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失败原因（模版）

第一篇：试述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失败原因（模版）

1、试述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其失败原因

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到1905年12月成立学部，清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逐步推出了各项新政，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政制度改革。主要是调整机构，整顿吏治。1901年7月，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位列六部之上。1903年，设立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巡警部是随着军事改革设立的。在军事改革中，清政府仿照西方近代兵制，将军制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保安三种，把维持治安的军队分立出来，专门负责地方治安。为了适应教育改革的需要，1905年，清政府又设立了学部，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清政府还采取措施整顿吏治，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停止捐纳买官。

（2）经济改革。1903年8月，清政府正式设立了商部。其管辖范围不仅包括工商业，还包括农业。商部在各部中位于第二位，仅次于外务部，反映了清政府对农工商业的重视，1906年，商部扩展为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建立联系官商的机构，以沟通商情，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商部成立后，推行了一系列法令，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视工商为末业的现象，促使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办工商业的热潮，使中国厂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诸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3）军事改革。1901年8月，清政府下诏停止武举，并令各省裁撤绿营防勇，改练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练新式枪炮。1902年底，清廷在北京设立练兵处，派奕劻总理其事，袁世凯充会办练兵大臣。1902年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一镇，约12500人。张之洞也练成湖北常备军两翼，约7000人。袁世凯在1905年编成北洋新军6镇。直到清朝灭亡，总共编成14镇和18个混成协，约17万人，称为新军。袁世凯通过其势力控制着北洋新军的实权。

（4）教育改革。教育改革包括创办新学堂、鼓励留学和改革科举等，目标是建立近代教育制度，1901年废武举，1905 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失败原因：（1）失去权威，由兴到衰。西太后和光绪帝先后离世，清王朝没有一个权威人物能够驾驭新政，故新政不可避免要失败。

（2）上层不和，元气大伤。统治者上层满族贵族与汉族官僚的矛盾，及满族贵族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特别是溥仪上台后，载沣与袁世凯的斗争更加激烈。

（3）军队失控，无以保障。北洋新军的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尾大不掉。另外对革命党人对争取新军的活动防范不够。

（4）处置不当，丢失民心。解散政闻社，镇压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这些违背民意的做法，使得各阶层人民都开始反对清政府。

（5）操之过急，欲速不达。立宪改革出台过于迅速，铁路国有政策严重失误。因小失大，给整个改革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篇：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清朝最后十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之一，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时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西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满清皇室威严丧尽，颜面扫地。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彻底沦为洋人的走狗，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社会矛盾加剧。在统治内外交困之际，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力挽狂澜，延续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新政”非但没有能够巩固清政府的统治，反而半路夭折，连累清王朝本身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垮台。这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比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色彩的“新政”会失败，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助推器呢？就我理解，有以下四个方面原因：

一、改革者魄力不足，“新政”具有欺骗性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者必须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⑴ 细数世界史上改革成功的案例，德国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俄罗斯有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日本有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而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人。主持这次改革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先看慈禧，虽不能说慈禧没有做过一点好事，但作为封建专制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代表，她绝不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引导社会前进的人物。她大半生都是在政治权力中度过，她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权力，如何让清政府免于灭亡，至于救亡图存不过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危机。她或许具有改革的意识，但是她并没有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的能力，而在国人心中，她只是个擅玩小聪明的权利狂，“但知权利，绝无政见”。再看载沣，他比慈禧太后没有能力也没有手段还没有威望。他主持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如驱逐袁世凯、重用亲贵、成立皇族内阁、拒绝立宪派的请愿及实行铁路国有政策等，均激化了社会矛盾，起到了反面作用。有这样的改革者，改革焉有不败之理？

再者说，“新政”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根基，因而被斥责为“假维新”“伪变法”，陈天华曾说﹕“见从前守旧惹的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人耳目”。⑵从1901年1月颁布了所谓变法诏，说要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但是回避了变法自强的关键——政治改革。只是到1906年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西方考察了几个月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力陈实行宪政以达到皇位永固，内乱可弥的母的，清廷才于1906年9月1日宣布了“预备立宪”上谕，宣称要“仿行宪政”，这才勉强与政治改革沾点边。但其根本原则仍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对于何时实行立宪，上谕中根本没有提及，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政治改革方面更没有什么实际的作为。所谓“新政”做的不过是发展实业、充实武备以及办学堂、办警察、清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更何况新政还有讨洋人欢心之意，博取其信任，以期早日签订和约的用意。买办官僚盛宣怀看到前引变法上谕后即说：“今两宫一心，已饬议行新政，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悉释前嫌。”他为清廷草拟致列强政府的信稿中这样写道：“敝国现议实行新法，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正式发出的国书中“实行新法”四个字改成了“力行实政”。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新政的实质。

