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律意识研究论文

第一篇：税收法律意识研究论文

摘 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

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 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 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注 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

（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8][32]注[13]引文，第65页。

[29]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85—386页。

[33]参见杨秀琴主编：《国家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第二篇：大学生法律意识论文

大学生法律意识论文

摘要：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进行客观、准确的研究及分析，是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教育，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遵守法律内在自觉性的基础。从年龄上讲，大学生是一个横跨青年和成年的群体，由于尚未形成成熟、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法律意识带有明显的易变性和不成熟性。加之历史原因、外部环境以及大学生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个别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行为与社会要求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和法律需求，对于提高法律教育的针对性，切实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大学生遵守法律内在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

顾名思义，法律意识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大学生群体对法、法律或其现象的反应形式，即心理、知识、观点和思想，包括对法律的情感、认知、评价和信仰等的内心体验。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也是未来社会的支撑主体，其法律意识如何，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整个社会法治文明的程度。

从年龄上讲，大学生是一个横跨青年和成年的群体，由于尚未形成成熟、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法律意识带有明显的易变性和不成熟性。加之历史原因、外部环境以及大学生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个别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行为与社会要求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和法律需求，对于提高法律教育的针对性，切实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大学生遵守法律内在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现代法律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长远方针，是国家法制建设的百年大计，是促进培养现代化合格人才的需要。1997年，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的目标，而社会主义法制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公民法律意识，它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决定法律本身的命运。

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的违法犯罪现象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占社会刑事犯罪的比例也持续上升。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曾主持过一项调查，1965年，青少年犯罪在整个社会刑事犯罪中约占33％，其中大学生犯罪约占1％；“文革”期间，青少年犯罪开始增多，占到了整个刑事犯罪的60％，其中大学生犯罪占2.5％；而近几年，青少年犯罪占到了社会刑事犯罪的70％至80％，其中大学生犯罪约为17％，而且犯罪类型向智能化、多样化发展。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必然使大学生思想受到一定冲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大学生生活环境的复杂性，也必然会造成大学生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复杂性，加之大学生本身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正处于确立时期，极易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因此极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当今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着实令人勘忧，如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的“泼熊事件”和马嘉爵的“杀人事件”，浙江大学学生周一超因落聘而刺杀招聘人，除了暴力犯罪以外，校园盗窃案都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令人扼腕痛惜，痛定思痛。周济部长在第二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未来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人，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要处理好“‘成人’与‘成才’的关系，就必须把既‘成人’又‘成才’作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标准；注重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的全面提高。”

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高校的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时期，思想都处于不稳定状态，虽然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但并没有真正地把法律知识内化为法律意识，没有真

正挖掘法的精神、法的价值，缺少公平、正义的理念，对法的信仰程度很低，有人曾对某高校学生对“法律的公正性”确信程度做过调查，表示有信心的占41%，而54%的大学生表示信心不足，有5%的学生表示完全没有信心。并从上图来看，大学生法律意识高的只有7.3%，而低的就占了24.46%。从上述调查数据的结果看，法律并没有在大学生心目中占据崇高的地位，而当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则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已经迫在眉睫。

我从调查问卷中挑出来一些特别明显的问题并作了分析： 第四题：以下渠道中你获得法律知识量最多的是（）A.学校学习B.电视节目C.广播节目D.报纸杂志E.其它

分析：这一题主要考虑从哪里获得的法律知识，有超过一半数的大学生都选择了B.电视节目这一选项，可见电视给大学生带来了许多益处，而在大学生在学校几乎很少学到什么，可见我们需要增多法制宣传力度、提供讲座等等。

第八题：你认为自身法律意识如何（）A.有很强烈的法律意识B.有一定的法律意识C.法律意识一般D.法律意识淡薄

分析：这题更明显的是，选B的为多数。大学生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是不够的，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刘海洋和马家爵的事件，我们需要丰富的法律知识来做基础，来防止我们的过失。所以我们更应该在课堂上多学习，在课外多了解一下法律，还有多看看东方110等法制节目。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对大学生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法制观念，高校应该重视法律基础课。据《法律基础》解释，“法律基础”课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公共课，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法学的基本观点，了解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规定，增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通过这门课程使大学生充分了解必要的法律基础知识和法学基础理论知识。

由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要精确全面地概括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的现状并非易事，所以在这里我只能结合调查结果，对当前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所存在的问题作一个粗浅的概括。

