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信托的源起
信托的源起
西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就有以遗嘱方式委托他人处理财产并使继承人受益的做法。到罗马帝国末期，国王奥格斯德士颁布的《罗马法》创立了一种遗产信托：在按遗嘱划分财产时，可以把遗嘱直接授予继承人，若继承人无力或无权承受时，可以按信托遗赠制度，把财产委托或转让给第三者处理。
当时的信托完全是一种无偿的民事行为，其信托财产主要是实物、土地。
在西元13世纪前，英国的教徒们常把身后留下的土地遗赠给教会，于是教会就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按当时法律规定，教会的土地是免税的。因此，英国王室征收土地税就发生了困难。
为了制止这种触犯君主利益的情况，英王亨利三世于13世纪颁布了《没收条例》。而当时英国的法官多是教徒，为了对付《没收条例》，他们参照《罗马法》的“遗产信托”制度而新创“尤斯”制度。
“尤斯”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凡要以土地贡献给教会者，不作直接的让渡，而是先赠送给第三者，并表明其赠送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然后让第三者将从土地上所取得的收益转交给教会，就叫做“替教会管理或使用土地”。
到了17世纪，“尤斯”制终于为法院所承认，而发展为信托。到19世纪逐渐形成了近代较为完善的民事信托制度。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开始从英国引进民事信托。美国一开始就把信托作为一种事业经营，用公司组织形式大范围的经营，慢慢的出现了可以把有价证券信托的保险业和金融信托业混合的金融信托公司，也就是金融信托制度。
回归到最开始的信托本义 “TRUST”来看，它的意思是“信任”和“委托”。
即基于信任机制，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而管理或处分委托的财产的行为。
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信托实际上是承认财产双重所有权（此为英美法系概念，大陆法系不承认双重所有---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而且涉及三方（甚至多方）的利益和私人（民事）法律关系（此种法律关系属私人意思自治，公权力不介入。）。
所以我国的《信托法》属于不完整的信托法（因为土地的非私有性以及宪法并没承诺
【私有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因而主要阐述金融信托，是一种投资行为，而非规避规划风险的行为。
第二篇：情绪智力的源起和发展
情绪智力的源起和发展
李晖 2008年11月12日 15:50
多年来，人们一直深信不疑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是预测个体成功的最佳指标，人们已经习惯认同这样的观点：个体的智商越高，就更容易获得成功，取得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最成功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最聪明、智商最高的人，而是一些智商水平一般的人。而且，人们在对智力的研究中发现，个体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上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智商，还依赖于其他因素。因此，人们开始相信智力的概念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理解。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心理学名词，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弥补传统智力观的不足，解释传统智力不能完全解释的个体差异。它着重强调智力行为中情绪、个人和社会的因素。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情绪智力比智商更能预测个体的成功，因此，情绪智力近年来成为广受关注的一个概念。
但情绪智力这一概念是如何源起的呢？情绪智力的产生源于“社会智力”这一概念。“社会智力”一词由Thorndike于1920年首次提出。Thorndike认为智力可以分为三个维度:机械智力、抽象智力和社会智力。他把社会智力定义为“理解和控制人的能力——明智地处理人际关系”。可见这里的社会智力包含两部分:（1）理解他人；（2）在社会情境中明智地行动。
