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税收司法保障问题研究法论文
内容提要：
有权利义务的预选设定，就应该有保障制度的建立，这是一条显而意见的法理。对司法保障制度的规定如何有效征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税款，国家税收司法保障问题进行研究的意义由此而生。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点，决定了征纳双发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秩序的正常维持离不了司法保障。由于司法设置了以公力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加之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一国税收司法保障规范必然体现于一国法律体系中多个基本法律部门，但无不体现并统领于税收司法保障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税收司法保障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建构，因此建立专门的税务司法保障组织，来做为税收司法保障制度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组织保证。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税收司法保障制度本身。
关键词：税收 司法制度 保障
税收司法保障问题研究
一、税收司法保障的概念和涵义
税收司法主题是国家，司法机关代为执行，机关没有执行权。说道司法机关在这里必须提一下，目前不同法学书籍、辞典对司法机关涵义阐述有所不同。司法机关定义很好理解，就是指行驶司法权的国家机关。但是，说到行驶司法权的具体国家机关都有哪些，分歧很大。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除法院、检查院外，将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监狱机关也称之为司法机关。第二种是在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国家仅，在我国仅指法院和检察院。第三种狭义的指法院、检察院，广义上还包括公安机关。单纯就司法机关含义而言，比较倾向于第二种，但是由于公安机关对税收犯罪案件具有侦查权，而侦查权疏于司法权中一项较重要的权力，且公安机关在税收司法保障中具有重要作用。税收司法是法定的权力，对税收案件处理，均需及有关法律的明确规定。税收司法只有在税收案件已经超出税务机关的职权范围时才能适用。普通税收案件，税务机关单独就可以处理，需要司法介入时，已经是较严重，大多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二、我国税收司法保障制度的体系及存在的不足
由于司法设置了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公力为后盾，加之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一国税收司法保障的大目标下，进而形成相互协调的一类制度体系。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税收司法保障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税收司法保障制度体系尚未完善建构。但我国法律体系的多个基本法律部门或多或少地存在税收司法保障制规范，这些规范体现了税收司法保障的价值目标，都应归于我国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从我国法律体系基本法律部门的角度，可以把具有税收司法保障功用的法律规范，大略分为以下几类
三、税收民事司法保障制度
税法属经济法部门。经济法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私法自治的局面，使私法关系与国家干预相结合；另一方面也突破了国家法系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传统理论，使公法融入了对私权关系调整的内容。税法的发展也充分体现和反映了这种法律性质及其后期的演变。
（一）税收优先权司法保障制度
关于税收优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但税务机关在行使税收优先权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需建立并完善税收优先权司法保障制度加以解决。
（1）虽然《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做出了税收一般的优先性的规定，但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缴纳所欠税款前优先清偿无担保债权或发生在后的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而致使所欠税款不能足额受
1偿时，税务机关应如何行使税收优先权，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税收优先权体现在形式上，难于体现于现实。因此，建立税收优先权司法救济制度也就成了当务之急。税收优先权司法救济制度是税收优先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核心是税务机关通过人民法院请求行使撤销权撤销欠缴税款的纳税人的上述清偿行为，以达税款优先受偿的目的，从而保障税收优先权的有效执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规定：“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从本条规定看，税收优先权似乎由于与不得重复执行的矛盾而无法行使。实则不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抵押物、留置物可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抵押权人、留置权人有优先受偿权。”如果税款发生在先，则较之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有优先性，利用逻辑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税务机关仍可行使税收优先权，从已被人民法院采取查封、冻结等财产保全措施的财产中优先受偿。上述制度规定是税收优先权司法保障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税收以其强烈的公益性而致税收优先权原则上优先于其他权利的行使。
上述税收优先权司法保障制度仍有需待完善之处。首先，法律文件宜明确规定在财产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情形下，税收的一般优先权；其次，制定在上述情形下可操作的税务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优先受偿的程序性规定。
（二）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
关于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属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由此可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条、《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和第七十四条构成了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的主要部分，但仍有待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有疑问的是，如果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先于税务机关行使代位权而致税务机关无法行使代位权或虽行使代位权但不足以清偿纳税人所欠税款，法律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解决正是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适用的前提是行使代位权的多个债权人居于平等的债权受偿地位。由于拥有已经公告（公示）的税款的优先权，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非居于平等地位。因此，法律应创设规范：纳税人（即《合同法》中所谓“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代位权前，须先行通知税务机关并于一定期限后行使代位权，《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才可适用。创设该规范是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司法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方面。否则，税收代位权、撤销权将遭到严重弱化。
（二）税收刑事司法保障制度-
税收刑事司法保障制度是一国税收司法保障制度体系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税收违法行为恶化到一定的社会危害程度时，税收刑事司法保障制度就会起到最强有力的纠正和引导作用，从而保证异态税收法律关系回归正常的运行轨道，税收刑事司法保障制度主要时由一国刑事法律中有税收司法保障功用的规范组成。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已建立起的税收刑事司法保障制度主要包括：
1、保障有关部门相应协助义务能够依法履行的刑事制度规范
在税收实践中，许多涉税案件或税款征收的有关事项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通力配合。《税收征管法》第十五、十七、六十、七十三条都对有关部门的相应协助义务和责任做了明确规定。但当有关部门的相应协助义务的违反恶化到一定程度，需要有关部门承担刑事责任时，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中却缺乏相应规定，只能责令有关部门承担行政责任。甚至有的部门承担行政责任的根据也很难找到。因此，应适时在刑事法律中补充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做为保障有关部门相应协助义务能够依法履行的刑事制度规范。
2、保障税务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刑事制度规范
这些制度规范是从在税务机关内部从严治理执法队伍的角度来保障税收法律关系的正常运行。《税收征管法》第五章的有关条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八、九章的有关罪刑条款构成了保障税务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刑事制度规范。
3、保障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的刑事制度规范
刑事制度规范是税收刑事司法保障制度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税收司法保障制度体系的关键环节。主要由《税收征管法》第五章的有关条款和《刑法》第三章第六节危害税收征管罪构成。我国已建立起较完备的保障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的刑事制度规范，但仍有需待完善之处。
四、完善我国税收司法制度的几点设想
