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清末监狱制度改革[小编整理]

第一篇：试析清末监狱制度改革

试析清末监狱制度改良

摘要：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监狱制度在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迫使下开始逐渐发展。清政府在国内外形势迫使下,“参酌东西洋办法”实行的狱制改良,促进了中国封建狱制向近代化狱制转变,在我国监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清末狱制改良作为我国近代狱制改良的第一次尝试,其影响是深远的,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建立现代化文明监狱仍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清末 监狱制度 改良

谈到清末监狱制度改革，应该明确两个内容。一个是“清末”的外延，它大致的划分区间为：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至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或是说北洋军阀政府成立伊始。一个是“监狱”的概念。什么是监狱呢？他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论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狭义的监狱是指：统治阶级关押已决定犯的场所，即依照国家法律而设置的刑罚执行机构；广义的监狱是指：凡是凭借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关押场所都算是监狱。本文试就清末狱制改良的基本内容及其经验教训进行初步探讨。

一、清末狱制①改良的历史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凭借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领事裁判权,并强行在华设立司法机关及监狱,破坏了 ①狱制：监狱制度的简称。

法规,创制了《大清监狱律草案》。《草案》分总则、分则,共14章,241条。它以教育刑论为理论基础,把感化教育作为监狱行刑的宗旨。在分则中专章规定了作业、教诲教育、卫生医疗、接见书信、赏罚等具体内容,确定了教育感化囚犯的原则、条件和手段。《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以西方和日本监狱法为蓝本制定的。它通过法典的形式,为改革中国封建狱制绘制了第一张蓝图。

(二)改革监狱管理机构

中国封建各王朝历来实行狱政与行政、裁判与行刑合一,监察与司法狱政参杂的体制。清末修律时，依照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制度,更定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开。1906年11月,清廷下令将刑部改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法部下设典狱司专管全国之监狱。大理院各级审判庭管辖看守所。地方上,提法使司掌管全省司法行政,其下设典狱科,掌管地方监狱。此种体制有利于统一管理狱政,对狱制改良起了促进作用。

(三)设立罪犯习艺所

1902年,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在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将军、流、徒等罪犯收所习艺。1903年经刑部议准,并通令各省筹设。规定先在各省城及巡道所在地设罪犯习艺所。管区内的军流徒犯一律收所作工学艺,不分拨州县;徒刑犯依据徒罪年限责令在所习艺,遣、军、流各犯仍须按情节轻重区别处理。习艺所通过监禁、作业对罪犯实施惩罚,使生善心、自食其力。随后,各省陆续成立习艺所,有些省、市,除了罪犯习艺所外,还设立了“拘置浮浪贫乏者”的游民习艺所。这些习艺所,就其构造、设备、组织及管理制度而论,并不尽合监狱学理,然而它开辟了我国改造罪犯的新路。

(四)筹建模范监狱

1905年10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湖北省城模范监狱”,该监仿照日本东京及巢鸭两处监狱的规模,在管理、作业、教育、教诲、卫生等方面兼采东西各国成法,是全国最早创建的一所模范监狱。1908年,奉天监狱开始创办。1909年(宣统元年)开始筹建京师模范监狱,其构造图式完全按照小河滋次郎的设计,呈双扇面形,监内设有教诲堂、囚犯工场、书籍室、为,犯罪是人们反社会性格的表现,此种反社会性格是基于个人素质及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刑罚的目的是防护社会，防止具有反社会性格的人再犯罪。从刑罚目的主义出发,他们提出了教育刑论的刑罚理论,认为刑罚本身是一种教育,而不是对犯罪的报应，因此强调对犯罪人的矫正、教育和治疗,使其改过迁善,复归社会。由于教育刑论更符合人道观念,对于近代社会有积极的作用,而逐渐取代报应刑论,成为近代西方居主导地位的刑罚思想。在监狱行刑上创造出许多新的理论,感化制、受刑人分类制、累进制,自治制等一系列新的监狱制度相继问世。各国在监狱行刑方面立法制章,设立专门机构,改进监禁设施。继英、美之后,德、法、意、日、丹麦、瑞典、瑞士等国都进行了狱制改革,尤其是明治维新的日本,仿效德国改良监狱,全国狱制为之一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关系臼趋密切,世界狱制“几有日趋统一之势”。自1846年至1910年,先后召开了8次国际监狱会议,到会者除政府代表外,还有刑法学家、监狱学家和教育学家,经过讨论,使近代刑罚思想和监狱制度,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为许多国家所采用。然而,当时清王朝仍然保持封建落后的监狱制度,而翘然于世界朝流之外,外国列强借口中国“刑制、审判、监狱之不良”,而长期拒绝撤废领事裁判权。基于时代潮流和国际政治关系,当时国内的有识之士深感狱制改良已是大势所趋,否则,中国将不能自立,也很难图存。沈家本提出,“监狱尤为内政外交最要之举”,中国要跻于文明国家之列,就要改良监狱。他经过悉心考证、比较中外监狱理论和制度,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改良监狱的方案,并为清廷所采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近代世界狱制发展的大趋势,为中国封建狱制向国际化发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二)狱制改良必须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 监狱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监狱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觇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①监狱的良窳,是检验一个国家文明野蛮、进步迟速的标尺。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就出现了监狱。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绵延几千年的中国监狱制度不断发展演变, ①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形成了许多独具的规律和特色,在世界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清末监狱制度以腐败、野蛮、混乱而著称于世。这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是和清末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政治、经济制度相一致的。近代西方狱制是18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清末狱制,较之西方,“仁暴悬如霄壤”①。显而易见,不改变清末腐朽的政治制度和封建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而要求“参酌东西洋办法”改革监狱,“以示文明于诸国”,这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清末所制颁的各种有关监狱改良的法规和计划,大多脱离中国国情,而机械地仿效东西各国成法,其结果只能是“法理事实不相符合”,而徒具形式,“类似空谈”。

(三)狱制改革必须与刑制改革相衔接

“刑罚与监狱相为表里”②,刑制气狱制二者密不可分。监狱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所,是18世纪中叶以后,自由刑发达的产物,18世纪中叶以前,是以生命刑,身体刑,流刑为主要的刑罚,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不占重要的位置,那里的监狱主要是羁押未决犯的场所,而不存在近代意义的监狱,中国自隋迄清在刑罚体系中历来沿用笞、杖、徒、流、死五刑,并且实行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与之相适应,形成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监狱制度。因此,要想改革狱制,首先必须改革刑制。沈家本从“各法之中,尤刑法为切要”的认识出发,以删订清朝旧有律例,制定了大清刑律作为修律的起点。1910年颁布的《大清现行刑律》,删除了吏、户、礼、兵、刑、工诸律目,使民刑分开,将原有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改为罚金、徒、流、遣、死五刑。同时,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1910年12月颁布的《大清暂行新刑律》将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确定为主刑,以示“与各国无异”,这就为狱制改良提供了必要条件。刑制改革后,在监狱中服刑的犯人,必将大大增加,改革狱制已成当务之急。“纵有完备之法典与明允之法官,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③因此,清末监狱改良,对清末刑制改革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

