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金融诈骗和金融危机等问题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第一篇：研究金融诈骗和金融危机等问题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第二章 研究金融诈骗和金融危机等问题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一

与传统产业相比金融行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具有不成熟、不稳定、不健全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长久以来人们对经济规则和法规的不断完善使这个新兴产业逐步走向规范，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固然可嘉必定不是上善之选，我们试图寻找一条佳径亦或是一种规律避免不必要的挫折和弯路，完成工业生产、农业耕种准备阶段经济储备，以使人们的劳动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那些计划好的、以为万无一失的的计划在善变的环境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人们有时亲身经历一个计划良久、筹划细致、准备充分的的计划在现实面前被瓦解的支离破碎的全过程，不可测性、不确定性的存在与人性中不可撼动的生物属性同样不可避免。真正的金融活动与实际生产生活紧密相连，有些时候明知有错但无法立即停止、或及时停止计划但后续预期外的不良影响依然继续、所谓一步错步步错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们在不断修正意外以使原计划继续下去的变通之术五花八门，使得金融行业原本枯燥无味的数字问题或多或少有了人情味，不知不觉中呈现出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繁荣景象。

“小偷”、“骗子”是人类发展中自古就有的职业，无论人类主观愿意不愿意、亦或道德界定应该不应该，他都伴随着各朝、各代、各国、各区域而存在。小偷有小偷的行规、骗子有骗子的传承，人类中的不同群体同自然界的许多其他生物一样按着各自的生存之道生活和发展着，透着智慧、透着技巧和透着人类文明积淀的精华。生存之道，解决之道。统治解决的是如何引导人们向真善美方向发展，摒弃那些带给他人伤害多于带给自己利益的行为，让生存变得容易、让竞争变得公平、让人世间的道理更通俗易懂、让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不实的分析为何可恨可气，那是因为它影响人对现实的思考，从而影响现实生活和相关利益人的切身利益。利益关系是非关系容不得人们马虎因而受到关注，金融诈骗即是利益一方对另一方在利益受损情况下的指控。信息不对等、操作不合规、手续不合法、利益关系不明晰都有可能出现诈骗的可能，骗子的骗术高明有时体现在对机会把握的准确，相反再高明的骗术如果没有可乘之机也无法实现其勾当。2010年12月6日，济南公安局经侦支队接到报案，齐鲁银行在受理业务咨询过程中发现一存款单位所持“存款证实书”系伪造。案件发生后，该局组成专案组专案专办，迅速采取行动将嫌疑人抓获归案。随着调查的深入，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涉嫌遭遇高额骗贷一案，其风险痕迹早在2010年年初就已露出端倪。2010年4月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所出具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显示，齐鲁银行的第三方存款质押业务存在借款人营业收入与贷款规律不匹配，存款质押合法性等诸多问题。为此，《报告》注明了“保留意见”。此外，由担保人提供的存款质押的合法性也存在疑惑。

在经济案件中，可以清晰的感知到银行、证券、保险行业作为金融交易的主要机构和场所，在金融活动中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与风险。这些机构是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服务、场所的合法组织。合法机构、合法服务程序与内容，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即使诉诸于法律手段也难辞其咎，对这样的一种现状国家机构无能为力。“防不胜防”这是银行、证券、保险相关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对当前经济案件的直接体验。齐鲁银行案的涉案人员包括：银行内部人士；当地大型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部门负责人；手握实权的党政部门官员；以及穿梭于银行、企业、政府官员之间的说客和中间利益人。这些涉案人员的职务几乎是经济建设前期——筹资阶段资本运营全过程中的大部分重要职务。

我们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大量从事经济活动的工作人员涉嫌各种各类的经济案件，透

露出相关法律法规的漏洞总和高于经济法实施正常水平，或者说这种情况下人们所依照的经济法条只能算作法规而不能上升到一旦违反足以量刑的法律高度。在高等教育中法律被划入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自然离不开对唯心说、人性论的分析。法律是人性化的、法律是依照人们主观情感、基本需求而设计的，因此违法法律才会有如此严厉的惩治措施，当法律所约束的社会群体多数人处于对某法律的违反状态，那么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不会把量刑放在首位，修改法律法规使之能够有效指导人们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类经济问题才是依法治国、依法兴邦的准则。

