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龙梅等诉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推荐阅读）

第一篇：韩龙梅等诉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韩龙梅等诉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售“自助式保险卡”未尽说明义务，又未对相关事项向投保人提出询问，自行代替投保人激活保险卡形成数据电文形式的电子保险单，在保险合同生效后，保险人以电子保险单内容不准确，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主张解除保险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韩龙梅。

原告：刘娜。

原告：刘凯。

原告：刘元贞。

原告：王月兰。

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负责人：储良，该公司副总经理。

原告韩龙梅、刘娜、刘凯、刘元贞、王月兰因与被告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人保)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韩龙梅、刘娜、刘凯、刘元贞、王月兰诉称：2009年3月，刘元贞、王月兰之子，韩龙梅之夫，刘娜、刘凯之父刘继购买了被告阳光人保推出的“绚丽阳光”类型保险一份，保险金额为60 000元，保险期限为1年。同年4月20日，刘继在前往四川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身亡。五原告均为刘继的合法继承人，依法向阳光人保要求理赔时遭到阳光人保无理拒绝。请求法院判令阳光人保按约定支付保险金60 0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阳光人保辩称：刘继在交通事故中不幸死亡，我公司深表同情，对五原告是刘继继承人的事实我公司也没有异议。但是，我公司推出的涉案“绚丽阳光”类型保险采用的是“电子保单”形式订立保险合同，全部投保程序均采用数据电文，激活电子保单的过程，就是保险人对投保人进行询问和说明的过程。在投保人登录阳光人保的网站填写有关信息过程中，保险人通过网络系统的投保流程设计对保险内容依法履行了说明义务，也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询问，例如要求投保人真实陈述自己的职业，并充分提供了所有可以承保的选项(如“农夫”)供投保人选择来进行如实告知。如果刘继如实告知其职业，即“营业用货车司机”，将被系统拒绝承保。鉴于刘继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通过选择“农夫”为其职业的虚假陈述与我公司订立保险合同，我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且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而且不退还保险费。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绚丽阳光”保险卡系被告阳光人保推出的短期个人综合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中销售的，在网上激活的自助式保险卡。该保险卡正面印制的内容为：“保险责任：意外身故、伤残保障6万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障1万元；保险期限1年，保费100元，自助保险卡系列及卡号”；该卡的背面内容为：“账号、密码，激活有效期至2010年06月30日(请在此日期前激活)；投保激活方式，网络激活：登录阳光保险集团网站www.xiexiebang.com--点击„网上激活‟页面--输入账号、密码、验证码进入投保页面--填写相关投保信息--确认激活成功。电话激活：拨打阳光保险全国客户服务专线95510，选择人寿保险，坐席接听后，告知投保信息，确认激活成功”。保险卡宣传手册对该产品保障内容、投保对象、保费与份额限制、注意事项、投保规定、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索赔指引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摘录了部分保险条款。其中，“重要提示”部分第1条载明，保险卡仅供客户投保使用，非保险凭证，持卡人须在卡的有效期内按照投保流程进行投保，在获得保险单号后该卡所对应的保险责任于激活次日零时生效；“投保规定”第6条规定，投保职业只

接受一、二、三、四类人员作为被保险人，不接受四类以上职业人员作为被保险人，职业类别按照《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业分类表》确定。保险人另行提交的阳光人寿个人综合意外伤害保险条款(2008年6月中国保监会备案)第1．2条规定，本合同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凭证后开始生效；保险条款第6．1条规定，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会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本合同的条款内容，特别是责任免除条款，本公司会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该保险条款没有对参保人员的职业进行规定。保险条款和宣传手册均未记载《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业分类表》。阳光人保网站可以查阅《阳光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业分类表》，保险公司通过网页设置，在激活保险卡过程中，对包括被保险人职业在内的各种问题进行询问，并提供了可以承保的被保险人职业选项，要求投保人以填写或选择的方式进行告知。该职业分类表将营业用货车司机列为第六大类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网上激活过程中，如被保险人职业栏选择“营业用货车司机”，则会因被拒绝承保而不能激活保险卡，无法形成电子保单。

2008年12月5日，被告阳光人保与徐州民兴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民兴代理公司)签订了保险代理合同，约定由民兴代理公司代理阳光人保在徐州地区的保险销售业务，合同期限为一年。刘继为农业家庭户口，系苏CB8375解放牌货车车主，于2006年11月27日为该车办理了从事经营活动的机动车辆道路运输证，刘继的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为B类。2009年3月，刘继以100元的价格从民兴代理公司业务员宗芹手中购得“绚丽阳光”保险卡一张。阳光人保的网站系统中显示，刘继购买的保险卡已被激活，其职业为农夫，被保险人为刘继，保险责任期间自 2009年3月16日0时起至2010年3月 15日24时止，保单未指定受益人。

2009年4月20日，刘继驾驶苏 CB8375解放牌货车在四川发生交通事故。次日，刘继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继之妻韩龙梅，子女刘娜、刘凯，父亲刘元贞，母亲王月兰即本案五原告均为刘继的合法继承人。五原告向被告阳光人保提出理赔申请，2009年6月15日，阳光人保向五原告出具书面拒赔通知书，称刘继以农民职业参保，而其实际职业为“营业用货车司机”，依据“绚丽阳光”保险卡列明的拒保职业范围，作出拒赔决定。

诉讼中，五原告申请民兴代理公司业务员宗芹作为证人出庭。证人宗芹述称：本人系民兴代理公司业务员，以前不认识刘继。2009年3月本人到刘继所在村子里做保险宣传，推广“自助式保险卡”，刘继购买“绚丽阳光”保险卡并当即交纳了涉案的 100元保费。根据公司规定，推销保险时，本人作为业务员不随身携带保险卡，收取保费后交给公司，由公司内勤根据业务员对被保险人职业状况的陈述，代为激活保险卡。本人认为村子里都是农民，刘继也是农民，就没有询问其职业，以“农夫”为刘继的职业向公司汇报。几天后，才将已激活的保险卡交付刘继。

以上事实，有五原告提供的拒赔通知书、交通事故认定书、注销户口证明、尸检分析意见书、死亡证明、原告身份证明、证人证言，被告阳光人保提供的保险条款、保险卡、网上激活流程说明、查询结果、车辆行驶证、车管处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阳光人保是否履行了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义务，刘继是否违反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对于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而言，除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阳光人保自行提供的保险条款也规定：“订立本合同时，本公司会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书面询问，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可见，投保人的告知义务的范围应当以保险人询问的事项为限，对保险人未询问的事项，投保人不负告知义务。

