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 清末新政 明治维新

第一篇：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 清末新政 明治维新

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

不同之处

(一)历史背景不同

洋务运动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统治危机出现，半殖民地逐步加深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内部部分成员为解决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列强坚船利炮入侵)而引起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则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惨败，新的强大的民族危机迫在眼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激起了新的民族觉醒，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两方文化碰撞中形成了要救国只有维新变法，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的新思维；(二)改革指导思想不同

洋务运动的日的与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两学为用”，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标。戊戌维新变法是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同传统儒学结合起来，开民权、设议会、废科举，也就是在一定范围改造“中体”。如果说前者是新瓶装旧酒的话，后者则是旧瓶装新酒。(三)性质不同

洋务运动是在封建制度下，在封建思想指导下，在维护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而戊戌维新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局限，主张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四)侧重点不同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侧重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而对封建儒学统治予以坚守，属于器用层面的改革。而戊戌维新运动侧重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学习与传播，从其最大效果来看，它更是一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运动，属制度层面的改革。(五)过程与结果不同

洋务运动由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实权派推动，首先是采用西方练兵和大量购置西式武器，同时大力仿照西方设厂制造小组的成功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分组比较合理，所以合作学习进展得比较顺利，同学们积极参加小组的学习活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相同之处

(一)历史背景相似

二者改革的发生历史背景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了整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富强所逼迫产生出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是在清政府统治危机频现，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加深民族危机系于一线的情况下，发生于封建统治内部实权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当中。可见，三者相似之处都在于每一次改革变法都是发生于整个民族、国家处于重大危机关头，往往带来调整变革的机遇，而每一次抓住机遇的变革，都会酿造深远的影响。

(二)目的与指导思想相似

实现国富民强，实现民族的复兴。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其本质是以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戊戌维新变法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因此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但就光绪皇帝发布的诏令看，并没有采纳维新派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换言之，这些政令和措施并未触及封建制度根本。从光绪皇帝而言，仍是为维护其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的。显而易见，三者改革的目的和指导思想都是服务于维护和发展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三)改革的路线相似

它们变法都遵循由外到内、由浅入深、渐进式的改革路线，这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所在。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为辅助，前者支配后者。其本质是维护封建统治，但毕竟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先进东西，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近代教育创办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主体的封建、主义东西造成了一定冲击，为以后变革封建主义统治，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是由外到内，由“用”及“体”。维新运动从封建儒学寻找变法依据，用封建主义的旧瓶来装资本主义的东西，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也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是一场十分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它也遵循了由浅入深，渐进式变法的路径。二者都有中西文化相汇而产生矛盾的过程

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独特的文化观念形态，无疑它是一种反对守旧排外，提倡文化革新的文化新论。它以“体用”、“本末”关系．努力论证中西文化可相容互补，努力论证中国同有的文化，可以采纳西学而增益新知、焕发生机。当洋务派激进人士所倡西学范围层次扩大，渗透其内容并深入到其理论形式难以容纳地步时，“中体西用”原是作为论证西学的一条有力理由，但一概无济于事，这都说明对传播西方文化起积极作用的“中体西用”因其自身局限性和内在矛盾，已无法构成一种完整的新型文化体系。而戊戌维新派并未沿着“中体西用”将中西文化尽量融合的模式，而是突破了这一界限，把矛头对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要求开民权、设议会，废除科举，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改造“中体”。然而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的这一主张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考》此书论证儒家经典都是孔子为改变当时的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言行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改革。以此论证孔子亦是一位维新派，并打着孔子托右改制金字招牌，为自己变法改革寻找根据。其理论武器基本上，还是以西学为基础，对中国传统变法学说的再创造，即旧瓶装新酒。同样存在中西两种思想文化体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且“两考”内容不但多，有不切实际的玄谈和捕风捉影的虚幻，而且还严重存在作伪曲解和断章取义坏学风。这与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主义是有矛盾的。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第一，背景相同

一是时间大致相同。中国的洋务运动是从1861年至1894年。虽然关于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时间断限，说法还不一，但我们一般认为，明治维新从1868年10月23日宣布改元明治开始（通常把1867年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一些政治变动包含在内），其结束时间则也有1872年（废藩置县）、1877年（南战争结束）、1885年（实施内阁制）、1889年（确立立宪制）等多种主张。但整体上来说，两者都开始于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结束于19世纪末，时间段大致一样。