第三篇：税收优惠导向研究论文

摘要税收优惠是各国常用的减轻税收负担的措施，它具有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给企业提供宽松发展空间等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单纯强调优惠而忽略了整体投资环境，减免期限不科学，优惠手段单一等。本文在分析了我国税收优惠存在问题之后，提出了改进的原则和对策。

税收优惠是指税收主权国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目的，通过制定倾斜性的税收政策法规来豁免或减少经济行为或经济结果的税收负担措施。

税收优惠政策的实质改变了三种税收关系。一是税收优惠导致了双方财产利益的增减变化，即国家将部分税款根据有关的税法（或税收政策）的规定返还给受惠方（纳税人）。二是税收优惠政策使得受惠方可以不缴或少缴税款，但国家为其提供的服务并未因此减少，这些费用便转移到其他纳税人身上，增加了其他纳税人的负担。三是税收优惠使受惠方得到了经济援助，在受惠方资金实力、管理水平、技术能力、员工素质等方面并不一定高于一般企业的情况下，竞争力得到加强。

具体而言，税收优惠在实现税收调控功能中的作用体现为：

第一，税收减免措施，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该条第三款对设在特定区域内的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外商投资兴办的先进技术企业，在税法规定的减免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延长三年减半征收所得税。这些优惠政策的实施，大大缓解了高科技企业资金困难，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第二，引导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合理调整

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提倡靠市场调节经济，但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企业对产业结构的调整的反应始终表现的比较迟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对需要下大力、急需发展的产业予以税收优惠，而对限制的行业不予以优惠或者实施高税负，就可以给所有市场行为主体一个比较明确的产业信号，从而引导社会资源合理流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第三，加速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差距。

二十世纪初，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城市化已达到70%-80%，城乡之间生产力水平没有太大的差别，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均衡。而我国则不同，到目前为此，我国城市化水平只能达到20%左右，且城乡之间生产力水平相差比较大；辽阔的国土内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北部与南部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相差也比较大，因此，适当地对老、少、边地区、工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科技文化落后、交通闭塞、资源开发利用率低地区采取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税收优惠对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探讨一下我国现阶段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弊端及如何加以完善。

一、我国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外资企业；另一部分是针对内资企业。针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是根据1991年4月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设在税法规定区域内的外资企业可减按15%或24%的税率征收，另外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生产性外资企业，从获利年起可获得免2减3的优惠。针对内资企业，1993年12月1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八条有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定期减税或免税”的比较原则性的规定。1994年3月29日财税字第01号文件下发了《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对高新技术企业、第三产业、老、少、边穷地区新办的企业、遭遇自然灾害等地区、企业共142项税收优惠的具体规定。1994年6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又下发了“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如何适用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具体通知。1994年、1995年、1996年又陆续下发了关于出口货物免、抵、退等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

我国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所得税方面，且主要是针对外资企业而设立的，目的是吸引外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则存在以下问题。

二、我国现阶段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单纯强调税收优惠的作用而忽视了整体投资环境

投资环境是指东道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该国投资的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总和，包括政局稳定程度、法律健全程度、市场潜力、资源条件、劳动力成本、财税政策、基础设施状况等多种因素。外国投资者选择在东道国投资，一般都是在对该国的整体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作出决策的。国外研究资料表明，在吸引投资的诸要素中，税收优惠并不在前十列。因此说，吸收外来投资，税收优惠并不是决定因素。整体投资环境良好国家，即使没有什么税收优惠，甚至对外商投资课以重税，外商也会来投资。如采用特定最大负担原则的沙特阿拉伯，尽管它对外国石油公司按85%的特定税率课所得税，但因沙特阿拉伯地区的石油资源储量大、油质好、易开采、运输条件便利，外国投资者在被课以重税的条件下，仍有利可图，因此，仍有许多外国公司在沙特投资。一个政局相当不稳定的国家，不管以多高昂的代价提供税收优惠都难以吸引外商的投资。

同样，我国吸引外商势头最好的时期，不是我国出台税收优惠政策最多时期，而是1992年10月我国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1992年吸引外资的增长率是1991年的6倍。吸引外商投资，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安定的政治环境、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其他有利条件更是不可缺的。夸大了本国的税收优惠的作用而忽视了居住国的税收政策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所得税的优惠上，实际税收优惠的效果是否明显应考虑到采取什么样的税收管辖权，是否采取税收饶让抵免。事实上东道国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只有在居住国只实行来源地管辖权时，涉外税收优惠才能真正起到减轻外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鼓励外商投资的作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同时采取的来源地和居民税收双重税收管辖权，若居住国的税率高于被投资国，则本国居民在被投资国得到的税收优惠，在居住国仍要补足。事实上对税收饶让抵免持反对态度的国家也有不少，典型的如美国，它就反对对“影子税收”予以抵免。如果居住国不采用税收饶让