本案中，证人宗芹出具证言称，在收取保险费时误以为刘继是农民而未询问其职业，涉案保险卡系保险代理公司根据业务员对被保险人职业状况的陈述代为激活，后又交付给刘继的内容，鉴于宗芹作为向刘继销售被告阳光人保保险业务的经办人，与阳光人保有利害关系，其出具的不利于阳光人保的证言可信度

较高，且阳光人保未能举证证明涉案保险卡由刘继自己激活，亦未能举证证明在收取保险费时对刘继的职业提出了书面询问，故可以认定阳光人保未能全面履行对保险合同条款的说明义务。阳光人保网站上可查阅被保险人的职业分类表，网上激活的过程中，被保险人职业栏如选择“营业用货车司机”，保险卡会因被拒绝承保而不能激活。但是，本案所涉保险卡系民兴代理公司内勤代为激活，激活过程中，民兴代理公司仅向其业务员宗芹而未向投保人刘继进行询问，而宗芹并未询问过刘继的职业，使得刘继没有机会就其职业状况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因此，刘继并未违反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阳光人保作为保险人认为刘继违反告知义务主张解除合同，要求免除相应的赔偿责任请求没有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因此，涉案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保险责任期间自2009年3月16日0时起至2010年3月15日 24时止。2009年4月20日，刘继因交通事故而意外死亡，已经构成保险事故，保险人应按保险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本案中，涉案保险合同没有指定受益人，原告韩龙梅、刘娜、刘凯、刘元贞、王月兰作为刘继的法定继承人，有权要求阳光人保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据此，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0日判决：

被告阳光人保赔偿原告韩龙梅、刘娜、刘凯、刘元贞、王月兰保险金60000元。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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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段天国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段天国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保险合同纠纷案

特别说明：此案例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作为典型案例刊登，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给出了指导性意见，使司法判决归于统一。

[裁判摘要]

根据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有义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出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是否履行该项告知义务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原告：段天国。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负责人：娄伟民，该分公司总经理。

原告段天国因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分公司)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段天国诉称：2008年3月24日，原告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签订了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2008年9月11日，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在龙铜线上村西段与案外人王大伟驾驶的助力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王大伟受伤的交通事故。原告要求被告全额支付保险金，遭到被告无理拒绝。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据保险合同向原告支付保险金72 825．68元。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辩称：1．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九条的约定，即使理赔，也应扣除20％的免赔率。2．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约定，对于伤者的4080．20元的医保外用药费用不应理赔。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8年3月24日，原告段天国为苏 0141557拖拉机在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期间自2008年3月25日至2009年3月24日，双方特别约定，保险车辆车主为段天玲，被保险人为段天国。涉案保险合同第六条第七项第二款约定：“驾驶人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则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第九条第一项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下列免赔率免赔„„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 20％”，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该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载明：“保险人已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段天国在投保人声明栏签字确认。

2008年9月11日，原告段天国驾驶苏0141557号拖拉机在龙铜线与案外人王大伟驾驶的二轮助力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王大伟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段天国负事故全部责任。王大伟遂向法院起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480号民事裁定书，判决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段天国另行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王大伟 111 075元，段天国、段天玲连带赔偿王大伟55 923．68元。判决生效后，段天国向人保南京分公司要求理赔被拒绝。

另查明，案外人王大伟伤后抢救医疗费2402．30元未在(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 480号案中处理，庭审中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对上述抢救费用真实性无异议。故原告段天国在该起事故中未获保险公司理赔的损失有垫付的医疗费14 500元、连带赔偿款55 923．68元、抢救医疗费2402．30元，合计72 825．98元。涉案事故发生时，段天国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B型驾照。上述事实，有保险单、投保单、医疗费票据、机动车驾驶证、生效判决书和裁定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理赔，如果应当理赔，如何确定理赔数额。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段天国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保险公司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应按照双方当事人在涉案保险合同中的约定予以赔偿。本案发生于2008年，应当适用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

关于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能否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问题。涉案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对于该条规定，原告段天国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有不同的理解。人保南京分公司认为，该条规定的含义是“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段天国认为，该条款中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并无明确具体的含义，人保南京分公司将其定义为“医疗用药的范围”无法律依据。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因此，在涉案保险合同争议条

款的涵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人保南京分公司的解释。即使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该条款的效力也应当结合保险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全面加以分析。从保险合同的性质来看，保险合同是最大的诚信合同，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决定着投保人的投保风险和投保根本利益，对于投保人是否投保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是指经过专业培训而具有从事保险资格的保险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特别注意，更重要的是要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如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否明确说明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负有证明责任，即保险人还必须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南京分公司为证明已经尽到告知义务而提供的证据是涉案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以及段天国的签名，但该段声明的内容并没有对争议条款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解释，不能证明人保南京分公司已经向段天国陈述了该条款包含“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即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涵义。因此，即使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也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此外，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具有福利性的社会保险制度。旨在通过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员患病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避免或减轻劳动者因患病、治疗等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为了控制医疗保险药品费用的支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限定了药品的使用范围。而涉案保险合同是一份商业性的保险合同，保险人收取的保费金额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投保人对于加入保险的利益期待也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如果按照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就明显降低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风险，减少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义务，限制了原告段天国的权利。人保南京分公司按照商业性保险收取保费，却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理赔，有违诚信。

综上，被告人保南京公司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段天国未投保“不计免赔附加险”，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条款已明确驾驶人在事故中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20％，人保南京分公司辩称应扣除 20％免赔部分再予理赔的意见，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应予以支持。

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判决：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给付原告段天国保险理赔款58 260．78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篇：段天国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段天国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保险合同纠纷案

特别说明：此案例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3期作为典型案例刊登，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给出了指导性意见，使司法判决归于统一。

[裁判摘要]

根据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有义务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出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是否履行该项告知义务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

