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演讲稿

第一篇：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演讲稿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2014级会计四班 张湘悦

大家好！我是船山学院会计四班的张湘悦，很荣幸今天能在此和大家分享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成果。在下见识浅薄，多有不足，还望大家海涵。

首先，请大家看这两张幻照片。大家应该对照片中的这两位人物都有一定的了解：一位是满清的慈禧太后，另一位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太后穿着旗装，而明治天皇穿着西式军服。

天皇剪去发髻，换上西装是受了“明治维新三杰”中铁血宰相大久保利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当时在日本震惊朝野，但正由于他俩的以身作则，近代西方生活方式才能在日本得以推广。

反观慈禧太后。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议减去辫子以适应工厂工作，但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强烈抵制，她认为辫子是不能废的祖宗之法。剪辫易服是民国才得以推广的。

在社会风俗方面，大概可以总结为：日本自上而下接受西方文化而图变;而满清却在某种程度上拒绝近代化。

在外交方面，两国的反应也较为不同。

英国设计师在东京设计了一座意式公馆，名为“鹿鸣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主持了开馆仪式。鹿鸣馆名称出自诗经《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日本人取“鹿鸣，燕群臣嘉宾也”之义而命名，意即迎宾会客之所。并把一些和外国人交际的机构移到里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于此举办了盛大的化妆舞会，从而开启了所谓的“鹿鸣馆外交时代”。

而中国的情况却大为不同。

清朝的第一位驻外使节名叫郭嵩焘，湖南湘阴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驻英法大使，被英国人誉为“所见最有教养的东方人”。但他一系列被西方盛赞的寻常礼节却被副手和国人诬陷为对天朝的大不敬。几年后他因为国内舆论压力过大辞官回乡，回到湖南的路上还一路被乡人骂为“洋奴”等。李鸿章为他请求谥号却被皇帝驳回，光景甚为凄凉。

在外交方面，大概可总结为日本政府在积极主动的面对，而清廷在消极被动的应对。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创办了大量的企业。

幻灯片里展示的就是洋务派创办的一些企业。其中，航运业近代在中日两国都是紧接着军事工业而着手发展的部门。而棉纺织业是前期遭受外商挤压的生产典型的大众消费品的部门。这两个部门都是反映两国工业发展差距的较为典型的部门。于是我们就从航运业和棉纺织业来对比分析两国的近代工业。

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国在航运业方面的不同应对方式，首先是洋务派。

1873年1月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所创的官督商办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出现，立即引起一向行走江海各线的外国航业的嫉妒和反对。

每当轮船招商局的轮船在江海行驶时，外国轮船公司便在同时的同一航线上将运费减去一半乃至2／3甚至更低，企图用跌价竞争的办法把招商局扼杀在摇篮里。

从1873年到1877年，在剧烈的竞争中，招商局依靠漕运专利，官款协济和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勉强维持下来。1877年轮船招商局拥有的固定资产超过了当时任何一家在华的外国轮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从此可以打破外资轮船公司的垄断局面了，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在招商局情况日见好转的条件下，为了避免同外国轮船的竞争，1877年，李鸿章指使太古等人在国内主要航线上与良家大型外国轮船公司订立了“齐价合同”，以排挤其他轮船公司参与竞争。

从此，招商局“增减运价”，推行航线，悉受洋商操纵，我国商帮大受“运送迂缓，运送奇贵之苦”。这样，不仅招商局的事业受到限制，更为主要的是民族资本的活动因此项垄断合同而受到扼杀和阻止。

下面我们来看下日本明治政府在航运方面的应对。

日本在1873年11月成立内务省，日本的海运业就是在这以后发展起来的。

这时明治政府领导层认识到在关税不能自主的情况下，发展海运业不仅有助于收复商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代替保护关税的作用；而当时半官半民的邮便汽船会社经营不振。

因此，明治政府主张在殖产兴业期间大力扶植海运业，并根据大久保利通的建议，选了三菱商会作为扶植的重点。

1875年6月，日本半官半民邮便汽船会社宣告解散。政府用32万元购买该公司的18艘轮船并无偿地拨给了三菱商会。同年九月把委托其管理的13艘官方船只无偿交给三菱使用。并规定每年向三菱提供25万日元津贴。

三菱汽船会社也同样遇到了要和外国轮船公司抗争的问题。

它的第一个对手是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自恃资本雄厚，不断降低运费，以图打夸对方。三菱汽船会社在政府的支持下也以降价奉陪。经过几番激烈较量，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感到十分棘手。这时，日本政府贷款81万元资助三菱汽船会社，三菱汽船会社以78万元的代价收买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往返上海航线的船只及陆上设备，并约定以后三十年内不再从事上海航线各港的航运业务。

这样，太平洋邮船公司终于自日本沿海的航运中撤走。

在与英国的大海运公司P、O公司的竞争中，也是以“P、O”公司无条件地撤走而告终。

这说明，日本在与外国资本争夺航权取得很大的成效。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为对抗初期沿海航线上的外国优势，设立了半官半民的航运业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要素，但在下述两点可以看出两国明显的差异。

