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单位与B单位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赔偿纠纷案

第一篇：A单位与B单位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赔偿纠纷案

A单位与B单位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赔偿纠纷案

问题提示：投保一切险和战争险后，受益人是否有权追偿因司法扣押引起的货物损失？

【要点提示】

被保险人因涉案船舶被司法扣押而遭受货物损失后，若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不向保险人提交委付通知，亦不采取必要措施去减少损失，保险人对由此产生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案例索引】

一审：上海海事法院（2003）沪海法商重字第2号（2004年6月25日）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4）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51号（2005年5月12日）

【案情】

原告：A单位。

被告：B单位。

2000年5月26日，案外人Sino Trad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S公司”）与案外人康地企业有限公司（Continental Enterprises Limited，以下简称“康地公司”）签订鱼粉买卖合同，约定后者向前者购买700吨秘鲁鱼粉，每吨单价430美元，CIF上海，同年7月装船。同年5月29日、7月28日，康地公司将665吨秘鲁鱼粉以相同价格转卖给本案原告A单位（以下简称“武汉康地”），总价285950美元，CIF上海，结算方式为见单即付，8月30日前交货，康地公司承担货物到武汉的所有费用。武汉康地于2000年7月向康地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的全部货款，取得

一式三份正本提单。提单载明：托运人为秘鲁渔业工会集团股份公司（GRUPO SINDICATO PESQUERO DELPERU S．A，以下简称“G公司”），收货人为武汉康地，通知人为康地公司，载货船舶为“五月皇后（May Queen）”轮（以下简称“M”轮），运输起、讫港分别为秘鲁瓦乔（HUACHO）和中国上海，装载货物为665吨秘鲁鱼粉，运费预付，宝荣船务有限公司在秘鲁瓦乔代理“M”轮船长签发，租约并人本提单。

2000年6月22日，被告B单位（以下简称“江西人保”）就涉案665吨秘鲁鱼粉签发了保险单，被保险人为S公司，保险金额为314545美元；承保险别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81年1月1日修订的“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一切险和战争险。此后，S公司将该保险单背书转让给康地公司。

2000年9月6日，装载涉案鱼粉的“M”轮，由于案外人提出的预防性扣留申请，被厄瓜多尔当地法庭下令禁止启航。2000年9月12日，山东中粮向s公司发出传真（后转给武汉康地）称：“M”轮一直在厄瓜多尔滞留，货物在船上未发生重大损坏及灭失，正协同有关方面与船东及其相关公司进行谈判，将采取各种可能措施使该船尽快到达卸货港。同年11月17日，该法庭同意“M”轮在扣留期间开往瓜亚基尔市的安全港口，卸下船载鱼粉并存放仓储。同年11月20日，厄瓜多尔海关同业工会第一行政区经理办公室作出决议称：“M”轮上装载的鱼粉卸船后将一直存放在该码头直到从卸船最后一天起算的5天之内办理好转船至其目的地的海关手续为止。另据厄瓜多尔当地媒体报道，至2004年2月9日止，“M”轮一直滞留在厄瓜多尔港口。

由于货物一直未到达目的港，康地公司向江西人保提起另案索赔。后康地公司又将涉案保险合同转让给了武汉康地。武汉康地于2002年8月23日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江西人保赔偿全部货款损失。

江西人保辩称，武汉康地与康地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转让无效。涉案船舶因司法扣押而滞留厄瓜多尔港口，属保险合同的免责范围。武汉康地及康地公司均未就货损向承运人提出索赔，致使江西人保赔偿后无法行使代位求偿权，江西人保可拒绝赔偿。

