接联系了起来。虽然排除非法证据极可能导致个别罪犯逃脱惩罚，但这只是个案的不公，与该规则保证宪法实施。

（二）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

二00四年三月十四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以根本法的形式宣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宪政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将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谓人权，简单地说，就是人基于其作为人的属性而应享有的权利或者待遇。现代法律的文明，己集中地体现为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认可与保护，尊重人权也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因此人权保障功能的有无及强弱是评价现代法律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而考察《国际人权宪章》以及各国法律，在诉讼人权保障方面，主要体现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这不仅因为作为个人，他们面对着国家的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双方力量悬殊，容易发生侵犯他们合法诉讼权利的现象，更是由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实际并不仅仅是对每个具体个人的权利的保护，而是对不特定的社会大众的保护，它能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免遭刑事司法的态意追究，保障诉讼的进程不偏离法律和正义的轨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通过侵犯公民基本人权而获取的证据排除出刑事诉讼的范围，向社会昭示了“惩罚犯罪不能通过侵犯人权的方式进行，人权只能因为保护人权本身受11到限制”的理念，体现了对侵犯人权行为的限制，对保障个人权利的张扬。

（三）有利于维护司法尊严

司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应该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表率，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应该通过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通过正当的程序来惩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人们渴望公平，社会呼唤正义，但公平、正义的取得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以公众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实现。国家追诉犯罪，目的是通过刑罚权的实现，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矫正。如果负责实施法律的侦查人员在执法时违反法律，通过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方式进行取证，而法院在审判时又通过采信非法证据的途径对上述行为的后果予以认可，那么这不但显示了法院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怂恿，是司法无能的体现，更易使公众丧失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并使判决的正当性失去基础。司法机关如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不断破坏正义的理念，其做法将直接导致自身尊严的损毁，完全背离本身追求的初衷。正是认识到此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案的审理时即明确地指出:“此种由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扣押证据之趋势，不应自法院之判决中获得承认，法院必须始终支持宪法，任何处境之人民均有权要求其维护此项基本权利。法院及其人员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之努力，不得借重牺牲第四条修正案原则之方式。苟如是行之，即等于司法机关纵非公开违抗，10法治斌:《论违法搜索扣押证据之排除》，载陈朴生主编《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年版，第257页。11锁正杰著:《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亦系肯定明显之疏忽所为之宪法禁止行为。”加拿大的“矫正委员会”也公开提出，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增进民众对司法运作的信心，避免司法程序受到污染，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应被法院采用，法院应维持“公正廉洁”、“双手纯洁”的形象。非法证据排除所体现的对司法尊严的维护价值，成为多年来该规则存立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一）对非法言词证据，应当兼采自动排除和裁量排除方式

就非法言词证据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有关案件事实的提问。可见，我国刑诉法不仅在实质上否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同时要求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协助权也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表明，我国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不能照搬美国的自动排除方式。笔者认为，从目前我国所处的法治环境来看，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以将非法言词证据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形是，如果非法言词证据在后来的办案过程中被证明是真实的证据，那么，此证据就具有可采性，由法官来自由裁量是否采用。但如果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它证据佐证，则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第二种情形是，如果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人在庭审中提出其先前的供述或陈述是不真实的，是非出于其自愿意志的，而这种不真实的证据是由于警察的非法取证而产生的，即是警察用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或在庭审中的言词证据不能证明其真伪性，且控方不能证明其合法性，则此两类证据不具可采性，应坚决被排除。关于举证责任，考虑到控辩双方的举证能力，对于控诉方提出的指控犯罪的证据，或者是在庭审中辩护方或其他人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应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证据为合法来源的责任。

