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明治维新后日企的管理理念

第一篇：儒家思想与明治维新后日企的管理理念

儒家思想与明治维新后日企的管理理念

摘要：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历史书籍的广泛阅读，考究了明治维新后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日资企业的员工（中国人及少许日本人）为对象进行了关于日资企业文化及管理制度的问卷调查，并且分析了日本的近现代管理哲学。由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承实践受到启发，认识了儒学与西方哲学互补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儒家思想明治维新中西结合借鉴意义

1.早期儒家思想的传承与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发展

儒家文化作为积极入世的世俗文化，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东亚文明的象征。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于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迅速发展，原因不仅肇于明治时代西方文化的冲击，更重要的是早在明治维新以前，即江户时代，已为日本步入近代社会准备了条件。江户时代的儒学的发展，是日本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特别是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在理论层次上影响了这一时代的学问、学术，而且在实践层次上成了日本人主导的价值观念。因此，不了解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就不能理解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也不能理解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进步。

德川幕府时代是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的成熟阶段。德川幕府的建立，农村得到飞速的发展。江户时代前半期，传统型自然农业经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造成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成熟。与之相应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带有全局性质的商业经济开始出现，并且成长为与传统自然农业经济对立的力量，向它提出了挑战。江户时代的商业经济已成为一股巨大的经济实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方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幕府和各藩的财政，构成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的抗衡力量。儒学作为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在社会经济状态发生重大变革时，相应开始了转变，成了一种前近代的思想形态，客观地为日本向近代社会转变提供了思想准备。当时机成熟时，整个社会顺利地进行了转进和与近代文明的对接。

2.明治维新后日企的发展

2.1儒家思想与日本近现代企业管理

2.1.1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针对日企的文化及管理制度设计了调查问卷，向日企各工作层面员工分发、回收问卷，经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另外，企业的经营理念大多为以下几种：“执行力第一”、“服务大众”、“以和为贵”、“品质至上”、“开拓则生，守旧则死”、“讲究经济效益，重视生存意志”、“以人为本”。

2.1.2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儒家思想

（1）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论语》开篇就引用孔子的话说：“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其中的“爱人”思想是孔孟乃至整个儒家的基本观念。日本企业家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提出了“人力资本”的观念，把人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从日本企业的宣传广告、公司标语、官方网站等介绍的经营理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几乎所有日本企业都或多或少表达出“以人为本”这一理念。例如：东芝集团是以尊重人为根本，力争成为能创造丰富的价值并能为全人类的生活、文化作贡献的企业集团。猎头公司“TSUNAGU Solution”则设置有“LOVE休假”，员工在“重要的人”的生日时可以休息一天。更令人震惊的是，作为购物礼物的资金公司还会支付给员工最高达1万日元。另外，这家公司还设有“理发美容半日休”。“人偶装福利”是从事网络营销的“GAPRAISE”公司内的福利制度。这些具有人情味的一系列制度使员工感到自由、幸福、满足，自然对于工作就更有干劲，对企业的情感就越深。

日本现代企业一般采用“终身雇佣制”，使员工有职业保障的安全感及集体认同感和荣誉感。在员工劳务报酬及职务晋升上，企业一般采用“年功序列制”，主要依据职工的资历、学历确定工资和职务。由于它以资历作为提薪和晋升的基本依据，意味着职工变换劳动单位要付出沉重代价，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长年连续工作，对企业生死相依可获得厚酬，这一报酬形式对终身雇佣制起着巩固作用。一系列制度使得企业内部更加和睦，提高了员工们的凝聚力，更有了对于企业深厚的归属感，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劳资纠纷，使员工和企业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与西方企业的组织机械化相比，日本企业和员工结成的这种同舟共济关系更具有勃勃的生机和创造力。

（2）和为贵的思想

日本企业文化更是吸收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思想，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佳能的“共生”等，无一不是“和为贵”思想的反映。