二审庭审时，武汉康地确认其和康地公司均未向承运人提出索赔或提起诉讼

或申请仲裁。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武汉康地作为被保险人，未能举证证明本案中已发生涉案“一切险”或“战争险”承保范围内的保险事故，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江西人保据此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另外，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足以认定涉案船舶在厄瓜多尔被司法扣押，由此引起涉案航程无法完成，依据涉案保险单背面海洋运输货物战争险条款的约定，因司法扣押引起的承保航程的丧失和挫折而提出的任何索赔，属于涉案保险合同的除外责任，即“由于执政者、当权者或者其他武装集团的扣押、拘留引起的承保航程的丧失或挫折而提出的任何索赔”。据此，江西人保亦不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一审判决驳回武汉康地的诉讼请求。武汉康地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援用战争险条款的除外责任条款来认定江西人保不负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战争险除外责任中的“航程丧失和挫折”应是指战争所引起的航程丧失和挫折，而涉案船舶的被扣押，其实质是由于船东与他人之间的经济纠纷而导致的司法扣押，并非因战争而产生的后果，不属于战争险的除外责任，且从该除外责任条款的内容看，亦不能得出法院是“执政者、当权者或者其他武装集团”的结论。但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理由是，武汉康地与江西人保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武汉康地没有证明因船舶被扣押而产生航程丧失或受阻的风险，进而构成货物的推定全损．亦没有证明一切险的承保风险造成货物实际全损，其作为被保险人更未采取任何措施以防止和减少损失，即使江西人保对涉案货损负有赔偿责任，因被保险人没有保护对承运人的追偿时效，损害了江西人保的代位求偿权，也应扣减赔偿金额直至不赔，故武汉康地向江西人保请求全损赔偿依据不足，不能得到支持。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二审法院关于战争险除外责任条款的理解是正确的。本案是一起比较典型的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几个在海上保险司法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在本案中都有所体现，一是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转让关系及其在卖方和买方之间的归属界定；二是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保护义务；三是被保险人未履行法定减损义务的性质认定及其后果；四是判断推定全损是否构成的标准。

（一）保险利益与货物运输保险合同转让的关系及其在卖方和买方之间的界定

1．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转让的关系：保险合同及其转让受保险利益的制约，对保险标的有保险利益的人，让与的海上保险合同才是有效的，否则受让人不能取得保险索赔权。

什么是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及其转让为什么要受保险利益的制约？主流观点认为：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是法律上认可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它独立于保险合同而存在。各国法律一般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产生的最初必要性在于区分有社会经济作用的保险和纯投机赌博行为。发展至今，又具有了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真正受损害之人的功能以及确定财产利益、损害、赔偿额的功能。只有对保险标的具有某种保险利益的人，才会因保险事故而受损害，并可进行保险索赔。没有保险利益而转让的合同不能因转让而获得保险利益，受让人不能取得保险索赔权。有观点认为这就是保险合同转让的实质要件。在海上保险中，为履行国际买卖合同的海运货物，经常发生不止一次的易手转让，而订立保险合同的人既可能是卖方，也可能是买方，要使海运货物出卖人和买受人都能顺利地受到保险合同的保障，保险合同和保险利益转让的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保险合同的转让没有形式方面的要求，是一种不要式合同行为，只需要“让与人”（Assignor）与“受让人”（Assignee）之间达成某种合意即可。在货物运输保险合同中，转让甚至无需通知保险人。保险合同的转让既可以包括明示转让，如保险单的背书转让，另行订立的转让协议等，也可以包括默示转让，如CIF合同就隐含着要转让保险单的意思。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51条也规定了转让保险单可以有明示和默示两种形式。

2．在卖方和买方之间如何界定保险利益的归属。

所有权人保险利益大都归于民法上之所有权人兼风险负担之人。但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极易发生所有权与风险负担不合一的情况，由风险负担来界定海运货物保险利益的归属的“风险负担说”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笔者认为：“风险负担说”虽符合当今货物所有权与风险相分离的趋势，但也存在一定弊端。首先，买受人如果拒绝对风险转移后的受损货物支付价款，出卖人提起跨国索赔获得胜诉及执行之机会非常之渺茫。“风险负担说”建议出卖人这时可投保卖方利益险、买方信用保险或签订买方保险人扩展保险责任协议来获得保障，但对同一保险利益重复投保并重复支付保险费，在经济上是额外的负担，在手续安排上也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麻烦，对于买卖双方而言，其并不想也没有专业能力在保险安排上考虑得如此复杂。难以理解，风险转移的立法或立约本意难道就是要促成这样一个复杂局面吗？其次还容易产生货物出险但买卖双方均不能索赔的尴尬局面，如一方受到损失，持有提单、保险单，但风险已转移，没有保险利益，而另一方虽有保险利益，但没有提单和保险单，没有损失。