第一，中国是与外国公司妥协，而且试图与外国公司共同维持沿海航线的垄断；日本则是扶植特权公司，把外国势力从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

第二，中国自始至终维持了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日本则通过扶植三菱，培育了民间资本，也就是用最少的资金和最低的浪费做了最有效的事，这也为之后的出售官营企业培育资本主义积累了经验。

下面再看两国的棉纺织业的对比案例，首先是洋务派。

1878年开始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棉纺织厂，也是官督商办企业。在建厂过程中，织市局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取得了专利、免税的特权。“十年以内，只许华商附股搭办，不得另行设局”。可见，李鸿章的经营方针，除减轻税收外，即禁止其它同行业兴办。

上海织布局于1890年投入生产，1893年渐具规模。1890年因上海织布局于起了大火，华盛纺织总厂便于1894年在上海织布局的原址上建立，仍为官督商办，除总厂外，还在上海和宁波等地设立十个分厂。

与此同时，李鸿章、盛宣怀更进一步制定了垄断纺织业的计划，他们申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明文规定“十年以内，不准续添”。也就是这十年内还是不许国人另设这种企业。

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第一个十年垄断到华盛纺织总厂的第二个十年，垄断对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压抑和阻碍。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明治政府在发展棉纺织业方面是如何做的。

在日本，外国棉制品也以开港为契机，侵入日本，国内市场被打开，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是共同的。但明治六年建立了大久保政权后，对纺纱给予特别奖励。

明治政府一方面通过官营模范工厂的示范作用，来推动民营纺纱厂的建立；另一方面，内务部于1879年用22万日元创业资金，从英国订购10套2千锭棉纱机器，然后以无息分10年偿还的条件，出售给有志于兴办棉纺业的私人资本家。此外，政府还采取垫付进口纺纱机价款的方法，扶植民间资本家。

在政府的扶持下，在民间有一个大机器纺纱厂异军突起，这就是1880年开始筹办，1883年7月正式营业的大阪纺织厂。

以大阪纺的设立和发展为先导，1886-1890年间，日本又先后建立了20余所私人的近代纺织企业。这些新企业的资本大多在25万日元以上，纱锭在1万到3万枚之间，从而大大增加了棉纱的产量。

据统计，1886-1889年近代机械棉纱产量从77万贯增长为337万贯（每贯等于3．759公斤）。日本到1890年产纱量便增大到513万贯，并超过了国外进口的棉纱量到1897年，日本棉纱的出口量已大大超过进口。

这些说明，日本近代棉纺织业经过了这样的短期发展，完全达到了自主的地步，甚至可以出口。

中日两国的棉纺织业起步时间相近，但中国洋务派官僚想以一两个纺织工厂来堵塞巨漏，抵制洋布倾销的狂潮，无异于杯水车薪，结果只是严重压抑和阻碍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

而日本，在政府扶持下的机器纺纱厂，一方面排挤了外国棉纱，另一方面也压抑了自下的成长(机器纺纱厂的经营者大多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原有的棉纺织业的发展无直接的联系)，但它同中国的“官督商办”显然是不一样的，尽管在经营上受到保护，但始终是作为民间企业受到扶植的，因为有政府的保护而由早期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在中国，尽管棉纺织业利润优厚，商情踊跃，由于有上海机器织布局“不准另行设局”的限制，致使1882-1891年十年间除织布局外都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只有象日本那样，奖励和支持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纺织工业，才能有希望抵制洋纱洋布的倾销。

从以上航运业和棉纺织业对比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处处表明它受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因之新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发展。

从性质上来说，这些企业依然是封建政府或官僚的一个生产部门而已。

同中国清政府对企业的需索无穷和实行垄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和奖励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其前期也是以官营工厂、半官半民工厂为主要形式推进的，它和中国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政策基本相同。

可是日本在后期殖产兴业中实行扶持民间资本，出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的政策。

这虽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中国却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死胡同里，分歧由此而起，终究完成不了资本主义转型。

这些不同在两国的一些文件和一些当事人的话里也能得到一些体现。

比如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约》: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广振皇基”。

木户孝允起草的这个文件有着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卓越的远见，他们的后继者们，如伊藤博文等，在他们逝世后也能以此来秉着他们的志愿，带领着国民上下一心的图发展，从而使日本走向强大。

与之相对的是洋务派一些发起者的思想。

曾国藩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 “剿发捻，勤远略。”

“剿发捻”是指镇压太平天国和北方的捻军起义；“勤远略”便是指加强国防建设以抵抗外国侵略。它反映了洋务运动的两大目的－－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最终的目的乃是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

张之洞对洋务运动的总结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些治标不治本的目的和策略，完全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实质其实是狭隘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的自救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政治理想一对比，高下立分。故而

昔人已往，往事如烟。随逝去久矣，但仍旧震撼、警醒着我们。既然我们无法改变过去，那么而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谢谢大家都聆听。

第二篇：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对比研究[最终版]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对比研究