从清末洋务运动受到保皇党的坚决抵制砸机器烧工厂抵制洋货，到建国初期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抵制资本运营，在《刑法》中增设“投机倒把”罪名并坚决打击。在长期的贫穷和贫困的煎熬中，人民终于认识到资本运营对兴邦的重要性，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调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发展才是硬道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此时的中国法条中有关经济类几乎一片空白，无法可依甚至连参考意见都少之又少，摸着石头过河似乎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先驱率先垂范，于是即在意料中又在意料外的事情如期而至，一批又一批触犯法律的行政官员受到法律的严惩，先后施以重刑，却出人意料的换来了改革开放的大获全胜。经济建设发展到今天，我们循着前人的脚步，依稀可以看到前人做决定时的举棋不定。法律的健全与严谨可以指导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者朝着正确、规范、安全的方向前进。“经济”在当今被大多数人看成“利益”代名词的今天，完善经济法律法规成为经济建设的当务之急，只有完善的法律作保障才能保护好经济建设者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二

中国第一张信用卡是中国银行在1985年才发行的。由于信用卡业务处于起步阶段，各项法律规范、风险防范机制都不健全，国外和港澳地区的一些不法分子乘机在大陆采取以假充真，多提冒领、恶意透支等非法手段，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

金融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与其金融交易地位相对的金融交易主体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的向行为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数额较大的资金、金融工具、其他财物或服务，从而主要侵犯金融秩序并同时侵犯公司财产所有权，触犯《刑法》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金融诈骗罪是近年来发生在金融领域内波及面广泛，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在金融犯罪中增长最快的高频犯罪，在金融领域中，有些犯罪对金融秩序的破坏只是其次要特征，对国家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才是其主要特征，如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

根据《刑法》第196条的规定，本罪的具体行为方式有以下四种：

㈠、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取的信用卡。

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㈢、冒用他人信用卡

㈣、恶意透支

犯罪数额的计算

在ATM机上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时，行为人一般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取现，一种是转账。在ATM机上使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或冒用他人信用卡，骗取或转账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或恶意透支1万元以上的，应认定为“数额较大”，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此类案件，行为人或者在同一个ATM机上分多笔取款，或者在多个ATM机上取钱，对其取款数额应当累计计算。如果行为人在ATM上累计取款，或转账数额尚未达到5000元的，或者恶意透支尚未达到1万元的，则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行为人拾得他人信用卡后，在ATM机上取款或转账的，同样适用上面的数额计算方法。

1985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转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开办了“信用卡”业务，由于是一项新业务，国内又尚未安装电脑控制设备，致使少数外来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外国和我国港澳地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卡”在我国境内进行诈骗犯罪的案件出现多起，对我国社会经济管理秩序危害颇大。为了打击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以保障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如何处理此类案件提出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目前还是可行的，值得参考。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规定：

⑴、凡持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非法手段获得他人的“信用卡”以及被列入取消名单的“信用卡”，在我国境内骗取外汇，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事责任；

⑵、凡有计划、有预谋结伙入境，利用“信用卡”采取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骗取外汇数额巨大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有的虽然数额巨大但情节较轻，在我国境内无其他违法行为的，可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发卡银行（公司）要求在国外起诉的，可由外国按当地法律处理；

⑶、凡中国银行或“信用卡”发卡银行提出向持卡人进行追索款项的，应由我司法部门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如需要公安部门协助时，则由公安部门协助处理。

近年来，信用卡业务在我国境内飞速发展，可以称得上是“井喷”式发展，而且我国信用卡业务的发展还具有很大潜力。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目前信用卡的使用还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全国广大的二、三线城市，中西部地区甚至县、乡、镇还没能覆盖，现金支付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各大银行将大量精力放在占领这些市场上，而忽略了对信用卡业务风险的评估和监管。这些都给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与信用卡相关的犯罪行为大量出现，不但境外不法分子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等行为时有发生，而且企事业单位的公司卡在申领和使用过长中也出现诸多问题。为加强信用卡管理，严肃经济纪律，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内贸易部于1994年11月28日印发了《关于加强信用卡管理的若干规定》内容上主要是针对企事业单位申领，使用信用卡的相关环节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从而规范了企事业单位的用卡行为。

但是，这只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信用卡的申领和使用作出规定。未依法惩治利用信用卡骗取财物的犯罪活动，1995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办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案件如何具体使用法律的问题做出了解释：

⑴、对以伪造、冒用身份证和营业执照等手段在银行办理信用卡或者以伪造、涂改、冒用信用等手段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⑵、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骗取财物金额在5000元以上，逃避追查，或者经银行进行还款催告超过3个月仍未归还的，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持卡人在银行交纳保险金的，其恶意透支金额以超出保证金的数额计算。

⑶、行为人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案发后至人民检察院起诉前已归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⑷、对实施上述犯罪行为的银行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该解释为及时有效地打击信用卡诈骗活动提供了司法依据。