（3）诚信的从业态度

日本人比较严谨，极其注重诚信。在企业从业中这一点得到充分体现。例如：优衣库凭借的“低价良品、品质保证”的经营理念，在日本经济低迷时期取得了惊人的业绩。

2.2日本近现代管理哲学

日本式管理哲学是将东方的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相互融和而形成的一种经营管理理念，它既包括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又包含现代西方的管理方法与理念，是以中国儒学为哲学基础同时兼容西方管理精华的“东方管理学”，是东西方管理的冲突与融合，这也体现了整个日本社会经济的共同特征――“论语加算盘”的资本主义，也就是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遵循道德伦理。

最具代表性的则为涩泽荣一的经济伦理思想。涩泽荣一是日本企业之父，也是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立志以《论语》作为“终身处世的法则”，但他并不保守，而是积极地引进、吸收西方各种制度，使其为谋利的道德目的服务。提出“士魂商才”、“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将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思想合为一体，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

这种有别于西方又不同于中国的独具特点的日本哲学模式，支持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发展的奇迹。

3.借鉴意义

企业文化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及社会文化在经济领域的特殊组合。企业文化决定于民族文化，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应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基，同时也应借鉴别国文化，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日本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学习和借鉴日本企业文化中的有效成分，将其有机融合在我国的企业管理中，逐渐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和我国经济的振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另外，中国人谈“《论语》+算盘”，比起涩泽荣一来更加名正言顺和亲切自然。在日本，“《论语》+算盘”只是一种东方模式，而在中国，则可堂堂正正地称为中国模式。如果我们把“《论语》+算盘”的模式扩展开来，就是百余年来中国的先贤们所追求的“中体西用”的理念。然而这一理念在中国并没有开花结果。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这种优良的道德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与价值源头。所以，应当反哺日本“《论语》+算盘”的生产经营理念批判性地继承儒家思想的精髓，结合西方的管理哲学，找到与当代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唐立山，刘芳.从日本文化的塑造谈我国儒学文化的弘扬[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刘岳兵.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3]罗建华.日本企业文化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及启示[J].企业经济，2011，（11）.[4]侯若祥.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企业管理[J].东方企业文化，2012，（18）.[5]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M].九州出版社，2012.

第二篇：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

黄林2008301510052电气五班

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风靡全球。人们发现，精神文化就像企业机体的神经中枢和潜意识，是其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企业竞争，实质上将是文化竞争。长久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和核心的传统文化，已牢固地沉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理，形成长盛不衰的传统美德、人格价值及品行修养，激励着我们承担起人生责任、社会责任及时代使命。

儒家思想倡导道德文化的合理化，它指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是因为天生就有良知，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本性。“三纲”、“五伦”及“八德”，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它赋予整个社会严谨的“人伦”理念，强调人际关系秩序化，推行道德伦理、社会规范以及各种礼节，主张建立一个用礼治调节法治的德治社会。儒家思想还要求人们“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约束管制生命个体的言语行为，遵守严明的礼制，安于君臣、父子、尊卑的地位，不僭越，不逾矩，以实现那种“天人合一”的社会状态，和谐而安宁。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与儒家思想有极大的渊源。对此，我们不妨探个究竟。企业文化，说大就大，说小可小。大到包括群体意识、思维方式，小到一个人的衣着打扮、言行举止。它是全员价值、需求与行为的共同写照，所有人都要参与滋育。他们的人生观——生活目的及价值，职业观——个人工作的意义，企业观——企业存在的理由。三者集合，共同构成企业价值观。企业应当整合不同观念，形成统一的道德理念及规范，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企业文化本质是向善向上的，它塑造的是一个积极向上、诚实守信、开拓创新、恪尽职守、思路开阔、协作分工的团体。《孟子·尽心上》中有语：“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作为一个企业人，不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忠诚敬业，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诚实守信，是人人所希望见到的。《礼记·中庸》中也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企业所追求的诸如此类关于人的精神品格和品行修养，无一不是儒家思想的延伸、发扬和创新。

