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工作研究五篇范文

第一篇：税收工作研究

税收工作研究-新形式下如何以人为本优化税收服务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税务机关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优化税收服务、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当前，新一轮税收征管改革正向纵深推进，作为重要税收征管改革目标之一的优化税收服务能否实现，关系着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在新形势下，如何优化税收服务，是新形势下税收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税务干部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树立税收服务理念。要让纳税人满意，首先必须转变税收征管理念。在一个法制、政治文明的社会中，政府实际是由纳税人缴税办的，并受纳税人委托管理公共事务和进行公共服务，即政府为纳税人服务。税务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也应当为纳税人服务。为此，要坚持“以人为本、纳税人至上”的思想理念。一改以往的征管观念，实现由“管理”到“服务”的根本转变，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一是税务机关应明确自身的“服务者”身份，树立“服务也是管理”的观念，并将服务理念和服务机制引入到税收征管工作中来；二是改变长期以来征纳主体法律地位实际不平等的现状，给纳税人以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地位，树立平等意识、改变官老爷作风；三是坚持以“服务纳税人，让纳税人满意”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纳税人作为自己的“客户”，使纳税服务“始于纳税人需求，终于纳税人满意”，把商业领域中的服务意识引入到纳税服务中来。四是要使纳税服务贯穿于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全过程，强化“维护纳税人的权利和提高税收遵从度”的意识。

二、优化纳税服务队伍。税务人员是国家权力和税法的执行者，是税收征管的主体。只有树立正确的服务意识，才能真正为纳税人服务；只有充分掌握并能熟练运用业务知识，才能解决纳税人在涉税方面的实际问题。这就要求：一是要严格公务员考评制度，激发税务人员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二是税务人员要充分掌握并熟悉专业知识和技能，热心解答纳税人提出的涉税问题，帮助纳税人解决实际问题；三是税务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强化职业道德，严格规范自身行为；四是税务人员还要具备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时时、事事为纳税人着想，引导纳税人诚信纳税。

三、创新纳税服务形式。一是税务机关应由被动服务转向主动服务，由办公型向服务型转变，不仅要接待好上门纳税人，还应主动走出去，有针对性地解决好纳税人在涉税中存在的问题。二是税务机关应设立专门的纳税服务机构，专司为纳税人服务之责，并力避形式主义，切实做到对纳税人有问必答，有难必解；及时听取、收集纳税人反馈意见，监督税务人员的服务行为。三是提供个性化服务，以整合纳税人信息库为基础，以纳税人的特点和需求为主导，把纳税人当成顾客，及时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交互式纳税服务，使税收服务在普遍化的基础上兼顾个性化，不断改善纳税服务质量，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四、提高纳税服务效率。一是要使纳税服务人有专责，职有专司。明确服务职责，避免工作中的扯皮推诿，提高服务效率。二是以信息管理为基础，依靠税收信息化，为纳税人提供及时、充足的信息咨询，节省办税时间，提高办税精度。三是深化税收管理，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四是实行透明办税、公开办税，增加纳税服务透明度，让纳税人放心。五是办税流程规范化，办税的各环节应环环相扣、衔接有序，保证申报纳税一体化。

五、创建纳税服务平台。随着时代的发展，纳税服务不能仅仅局限于“一张笑脸，一杯热茶，一声问候”，要创新服务手段，让税收信息化成为优质服务的助推器。应该改变传统的、单一的手工办税服务方式和面对面的“零距离”服务习惯，致力于创建“集约化管理、多元化申报、信息化监控”这一科学、规范、高效的现代税收服务平台。通过加快税务信息化建设，构建纳税服务信息平台，降低税收成本，运用先进科技手段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一是完善纳税服务信息平台，以12366服务热线、电子税务网络为载体，运用网上电子申报系统、网上税务信息管理等系统，开通温馨提示、税法宣传、政策咨询等服务内容，为纳税人提供全方位、多元化、个性化、开放式的纳税服务。二是完善税收管理平台，推广运用纳税申报电子信息采集系统、发票管理系统、计算机稽核、协查等管理系统，实现税务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体化。三是完善信息交换平台，与工商、国税等部门建立网上户籍信息交换平台，掌握户籍动态以及经营情况；推进税库银企的一体化建设，拓宽申报纳税渠道，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提高管理和服务效率。