摘要：在19世纪中期风起云涌的资本主义世界潮流的推动下，中日两国都进行了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两国的改革都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都是在探索近代化的道路。但是，同时代的改革，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局和影响，中国洋务运动最终没有改变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日本的明治维新实实在在地使日本走上富强之路，由被殖民、被侵略摇身一变而成为殖民者、侵略者。反思其中，我们研究这两个国家的成败的原因，以对今天有所裨益。

正文：

改革，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之一。中国近代维新变法发起者梁启超说：“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古人就已经提出了世间万物的发展都必须符合这一规律。古代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今天的改革开放，无一不使国家在当时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十四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世界历史的主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结果证明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同作为亚洲国家的中日两国，却在近代化的大潮当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做法，从而导致两国不同的结局。对比近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同命不同运。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得出一点认识。

首先，从两国近代化起步的背景看。

1、国内社会背景：中国从秦王朝确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两千多年一直是封建专制国家。历朝历代不断强化皇权，使封建制度发展成为庞然大物、盘根错节，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难以撼动。明清以来，为防止倭寇入侵以及其他国家进入，威胁封建统治，政府长期以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外界的交流少之又少，逐步地蒙蔽了自己的双眼，看不到世界发展的主流，仍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却不知他国不仅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甚至于完成了工业革命，已经从思想、政治、经济全面升级换代，我们已然从世界强国之列逐步退出。经济上，重农抑商，封建小农经济占据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地位，长达两千年。始终处于农业文明的框架之内而不能突破。思想上，农业文明决定了封闭保守，愚昧封建的思维模式。教育制度实行的科举制度，退变为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培养“奴才”式的人才和官员。缺乏自然科学的教育，缺乏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这些就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其实这是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地加固封建专制，不断地加强皇权，不断地强化封建农业经济。不肯改变，不肯变革的后果。

日本是中国近邻，自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生活等皆取之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衍生。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日本仿中国隋唐制度为蓝本，结合日本旧习，从政治到经济，进行了改革，从而进入到封建社会。因而其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中国非常相像，近代前夜的日本也实行锁国政策，只允许中国、朝鲜、荷兰与之通商交往。可见，两国有着极其相似的国情背景。但是，日本也有其特点。政治上从12世纪以来，武士阶层掌握了政权，天皇成为傀儡，政权落入到将军幕府中，军人掌权，没有经济、文化作支撑，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难以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将军下的大名及中下级武士与将军幕府也是矛盾重重。这势必造成日本中央集权的分化，弱化了将军幕府的封建集权，为以后变革减少了阻力。经济上日本也是封建经济，但其国土狭小、多山，耕地有限，故其手工业、商业相对发展较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日本是一个岛国，文化多来源于外部。思想上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中国封建社会所不具有的。这样一来，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对外来事物的接纳，改革者的成分，中日两国必然是截然不同。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2、国际环境：中日改革的时间不同。中国是1860年后，日本是1868年后，但同属19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正好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的确立阶段。欧美强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中，急于解决本国内部的社会各种矛盾。美国进行了南北战争，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相对稳定，是一个较为有利的改革时机，这对中日两国来说是一个同等的机遇。

第二，从思想认识上看。而面对相同的国情，相同的发展机遇，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所进行的反思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上书总理衙门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在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洋务派的先进人物尚且如此看待自身与对手，不要想其他人了。这一认识就决定了洋务运动改革的目的、内容、性质、作用的重大缺陷，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

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其思想核心就是接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一切先进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入欧”。与中国的认识相比，高下立判。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的皮毛，日本抓住的是西方的精髓。

落后不可怕，挨打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了、挨打了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挨打，还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不能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对症下药。马克思说：“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我们的洋务运动就像行尸走肉，缺少改革的灵魂，焉能不败。

第三，从改革者的成分上看。改革是创新，就必须由新型的阶级阶层来组织实施。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是恭亲王奕䜣以及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汉族重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其本身仍然是封建政权的支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必然是封建地主。他们想到的首先是如何维护其封建利益，这样，学习西方就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始终没有改变，谈何改革，这与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只是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使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模式，诸如工厂、机器什么的，聊胜于无。我们无意否定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巨大作用，究其本质，它没有顺应历史潮流，改革者也不能提出全新的思想理念，无非是封建皇权的再加固。

反观日本，其经济结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也陆续在制丝、丝织、棉织、陶瓷、酿酒、造纸等生产部门出现。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但对现存的旧体制是不满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导致新兴地主阶层的出现。一些农村的富裕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非法占有农民的份地，转化为地主。他们同幕藩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这些被称为“豪农、豪商”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异常僵化，统治等级的内部矛盾重重，从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是改革的具体领导者。可见，在日本，代表先进资本主义的力量及其同盟者领导实施了改革，他们是用一种新的体制来取代旧的体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第四，从改革的内容看：