企业文化的力量非常巨大。许多事实证明，优良的企业文化至少有：

1、规范力——约束人，从心理上行为上促使员工遵章守纪；

2、导向力——号召人，引导人们把个人理想凝集成企业同一目标；

3、凝聚力——团结人，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内聚力强，员工精诚合作；

4、激励力——鼓舞人，提升员工成就感与责任感，激励他们努力工作。

无可否认，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和狭隘性。在其群体意识范畴里，人与人有着严明的层别，社会具有严格的等级化，下一层必须听从于上一层，上一层拥有决定下一层的生死权。在这种金字塔式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权力绝大程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常常致使人治代替法治，官僚主义易于泛滥，各种指令、信息及行动自上而下进行传递、贯彻和实施，下一层处于被动局面。这对于凸现企业文化的力量，发挥团队优势，是一大障碍。如何辨证对待儒家思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是至关重要的。

文明空前发展，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仍旧牢牢根植于人的内心，企业经营管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一个企业的文化，只有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其精神源泉和

发展动力才能持久。

第三篇：儒家思想与教师职业道德

儒家思想与教师职业道德

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从事教育工作时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能激励教师为人民教育事业自觉献身精神,能调节教育过程中有关人际间的关系。它不仅对学生起重要的教育作用,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是素来重视师德修养的文明古国,历代的师德有着丰富的内容,这是中华民族丰富的道德理论财富,是我国教师长期实践的结晶。自孔子以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关于教师职业道德的内容得到不断的扩充和丰富。教师职业道德也承载着儒家思想的内涵。因此学习儒家思想对于教师学习和提高教师职业道德是十分必要的。

在教师自身的道德品质问题上,孔子十分重视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认为,教师身教重言教,教师的人格感化作用,以身作则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此,孔子要求教师注重自身的修养，孔子提出,教师应诚实,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孔子还提出,教师应严格要求自己,要“躬身厚而薄责于人”。在个人道德修养上,孔子本人便是一个表率。他崇尚道德仁爱礼义,从不谈怪异、强力、**、鬼神。即“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不信怪、力、乱、神。”他为人认真诚实,“言而有信”。他主张实事求是,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他严以律已,勇于承认错误,乐于听取意见,他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正因为如此，孔子在其学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高尚人格，受到众弟子的高度钦仰。他们将孔子崇之如日月,爱之如父母,敬之过于尧舜,对他的学说,“仰之称高,钻之弥坚”。至于后世,则更是尊其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感人至深,由兹可见。

成才德为首，树德先树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格的力量更是无言的召唤。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深受教师的影响,作为教师的言谈举止、精神面貌、教学态度、道德情操以及思想作风都会影响学生，对学生的成才极为重要。

所以，教师的言传身教起到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作用,也许一句话就会让学生受到熏陶，心灵得到净化,感情得到升华,甚至会影响着学生的一生。教师的道德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风气,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步发展。因此,当代教师应该全方位地进行包装自己,用渊博的学识、谦恭的为人,幽默睿智的谈吐,健康稳定的心态,丰富、深邃、独特的思想见解,善良、真诚、宽容、正直、富有爱心的人格品质的外在表现,给学生以启迪、教育、影响并使之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

传道之人，必须闻道在先；塑造他人灵魂的人，首先自己要有高尚的灵魂。因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学习儒家思想，对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有着重要的裨益和意义。儒家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教师作为道德的传承人，深入分析儒家思想对教师的职业道德影响，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教师职业道德的内涵，做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优秀教师，成为名副其实的“灵魂工程师”。

第四篇：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儒家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杜小安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一个新的发展观。1989年５月举行第１５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期间，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召开，会议提出并通过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２１世纪议程》，并且要求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则是国家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可持续发展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目标与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已经成为考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与该国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能力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知识化、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类世界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谁在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上占据优势，谁便能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与保障，创造更大的时空与机遇。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4年７月４日，我国政府批准了第一个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２１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持续的后劲和良好的条件。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积累下来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智慧，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本文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角度，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思想资源，使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够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上，最终根深叶茂，结出健康和长久的果实。