二、国内财政拮据，社会矛盾全面激化 自从甲午战败和义和团运动，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天下之财，悉应赔款”。清朝财政已是油干灯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但改革本身需要钱款。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向人民层层摊派，“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耶？”“自近时新政试行，于是立学之费取之农，练兵之费取之农，其他杂款加税无一不取之于农”。清政府承认：“各直省自摊还赔款、举行新政以来，用如泥沙，取尽锱铢，搜括已不留余力，额外科派，民不堪命”。自庚子赔款摊派各省之后，民间搜刮殆尽，商业萧条，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各地无不哀鸿遍野。新政不但未给人民带来实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灾难。加上官吏横暴，未能爱惜民力，引发人民对改革的普遍不满和反政府斗争。政治制度改革的十年间，以抗捐抗税为内容的民变遍及全国城乡。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全国大小民变不下3000多起，此起彼伏的民变给人们展现了一幅乱世景象，给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也给反清革命造成了强大的声势，使反清之星火大到足以燎原之势。“昔汉臣贾谊陈时局之危，譬谓抱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数月以前，我国时势，盖有类于是，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

三、用人不当，贪污腐化现象严重

政府腐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末社会是一个贿赂公行和升官发财的社会，整个官场贿赂成风,腐败透顶，官员们整天忙于逢迎拍马，受贿行贿，搜敛民财，又怎么会把主要精力用于实行新政，筹备立宪呢？“新政”非但没有解决腐败问题，反而贪官乘机再捞，“既增添了„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正因为任用的官员都是自私自利之徒,在封建专制时代都得到了好处,因而他们对待预备立宪也以是否对其有利为标准，他们害怕民权发达以后再不能为所欲为,一招不慎,还要丧失名位利禄，所以清末大小官员们大都视预备立宪如洪水猛兽,嫉之如仇,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将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预备立宪葬送在艰难的实施途中，同时,在清末敷衍塞责成为政府机构中的普遍现象；当权者视御旨若一纸空文,从不认真贯彻执行；地方官吏限于考试,对筹备宪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学会了粉饰成绩，虚应故事的本领。对于吏治腐败黑暗,朝廷是清楚的,也曾三令五申进行整顿，仅1909年和1910年两年,经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不称职官员就达千人以上，然而,积重难返,病入膏肓,各级官员上下左右之间互相勾连。盘根错节，彼此庇护,根本无法改变，腐败不除,败局难挽。而自清廷推行“新政”以来，山东莱阳除缴纳正赋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地亩捐、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见1910年8月13.14日《大公报》)。这年又遇春荒，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该县县令与四大劣绅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四乡催缴捐税，额外多收，敲诈勒索，逼得群众夺了下乡官员的枪械，加上土枪土炮，集合数万人与省里派去的军队搏斗，暴动乡民被屠杀千余人。此事曾震动全国，许多地方群众起事，声称为莱阳被杀群众复仇。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又爆发席卷全国的饥民抢米骚动，也是群众反对清朝所谓“新政”的自发斗争。

曾参加戊戌变法的黄遵宪也批评清廷的“新政”：“其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刮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辗转迁延，卒归于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辟祸全生，徒以媚外人而欺吾民也”。(《新民丛报》第24期)曾对“新政”抱有幻想的梁启超也感到失望。他说：“外国侵压之祸又如此其亟，国内种种社会又如此其腐败，静言思之，觉中国万无不亡之理。” 清朝统治者的素质与个性表现的如此的不堪入目，新政最后的失败了想一二了。

四、丧失改革的社会基础

首先，满汉官僚分裂。1906至1907年的官制改革，本是清廷筹备宪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可官制改革及由其引发的政坛纷争结果却是汉族官员大受排斥。在十一个部院中、汉