（二）对非法实物证据，应当实行裁量排除

就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而言，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及属于实物证据的视听资料，一般通过搜查、扣押或录像等方式收集，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要具体案件、具体证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过对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考察，我们了解到美国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的排除一般是不限制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的，只要有违法搜查、扣押行为，由此而得的证据就予以排除，除非有法定的例外情形。但根据我国的法制状况，笔者认为还是采取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裁量排除”原则较好，规定由法庭根据取证行为的违法程序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有学者认为，非法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相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应以采信为妥。其实不然，虽然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与通过合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在外形和实质上不会有较大的差别，但它毕竟涉及到法律尊严、诉讼价值取向等问题。若一律采纳，则会鼓励侦查机关使用非法手段取得实物证据，从而使法律的相关规定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执行；若一概予以排除，则过于保护被告人而忽视被害人的权利，也势必影响刑事诉讼安全目的的实现，亦不利于惩罚犯罪。因此，笔者认为，将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交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是较为合理的。这也是实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相平衡的客观需要。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需要严格把握好排除的标准，如“重大违法”：违法收集实物证据的行为达到犯罪的行为;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 等等。

（三）对“毒树之果”，应以排除为一般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进行限制性肯定

毒树之果能不能吃，关键在于摘果的行为，也即收集后一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只要该行为合法，并且符合上述排除规则的规定，则衍生证据可以采用。作为衍生证据，“毒树之果”的线索虽然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如果绝对予以 1

212法治斌:《论违法搜索扣押证据之排除》，载陈朴生主编《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63一264页。排除，很可能会导致诉讼中必须予以排除的证据范围过大，导致定罪量刑时可以利用的证据的数量大大减少，最终影响对犯罪的追诉力度以及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不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状况。从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待“毒树之果”的问题上，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以此来兼顾控制犯罪。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1.对于直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如果一概肯定由此而取得的“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则将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这类“毒树之果”，应当否对它的证据能力;2.如果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对于打击重要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排除这些证据可能引起负效应，如非法的被告人口供及以此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与危害国家安全或重大社会利益有关，虽然其在收集程序、方法上违法，但只要该证据客观真实且具有关联性，本着利益权衡原则，并且考虑我国司法实际，应当承认这些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3.非法取证行为虽在形式上违法，但并未实际上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或侵犯其合法权益情节较轻微的，可对该非法取证行为予以改正或谴责，但采纳由此获得的证据;4.对于由“毒树之果”所得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也应承认其证据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J].《政法论坛》，1995(2).[2]何玉波.《试论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J].《现代法学》，1999(6).[3]李学登.《证据法之基本问题》[M].台湾教育部出版，1982.[4]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5]法治斌.《论违法搜索扣押证据之排除》，载陈朴生主编《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M].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263一264页.[6] 谢佳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7] 侯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8] 陈敏.《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9] 葛海军.《论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职法律硕士学位论文.[10] 曹阳.《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篇：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1

一、引言................................................................1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1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1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1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2

3、“毒树之果”的排除..............................................2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2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2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2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2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3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3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4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4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5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5

2、引发的社会问题.................................................5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5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5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6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6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7

六、结束语..............................................................7 参考文献：...............................................................8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法治理念，对之采取不同的价值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内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同规定，也在影响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如何确立。本文从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以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维护司法公正，协调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关键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立法现状

司法实践

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

一、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际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享有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证据材料。”这是狭义的非法证据，即“非法取得的证据”。广义上的非法证据，具体而言，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这四个方面存在违法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程序公正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从而保障人权的一项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这一“盾牌”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不同。然而，众所周知，事物皆有两面性，这一规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的不到应有保护的问题。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的同时做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实体公正，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其产生与发展对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崇尚个人权利至上、限制国家权力，这一观念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的思想基础。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丰富起来，政治、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发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了影响，使之不断加以调整。这一规则在地域上经历了由联邦到各州的发展过程，排除范围上则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到非法言词证据乃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而适用原则上经历了由一律强制排除到原则性排除加例外的发展过程。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体、精神强迫和引诱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体、精神强迫主要包括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对家属的关心等手段。用此种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应该被排除。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违法”供述转变。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排除虚假的、违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错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到了40年代以后，对于“自白”的定义不仅仅是是否有“任 意性”了，还包括是否有“程序性违法现象”，这一标准表明所有通过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得到的证据均应当被排除。由此，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该规则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有沉默权、律师帮助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如果警察没有遵守米兰达规则得到的任何陈述将从证据中予以排除。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此项规则在经历了确立—废除—确立—废除等一系列判例之后，在著名的迈普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确认了宪法第四修正案要求各州法院排除非法搜查或扣押所获取的书籍、报纸等证据。时至今日，这一规则所排除的实物证据范围也已经扩大到监听或使用秘密摄像机取得的音像资料，但同时又对特定的情形例如涉及国家安全的监听或窃听赋予了合法性。