洋务运动首先是军事技术的改革，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早期措施均是军工企业，是为了方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起的轮船招商局、湖北织布局也都是为军事工业的补充。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也是应外国的要求，为方便与外国打交道而设立的，改革涉及了经济、军事、教育三个方面，而且只是一部分。经济上使用机器生产，其管理还是封建性的，从性质上讲，依然是封建政府或官僚的一个生产部门而已。并非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而是为了提高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以达到“自强”“御外辱，弥内患”之目的。军事上只是使用洋枪洋炮而已，军队的组织机构，管理机构、运行机构还是旧的体制。教育上只有一所翻译学校和一些留学生，全国性的、普及性的教育机构都没有，教育内容没有大的变化，在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西学的内容，美其名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狭窄的、补充性的改革措施，怎能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

明治政府，于1868年4月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其后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且天皇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政权的统一有利于改革政令的颁布实施。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经济方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设立工部省管理工商业；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教育方面，设立文部省，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发展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义务教育。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建新式铁路、公路。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显而易见，日本的改革是全面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用全新的体制取代了旧的体制，当然也保留了大量旧的有利于日本统治的的内容，从而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学史以明志，鉴史知兴替。通过对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对比研究，我们认识到改革应该因地制宜，结合国情，更新观念，开放思想，大胆实践，选贤任能，切合实际，适时调整，不断完善，只有不间断地将改革进行、深入下去，才能一直走下去，走向更加强大。

第三篇：浅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浅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十九世纪后叶时期的世界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的浪潮，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等西欧及美洲资本主义国家等也紧随其步伐，大力发展工业，并出现了一系列新发明，急于开阔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市场，于是就把目光放到了中国和日本等一些亚洲国家身上。然而中国和日本对此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中国选择了闭关锁国，日本选择了积极通商、学习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

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让英国不得不采取其他的方法打开中国市场，于是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鸦片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大量白银外流，林则徐请命南下进行禁烟运动。1840年英国以虎门销烟为由掀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的清王朝统治者还沉浸在“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自我满足中，殊不知已经在世界列强的队伍中渐行渐远，大量的鸦片流入中国市场不仅蚕食了中国民众的身体，更是蚕食了他们的精神，看似地广人多的中国，实际上早已不堪一击，军队的整体素质不断下降，由于慈禧太后的一己私利克扣军费，军队的装备远不如英国部队，让带着被蚕食的身体用着刀剑长矛的清军怎么去打败装备精锐用着洋枪洋炮的英军，这个答案貌似很清楚。

中国战败，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赔偿2100万两白银，这是丧国辱权的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从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割让土地，大量的赔款，开放通商口岸，致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深，越发的令人担忧中国的危亡。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展开了统治阶级的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建近代企业，兴办洋务。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进行洋务运动主要从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兴办近代企业。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企业，其中比较大的规模的有5个，分别是：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建设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同时洋务派还创办了民用企业，其中多数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少数采取官办或商办。最重要的官督商办是由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受官僚控制在发展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第二方面是建立新式海陆军。19世纪60年代，京师和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杨强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1874年，日本拍竣侵犯中国台湾，清政府筹办海防、建设海军想法随之兴起。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分别建成福州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有舰艇20多艘，其有李鸿章管辖。

第三方面是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翻译学堂、工艺学堂、军事学堂，还先后派遣留学生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洋务派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但是，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并不是要使中国朝着独立的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洋务派失败的原因有三：首先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护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其目的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发展起来的。其次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的进行之时，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主权上中国并没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所创办的企业还是得依赖与外国，而且外国并不希望中国真正的富强。再次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有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质量低下。商人没有发言权，还要承担损失，企业内部及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恶习。

反观同一时期的日本。1885年3月16日（明治十八年）清国对面的日本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在日本报章《时事新报》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脱亚论》这篇文章一经刊登立刻在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无论是日本政府还是民众都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了日本未来崛起的希望—引进西洋文明！

1868年，随着江户城的投降统治日本265年之久的德川幕府覆灭，1869年春，明治天皇彻底扫除国内幕府残余势力。同时也预示着明治天皇已然下定决心让日本彻底改头换貌，而不是仅仅做做样子空口白话。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明治政府颁布《五条誓文》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且天皇拥有无限权力。

社会体制方面，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其他从事农工商职业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政府通过公债补偿形式，逐步收回华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义务教育，将全日本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事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至横滨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

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明治维新绝对不是某些人心血来潮，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的事，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与漫长过程的改革。从这里就可以基本清楚的看出相近时期的清国戊戌变法是一个多么不成熟的举动。