4、满

6、蒙1。满汉的比例是六比四，还不如原先规定的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员的清朝旧制。特别重要的几个部，如度支(财政)部、陆军部都由满人掌管。皇族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从袁世凯手里收回了北洋陆军四个镇的指挥权，同时宣布各省新军统归陆军部管辖。这一切都明显地反映出清廷皇族集权的趋向。担任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瞿鸿□和历任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等汉族重硻，被清廷罢免官职。原任广西巡抚、后任军机大臣的另一汉族官员林绍年被逐出枢机，袁世凯则被迫辞去八项兼职，并交出北洋四镇兵权，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是明升暗降。经由此次所谓的官制改革，最终是满族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连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也评论说：“此次中国改革官制，其表面上不分满汉，与各部长官不兼任他职外，无改良之可观。”汉族官员对此结局必然耿耿于怀，效忠清廷之心也随之大打折扣。另外，立宪派背弃。作为国内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立宪派，曾对清廷的这一政治改革抱有很大的期望。他们盼望清廷能进一步加快预备立宪的步伐，多次举行国会请愿运动，但屡遭清廷拒绝，这本已使立宪派啧有烦言。到1911年5月，清廷又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内阁成员上谕，在钦定的13名内阁成员中，满族共计9人，而且有7人属皇族，总理大臣也由庆亲王奕劻出任。因此，这个内阁在当时被立宪派称为“皇族内阁”，汉族官员由此进一步感受到自己宦海生涯的前途渺茫。立宪派对清迁组织“皇族内阁”极为愤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书都察院，申明“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些一之原则”。但清廷却呵斥立宪派干预朝政，“议论渐近嚣张”。立宪派对清廷更感失望，公开发表宣告全国书，阐明满清王公亲贵组成的所谓内阁完全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就这样，本应赢得人心的政治改革，却由于满清统治者的举措乖张，愈来愈引起国内政治力量对清王朝的痛恨。

事实表明清政府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就像一个烂掉的苹果，就算是给它洗洗，还是改变不了它被抛弃的命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清末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为今天的政治改革吸取教训。

首先，要重视民意，从“民本”角度出发，倾听民意，让百姓参与其中，而不是百姓当做改革失败的承担者，取信于民，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毕竟人民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成果理应由全体国民共享；第二，要重视行政人员作风问题，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大贪污腐化惩治力度，有效的预防腐败，增强政府威信，确保政府的政策号召力和影响力；第三，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社会机制来吸附和制衡大量疏离社会外的因子；第四，抓住机遇推进政治改革。要求领导人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危机意识，改革要在情况尚好的时候展开。同时在每项政策出台前要充分斟酌，广泛征求意见，调动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加大宣传力度，考虑社会各阶层的接受能力，球的最大限度的支持，在渐进中化解矛盾；最后，要扎实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刻不容缓，但是不要冒进，而是一个一个脚印的来。

以现代化的视角看，清末新政的改革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变迁的重要环节。近代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清政府主持的“新政”这一现代化的尝试，只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下的被动行为，失败似不可避免，可无论如何它唱响了一曲走向近代化的悲歌，“悟以往之不见，知来者犹可追”希望能给我们当今改革一些启迪

第三篇：清末新政破产的原因真相

清末“新政”破产的原因

改革毕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清末新政由一批曾仇视改革或与改革为敌的人物完成了一场带有革命内容的改革。在这种意味深长的矛盾背后是历史造成的两个原因：其一，庚子之变以后的局势是一种真正的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局。1901年2月颁布的上谕中说：“无事且难支持，今又构此奇变。”正是对这一点的承认，新政在主观上是为了防止革命掀揭屋顶而挖开的一个窗洞，但在客观上却成为时势假手不愿改革者而实现的一场改革。历史常常会使动机与效果大相异趣，对于一个没落的阶级尤其如此。其二，有人说过：戊戌政变杀青年人、南方人多；八国联军杀老年人、北方人多。透过这种南北方和青老年的对立，是改革人物与顽固保守人物的对立。侵略者用暴力消灭了后一类人物中的一部分，同时又以此震慑了其他一部分人。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但它导致的结果却是为中国的改革消除了一些阻力。许多历史的是非是隐藏在深处的，只有透过某些历史细节的表象，才能把握历史迈进的步伐和节奏。