3、“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指以非法获取的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朗博诉美国案中的“禁止以某种方式取得证据的实质，并非仅指该证据不得为本院所采用，而是在根本上就不得加以利用”的理论，确立了对“毒树之果”原则上予以排除，在法庭审判审判时不得采用的原则，但对以非法搜查、扣押、逮捕获得的口供为依据获得的实物证据这一类“毒果”的态度稍显谨慎，是否“食用”要根据案情判断“毒性”大小决定。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注重实体公正，而对于程序公正以保障人权则为次要目标。德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根据原西德最高法院依照基本法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可侵犯”、第二条“人人均有谋求自由发展及其人格之权利”的规定。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被告人决定和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欺诈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需用威胁的方法，并严禁许诺给予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利益。对于损害被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违反这些规定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为判决依据。

基于此，德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绝对排除的规则。此外，对于讯问前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或享有聘请律师或与律师协商权利的情形，德国最高法院认为由此取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排除。而对于违法其他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则主张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自由裁量。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德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采取利益权衡原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不能因为在取证过程中产生错误就自动排除该证据。而对于涉及侵犯人格尊严和自由所得的证据应排除，但是如果该证据用于指控重大犯罪时，则应该承认该证据的证明能力。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

德国立法上至今没有对“毒树之果”的效力作出规定，但对于特定违法手段如非法监听获得的证据及其衍生证据，只能用于指控被告人反对和平、危害外部安全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犯罪。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存在一种称之为“波及效”的理论，认为由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只要有证明力，就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

英美法系主要是判例法国家，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在这些判例的基础上形成的，大陆法系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步较晚，仍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这一规则中发挥很大作用。但随着国际上普遍对保障人权的关注，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价值也逐渐向程序正当倾斜，并逐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总而言之，两大法系对于这一规则存在相同与相异之处。

两大法系均对非法言词证据持绝对排除态度。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为了追求实体公正，并未设置证据规则，虽立法上也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但是排除范围比英美法系国家狭窄。

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除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外，大多数国家并不自动排除。例如英国，德国，日本，虽然所述法系不同，但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均使用以裁量派出为主的混合模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些国家在利益权衡的标准方面存在不同。德国重在衡量取证手段是否侵犯人的尊严与自由，而日本重在衡量取证手段是否“重大违法”。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对于非法取证的行为，尤其是对刑讯逼供的反对，可以追溯至我国古代立法中。但真正禁止刑讯逼供，应当始于清末沈家本的法律改革。由于历史原因，改革未能成功。孙中山、毛泽东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刑讯逼供，但是都未将其入法。

我国立法对这一规则的最早反映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虽然有所反映，但这项条文未明确规定法律后果，其司法实践效果可想而知。1996年3月17日，《刑事诉讼法》修改，但对于刑讯逼供的规定仍然沿用1979年《刑事诉讼法》条文，没有丝毫改动，以至于造成了赵作海没有杀人却被判死刑并入狱服刑长达8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次对非法收集证据的后果加以规定。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一条再次确认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都是一些原则性规定，未对具体程序及后果作出详细规定，因此也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2012年11月5日审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具体表现、非法证据排除的请求方法、非法证据的审查方法等也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至此，我国法律完整的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进法律，并规定了其法律后果，让这一规则有了约束力、威慑力。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这些条文的确定，让理论界与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争议大大减少，其刚性规定也将大大减少侦查过程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何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各国纷纷将其入法，这与这一规则的目的息息相关。首先，是为了刑事诉讼中证据的真实性。非法取得的证据往往存在一定的虚假性，不能真实反应案件的情况，影响案件真相的发现。尤其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胁迫、欺骗等情况下所做的供述，其虚假性就更难以被发现；其次，为了保证程序公正。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往往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而对程序公正有所忽略，我国也不例外，取证是程序问题，排除非法证据在哪很大程度上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并且刑讯逼供严重者可入刑，这一规定规范了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程序公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人权，其合法权益不能被非法侵犯。刑讯逼供很明显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排除非法证据是我国对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也就是说，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性如何，都要一律排除。这是一个刚性规定，不存在任何可自由裁量之处。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书证、物证等，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体现了我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一分为二判断的：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首先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例如勘验、检查、搜查、提取笔录或者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对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注明不详的），在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采用，否则，不得采用；其次，对于根本不会影响司法公正的瑕疵，则不需补正或作出解释。由此可见，实物证据是否影响司法公正以及补正、作出的解释是否合理，都是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因此对于实物证据的排除相对于言词证据的排除就相对宽松。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我国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可以是由法院依职权发现并启动，也可以由当事人一方提出，但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材料，被告方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发现或提出非法证据后，法院会进行庭前会议、法庭调查，在此阶段，由侦查人员负举责任。