抵免，对本国居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国外所得也不免税，外国投资者就不能直接从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中得到实惠，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内资企业减免期限计算不科学

1994年3月29日下发的《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9.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起免征所得税两年。高科技产品的生产要经过研究、试验、投产等阶段，产品的开发时间长，在产品开发过程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多，投产初期，获利可能性小，或者是获微利甚至亏损，此时的投产时起减免两年的税收优惠意义并不是很大。现行增值税制的鼓励科技进步方面存在着制约因素

一方面，我国目前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制，由于高新技术有机构成高，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进项税款，实质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对科技的投入，妨碍了技术设备的更新。如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1996年上交增值税1499 82万元，1997年上交增值税3850 46万元，但企业购进用于技术更新的固定资产其增值税进项税额却不能抵扣。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研投入的增量大，“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技术开发费”中直接材料的投入、损耗占了相当的比重，而这一部分的税额不能抵扣，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着企业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对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其高增值产品的增值税负重，对于企业科技开发扩大生产亦将直接受到影响。

三、结合国外研究的情况，确立我国税收优惠的导向

（一）涉外税收优惠的原则公平、效率的原则

公平原则，即对处于同等环境下条件相同的人应当同等对待；相反，对条件不同的人，则应区别对待。公平原则是要通过公平税负，创造一个公平的外部税收环境，以促进公平竞争，进而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实现。

税收和效率原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税制设置应当不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应当避免对市场经济行为的扭曲，从而使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其二，由于绝大多数税制本身就是一种市场变形，因而政府在设置税制时应确定税收所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的大小与来源，从而尽可能地使这些效率损失达到最小。

涉外税收优惠符合或者说并不违背税收的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从经济效率来看，涉外税收优惠虽然有违税收的中性特征，但其设置往往是出于一国经济发展目标的需要，通过给予外国商品和外国投资者一定的税收优惠，吸引一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求的流入，促进本国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在世界市场处于不安全竞争状态时，发展中国家实行涉外税收优惠，从而动态地把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接近，可以真正促使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高效配置，即符合国家效率。从经济公平来看，由于一些客观因素存在，使得国内外投资者往往处在并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在这种特定情况下，给予外资一定税收优惠，并不违背涉外税收的公平原则。税收国民待遇原则

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就是在税收上缔约国双方相互给予对方国民（包括自然人、法人）与本国国民同等的对待。所谓“同等”，并非绝对相同，毫无差异，而是要求对外国国民实行非歧视的待遇，主要强调对外国产品及贸易相关的措施不能给予低于本国产品、企业的税收待遇。国民待遇原则不排斥给予外国投资者高于内资企业的待遇。国民待遇原则是为了在国际经济、贸易交往中防止对外国人实行差别待遇（歧视待遇），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顺畅而提出，并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并遵从的惯例，国民待遇原则与涉外优惠政策并不矛盾。主权和协调的原则

税收主权与税收协调是一国涉外税制设置必须遵循的两个原则。

涉外税收主权原则一般指一国所拥有的税收管辖权，即国家行便主权课税拥有的管辖权力。它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和行使的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约束的正当权利。涉外税收协调原则一般指一国在处理同他国的税收权益关系时，充分尊重和依循有约束力的那些税收国际惯例，参考他国税收政策的具体内容，对本国的涉外税收权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以满足发展本国经济与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

（二）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的完善

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税收优惠，各国政府也认为这是鼓励投资的方法。但资本的流入，是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的，其中包括该国（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能源、交通、信息、劳动力素质结合本国的优势与劣势，善用政策性优惠，方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关键的时期，面对人口压力与环境问题，要想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高速增长，实现我国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利用税收这一重要的客观调控杠杆。因此税收优惠政策也应结合政策目标，重新进行调整。对税收优惠单独立法、适时调整

目前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分散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等中，这主要也是因为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因此，在不断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适时地立法，以法的形式将税收优惠固定下来，给外商企业以稳定性的感觉，并随着经济的发展，适时进行调整，既显示出其稳定性、特定性的特点，又不失其灵活性和有效性。优惠方式应多样化