清末新政是以自下而上的推动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双向互动的形式出现的。清政府原想借此实现王朝的自我挽救，但新政非但没有延长它的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它的灭亡。他推行教育改革，是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但无论是在国内新式学堂中还是在留学生中，清政府并没有获得多少为己所用的人才，反而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士子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王朝的掘墓人。清政府在全国各省扩编新军，原本是要以此来弹压各种可能出现的变乱，却又给革命党人在各省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机会，新军绝大多数成了王朝的“叛兵”。清政府奖励实业，原想借此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却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知识分子利益与专制制度冲突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都走向了清政府预想的反面。何以会如此？历来论者大都从其推行新政的动机来说明它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这并没有错，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清政府推行新政固然有取悦列强、拉拢立宪派、打击民主革命的一面，更有统治阶级变法自强的一面；它有欺骗、拂逆舆情的一面，更有符合历史逻辑的具体内容。历史的效果往往不以人们的动机为转移。清末官制改革，在客观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近代化；教育改革，奠定了中国近代化教育的基础；军制改革，推进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法律改革，开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先河；奖励实业，则直接促成了创办实业的高潮。因噎废食，防弊废事，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人们习惯于用御史欧家廉的几句话“易私塾门榜即为学堂，改亲兵衣饰即为巡警，建一二洋式衙署，用一二留学生，即是崇奉西法”，来说明新政的有名无实。这段话固然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况，但远不是新政的全部。清政府“清理财政而漏卮愈大，编练斯军而哗变愈众，改轻刑律而断狱愈多。事事有尽更其故之思，人人有不如其初之慨”。

第四篇：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 清末新政 明治维新

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

不同之处

(一)历史背景不同

洋务运动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统治危机出现，半殖民地逐步加深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内部部分成员为解决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列强坚船利炮入侵)而引起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则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惨败，新的强大的民族危机迫在眼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激起了新的民族觉醒，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两方文化碰撞中形成了要救国只有维新变法，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的新思维；(二)改革指导思想不同

洋务运动的日的与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两学为用”，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标。戊戌维新变法是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同传统儒学结合起来，开民权、设议会、废科举，也就是在一定范围改造“中体”。如果说前者是新瓶装旧酒的话，后者则是旧瓶装新酒。(三)性质不同

洋务运动是在封建制度下，在封建思想指导下，在维护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而戊戌维新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局限，主张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四)侧重点不同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侧重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对封建儒学统治予以坚守，属于器用层面的改革。而戊戌维新运动侧重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与传播，从其最大效果来看，它更是一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属制度层面的改革。(五)过程与结果不同

洋务运动由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实权派推动，首先是采用西方练兵和大量购置西式武器，同时大力仿照西方设厂制造小组的成功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分组比较合理，所以合作学习进展得比较顺利，同学们积极参加小组的学习活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相同之处

(一)历史背景相似

二者改革的发生历史背景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整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富强所逼迫产生出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是在清政府统治危机频现，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加深民族危机系于一线的情况下，发生于封建统治内部实权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当中。可见，三者相似之处都在于每一次改革变法都是发生于整个民族、国家处于重大危机关头，往往带来调整变革的机遇，而每一次抓住机遇的变革，都会酿造深远的影响。

(二)目的与指导思想相似

实现国富民强，实现民族的复兴。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其本质是以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戊戌维新变法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因此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但就光绪皇帝发布的诏令看，并没有采纳维新派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换言之，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根本。从光绪皇帝而言，仍是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的。显而易见，三者改革的目的和指导思想都是服务于维护和发展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三)改革的路线相似

它们变法都遵循由外到内、由浅入深、渐进式的改革路线，这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在。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为辅助，前者支配后者。其本质是维护封建统治，但毕竟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东西，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教育创办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主体的封建、主义东西造成了一定冲击，为以后变革封建主义统治，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是由外到内，由“用”及“体”。维新运动从封建儒学寻找变法依据，用封建主义的旧瓶来装资本主义的东西，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也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是一场十分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它也遵循了由浅入深，渐进式变法的路径。二者都有中西文化相汇而产生矛盾的过程

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无疑它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关系．努力论证中西文化可相容互补，努力论证中国同有的文化，可以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当洋务派激进人士所倡西学范围层次扩大，渗透其内容并深入到其理论形式难以容纳地步时，“中体西用”原是作为论证西学的一条有力理由，但一概无济于事，这都说明对传播西方文化起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因其自身局限性和内在矛盾，已无法构成一种完整的新型文化体系。而戊戌维新派并未沿着“中体西用”将中西文化尽量融合的模式，而是突破了这一界限，把矛头对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求开民权、设议会，废除科举，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改造“中体”。然而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的这一主张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考》此书论证儒家经典都是孔子为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言行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以此论证孔子亦是一位维新派，并打着孔子托右改制金字招牌，为自己变法改革寻找根据。其理论武器基本上，还是以西学为基础，对中国传统变法学说的再创造，即旧瓶装新酒。同样存在中西两种思想文化体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且“两考”内容不但多，有不切实际的玄谈和捕风捉影的虚幻，而且还严重存在作伪曲解和断章取义坏学风。这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主义是有矛盾的。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第一，背景相同