三

由于对真实的风险缺乏了解，当某种预期之外的风险事件被触发时，投资者往往无法

进行理性的判断和决策，为了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他们会选择逃离市场，当投资者逃离成为群体行为时，市场正常的运行机制被彻底破坏，危机随之放大。从1970年的商业票据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人们都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当危机出现后，市场在短期内恢复平衡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央行的危机救助变得异常重要。

1、1970年美国商业票据危机

1970年，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拖欠了8.2亿美元的优惠利率商业票据。那时的商业票据市场作为新兴事物发展的并不完善。但是为应付越来越多的企业贷款要求，商业票据市场在2世纪60年代发展的非常迅猛。然而，当时的票据市场并不存在现代票据市场所必备的评级机构以及后备流动性融通。当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拖欠违约事件一发生，众多的货币市场投资者开始重新估计他们的借贷模式和评级准则。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脱离票据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开始完全不购买商业票据。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美联储开始鼓励银行购买商业票据，市场才重新恢复正常。

而1997年美科力融资的案例中，美科力也是一个商业票据的借贷方，拖欠了5亿美元的商业票据。这次违约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比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违约影响更大，而且同样也是属于市场中的意外情况。但是与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的例子不同，美科力融资事件并没有对票据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作用。因为大家迅速发现这次票据违约的原因是美科力公司的审计欺诈，因而形如1970年的不确定性在市场中泛滥的噩梦就没重演。2、1998年对冲基金危机

另一个例子是1998年秋天发生的对冲基金危机。在那时的投资者心目中，对冲基金是一个新生的金融机构，且对它的构成并不是十分了解。而在1991~1997年间，对冲基金的资金规模从10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美元（跟今天上万亿的对冲基金规模不能同日而语）。在1998年的秋天，俄罗斯政府证券价差、巴西政府债券价差以及美国长期国债价差之间前所未有的联动性，使得长期以来被投资者信任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未预计到。在这种情况之下，标准的风险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因而在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纷纷以“最坏打算”为基础来建立新的风险管理模式。而对冲基金之间相似的战略战术以及相似的资产空间是他们纷纷逃离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就造成了金融市场的非流动性和金融危机。

3、2007~2008年次贷危机

在2007年的早些时候，银行都拥有着充足的流动性。从他们当时良好的资产负债表结构来看很难联想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爆发这么严重的危机。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放大机制就在于投资者对相关知识的缺乏和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很多投资者手中都握有一些历史相对短暂的金融创新工具。当AAA级债券遭受损失时，投资者开始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充分了解他们所购买产品的证券化信贷结构。投资者对一些高风险债务违约并不感到奇怪。但是，当他们看到高风险债务的违约造成了对大批的以刺激贷款为基础的产品如此大的影响时，投资者开始恐慌。此外，由于其他的信贷产品大都与次贷产品有着相类似的机构，于是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在金融市场上开始泛滥。

因此，因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违约而造成的小部分现金的冲击，造成了对投资者不确定性的一个很大的冲击，并且，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传染了整个金融市场。而投资者对这些不确定性传染了整个金融市场。而投资者对这些不确定性的反应就是逃离。而且他们开始重新规划新的投资模式。但同时，投资者们还没又对这个事件有着更清楚的看法，因而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在不了解真是风险的情况下，以应付最坏的情况的方案来设计新的投资模式。所有的这些逃离造成了流动性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附带效应。

当金融问题扩大到社会大部分群体时，就不再称之为金融问题而称其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波及到社会制度、社会阶级，因此在处理危机时操作者会特别警觉，制度的变革、新阶

层的崛起多于金融危机有关。我们研究金融危机，分析形成原因、解决办法、社会影响，对于指导金融活动具有指导作用。

第二篇：研究金融危机的目的与意义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那么，在我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地位等层面都会产生哪些影响，又会蕴含哪些机遇呢？

第一个层面，海外投资。一方面，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我国较多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也不可忽视，一些项目可能面临着资产价格缩水、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回收期延长等一系列风险。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风暴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一些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创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潜在机会。国际金融危机延续时间越长，破坏程度越大、经济恢复越慢，我国海外投资的潜在机会就会越多。

第二个层面，进出口贸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的目标地也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这次危机对我国进出口将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会带来冲击，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着资金回收困难、订单减少的风险。我国一般性贸易出口收入、贸易顺差、外汇收入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可能都会发生重要变化。