因此笔者赞成一种经修正的“风险负担说”即“实质风险负担说”，其增加了价款支付的条件，主张风险转移后的货物即使损毁灭失，买受人仍需支付价款的义务只是一种义务，买受人也很可能不尽此义务，则直接蒙受损失者仍是出卖人。故只要买受人未完全支付价款，则出卖人仍持有所有权人保险利益。必须于价款完全给付之后，买受人才负担风险，从而享有保险利益。“实质风险负担说”更符合国际贸易的实际，而且更为合理、实用和有效。既为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提供了充分适当的保险保障，又避免了重复保险和保险安排复杂的弊端。最重要的是，这不会带来对任何一方的不公正，因为在价款未付的情况下，提单及保险单均还在出卖人手中，保险人绝对不会遭受卖方和买方双重索赔，真正蒙受损失的一方获得了保险补偿，没有损失的一方也不会不当得利。而且提单持有人一般都是运输合同当事人，保险人赔付了作为运输合同当事人的被保险人后，也能够顺利取得在运输合同项下代位追偿的权利。因此，审判实践中应明确允许风险转移后但未获相应价款从而遭受实际损失的出卖人享有保险利益及保险索赔权。

3．涉案保险合同的效力。

涉案贸易实际上是一次CIF贸易条件下的三方贸易，海运货物经过了两次转让。S公司是第一手卖方，康地公司是中间商，武汉康地是最后买方。提单与保险单的转让并不同一，提单是由第一手卖方S公司直接开给最后买方武汉康地，中间商康地公司在提单中只作为通知人出现。而保险单则经过第一手卖方——康地公司——武汉康地两次转让。这种情况在三方国际贸易中比较常见。康地公司从S公司处受让货物和保险单合法有效。在货物出险时，货物已经越过装货港船舷，且康地公司与武汉康地已经订立了买卖合同，完成了价款支付和提单交付，按照“实质风险负担说”，保险利益由康地公司又转给了武汉康地。同时由于康地公司与武汉康地订立的买卖合同采取了“CIF上海”的贸易条件，CIF贸易条件的特点就是卖方负责办理运输及保险，该合同已含有康地公司须将保险单让与武汉康地的默示约定。其后双方在2002年签订的转让协议，只是对CIF合同的履行和补充。参照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51条规定“如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已经没有或者是失掉利益，并在此之前或当时没有明示或默示而转让保险单，则以后转让保险单无效。但本条规定并不影响在发生灭失之后的保险单转让”，可知在货物出险时，真正的被保险人是武汉康地，其持有涉案正本提单，并已向康地公司支付了货款，依法享有保险利益，具有保险索赔权。本案一审判决也认为康地公司向武汉康地转让保险单的行为与履行涉案CIF贸易合同的目的相符，保险合同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第二篇：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案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9月18日，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与美国M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M公司”)、B公司三方签订一份协议书，B公司的代表徐某在该协议书上签字。该协议书详细地约定了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出口销售给M公司服装的运输事宜，贸易方式为fob上海，交货地为墨西哥。次年1月16日、2月22日，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收到B公司徐某的“配舱信息及进仓通知”两份传真件，均指令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将货物送至上海X国际集装箱修理储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公司”)的仓库。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即按指令将出口服装送至上海市X公司的仓库。上述货物由C公司代理报关，同年3月7日，C公司开具了以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为付款单位的运费发票。

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交付货物后，始终未收到B公司签发的提单。经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向徐某催讨后，徐某仍无法向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提单。同年9月3日，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以M公司实施诈骗为由向南汇公安分局报案。经警方证实，徐某在安排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的货物出运时，正在办理从B公司至C公司工作调动，关于此事，徐某及B公司并未告知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其仍以B公司的名义通知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发货。该批货物不是运到墨西哥，而是运到美国洛杉矶，在目的港被擅自放给了美国某公司。

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认为B公司、徐某和C公司均参与了货物运输，且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不明，故以承运人未签发提单而造成其货款损失为由对三者均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未能证明与三被告或三被告之任何一方签订了货物运输合同，其要求三被告签发提单没有法律依据，且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未收到货款与承运人无关。法院判决对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分析评论】

（一）诉请人的主体资格

C公司辩称：C公司与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之间未签订运输合同，C公司在本案中为货运代理人，所办理的业务仅是接受M公司的订舱委托及办理内陆货运代理服务，C公司未接受过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故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对C公司不具有诉权；法院认为，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系fob贸易合同下的货物卖方，其以交货托运人身份主张权利，诉权存在。

