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票号盛极而衰的原因探析

第一篇：清末票号盛极而衰的原因探析

［摘 要］ 清末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

［关键词］ 清末；票号；盛极而衰；汇兑

Abstract:The Exchange shop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eclined from its flourish which reflected that its storage and exchange reduced year by year.By way of analysis, we could see that its own drawbacks, the ill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moder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turmoil resulted in this decline.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exchange shop;decline right after flourish;exchange

票号，又称“票庄”或“汇票庄”，最初是经营地区间的汇兑，以后也兼营并不断扩大存放款业务的一种旧式金融机构。近年来一些学者大体认为票号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相当于清道光初年。从60年代到90年代是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它促进了商品流通，密切了与晚清政府之间的联系，成为其财政支柱。陈其田估计票号最盛时，年存款总额1.5亿两，放款利息和汇费等收入每年应在200~300万两之间。利润率也很高，例如平遥帮的百川通资本16万两，1900年前后四年中共获利66万两，资本利润率103%［1］693。但是从1900到1911年票号盛极而衰，年存放款及汇兑额逐年降低，究其原因有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

一、票号自身的弊端是票号在清末盛极而衰的内因

在内部组织上，一个严密控制的组织, 必然导致自闭, 而这种自闭将给它带来灾难。例如，最初制定三年不准回家的规定，是受交通条件限制的无奈之举。可是，后来火车、轮船方便了，票号总部不顾各地员工的苦苦请求，仍然固守这一陈规，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为了实施有力的控制，票号等级森严。票号里70%的职工地位低下，他们在学徒期间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劳动强度很大。学徒期满后，一年工资是几两、一二十两。一份协成乾票号光绪32年的工资单显示，工资有36个等级，其中14%的职员是没有工资的学徒［2］。剥削严重，制度不健全，屡屡出现战乱中员工携款而逃的事件。另外，票号东家生活腐败堕落，纸醉金迷，吸食鸦片，不理号事［3］58，如此不务正业的所有者无法使票号延续兴盛。

在业务经营上，票号墨守成规，其经营方向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之需要。票号经营存放款的传统，历来强调信用而不重抵押，一旦遇到动荡局面，公私存款不得不如数退还，而贷放给钱庄、商号的款项，却极易成为坏账，无法收回。票号比较保守，1903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招山西票商经办天津银号，晋商不肯。1904年，鹿傅霖任户部尚书筹办户部银行时，力邀山西票号入股并出人组织，也遭拒绝。1908年，山西票号内部有人提议合组银行，遭到总号反对［4］559。老号总经理和股东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不识时务、泥古守旧，以及各怀私心，难于理解有限责任。票号拒绝任何改革终至失败。比如国内电报通达后，曾一度不准使用电报汇款。在近代工业已经兴起的形势下，仍窖藏白银不敢向产业投资［3］，从而失去了广阔的获利渠道。

二、战乱纷飞、财政困难及国际贸易逆差是票号所处的不良宏观环境

从中法、中日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略，可谓内忧外患，战乱纷飞。因为经济决定金融，所以清末的票号的发展必然举步维艰。战乱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贸易发展，也因此间接影响到金融业，包括票号业的经营与发展，同时战乱有时还会直接侵袭票号业。例如1900年7 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八月攻占北京，京、津票号纷纷撤庄回乡，途中又有遭遇银两被抢、账簿丢失的不幸。再如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继而各省响应，清军反扑，土匪蜂起，社会混乱，许多城市发生焚烧抢掠，殷实商号和金融业受灾最重。天成亨票号仅汉口、成都、西安3处被抢现银100多万两，共计亏损200多万两。日升昌票号仅陕西、四川就损失30余万两，放款无法收回，损失300万两以上［3］58。由此可见战乱影响票号之惨重。

清末天灾人祸接连而至，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孱弱，财源日益枯竭，开支不断扩大，财政极端困难。财政的突出开支有庞大的军费，巨额的战争赔款等。清政府在资金紧迫之时往往对票号施加压力。曾代理国库的志诚信票号在庚子以后把业务重心移至北京，该号尽收国库余资，贷放南省，辛亥革命中清廷用款刻不容缓，在应收款400余万两、应付款200余万两的情况下，因周转不灵而宣布倒闭，号中经理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入大牢［3］58。清政府为了解决军饷匮乏的问题，增设厘卡，提高厘金征收率，并命令货捐局严追捐银。这阻碍了商业流通，加剧了“钱荒”，将许多商号推向破产，进而恶化了票号的业务环境，并危及其放款的回收。