1983年，Gardner在他的多元智力理论中加入了人际智力和内省智力。其中人际智力是指理解他人的能力，即理解他人的反应、需要、情绪和意图；内省智力是一种与之相对应的能力，它是指向内部的。Gardner的研究没有详细追踪情绪在智力中的角色，并且低估了情绪对个体在人际领域中实现生活目标的潜在意义。但是他的理论却为情绪智力理论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1990年，心理学家Mayer和Salovey首次提出“情绪智力”这一概念，它包括区分自己与他人的情绪、调节自己与他人的情绪，以及运用情绪信息引导思维的能力。他们认为，虽然情绪智力和社会智力相关，但是情绪智力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着重研究情绪的处理模式以及情感的内容。
如果说是Mayer和Salovey创造了“情绪智力”这一概念，那么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Daniel Goleman就是普及这一概念的第一人。1995年，Goleman以杜勒关于杏仁核的研究为起点，综合了一些临床的研究成果，同时注入社会智力、管理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写成《情绪智力：为什么它比智商更重要》一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认为情绪智力比传统的认知智力更能解释一个人的成功。他比照“智商”一词把“情商”的概念定义为控制情绪冲动、理解别人内在的情感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自我觉知的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社会觉知的能力和关系管理的能力。相比之下，Goleman概括的情绪智力更侧重个体的社会适应性，是一个涵盖面更广的混合模型。
2000年，由Bar-On主编的《情绪智力手册》出版，它标志着情绪智力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以美国为主的情绪智力研究同时在各领域展开，如理论建构、理论重构、量化研究、量表编制、心理正常与异常研究、应用研究（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主要体现在应用情绪智力理论培训企业员工以及学校领域的情绪智力开发与培养），并在美国成立了情绪智力研究协会，开通了专门网站，荟萃了情绪智力方面的大部分资料。同时情绪智力专业杂志创刊，有
关情绪智力的专著和量表也层出不穷。可以说，由于情绪智力广泛的应用价值，情绪智力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热门的研究领域。
第三篇：拓 展 训 练 起 源
拓 展 训 练 起 源
“拓展训练”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当时，盟军在大西洋的物资供应线屡遭德国纳粹潜艇的袭击，大部分 水手在运输船被击沉后葬身鱼腹，只有极少数人得以生还；人们惊奇的发现大多生还的往往不是年轻力壮的水手，而是那些富有经验，心理素质较强的年长者；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与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能在恶劣环境 下求得生存,靠的不是体能而是良好的心理素质；
据此德国人库尔特·汉恩提出了“拓展训练”理信念（Outward Bound）并于是1941年在英国创办了一所专门训练水兵的学校，后来逐渐延伸为军队士兵生存能力 的训练；
二战结束后，“拓展训练”也从最早的军事生存训练演变成为社会和经济领域服务的一种人本训练；
今天，“拓展训练”融汇utward Bound培训理念，围绕着领导艺术、团队建设等现代管理的中心问题，结合企业的发展 需要与参训者的人格特征，通过全方位素质培训，一方面使参训者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定位自我，实现自我超越 ；另一方面，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以全新的方式凝聚企业的向心力； 拓展训练的效果：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开始出现拓展训练。时至今天，全国已有百余所拓展训练服务机构，拓展训练在中国也逐步走向成熟。
拓展训练实际是一种“体验式学习”。心理学研究表明：听到的信息可以被记住10%；看到的信息可以被记住20%；亲身体验的信息则可以被记住80%。就像学会了游泳、驾驶之后，就算很长时间不接触，仍然不会忘记，而即使是反复背诵的公式或英文单词，只要过了一段时间不用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因此，通过在模拟环境中的亲身体验与总结，学习到的知识和观念会深深的植入心中，不容易被忘记。这也是拓展训练这类体验式学习学习效果非常显著的原因。拓展训练的形式：