（二）三方运输协议书的法律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37 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如果意向书已具备合同的基本条款，当事人没有明确排除其约束力，且一方已经履行了该意向书项下的部分义务，他方也接受的，通常应认为意向书的条款具有法律效力。此时的“意向书”在性质上已经转化为正式合同。但本案中，该份协议因缺少合同标的、数量、质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合同主要条款，无法依该协议履行，该协议也未实际履行。故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与B公司、M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仅为一份意向书。

（三）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导致B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

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认为徐某代表B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构成表见代理，B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

对于表见代理的认定，一般应具备以下构成条件：

1、须行为人无代理权。成立表见代理的第一要件是行为人无代理权。所说无代理权是指实施代理行为时无代理权或者对于所实施的代理行为无代理权。如果代理人拥有代理权，则属于有代理权，不发生表见代理的问题。徐某代表B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字时，还在B公司任职，该行为系职务行为，其法律后果应由B公司承担。

2、须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这是成立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这一要件是以行为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某种事实上或者法律上的联系为基础的。这种联系是否存在或者是否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应依一般交易情况而定。通常情况下，行为人持有被代理人发出的证明文件，如被代理人的介绍信、盖有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有被代理人向相对人所作法人授予代理权的通知或者公告，这些证明文件构成认定表见代理的客观依据。对上述客观依据，依《合同法》第49条的规定，相对人负有举证责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盗用他人的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合同的，一般不认定为表见代理，但被代理人应负举证责任，如不能举证则构成表见代理。对于借用他人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签订的合同，一般不认定为表见代理，由出借人与借用人对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负连带责任。本案中，徐某已于2001年10月31日与B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其在2002年1月16日、2月22日传真给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的“订舱信息及进仓通知”，上面只有徐某的签名，并没有B公司的签章，仅以此认为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于法无据。

3、须相对人为善意且无过失。这是表见代理成立的主观要件，即相对人不知行为人所为的行为系无权代理行为。如果相对人出于恶意，即明知他人为无权代理，仍与其实施民事行为，就失去了法律保护的必要，故表见代理不能成立。《民法通则》第66条第4款规定，相对人知道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经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相对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徐某调至C公司后，一直以C公司名义与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联系，故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理应知道徐某已不能代表B公司的事实。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对此存在一定的过错。

4、须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

表见代理发生有权代理的法律效力，因此，表见代理应具备民事行为成立的有效要件，即不得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等。如果不具备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则不成立表见代理。上述运输协议根本没有履行。B公司既未收到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的货物，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也未证明其与B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故B公司不是本案的承运人。徐某作为个人，上海A服装发展有

限公司无证据证明徐某与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亦未收到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的货物，故徐某不可能成为本案承运人，履行签发提单的义务。

（四）C公司是否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

根据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与M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M公司传真给C公司的订舱委托书、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与M公司约定的贸易方式及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根据C公司要求交付货物的事实，可证明涉案货物是由贸易合同的买方M公司负责办理运输及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明知涉案货物采用电放方式交货。

C公司接受M公司的代表王某的委托办理涉案货物的出口代理事宜，并根据王某指示电放提单，指定收货人为M公司的收货代理，C公司的代理行为并无过错。上海A服装发展有限公司未能证明其与C公司签订过运输合同，C公司不是涉案“协议书”的当事人，其要求C公司签发提单，并赔偿因未签发提单而造成的货款损失，同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验教训】

一、合同签订前应审查承运人主体的运输资格和合同履行能力

包括运输资质、运输工具的安全、紧急突发处理方案、信誉等，了解这些有利于实现货运合同的目的，同时保障托运人的货物财产安全。

二、合同订立的形式和内容规范

1、货物运输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国家有统一的货物运输合同文本的，应使用统一的合同文本签订，避免出现被欺诈。

2、双方当事人商定合同的条款内容须具体、全面。才能避免因约定不明或无约定而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第三篇：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探讨与研究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作者

倪学伟 陈益文

摘要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将托运人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至另一港的合同。”[1]按运输方式的不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可分为件杂货运输合同和租船运输合同两种。

在这两种情况下，或是承运人为了自我保护，或是托运人(租船人)为了尽快结汇，都常常要由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提单，作为货物收据和所运货物的物权凭证。由于提单上载有承运人与托运人的权利、义 务条款，从而引发了提单和海上运输合同的关系问题。