优化纳税服务是深化税收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长期工程。为此，税务部门作为优化工作的主体，应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并遵循预定的目标和相关原则，不断改进和完善纳税服务的内

容和措施，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做到事事为纳税人着想，时时为纳税人服务，为纳税人提供更加优质、规范、文明的服务，创造征纳双方更加和谐的关系。

第二篇：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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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收管理是国家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统一的标准，通过

法定的程序，对纳税人应纳税额组织入库的一种行政行为，新的《征管法》也将加强税收征管放在了首要的地位，征管体系的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出现一些非本质问题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一点问题才是不正常现象。我们只有在征管改革中不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早日实现改革目标。探索出一条由繁到简，提高征管效率的新路。

一、新征管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的主要问题是：

（一）稽查各环节缺乏综合协调，影响整体功能发挥。

1、稽查各环节缺乏综合协调。征管改革将稽查业务分为“选案、稽查、审理、执行”四个环节，本意是要强化对稽查权力制约，进一步规范稽查行为。但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各环节间协调不力，相互扯皮，互不通气，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协调制度和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

2、对个体稽查重视不够。调查表明，对个体户的稽查虽是月月查天天查，但在大部分的稽查过程中对案源的针对性和准确性较低，影响了稽查效果；二是投入个体稽查的人员整体素质不够，影响对个体稽查的广度和深度。

3、稽查效率低。这里既有稽查管理、稽查内容不规范方面的因素，又有稽查责任心、稽查技术水平等原因，更有纳税户偷税手法隐蔽等问题。

(二)是集中征收以后，随着税务人员和办税地点的相对集中和部分中心税务所、征收点的撤销或合并，对一些零散税源的管理有力不从心和鞭长莫及之感，出现了不少漏管户，尤其是偏街小巷和农牧区、集贸市场零散个体商户的管理力量削弱。二是对于已纳入税源管理的户数，仍然责任不明，底数不清。三是重点税源分析比较浮浅被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从税务机关对税源变化情况的掌握来看，对于一些经济指标，既没有运用微机实现数据共享，又没有精力深入企业收集。靠纳税人自行编报，有的资料重复收集，有些收集不到，况且企业提供的数据可信度也值得质疑。四是由于对税源掌握了解的深度不够，分析不透，预测性不强，加大了稽查难度，增加了选案的盲目性，弱化了日常税收管理。

(三)新表、证、文书设计繁杂，在实际操作使用过程中问题较多。一是栏目设计与征管实际不吻合无法操作。二是某些文书传递手续设计繁琐，不便于开展工作。如个体工商户定税要经过层层审批，个体工商户仅仅会因为定额审定委员会的延迟召开等好几个月。

(四)是对表、证、单以及税务文书使用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1、基层税务人员文字表述能力差，不能准确运用规范性语言填写文书。

2、对政策、法规、条例的实质把握不好，尤其是稽查文书对案件的定性，难以用准确的法规语言表述清楚。

3、部分涉税文书中缺份、少页、漏项、编号混乱。

4、对文书的审批权限界限不清，有该审批的不审批，不该审批乱审批现象。

5、征管档案资料管理不规范。

上述问题表现是：一是选案不准确，计算机应用水平不高，有关业务部门提供案源资料不完整。二是结案率低。受稽查效率低、稽查力度不够和人情因素影响，达不到预期效果。三是未申报户数占应纳税户数比例较大，居高不下。