二是大的国内环境相同。当时的中国和日本都是处于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状况下，改革势在必行。19世纪中叶，随着太平天国、捻军、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使得清政府内外交困，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同时期的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时代——德川幕府。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例如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平民进入日本，也反对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船只远洋航行。同时，在日本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初步 形成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进而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形成了由大名、武士，商人、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组成的“倒幕派”，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同时，日本也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如1853年的黑船事；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

三是国际环境相同。19世纪中下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国家实力增强，打起了欺负弱小国家的主意，他们的目光瞄向了亚洲，中国和日本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列强侵略扩张指向的目标。改革变法，抵制外侵，成为中日首要大事。第二，相同的目的面对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状况，内外交困，中日两 国都想通过改革实现强兵富国，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中国的洋务运动打出了“自强”和“求富”的旗号，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本的明治维新则以巩固天皇政权，实现民族振兴为目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则以巩固天皇政权，实现民族振兴为目的。第三，相同的改革方式

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何谓自上而下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开始，逐渐深入到中低层的改革形势，是指由领导人等上层人物通过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革，通常是和平方式，区别于通常是武装暴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国的洋务运动是由慈禧太后支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着手实施的；日本明治维新是由天皇支持，幕府统治阶级实施的。中日都在领导阶层的支持下颁布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新建了工厂等。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是一定程度的流血的暴力革命，最终才使得日本才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

第四，内容上的相同两者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改良，虽然具体措施大有不同，但改革内容的方向是大致一样的。例如：经济上，都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军事上，在近代化改革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武装才是巩固政权最有力的手段。因此，中日都模仿西方，建立新式军队，建立军事企业。如1862年，清廷下令学习西洋武操，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置炮所等等；日本则改革封建军制，建立了近代化军队，对日本军人进行武士道教育，实行征兵制，建立了一支效忠天皇的军队。文化上，都进行了教育改革，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陆续开办了外文、军事、西医等学校培养技术人才，于1872年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日本则效仿西方建立从小学到大学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国家学习。日本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大学区内设中学区，中学区内设小学区，教育体系已相当完善。此外亦选派优秀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第五，结果方面的一定程度相同虽然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但不管是洋务运动，还是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都有利于本国的近代化发展历程，对本国的经济、教育、科技、军事等多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都对本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用。

二、不同点

1．领导力量不同。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是洋务派，他们多为地方掌握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掌握中央实权的慈禧太后在支持顽|司派、洋务派之间犹豫徘徊，致使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是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后，由明治天皇掌权，二者形成合力，进行大刀阔斧、全方位的改革。

2．具体措施不同。(1)政治方面：中国洋务运动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日本则改革落后制度。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和武士阶级的特权，并颁布宪法，建立新的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2)经济方面：中国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军事、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华民族资本主义无从发展。日本则进行大力改革，政府投资兴办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民间企业的兴起，日本的殖产兴业为日本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3)文教方面：中国只办了i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日本则大力发展近代教育，改革教育内容，使自然科学占教学内容的一半左右．并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

3．阻力不同。洋务运动外受西方列强。内受封建顽I司势力的严重阻挠；日本幕府体制专制色彩较轻，倒幕运动的胜利扫除了改革的障碍。

4．实施条件不同。中国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获得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形成。

5．性质不同。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改革；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性质改革

6．结果不同。中围洋务运动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失败，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明治维新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而H更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制度，最终成功，不仅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使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强国。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的比较

第一，就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前的形势来说，都是经济状况恶化，政治危机，国内外矛盾重重。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真正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而日本的腐朽落后的幕府统治从根本上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面临着半殖民地化的危机，也是日薄西山。

第二，清末新政的目的有“使国势始兴”的因素，是清政府最高统治者阶层在其政权危机的形势下的一场自救运动。因其主持者是封建的最高统治者，并不希望改变封建的政治制度。日本同样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要振兴国家，但是推动和领导这次运动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化了的下级武士，他们反对幕府统治，希望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走的是先夺取政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然后用政权的力量推动改革的道路，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它比中国的清末新政有着无比的革命性。

第三，在内容上，清末新政和明治维新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比较起来，明治维新要来得更加彻底，更加有力，更有利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说清末新政的内容没有进步性，但总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专制制度存在的矛盾。