一、儒家的义利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我们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21世纪议程》指出，在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质量，提倡适度消费和清洁生产，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持资源基础，建立“低消耗、高收益、低污染、高效益”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即经济发展不但要有量的扩张、也要有质的改善。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追求经济规模和效益的增长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包括人均GDP增长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投资的增长率，另一方面突出强调环境治理保护力度和投资的比重，包括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占总产出比率、保护区面积率。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既要追求经济增长，更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后劲，不能鼠目寸光、急功近利，更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儒家 圣贤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儒家的“义利兼顾”、“以义制利”、“诚信为本”等思想可以发挥重要的指导价值，来纠正社会上流行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义利关系问题（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孔子最早提出义利之辩，他主张重义轻利，义以生利，以义制利，义然后取，见利思义。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不过，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说过先“庶”（人口兴旺）、再“富”（生活富裕）、后“教”（教育）的发展观。可见他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孔子在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可见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功利追求的地位。孟子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强调要贵义贱利，舍生取义。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西汉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义利观，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论点，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宋代又就义利关系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程颢、程颐、朱熹等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二程语录》）陈亮、叶适则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叶适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后来清代学者颜元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并重，反对董仲舒的观点，主张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

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一些违法乱纪、不讲公共道德、不负社会责任、胆大妄为的人乘机钻空子，贪赃枉法，大发不义之财。他们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制假贩假，挥霍无度，过分渲染高消费、超前消费，炫耀富裕，追求眼前利益和笑贫不笑娼的片面舆论导向更使一些人见钱眼红，对不仁之富垂涎欲滴，导致社会腐败、道德滑坡、人心冷漠；他们为发财致富不择手段，狂采滥伐、竭泽而渔、滥捕偷猎、任意排污、盗损文物等，使生态环境受到更严重的威胁。由此加深了社会的贫富不均，使环境问题变本加厉，从而使破坏性的经济生产活动到处泛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儒家的义利观当中吸取营养，帮助当代中国人惊醒。儒家的义利之辩可以为我们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一个重要的思维视角。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到人们安身立命的道德原则问题，同时也一个重要的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导向问题。面对拜金主义盛行和物欲横流的现实状况，我们应该大胆借鉴儒家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利并重等思想来进行社会调节和规范，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标准作为道义原则去捍卫和坚持，制约和引导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功利原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不要放松对道义原则的追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罔顾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无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就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最终在经济利益的疯狂追求中迷失自己，发展就成了一种对人类贪欲的追逐，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并祸及子孙后代。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的运行规范，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同时辅之以一系列促进社会发展、环境生态保护和治理的法规，把人们的经济行为量之以法，使不法之徒不能妄为；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加强社会教育和启蒙，强化健康、正确的舆论导向，提倡高尚的社会道德风尚，批评抵制那种片面宣扬金钱至上、发财享乐的错误舆论，把维护社会道义和生态环境提高到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地为，以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的顺利实施。