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与侦查机关承担，这与我国“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不一致，主要是因为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控诉方跟侦查机关是强势一方，举证能力也强，诉讼中举证能力较强的一方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这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体现，其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提出的非法证据，控诉方与侦查机关自然是主张其证据合法，并加以证明，这实际上也是“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体现。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

排除非法证据，必须依靠法庭审理时予以排除，因而，审判庭尤其是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在排除实物证据时，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证明证据合法性从主观上说，就是要使法官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做到内心确信，通过证据说服法官相信其取证行为合法。但是何谓“非法实物证据”、何谓“合理的解释”何谓“内心确信”存在主观差异，在实务中容易引起争议。也就是说，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认识不一，对于不同的职业，如公安人员、律师、检察人员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因此，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界限问题直接影响到排除证据的范围，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法官在裁定是否排除某一证据时，必须有一个明确、肯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否则，很容易引起参与案件、负责不同阶段的司法人员各行其是，引起争议。

2、引发的社会问题

我国最近几年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有所侧重，体现了程序公正。但是对于社会上普通大众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是犯了“滔天大罪”、罪不可赦的人，对于这些人就一定要找出证据、为民除害。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在却要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排除掉，普通民众可能就难以理解，以至于无法接受，就会引发舆论的热潮。

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则被合理运用自然能够促进人权保护，但是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以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滥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企图保护自己，或者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明明是罪犯却拒不认罪，顽固抵抗。这种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造成了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的阶段，社会上有人把犯罪率上升归咎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这一规则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如何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把双刃剑，也是我们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

我国《最高检规则》第446条规定：“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其他证据的情形，需要进行法庭调查的，公诉人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公诉人不能当庭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第447条规定：“公诉人对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后，法庭仍有疑问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由法院对相关证据进行调 查核实。法院调查核实证据，通知检察院派员到场的，检察院可以派员到场。”

这两条规定看似确立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程序，保障了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我认为非法证据的排除不仅仅是应用上的排除，不仅仅是不作为定案的依据，更严格的说，应该无法让非法证据影响到法官的审理，排除非法证据对法官的影响。因为从人的认知角度而言，如果已经知道了某项证据的存在及内容，却要求法官在裁判时不受这些证据的影响，这是比较困难的。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比较合理：被排除的证据不得在审理事实的法官面前提出，这才能真正起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我国的法庭审理阶段还是会让法官接触到某些非法证据，从而对法官审理案件造成影响。我国还规定了庭前会议：“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是这项规定仅仅是了解情况，并没有做出任何处理规定，还是无法根本排除非法证据。对此，我国应当完善审查规则，建立庭前审查处理制度，在庭前尽量排除非法证据，保证法官不受非法证据的影响。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理应享有独立审判权，其他机关与社会团体、个人仅仅应当起到监督作用，而不是支配法院的审判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明显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首先，受到政府的压力。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的经济来源受同级人民政府支配，政府掌握法院的经济命脉，因此，法院受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在行政诉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国行政诉讼中政府败诉率极低，难道行政诉讼这样的“民告官”行为都是民众在“没事找事”吗？显然不是的。法院怎么会得罪自己的“衣食父母”呢？从这一点看来，法院受政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何让法院不受或者少受政府影响，交叉管辖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让其他地区的人民法院处理易受同级政府影响的案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其次，受到同级人大的压力。人民法院由人大产生，因而对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法院院长的任命也是由人大决定，人大对于法院审理的案件也有质询权，因此人大对于法院的审判权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受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压力。检察院对于法院审判的案件可以进行抗诉，检察院进行抗诉就会引起案件的再审甚至改判，这样不利于法院的绩效考核，而证据都是由检察机关提交给法院审理的，法院如果排除了检察院提交的证据，势必影响检察院的控告职能。为了法院的审判独立，应该检法分离，审判独立。最后，受到社会舆论跟民众的压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众的知情权得到大幅度提升，社会舆论也越来越起到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指向标的作用，网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媒体跟民众的力量大到足以改变法院的判决，例如“药家鑫案”、“邓玉娇案”，几乎都是在社会舆论的控制下法院进行的判决，这看似我国越来越注重民意，但是实际上，民众对案件的真实情况掌握到底有多少？民众对证据的掌握到底有多少？民众的法律水平到底有多高？就能随便对案件进行如此大的影响？法院才是审判机关，民众要做的是监督，不是支配，我们要相信法官的专业水平，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