第四，从其意义来看，清末新政这场自救运动并没有真正的挽救封建王朝的统治和阻遏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但其措施在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队伍随之壮大，在文化教育方面鼓励留学，使民主革命的思想传入中国，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提供了阶级理论思想基础，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的明治维新中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等一系列政策发展资本主义，把落后、封建的日本推进到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行列，最终避免了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命运，其成就是巨大的。但是，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化的武士终究与封建制度有藕断丝连的联系，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地保留大量的封建残余，造成革命的不彻底性，以致后来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形成，给日本人民和世界其他被侵略国家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痛。

第二篇：浅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浅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十九世纪后叶时期的世界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的浪潮，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等西欧及美洲资本主义国家等也紧随其步伐，大力发展工业，并出现了一系列新发明，急于开阔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市场，于是就把目光放到了中国和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身上。然而中国和日本对此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中国选择了闭关锁国，日本选择了积极通商、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

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让英国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方法打开中国市场，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鸦片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大量白银外流，林则徐请命南下进行禁烟运动。1840年英国以虎门销烟为由掀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的清王朝统治者还沉浸在“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自我满足中，殊不知已经在世界列强的队伍中渐行渐远，大量的鸦片流入中国市场不仅蚕食了中国民众的身体，更是蚕食了他们的精神，看似地广人多的中国，实际上早已不堪一击，军队的整体素质不断下降，由于慈禧太后的一己私利克扣军费，军队的装备远不如英国部队，让带着被蚕食的身体用着刀剑长矛的清军怎么去打败装备精锐用着洋枪洋炮的英军，这个答案貌似很清楚。

中国战败，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赔偿2100万两白银，这是丧国辱权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让土地，大量的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致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深，越发的令人担忧中国的危亡。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展开了统治阶级的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建近代企业，兴办洋务。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进行洋务运动主要从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兴办近代企业。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企业，其中比较大的规模的有5个，分别是：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建设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同时洋务派还创办了民用企业，其中多数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少数采取官办或商办。最重要的官督商办是由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受官僚控制在发展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第二方面是建立新式海陆军。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杨强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1874年，日本拍竣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建设海军想法随之兴起。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州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有舰艇20多艘，其有李鸿章管辖。

第三方面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军事学堂，还先后派遣留学生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但是，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洋务派失败的原因有三：首先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护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其目的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发展起来的。其次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的进行之时，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主权上中国并没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所创办的企业还是得依赖与外国，而且外国并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再次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有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质量低下。商人没有发言权，还要承担损失，企业内部及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恶习。

反观同一时期的日本。1885年3月16日（明治十八年）清国对面的日本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在日本报章《时事新报》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脱亚论》这篇文章一经刊登立刻在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民众都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日本未来崛起的希望—引进西洋文明！

1868年，随着江户城的投降统治日本265年之久的德川幕府覆灭，1869年春，明治天皇彻底扫除国内幕府残余势力。同时也预示着明治天皇已然下定决心让日本彻底改头换貌，而不是仅仅做做样子空口白话。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政府颁布《五条誓文》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且天皇拥有无限权力。

社会体制方面，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其他从事农工商职业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政府通过公债补偿形式，逐步收回华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义务教育，将全日本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事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

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明治维新绝对不是某些人心血来潮，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的事，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与漫长过程的改革。从这里就可以基本清楚的看出相近时期的清国戊戌变法是一个多么不成熟的举动。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二者的目的性不同，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明治维新是为了彻底的改变日本落后的现状学习西方文化。其次改革采用的方法不同，洋务运动是统治阶级进行的自救运动，而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对象不同，洋务运动是针对官督商办，而明治维新是针对全国的人民。再次改革的持久性不同，洋务运动前后经历了30余年，而明治维新前后经历了100多年；改革的积极性不同，洋务运动中掺杂着很多矛盾斗争，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的斗争，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斗争，平民和官僚之间的斗争，本国人民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等，而明治维新中主要是天皇和幕府之间的斗争，还有部分民众和当权者之间的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创办新式学校，社会环境非常不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最后还是培养了不少近代军事人员和科技人才，同时在1868年，经蒲安臣之手签订的《中美增续条约》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生提供了依据，不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在1881年分批回国的90余名留美学生中，只有2人取得了学士学位，除了美国，清政府还派出了一些赴英、赴法和赴德的留学生；日本新政权在明治初年就把“重视教育”作为大课题。伊藤博文最先提出兴办近代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来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任何文化落后的民族，民智未开的国家，都是难以进入近代社会的。这种积极主张兴办近代教育的思想，为近代日本教育的兴起拉开了战略性的序幕。教育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是得力于教育。日本把教育作为国家之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人才。一直到现在，日本仍然是一个高度重视国民教育的国家。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要谋求中国的繁荣昌盛，也应学习日本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沈钧儒在《家庭新论》中说道，“要把十年以后的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就看十年前的青年和儿童受的是什么教训。“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取决于教育。”