（五）一套征管业务规程，难以兼顾城市乡村。目前，在经济相对发达，业户比较集中的地区，新征管规程的运行相对平稳。但在农牧区或经济欠发达县市或地区，由于交通通讯不便，纳税业户分散，税务所与县局距离较远，运行规程的难度较大。表现在：一是执法权相对集中，税务成本增大。由于新征管规程将执法权集中在县局以上税务机关，作为一级征收机关的中心税务所面对业户停歇业、委托代征协议签字的审批等都需上报县局。而各中心税务所距离县局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远，仍要完成征管责、权分离；二是发票领购、开具渠道不够畅通。发票的领购和建筑安装、运输业发票集中在县（市）局管理，其它发票则集中在中心税务所管理。业户如果需领购或开具这两种发票，就需要既跑县局办税服务厅，又要跑中心税务所，难怪他们怀疑我们的服务质量。

二、对策及建议

（一）强化征管的改革意识，为深化改革打牢思想基础。征管体系的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出现一些非本质问题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一点问题才是不正常现象。我们只有在改革中不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早日实现改革目标。不断强化三个意识：一是依法治税意识。二是服务意识。三是规范意识。探索出一条由繁到简，提高征管效率的新路。

（二）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科学选择和调整征管模式。应对各县（市）区的征管模式进行一次实

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根据各基层征管单位的人力、财力和辖区的税源分布，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地理交通通讯条件，本着既有利于税收征管，又方便纳税人依法纳税的原则，因地、因税源条件，因纳税人情况，调整选择好利于税收管理模式，使之协调、规范、高效运作。

（三）细化完善各种制度，增强模式的可操作性。

1、制订税务稽查协调工作制度，以提高

稽查效率、质量为目标，用制度规范各环节工作，制约权力运用，使稽查各环节职责明确，指标过硬，衔接顺畅，确保运行状况良好。与此同时，可通过制订稽查要则，完善稽查组织，规范稽查内容，增强稽查力度。分税种、分行业、对稽查目标的实现，提出具体指标，增强稽查针对性，提高稽查效率。

2、建立健全税源管理制度，对税源事前、事中、事后实施有效临控：一是建立纳税人的户籍管理制度，通过与工商部门的合作，加强税务登记的发放、验证和换证管理工作。二是建立户源段管、片管责任制度。明确责任制，确定责任人，通过定期考核检查，掌握户数增减变化，从根本上杜绝漏管户。三是建立协税、护税工作制度。通过聘请社会监督员、协税护税员、密报员或通过地方政府强化护税协税网络建设。四是积极探索，在不违背征管改革总体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适合农村山区特点的简易征管业务流程，做到既体现依法征管，又方便纳税人。

（四）突出计算机管理，加快应用步伐。计算机的推广应用涉及到税收征管的各部门和各环节，涉及到人财物的统一分配与协调，绝不是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一个部门可以单独完成的。为此，要加强领导，统一协调，调动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五）改进和规范表、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研究

税收征收管理是国家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统一的标准，通过法定的程序，对纳税人应纳税额组织入库的一种行政行为，新的《征管法》也将加强税收征管放在了首要的地位，征管体系的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出现一些非本质问题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一点问题才是不正常现象。我们只有在征管改革中不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早日实现改革目标。探索出一条由繁到简，提高征管效率的新路。

新征管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的主要问题是：

（一）稽查各环节缺乏综合协调，影响整体功能发挥。

1、稽查各环节缺乏综合协调。征管改革将稽查业务分为“选案、稽查、审理、执行”四个环节，本意是要强化对稽查权力制约，进一步规范稽查行为。但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各环节间协调不力，相互扯皮，互不通气，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协调制度和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

2、对个体稽查重视不够。调查表明，对个体户的稽查虽是月月查天天查，但在大部分的稽查过程中对案源的针对性和准确性较低，影响了稽查效果；二是投入个体稽查的人员整体素质不够，影响对个体稽查的广度和深度。