原告：段天国。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负责人：娄伟民，该分公司总经理。

原告段天国因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南京分公司)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段天国诉称：2008年3月24日，原告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签订了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2008年9月11日，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在龙铜线上村西段与案外人王大伟驾驶的助力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王大伟受伤的交通事故。原告要求被告全额支付保险金，遭到被告无理拒绝。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据保险合同向原告支付保险金72 825．68元。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辩称：1．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九条的约定，即使理赔，也应扣除20％的免赔率。2．根据涉案保险合同条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约定，对于伤者的4080．20元的医保外用药费用不应理赔。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8年3月24日，原告段天国为苏 0141557拖拉机在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处投保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保险期间自2008年3月25日至2009年3月24日，双方特别约定，保险车辆车主为段天玲，被保险人为段天国。涉案保险合同第六条第七项第二款约定：“驾驶人驾驶的被保险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符的，则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第九条第一项约定：“保险人在依据本保险合同约定计算赔款的基础上，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限额内，按下列免赔率免赔„„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 20％”，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该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载明：“保险人已将投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包括责任免除部分)向本人作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上述所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同意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段天国在投保人声明栏签字确认。

2008年9月11日，原告段天国驾驶苏0141557号拖拉机在龙铜线与案外人王大伟驾驶的二轮助力车相撞，造成两车损坏、王大伟受伤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段天国负事故全部责任。王大伟遂向法院起诉，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480号民事判决书、(2009)江宁民一初字第480号民事裁定书，判决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在段天国另行投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王大伟 111 075元，段天国、段天玲连带赔偿王大伟55 923．68元。判决生效后，段天国向人保南京分公司要求理赔被拒绝。

另查明，案外人王大伟伤后抢救医疗费2402．30元未在(2009)

江宁民一初字第 480号案中处理，庭审中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对上述抢救费用真实性无异议。故原告段天国在该起事故中未获保险公司理赔的损失有垫付的医疗费14 500元、连带赔偿款55 923．68元、抢救医疗费2402．30元，合计72 825．98元。涉案事故发生时，段天国持有的机动车驾驶证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B型驾照。

上述事实，有保险单、投保单、医疗费票据、机动车驾驶证、生效判决书和裁定书、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是否应当理赔，如果应当理赔，如何确定理赔数额。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段天国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保险公司在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应按照双方当事人在涉案保险合同中的约定予以赔偿。本案发生于2008年，应当适用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

关于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能否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问题。涉案保险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对于该条规定，原告段天国与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有不同的理解。人保南京分公司认为，该条规定的含义是“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段天国认为，该条款中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并无明确具体的含义，人保南京分公司将其定义为“医疗用药的范围”无法律依据。对此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因此，在涉案保险合同争议条款的涵义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人保南京分公司的解释。

即使涉案保险合同的争议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该条款的效力也应当结合保险合同的相关法律规定全面加以分析。从保险合同的性质来看，保险合同是最大的诚信合同，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决定着投保人的投保风险和投保根本利益，对于投保人是否投保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据此，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必须向投保人就责任免除条款作明确说明，前述义务是法定义务，也是特别告知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是指经过专业培训而具有从事保险资格的保险人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特别注意，更重要的是要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如合同当事人对保险人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否明确说明发生争议，保险人应当负有证明责任，即保险人还必须提供其对有关免责条款内容做出明确解释的相关证据，否则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中，人保南京分公司为证明已经尽到告知义务而提供的证据是涉案保险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以及段天国的签名，但该段声明的内容并没有对争议条款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解释，不能证明人保南京分公司已经向段天国陈述了该条款包含“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即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涵义。因此，即使该条款可以被理解为“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也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此外，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是为补偿劳动者因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具有福利性的社会保险制度。旨在通过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建立医疗保险基金，参保人员患病就诊发生医疗费用后，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以避免或减轻劳动者因患病、治疗等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为了控制医疗保险药品费用的支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限定了药品的使用范围。而涉案保险合同是一份商

业性的保险合同，保险人收取的保费金额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投保人对于加入保险的利益期待也远远高于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如果按照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对争议条款进行解释，就明显降低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风险，减少了人保南京分公司的义务，限制了原告段天国的权利。人保南京分公司按照商业性保险收取保费，却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理赔，有违诚信。

综上，被告人保南京公司根据涉案保险合同约定“医保外用药不予理赔”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段天国未投保“不计免赔附加险”，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条款已明确驾驶人在事故中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20％，人保南京分公司辩称应扣除 20％免赔部分再予理赔的意见，符合涉案保险合同的约定，应予以支持。

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19日判决：

被告人保南京分公司给付原告段天国保险理赔款58 260．78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第四篇：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诉华隆公司等证券侵权纠纷案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诉华隆公司等证券侵

权纠纷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里东路58号。

负责人：青德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悦，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袁季雨，上海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锣锅巷证券营业部，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锣锅巷25号。

负责人：江兴杰，该营业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顾培东，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樊斌，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四川省华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领事馆路27号。

法定代表人：邓勇，该公司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陕西路证券交易营业部，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陕西路33号协信商厦6楼。

负责人：钟键，该营业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顾培东，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樊斌，四川康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保人寿)、上诉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锣锅巷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成都大鹏)为与原审被告四川省华隆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隆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陕西路证券交易营业部(以下简称重庆大鹏)证券侵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川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庆宝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刘敏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孔玲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3月22日，中保人寿派其工作人员向华在成都大鹏办理了委托、指定交易手续(上海股东编码为B880217601，深圳股东编码为79035484，资金账户为791293)，并对B880217601账户设定了密码。1999年4月1日，中保人寿撤销了B880217601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1999年7月26日，中保人寿通过转账将4000万元资金划至成都大鹏。1999年7月28日，华隆公司的B880311617(以下简称617)账户被加挂在中保人寿的791293资金账户上。1999年7月29日至1999年8月2日，成都大鹏用617账户将4000万元全部用于申购了000896国债。1999年8月10日，中保人寿申请撤销上海A股791293账户。成都大鹏将617账户予以了撤销。同日，617账户被华隆公司指定到了厦门证券有限公司成都星辉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厦门证券)。

1999年8月13日，雷少成在厦门证券办理了指定交易。1999年8月15日，华隆公司向厦门证券出具承诺书，“我公司同意将本公司证券(账户名：四川省华隆投资公司上海账号：617深圳账号：34795671)挂在雷少成的账户(上海账号：A307515423深圳账号：54441491)下作为子账户，并承诺承担一切相关民事与法律责任。该事宜特委托我公司邓勇先生代为办理”。此后，雷少成即将617账户上的000896国债全部卖掉，并将资金用于自己账户股票交易。2000年3月14日，华隆公司将雷少成账户上的代码为0682股票525520手转托管到了华厦证券马家花园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华厦证券)(席位号为205800)。从1999年至2001年，陆续三年分别从厦门证券雷少成账户和华夏证券陈道普账户转入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791293账户6137520元共三笔总计18412560元，并由中保人寿将款项转回公司。