我国目前的税收优惠主要集中在所得税上，采取的措施一般是直接优惠，方式比如前面所述的，对外资企业在规定的地区设置的降低税率，直接减税负等。也可以采取间接优惠的方式。间接优惠方式有多种，第一种：费用扣除的方式。比如：科技开发费用，是具有资本性质的投资，同时具有回收期长、风险大的特点、为促进科技投入的增加，许多国家都是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经费投入作为费用从所得税中扣除。第二种：加速折旧：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以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加快企业的技术更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和效益。第三种：投资减免。许多国家允许将用于科技研究与发的收入按一定比例来抵扣应缴税额，它相当于提取双重的折旧。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配合使用、扬长避短，更有利于发挥税收的促进作用，并逐渐从目前的以直接减免税收为主转为以间接引导为主。消除税收的资本差别，强化税收的产业导向和科技导向功能，同时注意政策的普遍性与平等性。

企业所得税应适应国家产业政策或区域产业导向的要求，对投资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以及出口创汇企业等提供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同时辅之以对部分地区实行的特殊税收优惠，从而形成以产业导向为主体、区域性税收优惠相辅助的产业，导向型的税收优惠体系。变以所得税为主所

得税与流转税优惠并重

目前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一些难以取得利润或微利的行业、企业所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可采取流转税和所得税相结合的方式对有需要鼓励的产业和行业进行税收优惠，以刺激这类企业的发展和促进资金流向这类企业。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如所在国与我国没有签定税收饶让协定，给予减免税优惠，外商在我国投资的所得即使在我国没有课税，回国后还是要进行课税。我国给予外商投等，因此，税收优惠政策不可当做万能药，而是要资者税收优惠利益，外商实际上没有得到的，这不仅削约了税收优惠对外资的吸引力，而且损害了国家经济权益，对跨国纳税人而言，流转税优惠更加实惠。因此，应扩大流转税优惠范围，采取流转税和所得税优惠相结合的形式，更好地实现税收优惠应有的作用。

第四篇：财政学论文-中国税收负担研究

中国税收负担研究

------中国税负重不重？

一、原理阐述：

税负是指实际计缴的税款占相对应的应税销售收入的比例。税负可以单指增值税税负、所得税税负、营业税税负等。也可以把所有本上交的所有税款加总计算一个总体税负。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通常以一定时期（一般为一年）的税收总量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NI)的比例来表示。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职能的范围以及政府非税收入规模等是决定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宏观税负问题始终是税收政策的核心，宏观税负水平合理与否对于保证政府履行其职能所需的财力，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有着重要意义。

税负痛苦指数：即Tax Misery Index，也叫税收痛苦指数，是根据各地的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而得，指数越高，意味痛苦程度越高。

税收负担效应是指国家课税多少对经济产生的不同反应及效果,它调节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关系,主要通过税收的职能来实现。

二、文献综述：

查阅网上的资料发现，对于税收负担，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税负并未如外界报道的那么高，不像福布斯的税收痛苦指数榜中显示的，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第二。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杨涛认为，“这些年来我国一直处于全球税负排名最高的前几个国家之列。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税负不可能高到这种程度，显然是被夸大了。从目前我国税收收入负担来看，我国的税负并不是处于很高的水平。”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玉栋也强调，虽然“税收痛苦指数”这一指标不尽准确，但是对我国当期的税制改革还是存在一些 借鉴意义的。他认为：纵向地看，我们的宏观税负还是有些高，主要表现在我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法定税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我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

杨涛分析，之所以现在公民感到税收负担重，是因为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外，其它政府性税收收入的影响，比如，土地出让金、国有 企业的资本性收入等政府性税收比重较高。同时，财政性支出在社会福利、转化为居民服务的社会性保障设施增长还不够，所以导致了对我国税负水平的误解。

肖捷：比较分析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脱离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范围，宏观税负水平没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标准；中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由财政预算安排增加对居民的各种补助性支出，同样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只是实现的途径不同；宏观税负水平的上升应随着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必须把握好节奏和

力度。而且，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水平要与深化税制改革和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结合起来，使整体税负结构更加趋向合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全面考量财政收入负担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不是财政收入的绝对数，而是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它是衡量政府收入规模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直接关系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三、中国税收负担现状

（一）中国税收负担到底重不重？

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给的答案是“重”。

表格 12009年福布斯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

（二）国外的税负情况：

著名咨询公司益普索集团和巴黎工商会日前发布的欧洲企业税负调查显示，2009年在接受调查的欧盟10国中有55%的企业主认为国内税务负担非常高。荷兰、波兰和英国被认为税负环境有利吸引外资，而法国、意大利与比利时被认为税负压力很大，对外资吸引力较小。

这份调查的对象是波兰、荷兰、英国、瑞典、匈牙利、西班牙、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欧盟10国的1013名企业主，涵盖工业企业（雇佣人员50人以上）、商贸、服务及运输建设业企业（雇佣人员10人以上）。调查显示多数企业高管认为本国税负压力不仅高而且是非常高，并且认为本国税负压力要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感觉更重。