就我国进口而言，一些国家基于生产自救可能会出台一些有利于产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关税、降低出口价格、放松技术封锁等。目前，一些大宗商品如石油、铜、铁矿石等价格大幅调整降低了我国进口相关商品的成本，这些都有利于相关商品的进口。我国企业应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扩大技术类、资源类、短缺类、价格优势类商品的进口。

第三个层面，金融证券保险业。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联动、汇率波动及其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银行贷款业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海外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传导到其设置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上来。对我国证券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价波动及其对证券机构经营、业绩和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的影响；股价波动对市场融资功能的影响及其对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资的影响。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波动对保险业经营及业绩的影响；资本市场波动对保险业投资收益的影响。

就影响程度而言，我国金融证券保险业对外有所开放但尚不充分，这就决定了此次危机所产生的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一方面，在国际金融、证券市场没有稳定之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单边行情。另一方面，影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未来走势的主要因素仍是国内的市场环境和运行机制。今后我国仍会坚持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的发展路径，但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会进一步加强。

第四个层面，房地产业。这次危机从源头上看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因此，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面临一些海外投资客抛售房产、抽离资金的情况；其次，基于美国这次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国未来会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控制房地产虚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的暴涨暴跌，以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第五个层面，旅游业。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受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就业的需要，可能会出台促进本国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因此，我国居民出国旅游可能会更加便利，国内旅游业面临着旅游人数分流的潜在压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影响，海外入境的人数可能会明显减少，这对涉外旅游会产生较大影响。

第六个层面，劳动就业。此次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机会可能相对减少。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失业金融从业人员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我国面临着引进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机遇，国内金融业也可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才竞争的态势。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人才竞争对我国金融、证券、保险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第七个层面，经济增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基础、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同时，我国经济仍是投资推动型经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网、城市基础实施、新农村建设等领域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一旦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深而出现GDP增速下降较多时，我国投资型经济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八个层面，经济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恢复经济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会比我国大得多。因此，在未来几年增速趋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将会缩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会上升。具体而言，一些大宗商品的定价可能会考虑“中国企业谈判因素”，而不是过去那种我国“需求什么”国际市场“炒什么”、“涨什么”的格局。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问题不断涌现。捕捉和发现问题，分析和说明问题，是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凝聚力量进而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本报从今天起在理论版开设“热点追踪”专栏，围绕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采用研究综述等形式，反映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研究探索，以便读者了解相关研究的概貌和进展，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危机面前，我国经济理论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投入相关研究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开展学术交流，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贡献智慧。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形势，是经济理论界研究分析的热点课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分析，对如何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经济形势分析及走势研判

总体经济形势向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经济下滑趋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经济出现回升势头，但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仍处于困难时期。今年前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喜忧参半，表明扩张性政策尚未完全抵消经济加速下滑的影响。也有专家认为，虽然经济增长的严峻局面得到缓解，但真正企稳回升、进入持续上升通道仍需时日。还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触底企稳，但可能不是尖底而是平底，也就是经济发展将呈现U型走势，可能要经过两三年盘整后才能重回快速增长的通道。

外需增长不容乐观。有专家认为，我国稳定出口的政策措施效应开始显现，对外出口有望止跌企稳。也有专家认为，我国出口形势如何，关键要看外部市场何时回暖。目前，全球经济仍处于困难时期，发达国家今年还走不出危机，因而全年出口下降是必然的，但出口下降的幅度不会继续扩大。预计世界经济下半年降幅会有所缩小，我国出口负增长的幅度今年下半年将不断收窄。

内需开始启动。从投资需求看，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投资表现突出，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特别是新开工项目增长快，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牵引力。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期土地开发完成之后，投资对工业及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会表现得更明显。从消费需求看，一般认为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仍有很大潜力。就业形势严峻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减慢，农民增收难度加大，将会使消费增速相应有所降低。但受税收减免、汽车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推动，汽车家电消费等将保持较快增长。房地产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会得到部分释放。消费需求基本保持稳定。

经济结构趋于优化。从产业结构看，低端工业增长减速，基础设施、服务业增长加速。高能耗行业增长减速，经济增长回暖与单位能耗下降并存。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在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整体工业回暖的作用在增强。

从区域结构看，以往主要依靠东部地区率先恢复的危机应对模式有所改变，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从收入结构看，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有所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这有利于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

经济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及时果断地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着力调整内外需结构，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需求上，促成了经济总体形势的向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央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效果已经显现。财政货币政策落实好于预期。货币信贷快速增长，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的迹象有所改观。有专家测算，如果不采取扩大中央政府投资规模、增值税转型、降低行政性收费、提高居民收入等一揽子经济政策，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仅有5%左右。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可拉动全年经济增长2.6个百分点以上。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增长率明显偏低。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降至6.1%，比上年同期低了4.5个百分点。这导致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就业压力上升。其重要原因在于需求面依赖外部经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而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低迷不振，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外贸前景不明，需要通过扩大内需予以弥补。