1999年8月24日及1999年12月24日，从厦门证券雷少成账户分别转账208万元、280万元入中保人寿在成都市建一支行人南分理处账户。

1999年10月17日，中保人寿与重庆大鹏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约定：由中保人寿委托重庆大鹏对其代码为000896的国债共计71700手进行委托管理服务；中保人寿应于本协议签订之后五个工作日之内将可流通国债授权交由重庆大鹏管理；管理期限为自中保人寿将可流通证券授权并交由重庆大鹏管理之日起至2003年10月30日止；中保人寿一次性付给重庆大鹏国债收益488万元，在1999年12月31日前付清。中保人寿及重庆大鹏在该协议上盖章，重庆大鹏总经理张志勇在该协议上签字。

2002年3月，重庆大鹏向中保人寿出具承诺书：“应贵公司要求，我部原则上同意提前一年终止《国债委托管理合同》，即我部同意在2002年10月31日前卖出国债(000896)71700手，并按付款前一周(5个交易日)的平均价格结算资金，即10月24、25、28、29、30日的收盘价的平均价格结算资金，并于10月31日前将结算资金划入贵公司指定银行账户。”重庆大鹏在该承诺书上盖章。由于中保人寿未收到2002年国债利息，发现成都大鹏未曾为自己B880217601账户购买4000万元的国债，遂诉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中保人寿认为本案华隆公司未征得中保人寿同意的情况下，盗用中保人寿账户资金，构成侵权，理应返还并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第三人成都大鹏违反业务操作规则，并蒙蔽中保人寿，是导致华隆公司侵权的重要原因，理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重庆大鹏在明知中保人寿与其签订的国债委托管理协议未履行的情况下，还采用付息和出具承诺函等手段来掩盖华隆公司的侵权事实，是致使华隆公司侵权行为得以继续的原因之一，亦应对华隆公司的侵权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1．判令本案华隆公司返还人民币4000万元及相应损失；2．判令二名第三人对中保人寿的第1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华隆公司及两第三人共同承担。

另查明，张志勇于2001年2月23日被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免去重庆大鹏总经理职务。于2002年1月被重庆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重庆市看守所。

再，6137520元是9000万元一年的国债利息。

在审理期间，原审法院依据中保人寿的申请，对中保人寿、成都大鹏在成都大鹏的开户及相关交易资料予以了证据保全。

原审法院依据成都大鹏的申请，依职权调取了以下证据：1．上海证券交易厅信息中心的查询结果反馈函；2．厦门证券股民雷少成指定交易协议书；华隆公司承诺书；厦门证券资金专用取款凭条；委托书；转托管申请表；3．原审法院对张志勇的讯问笔录；4．原审法院对向华的询问笔录。经原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质证，中保人寿对原审法院收集调查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对张志勇的讯问笔录是一份传来证据，属间接证据。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1．华隆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2．成都大鹏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3．重庆大鹏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

华隆公司在没有中保人寿任何委托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动用中保人寿的国债，致使中保人寿的资金无法收回，其行为已对中保人寿构成了侵权，理应对中保人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999年3月22日，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开户，并与成都大鹏签订指定协议书(B880217601账户)的行为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属有效行为。同年4月1日，中保人寿从成都大鹏撤销其上海股票指定交易的行为亦属有效。对第三人成都大鹏向该院提交的1999年3月22日中保人寿与成都大鹏所签的指定交易协议书(617账户)，上面的甲方证券账户由A79035484改为了617。对该份证据中保人寿不予认可。由于该证据一直由成都大鹏所持有，而成都大鹏不能向该院解释该份证据中添加字迹的原因，故对该份证据该院不予采信。至于1999年7月28日的(资金、交易账户)增加、修改密码申请书，成都大鹏认为该申请书由于上面的“资金”、“修改密码”等字样被划掉，系中保人寿用于加挂账户，是一份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但中保人寿否认该申请书上加挂617账户的笔迹系中保人寿方经办人向华所写；且认为划掉“资金”、“修改密码”系第三人成都大鹏单方所为。该院认为，该证据所用表格系(资金、交易账户)增加、修改密码申请书。证据中“资金”及“修改密码”等字被划掉，第三人成都大鹏主张证明是中保人寿申请在其资金账户下加挂子账户。这一主张成立的前提是第三人成都大鹏应证明涂改系双方共同进行或在加盖中保人寿公章前所为，而成都大鹏未能提出证据证明，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加挂华隆公司账户系其根据中保人寿的申请进行。中保人寿方否认表格内的内容系其经办人向华书写，但并未否认申请书上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因此该份证据除涂改部分外，其余内容该院予以采信。因中保人寿未申请该院对该份证据笔迹鉴定，且申请书上加盖了中保人寿方的公章，中保人寿辩称该证据系其用于修改密码，且上面字迹为成都大鹏所为的证据不足，此申请书应视为中保人寿的行为。

对1999年8月10日的撤销指定交易申请书，因第三人成都大鹏提交的申请书(存根联)上的791293后添加有华隆公司账户“617”的字样，与中保人寿向该院提交的该份证据(客户联)不一致，且中保人寿方经办人员向华向该院陈述该笔迹不是其所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的规定，由于第三人成都大鹏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在1999年8月10日的申请书上的添加字迹系中保人寿所为，故该院据此认定该份撤销指定交易书上的添加笔迹系第三人成都大鹏所为，不是中保人寿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人成都大鹏擅自在中保人寿方的申请书上添加字迹，致使中保人寿的股票被华隆公司转走，从而对其失去了控制，其违规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中保人寿方资金的不安全性。故成都大鹏应对中保人寿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于中保人寿已收取9000万元的1999年至2001年三年的国债利息共计18412560元，其中已包含本案4000万元的利息，故本案利息的起算日应从2002年1月1日开始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一年期流动资金存款利率计算。

由于中保人寿在本案中亦未尽到其充分的注意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中保人寿亦应对造成的损失承担10％的责任。中保人寿已收取的488万元收益中4000万元的相应部分即2168888．89元应充抵本金。