①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②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③ 《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487页

(六)狱制改革必须以监狱学理为先导

清末狱制改良的基本内容,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监狱制度改革中国沿用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的监狱制度。这必然要同传统的狱政思想相碰撞。感化主义的设狱宗旨及近代化的行刑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观念在监狱制度上的体现。它与以苦辱主义、惩罚主义为宗旨的封建主义狱政思想直接相对立。面对新旧嬗递,改革必行的形势,沈家本把研究、引进西方刑罚思想和监狱法律摆在狱制改革的首位。为了“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他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和宣传西方监狱法律和监狱学理。“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①在修订法律馆建立初期,他就选择人才翻译了许多国外监狱法律和监狱论著。其中有：《日本监狱法》、《监狱学》、《狱事谈》、《日本监狱访问录》、《比利时监狱则》(尚未完成)等,并遣派人员出国考察,沈家本还奏请捐款设立法律学堂,聘请日本法学家担任主讲,同时派人研讲旧律。经过热心筹办,法律学堂几年内“毕业者千人,一时称盛”。监狱知识之传播及人才之继起,不仅推动了当时的狱制改革,而且开启了我国研究监狱学之风气。

综上所述,清末狱制改良作为中国旧有狱制向近代狱制的转变,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迄今仍有借鉴价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真研究这段历史,从清末狱制改良的得失中找出带有规律性东西,这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发展罪犯改造事业,建设现代文明监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寄簃文存六。新译书法规大全序》转自《清末民初监狱专辑》薛梅卿，杨殿升著，第506页

第二篇：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研究

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研究

开篇导语：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是晚清新政的重要内容,它包括审判监督制度、审级权限制度和诉讼裁判制度等方面的众多改革内容,其中的审判监督制度改革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该项改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决定了整个司法监督体系的质量高低,而且决定了改革后的整个司法制度在社会运作中效果的好坏。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具体实践表明,它既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严重不足。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不无借鉴意义。

一、改革的背景与推动改革的原因

1840年后,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征服下藩篱尽毁。面对严峻现实,王朝统治者和社会精英们一方面无法也不愿意主动接受西方强于东方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先进技术等器物层面的优越性大为惊叹。虚骄心理在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的开放以及大量战争赔款、公使驻京等不平等条约冲击下急速逆转。优越地位的丧失以及心理上的失落,促使了统治阶层中的开明人士作出反应:怎样才能拯救中华帝国?怎样才能够守疆土、固法权?如是,林则徐、魏源等早期改良家,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救国主张和治国方略。救亡图存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清王朝为挽救大厦将倾之危局,进入20 世纪后,作出了进行地方审判制度改革的决定。

地方审判制度改革之所以在这一时期举行与以下原因有关。第一,继承维新补救工作。第二,日本道路的示范效应。第三,欺骗性和功利性。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之所以在这一时期以较快速度进行,还与西方列强的欺骗和中国人的功利心理有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商约大臣盛宣怀、吕海寰与英国商约大臣在《上海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6条中指出:“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开明人士包括沈家本在内,“都被外国列强的欺骗态度所迷惑,对他们的虚伪许诺深信不疑,一时间,朝野上下,修律的呼声响成一片,无不把修订法律以收回治外法权作为‘变法自强之枢纽’”。

二、地方审判制度改革的条件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在相关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开始的。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得以实行与以下条件有关。

第一,思想观念的变迁。“天朝上国”一下子被西方蛮夷击溃,这一事实重重地冲击着中国人的中上阶层。他们逐渐认识到所谓的“天朝上国”并不是宇宙中心,而且也并非世界上的强大国家。反之,“天朝上国”自身体制内的弊病在与西方比较下暴露无遗。这一切都引发了他们深思,从而也引发了他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无论是林则徐、魏源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自强”,以及维新派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都要求改变中国现状,就连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也只是在变的内容和程度上有所异,对“变”这一主旨并没异议。变革差不多成了清末开明官僚和社会中上层的共识。那些居于中下层的人们虽然没有达到这一认识水平,但他们思想上随波逐流的特点却为这一思想观点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第二,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一方面,中国专制制度发展到清末,已经高度集权化了,其封建政治体制在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政治环境中达到了极大的完善,其完善性决定了它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很难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封建经济发展的自然积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促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修建铁路、销售商品,客观上加速了中国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开埠地区的自然经济解体,许多非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一力量作用下被卷了进来,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成分呈现出多元化倾向。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导致了一切经济活动和交往比原有的单一封建性经济活动复杂,使原有的政治模式无法适应,尤其是在经济资本化的法律空间,原有政治体制更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就为清末地方审判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

第三, 社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儒家的忠孝观念,以及“修、齐、治、平”、“德主刑辅”等封建政治思想观念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鸦片战争以后,中西联系加强,西方文化信息的输入给中国原有文化以巨大震撼,传统的“自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的宗族运作方式渐渐被宗族内无穷无尽的诉讼纠纷所代替。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观念的传人,以及优胜

劣汰进化论的流行,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慢慢地发生变化,渐渐地认同西方异质文化的合理性——礼教文化慢慢地认同法治文化,息讼文化慢慢地认同诉讼文化。

第四,法律全球化趋势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使法律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殖民主义的经济扩张,导致了经济、政治、军事联系全球化,而政治、军事全球化又要求法律规范全球化。西方殖民主义在中国争夺市场和原料所引发的一切纠纷除了用武力手段解决外,还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手段来协调其在社会小范围内的矛盾,需要有一种有效的具有裁判性的手段来加以仲裁,原有旧式审判衙门和审判方式显然无法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难题,而全盘西化的司法审判体制又不能很快建立,这一矛盾的解决要求“中外混合案件订定共同法典”来加以调整。

三、改革的内容

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中的司法监督分为司法审判监督和司法行政监督两种。在监督的主体和对象关系上,又分为横向监督和纵向监督;按监督主体不同又分为法部监督,大理院监督,提法司监督,厅丞、厅长、庭长监督,检察长、检察官监督,检察厅监督和地方督抚监督。

第一,法部的监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奕匡等奏“管制”中规定“司法之权,则专属之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而法部监督之,均与行政官相对峙,而不为所节制”,首次确立了法部的监督权,其监督对象是大理院以及大理院 以下的各级审判厅。而王大臣等在会奏法部官制清单时,第一条规定:“法部管理民刑事、牢狱并一切司法上行政事务,监督大理院、直省执法司、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谳局及各厅局附设之司直局,调查检察司务等。”由此可见,法部监督对象有大理院,京内外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外省提法司、检察厅,即包括一切与司法审判相关的事务。它主要体现在“审录掌朝审录囚,覆核大理院、审判厅刑名„„举叙掌升迁调补,籍记功罪,徵考法官、律师、书记”等。这些监督在地方审判制度改革中有着大量的体现,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宣统元年(1909年)、宣统二年(1910年)法部先后奏补地方各级审判厅员缺折,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月份,法部“奏复东三省督抚转咨请定上诉办法”都是这种监督的具体体现。第二,提法司对地方审判厅、检察厅的监督。提法司是清末地方司法审判制度