内需扩张仍然脆弱。投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投资高位运行的持续性需要关注，落实刺激经济的配套资金是目前地方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制造业投资仍低于正常年份，为满足出口需求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完全转向内需的难度较大；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的效果还不明显，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影响民间投资增长的原因主要有：投资者信心和能力不足；传统投资领域回报率低，而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热点；公共服务领域进入门槛过高，民间资本投资空间窄。消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就业率下降，居民收入增加受限；消费结构升级受阻。从房市看，当前房价依然较高，改善住房条件的潜在市场需求短期内难以充分释放。从车市看，短期难以出现跳跃式增长。除了住房和汽车，还没有出现新的消费热点。消费增长不足会制约民间投资跟进，也会加剧生产加工能力过剩的矛盾。

结构调整动力不强。主要是结构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东部沿海地区主要是被经济危机倒逼着进行结构调整。持续性而非周期性的结构调整，需要有制度性、体制性、机制性的安排。

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的矛盾加剧。突出表现在：工业产品销售率持续下降，库存明显增加；企业效益大幅滑坡，尤其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亏损十分严重；产品价格大幅下跌。

无效货币投放风险加大。近几个月来，我国货币信贷高速增长，其中投机性或低效率货币投放的增加很可能加大未来通货膨胀压力。信贷投放的结构性问题对未来经济增长可能形成一定制约，包括：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改善不明显；居民信贷额度占比偏低；部分资金未流入实体经济，将降低信贷对企业生产活动的支持力度。

努力方向和着力点

专家学者认为，应密切跟踪、认真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把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稳定住，并着力形成支撑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固基础。

调控总量，增强活力。有专家认为，目前应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性，保持财政投资力度，继续减税。同时，重点做好政策的配套和细化。也有专家提出，随着最危急时刻的过去，应适当调整政策。就财政政策而言，应把更多的财政补贴资金用于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个人创业，用于扩大内需和开拓市场。就货币政策而言，应在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微调存贷款利率。要准确判断货币供给形势，增强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还有专家认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应转向进一步刺激消费和培育新的市场热点，转向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转向通过深化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有专家提出，如果经济复苏势头慢于预期，政府可以考虑在刺激民间投资、增强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活力等方面出台新的刺激政策。随着经济下滑势头得到遏制，新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应着眼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注重促进企业进行增长方式和发展战略调整。

扩大内需，稳定外需。有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加大扩内需的政策力度。在扩张投资需求方面，投资管理的政策重点应从总量刺激转到结构调整上来，重点增加民生项目的投资；注重产业升级投资，既投资于硬资产，更投资于管理系统等软资产；在政府投资逐步落实的过程中，应注重实现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有机结合，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改善投资环境，激活社会投资。在扩张消费需求方面，一是振兴服务业，解决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问题；二是继续鼓励汽车和住房消费，发挥汽车业和房地产业作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作用；三是继续实施和完善汽车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措施。不少专家对稳定外需进行了研究，提出应加大对出口的支持力度，包括：继续清理和取消不适应形势变化的限制出口的政策和规章制度；运用财政、信贷等多种手段，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利用外贸发展基金支持企业出口，为企业克服贸易壁垒、扩大出口搞好服务；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带动相关产品出口。

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专家学者认为，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利于形成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应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建立将部分国有企业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的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拉动消费，还有利于抑制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增强经济活力。将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结构改革密切结合起来，避免“开闸放水”产生通胀压力而压缩信贷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损

害的两难选择。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机制创新，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改变一方面银行存款非常多、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资金需求又得不到满足的局面。

调整结构，推进转型。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实现经济真正复苏和持续增长，最终要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转型。首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继续推动重化工业发展，并将发展新技术产业与发展重化工业结合起来。培育和支持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第三代移动通讯、生物技术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其次，推动企业转型。通过开展低成本并购，推进企业规模结构优化；促进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管理创新；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促进企业尽快实现从低成本竞争向差异化竞争、从多元化向归核化、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制胜的战略转型。

第三篇：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综述

肖兴志

于

左

吴绪亮

2010年7月24日—25日，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联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经济研究》杂志社在大连市举办“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滨城，共享产业组织研究的盛宴。