拓展训练通常利用崇山峻岭、翰海大川等自然环境，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达到“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熔炼团队”的培训目的。
拓展训练的课程主要由场地、野外和水上三类课程组成。场地课程是在专门的训练场地上，利用各种训练设施，如高架绳网等，开展各种团队组合课程及攀岩、跳越等心理训练活动；野外课程包括：远足露营、攀岩速降、野外定向、户外生存、伞翼滑翔等；水上课程包括：游泳、跳水、扎筏、漂流等。
每一项的完成都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他需要团队中你我共同的努力．在我们的拓展基地，你不但可以体会到你的重要，你不但可以看到美丽的山水风光，更可以感受到团队中的温暖．
第四篇：古墓丽影源起之战台词
1、我发现了死亡之母的坟墓，落到坏人手中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古墓丽影源起之战台词
2、那将是一场历险，送死可不是什么历险。---古墓丽影源起之战台词
3、我不是什么超级英雄。---古墓丽影源起之战台词
4、这年头你必须时刻小心。---古墓丽影源起之战台词
5、劳拉，找到你的使命，劳拉，你能行的，我相信你。---古墓丽影源起之战台词
游戏中考古探秘的女主角劳拉·克劳馥更是堪比神奇女侠的经典女英雄。这也是小编内心的小小情怀。而电影立足的第九代本身是游戏系列的重启之作，因此《古墓丽影：源起之战》也是新的制作，新的故事，新的阵容。电影名里的“源起”之意，姐觉得有两种含义。如何感兴趣看看古墓丽影源起之战影评。
第五篇：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
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
冯骥才
一九六七年残冬一个刮风的夜晚，有人敲响我家的门板。对于我这种“被抄户”，敲门声总是带来不祥。但这敲门声音极轻极轻。原来是一个好朋友，他在郊区一所中学教授语文，文革以来整整半年了无音讯。我猜想他一定也是文革猛烈摧残的对象。一说果然，他刚刚被放出牛棚。在半年来牛棚生涯中，由于平时挚爱的几个弟子知道他有梦话的习惯，天天夜里轮流坐在他身边，等着他睡着一说梦话就记录下来，转天逼问他这些含糊不清的“黑话”的反动含义。为此，他从不敢睡觉，到害怕睡觉，再到奇迹般地失去了睡觉的能力。他的身体和精神就整个垮了下来！此刻他站在我面前，那感觉异常奇怪，他好像只剩下一个干枯的核儿。
那时，我和我爱人的家全被抄成了“零”。幸亏得到街道赤卫队的恩赐，给了这几平方米的小屋结婚成家。由于家庭成份问题，我们天天在文革枪筒的准星里惊恐万状。谁都知道，现实比想像更糟。所以相别半年，相对无言，一个劲儿地抽烟——那是一种改名为“战斗”牌的劣质纸烟吧！满屋冒着无声的、辣眼的团团浓烟，直抽到看不清对方。但屋顶上那些老槐树的枝桠在风中像巨兽磨牙一般嘎嘎作响。忽然他大声对我说：
“你说,将来的人会不会知道咱们这种生活？这种处境？这种灾难？如果这样下去几十年，我们都死去了，谁还能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真正的经历，那不是白白遭受了么？你说现在有没有人把这些事都写下来？当然——没人！决不会有人这么干的！这等于自取灭亡„„”
在浓烟里他瞪大眼，那双和睡眠搏斗了半年的眼珠，布满了可怕的血丝。他悲哀又绝望。
从那时，我开始悄悄地把身边所有熟知的人的故事与命运记录下来。我知道这种文字是有杀头之罪的。所以，首先我把这些人的姓名以及地名换成外国的名字，时间换成上世纪，并署上外国作家的姓名，如托马斯·曼，库普林，纪德和斯坦倍克等等。如果万一被人瞧见，就说这是以前从一些外国小说抄下来的。再有就是全写在一些很小的碎纸片上，便于藏掖。每当写就，随即埋藏。或是砖底下，或是墙缝中，或是花盆里，或是棉被间，或是一张张用浆糊粘好，外边贴一张毛主席语录或文革宣传画，挂在墙上。我挖空心思来藏匿这些大逆不道、“反动透顶“之作，但对于藏东西的人来说，愈是自己藏得巧妙和隐蔽之处，愈觉得最容易被人发现。于是，我又把这些纸块翻腾出来重新再藏。很长时间里,我是边写，边藏，边找出来重新再藏。