中日甲午战争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增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3年内，中国贸易逆差总额达1.6亿海关两，为此前37年入超总额的6倍多［5］。多年连续贸易逆差对中国经济运行极为不利，恶化了票号的经营环境。

三、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抢占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光绪末年，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号相继成立。中央一级的官款及大宗汇兑相继脱离票号，各埠私人银行、钱庄林立，都以高额利息吸收存款。从1897年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商银行17家，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它们大都尽量降低汇费，通商银行不赚亦要做。1906年户部银行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经清政府批准：凡设立户部银行或支行的地方，“应行汇解存储款项，均可随时与该行商办。”［6］181这使票号所周转的运营资本在数量上大为降低。1908年设立的交通银行在第二年收汇1 970.05万两，其中工商业款占77%；交汇2 074万两，工商业款占91%［6］183。而这两笔工商业收、交汇兑原本是各票号经营的。因此，就公私款项汇兑变化来看，票号受国内银行和官银钱局的打击不小，市场份额大为下降，至清亡时它的汇兑量减少了四分之三。

19世纪末外国银行在华业务迅速发展，不仅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也极力挤入国内汇兑，与国内钱庄票号相争。“近来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指山西票号］之利，稍为所夺。”［6］184试以天津汇兑情况的变化为例：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的汇兑，年约1 0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即占半数，钱庄、银号占30%，票号仅占20%［6］184。与此类似，许多通商口岸的汇兑业务被外国银行大量侵占。外国银行还在中国发行钞票、吸收各种存款，这也是其控制晚清金融业的重要内容及表现。到清末，发行的钞票总额约4 000万元［4］578，并进一步插手票号的存款业务。晚清政局之动荡，也使得大量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将资金转移到外国银行以求荫庇，这就缩小了票号资金来源，从而大大削弱了票号的经营力量。

银行具有票号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为银行是有限责任的公司组织，资本比较大，以法人资格经营，管理科学且主要做抵押贷款。因此，票号的市场份额下降实属必然。另外，随着近代交通事业逐渐发达，火车轮船已经通行，邮

局、信局也承做汇兑业务或以减费兜揽汇兑，由此进一步减少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四、屡次爆发的金融风潮促使许多钱庄纷纷倒闭并殃及票号

晚清屡次爆发金融风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六次：1860年、1871-1873年、1878-1879年、1883年四次金融风潮、1897年股票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4］571。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几次金融风潮中，外国在华银行利用晚清金融市场中银根紧张的局面拒不接受中国钱庄庄票，不予贷款，反而强行收回钱庄、商号所欠款项，使钱庄纷纷倒闭，也牵累到票号经营。所谓“上海市面钱庄倒闭，牵动汇号，以致金融阻滞，周转不灵”［6］185。以下举两例说明金融风潮对钱庄与票号的影响之大：

1883年爆发的金融风潮是19世纪影响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积生丝投机失败引起的［4］573。胡从商致富，在晚清金融领域极有影响，他所经营的阜康银号和通裕等票号几乎在全国各省都有分支机构。他1881年囤积生丝，受外商抵制。1883年上海丝价暴跌，胡亏损巨大，进而引发挤兑风潮，阜康总号及其各地分号同时闭歇。外国在华银行拒绝贷款，钱庄受沉重打击。据统计，在这次风潮中，上海南北市大钱庄从年初78家到年终只剩下10家，且波及全国其他许多大城市的金融市场。因为钱庄向票号借款数量巨大，钱庄倒闭使票号也深受其害。