现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法官是从部队转业或者其他途径转行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因而在一些专业问题方面，明显知识储备不足，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判案经验，但是从事法律这一职业不是靠经验就能做好的，需要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当然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除了绝对排除的 非法言词证据，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是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应该作为定案根据的，在这个方面，如果法官没有足够的专业法律知识，如何判断取证是否违法，如何判断侦查人员做出的解释是否合理呢？如果做不到这些方面，又如何能公正的作出判决，树立司法权威呢？因此，就要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让拥有专业知识、专业素养的优秀法律人去担任法官一职，让专业知识充实法官队伍。同时，对于现任法官，建立健全在职法官学习制度，不断补充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最后，法官也要洁身自好，把握好公正的天平，对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坚决排除，树立法律权威，保障人权。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

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是为社会服务的专业法律工作者，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律师制度是建立在保障人权基础上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关键一环，刑事辩护律师自身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刑辩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其自身的权力得不到保障，从而使辩护困难重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在日常的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辩护律师会遇到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等问题。刑法第306条设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更使律师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调查取证权时，顾虑重重，惟恐触犯该条而身陷囹圄，因此不能不在调查取证时浅尝辄止。

除了这些制度上的困扰之外，诉讼律师内心也存在一些纠结之处。对于普通民众触犯了刑法，被法院判刑之后，就会惹来媒体曝光、社会关注。辩护律师在对其进行辩解时，就会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毕竟触犯了刑法之人是罪犯，有社会危害性，例如这时，辩护律师对其进行辩护，往往的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甚至还会受到一些媒体的攻击。那么，基于这个因素，有的辩护律师就会对罪犯的辩护不是那么尽心尽力。律师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其次，律师与“公检法”三方地位严重不平等。“公检法”与律师就像是在打麻将，律师是被强拉去充数的，而且律师不准“胡”，“胡”了也不能说。这形象的说明了律师难以与“公检法”对抗。因此，要保障律师权利，首先就要提高律师地位，使控辩双方地位平等，让律师不再低“公检法”一等。在制度方面，要“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保障律师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充分证据的权利，以便及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巩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保障律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这需要国家立法支持，用法律强制力来保障律师权利。

六、结束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打击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防止冤假错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其取得的现实意义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相当于“舶来品”，我国对此项制度的立法与司法配套制度还有不足之处，应当借鉴美国等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可取之处，不断完善对于这一制度的配套措施，真正做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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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

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

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编辑本段意义

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启动暨研讨会

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执法人员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对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的最终的否定和谴责。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在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在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其无效，而想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研讨会

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存在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

编辑本段法系比较

程序不同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采取强制排除主义。而在德国的刑事司法中，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相应性原则，或称权衡理论，法官首先确定所争论的证据的取得是否违反了法治原则，如果违反了，必须排除该证据的适用。如果没有被排除，再由法官衡量各方面的因素，然后决定是否排除有关证据。这招致了强烈批评，认为这样做只会让侦查机关心存侥幸，促使侦查机关为破获大案而不择手段，因为只要能够借非法证据破获更大宗的犯罪，则取证行为的瑕疵或非法将弱化，不会导致相关证据被排除。