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监督机构。为了追求真正的司法审判独立,清末改革官制时将各省旧有提刑按察司裁撤,改为提法司。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总核官制大臣在拟定《外省官制通则》中拟将各省原设提刑按察司改设提法司,“受本管总督巡抚节制,管理该省司法上行政事务,监督各审判厅,并调度检察事务”。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份法部在奏复东三省总督“酌拟奉天提法司衙门及各级审判厅”一折中称,“诚以提法司管理一省司法上之行政,而以审判之事专属之各级审判厅,以提法司监督之,期达于司法独立之地位”,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提法司的审判监督职能。提法司的司法审判监督职权主要有解释法律,监督重案的审理,对该省各级审判厅及检察厅的司法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和对审判厅、检察厅的人事监督四个方面。

第三,检察厅的司法审判监督。检察厅的监督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横向的监督主要是对各级审判厅的审判监督,这种监督表现为:

1、民事保护公益,陈述意见。

2、监督审判并纠正其违误。

3、监视判决之执行。

4、查核审判统计表。检察厅的纵向监督是指:凡属检察官职权内之司法行政事务,上级检察厅有直接或间接监督之权。另外在《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办事规则》中还进一步规定了“高等检察厅厅丞之命令,以监督本厅及以下各级检察厅之事务;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承高等检察厅检察长之命(令)监督本厅及初级检察厅之事务;初级检察厅检察官承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之命以监督本厅之事务”。

第四,各级审判厅的纵向监督。如《奉天各级审判厅章程》附章“总纲”第三条规定高等审判厅厅丞监督该厅及以下各级审判厅事务,地方审判厅推事长监督地方审判厅及初级审判厅事务,初级审判厅其设推事一人以上者,以一人为监督推事,监督该厅事务。宣统元年(1909年)的《法院编制法》对之作了补充,规定高等审判厅厅丞得承法部或提法使之命,巡视该管下级审判各厅及监狱,地方审判厅厅丞得承提法使或高等审判厅厅丞之命巡视该初级审判厅。

第五,地方督抚对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监督。地方督抚对地方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均有监督权。提法使得承督宪旨意来处理地方审判事务,并且许多重要案件的审理,最终都得转呈督抚定夺或由提法司分别列表“分报督抚及法部”,如锡良在奉天的几年时间内就复核了奉天各级审判厅判决的几百起重要案件。

四、改革的影响与评价

清末审判制度改革中的司法审判监督制度是中国近代法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改变了中国历代旧有的司法审判监督体制,废除了中国封建的监督组织机构,是中国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而且该监督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的改革是在重视中国历史传统、法律习惯和具体国情的基础上借鉴西方陪审制度所做出的一次突破性尝试。各级检察厅的设立并在司法审判中有效运作对提高司法审判的质量、杜绝徇私舞弊和保证前期审判厅的公正运作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另外检察机构的设立对补充完善司法体系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清末政治改革主要是借鉴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君主立宪”制度,司法审判独立是其前提与基础,而司法审判监督又是司法独立的前提与保证。检察机关配合审判机关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的独立运作提供了重要保证。这一系列改革为中国近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借鉴,也为近代检察机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基础。当然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也存在着大量问题:

第一,众多审判监督主体的存在,造成了司法审判监督内部混乱。大理院卿、高等审判厅厅丞、检察长、地方审判厅推事长或检察官、补级审判厅的监督推事都有监督同级或下级审判厅、检察厅的权力,而提法使、地方督抚对地方审判检查事件也具有监督管辖权。这么多的监督主体,都可以对地方司法审判的运作进行监督,往往造成监督中的侵权行为,易造成不同监督主体间的矛盾。如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地方督抚和法部之间对地方审判权限的争夺就是不同司法监督主体间争夺地方审判监督权的例证。

第二,司法审判监督和司法行政监督不分,甚至和地方行政监督相混淆。地方各级检察厅对各级审判厅的司法审判及执行实行监督是真正的司法审判监督,也是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中最有意义、最成功的地方,但提法司对地方各级审判厅、检察厅的监督则既有司法审判监督的成分又有司法行政监督的成分。而地方督抚作为地方行政官员插手司法领域,操纵司法审判的运作,则更多地表现为单纯的行政监督。这几种监督方式的存在,使地方司法审判监督不能有效地运行,从而造成了行政干涉司法的现象,最终违背了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的初衷,影响了清末地方司法审判的运作。

第三,司法监督体系中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性。由于中国地方审判制度改革是在清末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虽然改革者很想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先进制度,以求得国家富强,但专制社会本身的惰性决定了它很难冲破自己的阶级属性做出损坏本阶级利益而求得司法制度进步的改变。这就决定了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必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第四,司法监督与司法审判相混淆。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是在不成熟的环境中进行的,统治阶级的急功近利在部分程度上导致了改革的不彻底。另外社会法律意识的落后以及对司法审判权理解的不完全,也导致了司法审判与司法监督的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司法监督主体往往因滥权而侵夺了审判主体的审判权。如奉天地方各级检察厅中存在着许多检察官直接对涉讼或民刑案件诉讼当事人进行审判的事例。

2、不少审判机关的审判主体滥用职权对本应属于司法主体管理权限内的行为进行操作,随意地拘传、逮捕犯罪嫌疑人或案件的涉嫌人。

3、表现在司法监督官与审判法官之间的代理上:地方上的许多审判厅,当推事不够分派时多向同级检察厅借用检察官代理审判推事。它在无形之中混淆了审判厅与检察厅之间的权限与职务,不利于审判与司法监督的分权,最终影响了审判与司法监督的质量。清末地方审判制度改革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仍可为我们今天建设一种全新的、中国式的审判监督模式提供一些反面的借鉴。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乏现实意义。

第三篇：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

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现代性

肖世杰

在中国监狱史上，尽管关于监狱条件之恶劣、罪犯命运之悲惨、狱吏待囚之残苛，史籍多有记载与描述，可谓史不绝书，历史上亦不乏约法省刑、恤囚悯犯之思想与实践，但正式系统地倡导改良监狱者，却少见发生。

被沈家本誉为“监狱学巨擘”的日本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曾经几度考察过欧美狱制，其后得出结论认为，上流社会措意于监狱之状况并表达高度之同情是欧美狱制进步最重要的原因{1}。这个论断虽是其考察欧美监狱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是对于评价中国近代的监狱改良思想之滥觞与兴起，亦未为谬。

中国历史上监狱体制之残苛与沉闷局面即是由上流社会官员率先打破的。1901年8月，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联名向清廷上奏了著名的《变法三折》[1]，全折痛陈了当时司法之残苛、监狱之庾毙并提出了改良司法、修理监羁等九项大开风气的主张。紧随其后，1902年底时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又向朝廷上书了著名的通设罪犯习艺所的奏折。以这两份奏折为先声，其时适逢清廷变更图张厉行新政。于是，中国近代之监狱改良由是展开，与之相伴而行的中国近代之监狱改良思想亦随之蔓延并逐至兴起。