日本和中国，只有一水之隔，它从封建、落后的“蕞尔小国”变成了现今令人瞩目的“经济大国”，其过人之处让人佩服。惊叹之余，不仅感慨我们中国也应该放眼世界，汲取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以谋求国家的强盛。

环境科学与旅游学院 13级4班（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李想

第三篇：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无18 宋海昕 2011011153

引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实力的强烈冲击，而本国积蓄已久的弊病也尖锐地凸显出来，可谓内忧外患，前途凶险。国家的命运来到了十字路口，生存还是毁灭，是两国共同面临的生死抉择。在困境中，中日两国均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近代史学家把中国的这次改革运动叫做“洋务运动”，而日本的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两者都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欲使国家走向世界，实现工业近代化，发展经济、求富求强。无论是时代背景、基础国情，还是改革目的、改革措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同样是“救亡图存”，最终的结局却截然不同。明治维新基本取得成功，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近代经济较发达的工业国；而洋务运动宣告失败，积重难返的泱泱中华没能藉此腾飞，而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两个国家随后近百年的不同命运也就此决定。

正如左宗棠所说，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而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那么两次运动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两者的比较不仅能使我们剖析历史，铭记历史，其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也有着深远的意义。下面从时代背景、领导力量、变革内容、变革结果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比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异同之处。

一、时代背景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中国与日本有着类似的文化传统，都受到儒家思想很深的影响。中日社会、政治制度基本相似，均为封闭的封建专制国家；中日经济基础相同，同为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中日民族命运也极其相似，饱受西方国家殖民力量的侵略。

1．中日历史渊源

公元754年，鉴真东渡，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从此以后，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前来学习。到九世纪末，日本派遣唐使达19次之多，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许多留学生回国后充任要职，和尚长冈回日后仿照唐律制订日本法令；日人吉备真和空海等人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造了日本文字；日本京都的建筑格局也与长安如出一辙。1868年日本天皇睦仁改年号为明治，也取自中国古籍《易经·说卦》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语。可见日本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之深。如此紧密的历史渊源，潜移默化中导致了两国历史和国情的相似性。

2．社会矛盾

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在清代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满清皇室和王族，以及有军功的贵族、大臣占有大片土地，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只有很少的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贫富差距极为严重。贫农租用土地一般要交50%~60%的地租，还要担负各种徭役。贵族和地主阶级攫取了农民的劳动果实，却用于奢腐糜烂的生活，忽视了生产力的提高，致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而农民自身生活尚得不到保障，更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和进行扩大再生产。

与此同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将军是日本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严重抑制了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国内封建领主的地租租额达到70%到80%，甚至还提前征收1~2年的地租，统治者公然宣称，“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农民由于受到严重剥削，农村人口日益减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的衰败开始加速，政治黑暗，国库空虚，财政连年赤字，贵族、官僚、地主利用封建特权，大肆占领土地。洋务运动之前的一段时间，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十九世纪初年爆发了历时九年的农民起义，而十九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又席卷全国。同时期的日本，农民由于穷困和自然灾害的连年发生，也被迫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从1785年到明治维新前夕，80年间爆发了1000余次农民起义。特别是1836年日本大饥，米价飞涨，遍地饿殍，而贵族富豪生活仍旧骄奢淫逸。可以说，两个国家长久以来的封建制度已处于风雨飘摇中。3.列强侵略

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迫被打开，在西方强国的逼迫下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在太平天国爆发，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时，沙皇俄国也趁机抢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3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日本的国门也是被西方列强的舰船大炮所轰开。1842年日本幕府慑于中英战争的后果，向西方妥协；1853年黑船事件中，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开放门户，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66年，西方国家又强迫幕府降低税率，以便其倾销商品。中日两国同病相怜，大厦将倾，生灵涂炭，亟待变革的发生。