在1910年，上海发生了橡皮股票风潮。风潮的起因，是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橡皮（橡胶）公司”，发行股票，他大造舆论，鼓吹经营橡皮可获巨利。1909年世界橡胶涨价，于是购买橡皮股票的人大增，许多商人向钱庄贷款购买，钱庄本身也投以巨资，橡皮股票遂上涨20多倍。麦边趁机将股票全部卖出，卷款潜逃，股票价格一落千丈，大批钱庄与票号因此倒闭［7］。有人估计，华商在这次橡皮股票交易中，投入了上海市场的金额约为2 600万-3 000万两之谱［6］169，投入伦敦市场的约为1 400万两［6］169。因此，投入资金的总额约在4 000万-4 500万两左右，从而上海钱庄手中可以调动的资金几乎完全被橡胶公司所吸收了。其后果是正常的贸易强烈地感到缺乏资金的支持［6］169。到了1910年9月，正届每年缴付庚子赔款的期间，当年应支付190万两。不料蔡乃煌所掌管的道库竟是“库空如洗”；而上海市面因正元等钱庄破产而资金紧张，蔡所拨给源丰润等庄号的官款一时也无法收回。迫于政府压力，蔡乃煌只得向贷用官款的钱庄限期归还借款。这迫使源丰润周转失灵，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其在北京等地的亏欠公私款项达2 000余万两①。延至1911年3月下旬，又有李鸿章之子李经楚经营的大票号义善源受源丰润银号倒闭的牵累，虽经各方罗掘，尽力支撑，终以负债1 400万两而破产［8］，其19家分号也随之闭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响应，各省票号毫无准备，放款无法收回，挤兑成风，在兵乱中受损惨重。而由于各省官钱局滥发纸币，湖北、河南等地立即出现挤兑风潮，票号为顾全信誉，尽力维持兑现，收进大量纸币。这种纸币在民国初年兑换现金必须贬值折扣，往往不及原来价值的一半，票号损失严重。据统计，革命兴起时即倒闭的票号有17家，革命后接连倒闭的有3家，以后几年又倒闭2家［1］694。票号从此一蹶不振。

在晚清时期，票号对国内国际贸易的结算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清末票号的发展面临着内忧外患，因为其自身的弊端，不良的宏观环境、现代金融机构的竞争和金融风潮的影响，票号盛极而衰。

① 参见《东方杂志》第7卷，1910年第10期，13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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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钱庄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88．

第二篇：清末新政破产的原因真相

清末“新政”破产的原因

改革毕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清末新政由一批曾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人物完成了一场带有革命内容的改革。在这种意味深长的矛盾背后是历史造成的两个原因：其一，庚子之变以后的局势是一种真正的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局。1901年2月颁布的上谕中说：“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构此奇变。”正是对这一点的承认，新政在主观上是为了防止革命掀揭屋顶而挖开的一个窗洞，但在客观上却成为时势假手不愿改革者而实现的一场改革。历史常常会使动机与效果大相异趣，对于一个没落的阶级尤其如此。其二，有人说过：戊戌政变杀青年人、南方人多；八国联军杀老年人、北方人多。透过这种南北方和青老年的对立，是改革人物与顽固保守人物的对立。侵略者用暴力消灭了后一类人物中的一部分，同时又以此震慑了其他一部分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但它导致的结果却是为中国的改革消除了一些阻力。许多历史的是非是隐藏在深处的，只有透过某些历史细节的表象，才能把握历史迈进的步伐和节奏。

清末新政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双向互动的形式出现的。清政府原想借此实现王朝的自我挽救，但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它的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它的灭亡。他推行教育改革，是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但无论是在国内新式学堂中还是在留学生中，清政府并没有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反而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子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在全国各省扩编新军，原本是要以此来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却又给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绝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想借此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冲突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都走向了清政府预想的反面。何以会如此？历来论者大都从其推行新政的动机来说明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这并没有错，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清政府推行新政固然有取悦列强、拉拢立宪派、打击民主革命的一面，更有统治阶级变法自强的一面；它有欺骗、拂逆舆情的一面，更有符合历史逻辑的具体内容。历史的效果往往不以人们的动机为转移。清末官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近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军制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法律改革，开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先河；奖励实业，则直接促成了创办实业的高潮。因噎废食，防弊废事，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人们习惯于用御史欧家廉的几句话“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是崇奉西法”，来说明新政的有名无实。这段话固然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况，但远不是新政的全部。清政府“清理财政而漏卮愈大，编练斯军而哗变愈众，改轻刑律而断狱愈多。事事有尽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