1表格1数据来自《福布斯》杂志

调查显示，认为本国税负环境有利吸引外资的企业主比例最高的是荷兰，高达76%，接下来是波兰67%、英国61%，排名末3位的则是比利时23%、意大利14%、法国13%。同时，企业主认为税负水平与公共服务质量相符的比例，同样是荷兰拔得头筹达84%，接下来是瑞典77%，法国61%，排名末3位的则是意大利30%、匈牙利26%、波兰20%。欧盟10国2009年企业名义税率最高的是法国达到33．3%，而德国最低，为15%。

（三）合理的税负计算方法

如果这个榜单不正确，那我们应该拿什么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税收负担到底高不高呢？ 目前普遍被专家和学者接受的，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根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09年，中国政府后四项收入分别为18,335.04亿元、12,780亿元、6,414.65亿元、988.7亿元（包括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600亿元），加上财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计约为107036.7亿元，大口径宏观税负不低于31.4%。

IMF出版的《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8）对2007年全部有数据的53个国家的宏观税负进行了计算。这53个国家宏观税负平均为39.9%，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5.3%，29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35.5%。按这一口径计算，2007年至2009年，我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可用财力上看，我国可用于统筹安排的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明显偏低。在现行管理体制下，除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专款专用外，我国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也都具有特定用途，实行专款专用，只有公共财政收入可以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公共支出。2007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9.3%，2008年为19.5%，2009年为20.1%，明显低于国外平均水平。

从人均指标上看，我国人均财政收入与国外相比差距更大。2009年我国人均公共财政收入5130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仅为751美元，大大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1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

表格2数据来自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

四、个人对中国税负的建议

（一）、福布斯税负指数的偏失

1、税负痛苦指数没有区别平均税负与边际税负的差异。平均税负反映的是每单位的税基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边际税负是最后一单位税基所承担的税收数量,是经济学边际分析在研究税负问题上的应用。

2、不考虑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没有考虑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将不同税种的法定税率作简单加总,忽视了主体税种比重差异和各税在总体税负形成中的分量。

3、入选税种的标准不确定。税种主要选择了主体税种,但税种入选并无确切的标准。是按税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还是其他什么没有明确。

（二）正确认识宏观税负

我国宏观税负到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这是一个值得认真分析、必须予以澄清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须选定衡量标准。衡量标准不一样,势必会导致结果大相径庭。

比较分析宏观税负水平，不能脱离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政府职能范围，宏观税负水平没有放之四海皆适用的统一标准；中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相应提升；由财政预算安排增加对居民的各种补助性支出，同样可以提高居民收入的比重，只是实现的途径不同；宏观税负水平的上升应随着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而且，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水平要与深化税制改革和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结合起来，使整体税负结构更加趋向合理。

宏观税负是广受多项条件影响的矛盾体，需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不能简单地评论税负水平孰高孰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政府收入不能满足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必需的支出，或者税收收入增长无法保证公共财政政策的连续性，政府只能要么通过发债等方式筹措资金，要么削减预算开支。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宏观税负水平的上升应伴随着经济发展循序渐进，必须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如果税负水平上升过快、过高，不仅容易产生超额税收负担，挫伤纳税人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而且，适度提高宏观税负水平要与深化税制改革和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等结合起来。通过优化税制安排，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合理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贡献，以此体现收入能力强的群体关心和帮助收入能力弱的群体。

（三）如何改善我国税收负担

针对近几年政府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较快的局面，要统筹考虑税收负担与非税收入负担的关系问题，通过实行费改税等措施，进一步理顺政府收入分配渠道，规范非税收入秩序，在宏观税负水平随着经济发展稳步合理上升的同时，使整体税负结构更加趋向合理。

因此，如何改善我国的税收负担，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1、减少税外收入负担,从根本上杜绝乱收费

政府巨大的收费是抑制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只有加强打击乱收费的力度,避免重复收费,才能优化经济环境,消除民众的抵触情绪,使征税工作顺利进行,从而降低广义税负水平,有得于缓解社会矛盾。可以扩大税基增设新税种，继续保留部分收费，取消乱收费来改善税收负担。

2、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

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应该降低流转税也就是商品和劳务税的比重，而增加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和财产税收的比重，从而实现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的税收公平目标，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转向内生动力，实现经济转型。此外,还应强化增值税改革,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过渡。同时,改革个人所得税,扭转目前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承担的尴尬局面。