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二、领导力量

1．自上而下的变革

中国的洋务运动是自上而下地开展的。满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朝廷中部分有识之士深知只有采取自救措施，才有希望摆脱困境。一方面受魏源《海国图治》中先进思想的启示，另一方面受到西洋兵器战斗力的震撼，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清廷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唯有学习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机械技术，才能使清王朝生存下去。李鸿章在同治三年（1864年）已经认识到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先实现变革。他还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主张改革清朝的科举制度，放弃无用的章句小楷，注重科学工程的研究。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自上而下开展的。起初日本同样发起了“尊王攘夷运动”，然而在幕府的镇压和西方的干涉下以失败告终。此时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经过激烈的斗争，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取代了幕府政府。随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明治政府中的福冈孝弟、三条实美、岩仓具视、板垣、由利公正等阁员领导，在从1868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自上而下推行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

2.领导阶级的不同

在上文中提到中日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上，两国的社会背景有本质性的差异，这也导致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领导阶级的不同。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处于的幕府统治制度已经开始趋向解体，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地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广泛存在，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棉纺业尤其活跃。这表明日本已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初期发展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也在逐渐的形成，以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家既经营工商业，又不断投资兼并土地，雇工自营或招佃收租，成为新兴地主。自然的，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同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幕藩体制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但当时的日本资产阶级尚处于阶级形成的初期阶段，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无力承担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任。于是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便挺身而出填补了这个空缺。武士原本是封建制度的阶级支柱，但是由于幕藩体制的衰败、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导致了武士等级的急剧分化，使一部分下级武士向资产阶级转化，并同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结成联盟，发动了倒幕维新运动（以上参阅《明治维新史》）。

而中国社会情况有所不同。洋务运动前夕，中国处于清朝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封建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但封建剥削制度却依旧保持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仍处于最初级的阶段，不具有成型的规模和力量。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时来自于农民和地主阶级，这时还没有形成新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然而在西方列强侵略的重压之下，中国被迫把“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便不得不客串“资产阶级”这一他们不懂得更不擅长的角色，效果自然可想而知。此外洋务派大多是汉人，在满清政权下不会受到完全的信任，这也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

3.根本目的的不同

领导力量的不同，决定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根本目的的不同。而根本目的的不同，则是两者一个成功、一个失败的最大原因所在。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地主阶级。他们代表虽然出身、阅历、权势和识见不尽相同，但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浓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掌握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某种优越性，主张借用“西法”，谋求清朝封建统治的“自强”和“自立”。

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权利仍牢牢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手中。而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两江总督曾国藩、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人都是朝廷重臣，受制于慈禧太后。他们既得不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同时为了自己的仕途，又不敢做过于大胆的冒险，无非只是采取一些中规中矩的措施，触及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的中心，长久以来养尊处优、妄自尊大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即便是被西方的武力制度所征服，也并没有心悦诚服地反思和学习，想的还是师人之技以“制”人。当时的朝廷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根本社会制度存在问题，或者是意识到了，但不愿意也不屑于去改变。以李鸿章为例，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直坚持“本末论“，即中国封建制度为“本”，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末”，“本”与“末”的关系是“以末固本”。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维持早已腐朽的封建制度继续苟延残喘下去。这决定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方针的，也是造成洋务运动悲剧的根本原因。

相比于中国，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是推翻了幕府政府、刚刚成立不久的明治天皇政府，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和中下级武士，为了摆脱封建束缚、提高政治地位、巩固现有政权，必须放手一搏，采取全新的改革措施以抵御西方势力的压迫，否则难以在世界中有一席之地。正是在这样强烈的紧迫感下，日本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力时机，以最坚决的态度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天皇制度的转变，以最大的决心推进了明治维新的实行，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保证。

另外，日本自古以来便是以弱者的姿态生存，没有中国那种高傲的态度，学习他国之长也来的更加容易。下面是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礼与李鸿昌会谈时的一段话。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两个国家对待外来文化制度心态上的差异。（L-李鸿章 S-森有礼）

L：对于近来贵国所举（明治维新），很不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S：其理由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安逸之人，但对勤快之人并不适合，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小。

L：然衣服旧制乃对祖宗遗志的追怀，子孙应当重视，万世长存才是。

S：如果我国的祖先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和我们同样的事。距今一千多年前，我国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便加以采用。不论何时，善于学习他国长处是我国的传统。

L：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抚掌乃贤明之举，我国服装纺织方便，用贵国原料既能制作，如今又要模仿欧服，实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S：虽然如此，但依我观之，要比贵国的服装精美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而粗，不太适合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情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当然贵一点，但是勤劳乃致富之基，怠慢乃贫苦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而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慢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无限回报。