第三篇：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清朝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颜面扫地。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走狗，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统治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新政”非但没有能够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半路夭折，连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垮台。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比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色彩的“新政”会失败，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骗性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者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⑴ 细数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人。主持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先看慈禧，虽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但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绝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权力中度过，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力，如何让清政府免于灭亡，至于救亡图存不过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她或许具有改革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国人心中，她只是个擅玩小聪明的权利狂，“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再看载沣，他比慈禧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还没有威望。他主持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驱逐袁世凯、重用亲贵、成立皇族内阁、拒绝立宪派的请愿及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这样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再者说，“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责为“假维新”“伪变法”，陈天华曾说﹕“见从前守旧惹的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人耳目”。⑵从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达到皇位永固，内乱可弥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勉强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更何况新政还有讨洋人欢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二、国内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自从甲午战败和义和团运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天下之财，悉应赔款”。清朝财政已是油干灯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但改革本身需要钱款。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向人民层层摊派，“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耶？”“自近时新政试行，于是立学之费取之农，练兵之费取之农，其他杂款加税无一不取之于农”。清政府承认：“各直省自摊还赔款、举行新政以来，用如泥沙，取尽锱铢，搜括已不留余力，额外科派，民不堪命”。自庚子赔款摊派各省之后，民间搜刮殆尽，商业萧条，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各地无不哀鸿遍野。新政不但未给人民带来实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灾难。加上官吏横暴，未能爱惜民力，引发人民对改革的普遍不满和反政府斗争。政治制度改革的十年间，以抗捐抗税为内容的民变遍及全国城乡。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全国大小民变不下3000多起，此起彼伏的民变给人们展现了一幅乱世景象，给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也给反清革命造成了强大的声势，使反清之星火大到足以燎原之势。“昔汉臣贾谊陈时局之危，譬谓抱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数月以前，我国时势，盖有类于是，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

三、用人不当，贪污腐化现象严重

政府腐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末社会是一个贿赂公行和升官发财的社会，整个官场贿赂成风,腐败透顶，官员们整天忙于逢迎拍马，受贿行贿，搜敛民财，又怎么会把主要精力用于实行新政，筹备立宪呢？“新政”非但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反而贪官乘机再捞，“既增添了„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正因为任用的官员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在封建专制时代都得到了好处,因而他们对待预备立宪也以是否对其有利为标准，他们害怕民权发达以后再不能为所欲为,一招不慎,还要丧失名位利禄，所以清末大小官员们大都视预备立宪如洪水猛兽,嫉之如仇,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将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预备立宪葬送在艰难的实施途中，同时,在清末敷衍塞责成为政府机构中的普遍现象；当权者视御旨若一纸空文,从不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官吏限于考试,对筹备宪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学会了粉饰成绩，虚应故事的本领。对于吏治腐败黑暗,朝廷是清楚的,也曾三令五申进行整顿，仅1909年和1910年两年,经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不称职官员就达千人以上，然而,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各级官员上下左右之间互相勾连。盘根错节，彼此庇护,根本无法改变，腐败不除,败局难挽。而自清廷推行“新政”以来，山东莱阳除缴纳正赋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地亩捐、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见1910年8月13.14日《大公报》)。这年又遇春荒，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该县县令与四大劣绅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四乡催缴捐税，额外多收，敲诈勒索，逼得群众夺了下乡官员的枪械，加上土枪土炮，集合数万人与省里派去的军队搏斗，暴动乡民被屠杀千余人。此事曾震动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起事，声称为莱阳被杀群众复仇。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又爆发席卷全国的饥民抢米骚动，也是群众反对清朝所谓“新政”的自发斗争。

曾参加戊戌变法的黄遵宪也批评清廷的“新政”：“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新民丛报》第24期)曾对“新政”抱有幻想的梁启超也感到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 清朝统治者的素质与个性表现的如此的不堪入目，新政最后的失败了想一二了。

四、丧失改革的社会基础

首先，满汉官僚分裂。1906至1907年的官制改革，本是清廷筹备宪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可官制改革及由其引发的政坛纷争结果却是汉族官员大受排斥。在十一个部院中、汉