重庆大鹏在自己没有收到中保人寿方的国债的情况下，与中保人寿签订虚假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并向中保人寿承诺偿还其国债及利息。重庆大鹏辩称该行为系张志勇的个人行为，且该份协议书与承诺书均系张志勇伪造，但对协议书及承诺书上重庆大鹏的公章不予否认。该院认为，由于重庆大鹏与中保人寿方签订协议书时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的国债早已被华隆公司指定到了厦门证券并被变卖，中保人寿根本没有将协议书中所约定的000896国债实际交付给重庆大鹏，且488万元收益也并非重庆大鹏直接支付。故该份协议书应认定为并未实际履行。由于第三人并未申请该院对协议书的真实性作出鉴定，故第三人重庆大鹏认为该份协议书系伪造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2002年3月重庆大鹏向中保人寿出具的承诺书，该院认为，重庆大鹏在出具该承诺书时中保人寿的资金早已被华隆公司所占用，故该承诺书与中保人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重庆大鹏对中保人寿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至于重庆大鹏与中保人寿方的其他纠纷，应另案处理。重庆大鹏的答辩理由成立。

综上所述，中保人寿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并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华隆公司在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中保人寿37831111．11元及其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一年期流动资金存款利率的有关规定从2002年1月1日计至付清之日止)；

二、成都大鹏对上述37831111．11元及利息承担90％的补充赔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52010元，由华隆公司承担126005元，第三人成都大鹏承担75603元，第三人重庆大鹏承担25201元，中保人寿承担25201元。

成都大鹏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1999年12月29日，华隆公司从雷少成在厦门证券资金账户转款6137520元到被上诉人791293资金账户，2000年11月3日，华隆公司从其控制的陈道普在华夏证券资金账户转款6137520元到被上诉人791293资金账户。据一审法院查明，6137520元是包括本案争议的4000万元和被上诉人承认由其自己转走的5000万元在内的全部9000万元国债一年的利息。第二，一审法院讯问张志勇的笔录表明，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之间存在9000万元的融资关系，被上诉人负责人对此是清楚的。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采用的是被上诉人购买国债、资金账户下挂华隆公司证券账户的方式使被上诉人的资金转到华隆公司炒股票，然后由华隆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融资利息。本案争议的4000万元与第一笔5000万元一样，都是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之间的非法资金拆借行为。1999年7月28日的《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一审判决认定1999年8月10日撤销617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不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一认定既违背了证据规则，也与客观事实相悖。被上诉人填写撤销指定交易申请书的目的就是撤销791293资金账户项下上海A股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无论“证券账户：上海A股791293”后面的“617”是否是事后添加或由谁添加，都不影响被上诉人填写该申请表时的这一目的。可见，撤销791293资金账户项下上海证券账户(必然是617证券账户)指定交易是被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走其中国债是被上诉人自身的行为。被上诉人不能收回国债资金是由其自身的行为造成的，与上诉人无关。综上所述，本案4000万元资金和利息的真实往来都发生在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之间，该两者之间存在着非法资金拆借关系；被上诉人与华隆公司之间的非法资金拆借行为与上诉人无关，其不能收回拆借资金的后果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一审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总体思路出现了较大偏差，在《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和《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的具体认定上也出现了明显错误，本案中被上诉人资金账户及其下挂证券账户的所有交易和转款行为都是被上诉人所为；上诉人在本案中忠实地执行了被上诉人的全部指令，不存在任何过错。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支持上诉人免除责任的上诉请求。

中保人寿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第一，一审对于1999年3月22日“指定交易协议书”中甲方证券账户由A79035484改为617账户的真实性认定正确；对于1999年8月10日撤销指定交易书上的添加部分“系第三人成都大鹏所为”的认定也正确；但对1999年7月28日的“(资金、交易账户)增加、修改密码申请书”的认定存在部分问题。此申请书是上诉人所为的为自己资金账户下挂的华隆公司证券账户增加或修改密码的行为。然而将整个案件的事实联系起来看，上诉人从来不知道华隆公司的存在，根本没有加挂617账户的意思表示和行为，怎么会孤立出现为617账户增加、修改密码的问题呢?因此，此认定没有相关的证据印证，不能成立。第二，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联系相关的证据分析，合乎逻辑的认定应当是：成都大鹏利用了上诉人盖具印章的增加、修改密码的空白申请书(上诉人本意用于确定自己深圳证券账户交易密码)，为617账户非法使用上诉人资金制造合法的假象。此行为是其在帮助华隆公司侵权过程中制造的合法性假证之一。第三，成都大鹏应当与华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不是与上诉人承担份额补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中，对成都大鹏行为过错认定是正确的，但对其的责任判决是不恰当的。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在客观上有共同侵权行为，并给上诉人造成了损害结果。首先，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的行为构成一个行为整体，共同造成了上诉人的损失。华隆公司要非法占用上诉人资金并转移购买的国债，需要得到成都大鹏完全的帮助才能完成。事实上，成都大鹏实施了一系列华隆公司需要的帮助行为，华隆公司如果没有得到成都大鹏的帮助和支持，华隆公司的行为是不可能得逞的。其次，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的行为都是违规违法的。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在主观上有共同过错。成都大鹏与华隆公司对损害结果，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本案中“未尽到其充分的注意义务”。进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认定上诉人自己承担10％损失，该认定应属似是而非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加害人与受害人有混合过错，而这些过错都对损害结果发生有因果关系。本案判决实际是认定上诉人“未尽到其充分的注意义务”。第四，重庆大鹏在实际上并未管理上诉人国债的情况下，却一直以付息、承诺书等形式吸引上诉人视线，干扰上诉人的注意，其行为是故意的，其作用在于掩饰华隆公司的侵权行为。并且据此可以推知其与华隆公司有恶意串通，其性质至少是对华隆公司侵权行为的后续性帮助行为，不排除事先就有串通。正是因为重庆大鹏的行为，才导致上诉人不能及时行使追索权利，挽回损失。因此，重庆大鹏与华隆公司也构成共同侵权，依法也应与华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综上所述，本案中的成都大鹏和重庆大鹏都应与华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第二项及关于诉讼费承担的判决应予纠正，上诉人在一审中的第二、三项请求应得到支持。恳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本上诉人的请求。

重庆大鹏陈述称：

一、《资产委托管理协议》没有履行，中保人寿在其起诉状中已经承认：“在我方没有实际交付证券的情况下„„”，可见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对此双方没有争议。