在件杂货运输的情况下，由于承运人和托运人一般都没有签订书面的海上运输合同，承托双方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唯一依据就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签发的提单，因此，提单与运输合同的关系就特别令人费解。

表面上看，提单是承托双方据以确定权利义务的书面材料，似乎是运输合同。但仔细考察后，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时候，提单不是运输合同，而只是运输合同的一种证明文件。

订立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在这种法律行为发生之前，有可能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只存在绝对权利，相互间没有作为的义务。

只有发生了合同行为这个因，才会有相对权利这个果。《海牙规则》第3条第3款规定：“在将货物收归其照管后，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应依照托运人的请求，发给托运人提单。”

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承运人有义务按托运人的请求为一定的行为——签发提单，亦即在提单签发之前，承托双方已经有了相对权利存在。由此可知，签发提单是由另外一个事实引起的。

这个事实不是别的，正是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的订舱行为。订舱以前，双方互不相干，订舱以后就产生了请求权。

因此，订舱行为就是合同行为，这一行为发生时，承托双方的海上运输合同就成立了。提单是以运输合同的合法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收受货物这一原因为必要前提的。

任何合同，不管如何复杂，其成立都要遵循要约和承诺这一基本程序，同时还可以根据承诺生效的时间来判断合同成立的时间。

从《海牙规则》的规定来看，提单是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单方面签发的，并且签发提单的依据大副收据也是一种单方面的货物收据。

从托运人将货物交付承运，承运人接管货物装船并签发大副收据，托运人再以大副收据换取提单这一过程看，并无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作出承诺的现象。

相反，在订舱阶段，双方都有建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托运人或其代理人向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发出愿意按船运公司的提单条款将货物交其承运的要约，承运人表示愿意承运，从而开始了一次海上运输。

既然提单不是海上运输合同，那么二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汉堡规则》第1条第7款规定：“提单是指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运输合同„„的单据。”

事实上，虽然承托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海上运输合同，但当我们在“双方的法律行为”这个意义上使用合同这个词时，就可以看到在提单签发之前，运输合同确实已经成立。这一合同的内容可能只包括提单条款，也可能还包括双方的其他约定。提单的作用是证明存在着这样一个合同，并且双方已经开始履行这个合同。

当提单条款与运输合同相冲突时，应以运输合同为准，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明。

在国际航运实践中，也是把提单作为证明海上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来对待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阿登尼斯”案。在该案中“阿登尼斯”轮的代理对一批桔子的托运人保证：该轮在西班牙的卡塔黑纳港装上这批桔子后，将直接驶往英国伦敦并卸货。

但船舶在开航后不久，船东却指示该轮先驶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然后再驶往伦敦。由于该轮绕航后抵达伦敦为时过晚，使货主失去了在市场销售的良机，蒙受了损失。此外，由于桔子推迟抵港，货主还支付了额外的进口税。货主向法院起诉后，船东以提单条款规定承运人“有使船舶直接或间接驶往目的港的自由”为由，拒绝承担责任。

本案由法官高特•达德爵士审理。

他认为，提单本身并不是船东和货物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尽管它确实证明了存在这种合同。既然船东代理业已对托运人作出该轮从卡塔黑纳港直驶伦敦的承诺，船东就不能借用提单条款为绕航安特卫普辩护。船东应赔偿船舶推迟抵达伦敦而使桔子收货人所蒙受的损失。[2]

从本案可以看出，有人认为一味强调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会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是没有道理的。就运输合同而言，承托双方是否建立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远比这种意思表示是否以书面形式出现重要。因为“在最现代的各种法律体制中，很少强调表面的形式，更多地强调事情的实质”[3]

同样是海上运输合同的租船合同有两种形式，即定期租船合同和航次租船合同。前者是指船舶所有人在一定期限内租出船舶进行运输的合同，后者是指船舶所有人或者“二船东”就一个或数个航次出租或转租船舶进行运输的合同。

在航次租船合同中，租船人从船舶所有人或“二船东”处租来船舶，是为了运输自己的货物，这时出租人与租船人之间的关系就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的关系。航次租船合同就是它们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双方据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租船人出于国际贸易单证买卖的需要，要求承运人、船长或承运人的代理人签发提单，尽管提单上也有承托双方的权利义务条款，但真正约束双方的不是提单，而是租船合同。