由此可以看出，首先二者的目的性不同，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而明治维新是为了彻底的改变日本落后的现状学习西方文化。其次改革采用的方法不同，洋务运动是统治阶级进行的自救运动，而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对象不同，洋务运动是针对官督商办，而明治维新是针对全国的人民。再次改革的持久性不同，洋务运动前后经历了30余年，而明治维新前后经历了100多年；改革的积极性不同，洋务运动中掺杂着很多矛盾斗争，洋务派和顽固派之间的斗争，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之间的斗争，平民和官僚之间的斗争，本国人民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等，而明治维新中主要是天皇和幕府之间的斗争，还有部分民众和当权者之间的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由于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废除，创办新式学校，社会环境非常不利，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最后还是培养了不少近代军事人员和科技人才，同时在1868年，经蒲安臣之手签订的《中美增续条约》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生提供了依据，不过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在1881年分批回国的90余名留美学生中，只有2人取得了学士学位，除了美国，清政府还派出了一些赴英、赴法和赴德的留学生；日本新政权在明治初年就把“重视教育”作为大课题。伊藤博文最先提出兴办近代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来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任何文化落后的民族，民智未开的国家，都是难以进入近代社会的。这种积极主张兴办近代教育的思想，为近代日本教育的兴起拉开了战略性的序幕。教育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日本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是得力于教育。日本把教育作为国家之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成长提供了必要的人才。一直到现在，日本仍然是一个高度重视国民教育的国家。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要谋求中国的繁荣昌盛，也应学习日本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沈钧儒在《家庭新论》中说道，“要把十年以后的中国变成什么样子，就看十年前的青年和儿童受的是什么教训。“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取决于教育。”

日本和中国，只有一水之隔，它从封建、落后的“蕞尔小国”变成了现今令人瞩目的“经济大国”，其过人之处让人佩服。惊叹之余，不仅感慨我们中国也应该放眼世界，汲取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借鉴古今中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以谋求国家的强盛。

环境科学与旅游学院 13级4班（地理信息科学专业）

李想

第四篇：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无18 宋海昕 2011011153

引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实力的强烈冲击，而本国积蓄已久的弊病也尖锐地凸显出来，可谓内忧外患，前途凶险。国家的命运来到了十字路口，生存还是毁灭，是两国共同面临的生死抉择。在困境中，中日两国均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近代史学家把中国的这次改革运动叫做“洋务运动”，而日本的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两者都以创办近代工业为主体内容，欲使国家走向世界，实现工业近代化，发展经济、求富求强。无论是时代背景、基础国情，还是改革目的、改革措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同样是“救亡图存”，最终的结局却截然不同。明治维新基本取得成功，日本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初步变成一个近代经济较发达的工业国；而洋务运动宣告失败，积重难返的泱泱中华没能藉此腾飞，而后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两个国家随后近百年的不同命运也就此决定。

正如左宗棠所说，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而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那么两次运动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差？两者的比较不仅能使我们剖析历史，铭记历史，其中所反映出的问题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也有着深远的意义。下面从时代背景、领导力量、变革内容、变革结果等方面进行分析，对比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异同之处。

一、时代背景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中国与日本有着类似的文化传统，都受到儒家思想很深的影响。中日社会、政治制度基本相似，均为封闭的封建专制国家；中日经济基础相同，同为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中日民族命运也极其相似，饱受西方国家殖民力量的侵略。

1．中日历史渊源

公元754年，鉴真东渡，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到日本。从此以后，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派出大量留学生前来学习。到九世纪末，日本派遣唐使达19次之多，学习中国的生产技术、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学艺术、建筑技巧和生活习俗。许多留学生回国后充任要职，和尚长冈回日后仿照唐律制订日本法令；日人吉备真和空海等人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造了日本文字；日本京都的建筑格局也与长安如出一辙。1868年日本天皇睦仁改年号为明治，也取自中国古籍《易经·说卦》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语。可见日本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之深。如此紧密的历史渊源，潜移默化中导致了两国历史和国情的相似性。

2．社会矛盾

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在清代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满清皇室和王族，以及有军功的贵族、大臣占有大片土地，而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只有很少的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贫富差距极为严重。贫农租用土地一般要交50%~60%的地租，还要担负各种徭役。贵族和地主阶级攫取了农民的劳动果实，却用于奢腐糜烂的生活，忽视了生产力的提高，致使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不前。而农民自身生活尚得不到保障，更无力改进生产技术和进行扩大再生产。

与此同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将军是日本最高统治者，也是全国最大的封建领主。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严重抑制了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国内封建领主的地租租额达到70%到80%，甚至还提前征收1~2年的地租，统治者公然宣称，“把农民弄得不死不活，是政治的秘诀”。农民由于受到严重剥削，农村人口日益减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的衰败开始加速，政治黑暗，国库空虚，财政连年赤字，贵族、官僚、地主利用封建特权，大肆占领土地。洋务运动之前的一段时间，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日趋严重，十九世纪初年爆发了历时九年的农民起义，而十九世纪中叶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又席卷全国。同时期的日本，农民由于穷困和自然灾害的连年发生，也被迫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从1785年到明治维新前夕，80年间爆发了1000余次农民起义。特别是1836年日本大饥，米价飞涨，遍地饿殍，而贵族富豪生活仍旧骄奢淫逸。可以说，两个国家长久以来的封建制度已处于风雨飘摇中。3.列强侵略

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迫被打开，在西方强国的逼迫下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款；在太平天国爆发，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时，沙皇俄国也趁机抢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3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日本的国门也是被西方列强的舰船大炮所轰开。1842年日本幕府慑于中英战争的后果，向西方妥协；1853年黑船事件中，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开放门户，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66年，西方国家又强迫幕府降低税率，以便其倾销商品。中日两国同病相怜，大厦将倾，生灵涂炭，亟待变革的发生。