L：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S：毫无羞耻之处。我国还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需发现长处就取之用于我国。

L：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人最长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S：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清军入关前）也没人喜欢这种服饰。

L：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采用欧俗。

S：然而变革始终是变革，特别是贵国强迫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

4.改革与革命

这可能是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根本区别之一，即是否“武装夺取政权”。列宁说过，“武装夺取政权，使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明治维新显然属于革命。而改革则不同。改革排除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改革并不推翻原有统治阶级的统治，而“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洋务运动正是这样的一种改革。

至于改革和革命，哪个彻底一些，哪个坚决一些，哪个效果好一些，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三、变革内容

1.要点叙述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至于经济政治等改革只是附属品。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轮船、战舰等军用品。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这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而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是1868年4月颁布的《五条誓文》。此后又公布了《政体书》，迁都东京并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治制度方面，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等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社会体制方面，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经济方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此外明治政府还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

（以上均节选自百度百科）2.内容对比

由上文两者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洋务运动局限于军事、工业等几个方面，统治者关心的仍然是“坚船利炮”，殊不知即便军事发展起来，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中国的弊病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更何况在没有资本主义基础的情况下，生生把军事工业移植到中国，必然会带来诸如经费来源、技术落后、人才匮乏、运输困难、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封建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抵制和摧残。再加之当局者管理不当，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洋务运动中兴建的都是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也就是说民营企业仍处于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之中，甚至遭受严重的剥削。因此，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洋务运动并没有得到较大的生存空间。所谓“富国强兵”，自然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

相比而言，明治维新则实行了全方面的改革措施，不仅在军事、科技上向西方学习，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教育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进行了全盘性的西化。作为重中之重，日本改革了腐朽的政治制度，他们意识到，社会制度是变革顺利施行的基础所在。在经济方面，国家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并大力扶持私人民营企业，支持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这奠定了日本工业化的基础，同时也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此外日本明治维新对教育十分重视，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政府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并鼓励私人集资办学。到1898年，日本学龄儿童就学率达97%，为当时世界第一。可以说，对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科教兴国”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也为日本此后经济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洋务运动中对教育的投入，与之是完全不能比拟。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领导阶级、社会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变革目的、变革思想的差异。19世纪70年代，两国同时派员赴欧洲考察军事。中国咨询船炮机械，而日本则考察军事教育。这体现了两国改革思想上的差距。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改革，目的是全盘西化，殖产兴业，进而发展军事，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而中国始终把“强兵”作为第一要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的只是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结果。3.客观因素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国际环境、国际地位完全不同。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相比弹丸之地日本，显然对西方列强更有吸引力。因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对统治阶级一再施加压力，导致很多改革方案没有得以顺利施行。欧美资本主义侵略者更是打着扶持清政府的招牌，极力扩大其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挤压和摧残中国的近代企业。而日本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势力所忽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扶持，成为西方国家进一步侵略亚洲的工具。因而中国在改革上，确实受到比日本更大的阻力。但与此同时，这也说明了洋务派寄托于西方的“扶植”和“帮助”是极其不明智的，最周的结果只能是受制于人、丧权辱国。

四、变革结果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反而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军阀，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它毕竟引进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同时洋务派的改革多少动摇了国人“守旧”的传统观念，对学习西方文化开启了好的风气；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有促进作用。

定位：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另外明治维新也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旧日本时代的封建残余，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定位：自上而下、反侵略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改革。

结语

对比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不同的结局确实令人痛心。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从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我们也应当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第一，改革要从根本上进行，只追求表面效果、舍本逐末的行为必将遭受失败的命运。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密不可分的，抛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经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不容忽视。第三，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良好的教育体系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当今中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教育上的投入应当增加，教育制度上存在的一些弊病也应当尽早革除。

经过近百年的血雨腥风，中华民族终于走出了困境，正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励精图治，奋发自强，这是我们青年一代应有的责任感。过往的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但中国的未来将由我们来书写！

第四篇：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比较分析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比较分析

摘要：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向西方学习的改革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与日本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挑战。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两国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的结果却有所不同，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隐退，收效微乎其微；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结果，由此迈出了日本崛起的脚步。关键字：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历史差距；比较分析