提单既不是运输合同，也不证明运输合同，而是主要起物权凭证的作用，谁持有提单，谁就可以凭提单提货。定期租船合同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定期租船人用租来的船舶运送自己的货物，这和航次租船合同的情况基本相同。

但在很多情况下，租船人是把租来的船舶进行转租或从事件杂货物运输，自己作为承运人承运第三人即托运

人的货物。据此，就有人认为，定期租船合同的法律性质是船舶租赁合同，定期租船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才是运输合同。

我们主张，定期租船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固然是运输合同，但这并不能成为定期租船合同不是运输合同的理由。

相反，尽管定期租船人处于承运人的位置上，但海上企业的主体仍然是船舶所有人，它必须自己选任并监督船长和船员，支付工资和船舶费用。定期租船人只是行使因使用船舶而必须的指挥权，并承担使用船舶而产生的一切费用。

因此，“定期租船只是作为一种手段包租船舶的一部或全部，只不过是运输契约的一种形态。”[4]比较而言，我们把定期租船合同称为主运输合同，定期租船人与第三人的合同建立在主运输合同基础上，其权利义务的规定不能大于主运输合同的规定，因此我们称之为再运输合同。

如果定期租船人将船舶转租，通常是采取航次租船的形式转租，则定期租船人处于“二船东”的地位，转租合同就是海上运输合同，托运人(第三人)要求承运人(定期租船人)签发的提单，主要是一种物权凭证。

如果定期租船人将船舶用于件杂货运输，则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无论哪种情况，由于船舶所有人和第三人没有法律关系，提单不直接和主运输合同发生联系。

在件杂货运输和租船运输中，当提单被托运人或租船人转让给善意的第三人后，提单与海上运输合同的关系问题，《海牙规则》第3条第4款规定：“这种提单应作为承运人依照第3款第(1)、(2)、(3)项所载内容收到该提单中所载货物的初步证据。”

《维斯比规则》第1条第1款在《海牙规则》第3条第4款后面增加了“但是，当该提单已被转与诚实行事的第三方时，使不能接受与此相反的证据。”在《汉堡规则》中，这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法律承认承运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完全由提单确定，“提单的转让应该被作为发货人向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转让了运输合同来对待。”[5]也就是说，提单在承运人与善意的第三人之间起着运输合同的作用。

综上所述，合同，首先表现为一种法律行为，只有当法律规定这种法律行为为要式时，才以书面的形式表现

出来。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海上运输合同并不是要式合同。

因此，海上运输合同的成立以订舱为特征，在件杂货运输的情况下，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海上运输合同的初步证据，如果租船人用租来的船舶运输自己的货物，则提单主要是一种物权凭证，当提单由托运人转让给善意的第三人后，提单在承运人与善意第三人之间起着运输合同的作用。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41条。

[2]张梅生、丁健中编著：《国际海商与海事案例》第13、l4页，航海杂志社1989年版。

[3]（英）P.S阿蒂亚：《合同法概论》第27页，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4]（日）产田修三著《海商法》，转引自西南政法学院海商法参考资料之三《海商法.海运营运业务》第39页。

[5]（英）Roberot P.Grime：《简明海商法》英文版第101页，Sweet of Maxwell Iod.1980。

第四篇：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货损纠纷案的法律分析（最终版）

一、案情简介 2007年1月15日，原告与金龙联合汽车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下称金龙苏州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原告向金龙苏州公司购买klq6109客车150辆，单价68150美元，购买klq6896客车210辆，单价61630美元，价格条件为cif多哈，包装：裸装。2007年7月24日，中国上海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代表被告签发了编号为b003的提单。该提单记载，承运船舶“银桥09”轮，装货港中国上海，卸货港卡塔尔多哈。托运人为金龙苏州公司，收货人凭卡塔尔国家银行指示，通知方为原告，65辆客车装在甲板上。“银桥09”轮从上海到多哈的运输过程中遇到了八级大风的恶劣天气，船舶常常倾斜15度，甲板和舱盖时而被海浪覆盖。运输货物有274件损害，损害主要表现为车轮拱罩刮花、车身剐花、车身凹陷、挡风玻璃破裂等。2007年9月5日、6日、9日、11日，阿拉伯商业集团卡塔尔公司检验员到原告单位对上述车辆进行检验。2008年4月22日出具检验报告，记载涉案货物交货时间为2007年8月15日至27日，记载了客车受损的详细情形，货损损失为96322.47美元，并认为货损的原因是采取件杂货船运输而不是滚装船运输，滚装船运输是适当的，也是运输车辆和或类似货物的现代运输方式。因此，原告对提单项下的货物损失向被告提出索赔并从交货完成之日起计算利息。