论坛开幕式由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肖兴志教授主持，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吕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夏春玉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吕政研究员、史忠良教授、郑红亮研究员、王诚研究员、林平教授、张昕竹研究员等主持了会议讨论，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新医改”与政府规制改革、安全规制波动、网上拍卖等产业组织前沿问题展示了丰富的成果并进行了热烈研讨。

一、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空间

（一）文化传统与产业组织

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结构中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受到他所接受和供给的商品或劳务的影响，也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杨春学据此出发，阐释了文化传统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并指出从文化传统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可以大大拓展现有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畴。他认为，一个经济体中社会资本的丰裕程度及其形态表现也属于一种产业组织特征，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可以针对企业边界、企业规模等重要产业组织问题给出崭新的解释，因此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杨春学指出，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所限制（即著名的斯密假说），而福山（F.Fukuyama）以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概念来定义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传统，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明各种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别，从而表明劳动分工还取决于文化传统，大大拓展了斯密假说。杨春学进一步阐述，如果把社会分为信任局限于有血缘关系和熟人之间的“低信任度社会”与信任扩展到陌生人的“高信任度社会”，那么很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组织模式的差异都可以得到解释。

（二）时空结构与产业组织

时空结构或时空关系是社会经济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过去对时间的研究大多脱离空间基础，对空间的研究也有忽视时间因素的倾向，结果缺少统一的经济时空观和分析方法。荣朝和指出，从总体上看，经济学仍没能很好地解决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问题，在主流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分析框架和模型中，所有的经济活动和市场交易几乎都是瞬间发生在没有距离概念的“针尖”上，因此现实世界无法得到如实反映。他判断，经济学需要跨过由于自身分析手段原因无法对现实时空中的经济现象给出合理解释的阶段，也不能再将原本统一的时空问题割裂成相互脱离的时 肖兴志、于左、吴绪亮，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16025，电子信箱：office@io-base.org。

该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间问题与空间问题，而产业经济学也到了应该思考时空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组织问题的时候。

二、规制理论前沿与中国规制政策改革

（一）“新医改”与政府规制改革

2009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新医改意见，中国新医改正式启动。张昕竹认为，新医改总体目标和思路明确，但路径仍不确定，特别是医疗服务行业面临的许多政府规制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张昕竹指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医疗行业基本特征，医疗服务市场存在市场失灵。非市场化社会制度的出现，加之市场化因素导致的盈利动机，同时会带来医疗服务市场的其他问题，即“旨在优化资源配置的社会调整过程自我产生前进的障碍”，并产生复杂的次优问题，从而不但引出福利比较的基准问题，而且对政府制定合理的规制政策提出巨大挑战。就中国而言，在医疗保险市场上，政府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职能缺位，造成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缺失的；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政府经济规制缺位和越位并存。此外，对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的规制不当，特别是15%零售药价加成（或零差率）规制，以及对医疗服务定价过低，造成相对价格扭曲，扭曲了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激励，使得药价虚高，基本药物中低价药退出，并产生过度医疗和过度用药问题。

张昕竹认为，中国新医改的大方向已定，即承认市场有缺陷、政府应与市场相结合，但政府和市场的定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为此，他给出政策建议：其一，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包括推进医疗服务市场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培育医疗保险市场；其二，政府应担负起主要作用，包括根据国情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和改善政府规制，改善政府治理，同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引入相关利益者，完善保险市场和医疗服务市场治理等。

（二）安全规制波动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执行尺度呈现波动特征，规制不足（Inadequate Regulation）和规制过度（Excessive Regulation）两种现象交替出现。肖兴志、陈长石据此提出“规制波动”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在对煤矿企业进行规制过程当中，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双重性所造成的规制不足与过度规制交替出现的现象(以煤矿事故的发生为界限)。他们认为，安全规制波动广泛存在于中国煤矿安全规制过程中，与煤矿高伤亡率一起构成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最显著特征。

肖兴志、陈长石将经济激励体制纳入理论框架分析当中，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三方的委托代理模型，进一步推出实证假设：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水平波动对煤炭产量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采用平滑迁移回归模型对这种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进行检验。他们所做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两方面很有价值的结论，其一，煤矿安全规制波动是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直接原因，而围绕煤炭这一巨大利益体所形成的利益联盟和激励制度是造成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原因；其二，煤矿产权改革是在经济层面对煤矿事故与煤炭生产之间的一次权衡，它能够减少煤矿事故，却无法彻底解决煤矿安全问题，消除安全规制波动，保持规制水平的稳定性才是治本。因此，要实现煤矿安全问题彻底解决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继续推进煤矿安全规制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三）社会性规制体系重构与自然垄断行业改革