一是时间大致相同。中国的洋务运动是从1861年至1894年。虽然关于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时间断限，说法还不一，但我们一般认为，明治维新从1868年10月23日宣布改元明治开始（通常把1867年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一些政治变动包含在内），其结束时间则也有1872年（废藩置县）、1877年（南战争结束）、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确立立宪制）等多种主张。但整体上来说，两者都开始于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结束于19世纪末，时间段大致一样。

二是大的国内环境相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都是处于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状况下，改革势在必行。19世纪中叶，随着太平天国、捻军、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使得清政府内外交困，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同时期的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时代——德川幕府。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例如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平民进入日本，也反对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船只远洋航行。同时，在日本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初步 形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进而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形成了由大名、武士，商人、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组成的“倒幕派”，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同时，日本也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如1853年的黑船事；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

三是国际环境相同。19世纪中下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国家实力增强，打起了欺负弱小国家的主意，他们的目光瞄向了亚洲，中国和日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列强侵略扩张指向的目标。改革变法，抵制外侵，成为中日首要大事。第二，相同的目的面对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状况，内外交困，中日两 国都想通过改革实现强兵富国，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中国的洋务运动打出了“自强”和“求富”的旗号，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本的明治维新则以巩固天皇政权，实现民族振兴为目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以巩固天皇政权，实现民族振兴为目的。第三，相同的改革方式

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何谓自上而下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开始，逐渐深入到中低层的改革形势，是指由领导人等上层人物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革，通常是和平方式，区别于通常是武装暴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国的洋务运动是由慈禧太后支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着手实施的；日本明治维新是由天皇支持，幕府统治阶级实施的。中日都在领导阶层的支持下颁布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新建了工厂等。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是一定程度的流血的暴力革命，最终才使得日本才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

第四，内容上的相同两者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改良，虽然具体措施大有不同，但改革内容的方向是大致一样的。例如：经济上，都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军事上，在近代化改革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武装才是巩固政权最有力的手段。因此，中日都模仿西方，建立新式军队，建立军事企业。如1862年，清廷下令学习西洋武操，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置炮所等等；日本则改革封建军制，建立了近代化军队，对日本军人进行武士道教育，实行征兵制，建立了一支效忠天皇的军队。文化上，都进行了教育改革，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陆续开办了外文、军事、西医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日本则效仿西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日本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大学区内设中学区，中学区内设小学区，教育体系已相当完善。此外亦选派优秀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第五，结果方面的一定程度相同虽然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都有利于本国的近代化发展历程，对本国的经济、教育、科技、军事等多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都对本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用。

二、不同点

1．领导力量不同。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是洋务派，他们多为地方掌握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掌握中央实权的慈禧太后在支持顽|司派、洋务派之间犹豫徘徊，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是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后，由明治天皇掌权，二者形成合力，进行大刀阔斧、全方位的改革。

2．具体措施不同。(1)政治方面：中国洋务运动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日本则改革落后制度。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和武士阶级的特权，并颁布宪法，建立新的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2)经济方面：中国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军事、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无从发展。日本则进行大力改革，政府投资兴办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民间企业的兴起，日本的殖产兴业为日本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3)文教方面：中国只办了i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日本则大力发展近代教育，改革教育内容，使自然科学占教学内容的一半左右．并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

3．阻力不同。洋务运动外受西方列强。内受封建顽I司势力的严重阻挠；日本幕府体制专制色彩较轻，倒幕运动的胜利扫除了改革的障碍。

4．实施条件不同。中国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获得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形成。

5．性质不同。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改革；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性质改革

6．结果不同。中围洋务运动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失败，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明治维新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而H更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制度，最终成功，不仅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使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强国。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第一，就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前的形势来说，都是经济状况恶化，政治危机，国内外矛盾重重。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真正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而日本的腐朽落后的幕府统治从根本上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面临着半殖民地化的危机，也是日薄西山。

