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网介绍[大全5篇]

第一篇：票号网介绍

1、票号网定位

（一）服务平台

以居间人角色扩展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的融资渠道，为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及个人提供投资渠道；以居间人角色撮合借贷双方的借贷行为，满足借贷双方投资、融资需求。

（二）信用平台

对借贷交易进行备案登记服务，促进社会融资的阳光化、规范化。将根据客户的信用信息，结合社会其他信用平台建立自己的信用数据库，推动民间信用的建设和监督，推进信用评价结果的社会化运用。

（三）监管平台

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借贷自愿的原则，不仅以有效弥补正规金融服务中小企业不足，解决“两多两难”问题，还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民间资金动向，防范和化解民间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四）信息平台

借贷供求信息的登记、发布，可在服务平台网站上进行，服务平台上收集的融资需求信息、社会闲散资金信息和完成借贷交易的情况可定期向政府和社会公布。

（五）孵化平台

通过平台大力培养电子商务企业发展。一是引导电商与当地供应商对接，推动“企业触电”，帮助电商寻找客户源。二是为电商提供资金支持，助推电子商务企业做强做大。

2、业务范围

1、收集发布相关融资需求信息、社会闲散资金信息并撮合完成借贷交易。

2、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可在平台设立网店，为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或个人提供资金支持。

3、收集发布银行承兑汇票流转信息，促进银行承兑汇票的买卖交易。

第二篇：日升昌票号导游词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华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日升昌”票号，是清代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开设的。这个票号的创始经理人名叫雷履泰，其东家为平遥县的达蒲村李家。“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玉成”颜料铺，后来才更名日升昌，并发展为票号。“日升昌”票号，平遥为总号，其分号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日升昌”票号主要业务是包办国内公私汇兑银钱。当时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现银运输量颇大，公路交通运输不发达，其它运输手段费用高而且很不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了，“日升昌”的诞生从此结束了我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然而，更让我们叹服的是：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

“日升昌”票号，当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首创金融机构，曾以“天下第一号”、“汇遍天下”而闻名于世。“日升昌”票号，在咸丰同治年间为极剩时期。到清朝末年，先进的银行兴起，票号逐步被取代。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和清朝政府被推翻，“日升昌”票号就随之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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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日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人们在这里所见所闻的是一百多年的过去。尽管日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升昌仅有的分号也无法与当代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我们可以从日升昌看到当代银行的影子；从日升昌领略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可以从日升昌感受一种锐意改革的精神，鼓闻一个时代进步的声音。

第三篇：日升昌票号导游词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华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了，“日升昌”的诞生从此结束了我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然而，更让我们叹服的是：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日升昌”票号，当时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首创金融机构，曾以“天下第一号”、“汇遍天下”而闻名于世。“日升昌”票号，在咸丰同治年间为极剩时期。到清朝末年，先进的银行兴起，票号逐步被取代。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和清朝政府被推翻，“日升昌”票号就随之倒闭了。如今的“日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人们在这里所见所闻的是一百多年的过去。尽管日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升昌仅有的分号也无法与当代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我们可以从日升昌看到当代银行的影子；从日升昌领略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可以从日升昌感受一种锐意改革的精神，鼓闻一个时代进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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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山西票号研究[定稿]

山西票号研究

【摘要】：山西票号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远非本文所能尽述。为避免重复研究和泛泛而谈的高论，本文选择了七个有典型意义的议题逐一探讨，以期达到以管窥豹的效果。当然，这七个议题，层次不同，有些是必须的铺垫工作，有些则延伸到山西票号对现代社会的启示，现分述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探讨晋商的发展脉络，以及与山西票号的关系。众所周知，票商是晋商的余脉，欲了解山西票号，首先要分析晋商兴起的主客观条件。与临近的河北及陕西两省相比，晋商的成就有目共睹，除却天时地利的共性外，“人事因素”被提上议事日程，笔者正是从该方面入手，重点解读山西重商文化的养成。山西票号又是借者与贷者的桥梁，信誉的内在要求，庞大的晋商群体，以及自身利益直接受到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冲击，另外还有前此兼营汇兑的经历，都为晋商抢占金融业转型的先机增添了说服力。第二章，以量化史料为基础，概述山西票号衍变史。山西票号存在的一百多年间，经历了四个时段：其一为初始阶段的示范效应；其二为汇兑京协饷后的大扩展；其三为汇兑外债赔款后的“回光返照”；其四为惨然退出历史舞台。与前人及时人的研究手段不同，笔者着力在量化上下功夫，主要依据山西票号总分号数变化趋势，存放汇业务的此消彼长，以及表面繁荣下所隐藏的深层次危机的具体变量。为批驳“清亡，票号亦亡”观点，笔者斗胆提出了在民国时期票号业仍有着生存空间。第三章，尽可能统计出票号业经营官款业务的比例，为重新评价其资