前不久，上海恒源祥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瑞旗掀起了一场关于企业文化发展的“狼羊之辩”，讨论道义与功利的冲突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做狼，还是做羊？这时每一个中国企业都面临的重大思想问题。2004年，随着一本叫做《狼图腾》的小说持续畅销，人们对狼的生存哲学和发展精神有了全新的认识。该书将“狼性文化”归结为敏锐的嗅觉、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群体奋斗三大特征。小说唤起了不少人对“狼性”的渴望。此后，狼道”就开始被广泛移植到企业领域。在企业界，人们对狼的崇拜风起云涌。“狼性”管理理论开始大行其道，狼赫然成了成功的代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对《狼图腾》一书评价很高。他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其二，最佳时机出击，其三，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号称中国第一CEO的张瑞敏之言立即在企业界掀起了阅读《狼图腾》的高潮，大小企业纷纷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一样的团队。狼性文化的影响之大之深已非一般文化现象可比。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分强调竞争的残酷性和挑战性，严重忽视人的人文关怀和悲天悯人的大爱精神，一味强调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把人性异化为狼性。然而，一些企业文化研究学者也揭示了狼性文化的致命弱点，如独断专行、攻击性过强、残忍冷酷、贪婪无比、家族式垄断、僵化死板等。狼性文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狼性企业文化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质——残酷无情，你死我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蔑视规则，无视人性等等缺陷，极易造成企业及员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在与市场竞争对手的拼杀中，置对方于死地将是惟一目的，即使一方获胜，也会因失血过多元气大伤，形成“双输”的结果；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由于人性的缺失，很容易形成强硬的刚性文化，员工与老板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将以“性恶论”为原则，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毫无信任感，必然产生巨大的内耗。很显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狼性文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绝非商业大道。因此，上海恒源祥集团在招聘广告里公开表示不提倡„狼道‟，而信奉„羊道‟。在恒源祥董事长刘瑞旗眼中，“羊道”提倡包容与和谐，提倡创新与改变，提倡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他认为，一个企业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并不只有靠“狼道”才能使企业摆脱竞争的泥潭。恒源祥确立了以“羊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开创了以小企业、大品牌为特色的发展道路，实现规模经营和快速扩张，使恒源祥迅速成为国内毛纺行业的龙头企业和中国著名品牌。刘瑞旗认为，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主张先义后利，就是“羊道文化”的体现，很值得今天的企业家借鉴。“羊道”的精神强调和气生财、合作双赢、诚信为本、和谐相处等原则，追求创造性而不是对抗性，因此能够长久持续发展；而“狼道”精神更多的是强调竞争性、对抗性，以及对他者的攻击性和毁灭性，因此会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自取灭亡。刘瑞旗的“狼羊之辩”将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引入企业文化中，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二、儒家人文思想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通过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居住环境、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文明、和谐、友好的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物质精神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口综合治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改善人居环境等几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人口综合治理方面，儒家的“博爱”“大同”思想和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价值。人口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只有妥善解决人口问题，才谈得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平衡，不少农村地区生育水平仍然偏高。大量调查研究数据表明，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们受到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孝道的影响，具有强烈的传宗接代、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封建思想。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儒家思想里的封建余毒，扭转重男轻女的陋习，同时利用儒家思想里“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激发人们的公德心，建立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就能破除养儿防老旧观念；并通过增强人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促进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把国家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到底；同时通过继承儒家教育为本的优良 传统，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我国人口普查与人口调查已表明，文盲半文盲妇女的生育水平很高，而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们具有自觉节制生育的愿望，生育水平较低。因此，提高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人口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些举措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变“政府要我少生优生”为“我要少生优生”，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

其次，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方面，儒家“尊师重教”、“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价值。教育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又是使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内容。提高全民文化教育水平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根本手段。现代科技文明的基础在于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越高，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越高。尤其在信息化社会，拥有良好的教育已经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我国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正是这种时代潮流的体现。而如果人们教育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受改善生活、发财致富的经济驱动力的驱使，人们很容易发生对环境生态破坏性的生产，诸如盲目采伐森林、开垦荒坡等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扩大，滥采矿藏造成的矿产资源浪费与耗竭，盲目生产造成的能源损失和环境污染等。在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而人口基数又十分庞大的我国，今后发展经济必须摒弃传统的导致环境破坏的工业化道路，而采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就必须采用高新技术和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技术，因而对人们的教育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针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在全体国民中进行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这种教育的目标在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人们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对当今社会及人类后代的责任感，增加参与持续发展能力。这种教育不仅要使人们获得科学知识，也要使人们具备高度的道德水平。这种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广泛的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于是，儒家尊师重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虚怀若谷、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学思并重、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举一反

三、以身作则、锲而不舍、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等教育思想都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儒家“里仁为美”“择仁而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人类住区发展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也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因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对生活质量、居住环境的更高要求。当今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人口增长、高速城市化、住房不足、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严重匮乏等带来的种种挑战。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简陋、有害身心健康的环境中。所以，实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人类住区工作的总目标是改善人类住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质量以及所有人（特别是城市和乡村贫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的中国人类住区发展的目标是通过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制定并实施促进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发展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动员所有的社会团体和全体民众积极参与，建设成规划布局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区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居住条件舒适的人类住区。这里既有改善物质居住环境的的意思，如住房、交通、安全、卫生等环境，也包括改善人文环境，如社会交往、文化教育、邮电通讯、业余娱乐、健身体育等环境。在儒家思想里，孔子特别强调人居环境的人文因素。他深感居身之地有“仁”的重要性，提出“里仁为美”的思想。他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他认为，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好人也会逐渐变坏，和好人住在一起，坏人也会慢慢学好。他因此对物质性的环境看的比较轻。有一次，他告诉弟子想去九夷居住，弟子说那里太粗陋了，不宜居住，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孟子曾经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荀子《劝学篇》明确提出“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的思想。刘禹锡的《陋室铭》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王安石《里仁为美》说“为善必慎其习，故所居必择其地。”可见儒家对人居住的人文环境具有很高的标准要求。