一、为何中日双方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同时进行改革

中日两国的改革有大致相同的历史气氛和时代背景。

（一）从中日双方面临的国际现状来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主要的欧美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这些国家的商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市场。于是便加紧了对东方国家的侵略。中国方面来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列强先后签订了一些列的不平等条约，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民族危机不断的加深。从日本方面来看，美国的军舰叩关以来，日本也被迫同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导致日本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残，国家的主权也不断的丧失。

（二）从中日双方面面临的国内矛盾来看。在中国，由于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再加上列强的侵略，导致了阶级矛盾达到了空前的白日化。最终农民革命爆发——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场农民运动持续了13年之久，给清政府带来了巨大重创。使清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必须要有一场改革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由此开始孕育着洋务运动。在日本方面，长期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逐渐形成了一个落后的封建封闭国家。人民的生活十分的贫困，人民的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堪。他们以武力的方式推翻了幕府的统治，揭开了民治维新改革的序幕。

二．中日双方改革的主要内容

从大体上来看，双方改革的内容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个方面进行的。

（一）在政治方面。就中国的洋务运动而言，洋务派的一切改革都是在君主专制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对于日本民治维新而言，在政治方面则有许多重大的改革。改革了落后的封建制度，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实行废藩置县制度，建立了府、县、道的地方体制等等内容。由此可见，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方面的改革的程度超越中国洋务运动许多。

（二）思想方面的改革。从思想上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除此之外，洋务派还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但是洋务派依然没有摒弃对封建制的的传播，使得近代思想在中国传播受到了一定限制。在日本方面其思想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推行“文化开明”的政策。积极的引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来改造日本的封建落后文化；大力的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的人才。为日本的思想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在军事方面。中日双方都非常的重视军事的改革。洋务派把军事改革放在第一位置。在80年代中期，洋务派先后组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极大地增强了清政府的军事实力，也巩固了中国的海防。但是在改革的后期，由于清政府的内部矛盾等问题，造成了军费的严重不足和军事装备长期得不到改进。在日本方面，主要措施有推行征兵制度；建设一支富有武士道精神、绝对效忠于天皇的进队；陆军参照德国训练，海军参照英国海军编制等。虽然日本以西方模式建立军队，但领导人仍以武士道精神来鼓舞士气，严格要求士兵服从长官和天皇。

（四）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洋务派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开始于洋务运动的中后期。并且提出了“求富”等口号。兴办了一系列的民用企业以此来辅助工业事业的发展。在日本方面。积极的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明治政府还除了国内的重重关卡和行会制度，积极的修建铁路，大力的扶植私人企业，大力的发展对外贸易等。

三、关于对双方改革运动倡导人物的分析

中国的洋务运动，主要的倡导者是一些上层的开明地主阶级和一些有志之士以及一些巡抚和总督。所谓洋务运动，其实就是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的精英分子发动的一场民族自强自救运动。主要的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洋务运动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也是一场由上层阶级发起的爱国图存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其主要的领导人是一些开明之士和中下层武士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确定了天皇统治制度，建立起了明治政府。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但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阶级的阶级优越性明显超越了洋务运动的领导阶级。

四．同为向西方学习的改革运动，为何改革的结果差异如此之大。

洋务运动以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而宣告失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日本蓬勃发展。

（一）对于洋务运动而言。其失败的根源在于中体西用，在很多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思想纲领，即单纯的认识到了西方洋枪、洋炮的厉害，而后大量的购买。却没有认识到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可见洋务派片面的对军事进行改进，而却忽视了制度的革新。洋务派是想实行现代化的改革，试图用现代的物质文明来维护封建传统，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中体西用”的弊端就开始暴露出来。其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碍和外国列强的干涉也极大的不利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固派对洋务运动极其的反对；再者西方的列强根本不希望中国强大，不希望中国强大后与其进行竞争。另外，中国自然经济的薄弱，不能为洋务运动提供可靠的经济支持，洋务运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了改革的最终失败。

（二）对于日本明治维新而言。首先，日本的封建专制制度性对的薄弱，使得日本倒幕派的实力得到发展和壮大，促使倒幕派拥有较强大的实力；倒幕派建立新政权以后，以天皇的名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这一系列的措施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其次，西方列强集中力量镇压中国人民的的抗击侵略斗争，给日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最后，日本进行改革的大前提是废除原有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改革减少了阻力，有利于推动改革的发展。