第二，清末新政的目的有“使国势始兴”的因素，是清政府最高统治者阶层在其政权危机的形势下的一场自救运动。因其主持者是封建的最高统治者，并不希望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日本同样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要振兴国家，但是推动和领导这次运动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他们反对幕府统治，希望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走的是先夺取政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然后用政权的力量推动改革的道路，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比中国的清末新政有着无比的革命性。

第三，在内容上，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比较起来，明治维新要来得更加彻底，更加有力，更有利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说清末新政的内容没有进步性，但总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专制制度存在的矛盾。

第四，从其意义来看，清末新政这场自救运动并没有真正的挽救封建王朝的统治和阻遏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但其措施在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队伍随之壮大，在文化教育方面鼓励留学，使民主革命的思想传入中国，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了阶级理论思想基础，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等一系列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把落后、封建的日本推进到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行列，最终避免了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命运，其成就是巨大的。但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化的武士终究与封建制度有藕断丝连的联系，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保留大量的封建残余，造成革命的不彻底性，以致后来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形成，给日本人民和世界其他被侵略国家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痛。

第五篇：讲义 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

讲义 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

一、维新运动兴起的背景

1.近代以来探索国家出路努力的继续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一次次侵略战争把中国拽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另一方面，统治者昧于时事，压制或者拖延变革，使中国不能急起直追，赶上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使得中国人民一次次蒙受将成亡国奴的耻辱，并承受着残酷的阶级剥削。在这种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压迫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都曾奋起，为了给国家寻找出路，也为了给本阶级寻找出路而努力探索。戊戌维新运动是继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革命，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又一次努力。

2.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继续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不久，与洋务运动兴起的同时及稍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改革的潮流，即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就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和传播者。

早期改良主义者不同于洋务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不屑于洋务派单纯模仿西方的船坚炮利，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他们中有的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有的人鼓吹欧美各国的议会制度。他们还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建议清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护和振兴民族工商业的措施，以利于跟西方列强开展商战。

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做了若干舆论准备。3.中日甲午战争的振憾以及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

（1）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

号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子孙、文明神胄的堂堂中华‛居然战败于边僻海岛的‚虾夷‛日本，朝野为之震惊！变法图强之议再度兴起。康有为联络各省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

（2）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这个狂潮的起因，正是日本的崛起打破了列强在华的‚均势‛。先是德国借曹州教案强租胶州湾，开全世界破天荒的先例，接着，俄、法、英、日争相效尤。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请看时人绘制的《时局图》。

4.俄国彼得大帝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激励

（1）在中国人看来，俄国在彼得大帝以前，是一个曾在蒙古人奴役下的落后国家。彼得大帝与康熙大帝恰逢同一时期，因为彼得大帝实行欧化改革，俄国居然在二百年后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并蚕食中国的藩土——整个中亚细亚及西伯利亚，反而使中国仰之为文明上邦。这是刺激中国维新变法的一个有力因素。

（2）日本是中国的近邻，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走入近代以后，日本在经历了与中国颇为相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即面对列强‚叩关‛、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险之际，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在短短几十年中跻身资本主义列强，并把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国。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维新变法成为中国先进人士和意欲有作为的光绪皇帝的自然选择。

5.维新派的一系列切实努力 维新派通过上书、著书立说、办报、办学会、设学堂等一系列切实努力，使得中国的维新运动终于演成一场现实的政治运动。

二、维新运动的酝酿与准备

1.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1）向皇帝上书。希望通过上书直接说服光绪帝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康有为曾先后7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发动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上下一片愤慨，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组织了1300名举人在5月2日联名上书朝廷，请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史称‚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和爱国救亡运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2）著书立说，宣扬变法维新的理论。如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并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等书；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仁学》；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

（3）办学堂，旨在培养青年后续人才。主要有康有为在广州主持的万木草堂（著名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梁启超在长沙主持的时务学堂（其中有庚子汉口之役中被杀的教习唐才常为首的‚庚子六君子‛、有护国战争的元勋蔡锷将军等）。

（4）办学会，旨在联络成年知识阶层。会社本是中国固有的国粹，明末士大夫办的复社、几社等遍布国中，但清军入关后严禁结社。1895年，康有为发起组织强学会，虽不久即遭封禁，但起了开学会之风气的作用，一年之间，学会在中国纷纷涌现。著名的有保国会、南学会等。其中，谭嗣同任会长的长沙南学会尤具特色。该会兼具政治学会与地方议会双重意义，并打算先从湖南办起，以后进一步联合南部诸省志士推而广之。如果这种意旨能够实现，这将是中国南部诸省率先试行民主自治的开端。