三、“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条件，它要求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与自然承载力相协调，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现实需求，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要求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并能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尽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水准。所以，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决不能走西方文明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更不能模仿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古人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思考和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主张“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强调建立天、地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本义并不是谈人与自然关系的。在儒家来看，“天”可以有三种属性。他首先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冥冥之中宇宙的主宰，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决定王朝兴衰命运的主体，同时是赋予人仁义礼智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是赋予人良知和良心的根源，有时还指我们头顶的浩瀚穹苍。汉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第一种含义，认为“天”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天，也是世界的大主宰，可以和人感应、能够决定人的吉凶祸福。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强调第二种含义。孟子认为，上天赋予每一个人仁义礼智道德观念和良心原则，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因此，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宋明理学家张载、二程都继承了这条路线。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荀子在《天论》篇里强调第三种属性，仿佛天就是物质性的大自然，但在他的整体思想里，“天”仍然是主宰、是人敬畏的对象。

虽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直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但这个“天人合一”思想却能够给现代生态伦理提供重要的借鉴价值。首先，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万物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为一”，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和交流，认为天地万物是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信念的重要基础。由此一基础所显出的是人对于自然万物在精神价值上的统一性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和敬畏。我们看到，在儒家祭祀的对象里不仅有至上神、祖先神、圣贤神，还有大自然之天神和地祗神，如日神、月神、山神、河神、土地神、五谷神等等。只有认识并认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这一宗教基础，才能为人们自觉自愿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找到根本解决之道。其次，面对当前人类遭遇的生态危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藉由自身科技智能发展所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科技霸权，使人类严重背离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路线，由科技发展所构筑起来的骄傲与虚荣，由弱肉强食和急功近利导致的贪婪和物欲，把人已经异化成金钱、强权和科学技术的奴隶，很难重新回到天地的怀抱。正象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那样，“人对人是狼与狼的关系”，到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则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它在承认人与自然差别的基础上，把人类之爱推之于自然万物，从而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起来，解去“蔽于天而不知人”和“蔽于人而不知天”的两种偏 颇倾向。它提醒我们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尊严”的前提下来获得人类自身的尊严，如何在“天人相分”的同时找到人与自然的宗教和精神纽带。第三，人类社会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是依靠科技创新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历史，同时也是在环境问题的逼迫之下不自觉不自愿地回归自然的历史，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云汉的生态学价值也在当代处境下才得到重视而显示它本身的存在意义。现代文明滥用科技导致的弊端已日益显著，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新疾病丛生、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全球变暖等等。如果这些弊端里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有效控制，则人类前途必然遭到毁灭。因此，人类从客观上开始出现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现实迫切需要。当代学者季羡林先生为此提出“东西文化互补论”，主张人类必须悬崖勒马，正视弊端，痛改西方“天人对立”的思想方法和征服掠夺大自然的发展模式，采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开始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之时，也大胆提出科学发展的理论，主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路，把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十分强调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显示出它重要的生态学价值，对中国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总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也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只有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大胆地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为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的义利观都可以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支持。