五、对中日双方改革成败的总结 对于一场改革来说，必然有着改革目标或者宗旨，我们判断一场改革成功与否的便是取决于改革最终是否达到了目标。对中国的洋务运动而言。洋务运动的进行的确带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但并没有使中国得到富强，没有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洋务运动搞得是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根本就没有搞政治建设。从一开始的 “中体西用”便已经注定了洋务运动的悲惨结局。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物李鸿章认为：治国兴邦的基础是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而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年来看，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维新运动一开始就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封建的幕府统治。由于扫除了最大的改革障碍，日本的明治维新便可以得到更加有序的进行。使得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进行的更加的彻底。由此可见，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都并非是偶然。

第五篇：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异同[定稿]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异同

费正清说，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历史学家，也掌握着远东近代史的线索。近代历史上中国与日本在同一历史时期下曾经面临相同的困境，分别发生了一场社会变革运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笔者浅谈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异同。

鸦片战争后，英国通过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53年黑船事件，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撞开了闭关自守的日本大门。同样的境遇，中日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了自身的落后，都有了改革进取之心，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在宗亲王“奕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大臣带领下，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日本开始了以天皇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改革，开始走上富强之路。综观中日两国发展历程，两者改革异同显而易见。

相同的历史背景开展自救的变革。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开始。中央政府，上至皇族皇亲，下至地方士绅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为了求自身的生存，中央代表人物，李鸿章，曾国藩，等大臣意识到中国要发展工业军事乃至教育，开展了洋务运动。在鸦片战争的同时，日本慑于中国的失败，不得不向列强妥协，开放了一些港口，允许列强在此补充煤炭和水，随后，1853年美国人佩里率兵进入日本，强迫日本签订了《日本亲善条约》，开放了港口，引来列强的效仿，自此，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也被打破。1868年倒幕运动后，明治天皇开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日本走上了明治维新之路。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列强压迫下打开大门，同样都意识到了奋发图强，同样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相同的历史背景引发的变革。

二．改革的性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是封建政权中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自救运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是自上而下的天皇为了加强自己中央集权的一场维护统治的改革，二者都保留了原来的君主制，作为统治阶级，二者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同为自救运动。虽然阶级不同，但作为自救运动的主体，二者都是在巩固自己统治的政权。

在历史的改革大潮中，有着相似的改革背景与改革国的不同国家改革有着不同的结果，使得两国命运大相径庭，其中的区别甚为重要，对于两者的发展，研究历史有重要意义。

不同点之一.二者改革的手段不同，改革的重点方向不同。两国政府都派出了官员赴欧洲考察，考察其他列强国家的发展。中国的官员考察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侧重器物方面的改革，而日本官员则重视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发展，科学技术乃至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学习，回国后，洋务运动前期以“强国”为口号，后期以“民富”为口号，重视洋枪洋炮，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开始迈出的第一步。但却仍然是“中体西用”，沿用着不合历史发展状况的儒家传统来进行统治。而日本考察归国的大臣立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军事科学技术作了系统的总结与学习，提出了在“殖产兴业”，开始大力发展教育，同时大力发展工业，并开始了政治制度的革新。二者发展改革，日本政治上消灭了封建割据，经济上发展资本资本主义工商业，推行征兵制来发展军国主义，文化上实行“文明开化你”政策，中国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派遣留学生，改革的目的是使封建政权更加稳固。

不同点之二.中日两国发起改革的阶级不同，发展的目的不同。日本出国考察的大臣伊藤博文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比较开阔，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的代表，关注世界局势，而中国的主要领导为李鸿章，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封建礼教思想根深蒂固，代表着封建的地主阶级，二者阶级性质不同，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发展需求狭小，只是维护自身统治，而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建立新的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四民平等”，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由此两国的强国之路也发生了变化，引发了两国的改革后结果不同。

不同点之三.两国变法时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在洋务运动开展之时，亚洲处于列强压迫之下，处于水深火热之时的各民族无力解放，中国清政府也未得到外部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与响应。而明治维新时期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兴起，国内许多封建地主阶级倒向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族解放运动给其以支撑，使得明治维新卓有成效。

不同点之四.列强对两国的政策不同，发展的速度必然不同。美国在进入日本后企图迅速扶持日本成为自己的傀儡，因此在日本发生倒幕运动时开始扶持日本，企图使之成为在其远东的前哨阵地。而中国并未积极的进行政治改革，因此19世纪末，帝国主义都在对中国进行瓜分，中国无力发展变革，进行彻底的改革是不现实的做法。因此影响了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