清末的监狱改良肇始之20世纪初期，正是西方社会大力倡导刑罚改革和监狱改良之时，其时欧洲国家久经启蒙运动之浸淫，刑法近现代化早经完成，重刑主义不断受到唾弃，肉刑、死刑渐次得到废除，教育刑论甚嚣尘上，倡导监狱改良之声因是不绝于耳。

如果将西方近代监狱改良思想从特征与时间上理解，则基本可将其作如下分界：一是基于人道角度的监狱改良思想（从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二是注重感化教育手段的监狱行刑宗旨的转变（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期）[2]。正是从近代西方监狱改良思想的这两个特征的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在清末时期所出现的监狱改良思想即已初具西方近现代监狱改良思想意义上的现代性[3]。

一、基于人道角度的监狱改良思想

与西方国家一样，最先在中国出现的监狱改良思想也是从仁慈与人道角度提出来的。关于仁慈、仁政、人道、怜恤等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中不难寻见，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向来讲求这种仁政和人道的思想。不过，历史似乎注定其具有悖论性，对礼仪的强调过度同样可能导致不惜一切代价来对这种礼仪予以卫护，而忘却了其手段本身对礼仪的背戾。因此，中国的政治现实一直便是“百世沿秦”，名儒实法，法家的法、术、势大行其道。在中国古代的司法中，盛行的往往是“重典治世”、“杀一儆百”以达致“辟以止辟”、“刑期无刑”之效的重刑威吓主义，尽管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居主导地位。不过，亦缘于此，在中国历史上，从仁政与人道角度对司法黑暗、施刑无据、监狱庾毙予以猛烈抨击的也就少而不少了。自19世纪中期中国的海禁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之后，中国与西方之问的主动或被动交流日渐增多，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无论从声光化电还是文物典章方面，均有日益加深之势。受西方人权思想等启蒙观念之强烈刺激，有感于中国监狱状况之惨无人道，蛰伏于国人心中的仁政观念终于得以宣泄与释放，并日渐以各种方式得到表达。在监狱改良思想方面，前述的开时代之先河的刘坤一和张之洞联名会奏的《变法三折》关于“恤刑狱”之篇章中从头，至尾都洋溢着热烈的人道主义气息。该折后来在修订法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的议覆后，马上即得到清廷的谕允（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旨云：昨据伍廷芳、沈家本奏议覆恤刑狱各条，请饬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并清查监狱、羁所等条，业经降旨依议，惟立法期于尽善，而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实心，力除壅弊，庶几政平讼理，积习可回，颇闻各省州县，或严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动辄株连，传到不即审讯，任听丁差蒙蔽，择肥而噬，拖累羁押，凌虐百端，种种情形，实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原以矜恤庶狱，务伸公道而通民情，用特重申告诫。著该督抚等严饬各属认真清理，实力遵行乃随时详加考察，偿有阳奉阴违、再蹈前项弊行者，即行从严查办，勿稍回护瞻徇。其各勤求民瘼，尽心狱讼，用副朝廷恤下省刑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2}。

上述谕旨的发布，虽然还不能说给当时严酷任性、残酷凌虐的司法现实敲响丧钟，但对当时的司法官员来说，却无疑敲响了警钟。从此后的有关司法监狱改良的奏折和主张中，基本均可见到对上述谕旨精神的引申发挥，从人道、怜恤的角度阐述司法监狱改良之必要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尽管清末监狱改良很大程度上迫于收回治外法权的压力而启动，但当时有关部门已经有了超越于这种危机意识的自觉。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其实质是为了袒护其本国国民在华的有关利益，而丝毫不是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角度认为中国法律过于严厉、不利于保护包括中国公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而需要对中国的内政进行必要的干涉，其在中国的恶行即充分暴露了它的真实嘴脸。实际上，西人在中国设立的监牢，对中国人亦是百般凌虐，对囚犯更是恣意施刑，其残苛程度较之中国监牢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国人对西牢“人言啧啧，近年以来，监毙不少，华民无不视为畏途”{3}。而且更有甚者，西人还在中国别设监牢专门羁押华人，且“颇有连枷镣铐等刑，庾死者不报华官”{4}。因此，刑部认为，进行监狱与司法方面的改良，就不止是从抽象意义上出于收回法权之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能为国人争回司法上的人道待遇！这无疑是一种较为深刻的自觉，是一种既为“主权”更为“人权”意义上的自觉！为此，刑部认为，必须对中国的刑章进行改革并对监狱进行改良，设立习艺工厂，而不能对审判后的罪犯以借禁西牢来作为苟且权宜之举，以免“徒来外人残酷之讥，驯至外人之待华民更加残酷而不恤”{4}。

此外，这种基于人道角度阐述监狱改良之必要性不止是官方，民间对于监狱改良的人道意义，也有了较为深刻的自觉。《东方杂志》第8期中《监狱改良两大纲》即是一例。作者首先认为，我国监狱素来黑暗，因而改良工作刻不容缓。一方面，如不改良监狱则外人将会认为我国司法野蛮而不服我法权，因而不能撤废领事裁判权。但是，作者认为这只是监狱对外的一方面而已。作为对内的方面即内政之重要的一部分的监狱，其事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名誉，同样非同小可，不可小觑。作者认为，“外国人不居黑暗监狱，岂本国人遂无所不可欤？方改良监狱，岂未拒回领事裁判，遂听其污秽不治欤？”因为，如不对监狱条件进行改良，则“罪大恶极者，擅作威福；鸣冤求直者，苦海沉沦”{5}。

二、注重感化教育的行刑宗旨

若从思想渊源上说，感化教育的行刑理念同样也可在中国传统中追溯到思想根源。传统儒家所抱持的正是尚德缓刑、德主刑辅、教本刑用的刑法观。孔子早就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即是说，统治者必须注重礼义教化，注重以德化人，而不能一味倚赖刑法当作主要的统治手段。不过，在中国传统法制理念中，有罪必罚、有罪重罚的报应主义和杀一做百以达到“辟以止辟、刑期无刑”的一般预防主义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重刑威吓主义一直居于主流地位。此外，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五刑制度（笞、杖、徒、流、死）基本也不太可能孕育出教育感化的行刑思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刑之下，难言教化”，教育刑与自由刑是结伴而行的。尽管清末士人亦频频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之“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寅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与西方教育刑论强作附会，但“此皆中国古典旧章，与西法无涉”{6}。中国最早出现西方意义上之教育刑论乃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