（5）办报纸，旨在启发社会一般民众。影响 最大的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湖南的《湘报》等。而梁启超正是在担任 《时务报》主笔期间，以其雷鸣潮吼、恣唯淋漓的文笔声名隆起，与其师并称‚康梁‛。

2.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1）要不要变法。

（2）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3）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这次论战，解放了人们长期受到束缚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维新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

三、百日维新

1.《明定国是诏》

光绪皇帝终于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这一年是中国干支纪年的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

‚国是‛是一个国家应该明确和把握的基本方向。翁同龢：两代帝师（同治、光绪）拟定。慈禧删改的。

‚明定国是‛诏由帝师翁同龢起草，诏书宣布从今往后要‚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

2.变法的主要内容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始，至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失败，一共维持了103天，故又称‚百日维新‛。在这期间，光绪皇帝共发出100多件维新谕旨，其内容归纳起来，包括下列数端：

A政治方面：臣民不论大小皆可上书言事，裁撤冗官闲衙，澄清吏治，取消国家对旗人的供养

B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创造，改革财政，全国设立邮局

C 军事方面：军队改习洋操，采用西洋兵制，裁汰绿营，筹建海军

D 文教方面：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允许自由设立报馆和学会，派人出国留学和游历。

3.维新派的任用。变法开始后，光绪帝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光绪帝对康、梁任小官而赋大权，主要是因为慈禧太后规定二品以上大员的黜陟，都要向她请命。8月，光绪帝又提拔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为军机章京，赏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机要秘书工作，光绪帝意在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高级参谋和执事人员，这就是军机四卿。光绪皇帝在这些维新中坚人物的辅助下，开始锐意改革。

四、戊戌政变的前因后果 1.翁同龢与荣禄的革与升

慈禧：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帝素怕慈禧太后，待到慈禧太后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首先是慈禧的权力。于是，罢免翁同龢，任用荣禄。

2.相互弹劾

3.王照与六堂官

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4.要求开设懋勤殿 激烈争吵 5.政变前三天 奕劻、杨崇伊 谭嗣同、袁世凯 6.戊戌政变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突然从所住的颐和园赶回皇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宣布临朝‚训政‛。这就是戊戌政变。随后，慈禧命令捕杀维新派人物。

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日使馆的帮助下经香港、天津逃往日本；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被斩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参与新政的徐致靖被处永远监禁，张荫桓遣戍新疆，早已开缺回籍的翁同龢又加上一个革用处分。戊戌变法中的所有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

谭嗣同：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帝。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四章京、杨深秀、康广仁（康弟）

维新派经过光绪皇帝试图推行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遭到了封建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命令由于‚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大多未能付诸实施。

一批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守旧势力图谋对维新运动进行反击和镇压。他们策划在光绪帝陪同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时，由荣禄以武力实行废立。维新派情急之下求救于曾列名强学会、统领新建陆军的袁世凯。于是有1898年农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事，但八月初六即发生了戊戌政变。

变法开始以后，光绪皇帝的新政诏令连翩而下，乃至一日数令。维新派为此欢欣鼓舞。

五、维新运动的意义

1.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2.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3.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1）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变法期间，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学会和学堂，大量地传播了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介绍了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和君主立宪制度

（2）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 这场运动是19世纪末民族危机的产物，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表现。维新派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概念，强调国家为国民所有，匹夫有责，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3）为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和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维新变法颁布的保护和鼓励民族企业发展的政策，激发了人民‚实业救国‛的热情，形成民族企业的第一次投资高潮

（4）为民主革命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启示 维新变法的失败证明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根本行不通，要想使国家复兴，必须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六、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

(1)缺乏彻底反封建勇气 维新派虽然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是不敢摧毁封建势力，不想推翻现有的政权和制度，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变法图强，把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在理论指导上，打出孔子的招牌进行变法，虽然具有减少改革阻力的策略意义，但也暴露了维新派的软弱无力；

《新学伪经考》。内容：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刘歆xīn刘歆篡改经学以服务于王莽新朝，故称新学，所以后人所称汉学为新学，即伪经，而非孔子之典籍。