二、中保人寿在签订协议时就明知该协议不可能履行，从协议书的日期看，该协议签订于1999年11月，而二审时我方已经举证证明，中保人寿在1999年6月17日就明知其中5000万元国债已经不存在，可见中保人寿在签订协议时就明知该协议是不可能履行的，因此中保人寿签订该协议不是为了欺骗重庆大鹏，就是另有其他非法用途。中保人寿在起诉时没有将重庆大鹏列为被告(只是第三人)，也没有指控重庆大鹏侵占了9000万元国债，这已经表明中保人寿明知协议书和承诺书是虚假的，否则重庆大鹏应被列为被告，而不是第三人。

三、利息及488万元收益均非重庆大鹏所支付，一审已经查明，利息来源于华隆公司，而且转款凭证证明中保人寿明知该款是从雷少成、陈道普账户上支付的，根本不是从重庆大鹏支付的，中保人寿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是重庆大鹏委托雷少成、陈道普支付的。

四、《承诺书》与中保人寿的经济损失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承诺书上的日期看，该承诺书出具于2002年3月。而客观事实是，此时000896国债根本不存在，承诺的前提不成立。同时，中保人寿的所谓经济损失是在该承诺书出具之前就已经存在，与承诺书是否出具无必然联系。

五、中保人寿并未被协议书、承诺书所蒙蔽。我方在法庭审理时出示了大量证据证明中保人寿与华隆公司之间存在融资关系，4000万元资金也是中保人寿自己动用并将相应国债买到华隆公司617账户上，本案不存在4000万元资金被盗用的情况。同时，张志勇笔录也全面反映了“协议书”和“承诺书”是中保人寿与邓勇利用事先盖章的空白文书私自伪造的，未经其认可，更未得到重庆大鹏的认可。而承诺书也表明是“应贵公司要求”才出具的。事实上，中保人寿与邓勇伪造该两份文件，目的就在于掩盖中保人寿与邓勇之间的融资真相，以应付其上级公司的检查，及在邓勇无力归还的情况下，将风险转嫁给重庆大鹏。

六、本案不应当是侵权纠纷，而应当是普通债权债务纠纷。从本案的证据看，中保人寿的4000万元资金并未被盗用，而是其自己购买了国债。因此本案应是中保人寿与华隆公司之间的一般债权债务纠纷，而非侵权纠纷。而重庆大鹏与该4000万元资金或国债不存在实际联系，不应成为本案的第三人。综上所述，第一，《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是虚假的、不可能履行的，也确实没有履行，重庆大鹏不应承担合同义务；第二，重庆大鹏完全没有参与到中保人寿购买国债及收取利息等行为之中，与本案不存在法律上的联系，不应被列为第三人：第三，协议书和承诺函都是中保人寿与邓勇伪造的，对重庆大鹏毫无效力；第四，中保人寿的经济损失是其自己造成的，与承诺书是否出具没有因果关系。一审判决在认定重庆大鹏的责任方面是正确的，应予维持。

华隆公司未参加二审诉讼，亦未作陈述。

本院除认可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外，还补充查明：1．2003年8月15日，原审法院对张志勇的讯问笔录。该笔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容：(1)整个9000万元资金都是中保人寿与邓勇之间商量好的融资关系，其中本案的4000万元是中保人寿见前面的5000万元运作较好的情况下，主动提出给邓勇的。(2)4000万元国债原来是准备用中保人寿自己的证券账户购买(即与第一笔5000万元操作方式相同)，但由于中保人寿的证券账户(即601账户)已经指定到了原海南港澳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成都证券交易营业部(后改名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人民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公司)，指定交易撤不下来，因此中保人寿才同意用华隆公司的名义(即617账户)买了4000万元国债。(3)1999年至2001年三年的利息都是由邓勇付给中保人寿的。(4)以重庆大鹏名义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和《承诺书》系邓勇与中保人寿为应付检查而擅自用盖章后的空白件制作的。(5)2002年11月邓勇委托衡平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与中保人寿就债权债务问题进行过谈判，中保人寿要求邓勇找一个有实力的公司来谈(意思是担保)。张志勇在2003年1月即因为与本案无关的其他行为被依法逮捕，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2．2003年1月10日，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陈浩文律师《关于人寿公司四川分公司国债资金处理的意见函》。该意见函的内容与张志勇笔录中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1)1998年中保人寿与北海银证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银证”)就理财一事进行磋商；(2)北海银证根据中保人寿的指示将两批共9000万元国债卖出进行证券投资；(3)北海银证连续三年向中保人寿支付利息；(4)开始阶段证券市场较好；(5)双方没有书面合同；(6)2002年11月陈浩文与中保人寿进行了谈判，中保人寿要求对方落实有实力的单位进行担保。该证据是二审法庭调查前，成都大鹏从北海市公安局取得的新证据(有公安局加盖印章)。该意见函反映的情况一部分是“我方当事人”(应是法定代表人邓勇)向陈浩文作的陈述，另一部分是陈浩文的亲身经历。该证据经质证中保人寿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以其属于新证据为由不予认可。

另中保人寿接受邓勇支付利息所用账户，仍为在成都大鹏所开设的791293账户。

本院经审理认为：中保人寿对于1999年7月26日转款4000万元到成都大鹏购买000896国债这一事实没有争议，本案主要争议的是000896国债买在了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上是不是中保人寿的意思表示。中保人寿认为617不是自己的上海证券账户，自己的上海证券账户是B880217601，中保人寿没有同意用自己的钱款为华隆公司购买国债。而成都大鹏则认为，投资人以自己资金为他人的证券账户购买证券属普遍现象，成都大鹏是根据中保人寿的具体指令将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下挂到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开设的791293资金账户之下的，下挂证券账户的含义就是资金账户所有人允许下挂的证券账户使用其资金，而此后中保人寿又用只有其自己才掌握的交易密码，并且在明确选择或直接输入“617”号码后购买了国债，随后又申请撤销了617证券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使得华隆公司能够在其他证券公司处分该笔国债。尤其是中保人寿在委托成都大鹏购买4000万元国债时，其自己的B880217601证券账户已经被指定在中银国际证券公司，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中保人寿不能同时在成都大鹏使用自己的B880217601证券账户购买000896国债，这种情况下中保人寿必须借用他人已经指定在成都大鹏的上海证券账户。下挂他人的证券账户购买国债后再撤销该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将国债的处分权交给对方的操作方式，是当时进行资金拆借或委托理财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张志勇的笔录和陈浩文的意见函以及2000多万元利息、收益的支付金额及来源，均反映出本案并非仅仅是购买国债，实际上是通过购买国债来完成将资金交付给邓勇炒股，中保人寿从中取得比单纯购买国债更高的收益。