税收司法保障制度的保障功用不是单方面的，还应当提供对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纳税人等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的保障。这种保障即税收行政司法保障制度，从诉讼角度看，也就是税务行政诉讼方面的制度安排。如果不对纳税人等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提供税收行政司法保障，不预先做出税务行政诉讼方面的制度安排，那么税务机关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税款征收的有效性就会受到极大质疑。
考虑到我国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我国税收行政司法保障制度应着重研究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税务机关的行政诉讼权利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宣告判决或者裁定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或者被告改变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行政权力对诉讼权力的干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将制度建设与司法组织改革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税务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
《行政诉讼法》对间接行政相对人是否具备起诉资格的问题并未明确，《税收征管法》也仅提及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税务直接行政相对人的原告起诉资格。原告资格问题是关系税收行政司法保障制度建构的基础性问题，意义重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第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
（二）与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
（三）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
（四）与撤消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这些规定较好地解决了间接行政相对人起诉资格问题。可见，在我国间接行政相对人同样具备原告起诉资格，其合法权利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三）税收司法保障组织建设问题
对税务案件的处理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因此，极需建立专门的税务司法保障组织，来做为税收司法保障制度充分、有效发挥作用的组织保证。一是在税侦警察基础上，组建税务警察，作为税务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税务机关组成部分税务警察，在税收业务能力上，能够在税务机关的定期培训、指导下得到有效地巩固和提高；在工作协调上，能够极大加强和有效开展与税务稽查部门的合作，联手有力打击涉税犯罪活动。二是建立我国的税务法院，专门审理税收司法保障过程中出现的涉税民事、刑事、行政案件。税务法院的建设应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按照经济区域而非行政区域设置；税务法院的法官，应当由具有丰富法律专业、税务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担任；在管理体制上，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在人、财、物等司法机构资源配置上，由中央直接安排，使其脱离地方政府制约，减少地方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扰。
五、总结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税收司法保障体系的概念、原则、特征及构建的基本思路有一定了解。税收司法保障体系构建，是一项重要经济法律活动。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体系内容和体系意义都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建立和完善的体系，需要通过税务界和司法界的工作人员及学者的长期努力，然而这种努力要不断培育和完善。
参考文献：
（1）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
（2）陶文达主编《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3）郭庆旺、鲁 昕、赵志耘主编《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4）郑成良主编《现代法理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5）张守文主编《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
注释：
①王诚尧《税收与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家税收》1998年第10期；
②石少侠《经济法新论》第68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③翟继光《税改和世界税法发展趋势》，国家税务总局刊物《中国税务》2003年第9期； ④王军《我国税务行政诉讼制度及其完善》，中国金融出版社《税务研究》2002年第7期；
⑤方宝荣《“税制”中的公平原则与“税治”中的感觉公平》，中国金融出版社《税务研究》2000年第11期。
第二篇：税收法律意识研究论文
摘 要：本文在对依法治税理论进行简要述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依法治税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进一步指出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在于“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税收法律意识应在现代法治观念总的指导下，以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的有机结合为理论基础，从确立和开始培养“征税意识”以及重新培养“纳税意识”并明确二者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等方面就加以重构。
关键词：依法治税 税收法律意识 重构 征税意识
一、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一）第一阶段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学分校法律系和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可谓是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尝试和真知灼见。有学者就指出“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2]；有学者还指出：“‘以法治税’……也就是说要在税收工作中贯彻法治原则”[3]。这是对依法治税和依法治国或法治之间关系的较早论述。又有学者将“以法治税”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4]；或是将“税收法治（或制）”作为基本原则，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针”对其进行了诠释[5]。还有的学者富有卓见地强调税务人员税法意识的培养尤重于纳税人或广大民众，税务人员应当“将目前严重存在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转化为义务意识，自我中心意识转化为人民公仆和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意识。”[6]该学者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一间接地体现了以权利义务观念来纠正税务人员意识观念偏差的思想，实属难能可贵。
（二）第二阶段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有学者对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予以了界定：“所谓依法治税，就是在税权集中、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单位和公民要依法纳税，政府（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社会各方面要协同配合和监督依法纳税和征税，从而使我国的税收工作、税收秩序沿着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7]，“依法治税其全部含义就是税收法制建设”[8]。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依法治税理论探讨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中兴起的。有学者对依法治国与依法治税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法治国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和条件，……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参与，投入和结果”；并提出有关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税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9]。又有的学者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依法治税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拓展税收的作为空间，消除税收‘缺位’；抓好税制的完善，减少税收流失”[10]。上述研究是税法基本理论与依法治国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要求的体现。还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层面对税收法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法治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和源泉之一，对法治主义的确立‘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11]”。[1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对“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学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这一深入的理论研究，触及了依法治税理论的思想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为依法治税理论作了正本清源的工作，是对传统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的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4]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样，“税收法制”也不同于“税收法治”。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5]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当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过程和状态，本身都是在不断的变化运动中的，都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门法中的深入贯彻和体现。