3、建立税务司法保障系统，加强税收征管,随着我国税收法制的不断健全,随着税收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有利于减少税收征收过程中的损耗,保证税收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水平。税款使用的透明度应该提高，给民众以信心。

4、适当降低税率

我国现行税制中主体税种的法定税率偏高,已经超过拉弗曲线的警戒区,所以可以通过适当降低税率,以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同样,降低税率,一方面可以降低我国法定的宏观税负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实际宏观税负水平,使两者的差距逐步缩小,并最终接近一致。此外,降低税率,可以减少征税阻力,提高税收效率,从而增加税收。

参考目录：

郭庆旺，吕冰洋，“中国税收负担的综合分析”《财政问题研究》，2010年12期吴朝霞，“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的优化及策略”《经济师》，2007年10期宋星曰，“中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研究”《经济管理者》，2011年11期

张召朋，“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角度”《市场论坛》，2010年08期 潘石，王文汇，“税收负担效应分析”《税务与经济》，2010年05期 白晓荣，“试析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经济论坛》，2009年19期

张屹，“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现状分析级合理化建议”《时代金融》，2008年02期

张昆，邹晓宇，“衡量我国宏观税收负担的新视野”《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年07期王大树，杨长涌，“关于中国税收负担的思考”《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8年10期

第五篇：税收论文

加强税源精细化管理的几点思考

税收征管工作作为一项政策性、业务性很强的管理活动，要提高其质量和效率，必然要实行精细化管理。强化税源管理是做好税收工作的基础，也是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提高税收征管质量的客观需要。实现税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对全市地税系统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和落实省局提出的“两提两抓”工作思路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对当前我局税收管理现状的认识

2010-2011年是西安市地税系统的“深化改革年”，征收管理是税务工作的中心，为了加强征管，堵塞漏洞，减少和杜绝管理分局之间及管理人员之间推诿扯皮、淡化责任、疏于管理的问题，达到不断完善征管体制、夯实管理基础，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的目标。市局2010年以强化为民收税为中心思想，树立税收风险管理理念，深入推进依法治税，大力组织税费收入，全面深化地税机构和税收征管“两项改革”，着力提升信息管税、纳税服务、基层建设、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行政管理水平，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不断更新管理理念，为提高征管质量和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西安地税征管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综观全局，税收管理现状仍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一是个人所得税、营业税起征点和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等造成了较多的减税因素，但挖潜补漏的劲头不强、而税收漏洞仍然存在，如：土地增值税清算、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不到位的问题；个别出租房屋的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不申报或申报不实；商场出租房屋也普遍存在漏洞，商场在和商户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降低租金比例，提高物业管理费，以躲避房产税的缴纳，而管理员对这种情况也没有完善的操作方法，安于现状，不愿踫硬，造成征管漏洞。二是在税源管理上以静态管理方式为主，对税源监控力度不够。由于现阶段专管员普遍管户较多，对重点税源的监控和分析只是停留在报表和数据上，深入企业去了解和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帐务核算情况以及税源变动情况不够。如纳税申报环节只是就表审表，就票审票，不能自动收集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税源变动情况，对零申报、异常申报户检查管理不到位。三是在税收管理上偏重以税收计划任务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为纳税人服务，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做的不深、不细。四是纳税服务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个别专管员办税效率不高，税收政策宣传不到位，纳税人两头跑、多次跑的现象还没有彻底解决；有的责任区责任人和企业沟通不够，在税收服务上还是被动式服务，主动性不强，税收服务还比较粗糙。五是征管系统的应用权限设置过死，影响征管质量和工作效率。六是临时性工作布置太多，不同程度影响基层工作的整体安排。在日常税源管理工作中，上级布置的临时性工作占了很大比重。临时性工作太多，基层部门疲于应付上级布置的各项突发性工作，税收管理员经常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配合做好各类企业的检查、核查、统计、调研和管理工作，这种工作方式，成效虽然不大，但工作量却很大。平时市局各科室要求报送的表格多，统计资料多，基层经常要应付科室部门要求报送的各种表格和统计资料，而这些资料上报完全可以通过成熟的征管软件完成，而让基层部门统计，大大降低了征管系统的应用效率，机关为基层服务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的体现。

二、税收精细化管理的内涵及原则

税收精细化管理是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是“以计算机管理为依托，以过程控制为手段，以全面提高征管质量和执法水平为目标，融岗责体系、操作规程、业务考核、责任追究为一体，实现管理、控制、预防三者有机结合”的管理体系。