中国社会性规制依然存在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社会性规制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白雪洁认为，对“自然-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系统的发展次序、优先地位、组合关系、政策偏重等的不均衡设置会形成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实质上是一系列有关自然-经济-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对社会性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王军通过构筑一个两国贸易模型来揭示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试图找到波特假说成立的理论依据，在经验上验证污

染避难所假说的适用性。王军的研究发现，在古诺—纳什均衡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推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那么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就能够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国际竞争力。

放松规制是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范合君、王文举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分析了放松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他们的研究发现，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产业放松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递增的。郑世林实证分析了规制、竞争、产权改革政策对中国电信部门绩效的影响，发现在不考虑政策之间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电信放松规制和两次拆分竞争改革显著改善了产业绩效；当考虑政策之间的交互影响时，发现产权改革的负效应主要来自于竞争和产权改革之间的交互影响，而产权改革自身却显著改善了部门绩效。姜春海分析了现行煤电价格联动政策存在的煤电价格信息难以准确统计、联动幅度确定随意性较大、联动的计算周期跨度过长等主要缺陷，并提出了调整价格联动幅度、适当缩短联动周期、完善煤电交易机制等建议。

三、反垄断理论前沿与中国反垄断政策实施

（一）中国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竞争中性原则

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是否应该考虑产业政策因素？林平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本质的不同。竞争政策保护的是市场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因此政府只是“比赛的裁判”，而产业政策实施中政府则是直接干预甚至参与比赛。产业政策虽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会妨碍竞争，但是在某些情形下也确实可以促进竞争，例如通过培养新进入者(空中快车与波音)、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利用“看得见的手”来培育市场等。至少从尊重法律的角度来说，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应该考虑产业政策因素。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应如何考虑产业政策因素？林平提出“竞争中性原则”（Competition-Neutral Principle），并认为该原则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保护竞争是反垄断法的最终极目标；第二，执法机关只应在一项行为/集中既不显著地限制、排除竞争，也不显著地促进竞争时，才考虑产业政策因素；第三，对竞争效应的评估，应独立于产业政策考量。

林平同时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环境里，产业政策影响相关市场的结构、技术进步、市场进入等，竞争效应测验是在产业政策和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真正做到竞争中性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两点应该达成共识，即反垄断不应成为产业政策的工具、国家安全审查不是产业政策的工具。

（二）中国的竞争政策体系目标及设计

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与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这一结论仅仅是观察性的。于良春通过对竞争政策的历史回顾认为，竞争政策的设计要与本国的国情及具体的经济环境相适应。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本身国情的约束下，竞争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可能会更多元化。此外，虽然中国的竞争政策设计的目标出现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目标，而且设计的逻辑起点不同，但竞争政策设计在应用经济学作为基本的工具时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不同之处更多地体现在了对具体标准的规定方面。对于竞争政策设计中所涉及到的具体标准，我们应基于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各国竞争政策设计的目标等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确定。不同标准的设计对产业中的企业的激励作用是不同的，边界值一旦确定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因此对边界值的设计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进行。

中国一个广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余向华的微观实证表明，中国的行业垄断性对于行业工资决定进而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较大而且显著，从调查数据看，校正了自选择偏差之后，就平均工资水平而言，垄断行业高出非垄断行业大约39%。

（三）默契合谋、规模经济与铁矿石定价

近年来，中国在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持续被动，引起了一些产业组织学者的关注。于左、彭树宏构建了企业部分交叉所有权下默契合谋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发现企业之间形成默契合谋的可能性随交叉所有权比例的提高、一定范围内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和交易频率的增加而增大。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将企业部分交叉所有权（共同所有权）纳入并购控制的反垄断立法及执法审查，以及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积极行使反垄断法域外管辖权，对“两拓”涉嫌默契合谋行为和申请设立铁矿石生产性合资企业进行全面深入的反垄断审查等政策建议。孙泽生基于生存能力法的规模经济测度发现，铁矿石贸易的规模经济区间为5%以下；铁矿石消费环节的规模经济区间为10%以下，导致了多种形式的铁矿石贸易中介组织共存的特征。