4000万元000896国债买在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上是不是中保人寿的真实意思表示，直接涉及到对1999年7月28日《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及同年8月10日《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等证据的恰当认定。1999年7月28日《交易账户增加申请书》的全部标题是《(资金、交易账户)增加、更改密码申请书》，由于存在多个选项，具体使用时必然要删去不涉及的选项。同时，无论标题的删改是何时所为，该申请表客观上反映了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的791293资金账户与华隆公司的617证券账户之间的联系，在证券交易实务中，这种联系应当是表示可以使用791293资金账户中的资金为617证券账户购买证券。而且，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账户指定和撤销指定登记记录》反映，本案4000万元国债购买期间，中保人寿自己的B880217601上海证券账户一直被指定在中银国际证券公司，中保人寿要实现其在起诉状中所称的用自己的4000万元在成都大鹏购买000896国债，客观上需要使用他人的、已经指定在成都大鹏的上海证券账户。又由于中保人寿已经取得确认价值4000万元的000896国债已经成交的《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成都棉麻股东交易三联单》，表明中保人寿已经确知其委托成都大鹏购买的4000万元国债已经实际成交，这又说明中保人寿客观上已经实际使用了他人的上海A股账户。而中保人寿确认该申请书上公章的真实性，但对其B880217601上海A股账户已经被指定到其他证券公司期间，在不使用他人上海A股账户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委托成都大鹏购买到4000万元000896国债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这也不符合证券买卖的基本规则。因此，应当认定中保人寿作出了在其791293资金账户之下增加617上海证券账户的意思表示。原审判决对此节认定虽然不够准确，但认定中保人寿申请加挂617账户是符合本案实际情况的，本院予以认可。

1999年8月10日《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分别存在“存根联”和“客户联”，“存根联”上有“617”字样及成都大鹏经办人、部门负责人和总经理的签字，而“客户联”上没有“617”及成都大鹏经办人、复核人和负责人的签字。本院认为，撤销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意味着可能放弃对一个证券账户及所购证券的控制，中保人寿作为一个管理制度严格的金融机构，其拿回公司存档的“客户联”应当是经过交易对方签字和盖章的一联，而且“客户联”上有证券公司人员签字的三个档目；同时，空白《撤销指定交易申请表》任何一个客户都是容易取得的，因此应当认定中保人寿向法庭出示的“客户联”缺乏客观性，同时应当推定中保人寿持有经成都大鹏人员签字的“客户联”。成都大鹏认为中保人寿之所以拒不出具该客观的“客户联”，原因是该联上同样也写有“617”内容，进而能够证明“617”内容的加注是得到中保人寿认可的。根据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因此，本院推定中保人寿所持有的、真实的“客户联”上同样也写有“617”内容。另外，从该申请表的使用目的来看，其唯一用途就是撤销上海A股账户的指定交易，本该填写“证券账户：上海A股”的位置填为了“791293”，而“791293”是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的资金账户，当时与该资金账户相连的只有一个上海A股账户，即为“617”，因此中保人寿的指向也应当是明确的，成都大鹏操作为撤销“617”的指定交易符合中保人寿的利益，不能认定违背了中保人寿的意思表示。中保人寿解释填写该申请表的目的是撤销其深圳证券账户，但该申请表的标题和内容仅仅涉及上海A股账户，完全不涉及深圳证券账户，而深圳证券账户不能进行撤销指定交易操作，中保人寿的解释有悖证券交易规则。因此，本院认为，填写、递交该申请表的目的是撤销已经完成以中保人寿的资金购买国债后的“617”证券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

同时，其后三年来中保人寿从未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派发到成都大鹏的国债利息，而由其自己向华夏证券和厦门证券的股民账户收取利息的事实也表明，中保人寿明知其在成都大鹏的4000万元资金或国债均已经不存在于成都大鹏。原审法院对张志勇所作的笔录和四川衡平律师事务所陈浩文律师《关于人寿保险公司四川分公司国债资金处理的意见函》，均分别反映了中保人寿与邓勇或其控制的华隆公司或北海银证公司之间直接存在包括本案4000万元在内的共计9000万元的资金有偿使用关系，该两份证据对这一情况的叙述互相吻合。此外，客观上三年的利息和收益也是由与邓勇控制的相关股民账户所支付。这三部分证据又与前述中保人寿增加、使用“617”证券账户及撤销“617”证券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等一系列证据相互印证，进一步证明了使用华隆公司“617”证券账户正是中保人寿自己的行为，并非成都大鹏擅自实施的侵权行为。其后三年中，中保人寿仍使用791293资金账户接受邓勇支付利息的行为，证明与其所称当时是申请撤销该资金账户相矛盾，更进一步证明成都大鹏为中保人寿办理撤销“617”账户指定交易的行为，与中保人寿4000万元国债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至于在资金账户下挂他人证券账户是否违法，这属于应当由证券监管机构处理的行政法律范畴的问题，不影响中保人寿与成都大鹏之间根据委托指定交易协议、撤销指定交易申请确认民事责任的承担，不属于本案考虑的问题。本院认为，中保人寿与成都大鹏通过签订《证券交易委托协议书》建立了委托代理法律关系，中保人寿依法应当对委托成都大鹏实施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中保人寿将华隆公司“617”增加到其791293资金账户下购买国债，使中保人寿名下的4000万元资金变成了华隆公司名下的4000万元国债，此后中保人寿撤销“617”账户在成都大鹏的指定交易，彻底放弃了对“617”证券账户的实际控制，这正是导致华隆公司得以在厦门证券重新设定“617”账户的指定交易，并将其下挂在股民雷少成账户下作为子账户卖掉全部国债的直接原因。华隆公司未参与本案诉讼，本案中亦没有明确、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着国债处分后炒股的风险应由中保人寿自己承担的约定，原审法院判决华隆公司返还抵扣相应收益后的37831111．11元资金及相应利息正确，应予维持。华隆公司取得并能够处分本案中的4000万元国债，是中保人寿自己的行为所造成；成都大鹏并未违背中保人寿的指令，也没有实施对中保人寿的欺诈行为；其按照申请办理撤销指定交易的行为，与中保人寿的款项损失之间并不存在近因，不构成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作为代理人的成都大鹏按照中保人寿的要求实施代理行为的民事责任应当由中保人寿承担。