4、满

6、蒙1。满汉的比例是六比四，还不如原先规定的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员的清朝旧制。特别重要的几个部，如度支(财政)部、陆军部都由满人掌管。皇族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从袁世凯手里收回了北洋陆军四个镇的指挥权，同时宣布各省新军统归陆军部管辖。这一切都明显地反映出清廷皇族集权的趋向。担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瞿鸿□和历任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等汉族重硻，被清廷罢免官职。原任广西巡抚、后任军机大臣的另一汉族官员林绍年被逐出枢机，袁世凯则被迫辞去八项兼职，并交出北洋四镇兵权，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明升暗降。经由此次所谓的官制改革，最终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连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也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汉族官员对此结局必然耿耿于怀，效忠清廷之心也随之大打折扣。另外，立宪派背弃。作为国内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宪派，曾对清廷的这一政治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盼望清廷能进一步加快预备立宪的步伐，多次举行国会请愿运动，但屡遭清廷拒绝，这本已使立宪派啧有烦言。到1911年5月，清廷又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内阁成员上谕，在钦定的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共计9人，而且有7人属皇族，总理大臣也由庆亲王奕劻出任。因此，这个内阁在当时被立宪派称为“皇族内阁”，汉族官员由此进一步感受到自己宦海生涯的前途渺茫。立宪派对清迁组织“皇族内阁”极为愤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书都察院，申明“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些一之原则”。但清廷却呵斥立宪派干预朝政，“议论渐近嚣张”。立宪派对清廷更感失望，公开发表宣告全国书，阐明满清王公亲贵组成的所谓内阁完全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就这样，本应赢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却由于满清统治者的举措乖张，愈来愈引起国内政治力量对清王朝的痛恨。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就像一个烂掉的苹果，就算是给它洗洗，还是改变不了它被抛弃的命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清末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为今天的政治改革吸取教训。

首先，要重视民意，从“民本”角度出发，倾听民意，让百姓参与其中，而不是百姓当做改革失败的承担者，取信于民，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毕竟人民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成果理应由全体国民共享；第二，要重视行政人员作风问题，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大贪污腐化惩治力度，有效的预防腐败，增强政府威信，确保政府的政策号召力和影响力；第三，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社会机制来吸附和制衡大量疏离社会外的因子；第四，抓住机遇推进政治改革。要求领导人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危机意识，改革要在情况尚好的时候展开。同时在每项政策出台前要充分斟酌，广泛征求意见，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加大宣传力度，考虑社会各阶层的接受能力，球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在渐进中化解矛盾；最后，要扎实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刻不容缓，但是不要冒进，而是一个一个脚印的来。

以现代化的视角看，清末新政的改革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变迁的重要环节。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清政府主持的“新政”这一现代化的尝试，只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下的被动行为，失败似不可避免，可无论如何它唱响了一曲走向近代化的悲歌，“悟以往之不见，知来者犹可追”希望能给我们当今改革一些启迪

第四篇：试述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失败原因（模版）

1、试述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失败原因

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到1905年12月成立学部，清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逐步推出了各项新政，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制度改革。主要是调整机构，整顿吏治。1901年7月，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1903年，设立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巡警部是随着军事改革设立的。在军事改革中，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兵制，将军制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保安三种，把维持治安的军队分立出来，专门负责地方治安。为了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1905年，清政府又设立了学部，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清政府还采取措施整顿吏治，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停止捐纳买官。

（2）经济改革。1903年8月，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商部。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工商业，还包括农业。商部在各部中位于第二位，仅次于外务部，反映了清政府对农工商业的重视，1906年，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建立联系官商的机构，以沟通商情，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商部成立后，推行了一系列法令，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视工商为末业的现象，促使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办工商业的热潮，使中国厂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3）军事改革。1901年8月，清政府下诏停止武举，并令各省裁撤绿营防勇，改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练新式枪炮。1902年底，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派奕劻总理其事，袁世凯充会办练兵大臣。1902年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一镇，约12500人。张之洞也练成湖北常备军两翼，约7000人。袁世凯在1905年编成北洋新军6镇。直到清朝灭亡，总共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约17万人，称为新军。袁世凯通过其势力控制着北洋新军的实权。