一次运动中，我们被集中到一座体育场内参加公判大会。会场上人们被按照自己所属的单位分开站成一排排，面对着一座临时用木杠和木板搭成的长长的台子，台上装了麦克风与高音喇叭。犯人被押上来，总共二十二人，全戴着手铐脚镣，在台上每走一步，脚下的铁镣声便通过高音喇叭“哗啦啦啦”贯满整个会场。所有人全心惊胆战。随后判决人员宣布每个人的罪状。其中一个因为悄悄写了反革命文章和日记！那天判决最轻的是二十年。大部分枪决。这个写“反革命文章”的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我回到家，看着妻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悲哀的情感。我设想自己也会像那个写反动文章而被判无期徒刑的人，想到妻子会永远地形同守寡„„这不是神经质的想像。灾难的时代充满灾难 的可能。于是我把那些纸块尽量找出来，再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浓缩到另外一些薄纸上，废掉纸块，把这些薄纸卷成卷儿，用油纸包好，拔下自行车的车鞍，塞到车管里去。可是，我刚刚感到了一点安全，又开始担心自行车丢掉。尤其那时期单位里经常发动人们互相查找“敌情线索”，我总感觉会有人扑向自行车，从车管掏出那些足以判我死罪的文字。我终于抵抗不住内心的恐惧，悄悄把车管里的纸卷儿弄出来，先将这些文字强记在脑子里，再烧掉，或在厕所里用水冲掉。此后我便改变了写作方式，一旦冲动便写下来，再一遍遍背诵，把它记住，然后将写的东西烧掉，不留下任何痕迹。我就这样一直做到文革的终止。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祸不单行。房倒屋塌，一家人从瓦砾堆爬出来之后，我立即想到的事情是清理废墟，因为我家的砾瓦墙缝之间肯定还遗留着不少纸块，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不能叫人发现，可是我又不能只埋头在自己家的废墟里翻来翻去，那样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就先去帮助左右邻居。这样干到最后，我谢绝了邻人的帮忙，一个人细心地清除那些烂砖碎瓦，居然还捡出来一包写满字的碎片。八十年代中期，当瑞典电视台得知此事，来拍摄这些做为那时代独有的极特殊的写作细节时，记者问我：
“你从这些纸片中感到了什么？” “责任。”我说。
尽管责任这两个字被当今文学厌弃。或者嫌它过于沉重，把责任视为一种苦役；或者责怪它冷淡了自我，把它视为一种非文学或者仅仅是一种职能。但是我却从这样一条危难四伏的道路上形影相吊地走了十年。我是在非文学的时代发现文学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拿着生命做抵押，绝对没有功利地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的档案。历史学者建立事件档案，文学家建立心灵档案。这是人类最崇高的文字，也是文字最崇高的含义。其它各类，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从事文学，所作小说颇多，涉及广阔，从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始自文革立志要做的事，即为一代普通的中国人记载他们的心灵历程。故而于一九八六年，开始进行这部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口述实录文学。由此至今，已近十载，收到要求被采访者信件近四千封，采访数百人；摘其所具独特性且富于深刻者撰文成书。今年是文革破产二十周年，择此吉日，终结此事。同时，又写了这篇文章，道出缘起于三十年前那段决非轻松的往事，亦推开我心中一块郁结已久的块垒。
写罢掷笔，犹然感叹不已。
1996年6月2日 天津
终结文革
„„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写于《五·一六通知》（1967）发表三十周年的深夜 决不放弃使命──《一百个人的十年》再记
冯骥才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灾难性地降临二十年，也是它破产式地结束整整十年之际，我心里沉甸甸生发出一个庄严的愿望，要为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记载它们心灵的历程。这感觉，犹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这部书的总体构想与创作本意写成《前记》，刊载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在《十月》、《文汇月刊》、《小说家》等刊物上，发表了最初采写的一批文革受难者内心的故事。尽管无以数记的读者，用激励的信件主持我的做法，要求我为它们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时，在发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里，被舆论界微妙而难解地冷淡开。于是，有人劝告我，写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国人来写。听到这话，不禁一阵深切的悲哀。