实践税收精细化管理是一项创新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四项工作原则。

（一）依法行政原则。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税收管理创新必须遵循依法治税的原则。实践税收精细化管理，一方面应当在坚持依法治税的前提下开展工作，体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税的要求，严格遵循现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尤其是现行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和《行政许可法》等行政管理法规的规定。另一方面，税收精细化管理本身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提高税收执法水平，提高税务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不断提高税收执法质量和依法行政的管理效能，促进税务部门依法治税水平的提升，同时也规避了税收管理员在执法过程中的风险。

（二）科学管理原则。推行税收精细化管理不仅仅是对现有规章制度的补充修订，应当体现科学管理的特征，要借鉴、吸收当代管理科学先进的管理理念、原理和方法，结合地税工作实际进行创新，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税收精细化管理应当体现工作流程精简、业务标准精细、绩效考核精确、管理体系精湛，实现税收管理的科学化。

（三）注重实效原则。推行税收精细化管理应当求真务实，立足于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的核心和精髓，解决传统税务管理方法的薄弱环节，要注重制定工作标准，实行过程控制，强化绩效考核。通过制定和实施税收精细化管理标准，不断提高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减少征纳双方的办税成本。

（四）简便易行原则。推行税收精细化管理应当做到指标科学明晰、标准规范统一、操作简便可行。同时，税收精细化管理的实施应当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计算机自动考核为主，设置预警提示，实施全程控制。

三、税收精细化管理的目标

精细化管理是以精细操作为特征的科学管理。精就是要精确，要精益求精；细就是要重视细节，特别是关键细节。实施精细化管理必须摒弃“粗放式”管理，实行标准化管理、程序化管理、数据化管理，进行动态管理、分类管理，全面透彻地掌握涉税信息，实施细密有效的控制，实现深度管理。最终达到三个转变：即一是从“税收征收为中心”向“以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为中心”转变。二是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税收任务型管理”向“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法治税的税源管理”转变。三是从“手工劳动为主的粗放型工作模式”向“依托信息化技术为支撑的集约化工作模式和提高干部素质”转变。

四、实现税收管理精细化应抓住的工作重点

税收工作要实现精细化管理，必须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重点税源管理，把握组织收入工作的主动权。牢牢把握辖区重点税源状况，进行综合控管。结合经济状况、市场发展趋势、政策变化等因素，按月对重点税源分行业、分税种进行收入预测，定期到重点税源企业实地调查，不断完善税源管理措施，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进一步明确税收管理员工作标准及相关职责。税收管理员既要负责日常检查、纳税服务等日常管理工作，也要负责核实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等信息，提高基础数据的质量，更为重要的是，税收管理员还要负责所管税源户的调查与了解，采集和获取相关的涉税信息（采集活信息），并将信息传递到下一环节。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实施可以充实和加强征管部门的力量，优化税收管理业务流程。一方面通过对纸质资料与电子信息进行比对，以确认电子信息的准确可靠，夯实税源监控管理的基础。另一方面根据从不同渠道获取的相关信息，开展纳税评估，针对评估结果，提出采取具体监控措施的建议，进而提高税源监控水平。

（三）加强对税收管理员的管理，建立健全税收管理员制约机制。税收管理员由管理分局或税务所按管理要求按月提出下户计划，实行双人下户制度，并接受行政执法和行政监察的监督。

（四）税源管理工作的信息化。税源管理科学化、信息化依靠的是大量系统、准确、齐全的数据信息。信息可分为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内部信息包括登记认定信息、纳税申报信息、税款征收信息、企业财务信息等，外部信息包括企业的生产经营信息、财务核算信息、资金流转信息等。当前我局结合征管系统的更新，按照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整合资源、讲究实效、加强管理、保证安全的原则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努力实现数据集中，大力整合信息资源，提高信息共享和运用水平。同时，还必须建立科学的信息化管理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各项信息化管理制度。

（五）继续抓好干部的学习，提高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要求全局干部既要熟悉税收征管系统，又要精通和熟练操作本职的业务。其次进一步规范和拓宽计算机使用质量和范围，在使用征管信息系统的各类软件时把好四关：把好数据的采集关，保证数据的完整；把好数据录入关，保证数据的准确；把好数据审核关，保证数据真实；把好数据在新系统中的检测关，保证数据一致性，可用性。通过加强税收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

五、对税收精细化管理的几点思考

（一）实践税收精细化管理，在税收管理思路上实现新的转变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深度管理，也是细节管理。科学化管理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探索和掌握征管规律，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的实效性。精细化管理就是要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避免大而化之的粗放式管理，抓住税收征管薄弱环节，不断提高管理效能。