（4）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等，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1901年废武举，1905 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失败原因：（1）失去权威，由兴到衰。西太后和光绪帝先后离世，清王朝没有一个权威人物能够驾驭新政，故新政不可避免要失败。

（2）上层不和，元气大伤。统治者上层满族贵族与汉族官僚的矛盾，及满族贵族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特别是溥仪上台后，载沣与袁世凯的斗争更加激烈。

（3）军队失控，无以保障。北洋新军的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尾大不掉。另外对革命党人对争取新军的活动防范不够。

（4）处置不当，丢失民心。解散政闻社，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这些违背民意的做法，使得各阶层人民都开始反对清政府。

（5）操之过急，欲速不达。立宪改革出台过于迅速，铁路国有政策严重失误。因小失大，给整个改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五篇：清末的留学生选择回国的原因探讨论文

近日一位朋友回国，在一起喝茶时，谈论到“清朝的留学生为什么不留在海外”这个话题。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留学生却大部分选择回国，尤其是精英分子基本上全回来了，中国近代史那进步文明的一页，无不用浓重笔墨书写着他们的业绩。而改革开放多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出去的留学生大多数不回国，反而削尖脑袋去混一个外国的绿卡？这个话题有些沉重，却令人深思。

这是一组令人揪心的数据：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年底，中国已有超过58万人出国留学，有15万多人回国工作(其中公派生为5万多人)，另外16万多人毕业后选择留在国外就业，约27万人还在就读。截至2013年，留学生累计总数达到了150万人，居世界之最。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却只有39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

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称，当时中国出生而移居美国的博士约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国公立研究机构中的博士总数才不过18493人。2007年，被美国高校研究生院录取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各国留学生之首。

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6%。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高校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

话题再回到清朝后期，看看那时候国家是如何吸引人才回国的。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对数量稀少的回国留学生实行直接授官的政策。1871年，清政府陆续派遣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政府规定：这些官费留学生不准半途而废，不准加入外国国籍，学成后不准在外国自谋职业。1877年，沈葆桢对福建船政局派遣的35名留学欧美人员规定：对每一位学生建立档案，记载他们的学习成绩、肄业学堂、实习工厂、毕业文凭、可胜任何种工作等，以此作为回国后任职、奖励的凭证。1890年，总理衙门又对留学生规定：出洋留学3年，回国后可保送各道府直接任职。

根据这些规定，清政府对陆续回国的部分留学生实行了直接授官。1879～1880年间，当首届32名留欧学生相继回国后，清政府对其中成绩优异的7名留学生，授予了一定的官阶、军职。如刘步蟾、林泰曾、陈兆翱给予游击军职，魏瀚被任为知县，留德学生袁雨春为守备，查连标、刘芳圃为千总。1886年、1890年，清政府分别对第二批、第三批留欧学生给予官阶、军职。另外，清政府对回国不久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留学生给予直接奖励。1886年，闽浙总督杨昌浚对中法战争中表现优异的11名留学生通令嘉奖：提拔郑清廉为游击、陈兆翱为参将、魏瀚为知州、陆麟清为都司、陈和庆等4人为守备、程好等3人为千总。

20世纪初，清政府对日益增多的回国留学生实行考试后给予文凭和官职的政策。起初是举行一次性考试，即举行给出身（文凭）与授官职合二为一的考试。1905年7月，学部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审查，并在保和殿举行了考试。考试内容按理化、经史分别命题，其结果有13名留学生通过考试，获得出身和官职的奖励。其中金邦平、唐锷两人被授予进士出身，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曹汝霖等4人被授予举人出身，被任命为主事分部学习行走；陆宗舆被授予举人出身，被任命为内阁中书；林启等6人被授予举人出身，被任命为候补知县。