尽管“伤痕文学”运动曾经势如狂潮，但文革这个写作禁区并未彻底冲垮。过后，无形的绳索又悄悄围起起这块禁地。也许这不是绳索，是一种善意的忧虑。担心如此便会加重人们背负的重石，向前举步维艰；担心痛苦多了便不会笑；或者直说了吧——担心总是揭那疮疤，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的信心——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个荒谬无知的逻辑。由于这心理逻辑，以致在每一个粉碎“四人帮”周年纪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声。
中国决心改革，但改革是从文革中逆向走出来的；是从文革的悬崖绝壁上扭转身来，奔往人类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觉醒，并不能替代整个民族的彻底觉醒。至今牵绊改革双足的，仍有许多是深远地来自文革的结实的思缕，不管是看得见的体制上的，还是看不见却牢牢潜在人们意识里的，而一切看得见的都存根于看不见的之中。我们民族也许苦难太久太深，总是避讳言之不吉，而放弃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人类前进所必需的力量，一半来自教训。任何民族的奋发自强都需要两种清醒：清醒地面对世界和清醒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未来也清醒地面对过去，中间不能割裂；清醒必须全清楚，含糊就会全糊涂。以文学清算文革，不仅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对文革─切身的体验，切肤的痛苦，切心的焦虑，以及被这些深切的感受唤起的庄严的民族责任，只有在我们一代文革经历者身上最强烈。用它推动社会进步和逼真如实写在历史上的，也只能是我们。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来，埋藏起来，留给后人或外国人当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兰马丹涅克纳粹集中营遗址上徘徊。集中营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样完好如初地保存着。那黑黝黝的岗楼、阴惨惨的刑室、一道道冰冷冷的电网和高耸遮天的焚尸炉的烟囱，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时血腥的气息里。我注意到，那些来参观的穿着漂亮的女孩子们，个个瞪大天真的眼睛，惊讶地看着它们前辈们经历过的实实在在的一切。不用说教，历史在说话，焚尸炉熏黑的炉口和人体解剖台上暗红血迹都不会欺骗他们。当这些孩子们走出集中营，眼里并无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声不响，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历史的悲剧也能升华出一种神圣感，这情感强化人们对正义、善良、民主、和平于生命本身的爱和珍惜，对邪恶、专制、战争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唤醒每个人对人类未来命运都应具备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暖意十足的淡绿色的春光，洒在一座万人坟墓巨大的拱形石盖上。那坚硬的石面被利器凿着一行字： “我们的命运是你们的警钟。”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对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这充满作家良心的倡议里包含着子孙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诉那些荒谬的误解，它同样被淡化，被搁置，被冷处理了。当上海作家赵丽宏发现年轻的一代对仅仅结束十年的中国历史最大的悲剧一无所知，我们难道还不应该敲响这警钟吗？只有叫后人知道过去的一切，它们才会更透彻认识到现实的一切，不迷失于身边纷杂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样做，把个人的人生信念和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统一。为了这些想法，我把这部书，作为向迟早会实现的“文革博物馆”呈送的第一份普通中国人的文革档案。
原先，我设想用两年时间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工作中我发现，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项文学工程。凭我个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个最富个性、内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何其艰难！况且未必能提供出文学所需的特有而生动的细节。