此外，重庆大鹏与中保人寿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书时中保人寿在成都大鹏的国债早已被华隆公司指定到了厦门证券并被变卖，中保人寿自始未将协议书中所约定的000896国债实际交付给重庆大鹏，且488万元高额收益也并非重庆大鹏直接支付，亦没有证据证明系他人代重庆大鹏支付，故该份协议书应认定为并未实际履行。2002年3月重庆大鹏向中保人寿出具承诺书时，中保人寿的资金亦早已被华隆公司所占用，故该承诺书与中保人寿的经济损失之间亦并无直接因果关系，重庆大鹏对中保人寿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

综上，成都大鹏关于不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关于成都大鹏擅自撤销617账户指定交易的事实认定不当，判决成都大鹏承担中保人寿损失总额90％的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中保人寿要求判定重庆大鹏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原审法院认定重庆大鹏不承担赔偿责任正确，但在判决主文中未作表述不当，应予以纠正。原审法院判决华隆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华隆公司不能偿还的部分，因系由中保人寿撤销指定交易而将4000万元交由华隆公司使用，并从中得到三年的国债利息，中保人寿亦有过错，对于该损失应当自行承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三)项及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川民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项。

二、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三、驳回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对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锣锅巷证券营业部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对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陕西路证券交易营业部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52010元，由四川省华隆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承担126005元，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承担12600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52010元，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五篇：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销售误导行为处罚管理暂行规定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销售误导行为处罚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条 有效防范和化解销售误导风险，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公司诚信稳健经营，根据保监会综合治理销售误导有关文件精神，及总公司有关业务品质管理的相关要求，特制定《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销售误导行为处罚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分公司辖内的所有内勤员工及外勤业务人员。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销售误导行为，是指公司及其工作人员、销售人员在工作或销售过程中对客户提供虚假或引人误解的信息,该信息令客户产生重大错误认识，导致客户投诉或纠纷。

第四条 问责情形

1、对保险合同条款上未载明的利益对他人进行不实宣传、承诺或夸大保险利益，诱使他人购买保险；

2、以欺骗、不实说明等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他人购买保险；

3、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诱导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明知客户告知不实或隐瞒真相，而未如实告知公司；

4、通过承诺给予保险费回扣或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诱导客户购买保险、替换以前购买的保险或唆使客户退保；

5、在投保人填写投保单时，销售人员未向投保人依次解释投保单上各项内容的意义、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

6、代替客户签署投保单、投保提示书、保单回执，代替客户抄写新型产品风险提示语句并签字等情况；

7、保险产品的利益演示未严格按照总公司规定的利益演示标准进行演示，在销售过程中对条款未载明的产品收益进行承诺或夸大，混淆保险产品概念、隐瞒合同重要内容、篡改客户信息资料、提供虚假产品信息等；

8、未经总公司批准自制各类宣传资料和信息批露材料；擅自变更经总公司核准的宣传材料；

9、个人代理人、机构代理人使用与新型产品的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等相关产品宣传材料不一致的信息披露材料情形，存在自行手写或制作有关公司、产品及产品收益等情况的宣传资料情形；

10、产品说明会使用的宣传资料存在虚假陈述和误导宣传、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利益、隐瞒初始费用（如有）等各项费用扣除、演示利率不按照总公司规定的标准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

11、中心支公司授权个人代理人、机构代理人设计、印刷和变更新型产品的信息披露材料；

12、新契约回访不成功或回访“不清楚保险责任”问题件未处理情形。

第五条 问责对象

（一）机构问责

涉及销售误导问题的分公司部门、中心支公司及四级机构。

（二）个人问责

1、第一责任人

销售误导问题发生所属条线的中心支公司分管总经理为条线第一责任人、销售误导问题发生所在中心支公司总经理为三级机构第一责任人、销售误导问题发生所在四级机构经理为四级机构第一责任人。

2、直接责任人

（1）销售误导问题所涉及的销售保单的业务人员；（2）销售误导问题所涉及的内勤员工。

3、关联责任人

销售误导问题发生所属条线的分公司、中心支公司业务部门经理为关联责任人。

第六条 问责办法

（一）对机构的责任追究 为促进合规经营、惩戒违规行为，防范误导，对于查证属实的销售误导问题，按照总公司关于下发《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华寿字„2010‟147号），视情节轻重给予机构相应处罚。

（二）对个人的问责

1、对销售误导所涉及的新保业务经查证属实，但未造成客户退保、投诉或其他影响，扣回新保佣金（或绩效，下同），并且该业务涉及的个人所获得的竞赛奖励、基本法利益予以追回；对其上级主管所获得的基本法利益部分予以追回；对该业务所涉及的第一责任人给予通报并处以最低200元，最高不超过2000元的罚款。

2、对销售误导所涉及的新保业务经查证属实，且造成客户退保、投诉或其他影响的，扣回新保佣金，并将该业务涉及的个人所获得的竞赛奖励、基本法利益予以追回；对其上级主管所获得的基本法利益部分予以追回；对相关第一责任人给予警告处分并处以该业务所造成经济损失的10%-100%罚款。

3、情节严重者，将解除业务员代理合同，扣罚保证金，并上报当地行业协会；对其上级主管予以降级、解除合同；对相关第一责任人予以严重警告处分，对关联责任人处以最高5000元的罚款。

4、对情节恶劣，给公司和客户造成严重损失或不良影响者，除采取上述措施外，公司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5、对于新契约回访成功率、投诉率等指标纳入对各机构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具体按照分公司人力资源部下发的薪酬考核办法执行。

6、对于本规定未列明的销售误导行为，经查实，确为销售误导引发客户投诉或纠纷的，可比照处罚规则进行处理；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各业务条线《基本法》中业务人员品质规范要求执行。

7、以上问责方式，根据问责情形发生的程度，可单项处理或并处。

第七条 附则

（一）本规定由分公司拟定并负责解释和修订；

（二）各中心支公司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并上报分公司备案；

（三）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