三、依法治税的观念基础——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一）法治的观念基础在依法治税中的体现
“支撑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则与价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历史和现实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的现代化。科学全面的法律观念是法治化的基石”。[16]尽管我们在形式上已经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历史上“人治”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国后“法律虚无主义”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义”的长期盛行，使得“法治”从口号到行动之历程举步维艰；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这终究是不行的。”[17]所以法治之行动与观念之转变必须同时发动，同步进行，以观念导行动，以行动促观念，二者互促互动互补式发展，方有中国法治之真正实现。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从发生上看，法律意识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条件。在法的创制和法的实施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法律意识的作用。”[19]税收法律意识无疑当属法律意识的一种，其对依法治税之意义已是不言而喻的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二）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之理论基础——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契约思想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0]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则认为，税法的本质是通过法律体现的统治阶级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国家意志；税收作为分配范畴与国家密不可分，国家税收是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
再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起源于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们向社会状态过渡时所缔结的契约；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自然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权利以及在其自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国家的公力救济；国家征税，也正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上述人们对国家的权利要求。纳税和征税二者的逻辑关系应当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国家征税的意志以人民纳税的意志为前提，“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指“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笔者注），他们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21]然而到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时为止，税法只是保证了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义务，即人民缴纳了税款，而另一方当事人义务之履行，即国家将其财政收入用以维持政府运转从而执行其各项职能，则有赖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机关制定其他财政法以及相关法律来加以保证。我们必须将“税款”或称“利益”从人民的手中转让给国家成为其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和国家运用其财政收入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用之于民”这两个渠道结合起来，才能看出权利和义务在其间的双 向流动。否则，税法就只能是国家为保证自己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从纳税人到国家的单向流动，也就没有“权利义务对等”可言了。
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学说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国家征税和公民纳税是一种权利义务的相互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公民利益时所应获得的代价。这种交换是自愿进行的，通过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22]。而且在这种交换活动中，从数量关系上看，相互交换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总是等值或等额的[23]。公共需要论与交换说则有所不同。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税收……主要是用以支付公用事业费用的。一种有效的财政税收应该要求公用事业使用人交付其使用的机会成本的税收”[24]。“由其销售的不可行性和不可计量性所决定的”[25]公用事业或称公共物品，无法依靠“私人”生产或者依靠民间来满足需求，会引起需求与供给无法自动通过市场机制相互适应的问题。因此，便只能由国家或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来承担公共事业的费用支出或公共物品供给者的责任；而国家要承担这一责任，就必须寻找收益来源，即税收。
对以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国家分配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征，并且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明税收的缘由；对纳税人而言，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社会契约论者则从“人民的同意”和“国家的需要”两个方面、且以前者为主来阐明税收的本质，体现了人民和国家间权利义务对等的理性思想。在国家分配论思想支配下，纳税人认为纳税仅仅是其未以权利获得为代价回报的、被强加的义务，并不如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6]
所以，笔者认为，应当以来源于社会契约思想的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的合理因素——权利义务对等观念来修正国家分配论的偏误，弥补其缺陷，使之有机结合；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来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7]在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在对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所谓“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所以必须“增强纳税意识”；然而同时对征税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却不置一词。
笔者认为，以上有关纳税意识的观点就其反映的思想根源而言，依然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体现，远非法治之要求。其一，依法治国的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解释纳税人——笔者注）”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28]。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而实际上在实践中税吏的职业法律意识并不强，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过多的税吏“冗员”的薪俸支出以及“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是违反其赋税之“经济原则”的原因之一[29]。其二，“纳税意识”的片面提法本身就包含有人治观念及“不对等”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30]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两个方面；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
所以，笔者主张用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这里的权利和义务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纳税主体要求征税主体退还其多纳税款或咨询等权利或征税主体负有的为纳税主体的纳税信息保密等义务，而是指纳税主体通过转让自己的部分利益而从国家处应获得的相应的交换利益；尽管这种交换利益往往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但实际上人们在因这种利益转让而使国家以其财政收入执行各项职能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过程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回报”，并为人们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税收的交换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同样，以公共需要论观之，“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31]
重构税收法律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二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的思想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人确认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32]最后是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 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33]，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注 释：