后来，清政府发现一次性考试存在很多弊端：回国留学生日益增多，来不及考试；考生资格不严格，造成学年、专业不分，导致一些学习速成科或普通科（培训班）的留日学生考场走运；给予文凭和官职混为一谈，导致获得文凭者越多，授给的官职也越多，以至于官太多无法安排。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清政府决定将学业考试和授官考试分开。学业考试定期举行，被录取者由学部统一颁发文凭，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该文凭可作优先分配工作的条件，又可作参加授官考试的依据。授官考试不定期举行，被录取者，可直接获得各种官职。1906～1909年，清政府对回国留学生先后举行了4次学业考试，共有432名留学生获得学业文凭（出身），从考试科目来看，参加法、工、农、商科的考生较多；从留学国别来看，留日、美的学生录取者最多。这些情况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留学教育发展的特点。

为了对回国留学生实行官职奖励，学部仿照中国历代廷试和外国文官考试办法，制订了授官考试章程11条，其中规定：廷试由钦差大臣和学部共同主持；廷试参加者必须事先获得学部颁发的学业文凭；廷试录取者可直接获得官职，并加以委用。1908～1911年，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先后举行了4次廷试，录取了824名，其中799名被授予官职。

授官考试后，清政府对被录取的留学生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内阁中书、七品小京官、知县等，并按所学专业，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分配到外务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等中央政府部门，少数则被分配到各省任职。

清政府采取考试给予留学生文凭和官职的办法，对回国留学生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千百年来官本位盛行，许多青年学生都把科举做官作为唯一上进的出路，正当老式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之时，清政府开辟了留学做官的新路子，这无论对鼓励青年学子出国深造，还是吸引留学生回国做事，都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对于回国多年，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留学生，清政府实行了间接提拔的政策。早期留美学生表现优异得到提拔的很多。在邮电管理方面，吴焕荣负责铺设了江西第一条电报线，后任该省电报局长、汉冶萍煤铁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主任；陶廷赓先执教于上海吴淞学院，后任湖北电报局局长；此外，袁长坤、唐元湛、周万鹏均担任过邮传部（交通部）电报总局局长。在工矿界、铁路界，他们都得到重用，比如詹天佑。早期留欧学生表现优异者也得到重用，如留欧的刘步蟾、林泰曾、叶祖、萨镇冰、刘冠雄、魏瀚、陈兆翱等，在海军界均获得重用，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中魏瀚等人于1883年自行制造了“开济”号铁甲快船。该船拥有2400马力，载重量为2200吨，时速为15海里，均超过以前所造各船。紧接着，他们又造出了均为2400马力的“寰宇”“镜清”两艘铁甲快船。中法战争后，魏瀚等人又赴英国考察更为先进的钢甲快船，并采购了相关原料和配件，经过3年精心设计制造，终于在1887年年底建成了第一艘钢甲快船——“平远”号。

此外，回国留学生在文教方面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如严复早年留学英国时，兼习文学、法律，回国后历任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京师大学堂教习、校长、编订名词馆总办、学部丞参上行走。他学贯中西，博综经史，译著最多，风行国内，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

对归国多年，在工作中贡献卓越的留学生，清政府除了间接提拔外，还实行授予文凭出身的奖励。1907年4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朝廷，建议将回国10年以上、政绩突出的留学生詹天佑等人，免试破格授予进士出身。随后，学部向朝廷提议将袁世凯这一建议推广到全国，命令各省督抚广加察访，对归国10年以上、贡献大的留学生赐予出身，以奖励后进。后经朝廷批准，各省督抚推荐了23名预备人选，其实绩、著述均上报到学部。1908年11月，朝廷委派钦差大臣梁敦彦等人会同学部，分别对这23名预备人选进行了反复审查，最后确定了19名回国留学生免试获得出身，其中詹天佑、魏瀚、郑清廉等7人获得工科进士，严复等5人获得文科进士，刘冠雄等7人获得工科举人。

总之，清政府以文凭、官职为诱饵，刺激了留学生回国投身洋务和新政活动，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社会地位，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它对清末乃至中国近现代留学教育的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人才，人才立国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曾经多次呼吁留学生学成回国报效祖国，然而，这种呼吁收效甚微。

原因何在？有数据显示，当教育经费占GDP5%以上、研究开发经费占1.9%以上、科学家工程师人均研究开发经费6万美元以上、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每百万人口有1500人以上时，归国的海外人才会大幅增加。其实，这仅仅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家对确有真才实学的国内大学毕业生和海外留学生是不是做到了人尽其才，给他们提供了可以施展才华的公平竞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