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样一个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二、领导力量

1．自上而下的变革

中国的洋务运动是自上而下地开展的。满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之际，朝廷中部分有识之士深知只有采取自救措施，才有希望摆脱困境。一方面受魏源《海国图治》中先进思想的启示，另一方面受到西洋兵器战斗力的震撼，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清廷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强调“师夷长技以制夷”，唯有学习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机械技术，才能使清王朝生存下去。李鸿章在同治三年（1864年）已经认识到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哪一国先实现变革。他还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主张改革清朝的科举制度，放弃无用的章句小楷，注重科学工程的研究。

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自上而下开展的。起初日本同样发起了“尊王攘夷运动”，然而在幕府的镇压和西方的干涉下以失败告终。此时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经过激烈的斗争，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取代了幕府政府。随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明治政府中的福冈孝弟、三条实美、岩仓具视、板垣、由利公正等阁员领导，在从1868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几年间，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下自上而下推行改革。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

2.领导阶级的不同

在上文中提到中日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上，两国的社会背景有本质性的差异，这也导致了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领导阶级的不同。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处于的幕府统治制度已经开始趋向解体，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地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广泛存在，工场手工业大量涌现，棉纺业尤其活跃。这表明日本已进入“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初期发展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也在逐渐的形成，以工场手工业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家既经营工商业，又不断投资兼并土地，雇工自营或招佃收租，成为新兴地主。自然的，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同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幕藩体制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但当时的日本资产阶级尚处于阶级形成的初期阶段，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无力承担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重任。于是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便挺身而出填补了这个空缺。武士原本是封建制度的阶级支柱，但是由于幕藩体制的衰败、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导致了武士等级的急剧分化，使一部分下级武士向资产阶级转化，并同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结成联盟，发动了倒幕维新运动（以上参阅《明治维新史》）。

而中国社会情况有所不同。洋务运动前夕，中国处于清朝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封建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但封建剥削制度却依旧保持着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仍处于最初级的阶段，不具有成型的规模和力量。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时来自于农民和地主阶级，这时还没有形成新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然而在西方列强侵略的重压之下，中国被迫把“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地主阶级洋务派便不得不客串“资产阶级”这一他们不懂得更不擅长的角色，效果自然可想而知。此外洋务派大多是汉人，在满清政权下不会受到完全的信任，这也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改革者的手脚。

3.根本目的的不同

领导力量的不同，决定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根本目的的不同。而根本目的的不同，则是两者一个成功、一个失败的最大原因所在。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地主阶级。他们代表虽然出身、阅历、权势和识见不尽相同，但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浓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掌握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某种优越性，主张借用“西法”，谋求清朝封建统治的“自强”和“自立”。

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一方面，当时中国的权利仍牢牢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手中。而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两江总督曾国藩、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等人都是朝廷重臣，受制于慈禧太后。他们既得不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同时为了自己的仕途，又不敢做过于大胆的冒险，无非只是采取一些中规中矩的措施，触及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的中心，长久以来养尊处优、妄自尊大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处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即便是被西方的武力制度所征服，也并没有心悦诚服地反思和学习，想的还是师人之技以“制”人。当时的朝廷并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根本社会制度存在问题，或者是意识到了，但不愿意也不屑于去改变。以李鸿章为例，他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直坚持“本末论“，即中国封建制度为“本”，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末”，“本”与“末”的关系是“以末固本”。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维持早已腐朽的封建制度继续苟延残喘下去。这决定了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方针的，也是造成洋务运动悲剧的根本原因。

相比于中国，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是推翻了幕府政府、刚刚成立不久的明治天皇政府，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和中下级武士，为了摆脱封建束缚、提高政治地位、巩固现有政权，必须放手一搏，采取全新的改革措施以抵御西方势力的压迫，否则难以在世界中有一席之地。正是在这样强烈的紧迫感下，日本充分利用了国内战争的有力时机，以最坚决的态度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天皇制度的转变，以最大的决心推进了明治维新的实行，为本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提供了保证。

另外，日本自古以来便是以弱者的姿态生存，没有中国那种高傲的态度，学习他国之长也来的更加容易。下面是1875年日本公使森有礼与李鸿昌会谈时的一段话。由此可以清晰的看出两个国家对待外来文化制度心态上的差异。（L-李鸿章 S-森有礼）

L：对于近来贵国所举（明治维新），很不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S：其理由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安逸之人，但对勤快之人并不适合，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小。

L：然衣服旧制乃对祖宗遗志的追怀，子孙应当重视，万世长存才是。

S：如果我国的祖先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和我们同样的事。距今一千多年前，我国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便加以采用。不论何时，善于学习他国长处是我国的传统。

L：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抚掌乃贤明之举，我国服装纺织方便，用贵国原料既能制作，如今又要模仿欧服，实在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S：虽然如此，但依我观之，要比贵国的服装精美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而粗，不太适合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情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当然贵一点，但是勤劳乃致富之基，怠慢乃贫苦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而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慢慢致贫，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得无限回报。