[1]参见刘隆亨主编：《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2]王革：《论依法治税 整治税收秩序》，《政法论坛》1991年第6期，第53页。
[3][15]谢怀拭：《西方国家税法中的几个基本原则》，载《以法治税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4]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修订版，第73页；1995年第三版，第74页；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9页。
[5]参见严振生：《税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1页。
[6]刘玫：《依法治税浅探》，《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第36—39页。
[7]刘隆亨：《坚持依法治税是实现我国税收任务的重要保障》，《税法论文汇编》
（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办，第116页。
[8]刘隆亨：《关于依法治国与加强财税法治研究》，《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10页。
[9]参见上注引文，第11—12页。
[10]高培勇：《市场经济与依法治税（上）》，《涉外税务》1998年第10期，第4页。
[1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原注。
[12]饶方：《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页；参见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18卷第6期，第58页。
[13]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6页。
[14]《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6]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第43页。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5页。
[18][30][31]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27]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235页；第240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21][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8页。
[22]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
[23]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
[24][25][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5页。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8][32]注[13]引文，第65页。
[29]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85—386页。
[33]参见杨秀琴主编：《国家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第三篇：税收问题思考论文
当前，老龄问题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亦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据媒体刊登：中国将到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养老”话题已经被国家、社会摆上重要的位置。“养老”一系列体系和措施已经建立和实施。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经理回良玉指出：“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有1.43亿，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已占总人口的11%以上”。许多老龄问题的出现，已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如何做好老龄工作，搞好老年事业发展已真正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积极支持。因为，这是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部分。税收政策是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国家充分利用税收政策，特别是制订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大大地促进老年事业发展，也有利于解决日趋复杂而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下面，笔者就这一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充分认识解决老龄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我国人口走向老龄化，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人的生命、寿命在延长，老龄人口自然在增长；另一方面，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并为之制订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严格控制了人口增长。又因为维持数千年的“养儿防老”传统习俗和思想观念的逐步瓦解和摒弃，使人口的增长率逐渐在下降，这样，相对于总人口而言，新出生的人口比例在下降，老龄的人口继续在加快增加。老龄人口的出现和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算是一件益事，人口的素质在提高，人口整体寿命在延长。说明社会正在进步。同时，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要充分认识到当前因老龄人口的到来，不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共性问题，必须要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关注，必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一）必须认识到：老龄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不能忽视的议题
1、人口的确在加速“老龄化”。据统计，1949年前，中国国民平均寿命是39岁，到1996年达到61岁，到2005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71.6岁，接近72岁。特别是独生子女制度的推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有人预测，今后一段时间，50岁到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口还将会急剧增加。到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预计增加到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个国家的人口总和。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客观的事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已经喊出了“2020年，谁为我们养老？”的疑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中国人现在担心养老问题，37%的人认为退休后自己生活水平会“严重下降”。再过十多年，4+2+1式（4位父母、夫妇2人、1个子女）的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将成为家庭的主流角色。许多老年人、或正走向“老年人”行列的人担心，让一对小夫妻负担6个老人的生活似乎是空想。所以，他们喊出“谁在未来为我们养老”的呼吁是正常的，也是理解的。
2、问题严重性在出现。人口老龄化，在老年人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和现象。在不少大中城市中，“空巢”老人的数量在增加，有的加速增加，已占老年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有关专家预测，到2025年，我国老人家庭“空巢”率将达到60%左右，到2050年，这一数率将达90%左右。其中，高龄“空巢”老人家庭越来越多，还多于三分之一。如：在江苏连云港市，“空巢”老人家庭中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有3万多人，占“空巢”老人的33%.有人对南京某社区进行“涉老”问题调查（共发放200份问卷），有68%的中老年人患高血压、骨质疏松等1种以上的常见疾病，为后代带孩子感到吃力。2005年8月4日，长春市81岁的“空巢”老人王一本在家里死亡，4天之后才被发现。大庆市55岁的独居老人卢某被发现死亡，经鉴定已离世半年之久。而江苏南京市近年来就发生20起孤寡老年人死在无人照顾的家中的悲剧。还有一对年轻夫妇，外出打工，竟将自已4岁的男孩留在家中，还叫本来也需要人照顾的七十多岁的爷爷照看。结果有一天，爷爷躺在床上起不来，气断身亡，幼小的孙子也因无人照看，最终也饿死在其爷爷的床边。待年轻夫妇回来后，为时已晚，落个惨痛的悲剧。“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已经客观出现；说明老年人需要关怀，需要照顾，需要看护，需要救助，需要社会的关爱。
（二）要充分认识到：关注老龄问题和重视老年工作已被各级党政摆上了重要位置，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1、党中央、国各院非常关心全国“老龄”工作、“养老”事业。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及时加以分析研究，制订了相关的对策，对搞好老龄工作，推动老年事业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养老”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报告”中强调要“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老龄工作，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和明确。《建议》中指出：要“认真研究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胡锦涛总书记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文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为我们必须要做好老龄工作提供了指导性文件。前不久，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专门主持召开全国老龄委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和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老龄工作。这些说明，党中央、国各院是非常关心全国“老龄”工作和
“养老”事业的。