本属性作好铺垫。表面上看，票号业确实承汇了大笔官款，这也是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话题，问题的关键是经营官款业务在票号总业务中所占的比例。本章第一节重点统计票号业不同时段汇兑官款的比例，该项业务低于20％的统计数据，为第二节的重新评价打下了坚实基础。转型期的票号业，资本属性相对复杂，由此笔者提出了“兼容说”，意即票号资本既有近代借贷资本属性，同时也不能排除高利贷资本属性。第四章，比衬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的异同，从而揭示肇致两帮票号迥异命运的内外因素。南帮票号晚于山西票号，其资本家多与官场有密切联系，有些甚至是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主要依靠官款及热衷于投机生意是其过早衰败的最主要原因。反观山西票商，始终以民营业主身份，稳步经营，很少有投机生意的冒险举动，即便经营官款，由于在总业务中所占份额有限，不足以影响其正常经营。基于此，才出现了有影响力的南帮票号纷纷倒闭，而有实力的山西票号却能巍然屹立商界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第五章，解读山西票号经营理念，探究其成功之道是本章的主旨。山西票号的操作系统，前人及时人多有论述，笔者主要集中于制度层面考虑，其一为顶身股理念的细化;其二为严格的管理制度。两者同行并用，既调动了票号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规避了潜在的风险，山西票号的顺利经营与此有着直接关联。第六章，以犷清亡，票号亦亡”的观点为引子，重点考查山西票号衰败的主要原因。山西票号普遍衰败于辛亥革命和“壬子之乱”(指1912年在北京、天津等地发生的军人哗变事件)之后，缘此票号界有“清亡，票号亦亡”的观点。笔者列举了三条理由予以反驳，其一为政治、军

事冲击对山西票号的影响;其二为制度因素对山西票号的制约;其三为无谓消费消弱了票庄资本家的实力。以上三条中，政治、军事冲击无疑是山西票号纷纷倒闭的罪魁祸首，即使清廷能够苟延残喘，依大多数票庄的账面实情，除非有大笔资金补进，它们才有可能坚持下来。总而言之，是诸因素的合力才导致了山西票号的衰败。第七章，山西票号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对现代中国民营企业而言，仍有以下启示:其一为立业之本—从“纷繁”中捕捉商机的能力;其二为管理之基—从“人治”到“规治”的转向;其三为经营之魂—.崇尚信誉与广交客户。【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4 【分类号】：K29 【目录】：导言10-19第一章晋商与山西票号的兴起19-56

一、明清两代山西多富商19-2

4二、山西票号创办的客观条件24-371、清代商品经济概略24-282、金融业嬗递28-353、民信局的转输功能35-37

三、晋商创办票号的主观努力37-561、商风压倒文风的人文环境37-402、晋商驾驭商机能力面面观40-483、从兼营汇兑到专营汇兑--山西票号的出现48-56第二章山西票号概述56-8

5一、初始阶段的示范效应56-6

1二、汇兑京协饷后的大扩展61-70

三、汇兑外债赔款后的回光返照70-78

四、惨然退出历史舞台78-85第三章票号业务结构与资本属性85-12

3一、票号业务结构85-1051、1823-1861年票号业务结构

85-872、1862-1893年票号业务结构87-933、1894-1911年票号业务结构93-984、1912-1940年票号业务结构98-10

5二、票号资本属性105-1231、《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启示105-1102、高利贷资本说110-1163、近代借贷资本说116-1194、兼容说119-123第四章山西票号与南帮票号123-147

一、南帮票号123-12

5二、两帮票号经营策略的差异125-138

三、两帮票号有所区别的结局138-147第五章山西票号经营之道147-176

一、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147-1

52二、山西票号运作中的制度因素152-1761、顶身股理念的细化152-1602、严格的管理制度160-176第六章山西票号衰亡诸原因176-209

一、政治、军事冲击对山西票号的影响176-1911、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的区别177-1852、屡次遭受损失程度不一185-19