在1901年刘坤一和张之洞上奏的《变法三折》中有关于“恤刑狱”的建议中已初显教育刑论的影子。该奏折中所倡导的“教工艺”、“改罚锾”“、派专官”所注重的即是针对有利于改造犯罪人使之易于复归社会的一些措施，用刘、张的话说就是“教工艺则盗窃可稀少，改罚锾则民俗可渐敦，设专官则狱囚受实惠”。但是，这充其量也还只能算是一些散碎的思想火花，其思想的系统性当然不能与稍后由山西巡抚赵尔巽提出的在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的主张相比，在其奏折中，赵氏从分析当时盛行的军流徒等传统刑罚的弊端出发，继而认为，随着社会情势之变迁，传统军流徒等刑罚早已失去其原来的本意，因此这些刑罚不但浪费了国家押解囚犯的费用，也不利于惩罚犯罪人和改造犯罪人，而且更有甚者，这些犯罪人一旦逃回往籍后往往“益得彰其凶横，罔知畏惮”，而难免危害更甚。基于这种司法现实，赵氏建议，在各省设立罪犯习艺所，将命盗杂案遣军流徒犯，经审判后就地收所习艺，“酌定一定年限，及有无悛悔有无切保后再行释放”[4]。

如果说赵尔巽的上述精神开启了中国近代监狱行刑思想之门的话，则“中国监狱学之父”沈家本则对中国近代的行刑思想予以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充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在一份向朝廷上奏的改良监狱的奏折中，沈氏在中国监狱史第一次提出了设立模范监狱的设想。他认为，“严刑厉法可惩肃于既往，难望湔祓于将来”，因而必须专门设立监狱来对犯罪人施以教育和教诲，使其改恶迁善{7}。沈家本一直是一位坚定的教育刑论者，他在为董康翻译的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的《监狱访问录》一书所作的序言中重点阐述了其监狱行刑思想。在该文中，沈氏首先开门见山地指出了监狱的功能：“监狱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然后他引用汉人应劭在《风俗通》中关于古代的狱理的考证，“三王始有狱：夏日夏台，言不害人，若游观之台；殷曰■里，言不害人，若于闾里；周日囹圄，囹，令；圄，举也。言令人幽闭思愆，改恶为善，因原之也”。由此，沈氏得出结论认为，古人设立监狱的宗旨本不是“苦人辱人”，而是“将以感化人”的场所。只是后人不明此理，转而尊奉武健严酷之风。紧接着沈氏又将中西之狱理进行比较：“试举泰西之制，而证之于古：囚人运动场，既古人游观之意也；衣食洁而居处安，即古人间里之意也；有教诲室，以渐启其悔悟；更设假出狱之律，许其自新，又古人幽闭思衍，改善得原之意也”。于是，通过如上古今中外之比较论证，沈氏认为，中国与西方之狱理原本就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只是无人推究而已，中西监狱都不是苦辱惩罚罪囚，而是感化教育犯罪人的场所{8}。

此外，沈家本还特别注意到对幼年犯罪的感化教育。他认为，对于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幼年犯罪，不能对之处以刑罚措施，即不能作为刑罚的主体，而只能作为教育的主体，对其实行教育和感化。而且，这种教育既不能在监狱完成，因为监狱容易使人交叉感染而“熏染囚人恶习”，以致“将来矫正匪易”；也不能由家族对其教育，因为家族没有能力完成这种教育。因此沈氏建议采用德国公同学校之精神，应当通饬各省设立惩治场，将幼年犯罪改用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轻重，定年限之长短，进行必要的惩治教育{9}。

当然，对于近代中国监狱行刑思想之形成影响最大者应数1910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八届万国监狱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政府名义正式派员参加国际大规模的刑法与监狱改良的会议。清政府对这次会议表达了极大的热情，不但分别从法部和大理院选派了一些精通法律与外语的官员参加会议，而且还令其在参加会议之前后就有关欧洲国家的狱制进行调查，回国后进行确实报告。考察及会议告竣后，法部和大理院分别就会议内容与考察结果进行了详尽汇报[5]。该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有关刑罚的改革、监狱的改良、预防犯罪问题以及幼年保护等问题。由于其时正是西方社会大力倡导教育刑论之时，刑法目的已由以往注重消极惩罚的报应主义转而成为注重积极感化的目的主义，因而这种刑罚个别化的精神贯穿了该次会议的始终。这也刚好为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监狱改良的中国提供了现成的思想养料和经验支撑，也让与会的中国官员大开眼界。纵观法部在回国后的一些建议、汇报及材料中所运用的一些全新的措辞（如法治、行刑学、社会责任、人格刑法等）即可窥见，法部对于该次会议的有关决议与精神实际上采取了全盘接受的态度。

总的说来，这次会议与其说是一次关于监狱改良的会议，不如说是一次有关行刑方略的大会。法部上述关于行刑方面的建议，基本均围绕这次会议的主旨展开。法部认为，中国的司法监狱制度必须顺应世界大同之潮流，将以往之报复威吓主义概行涤荡，一转而为感化主义，注重犯罪人人格之培养与塑造。因此，法部在其奏折中除了提出一系列监狱改良的建议外，还重点针对幼年犯罪提出了设立感化院的建议，以收留幼年犯罪及不受家庭教育和教育不良的流浪者和乞讨者。因为“成年犯罪之矫正难，幼年犯罪者之感化易……我国监狱虽已改良而感化事业尚未兴办”，因此“处置犯罪儿童，应易刑罚为感化”[6]。此外，法部还根据欧美各国经验提到了关于免囚保护事业的设立，这也是刑事实证学派之社会责任论的观点，其要旨在于使犯罪人在服刑期满释放、复归社会后，生活有所凭依，不致重蹈犯罪道路。

三、关于保安处分思想

在西方刑罚思想史上，随着刑事古典学派之式微以及刑事实证学派的嬗兴，刑事制裁手段也从前者的关注焦点（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过渡至犯罪行为的实施者——行为人。刑事实证学派认为，刑事古典学派仅仅关注犯罪人行为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就像一名庸医，对于病情相似的患者只会依照固有的教条机械地开具相同的处方，而不管患者的个人特质如何。因此，刑事实证学派认为，对犯罪人的处遇不应以事先宣布的刑期为断，而应当以犯罪人是否真正得到有效的改造为准。即是说，如果犯罪人在刑罚未执行期满以前得到有效改造，则他便可以得到提前获释的优待（假释）；但是，假设犯罪人在既定刑期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造而仍有实施犯罪的危险的话（即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则需要在执行完刑期后，额外对其再采取一定的措施（刑罚或其他制裁措施），直至将其改造至人身危险性消失为止。这便是刑事实证学派理论框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保安处分[7]。根据这种理论，不但犯罪人在执行完既定刑期后仍有可能因为其人身危险性未得到消失而得不到释放，而且，对于那些在刑事古典学派看来属于无行为能力的人（如所谓的幼年犯罪与精神病人犯罪），仍有可能基于防卫社会的需要而处以一定的制裁措施。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所盛行的教育刑论，尽管以对犯罪人进行感化、矫治为其行刑宗旨，也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犯罪人来说亦不失为一种对其有利的帮教，但这种感化教育更多的不过是迫于防卫社会的需要而已，“欲使若辈不犯罪，非予以职业，养其勤勉之习，俾得自谋衣食，有生存之希望，无他法耳”{10}。因而，其宗旨不可与现今法治国家的刑事理念同日而语。