2、政府部门十分重视“老龄”“养老”工作。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也都把老龄工作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摆上了重要位置，2005年10月10日，在北京举办的以主题为“老年学的多学科视野”首届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佩云在会上强调，要求我们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老龄问题。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新在谈到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重要一项列出。国家民政部、社会劳动保障部等部门也都针对“老龄”、“养老”的问题和现状，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并已经加以在全国实施了。不难看出，我们的政府及其各部门是关注老龄问题的，是高度重视老年工作的，是十分关心老年事业的发展。
3、社会在对“老龄”工作给予关注、关爱。针对不断出现老龄化社会问题，针对“银发浪潮”的到来，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不少社会组织充分采取措施，为解决老龄问题，推动老年事业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支持。如：北京针对“空巢”老年家庭增多的现象，专门制订了对这些家庭“一天一电话，三天一见面”的定期拜访制度。重庆市，发动人力将印有社区24小时值班电话的黄丝带分发到“空巢”老人手中，只要打电话，就有志愿者前来提供救助或服务。江苏省南京市有个叫锁金村社区，先前早些时候，就在邻里之间推出过“平安铃”；以提醒和倡导邻居照顾“空巢”老人家庭。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延东社区，对于生活困难的“空巢”老人家庭，采取定期上门询问制度，发现困难及时解决，同时也发动邻里之间相互帮助。不少保险公司也针对因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养老”的问题，大力做好“养老保险”这篇大文章，大力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事业，推出了不同的养老险种。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如：新华人寿开设“吉庆有余”分红型两全养老险种，是深受广大“未老的年轻人”喜爱的“补充社保的养老计划”。
（三）必须要充分认识到：税收政策在解决老龄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税收政策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和措施，对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工作和推动老年事业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有益作用。完整的、科学的、到位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特别通过利用国家出台的优惠税收政策将是解决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助推老年事业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和重要举措。
一是要认识到：税收政策是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而有必要采取的政策组成部分。老龄化问题，需要国家关注，需要国家重视，需要政府重视，需要政府采取措施。而政府采取的措施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可以使用税收政策，可以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来应对日益出现人口老龄化问题，来调节和促进老龄工作，来推动老年事业的发展。
二是要认识到：税务部门是支持、促进老年事业发展的重要部门。老龄工作、老年事业需要各部门的支持、关注、配合，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关爱。而税务部门是落实、执行税收政策的最主要部门。税务部门将相关税收政策落实好，贯彻好，执行好，就能有利于有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工作的顺利开展，就能有力地推动老年事业的不断发展。因此，作为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责任重大，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责任心，有义务地认真做好各项涉及“老龄工作、老年事业”的税收政策的解释宣传工作，有义务地全面执行和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为促进和推动整体老年事业发展增添后劲，提供动力，提供支持。
三是充分认识到：通过税收政策促进老年事业工作，推助老年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税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其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充分认识到，通过运用税收政策促进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一方面，要认识到：相关税收政策的出台将会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创造了条件，将为开创老龄工作新局面带来机遇，将为推动老年事业发展带来活力和生机；另一方面，要认识到：国家通过制订相应的税收政策，可以从机制上确保推动和促进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的长期稳定性，可以从法律上为鼓励和促进有利于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二、确定和明确有益于解决老龄化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的需要税收政策支持的方面和项目
人口老龄化的确日益加重，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存在着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我们必须要正确对待，认真正视这一问题。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解决老龄化问题，推动和促进老年事业发展，必须要对相关的方面和涉及的项目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明确哪些是需要通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且有益于解决老龄化问题，助推老年事业发展的具体方面和项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和项目。
其一，对举办、开设“老龄人、老年人”专门服务的商店（场、社），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类服务机构和企业主要包括：一些为老年人专门开设的特别商店、服务场所。比如：对这类商店、商场、经营销售部、服务社销售老年人专用的服装、保健商品以及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的特殊服务取得的收入，可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这些项目，使大多数的老年人直接感受到国家、社会对他们的关爱。让他们零距离接触到“老年事业”与众不同，真正感受到一定的“优惠”就在身边。
其二，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文化场所、老年人旅游服务公司、文化书店，其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类企业主要包括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文化场所、娱乐中心、老年人旅游服务公司、文化书店等。对这类方面和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照顾，能从一定程度上减轻老年人的思想负担，充实老年人的精神境界，丰富和活跃老年人的文化生活。
其三，对专门为老年人建造的公寓、住所取得的收入及其附属收入，可以享受税收政策优惠。这些项目主要包括专门投资兴建的“空巢老人”居住场所，老年人集中生活的公寓，以及经批准开办的民营老人福利院、各类开办的托老所等。这些项目的开办，可以直接为老年人带来益处，减轻社会的负担、压力，有助于推动“老有所养、老有所居”的工程发展。
其四，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咨询服务机构，其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类项目和机构主要包括：专门为老年人解释、宣传国家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咨询公司，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其他知识服务的咨询公司以及专门对老龄问题进行研究的咨询机构、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婚姻介绍、联谊活动服务公司、为老年人专门开设的谈心站等。
其五，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医院，其取得的收入，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机构和项目，具体包括：各类专门为老年人开办的保健医院、医疗救护中心（站）、料理护理中心、生活救助中心等。对这些项目给予税收政策优惠，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延年益寿，确保他们健康生活、健康发展。
其六，对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方便而生产的老年人专用产品，其取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方面和项目可包括为老年人而生产专用的拐杖、轮椅，老年人专用的老花眼镜、特殊保健品、专用家庭医疗设备等，这些产品通过享受税收政策优惠，成本会较低，使一部分老年人直接受惠得益。
其七，对专门为老年人发展事业而捐助赠的企业及其他纳税人，对其捐赠部分，可享受税收政策优惠。这些方面和项目主要指企业及其他纳税人通过非营利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老年公益事业机构或用于救助老年人生活、支持老年事业发展而捐助捐献的设备、款项等。对这些项目给予享受税收政策优惠，有利于鼓励、激励、刺激纳税人关注、关心、支持老年事业的发展。
其八，对为“老年人”专门开办的商业养老保险，其取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政策。对这类保险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逐步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有利于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功能作用，扩展养老保障范围，为实现“老有所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不断拓宽保障性养老覆盖面。
其九，对专门为促进老年事业发展提供信用服务的，其取得的收入，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方面和项目主要包括：为营建老年服务设施提供的信贷投入，为老年人集中专门开设的信用服务机构，如为老年人办理的信用卡等方面。对这类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在金融方面为推动老年事业发展，提供“便利”环境和条件。