二、案件涉及的国际私法问题的分析

（一）案件的识别 处理涉外案件首先要判断案件的性质，比如该案争议的法律关系是侵权还是违约，是离婚问题还是继承问题。这个对案件进行定性的过程就是“识别”。一般法院多根据本国法的观念、概念、法律传统来进行定性。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就本案而言，原告为涉案货物的收货人，被告为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双方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由于涉案货物是从中国上海运至卡塔尔多哈属于涉外案件。根据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由于庭审时原、被告均选择适用中国法律，因此可以确定该案适用的准据法为中国《海商法》。

（二）法律责任分析 1.运输合同法律关系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涉及到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即托运人（买方）、承运人、收货人（买方）。由于买卖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价格条件为cif多哈，在cif价格术语下由卖方负责办理运输以及保险并通知买方，货物的风险由装运港货物装上船时转移至买方。此时承运人通过签发提单的方式确认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缔结。由于提单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使得买方可以就运输途中产生的承运人责任导致的货损直接向承运人提出索赔。本案中，被告通过代理签发了编号为b003的指示提单，记载托运人为金龙苏州公司，收货人凭卡塔尔国家银行指示，通知方为原告，原告支付货款后，双方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有权向承运人主张本案货损。2.承运人责任以及责任期间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对货物所承担的义务包括适货义务和管货义务。适货指运载货物的货舱和其他处所应适于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管货义务是指承运人在货物运输从装船到卸船的全过程，包括装卸、搬移、积载、保管、照料和卸载的各个环节，都应尽妥善和谨慎的义务。本案海上货物运输的对象是汽车，就现代海上运输而言，汽车适宜的运输方式是滚装船运输。滚装船的特点是车辆可以通过船的首门、尾门或舷门的跳板开进开出，无需起重设备；并且，为了运输安全，滚装船设有专门的防摇水仓和其他防摇设备，以减少

船舶摇摆等等。本案承运人使用件杂货船运输汽车，违反了适货义务，增加了货物装载、运输、卸载过程中的风险。当然，使用件杂货船运输汽车并未为法律所明文禁止，承运人违反适货义务也并非必然产生货物损失，就本案而言，如果承运人尽了谨慎、合理的管货义务，也可能避免本案货损。承运人是否违反管货义务是通过合理推定进行认定的，货物在承运人控制期间发生了货损，除非承运人能够证明货损是由于不能归责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的原因造成的，否则，承运人即应对货物损害承担责任。

3.甲板货承运人免责问题 承运人是否可以对甲板货享受免责？被告主张部分汽车装载于甲板，其可以依照《海商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对因甲板货的特殊风险造成的损坏予以免责。本案中，货物遭受损害的主要原因是船舶不适货以及承运人未尽合理、谨慎的管货义务双重原因所致，尽管甲板货的特殊风险可能加剧了损害的后果，但是，承运人难以证明哪些损害是甲板货的特殊风险所致。并且，被告也未能证明其同托运人达成协议将汽车装载于甲板舱面，或者此种装载符合航运惯例或相关法律规定，因此，被告主张免责不能成立，应对原告因本案运输而遭受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的国际贸易涉外案件数量也在增加。国际贸易大多采用海运方式，因此对于海上货物运输的规定应结合国际上相关贸易规则与我国实践，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特定纠纷的解决。然而，目前我国海商法虽然规定相关的纠纷处理原则与制度，但是其规定过于形式化导致操作性差。因此，为减少纠纷应该明确条文的含义并使之更具有操作性。作者简介： 王哓洁，女，兰州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

第五篇：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单放货损害赔偿纠纷案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单放货损害赔偿纠纷案