L：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

S：毫无羞耻之处。我国还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需发现长处就取之用于我国。

L：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 人最长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S：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400年前（清军入关前）也没人喜欢这种服饰。

L：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采用欧俗。

S：然而变革始终是变革，特别是贵国强迫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

4.改革与革命

这可能是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根本区别之一，即是否“武装夺取政权”。列宁说过，“武装夺取政权，使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明治维新显然属于革命。而改革则不同。改革排除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改革并不推翻原有统治阶级的统治，而“只要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一些让步”。洋务运动正是这样的一种改革。

至于改革和革命，哪个彻底一些，哪个坚决一些，哪个效果好一些，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

三、变革内容

1.要点叙述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至于经济政治等改革只是附属品。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轮船、战舰等军用品。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这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而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是1868年4月颁布的《五条誓文》。此后又公布了《政体书》，迁都东京并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政治制度方面，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等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

社会体制方面，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经济方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

教育方面，发展近代义务教育，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此外明治政府还发展国营军火工业，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

（以上均节选自百度百科）2.内容对比

由上文两者的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出，洋务运动局限于军事、工业等几个方面，统治者关心的仍然是“坚船利炮”，殊不知即便军事发展起来，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中国的弊病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更何况在没有资本主义基础的情况下，生生把军事工业移植到中国，必然会带来诸如经费来源、技术落后、人才匮乏、运输困难、管理混乱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封建势力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抵制和摧残。再加之当局者管理不当，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洋务运动中兴建的都是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也就是说民营企业仍处于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之中，甚至遭受严重的剥削。因此，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洋务运动并没有得到较大的生存空间。所谓“富国强兵”，自然也就成为了空中楼阁。

相比而言，明治维新则实行了全方面的改革措施，不仅在军事、科技上向西方学习，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教育制度、文化思想等方面都进行了全盘性的西化。作为重中之重，日本改革了腐朽的政治制度，他们意识到，社会制度是变革顺利施行的基础所在。在经济方面，国家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并大力扶持私人民营企业，支持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这奠定了日本工业化的基础，同时也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此外日本明治维新对教育十分重视，这是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政府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并鼓励私人集资办学。到1898年，日本学龄儿童就学率达97%，为当时世界第一。可以说，对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根本，所谓“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科教兴国”永远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也为日本此后经济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洋务运动中对教育的投入，与之是完全不能比拟。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领导阶级、社会背景的不同，导致了变革目的、变革思想的差异。19世纪70年代，两国同时派员赴欧洲考察军事。中国咨询船炮机械，而日本则考察军事教育。这体现了两国改革思想上的差距。明治维新是资本主义改革，目的是全盘西化，殖产兴业，进而发展军事，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而中国始终把“强兵”作为第一要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的只是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改革的结果。3.客观因素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国际环境、国际地位完全不同。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相比弹丸之地日本，显然对西方列强更有吸引力。因而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改革进程始终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对统治阶级一再施加压力，导致很多改革方案没有得以顺利施行。欧美资本主义侵略者更是打着扶持清政府的招牌，极力扩大其商品和资本输出市场，挤压和摧残中国的近代企业。而日本很大程度上被西方势力所忽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扶持，成为西方国家进一步侵略亚洲的工具。因而中国在改革上，确实受到比日本更大的阻力。但与此同时，这也说明了洋务派寄托于西方的“扶植”和“帮助”是极其不明智的，最周的结果只能是受制于人、丧权辱国。

四、变革结果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反而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养肥了军阀，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它毕竟引进了西方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同时洋务派的改革多少动摇了国人“守旧”的传统观念，对学习西方文化开启了好的风气；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有促进作用。

定位：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日本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另外明治维新也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旧日本时代的封建残余，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后来，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

定位：自上而下、反侵略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改革。

结语

对比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不同的结局确实令人痛心。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从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我们也应当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第一，改革要从根本上进行，只追求表面效果、舍本逐末的行为必将遭受失败的命运。第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密不可分的，抛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经济与物质文明的建设不容忽视。第三，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良好的教育体系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当今中国实行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教育上的投入应当增加，教育制度上存在的一些弊病也应当尽早革除。

经过近百年的血雨腥风，中华民族终于走出了困境，正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铭记历史，以史为鉴，励精图治，奋发自强，这是我们青年一代应有的责任感。过往的历史已经无法改变，但中国的未来将由我们来书写！

第五篇：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比较分析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比较分析

摘要：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都是向西方学习的改革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与日本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挑战。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两国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的结果却有所不同，中国的洋务运动在历史的洪流中逐渐隐退，收效微乎其微；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结果，由此迈出了日本崛起的脚步。关键字：洋务运动；明治维新；历史差距；比较分析

一、为何中日双方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同时进行改革

中日两国的改革有大致相同的历史气氛和时代背景。

（一）从中日双方面临的国际现状来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主要的欧美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这些国家的商业发展需要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市场。于是便加紧了对东方国家的侵略。中国方面来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列强先后签订了一些列的不平等条约，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民族危机不断的加深。从日本方面来看，美国的军舰叩关以来，日本也被迫同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导致日本的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的摧残，国家的主权也不断的丧失。