三、对运用税收优惠政策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龄工作，推动老年事业发展的具体建议
以上所述，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和推动老龄工作、老年事业发展的方面较多，空间较大，涉及面广。但从现实中，从目前情况来看，专门为“养老”投资服务的方面和项目并不多，出台的相关措施也不尽完善，没有从根本上达到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目的。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应税收政策，制订相关税收行政措施，以应对当前和今后的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和推动老年事业的不断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一些税种方面加以改革和调整。
（一）在营业税方面，应作相应的调整。对凡专门针对老年人服务的营业收入，如：上述涉及的老人医院、保健护理中心、老年服务社、文化场所、老年人养老院等方面，涉及缴纳营业税的，可进行免征，或者采取先征后退办法，全面实行100%免征营业税。《中国税务报》已经发布“民营文艺团体获税收支持”的相关报道，对民营文艺团体为老年人组织专门演出取得的收入，同样可给予免征营业税的照顾。
（二）在增值税方面，应作相应的改革。对专门生产老年人专用产品的企业，涉及缴纳增值税的，如：生产老年人专用的拐杖、轮椅等，保健衣服、老花眼镜、老年人日常救护用品等，可以实行免征增值税；或者比照同类产品，给予减征50%的减免照顾；或者在进项抵扣方面可允许扩大范围，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扩大和提高老年人专用产品范围、档次、质量；对专门为老年人开设的用品修理部（如：为老年人专用的手摇车而开设的修理部等）取得的收入，实行完全免征增值税，或实行先征后退的办法。
（三）在所得税方面，应作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对专门从事生产老年人专用产品的生产企业，如专门生产老年人专用拐杖的企业等，取得的应税所得收入，可实行免征所得税，或者比照同行同类产品，同行服务项目、服务标准减半征收所得税，或者按最低所得税率档次征收（即按15%征收所得税）。允许这类生产性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实际发生技术开发费用当年抵扣不足部分，可按税法规定在5年内结转抵扣。企业为研究开发老年人专用的新产品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对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经营企业，如对专门为老年人依法开办的老年大学、文化娱乐场所、老年公寓、养老院取得的所得均给予免征所得税照顾。对于各类企业专为老年人公益服务机构捐赠的设备、款项可以允许税前列支，不列入计税依据。对经国家、省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老龄问题的研究中心，其科研人员实际发放的工资额，经主管税务机关审定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据实发工资的100%扣除。
妆品等，国家可以比照相应产品，减半50%征收消费税，以扩大老年人消费向健康、保健方面发展。
（五）在其他税收方面，也应作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关于这方面，涉及的税收主要有车辆购置税、房产税、城建税、“利息税”等较小税种。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自用轿车，凭个人身份证、单位证明、健康证明，可享受购1辆免缴车辆购置税的照顾；对于专门出租给老年公益专用的房屋取得的收入，可享受免征房产税或减半征收房产税的照顾；对于已经享受免征或减征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的专门为老年人服务性企业、生产性企业，同样给予减免征收城建税照顾；对于专门用于养老保险的存款取得的利息所得，可免征“利息税”；对经国家批准的专门从事老龄问题和老年工作的研究机构，从开办之日起或注册之日起5年内免征科研开发自用土地、房产的城镇土使用税、房产税。
（六）加强督查，严格检查，确保各项涉及“养老”、“惠老”的税收政策落实到位，执行不变“味”、不走样。国家在出台鼓励和支持老龄工作、推动老年事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在落实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执行、从严按政策办事，确保政策真正落实到位、执行到位；并要做到在执行过程中不变“味”、不走样、不变通。同时，要加强督查，认真检查，定期开展检查，防止打着支持“养老”、“惠老”、“关老”的牌子，骗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达到偷税、漏税、逃税、骗税的目的。对这种行为和现象，要从严处罚，决不手软。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必要时给予公开曝光，以净化税收法制环境，维护国家税法的尊严。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复杂性问题，老龄人口基数大，发展速度快，地区又不平衡，社会负担重，算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我们必须要尽快关注和分析这一问题，必须要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运用税收政策来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老年事业发展这一重要课题，并使之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在消费税方面，也要作必要的调整。国家对消费税是从严控管的。但，对于专门为老年人生产的应税消费品，如：老年人专用的汽车轮胎、老年人专用达到国家标准的保健性酒、老年人专用的香烟、老年人专用化
第四篇：消费者权益保障法论文
浅析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若干问题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型消费形式、消费关系的出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越发显现其不足，因此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要明确消费者的概念，还要扩大经营者的义务，拓宽消费者的维权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更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消法、消费者、经营者、维权途径
众所周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1994年才开始实施的，然而正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我国的经济、社会才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由此，经济转型、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势必不断涌出，这在大众消费中尤为显著。正是由于这些新型消费形式、消费关系的出现，使得当初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有的前瞻性难以适应现有的消费形势，才导致现如今消费者受骗事件不绝于耳。因此，基于一个学期以来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学习，跟据我现有的知识和理解，对现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对消费者的定义就存在着很多值得争议的问题。具体有以下两点看法：
1、据《消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 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而王利明老师认为：“消费者只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为消费而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应该受《合同法》的调整，而不应当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①但在我看来，单位应该纳入消费者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1）单位消费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占据了越发重要的地位，单位所具备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既可以购买、使用商品，也能够接受服务，比如说接受保洁公司的服务等等。（2）至于有些人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确认的消费者权益，都是和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索赔权与隐私权。我觉得不尽然，因为单位在商业活动中，作为民事主体，它也享有众多权利。以法人为例，大家都知道，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人格化，是法律拟制的人，而当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法律规定可以由法人代表代表其参与索赔事宜，且法人也有其内部秘密，享有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则此等权利不也属于隐私权吗？（3）虽然《消法》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消费关系中的弱势群体，可是单位就必然是强势的吗？事实表明，它们的强势地位只是在某个特定的领域，而并不能涵盖整个消费领域。因此，从《消法》所保护的法益来看，公平与平等的天平不该失衡。所以，我觉得《消法》应该确立单位的主体地位。
2、《消法》所指向的“商品和服务”概念太为模糊。虽然法律文本该以简洁为主，不可过于繁琐，但是对于某些从法律上赋予特殊含义的词汇应该做出较为清楚的概括性解释，否则在法律适用上就会留给司法机关过于强大的裁量权，难以公正的评判一个事实。依我之见，纵使《消法》未详细规定“商品和服务”的内容，那么也应该在相应的司法解释中做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界限，使《消法》内容、精神能够更好的为消费者、经营者及司法者所理解，而不至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其次，在科技持续发达，社会关系越为复杂的今天，《消法》中所列举的经营者的义务偏于狭隘。我们知道，法律之所以确立经营者负有一系列义务，其目的就在于衡平消费者和经营者间的地位差距。但是如今现实生活中新形势的出现 1