尽管“保安处分”这一词语是清末时期国人在学习考察西方之政法制度时才正式接触到，因而其在中国的出现便是很晚的事情。但是，这一思想的发生与实践比这一词汇在中国的发生却早得多。1902年由时任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设的罪犯习艺所即具有典型的保安处分性质。赵在该奏折中建议，对于军流徒等非常赦所不原者，均可酌定年限，就地收所习艺。习艺期满察看工分数以及视其有无悛悔、有无切保再行释放{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工分数满但在狱官认为其无甚悛悔表现而具有较深的人身危险性的罪犯，仍不得即行释放。后来，赵又在一系列奏折中强化了这种观点。对于那些常赦所不原的罪犯，赵氏认为，这些人“非恶逆之犯即顽梗之尤，”因此必须将其“先予羁禁以消其桀骜不驯之气，继令工作以启其习劳迁善之心。限满责取族邻结保，亦易稽查管束。”而至于强盗等项，赵氏认为，这些“罪犯原章已加监禁，毋庸再加”，只是在监禁期限届满后，“应由该管官察看各犯平日是否安静守法，改易行为”，如不知悔悟，则“酌定年限，再令留工，必其改行，始予保释，庶免复出滋事”{1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氏所奏设的罪犯习艺所不只是“罪犯得有职业训练之嚆矢”，也为中国近代保安处分之肇端。在巡警部奏设的京师罪犯习艺所之奏折中，其保安处分的性质则更加明显。巡警部认为，对于那些生活无所凭依的贫民，可以不经司法机关审判即可强制其人所习艺{12}。

其实，若将保安处分的源头再往上追溯，在赵尔巽奏设的罪犯习艺所之前，还另有一些有关类似保安处分的实践。如江苏巡抚李兴锐曾鉴于江省“无业游民，日见其众，且逸居无教而以游荡为事”，便建议仿照西法，在省城设立工艺院一所，“专收游荡之民及犯轻罪者，并雇聘工师，教以工艺”。并“对其表现，随时予以查看，确有悔过自新者，即行资遣出院”{6}。

此外，在清末时期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不惟罪犯习艺所、迁善所和教养院等机构，在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感化院。从《东方杂志》第9期中关于安徽一感化院入院标准即可知道，收入该院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经司法机关审判过的罪犯（除了极少数是经过裁判的犯轻罪以下的幼年子弟），而是一些无家可归的、有乞讨等有伤社会风化行为或将来对社会秩序有一定威胁的幼年人或者未成年的人（年龄须在13岁以上20岁以下），甚至还可以在习艺所期满而呈送人院的人{13}。其宏旨亦与西方意义上的保安处分机构相差无几。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清末期监狱改良的思想的形成与彼时如火如荼进行的刑法改良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清末时期所发生的刑法改革是清末预备立宪筹备事宜中的一项要务，在其修订过程中曾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争论，尽管后来出笼的大清新刑律在文本上并未完成其最终的近现代化，但总的说来，就当时较为普遍的刑法观念来说，却已开始循着西方近代化的轨道行进，特别是改良派所持的主张基本即是深受西方教育刑论影响的观点。刑法与监狱的关系有如表里，因此，这种注重人格改造与思想教化的刑法观念对监狱改良理念的影响当然是既大且巨的。如当时有人便从进化论的角度认为，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已由报复时代、峻刑时代进化至现今的博爱时代，因而我国数千年来相承之刑律，也必须从峻刑主义向博爱主义进化。相应地，作为刑罚的执行机关的监狱，则理当采取“教养犯罪人复归于善的感化主义”[8]。

此外，上述以感化教育为行刑宗旨的教育刑论在清末的初步形成，也与当时人们的刑罚功能观与刑罚目的观的转变是分不开的。清末时期，随着对西方政情之认识不断加深以及对自身周围之客观现实的自觉，人们逐渐认识到，犯罪现象是整个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而且“犯法之事，与文明之进步适成正比例”{14}。因此，“人类不能无作奸犯科之事，国家贵施以感化迁善之方”{15}。于是，从前一度将刑罚视为压制犯罪惟一和最好手段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人们认为，刑罚已经不是遏制犯罪惟一的甚至也不是遏制犯罪的良好方法，残酷的刑罚不但不能遏制犯罪，而且有可能导致犯罪的增加。伍廷芳、沈家本即指出，“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16}。山东巡抚袁树勋对东省情形进行客观的考察后也认为，“就东省情形而论，曹、衮数府，以强悍闻，杀人越货，相习成风。治斯土者，亦惟以嗜杀为能，杀愈多而盗并不减少。夫刑罚者最后之制裁也，日以刑罚加诸民，则制裁之道穷，而乐生之意少。老子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故峻刑主义之不得不转入博爱，理有固然，亦势有必至也{17}。因此，刑罚只能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不能轻易予以使用，不得已的手段非不得已不能为之！否则将会陷入“黔驴技穷”之窘境。既然严刑峻法不能禁奸止邪，因而作为残酷刑罚方法之反动，感化教育的行刑理念便开始了其在中国舞台上的粉墨登场。

综上所述，随着清末新政序幕的拉开，有关监狱改良之思想主张亦随之涌现并导致了监狱改良实践在中华大地的启动。根据这些思想主张所成立或改良的罪犯习艺所和模范监狱，反过来又为这些思想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场，并因此而进一步修正、充实和完善了监狱改良思想。而通过1906年预备立宪的宣布和随后监狱改良被正式列为九年预备立宪筹备事宜之后，监狱改良之思想与实践更是发展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些思想与实践的交互作用、彼此激荡之下，终于孕育了近代监狱改良思想在清末的初步形成。1910年制定的《大清监狱则草案》，便是清末监狱改良思想在制度和文本上的具体体现。

【注释】

[1]即《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以及《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三折内容见，（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43页以下。

[2]尽管重视教育与感化行刑宗旨的监狱改良思想不一定全符合人道价值标准，但其中许多理念却是与人道价值并行不悖的。此处将以上二者予以厘分，目的是便于将前期不包含教育感化的监狱改良思想予以分离开来。[3]只是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监狱近代化历程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前者近代监狱改良思想的形成不像后者那样历经了两个较为明显的阶段，这两个阶段在清末之监狱改良过程中基本同时出现。

[4]以上奏折内容参见《赵尔巽请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折文》（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元1902年12月14日），王元增著，王淇校刊：《监狱学》，1924年版（出版地不详）；另可参见（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张静庐等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67页以下。

[5]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情况以及这次会议的汇报内容与法部的有关建议参见：《法部奏前派第八次万国监狱会会员徐谦等差竣归国呈递报告书折》，《政治官报》，1911年1月5日；《法部奏派赴美第八次万国监狱会会员报告书》，《政治官报》，1911年1月12日；以及其司法报告书参见，《两广官报》（星期报）第八期，1911年6月，第1493页以下；《第八次万国监狱报告提要》王树荣，北京京师监狱，1911年，以及金绍武、李方译，王树荣笔述，《第八次万国监狱协会报告书原本》，第77页。