1二、制度因素对山西票号的制约191-200

三、无谓消费消弱了票庄资本家的实力200-2091、社会消费201-2032、家庭及个人消费203-209第七章余论209-215山西票号对现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启示209

一、立业之本-从“纷繁”中捕捉商机的能力209-210

二、管理之基-从“人治”到“规治”的转向210-21

2三、经营之魂-崇尚信誉与广泛交流212-215本文参考书目文献举要215-220后记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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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百年票号之殇

百年票号之殇

张宏彦 《生活晨报》 2010年7月20日

你可知道？百年前山西曾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金融核心地位？为什么票号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深反思。重新审视五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也让我们不由地忆起那些曾经的辉煌，那些曾经属于晋商的辉煌。

商通天下——纵横四海的晋商足迹

我们都知道商业繁荣的地方，往往也会成为金融业繁荣的地方，例如当今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无一不是商业繁荣之地。而山西之所以在近代逐步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决定性的因素是晋商的崛起。关于晋商在明清的崛起，很多学者都分析了地理方面的原因。的确，从商业角度来看，山西的地理位置是特殊的，正如《五百年来谁著史》中提到的“自古以来，山西介于中原与北国之间，这里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在明清期间，山西是一个陆路贸易的枢纽，这一时期，活跃在“茶马之路”（中国对北亚和欧洲贸易的陆上通道）上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

也有人从地理的角度做出另外的解释：地瘠民贫才迫使山西人弃农从商，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走西口”的故事，但是仅仅生存环境的恶劣并不是催生一个商帮崛起的充分条件，笔者认为晋商坚守诚信的品质、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才真正构筑了历久弥坚的晋商魂。试想，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能够打破祖祖辈辈守土安贫的信条，走出家乡甚至走出国门开拓出数万里之遥的艰难商路，那期间要经历怎样的惊心动魄，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是无法体会了。山西商人的艰苦创业使这个群体的商业视野变得前所未有之大，他们的经商足迹南到香港、加尔各答，北至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等地，东达大阪、神户、横滨、仁川等地，向西延伸到阿拉伯国家，甚至远涉欧洲。所以过去晋商自我调侃说：“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晋商的成功除了自身的勇于开拓之外，还和山西金融业的支持有莫大的关系。往往是山西商人经营到哪里，山西的货币资本就跟到哪里，而且经常是同一个东家既开商号又拥有账局（进行资金贷放的机构）。进入19世纪之后，票号终于从商人资本中分离出来，从此开启了晋商辉煌的新时代。

汇通天下——黄土地走出的金融家

虽然对于票号业创立的具体时间学界依然存在争议，但多数人认为道光初年（约1823年前后）设立的“日昇昌”是票号鼻祖。据说这第一家票号的成立其实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当时，很多山西商人在北京开设商铺，到年终结账的时候，就需要给在山西老家的总号送回银两，以往由镖局运现银，成本高也并不安全。于是，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率先开始以拨兑的方式承办捎银两事宜，商户只需要将现银交到西裕成的北京分号，再由北京分号写信给平遥总号，而商户持信件就可以到西裕成颜料庄总号兑取现银，当然，颜料庄也会适当收取一部分汇费。随着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汇兑业务也越来越红火，年终一算账，兼营的副业——汇兑的收益竟然超过了主营的颜料生意！掌柜和东家一合计，干脆就专营汇兑业务，于是“日昇昌”票号成立了，它标志着专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始形成，以此为分水岭，山西商人开始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异军突起！

很快，其他的山西商人也敏感地捕捉到了商机，于是也纷纷成立票号，到鸦片战争前期，山西票号业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商人增加了对票号汇兑业务的依赖，票号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山西票号商人们在全国多个城市广设分号，足迹遍布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南京等重要城市，几乎覆盖整个中国，甚至还有的票商将分号开到了香港。山西票号业的经营可谓蒸蒸日上，尤其是在19世纪后半期，山西的票号经营者们积极争取到了汇兑和保管官方款项的业务，使票号经营有了更为稳健的基础，至此，山西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当之无愧的金融中心！票号业被时人评价为“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就连光绪皇帝在看到日昇昌票号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汇集了全国各地的款项时都不禁赞叹道：“好个京都日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