参考文献：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

管仲连、涂方祥、杨琳：《中国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海洋出版社，2006年。

刘江：《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

王石生 余天心：《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索》，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竞争力研究》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8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杨波等：《儒家文化与可持续发展》，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第五篇：近代史论文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就日本“明治维新”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通过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1853年的“黑船事件”，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撞开了闭关自守的日本大门，让日本人领教了西方列强的厉害。自此，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势力的巨大冲击以及本国国内的局势动荡，而两国也因此意识到了自身的落后，都有了改革进取之心，并作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来改变现状。然而，同样是自救运动，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洋务运动并未使中国摆脱不幸的命运，甚至让历史上一直学习中国的“撮尔小国”——日本，以一场“甲午战争”将中国推入了屈辱的深渊！其中的反差之大，发人深省。通过研究两者之间的差异，来探究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政治

经济

军事

正文：

在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西方列强势力的巨大冲击以及本国国内时局的动荡。中日两国在被列强以武力打开大门后，都意识到了自身的落后，都有了改革进取之心，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日本则开始了“明治维新”，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正如左宗棠所说的“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

剖析历史，就日本明治维新来分析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如下：

1、从两次运动历史背景及目的比较，来探究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日本同中国都是闭关自守的国家，发展水平相差不大，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又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很多主权，被西方列强视为不可救药的“劣等民族”！

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洋务运动的背景与目的：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当时的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国外又有西方列强残酷的侵略与剥削。所以，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清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借洋助剿”，正如曾国藩所说：“购外国船炮，访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是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国第一要务。”洋务派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入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就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多么的荒谬。

然后，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历史背景及目的：19世纪中期，日本处于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有荷兰、中国和朝鲜商人可以在长崎进行通商（这一点同中国是相似的，中国闭关锁国之时只开放了广州，但不同的是只以为地大物博，以天朝自居的中国并不积极地了解西方，不屑于知晓西方世界的情形，而日本锁国后尚还积极了解西方世界，我认为这也是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当时的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开始发展，由中下级武士发展而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却政治地位低下，他们迫切的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手段便只有是武装抗争，由此便产生了“倒幕派”。

另外，几千年来，日本几乎都在向中国学习，鸦片战争中国败给英国以及美国黑船事件对本国的冲击，深深地刺激了日本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民。他们认为，中国已国体灰坠，不足为法；日本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日本维新志士，即各诸侯手下的中下级武士，目睹西方的强大和幕府的无能，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爱国热情，“倒幕派”呼声越来越高。于是，1868年，他们以王政复古的名义推翻了幕府，扶持刚刚登基的明治天皇建立起新政府。天皇一无权，二无兵，属“虚位君主”，所以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制”。而且，日本维新诸领袖自始就拟定了全盘而富有长远性质的计划，将其政策与近代式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全面鼓动起日本整个民族的热情，而以争取日本国际地位的平等为其首要目标，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日本迅速由落后的农业社会跨越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此外，就国际环境来看，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而洋务运动之时中国已经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2、从两次运动的领导力量的不同，来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2.1、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看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

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他们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然而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在任命官吏时，都遵循世袭门阀原则，对武士都严格按照上、中、下的高低进行选择。下级武士总是与较高职务无关，许多确有才华的下级武士极为不满。同时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物价上涨，幕府中的将军、高官和各藩国的大名，常常感到“国用不足”。于是，他们不时压低甚至停发下级武士的俸禄，这更使下级武士恼怒。不少下级武士生活于贫困之中，只得寻求别的生财之路。搞起了手工业生产，从统治阶级变为小商品生产者。他们日益与资产阶级沟通并日益资产阶级化了。与资产阶级的一致性，决定了下级武士必定要背叛幕府，成为反封建营垒的重要成员并且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而且，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对敌对旧势力清扫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接触了“兰学”。即西方启蒙学说。令人振聋发聩，大开眼界。正是在这一势力的领导下，日本推翻了幕府统治，明治天皇掌权，大刀阔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明治维新时期的风云人物有前三杰（高杉晋作、坂本龙马和吉田松阴），后三杰（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首任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等等。

2.2、中国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

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满清大臣，在封建社会中占有一席之位，封建的思想已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况且他们心中皇权至上，如果他们如明治维新一样对中国政治也进行改革维新，那就等同于自己推翻自己，将自己推下台，而这并不是他们心中所想，他们所想的是如何保护皇权，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便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只改经济制度，不改政治制度的换汤不换药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3、从两次运动具体改革的内容的比较，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3.1、政治制度