因此，我要扩大采访量。用筛选的方式，不断从一批批采访者中比较出各类典型，同时以文学的眼光审视之，再一个个精选出来，才能使这一百个普通人的内心故事，对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作出尽可能雄厚充实的包容，这样，就必须从我的生命多支付时间。一个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极其有限，如果这书能如愿地实现我的写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满足了。
一位读者曾写信谴责我：“你曾经信誓旦旦，要为我们一代人写‘心灵史’，为什么有头无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气没了？还是也做买卖去了？”
读了这信，我点燃一支烟，一直抽到烧到手指头，捉笔只给了一句话： “我没权力放弃这使命！”
《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
„„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 1986年
古典文学中的鸟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晋·陶渊明《饮酒》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唐·杜甫《绝句四首》
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
唐·杜甫《春归》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唐·张志和《渔歌子》
未闻笼中鸟，飞去肯飞还。
唐·白居易《看嵩洛有感》
野性思归久，笼樊今始开。虽知主恩重，何日肯重来。
宋·司马光《放鹦鹉》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宋·欧阳修《画眉鸟》
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谁家？
宋·张炎《清平乐》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鸟儿中的理想主义 筱敏
我对笼中继续扑翼的鸟一直怀有敬意。
几乎每一只不幸被捕获的鸟，刚囚入笼中都是拼命扑翼的，它们不能接受突然转换了的现实场景，它们对天空的记忆太深，它们的扑翼是惊恐的，焦虑不安的，企图逃离厄运的，拒绝承认现实的。然而一些时日以后，它们大都安静下来，对伸进笼里来的小碗小碟中的水米，渐渐能取一种怡然的姿态享用。它们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并学会把这看成生存的常态。它们的适应能力是强的。适应能力强，这对人，对鸟，对任何生物，都是一个褒奖的词组。它们无师自通，就懂得了站在主人为它们架在笼中的假树杈上，站在笼子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在笼壁上徒劳地乱撞。就像主人所期待的那样，优雅地偏头梳理它们的羽毛，如果有同伴，就优雅地交颈而眠。更重要的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或者主人逗弄的时候，就适时适度地婉转歌唱，让人感觉到生活是如此的自由、祥和、闲适。而天空和扑翼这种与生俱来的事情，也就是多余的了。
但是一些鸟的适应能力是坏的，这大抵是鸟类中的古典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它们对生命的看法很狭义，根本不会随现实场景的转换而改变。在最初的惊恐和狂躁之后，它们明白了厄运，它们用最荏弱的姿态抗拒厄运。它们是安静的，眼睛里是极度的冷漠，对小碗小蝶里伸过来的水米漠然置之，那种神态，甚至让恩赐者感到尴尬，感到有失自尊。鸟儿的眼睛里一旦现出这样的冷漠，就不可能再期待它们的态度出现转机，无论从小笼子换到大笼子，还是把粗瓷碗换成金边瓷碗，甚至是不是再赏给它们一个快乐的伙伴，都没有用了。这一切与它们对生命的认定全不沾边儿。事实上，这时候它们连有关天空的梦也不做了，古典主义者总是悲观的绝望的，它们只求速死。命运很快就了它们的心愿。
而我一直怀有敬意的，是鸟儿中的另一种理想主义，这种鸟儿太少，但我侥幸见过一只，因为总是无端记起，次数多了，竟觉得这鸟儿的数目似乎在我感觉中也多了。我见到这只鸟儿的时候，它在笼子中已关了很久了，我无从得见它当初的惊恐和焦灼，不知它是不是现出过极度的冷漠，或者徒劳地撞击笼壁，日夜不停地用喙啄笼壁的铁枝。我见到它的时候，它正在笼子里练飞。它站在笼子底部，扑翼，以几乎垂直的路线，升到笼子顶部，撞到那里，跌下来，然后仰首，再扑翼，„„这样的飞，我从来没见过。它在笼中划满风暴的线条，虽然这些线条太短，不能延伸，但的确饱涨着风暴的激情，它还绕着笼壁飞，姿态笨拙的，屈区着，很不洒脱，很不悦目，但毕竟它是在飞。它知道怎么样利用笼内有限的气流，怎样训练自己的翅子，让它们尽可能地张开，尽可能地保持飞翔的能力。