3、稽查效率低。这里既有稽查管理、稽查内容不规范方面的因素，又有稽查责任心、稽查技术水平等原因，更有纳税户偷税手法隐蔽等问题。

(二)是集中征收以后，随着税务人员和办税地点的相对集中和部分中心税务所、征收点的撤销或合并，对一些零散税源的管理有力不从心和鞭长莫及之感，出现了不少漏管户，尤其是偏街小巷和农牧区、集贸市场零散个体商户的管理力量削弱。二是对于已纳入税源管理的户数，仍然责任不明，底数不清。三是重点税源分析比较浮浅被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从税务机关对税源变化情况的掌握来看，对于一些经济指标，既没有运用微机实现数据共享，又没有精力深入企业收集。靠纳税人自行编报，有的资料重复收集，有些收集不到，况且企业提供的数据可信度也值得质疑。四是由于对税源掌握了解的深度不够，分析不透，预测性不强，加大了稽查难度，增加了选案的盲目性，弱化了日常税收管理。

(三)新表、证、文书设计繁杂，在实际操作使用过程中问题较多。一是栏目设计与征管实际不吻合无法操作。二是某些文书传递手续设计繁琐，不便于开展工作。如个体工商户定税要经过层层审批，个体工商户仅仅会因为定额审定委员会的延迟召开等好几个月。

(四)是对表、证、单以及税务文书使用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1、基层税务人员文字表述能力差，不能准确运用规范性语言填写文书。

2、对政策、法规、条例的实质把握不好，尤其是稽查文书对案件的定性，难以用准确的法规语言表述清楚。

3、部分涉税文书中缺份、少页、漏项、编号混乱。

4、对文书的审批权限界限不清，有该审批的不审批，不该审批乱审批现象。

5、征管档案资料管理不规范。

上述问题表现是：一是选案不准确，计算机应用水平不高，有关业务部门提供案源资料不完整。二是结案率低。受稽查效率低、稽查力度不够和人情因素影响，达不到预期效果。三是未申报户数占应纳税户数比例较大，居高不下。

（五）一套征管业务规程，难以兼顾城市乡村。目前，在经济相对发达，业户比较集中的地区，新征管规程的运行相对平稳。但在农牧区或经济欠发达县市或地区，由于交通通讯不便，纳税业户分散，税务所与县局距离较远，运行规程的难度较大。表现在：一是执法权相对集中，税务成本增大。由于新征管规程将执法权集中在县局以上税务机关，作为一级征收机关的中心税务所面对业户停歇业、委托代征协议签字的审批等都需上报县局。而各中心税务所距离县局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远，仍要完成征管责、权分离；二是发票领购、开具渠道不够畅通。发票的领购和建筑安装、运输业发票集中在县（市）局管理，其它发票则集中在中心税务所管理。业户如果需领购或开具这两种发票，就需要既跑县局办税服务厅，又要跑中心税务所，难怪他们怀疑我们的服务质量。

三、对策及建议

（一）强化征管的改革意识，为深化改革打牢思想基础。征管体系的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出现一些非本质问题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一点问题才是不正常现象。我们只有在改革中不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早日实现改革目标。不断强化三个意识：一是依法治税意识。二是服务意识。三是规范意识。探索出一条由繁到简，提高征管效率的新路。

（二）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科学选择和调整征管模式。应对各县（市）区的征管模式进行一次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根据各基层征管单位的人力、财力和辖区的税源分布，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地理交通通讯条件，本着既有利于税收征管，又方便纳税人依法纳税的原则，因地、因税源条件，因纳税人情况，调整选择好利于税收管理模式，使之协调、规范、高效运作。