在明治维新之时，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次年，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这样，日本在改革维新下达成了“废藩置县，四民平等”的目标，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他们还改革身份制度，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然后又依次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召开议会，实行日本国会。这样大刀阔斧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国家政体改革，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建立了现代的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银行制度等等，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面的革新，是质变。

较之日本明治维新来说，洋务运动只不过是一种量的变化，不是质变。中国的洋务运动只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自己的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护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家的政体没有丝毫变化，还是封建主义制度，其落后性根本不能与日本君主立宪制先进性相比。

总的来说，国家政体是变法维新的根本，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图强只是一个实现不了的美梦，而日本则全盘西化，实现了君主立宪制政体，走在了中国的前面，从而走上了振兴之路。

3.2、教育方面

教育方面，日本实行了“文明开化”的政策，其中重点涉及到了教育改革和一系列社会改革。

教育是日本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其实明治的变革，始于江户末期掀起的教育热潮，在京都等一些地方很早就开始传授西洋知识，明治期的伟人们都在藩校或私塾接受过教育，明治人充分利用江户时代的教育基盘，明治日本的强大之处，在于拥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才，虽然技术是从西洋引进的，人才则是利用了江户的遗产。

教育方面，日本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基本上达到了“乡中无不学之户，家中无不学之人”的目标。

在“明治维新”后，许多人出国留学，归国后大都在政府担任要职，开始改组明治政府，基本上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思想，决定了日本今后发展的大方向。日本的教育在“明治维新”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在西方影响下的日本教育制度，将日本推上了近代化发展的高速路。

在社会改革中，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着力对国民进行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的开展，使得国民也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对强国的重要性，这也是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的一项重要原因。

反观当时的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越感，使得中国国民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社会体制的缺失，总以为地大物博，无所不有，无所不能。所以几千年来一直居于输出者地位的中国，实不易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以封建领导者为首的国人瞧不起外来文化，以之为小儿玩物。

而且，洋务运动中，还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落后的教育思想，即以中国文化为主，西方文化仅供参考。就是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在中国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倒是日本，拿回去认真学习和研究。国人麻木至此，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体来说，从日本明治维新中教育方面与洋务运动的比较可看出，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人自以为无所不能，瞧不起外来文化，而并不是积极地学习并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教育的落后，国民素质低下，承担不了国家发展的重任，不了解外部世界，落后于日本成为了必然。

3.3、经济方面

在经济方面，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着力进行了工业建设，我将其分为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两大方面。

3.3.1、军事工业方面

明治维新最重要的内容，无疑是目的坚定且数十年如一日的“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运动。尤其是军工产业的发展壮大。后期，日本对军事的预算也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先后建造并发展了东京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等。

其实洋务运动也建设了江南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等，建造了一大批军事器械，为中国军事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北洋水师在一段时间内配备精良，居于世界第四位。中军强大，但军事不能孤立于政治之外，政府的腐败，导致了军事成果化为乌有，甲午一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大力引进技术、设备而不是资本和商品，或许是日本明治维新与清朝后期洋务运动之间的最主要区别。

3.3.2、民用工业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清朝的洋务运动在兴办实业方面做法大相径庭。日本的近代工业起步时间和情形，与清朝大体相同（时间略早），但发展势头明显强劲。这与列强对日本的竞争和扶持，以及幕府时代各藩各自为阵、对内对外自由竞争的局面密切相关。而李鸿章等却严重抑制了国内竞争，从而不利于中国民用工业方面的发展。此外，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一项重要原因。

通过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下，洋务运动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在不触及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还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此外，洋务派本身的封建性、对外国的依赖性、对企业管理的腐朽性最终导致了失败。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贫困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局面，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参考文献： [1] 《中国近代史纲要》（2010年修订版）

2010.6 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明治维新》

1988.4

求实出版社

[3] 《洋务运动史》

1996.8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 《日本近代史》

1978.1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抉择的理论与实践》（2008年4月第1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

[6] 《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

2008.3

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