在这样一只鸟的面前，我感觉惭愧。
一般我们很难看见鸟是怎样学飞的，那些幼鸟，那些被风暴击伤了的鸟，那些在岩隙里熬过隆冬的鸟，还有那些被囚的鸟。这是一件隐秘的事。我们只看见它们在天空中划过，自由地扑翼，桀骜地滑翔，我们只羡慕上帝为它们造就了辽阔的天空。但在看到那只囚笼中以残酷的方式练飞的鸟之后，我明白，天空的辽阔与否，是由你自己造就的，这种事情上帝根本无能为力。上帝只是说，天空和飞翔是鸟类的生命形式，而灾难和厄运也是世界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至于在灾难和厄运中你是否放弃，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成年礼》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啄露而歌
鲍尔吉·原野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雨后，桑园在许久的寂静之后，传来一句怯怯的鸟啼。” 早上，我又在雨后的桑园听到这样的啼唱。这只鸟的喉间仿佛有丰盈的水珠，或者它在练气功，津液满颊吧。我担忧的是，这样歌唱，不会呛水吗？我童年的朋友三相，曾向我炫耀含水歌唱，抿一口花茶根，唱颤音“美丽的哈瓦„„”还没等“那”，呛了。一阵咳嗽，我把他脊背噼啪一通锤打。
雨后，树叶上流漾水珠，小鸟感到树上挂满水滴的钻石，惊喜自语。也许，它有意啄一滴水漱口再唱。像我唱蒙古歌之前须饮烈酒润喉一样。
行家说，这自是鸟的唱法，叫“水音儿”。画眉、红子都会此腔，尤其邢台以南产的红子。腔名“衣滴水儿”。
我宁愿相信这样的情景：初晴，鸟儿啄头顶的一滴水，凉啊！它不禁喊出声来。如果没有污染和人类捕杀，鸟儿实在过着神的生活。
《思想起》P85，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
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
黄永玉
„„
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窗外飞进一只金丝雀。我们都以为它很快就会飞走的，它却在我们座位之间来回招呼，甚至啄食起饼屑来。
它一进来，我马上想的是：“关窗！”但没有说出口。幸好没有说出口。它对人类的信任，颇使我惭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毛病形成是很难一下改变的。
在纽约、华盛顿、哈佛校园内看到草地上的松鼠，在墨尔本看到地上散步的鹦鹉，在意大利、巴黎看到满地的鸽子，第一次，我都是不习惯的。“为什么不捉起来呢？”“捉起来”才合乎常规。
在地上看到一方木头，马上就想到：“拿回家去！”拿回去干什么，以后再打算不迟。
旧金山的鸽子和狗前几年忽然少了许多，后来发现是越南难民在吃这些东西，警察讯问他们，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外：
“它们很‘补’呀！”
我听了这个传说当年曾经觉得好笑，而且转播别人听。唉！作为一个不幸的东方大陆人，什么时候才会打心里宽容起来呢？
那只金丝雀玩了两个多钟头，后来就飞走了。我们都以为它改天会再来，一天，两天过去了，一直没有看见它。到别人家的家里去了，也许是回自己的家。
为了这只金丝雀，我心里有着隐秘的、忏悔的感觉，甚至还不只是对这只具体的小鸟。
它好像一座小小的会飞翔的忏悔台。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P19-20，三联书店1999年5月 鸟的王国
[波兰]切·米沃什 张曙光 译
沉重的松鸡高高飞起
用它的翅膀挥击着森林的天空 一只鸽子回到它空中的旷野 一只乌鸦像飞机的钢板发亮。
对于它们大地是什么？一个黑暗的湖。它被夜晚永远地吞噬着。
它们，在黑暗之上就像在黑色波浪之上，有着家园和岛屿，被光所保存。
如果它们用嘴梳理着长长的羽毛 其中的一根落下，它长时间地 漂浮着，在沉到湖底之前
刷着什么人的脸，从明亮、美丽 温暖和自由的世界带来讯息。
《切·米沃什诗选》P39-40，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小鸟
普希金 查良铮 译
在异邦，我虔诚地遵守着 祖国的古老的风俗： 在春天一个明朗的节日，一只小鸟被我放出。
我开始感到一点欣慰； 为什么对上天埋怨不休？ 至少，这是一个生灵，我能赠给它以自由！
（每年三月二十五日，俄国人按照宗教习俗，把一只鸟从笼子里放走。）《普希金抒情诗选》P488，译林出版社199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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