（三）细化完善各种制度，增强模式的可操作性。

1、制订税务稽查协调工作制度，以提高稽查效率、质量为目标，用制度规范各环节工作，制约权力运用，使稽查各环节职责明确，指标过硬，衔接顺畅，确保运行状况良好。与此同时，可通过制订稽查要则，完善稽查组织，规范稽查内容，增强稽查力度。分税种、分行业、对稽查目标的实现，提出具体指标，增强稽查针对性，提高稽查效率。

2、建立健全税源管理制度，对税源事前、事中、事后实施有效临控：一是建立纳税人的户籍管理制度，通过与工商部门的合作，加强税务登记的发放、验证和换证管理工作。二是建立户源段管、片管责任制度。明确责任制，确定责任人，通过定期考核检查，掌握户数增减变化，从根本上杜绝漏管户。三是建立协税、护税工作制度。通过聘请社会监督员、协税护税员、密报员或通过地方政府强化护税协税网络建设。四是积极探索，在不违背征管改革总体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适合农村山区特点的简易征管业务流程，做到既体现依法征管，又方便纳税人。

（四）突出计算机管理，加快应用步伐。计算机的推广应用涉及到税收征管的各部门和各环节，涉及到人财物的统一分配与协调，绝不是计算机专业技术人员或者一个部门可以单独完成的。为此，要加强领导，统一协调，调动各相关部门通力合作。

（五）改进和规范表、证、单、书的使用，加强档案资料的管理。表证单、文书的改进和规范应分级进行。建议上级税务机关研究改进和解决表证单、文书的设计问题。

第三篇：税收法律意识研究论文

摘 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

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 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 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注 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

（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8][32]注[13]引文，第65页。

[29]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85—386页。

[33]参见杨秀琴主编：《国家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第四篇：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研究

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研究

“>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研究2007-12-15 22:43:09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研究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研究(2)

--声明：第1文秘网(http://)原创文章!对于其他网站的抄袭行为我们将联合作者追究其法律责任！--税收征收管理是国家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按照统一的标准，通过法定的程序，对纳税人应纳税额组织入库的一种行政行为，新的《征管法》也将加强税收征管放在了首要的地位，征管体系的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出现一些非本质问题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一点问题才是不正常现象。我们只有在征管改革中不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早日实现改革目标。探索出一条由繁到简，提

高征管效率的新路。

一、新征管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的主要问题是：

（一）稽查各环节缺乏综合协调，影响整体功能发挥。

1、稽查各环节缺乏综合协调。征管改革将稽查业务分为“选案、稽查、审理、执行”四个环节，本意是要强化对稽查权力制约，进一步规范稽查行为。但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各环节间协调不力，相互扯皮，互不通气，各自为政，缺乏一个协调制度和一个有效的协调机构。

2、对个体稽查重视不够。调查表明，对个体户的稽查虽是月月查天天查，但在大部分的稽查过程中对案源的针对性和准确性较低，影响了稽查效果；二是投入个体稽查的人员整体素质不够，影响对个体稽查的广度和深度。

3、稽查效率低。这里既有稽查管理、稽查内容不规范方面的因素，又有稽查责任心、稽查技术水平等原因，更有纳税户偷税手法隐蔽等问题。

(二)是集中征收以后，随着税务人员和办税地点的相对集中和部分中心税务所、征收点的撤销或合并，对一些零散税源的管理有力不从心和鞭长莫及之感，出现了不少漏管户，尤其是偏街小巷和农牧区、集贸市场零散个体商户的管理力量削弱。二是对于已纳入税源管理的户数，仍然责任不明，底数不清。三是重点税源分析比较浮浅被动，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从税务机关对税源变化情况的掌握来看，对于一些经济指标，既没有运用微机实现数据共享，又没有精力深入企业收集。靠纳税人自行编报，有的资料重复收集，有些收集不到，况且企业提供的数据可信度也值得质疑。四是由于对税源掌握了解的深度不够，分析不透，预测性不强，加大了稽查难度，增加了选案的盲目性，弱化了日常税收管理。