天下——这个词语在闭塞的中国古代人（也包括部分闭塞的近代人）眼中其实主要是指华夏大地的领土而已，而从黄土地走出的金融家们却并没有将目光只集中在中国本土的金融市场上，他们心中的天下比皇帝的更大！随着晋商对外贸易的拓展，山西的金融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据考证，早在19世纪末就有票号在朝鲜设立代办所，开始经营国际汇兑。到20世纪初，合盛元银行的经营者上书朝廷要求在日本设立分号，他们言辞恳切地表达海外经营的初衷，大意是：中国商民到海外的越来越多，而国际汇兑却掌握在外资银行的手里，在海外的华商“因无本国银行，不免仰外人鼻息”，所以要保护中国商民的利益，同时也不能让“金融机关操之于人”；而且，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办银行，那我们中国人也应该到外国去设立银行。于是，在获得官方批准后，1907年山西票商终于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我们注意到，这家分号在日本是以银行的名称注册的，所以，中国的第一家海外银行其实是由山西人设立的。后来，又有其他票号在南洋、新加坡、俄罗斯等地设立海外分号，而正当山西金融家们在海外征途上渐入佳境的时候，清政府垮台了，山西票号业也迅速地走向了衰败。

盛极转衰——山西为何失去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史学家指出：“（票号）自光绪甲午后为增盛时代，自庚子至辛亥为极省时代”。票号在近代的迅速衰败，尤其是经营鼎盛时期，迅速地由盛转衰，不得不让很多人感到疑惑：为什么票号会如此之快地由盛转衰？为什么山西失去了近代金融中心的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解释。

观点一：清亡票号亦亡

有人认为，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可以用“成亦萧何，败亦萧何”来形容。由于与清政府的关系绑得过于紧了，票号在资金上、业务上过度依赖政府的支持，甚至有的票号只办官款，而不屑于普通商民的业务。于是，很多票号与清王朝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由于对政治局势错误的判断硬把自己和腐朽的清政府拴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很多票号确实是在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很快就倒闭了，从时间上印证了“清亡票号亡”的判断。

观点二：外资银行入侵

当中国加入“WTO”时，对外承诺在5年内按要求进一步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有人惊呼“狼来了”。其实，“狼”已经来过了，就在一百多年前。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登陆中国，之后列强的银行就纷至沓来。它们作为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代表，来到中国当然不是作慈善的，自然是为攫取中国的经济利益而来。起初，外资银行的经营重点还只是集中在国际业务和外商业务上，随着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它们开始盯上了票号的存款和汇兑业务，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和雄厚的资本确实给票号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挑战。1896年《申报》曾发表评论：“西人在华设立银行，华人趋之若鹜„„各票庄无不仰其鼻息„„”

观点三：本土银行兴起

由于外资银行的迅速发展，本土金融人士提出了“兴银行”的呼吁。到1897年，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已经达成共识：外资银行掠夺中国金融利益，而中国人必须设立自己的银行。于是，中国通商银行在这一年成立了，之后户部和邮传部又分别成立了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而清政府为了扶持新式银行的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官方业务转到中资银行。于是票号就从与外资银行勉强对抗的状态变成在中外银行夹缝中求生的格局。

观点四：改组银行失败

当时不管是中资还是外资银行，在机构铺开的时候，总是遵循先沿海后内地，先发达地区后落后地区的模式；而票号则恰恰相反，总号设在信息相对闭塞且开放程度小的内地省份山西，而分号却设在北京、上海、汉口、甚至香港繁华之地。这直接导致应对票号整体规划、发展负责的东家、总号经理们，在掌握经济、金融态势变化方面远不及分号经理。当京都票号经理人发起合组银行倡议，并向总号的“各位乡台大人”提出改组银行的建议时，却遭到了无情地打击，总号的“乡台大人”们不仅把书信“束之高阁”，还有人批评说这样做的人不过是为了自己发财罢了。于是山西票号能够改革已经落后的经营、管理制度的大好机会就这样被蹉跎了。

观点五：不做担保业务

票号的运作，往往以信义为基础，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办事，凭信义开展业务合作，向外发放贷款一般不要保证。现代的信贷管理学告诉我们：贷款发放前银行要求提供的保证是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信贷风险。而票号以信用贷款为主意味着在经营的过程中要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业务经营的局限性，即只能向熟悉的商户发放贷款；第二是业务的风险性无法规避，即便借款人很讲信用，但也杜绝不了因经营失败的风险，一旦借款人破产，就算他再想兑现归还贷款的承诺也有心无力了。