目的不同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证中的违法行为。德国的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着重于保护个人权利和执法需要两者之间的平衡。

方式不同

美国以案例方式确立各种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德国以德国宪法为根据，具体的规则体现在其刑事诉讼法中，案例没有法律效力。

搜查与扣押的关系不同

在美国，如果搜查是非法的，则搜查后扣押的证据就是非法证据。而德国则把搜查和扣押分开来分析，即使搜查是违法的，也不必然导致通过该搜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被排除。编辑本段适用范围

1、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包括信息）主要指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的证据，它构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这些非法证据的取得，主要发生在逮捕、搜查和扣押的过程中。

在美国，进行逮捕、搜查和扣押必须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且该理由必须在逮捕、搜查、扣押之前就已经成立，不能以逮捕或搜查中所得的证据来证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更不能以逮捕以后侦查过程中发现的证据证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除非在警察在场时犯重罪或警察虽不在场，但有合理根据相信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的情况下，必须有法官签发的逮捕证才能执行逮捕；除非搜查附属于一个合法的逮捕行为，或搜查得到当事人的同意，或有特殊情况而使进入搜查是合理的行为的情况下，必须有治安法官签发的搜查证才能进行搜查。而签发逮捕证或搜查证的程序极为严格。

逮捕并非取证行为，但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密切的关系：⑴在逮捕的同时会进行搜查，如果逮捕不合法，则搜查所得的证据要被排除；⑵如果逮捕不合法，在逮捕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了自愿的供述，这种供述也会因为是“毒树之果”而被排除；⑶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始于逮捕，包括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如果在逮捕时违反任何一项权利，都有可能导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后果。

而搜查和扣押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更为直接，任何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所侵犯的人都可以向地区法院提出动议，要求不得将在下列情况下所取得的物品当作证据使用：⑴该物品是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扣押的；⑵搜查证不符合格式要件；⑶所扣押之物品不是搜查证上所指明的物品；⑷缺乏签发搜查证所必须具备的合理根据；⑸搜查证之执行不合法。法官应当判定该动议有关的任何证据是否合理。如果该动议被批准，该扣押之物品不得在任何听审或审判中被采纳为证据。

2、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该宪法性的原则规定可分为五项独立的规则：⑴不得强迫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证，即回答法庭的询问，如果他自愿放弃这个权利，则可以作证，即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询问；⑵在刑事、民事或立法听证的案件中，任何人有权拒绝回答可能使其受到刑事追究的问题；⑶警察及其他政府机构不得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或以不合法的、超出权力的允许以获得自白或陈述；⑷进行询问的警察、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询问之前必须遵守米兰达规则，主要是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得到律师的帮助；⑸违反这些规则所取得的自白或陈述将被排除，不得用作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违法行为所作的完整的陈述，须具备下列因素：⑴供述必须是完整的承认犯罪；⑵供述必须承认犯罪和其中的重要构成；⑶供述必须能证明犯罪本身而不需要再进行推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证据。从警察的角度讲，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中得到供述对及时侦破案件和对被告人定罪是十分有利的，但这样往往可能

使警察有意无意的滥用职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宪法，如限制警察的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等。非法取得供述的方式包括强迫和引诱等。任何用强迫、引诱、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威逼，答应给予免于或从轻处罚的允许等欺骗手法得到的供述，都不能作为证据采纳，而必须在审判时加以排除。

言词证据还包括承认，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可能用作反对他自己的证据，分为陈述和行为。与供述不同的是，陈述可以是对犯罪事实的某个片段的认可。由于承认可能是以行为或下意识表示的，所以承认不像供述那样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可以不受“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限制，从而承认被排除的可能性比较小。

3、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

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主要指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的证据。该含义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的关键阶段包括：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的某些辩认的程序；⑵警察或检察官试图得到被告人有罪陈述的程序；⑶第一次出庭；⑷答辩程序；⑸法庭审判前的听审程序；⑹审判程序。在这些程序中，如果没有律师在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没有放弃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则在这些程序中所获得的有关证据将被排除。

除了前述原则中特有的例外情形，还有一些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形。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大陪审团审理