（二）从中日双方面面临的国内矛盾来看。在中国，由于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再加上列强的侵略，导致了阶级矛盾达到了空前的白日化。最终农民革命爆发——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场农民运动持续了13年之久，给清政府带来了巨大重创。使清朝的统治者认识到必须要有一场改革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由此开始孕育着洋务运动。在日本方面，长期实行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逐渐形成了一个落后的封建封闭国家。人民的生活十分的贫困，人民的起义不断，社会动荡不堪。他们以武力的方式推翻了幕府的统治，揭开了民治维新改革的序幕。

二．中日双方改革的主要内容

从大体上来看，双方改革的内容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几个方面进行的。

（一）在政治方面。就中国的洋务运动而言，洋务派的一切改革都是在君主专制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对于日本民治维新而言，在政治方面则有许多重大的改革。改革了落后的封建制度，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实行废藩置县制度，建立了府、县、道的地方体制等等内容。由此可见，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方面的改革的程度超越中国洋务运动许多。

（二）思想方面的改革。从思想上可以看出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摆脱民族危机。除此之外，洋务派还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但是洋务派依然没有摒弃对封建制的的传播，使得近代思想在中国传播受到了一定限制。在日本方面其思想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推行“文化开明”的政策。积极的引用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来改造日本的封建落后文化；大力的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的人才。为日本的思想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三）在军事方面。中日双方都非常的重视军事的改革。洋务派把军事改革放在第一位置。在80年代中期，洋务派先后组建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极大地增强了清政府的军事实力，也巩固了中国的海防。但是在改革的后期，由于清政府的内部矛盾等问题，造成了军费的严重不足和军事装备长期得不到改进。在日本方面，主要措施有推行征兵制度；建设一支富有武士道精神、绝对效忠于天皇的进队；陆军参照德国训练，海军参照英国海军编制等。虽然日本以西方模式建立军队，但领导人仍以武士道精神来鼓舞士气，严格要求士兵服从长官和天皇。

（四）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洋务派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开始于洋务运动的中后期。并且提出了“求富”等口号。兴办了一系列的民用企业以此来辅助工业事业的发展。在日本方面。积极的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革土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明治政府还除了国内的重重关卡和行会制度，积极的修建铁路，大力的扶植私人企业，大力的发展对外贸易等。

三、关于对双方改革运动倡导人物的分析

中国的洋务运动，主要的倡导者是一些上层的开明地主阶级和一些有志之士以及一些巡抚和总督。所谓洋务运动，其实就是地主阶级中一部分的精英分子发动的一场民族自强自救运动。主要的代表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洋务运动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也是一场由上层阶级发起的爱国图存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其主要的领导人是一些开明之士和中下层武士以及新兴的资产阶级，确定了天皇统治制度，建立起了明治政府。由此也可以看出，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但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阶级的阶级优越性明显超越了洋务运动的领导阶级。

四．同为向西方学习的改革运动，为何改革的结果差异如此之大。

洋务运动以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而宣告失败，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日本蓬勃发展。

（一）对于洋务运动而言。其失败的根源在于中体西用，在很多程度上也阻碍了中国的政治近代化。“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思想纲领，即单纯的认识到了西方洋枪、洋炮的厉害，而后大量的购买。却没有认识到中国封建制度的落后。可见洋务派片面的对军事进行改进，而却忽视了制度的革新。洋务派是想实行现代化的改革，试图用现代的物质文明来维护封建传统，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进行，“中体西用”的弊端就开始暴露出来。其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碍和外国列强的干涉也极大的不利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固派对洋务运动极其的反对；再者西方的列强根本不希望中国强大，不希望中国强大后与其进行竞争。另外，中国自然经济的薄弱，不能为洋务运动提供可靠的经济支持，洋务运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一系列的原因导致了改革的最终失败。

（二）对于日本明治维新而言。首先，日本的封建专制制度性对的薄弱，使得日本倒幕派的实力得到发展和壮大，促使倒幕派拥有较强大的实力；倒幕派建立新政权以后，以天皇的名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这一系列的措施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其次，西方列强集中力量镇压中国人民的的抗击侵略斗争，给日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最后，日本进行改革的大前提是废除原有的封建制度，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为改革减少了阻力，有利于推动改革的发展。

五、对中日双方改革成败的总结 对于一场改革来说，必然有着改革目标或者宗旨，我们判断一场改革成功与否的便是取决于改革最终是否达到了目标。对中国的洋务运动而言。洋务运动的进行的确带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但并没有使中国得到富强，没有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洋务运动搞得是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根本就没有搞政治建设。从一开始的 “中体西用”便已经注定了洋务运动的悲惨结局。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物李鸿章认为：治国兴邦的基础是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而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年来看，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维新运动一开始就扫除了最大的障碍——封建的幕府统治。由于扫除了最大的改革障碍，日本的明治维新便可以得到更加有序的进行。使得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进行的更加的彻底。由此可见，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都并非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