【案情】

原告：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

被告：飞驰国际运输（香港）有限公司

被告：飞驰国际运输公司

1994年10月13日，被告飞驰国际运输（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飞驰）接受原告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原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委托，将原告所有的货物自上海港出运至哥伦比亚卡塔赫纳港。香港飞驰为此出具了被告飞驰国际运输公司（以下简称飞驰国际）格式编号为410SHA040的正本提单一式三份，该批货物商业发票载明的价值为CIF卡塔赫纳50444.10美元。同年11月底，因哥伦比亚政府对中国纺织品进行反倾销，原告要求香港飞驰将该批货物转运巴西桑托斯港并为此支付了相关仓储及转运等费用5170美元。1995年6月23日，香港飞驰应原告的请求另行出具了编号为SHA410040（A）的正本提单一式三份，该提单上载明货价为CNF15851.76美元。此后，原告未收到货款。经原告查询，香港飞驰未能明确转运货物的下落。

1995年11月22日，原告以被告无单放货为由，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经济损失计货款50135.70美元、仓储转运费5170美元、出口退税损失人民币80135.70元机器利息。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飞驰国际与原告不存在契约关系，故不承担责任；香港飞驰作为实际承运人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交付货物，且无法提供货物的下落，对此应承担赔偿责任。由于承运人在转运提单上载明的货价为15851.76美元，原告接受了该提单并未提出异议，就此应视为原告对货价的确认。判决被告飞驰国际不承担民事责任；被告香港飞驰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货款15851.76美元及该款相应利息损失。民事判决书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原审判决生效。1997年8月，香港飞驰按原审判决内容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140151.40元。

1998年6月20日，香港飞驰就前述案件向上海海事法院申请再审，称其在向收货人追偿过程中获悉原告已于1996年6月18日自其贸易合同中的买方Albentex工业有限公司处收到货款15451.76美元。由于原告未将此事实告知法院，且就同一批货物已从两处取得货款，为此请求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同时判令原告退还赔款人民币140151.40元。

【判决】

上海海事法院再立案后查明：原稿于原审期间收到了其贸易合同中的买方Albentex工业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15426.76美元，原告未向法院陈诉这一事实，亦未变更诉讼请求。审理期间，原告当庭申请撤回对飞驰国际的起诉，法院依法裁定予以准许。同时鉴于香港飞驰申请通过本院再审判原告退还赔偿款的请求不属本案审理的范围，法院依法裁定该部分诉请另行立案审理。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作为SHA410040（A）号提单的持有人有权向承运人即香港飞驰主张提单项下的担保物权。但根据物权法的相应原则，原告在收到提单载明的货物价款后，提单的担保物权凭证效力即已丧失，香港飞驰因违约而应向原告赔偿货款的责任由此得以相应免除。此外，原告诉求中涉及的转运费用是为其货物转卖而发生的，香港飞驰在收到上述费用后也依约履行了转运义务，原告诉请返还该项费用理由不当；原告诉求中的出口退税损失极其利息、律师费等因缺乏相应的出口退税凭证及其他支付凭证等证据予以佐证，依法不应予以支持。鉴于原告在原审诉讼期间，未如实陈述已收到货款的事实，只是原审判决发生错误，据此应作相应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为题的意见》第二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撤销原审民事判决，并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嗣后，原告与香港飞驰就分案处理后的另一起关联案件（返还之诉）在庭外达成和解协议，原告主动返还相应款项及其利息。

【分析】

看完这例案件及其判决，我们可以这样分析。以海运提单载明的货价作为认定涉案货物货价的依据是本案机器关联案件得以最终解决的关键，而本案程序上的“分案处理”是案件得以进入实体审理的前提。

一、海运提单载明的货价的效力

通常情况下，认定货价的依据主要是相关的贸易单证记载内容。鉴于近年来外贸中实际存在的相关问题，目前司法实践中尤其重视出口报关单证及其外汇核销单中载明的相应货价，其次参照外贸合同、商业票据的相关记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货物灭世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

二、再审程序中的分案处理问题

本案原审被告香港飞驰提起再审时同时诉请返还赔偿款。依照诉讼程序，再审应是对原审中原告的诉请通过再审审理后重新作出支持与否的裁决，原审被告返还赔款的诉请是因原审判决派生而来，并非原审中案件当事人的相关诉请，不应一并列入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而应当在再审案件立案之时即与再审案件分案受理，并待再审判决生效以后另案处理。因此，法院在审理期间依法裁定该项诉请另行立案审理，以避免在原审原告诉请支持与否的裁决生效之前，提前裁决了原审原告返还赔偿款。待本案审理结果确定以后，分处理后的返还赔偿款的诉请即可视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