使得原有的《消法》规定对经营者地位的弱化作用越来越小，这使得原本就处于弱势的消费者难以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这其中尤为突出是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因为在现如今的消费关系中，越来越多的消费行为会涉及到消费者的隐私问题，比如“垃圾短信”现象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营者对消费者隐私保护的缺乏，这不仅会侵犯到消费者的人身利益，更会影响到市场秩序。因此，《消法》应该扩大经营者的义务，以便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最后，《消法》中所规定的消费者得以求偿的渠道并不完备。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增长，类似“一元诉讼”的事时有发生，而且有增多的趋势。我认为，法律所赖以维护的根本还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类似“一元诉讼”的小额官司中，我们在强调维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要考量其中的司法成本与利益得失，但在此却并非否认个人利益的重要性，因为在法院与仲裁机构的负担已经够重的情况下，小额诉讼明显会提高司法成本，有时可能还会延误对更大利益的保护。因此在设立维权途径的时候，也应该试着赋予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一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权，以便能够切实快捷高效的保护消费者，创造一种利益的双收与平衡。此外，消费者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存在着举证难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需要消费者提出证据，然而这却加重了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认为《消法》应该拓宽维权渠道，让更多的人可以更方便的享受《消法》带来的好处。
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可人类的理性也有很大程度的局限性，因为法律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不断完善，不断走向完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亦是如此，因此，我们在适用的同时也要批判它，以便其更好的为我们服务。
参考文献：①王利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若干问题
第五篇：地方税收优化问题研究
一、优化地方税收体系的重大意义
首先，优化地方税收体系是完善国家税收制度体系的客观需要。国家税收制度体系是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系统的子系统；同理，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也是国家税收体系的两个子系统。必须清醒认识，不管缺少中央税收体系还是缺少地方税收体系，国家税收体系都是不完整的系统。进一步讲，在国家税收制度体系中，如果只重视强化一个子系统，而弱化另一个子系统，必然造成两个子系统都得“病”，一个是“营养过剩”，一个是“营养不良”，不利于国家税收组织政府收入和实施宏观调控职能的充分发挥。
其次，优化地方税收体系是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必然要求。分税制的核心是在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基础上，将政府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并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征收管理。按照分税制最基本的要求，中央和地方都应当有基本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就是要有自己固定的税收。这种固定税收应当由若干税种构成，其中包括各自的主体税种和辅助税种。
再次，优化地方税收体系是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一，地方税收是地方财政存量的主体和增量的最大生长点。四川省地税机关组织的收入，从1994年的62．9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53．73亿元，年均增长19．54，在地方财力中的占比也由38％上升为目前的50％左右。第二，地方税收是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财力状况等都有很大差异，且东部地区在“梯级发展理论”指导下，具有率先发展的优势，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协调，贫富差距悬殊。为贯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很有必要优化地方税收体系，合理界定地方差别税收管理权限，以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对高收入者实施有效调控，利用地方税收支持勤劳致富，消除两极分化，促进社会稳定。第三，地方税收是地方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地方税收是地方固定财政收入，随着财税改革的深化和财权与税权的统一，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运用地方税收调节地方经济、服务地方经济，如通过开征或停征税种，调高或调低某些税率，增加或减少某些税目，制定某些优惠政策，全面强化税收管理等，一方面为企业竞争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另一方面诱导资源投向“朝阳产业”、大开发地区，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优化地方税收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认识尚存分歧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可能有步调一致的行动。实事求是地讲，尽管中央已作出建立地方税收体系、合理划分税权的正确决策，但在要不要分别设立中央税体系和地方税体系问题上，在正确处理税收“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上，还应统一认识。正因为人们目前的认识尚未真正统一，以致建设地方税体系、合理分配税权未见实质动作。
(二)税制不够稳定
实行分税制的目的，在于通过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保证两级政府所需财力，调动两级政府生财、聚财、理财的积极性。现在看来，增强中央政府可调控财力的目的基本实现，中央税体系得到加强，中央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相对而言，地方税体系发展滞后，尤其是税制不稳定、管理不顺畅的矛盾突出。近期，为保证中央收入，更好地调节宏观经济、国家对地方税体系中发展较好、便于征管、税源较广的税种的税目或税率陆续作了调整。比如，金融行业提高营业税税率增加的税收，对个人存款利息课征的个人所得税等，几乎每项新出台的增税措施，都有利于中央收入规模的扩大；而减税的大多是地方税收，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契税等等，令人不得不对地方税体系有无存在的必要产生疑虑。必须看到，税制稳定是税收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和前提，稳定地方税制至关重要。
(三)法律层次不高
目前我国尚无统领整个税收体系的税法大纲，因而没有法律对我国税收的性质、作用、立法原则、管理体制、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及主客体间的权利与义务、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各级税务机关职责、政府与税务机关权限划分、地方税税种开征及调节范围等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合理、具体、严密的规定，整个税收体系建设缺乏法律依据和行为规范。
(四)税制内外有别
现行地方税制仍内外有别，内资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外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等。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只适用内资企业。这不仅不利于公平税负和内外资企业间平等竞争，也不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税制接轨。
(五)主体税种单一
现行地方税收体系中，调节面广、调节力度强、征管简化、收入规模较大、起主导作用的税种仅有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且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税，地方税收体系建设缺乏灵魂和长远目标。
(六)税收调节不到位
目前，我国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尚未开征，税收聚财功能、调节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其他地方税，如农业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等已不适应新形势要求，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七)财权税权不统一
现行分税制虽将部分税种和其中的部分收入划归地方，但却未明确其为地方税；其收入安排使用权属地方，但税收立法权、政策管理权、征收管理权却属中央。财权、税权体制不统一，不可避免地抑制地方加强税收管理的积极性，影响地方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执行，从而出现中央定政策、地方出资金、影响地方财政平衡等问题。
三、优化地方税收体系的基本原则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分税制改革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构建一个税种适量、结构合理、制度严密、征管高效、调控力强的地方税收体系。为此，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学界定收入比重的原则
没有一定的收入规模，就没有单独建立地方税体系的必要；如果没有—定的收入规模，地方税收也不可能独立支撑地方政府运作，履行事权。构建和优化地方税体系，也要提高地方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地方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前者可以通过规范地方分配秩序实现，后者主要通过规范国家税制达到。
(二)合理划分税权的原则
综观国际税收管理的实践，主要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中央地方兼顾型3种模式。根据我国国情，应采取中央地方兼顾型，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必要的地方税收管理权。中央税和共享税的税收立法权、政策解释权、征收管理权、计划安排权等集中在中央；全国统一开征且对宏观经济有较大影响的地方税，其基本法的立法权可集中在中央，征管权和部分政策调整权下放地方；全国统一开征但对宏观经济影响小或地方特色浓厚的地方税，由中央制定基本法，实施办法由地方制定，政策解释权和征收管理权完全赋予地方；全国不统一开征的地方税，其立法权、政策解释权、征收管理权全部赋予地方；地方结合当地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状况，报经中央批准，可决定开征、停征某些税种。为了统一税政，地方制定的地方税收法规须报中央备案，凡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中央有权废止或者责令地方纠正。
(三)统一征管的原则