(三)新表、证、文书设计繁杂，在实际操作使用过程中问题较多。一是栏目设计与征管实际不吻合无法操作。二

是某些文书传递手续设计繁琐，不便于开展工作。如个体工商户定税要经过层层审批，个体工商户仅仅会因为定额审定委员会的延迟召开等好几个月。

(四)是对表、证、单以及税务文书使用不规范。主要表现在：

1、基层税务人员文字表述能力差，不能准确运用规范性语言填写文书。

2、对政策、法规、条例的实质把握不好，尤其是稽查文书对案件的定性，难以用准确的法规语言表述清楚。

3、部分涉税文书中缺份、少页、漏项、编号混乱。

4、对文书的审批权限界限不清，有该审批的不审批，不该审批乱审批现象。

5、征管档案资料管理不规范。

上述问题表现是：一是选案不准确，计算机应用水平不高，有关业务部门提供案源资料不完整。二是结案率低。受稽查效率低、稽查力度不够和人情因素影响，达不到预期效果。三是未申报户数占应纳税户数比例较大，居高不下。

（五）一套征管业务规程，难以兼

顾城市乡村。目前，在经济相对发达，业户比较集中的地区，新征管规程的运行相对平稳。但在农牧区或经济欠发达县市或地区，由于交通通讯不便，纳税业户分散，税务所与县局距离较远，运行规程的难度较大。表现在：一是执法权相对集中，税务成本增大。由于新征管规程将执法权集中在县局以上税务机关，作为一级征收机关的中心税务所面对业户停歇业、委托代征协议签字的审批等都需上报县局。而各中心税务所距离县局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远，仍要完成征管责、权分离；二是发票领购、开具渠道不够畅通。发票的领购和建筑安装、运输业发票集中在县（市）局管理，其它发票则集中在中心税务所管理。业户如果需领购或开具这两种发票，就需要既跑县局办税服务厅，又要跑中心税务所，难怪他们怀疑我们的服务质量。

二、对策及建议

（一）强化征管的改革意识，为深化改革打牢思想基础。征管体系的改革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出现一些非本质问题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一点问题才是不正常现象。我们只有在改革中不断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早日实现改革目标。不断强化三个意识：一是依法治税意识。二是服务意识。三是规范意识。探索出一条由繁到简，提高征管效率的新路。

（二）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科学选择和调整征管模式。应对各县（市）区的征管模式进行一次

加强税收征收管理研究

第五篇：税收工作心得体会

税收工作心得体会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热点及今年税收工作重点，为了更好地服务税收中心工作，帮助企业财务人员掌握最新的税收政策，指导其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正确处理相关涉税问题，从而防范和化解税收风险，科学运用税收筹划，优化经营模式，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提高财务人员在企业涉税事项中的工作能力与服务能力，更好地适应新时期经济与税收发展需要。

我有幸代表山西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参加此次“国地税合并背景下个税与社保风险管控与税务安排”“国地税合并后最新政策解析与税务稽查防控”的培训,我就本次培训做如下总结：

一、国地税合并背景下个税与社保风险管控与税务安排

1、关于新《个人所得税法》变化点解析

此次关于新《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的六大变化，完善了有关纳税人的规定，如判定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标准有现行的是否满1年调整为是否为满183天。提高了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的标准，由月3500元调高到5000元。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优化了调整税率结构，主要是调整了7及超额累进税率的跨度。设立了专项附加扣除，实在已有的专项扣除增加了附加扣除，更有利于税制公平。增加反避税条款，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利。

二、国地税合并后最新政策解析与税务稽查防控

1、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带来的影响

随着国地税的合并，两个部门的合并必然会给企业带来影响，毕竟两个部门的社会背景，工作侧重点不一样，合并后需要一个磨合期。国税相对地税更规范，这样就会导致部分企业相对的不适应，由于地税当时管理环境相对宽松，企业部分不太规范，而现在面临国税，必须的严抓管理，否则会造成企业涉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