1、税收管理思路要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要克服税收预测准确率不高、税收管理相对滞后等问题。

2、建立与落实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相适应的税收管理制度，为完善税收执法提供制度保障。针对国家扶持经营规模小、营业额小的弱势群体，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转变管理思路，根据“抓大、控中、放小”的原则制定相关措施，明确管理侧重点，提升税收管理效率。

3、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有效地避免“效率陷阱”和“执行泥潭”。既要把握好细化的度，避免出现精细化导致效率降低的极端现象，又要充分考虑执行人的反应，注重制度的实际可操作性，精细并不等于抓住芝麻、漏掉西瓜，并且要严格落实国家税收政策，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严防搞形式主义，切忌变通执行或死板教条、劳民伤财、不求实效的现象。

（二）加快信息化步伐，提高管理层次，实现监控管理的信息化

1、激活信息资源，夯实管理基础。以业务重组为主线，实现优化整合，当前税务机关应切实将以业务重组流程再造做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按照简化办税程序、优化资源配置、下放审批权限、提高办事效率的要求，进一步推进税收业务整合再造，变以职能划分的结构设置为以流程为导向的业务结构设置，窗口部门的业务职责要灵活，不必过于死板。

2、要依托科技手段，整合、优化监控管理工作流程和监控分析方法，逐步提升监控管理工作层次；建立社会化的税源监控网络，要主动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加强与财政、工商、银行、技术监督等部门的沟通和联系；推进信息化税收服务，借助现代科技成果改进征管手段，将税收服务通过网络与信息技术进行集成，为纳税人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的服务。

（三）健全岗责考评机制，促进评价考核精细化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以“管理责任区”为单位的工作业绩综合考评办法，按照难易程度、责任大小进行量化，对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进行严格考核，考核重点不仅包括工作目标考核，同时包括服务质量考核。服务质量不仅包括根据岗责体系作为管理员日常工作应该做到的一些工作规程和质量目标，纳税人办税满意度、税收政策宣传、咨询和辅导程度等，还应包括管理责任区范围内的纳税人违法违纪行为情况。对纳税人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如属管理员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按照过错责任追究制的规定进行责任追究，从而促进和提高管理员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提高税务机关的管理质量，达到日常监控和管理的目的。

（四）以税源监控机制为基础，促进管理方法精细化

通过户籍管理实现对纳税人全方位静态和动态的监控，并定期对辖区内的漏征漏管户进行清理检查。要采取适合于管理对象的管理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监控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基础税源和纳税情况。对重点税源企业强化对物流、资金的监控分析，综合评价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对中小企业建立税负预警体系，对纳税人申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综合评定；对个体纳税户，实行“三位一体、源泉监控”，即把个体税收划分为起征点以上、临界线和起征点以下三个区位，区别不同特点实行不同的管理方法，从源头上提高个体税收的监控和管理水平。其二，加强日常检查。制定《税收日常检查管理办法》，充分运用日常检查了解的情况，加强对纳税户生产经营情况和纳税申报真实性的分析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处理意见，或及时提供咨询服务。但日常检查要有计划、有记录，并及时提出报告。要做好对各类信息的接收、录入、储存工作，并经常进行清理，实行动态管理。充分运用“一户式”档案信息，加强税源分析和纳税评估，切实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五)强化服务，诚信办税，实现税收服务精细化

税收管理员应加强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为税收服务精细化提供有利条件。一是要诚信办税，在为纳税人办理各类涉税事务时，政策明文规定的，要不折不扣执行，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事，抓紧时间及时办理，做到纳税事项一次性告知，避免纳税人来回跑，在税法允许的前提下，尽量满足纳税人的实际需要。二是推行税前告知，税前及时将每时期的税收政策及各种涉税要求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告诉纳税人，不断提高税收执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源头上减少或避免纳税人由于对税收政策及有关规定了解不及时或理解不透彻而引起的税收违规违法行为。三是开展税中辅导，合理安排时间，定期上门了解纳税人的涉税状况，掌握纳税人的纳税信息，适时地进行纳税辅导和财务辅导，指明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和所违反税收政策的具体问题，消除企业发展中的税收隐患。四是税后回访，对纳税人的政策理解情况和税收辅导情况定期回访，对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当期税收政策的纳税人重开“小灶”，对税收辅导中出现的问题调帐不及时或者纠正不到位，要实行“二次提醒”，督促企业纠改到位。通过精细化服务建立一种责任区管理人员积极主动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纳税人更加自觉、主动、积极地诚信纳税的新型税收征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