目的：反对当时流行的汉学（即乾嘉学派）宋学（即程朱理学），使汉宋学失去存在的依据，为变法维新扫清障碍，并起到思想解放作用。

《孔子改制考》。内容：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是孔子为了改制目的而假托的宣传作品，都是不可考证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建立独家学说，企图按自己的理想建立最好的社会制度，并把这种制度说成是古代曾经实施，借以取得人们的信仰。孔子也不例外。他创立儒家学派，提出一套他自己创造的政治制度，编撰儒家经典，作为托古改制的依据。

目的：冲击了以前人们认为孔子只是‚述而不作‛，只是一个古代文化保存者的印象。中国所说的夏、商、周三代理想的社会制度，也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资料。康有为认为，事情是向前发展的，远的、旧的必将败亡，近的、新的终将兴起。因此，就要变法维新。这样，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理论就冲击了遵守旧法、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为维新变法作了理论准备。

（2）缺乏彻底反帝勇气 虽然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缺乏彻底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气，认为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通过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能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甚至寄希望于英美的支持。

（3）缺乏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军队的支持 这种缺点致使不流血的维新变法最后以流血的政变而告终，证明想用和平的改革使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在中国行不通。

（4）过于激进；康有为大妄人不可靠。

逃亡后的经历：假传衣带诏、成立保皇党，到处炒房地产，一路娶小老婆，搞复辟等。

对比学生梁启超，后来都公开抨击，康有为张勋复辟。

梁启超：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爱国，希望避免流血冲突。热衷崇尚西医，割肾**。热衷教育和思想启蒙，在北京办了多家图书馆。提倡一夫一妻制，虽然有个妾，是其陪嫁，还暗恋过一人，始终无果。其子个个才华出众：考古学家、著名图书馆学家、著名经济学研究、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建筑学家。从前有人说过‘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文章是老婆的好 老婆是自己的好。

七、清末新政的背景

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太后在西逃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珍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7月20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慈禧决定携带光绪等一行人出走西安。此时，大家都换了百姓布衣聚在宁寿宫后殿的乐寿堂，慈禧忽感触前事，出珍妃于牢院。以‚珍妃年轻貌美，必遭洋人侮辱，愧对列祖列宗。‛等藉口，强词带走珍妃不便，留下又恐其年轻惹出是非，因命太监将乐寿堂前的井盖打开，要珍妃自尽，珍妃不肯死。众人遂令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年仅二十四岁。执行此命的是慈禧的领班太监崔玉贵和宫女王德环和何荣儿。主流史学界认为珍妃的死因是因为支持光绪进行戊戌变法，向慈禧争夺最高权力而触怒了慈禧太后，但部分史学家认为，珍妃主要因多次违反宫闱禁忌，卖官受贿，再加上清德宗对她情有独钟，冷落了慈禧的亲侄女隆裕皇后，最终落得被杀害的下场。

1901年春，清廷与八国联军讲和，慈禧、光绪等准备还朝。慈禧见珍妃所投之井依然如故，便命人将尸骨打捞出来，装殓入棺，葬于阜成门外恩济庄太监公墓南面的宫女墓地。并企图以‚贞烈殉节‛的名义掩世人耳口，并为此将珍妃追封为珍贵妃。太后死后，载沣将珍妃的死因从‚投井自杀‛改为‚被崔玉贵投入井中溺死‛。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宣统（溥仪）继位，隆裕皇太后听政，再将珍妃追封为恪顺皇贵妃。而后民国四年（1915年），其姊瑾妃（时为兼祧皇考瑾贵妃）将珍妃迁葬光绪崇陵妃园寝，并在珍妃井北侧的门房为她布置了一个小灵堂以供奉珍妃的牌位，灵堂上悬挂一额纸匾，上书‚精卫通诚‛，颂扬珍妃对清德宗的一片真情。

八、清末新政的内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十六日，清廷特派载泽和其他四位大臣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为出国考察政治，是为“五大臣出洋”。载泽出洋时尚未满30岁，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们重点考察了美国、德国、俄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立宪政体。

载泽出洋考察结束回国后，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了《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将日本的宪政体制摆在列国之首，奏请仿日德例，改行君主立宪政体。

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被讥为皇族内阁。主要内容：

设立商部、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政治上）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经济上）

废除科举考试，鼓励留学，颁布新的学制。（文化上）裁撤绿营，建立新军（军事上）

九、清末新政的结果

大厦将倾，为时已晚。过于激进，反而招致了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