客观分析，一国多系统负责税收管理，不仅难以统一税政，而且不利于税收征管质量的提高，还会增加税收成本。目前我国负责税收征管的机构有4套：国税系统负责中央税、共享税税收征管，地税系统负责地方税收征管，海关负责进出口税收征管，大部分省、市的财政部门负责农业税收的征管。这种多头负责、职责交叉重叠的状况，不利于规范管理和两套税系的建设。应遵循统一征管的原则，一方面国税、地税明确划分职责，各征各的税；另一方面理顺地税与财政的职能，农业税收统一由地方税务机构管理。
(四)持续增长的原则
地方税体系有一突出习题，即在中央不断强化中央税体系的情况下，地方税源有萎缩的趋势。税源相对不足、税收增长乏力的状况，除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关键还在于地方税体系缺乏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内生增长机制。现与地方税体系有关的18个税种中，除营业税、城建税、所得税与GDp具有内在联系，其余税种有的是对经济存量课征，有的是定额征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都不大。当务之急是使地方税收始终保持适度增长的发展趋势。增强地方税收随经济增长而增长的内生机制。
(五)效率的原则
追求高效率始终是优化税制的主要目的。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不仅包括经济效益还包括工作效率。前者需要尽量控制税收成本，后者需要加大投入，改善征管手段，最大限度地方便纳税人。从讲求经济效益、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考虑，当前一方面要加大地方税收管理的资源投入，改善征管手段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在优化地方税体系、扩大地税规模时，要根据税收量能负担的原则。将增赋与减赋分别运用在东部和西部。
四、优化地方税收体系的初步设想
(一)制定颁布税收基本法
我们主张加快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基本法。该法不仅要对国家税收体系及其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两个子系统的主体税种等作出规定，而且要对税收的立法权、管理权、收入规模、税种量限、管理体制、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收强制执行手段等重大问题进行规范，还要对税务机构的设置、管理体制等作出规定，加快税收法制建设的步伐。
(二)科学选择地方税主体税种
建设地方税收主体税种，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之—：由于增值税收入规模大、税源充沛、收入稳定，可改变增值税的共享税地位、将增值税、消费税作为中央税的主体税种，以确保中央收入稳定增长；将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全部作为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为实现地方税体系的“内生增长机制”提供制度保障。
方案之二：借签发达国家做法，增大所得税等直接税收入并相应减少增值税等间接税收入，可考虑将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直接税作为中央税主体税种，增值税、营业税等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
不论采取哪个方案，一旦确定，必须保持基本稳定，以避免政策频繁变动造成大的损失、增加改革成本。
(三)合理确定地方税种量限
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设置税种多少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经济尚不很发达且具明显的层次性，税收管理水平也不高，广大公民税收观念亟待提高，依法治税环境优化还需要过程。税系建设应当简化，国家统一设置的税种以20种左右为宜，地方税税种可设15种左右，尽量少设共享税。当前，深化税收改革和优化国家税系，应当开征一批、废除一批、改革—批税种。在动议新开征的税种中。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燃油税等，因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且有的在收费时其收入基本归地方，理应作为地方税。对社会保障税和遗产税、赠与税，我们认为，前者不仅收入规模大，发展潜能大，而且还具有调节地区收入的作用；后者虽然收入规模不大，但政策、政治、社会功效十分明显，故都不宜作为地方税，而应作为中央税。为支持西部大开发，可开征西部开发税，实行地区差别税率，东高、中次、西低，全部收入由中央支配，专项用于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和基础建设。为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确保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相对统一，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的比重以55：45左右为宜，并将中央税收的10％作为转移支付资金。这种量的关系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应变动。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行为。
(四)建立地方税务评估机构
依据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税务机关一般设有专门的税务评估机构，主要对计税价格等进行评估，目的在于强化征管、保护税基、防止税收流失。借鉴国际经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也应建立税务评估机构，对计税价格特别是房地产计税价格进行评估，对纳税人的申报纳税情况进行鉴定。
(五)改革优化地方税种
1．企业所得税。一是适应WT0规则，尽快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二是简并税率，不分经济性质、规模大小、地区差别，统一实行30％左右的比例税率；对确需实施税收优惠的，可在一定时间内减征。三是统一税基，不论企业经济性质、行业差别，所得税应税收入的确定和税前扣除范围与标准必须基本统一；税基依税法规定确定，不受企业财务制度影响。四是规范税收优惠，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应体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纺织、服装行业等。
2．营业税。一是将行政事业服务收费等纳入征税范围，从制度上扩大税基。二是对混合销售行为确定具体标准，从政策上划清征收增值税还是征收营业税的界限，力求避免混税、混级行为发生。三是将金融业营业税税率降为5％，以减轻税负，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四是同一收入税不重征，对房屋出租的租金收入，征收营业税而不再征收房产税。
3．个人所得税。一是改现行分类税制为综合税制或综合分类税制。二是全面加强个人收入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严格源泉扣缴。三是税前扣除标准科学化，国家不统一规定具体扣除标准，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职工收入、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规定幅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实际在规定幅度内具体确定。四是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员的扣除标准逐步统一，体现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性与内外籍人员平等的法律地位。五是生计费用的扣除，可从目前以个人为单位逐步向以家庭和个人为单位并存转化，充分考虑家庭因素，照顾家庭利益。
4．资源税。一是扩大资源税课税范围，将水资源、森林资源、草场资源等纳入课征范围，以支持“环保工程”和生态环境建设。二是适当提高原油、天然气、金矿、有色金属矿等资源税税负，限制过度开采不可再生资源。三是将资源收费转化为资源征税，以规范征收管理，降低征收成本，推进税费改革。
5．城市维护建设税。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凡有经营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不分国内外企业或个人，都是纳税人。二是城市维护建设税可改名为城乡建设税或建设税，以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使之成为独立税种。三是全国不再按行政区划设计分档税率，可考虑中央规定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建设发展情况确定。幅度税率可设计为1％－2％。
6．房产税。一是计税依据改按房产评估值征收，房产评估3年或5年开展一次。二是税率可设计为1％－2％的幅度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幅度内确定本行政区具体适用税率。三是对租金收入不再征收房产税。四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纳入课税范围。
7．城镇土地使用税。一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以外的非农业用地，除农民农业用地外，其他占地均应依法征税，有效遏制滥占土地行为。二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纳入征税范围，与国内纳税人一视同仁。三是提高税额，国家规定基本幅度标准，具体税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等因素确定。
8．农业税。一是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合而为一，统称为农牧业税，颁布新的农牧业税法，对有农牧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依其取得的农牧业收入课税。二是农牧业税的负担以轻税政策为宜，税率设计在3％左右。三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可考虑改“实物税”为“货币税”或“货币税”、“实物税”并存。
9．车船使用税。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为车船使用税，适用于内外资企业和个人。
10．燃油税。将现有的车辆收费改为征税，以规范征管和降低成本。燃油税以油价为计税价格，税率可设计在50％左右。为照顾地方利益和便于征管，最好在销售环节征收，由销售者缴纳。
11．环境保护税。应将现有各种有关环境收费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对污染行为或污染物征收。主要包括对排放废气、废水、废物和噪音等4种行为征收，纳税人为污染的制造者；为体现4种污染对生态环境的不同危害，可设计不同的税率，实行从量计征。
12．教育税。将现有的教育费附加、职工个人教育费和农村教育费改为教育税，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税率以1％左右为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13．取消一些税种，包括土地增值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和筵席税。
《2009年地方税收优化问题研究》来源于，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欢迎阅读2009年地方税收优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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