[6]参见《两广官报》（星期报）第八期，1911年6月，第1515页。

[7]严格来讲，保安处分也可以归属于感化教育为行刑宗旨的教育刑一部分。为重点突出清末时这一思想之发生，这里对其进行单独论述。

[8]参见《清实录》（第60册）。（附）宣统政纪卷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影印本，第172页。

【参考文献】

{1}小河滋次郎．第七次万国监狱会议与狱制改良之前途（J）．东方杂志，（5）． {2}德宗皇帝实录

（八）·第543卷（A）．清实录·59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7． {3}刑部议覆左给谏奏定上海会审刑章折（J）．东方杂志，（9）． {4}刑部奏定上海会审公堂刑章折（J）．东方杂志，（5）． {5}监狱改良两大纲（J）．东方杂志．（8）．

{6}（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4744，4969．4824． {7}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实行改良监狱宜注意四事折（A）．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Z）．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831．

{8}沈家本．序（A）．小河滋次郎讲演，董康编译．监狱访问录（C）．1907．

{9}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奏行刑律草案告成分期缮单呈览并陈修订大旨折（A）．佚名．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Z）．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849．

{10}熙桢．调查东瀛监狱记（A）．刘雨珍，孙雪梅．日本政法考察记（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99．

{11}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常赦所不原遣军流罪各犯请一律免配照章监禁工作折（N）．政治官报，1910．06．08．

{12}巡警部奏京师开办习艺所酌拟试办章程折（J）．东方杂志，（8）． {13}安徽感化院之行创立（J）．东方杂志，（9）．

{14}涂福田．东瀛见知录（A）．刘雨珍．孙雪梅．日本政法考察记（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8．

{15}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开办省城模范监狱大概情形折（N）．政治官报．1909．01．31． {16}丁贤俊，等．奏删除律例内重法折（A）．伍廷芳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93．258． {17}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刑律实行宜分期筹备折（A）．佚名．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Z）．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865．

第四篇：简述清末维新变法运动

简述清末维新变法运动

维新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明治维新成功与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一 变法内容

1.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2.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3.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4.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二 变法开始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意志帝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清朝，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亲政，但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戊戌年），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进行朝政的改革。6月11日，光绪帝帝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这亦是百日维新的开始。之后光绪帝帝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京章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等等；涵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帝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的译本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正在变法的时候想要推荐使把型号特别地当作明治维新的改革前进了。

戊戌政变新政一开始便遭到原来各大臣的抵制。特别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更是保守派的头目。9月16那天光绪帝在颐和

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於9月18号那夜访袁世凯住处，透露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号那天），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9月19，慈禧太后回宫9月21号那天即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即幽禁光绪帝，废除新政，搜捕维新党人。是为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其他数十人被捕，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斩于菜市口。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即现北京大学）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主要新政措施均被废止。变法影响

近年亦有历史学家认为，维新运动自开始即不具有成功希望。除了光绪帝帝未具备足够的权力和威望推行改革外，维新派人物（特别是作为智囊的康有为）对政治现实的无知，和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的粗糙了解，亦注定运动的失败。三 变法意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

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四

失败原因(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慈禧太后的新政都有洋人的破坏。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3.维新派依靠无实权的皇帝，缺少中央地方的官员及民众的支持，帝国主义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封建势力强大，代表民主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薄弱，无法与其抗衡，又加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脱离群众。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

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太后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 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皇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太后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太后有功无过。（对专制腐朽政府有功，对人民有剧毒。）慈禧太后当时要是真的要像武则天那样有野心，那她为什么不称帝呢？（如果

你和一个有夫之妇有通奸之实，那你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太后已经被丑化的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太后是支持改革的，（她也支持刀枪不入的义和团）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 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 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 20年完成，而慈禧太后用了8年。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

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清朝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思想解放运动

第五篇：监狱行刑制度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四川绵阳召开

监狱行刑制度改革理论研讨会在四川绵阳召开 中国法院网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2014年2月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内对减刑、假释、暂与监外执行，充分体现了从严精神，从严规定实体条件，从严规范程序，从重追究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与监外执行的法律责任。

2014年4月27日，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与川北监狱联合举办以“监狱行刑制度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四川绵阳召开。来自省内外各司法实务部门和各高校的学者围绕中央政法委2014年2月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和“监狱行刑制度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真知灼见，并形成一定共识。

在此次会议上，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大法官、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家琛对监狱行刑制度改革提出了自己思考。他主要围绕“国家如何把犯罪人改造成对国家有用的人”这个话题提出了自己的三点建议：

1、中国人口构成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我们现在监狱的管理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死刑权收回最高法后，死刑量大大减少。我们的观念要改变，不要把改造作为教育公民的唯一目的，而要把改造犯罪人本身作为重要目标，使其能正常回归社会。现阶段我国独生子女比例很大，如果服刑犯人是独生子女，监狱行刑牵扯的家庭影响面是很大的，对服刑犯人改造应当努力实现其出狱后能对家庭的稳定重新做出贡献，服刑犯罪人家庭中的老人晚年也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我们监狱行刑要考虑如何从人口结构的特殊化来对犯罪人进行改造是很关键的问题。对罪犯的改造应该实行人性化，这个很重要。建议对判处3年以下除了缓刑、监外执行还可以扩大非监禁刑，例如社区矫正、家庭管教和加强其它途径的社会改造等。实践证明放在监外改造的犯人再犯罪率比收监改造的低的多。要实现内在的监管效果，要营造在监狱里服刑罪犯与亲属多交流的机会，在美国罪犯定期可与妻子相聚、同居等这也减少了罪犯的离婚率。

2、严管的最终目的是把罪犯改造成对国家社会有用的再生力量，而不是单纯为了惩罚，严惩也不是唯一途径。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大中学生的轻微犯罪可以不进行监禁刑，采取其它非监禁刑罚方式给予特殊处罚。使其不中断学习或工作，更有利于对犯人的心灵教化与改造。

3、把监狱建设成为改造犯人、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的特殊学校，这是毛泽东主席在解放初期监狱罪犯改造就提出的目标，我们应当坚持做好。建议在全国监狱系统推行人性化改造，例如在监狱周围建立特殊工厂，可以使罪犯在工厂学习技术，改造后不致于丧失生活能力。《监狱法》48条、70条都体现了人性化改造。希望本次会议能为把罪犯改造后回归社会做出贡献。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教授在他的“对我国减刑制度改革的思考”中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减刑制度的改革的独到的观点。在王教授看来，减刑是教育刑的产物，它强调人是可以改造的，是通过教育矫正可以实现的；减刑是激励罪犯改善的措施，在中国大地上改造的措施是劳动、是监管，以及我们日常生化的帮扶；减刑是调试刑法过失的方法，无论是对犯人、对刑法都可能有出入。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调试；减刑是监狱执行中一个法定的奖惩制度。诚然，减刑制度好的方面多，但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1、容易导致刑法结构的失调，身形太轻；