在美国联邦诉讼中还保留了大陪审团制度，其主要功能在于：⑴审查证据，以决定证据的充足程度是否达到签发起诉书的标准；⑵与起诉方合作，发现起诉材料中尚未包含的证据。由于大陪审团审理的结果并不是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所以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善意的例外

意指如果执行搜查、扣押的侦查机关本于善意相信自己执行的行为是合法的，纵然事后确认该搜查、扣押行为违法，则因此得到的证据不在排除之列，例外的可以被保留下来。

3、反驳的例外

一些非法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但可以用来反驳被告人，证明其前后陈述的矛盾，降低其可被信任的程度。

编辑本段操作程序

1、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

一般情况下，由非法证据取证过程中的受害者，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提出排除非法证据。

2、提出排除非法证据动议的时间

传统的方式是在审判期间，现在更多的则采用在法庭审理前提出动议。

3、听审结果

由法官主持听审的，由法官作出裁决；不是由后来决定案件的法官，而是由较低级的司法人员主持的，由于其无权作出裁决，而只能作出建议。

（一）宪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

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些规定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公民的权利。

但是，关于财产的规定，以“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代替的财产，使得不具操作性。因为财产是否合法应由法院裁判，在此之前，任何财产都不受侵犯；由于所有权的权能可与财产本身分离，因而侵犯具体的财产未必涉及财产的所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刑诉法第91－118条对证据取得的程序也做了较明确、细致的规定，但缺少在对有关财产进行搜查和扣押时对侦查人员的限制的规定。特别是搜查证在中国由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与大多数国家由法官签发大不相同，实际意义不大。

（三）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鉴于刑讯逼供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下发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

从上述规定看，中国似乎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没有相应的实施程序，也缺乏必要的理论研究。

编辑本段规范体系

1、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要兼顾追诉犯罪和人权保障，涉及到国家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和运用，因此它又是一个宪法问题，故应完善宪法的有关规定，特别应在《宪法》中明确：个人的人身、住宅、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有法定理由、履行法定程序，不得拘捕、搜查、扣押。

2、修改《刑事诉讼法》，借鉴美、德等国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对排除非法证据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具体应包括：⑴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删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反对自证其罪；⑵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⑶放宽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限制，讯问时应当有律师在场；⑷完善第43条，明确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包括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一概不得作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⑸明确威胁、欺骗、引诱等概念，分别合法与不合法的情形；⑹将签发逮捕证或搜查证的权力赋予法官；⑺细化一些规定，包括在何种情况下始得于夜间讯问或搜查；⑻对一些新的侦查手段，包括窃听、网络监控、利用仪器探测等，也要有所规定，明确何为合法搜查。等等。

3、出台《证据法》，明确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结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实践，确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体系。

第五篇：《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

印发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印发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法发〔2010〕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国家安全厅(局)、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总政治部保卫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监狱管理局：

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经过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近日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为了在司法实践中严格贯彻执行两个《规定》，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制定、执行两个《规定》的重要意义

两个《规定》对政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提高执法办案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对两个《规定》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暨司法体制改革专题汇报会，认真讨论了两个《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执行两个《规定》，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讲责任，确保办案质量，依法惩治犯罪、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办理的每一起刑事案件都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要从全面准确执行国家法律，贯彻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的高度，积极加强宣传工作，充分认识出台两个《规定》的重要意义。

二、认真组织开展对两个《规定》的培训

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等单位和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不同途径，采取不同方式，认真、及时地开展对两个《规定》的培训和学习工作，要精心组织相关办案人员参加专项培训，确保使每一名刑事办案人员都能够全面掌握两个《规定》的具体内容。

三、严格贯彻执行两个《规定》

两个《规定》不仅全面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细化了证明标准，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对各类证据的收集、固定、审查、判断和运用;不仅规定了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还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切实把两个《规定》贯彻好、执行好，对于进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进一步强化执法人员素质，必将发挥重要作用。各相关部门在司法实践中要严格贯彻落实两个《规定》，牢固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切实提高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确保将两个《规定》落到实处，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在贯彻执行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探索出的新经验、新做法，要认真总结，并及时报告中央主管部门。

另，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

二○一○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