上述观点可以说都有道理，也都不完全，票号的没落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简要的总结，也只有四个字：内忧外患。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一页浓墨重彩的历史始终是已经翻过去了。经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代皇帝和民国，山西票号延续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经营神话，为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很多的东西，那些令我们唏嘘感慨的，那些令我们无法遗忘的„„

抚今追昔——也说新晋商

——应当珍视的宝贵遗产：晋商魂

我们可以认为，票号商人是晋商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将经营领域从商业转到（或延伸到）金融业；但本质上来说，他们与其他的晋商其实并没有差别，只是经营范围有所不同而已。票号商人在金融业务经营中秉承了晋商一贯的诚信精神，他们本着“以仁取信，以义致利”的经营原则，提供金融服务满足社会金融需求。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例如创新精神，山西的票号商人对中国的近代金融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金融创新曾使票号业发展的前期充满了活力：票汇使商人们从沉重又危险的金属货币运送的烦扰中解脱出来，支付结算变得简单又便利；密押作为神奇的风险防范手段，成本低廉还安全可靠；“身股”制极大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凡此种种，我们不得不敬佩前人的智慧和大胆突破。

再如诚信的品质。有些票号商人在经营不下去的时候，会及时盘点家底，不是为自己日后的生活作打算，而是为了在彻底破产之前清偿所有的债务。据说，有的票号东家还不到资不抵债的时候，就通知所有的债主前来，并提前归还债务；同时，也通知所有的存款人取回他们的存款。有些号东宁可自己一贫如洗甚至沦落到乞讨为生，也不愿意欠人家一两银子。

当年的晋商以诚信闻名天下，而今天的晋商呢？最为国人所熟悉的又是什么呢？笔者在北京读博期间，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寒暄”：“呀！你是山西人！24辆悍马！山西煤老板都好有钱„„”面对这样的话题，我的应对只能是无语。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煤老板成了新晋商的代表形象。而且，新晋商的爆发故事还有续集，去年到今年又有人传出有山西老板在北京买了整个单元楼房，以囤房炒作。尽管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考证，但丝毫不影响其传播的广泛性。为什么外界会有人如此看待当今的晋商？爆发、投机、炫富，很显然已经有人在用有色眼睛来看新晋商了。曾经有一个文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谁在妖魔化新晋商？”被误会、被妖魔化，不被了解，该生气吗？请温习一下《论语》，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外界不了解我们，不是我们生气并“讨伐”人家的理由，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向前人学习，返恭自省自身的不足。

——必须吸取的深刻教训：前车鉴 事实上，今天的山西人面临着和一百多年前非常相似的发展困惑：在经济走向开放的客观情况下，面对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我们应该怎样做？

回顾历史，在近代，山西人曾经面临过几乎同样的问题。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迫使下，中国的沿海城市一个接一个开放了，这对山西商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面临对外贸易运输方式的变革，山西的陆上贸易枢纽的重要性在逐步被削弱。随着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商品集散地的转移，沿海港口城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昭示着海洋商业文明的崛起，同时也意味着陆路商业文明在逐渐失去以往的辉煌。在这些沿海城市中，上海无疑成为新的商界黄金地，上海开埠之后，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新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中外商人云集于此。而且，国人能够在此直接与洋人频繁接触、交往，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上海金融业也在逐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后来的上海外资银行林立，证券市场也逐步形成。而此时，虽然一部分晋商已经警醒，但还有一部分在做什么呢？盖房置地，又重新做回了地主！这部分人的故步自封，思想守旧，使相当多投入城市的商业资本又转回到农村，等于自己把市场经济萌芽给掐灭了。在票号业发展的后期，那些不了解外界的东掌们没能将票号的总号及时转到上海也是一大失误，有些人面对经济、金融中心的转移甚至完全无动于衷。还有些山西商人不能够与时俱进，看不清近代产业升级换代的趋势，仍然致力于对传统产业的投资，最后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破产的同时也把以信用贷款支持其发展的部分票号一并拖跨。

今天，山西人面临的环境变化和近代十分相似，但又有所不同。中国再一次开放了，但这一次不是“船坚炮利”打开国门，不是不平等条约下的被迫妥协，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不论是开放市场、参与竞争，还是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今天的制度变迁不是“要我改”，而是“我要改”。同时，山西再一次落在了沿海发达城市之后，面对失去优势之后的发展思路调整。但是不管未来的发展如何定位，我们都要以史为鉴，需知，故步自封、逃避变革并不能阻挡时代进步的洪流，只有跟上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才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