2、减刑面太大。大面积减刑，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管理方

法和管理措施，大大减弱了法院判刑的报应威慑力，破坏了公平正义。实际上这就是最大的减刑弊端；

3、实体程序不够细化，存在难以操作的问题，同时减刑的标准也难以掌握，尤其具体过程中公开、透明不够。王顺安教授还指出了减刑之所以存在这些弊端的原因：

1、监狱法内容太粗糙，覆盖监狱行刑面也较窄，不适合于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2、百分考核的苛刻性。监狱的双百分考核是否就可以减掉原报应的处罚，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提出了限制减刑的规定，刑事政策现在追求的是两级化的刑事政策，重重、轻轻，宽严相济才更符合事实犯罪的规律。刑法目的基于刑事政策应一体化，既强调教育，也强调惩罚，既强调预防，也强调报应。既追求个别预防，也追求一般预防，才能对潜在犯罪人具有威慑，才能更好的让激励罪犯悔过自新，认罪服法，真诚改造，勇敢面对现实来迎接挑战。最后王教授对减刑制度改革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建议，制定一部以宪法为母法，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为基本法以刑事执行为统帅的法律制度。使我们监狱执行刑法执行一体化在法制中国的框架下我们的刑法执行法制化。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袁林教授以两个具体的案例为基础，向与会学者阐述了自己在“死缓减刑后发现漏罪或新罪并发问题的研究”中的观点。袁林教授指出，1、《刑法》第70条对并罚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

2、《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将发现漏罪或犯新罪作为撤销减刑条件的规定存在制度性的缺陷，没有考虑漏罪和新罪的差异问题。《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作为司法解释，将漏罪和新罪规定为撤销减刑裁定的条件，与刑法关于减刑的裁定的规定直接冲突。对发现漏罪或新罪如何处罚，我国刑法规定的并罚方法已经体现了对罪犯的处罚，在刑法之外，司法解释又以撤销减刑作为对罪犯的处罚，无疑对罪犯创设了双重惩罚。与禁止同一事实双重处罚的原则不符。而且这种惩罚以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为代价，侵犯了犯罪人的基本人权，更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袁林教授还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1、确认罪犯因漏罪、新罪数罪并罚时原减刑裁定的法律效力；

2、对《刑法》第70条提供更加明确的语义解释；

3、确定再次减刑从严的原则。

作为监狱行刑机关的四川省川北监狱袁洪监狱长，也对监狱行刑制度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袁洪监狱长认为，目前在减刑、假释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例如：

1、法院的审理、裁定权流于形式。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法院负责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定，但由于法院不了解罪犯改造的情况，只能监狱报什么就裁定什么，法院仅发挥了“橡皮图章”的作用。

2、法院裁定假释不科学。假释是一项涉及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专业为一体的复杂系统工作，法院作为审判机关不仅很难掌握罪犯在狱内的实际表现，也难以获得罪犯假释后能否适应社区、有没有再犯罪危险的诸多信息，对假释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裁定，不符合现代行刑理念和实际的需要。

3、监狱办理减刑案件无确定期限，缺乏减刑启动程序，每年会有大量的申请减刑假释的服刑犯人因监狱人力所限不能及时处理。罪犯作为被刑罚执行的当事人，对此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在监狱“应减而不减”的现象难以杜绝。

4、各省地方规范性文件对法律理解不一，导致全国使用减刑、假释的规定不统一。

5、法律对减刑对象规定一刀切，难以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

6、财产刑执行机关职责不清，财产刑缺乏变更机制。

7、缺乏减刑后的制约机制。袁洪监狱长得观点的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

与会学者对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也进行了探讨。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央政法委出台的这个指导意见，是

否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中央政法委出台的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重点严控的是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三类犯罪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的条件。这些严苛的条件可以有效的防止司法腐败，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条件是否也昭示这三类罪犯在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方面要区别与其他类似的具有社会危险性但罪名不同的罪犯，就这一点来讲是否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是值得思考的。有学者也在此提出，职务犯罪是身份犯，但是入狱后再以他的“身份”来评价他以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获得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保外就医，是否存在不妥当之处。其他类型的犯罪出狱后或许会有再犯的危险，但是职务犯罪的罪犯一般在出狱后就几乎没有了再犯的可能性，如此严苛的条件是否也是一种有违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表现，对犯罪人的改造和回归社会的机会是不平等的，执法者不能跟风执法，而只能依法行事。还有学者对减刑、假释的申诉程序、保外就医制度的完善也提出了个人见解。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王莉莉所阐述的“从韩磊摔婴案谈刑满释放人员心理帮扶体系的构建”一题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思考。王莉莉谈到，对于一个人犯了罪，从不同的角度，应认为他是恶人消灭他还是应认为他是病人要治疗他。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心理帮扶体系的构建王莉莉提出了以下问题：

1、韩磊在监狱服刑期间，是否学会了如何有效的疏导自己不良情绪以及正确的控制自己打人行为；

2、韩磊出狱后作为刑满释放人员，如果自身或他人发现其出现严重心里障碍难以适应以社会，可以从哪些机构得到切实有效的帮助；

3、对于刑满释放的人员是否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对其提出行为禁止令，如禁止饮酒、禁止驾车、禁止出现在特定场所。在本案中韩磊在案发前大量饮酒正是导致其愤怒升级情绪失控的主要诱因。

围绕这个题目，王莉莉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监狱心理矫治是构建以及完善刑满释放人员心理帮扶体系的重要前提；

2、扩大社区矫正职能是构建以及完善刑满释放人员心理帮扶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于王莉莉的构建畅想，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学研究所所长王顺安教授提出了自己见解。他认为王莉莉的理念很好，梦想很高，但成本高昂，这种预防很难把握。心理帮扶实际上不是我们刑法体系，是预防犯罪的延伸体系。未来我们的社区矫正体系应该在这方面扩张。

研讨会主持人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任、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廖斌教授认为：监狱对犯人行刑要体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惩罚的目的是让其不再犯，教育的目的是让其能正常回归社会，犯人在狱中的表现是其能否被给予减刑和假释的重要依据，不能看其入狱前的犯罪背景，也不能主观臆断其在监狱的良好表现就是伪装，如果一个人能在监狱伪装三年、五年良好的表现，说明监狱的规矩对其试图形成良好的养成教育目的已达到，我们不能假设其未来可能还要犯罪而不敢担责，不能对该减刑或假释的犯人采取推三阻四或者拖的工作态度。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制度的设计目的是为了调动犯人接受改造的积极性，同时也是保障犯人人权的需要，更是实现犯人未来回归社会能重燃生活信心、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我们追求社会和谐不应忽略服刑犯人家属与社会的和谐，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旦家人有人犯罪，可以说是子子孙孙都很难抬起头的，如不关注服刑犯人的改造和帮助他们正常回归社会，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对社会不稳定就会立即显现。对于减刑、假释的程序完善极其有必要，减刑和假释的公示制度、撤销制度的建立都是有价值的。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应当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本次研讨会收到来自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等实务部门和全国高校论文、调研报告共27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