四、合约、激励与企业策略性行为

（一）合约与激励理论

具有人力资本专用性质的飞行员劳务合约被公认为缺乏合约效率，即投资不足和准租金挤占。而于立、刘凤芹的研究发现，飞行员劳务合约不存在投资不足问题，关于薪金纠纷中的敲竹杠行为也不是专用性人力资本导致的，而是市场需求变化和行政制度使然。可选择性默认合约可较好地解决这类问题，纵向一体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然的解决方案。彭宜钟建议采用证券化的思路应对生态违约风险，认为这种新的证券化产品通过把生态品质的维护转化为一种完全由利益驱动的交易，开创了一套以交易化手段应对生态违约的新机制，大大提高了生态违约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陈艳莹的研究表明，与只披露产品质量是否超过临界值的“通过型”认证相比，将产品质量划分被不同等级的“评级型”认证能更大程度地吸引企业参与自愿性认证。中国目前的自愿性认证多数采用“通过型”的信息披露方式，是导致认证覆盖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孟大文从多维机制设计的视角解释了激励损失，发现当存在不可观测的风险规避或成本的时候，相对于最优合约而言，次优工资合约的激励作用降低，而风险规避和成本的多维不对称信息会导致所有代理人激励的缺失。孟昌从委托—代理视角来分析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行政性进入壁垒和规制内生出的生产者激励问题，认为在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规制经济中，如果规制者面临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那么提供固定价格契约和成本加成契约等都会诱使被规制者隐藏其私人信息，实施高报成本的策略。

（三）企业策略性行为

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实施一直受到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卢东斌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冲击及其影响入手，根据其强度设置了9个象限，分析了每个象限内的企业可选择的并购战略，并对1999年至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卢东斌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确实存在着产业间的不均衡，而且影响产业内企业收益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会对产业内的并购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产业冲击显著影响产业内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这与一般并购动因理论中的只有在经济繁荣、企业在寻求扩张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并购的传统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卢东斌的研究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思考产业冲击与企业并购战略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中外企业联盟的组建动因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国企业为了获取市场，而本土企业为了获取技术，原毅军却认为这一认识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价值创造能力角度出发，他分析离散变量下的企业决策行为，得出价值创造能力最大化是企业行为决策的唯一准则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中外企业联盟的组建动因，从而解释了中外企业自愿组建联盟的内在机制。他的研究为解释中外企业联盟中的企业的组建和分工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蒋传海考察了在具有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的市场中，相互竞争的企业基于消费者的购买历史实行差别定价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形成机制。他的分析显示，企业为了应对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会采用奖励忠诚式定价机制；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会弱化企业两期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存在“默契合谋”；在不对称定价策略下，有能力根据消费者的购买历史进行差别定价的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他的研究对现实经济中的许多重要经济现象和企业竞争策略的本质特征提供了理论解释，如常旅客计划、会员卡发放和优惠券折扣等。

五、网上拍卖、双边市场与国际电信资费

（一）网上拍卖

世界范围内网上拍卖交易的价值急剧增长，日益成为商品交易的流行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产业组织学者的关注。陈宏民指出，网上拍卖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包括：竞价策略，如末尾抢标效应；欺诈风险，如声誉机制建立；买方合谋，以及与代理商的纵向合谋；拍卖方式选择与保留价格设置；网上组合拍卖：机制设计与均衡价格决定。他认为，网上拍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把网上拍卖看作拍卖行为在网络上的延伸，而不是将其视为网上交易的一种特殊方式；把网上拍卖仅看作为买卖双方的行为博弈，忽视拍卖交易平台的第三方中介作用；集中于单一产品的拍卖，忽视网络外部性对交易双方收益的长期影响，从而无法有效探索声誉机制的内生机理和最优形式，难以杜绝网上欺诈与网上组合拍卖中的虚名投标问题。陈宏民进一步考察了具有竞争性卖方的网上拍卖，发现网上拍卖中存在着显著的、内生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他指出，这一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进一步的研究可关注平台的功能和影响、多产品、多卖方的拍卖以及拍卖物品的属性研究。

冯中越建立了竞买者与竞卖者多阶段信号传递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竞买者并不以其真实价值出价，最高出价等于其价值减去参与其他拍卖的预期收益（外部选择权的支付剩余）的价格；交易双方仍然选择博弈前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拍卖从一开始就会有竞价，竞价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但由于其他低起价拍卖的进入而增速有所减缓，后期受到竞买者迟出价策略的影响，价格增速将大幅提升；平行网上拍卖是有效率的；交易价格最终取决于进入到该拍卖的次高价值竞买者的出价。

（二）双边市场与国际电信资费

支付卡网络服务的双边市场性使其定价机制有别于传统商业模式，在这一领域应用传统的基于“单边逻辑”的规制可能带来不合意的政策效果。王文祥、史忠良认为，该领域进一步的研究总体上应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在模型研究方面，应尽可能使假设条件接近现实，比如考虑支付卡网络之间以及商户之间的各种不完全竞争情形、支付工具之间的竞争，另外可针对各经济体（或区域）的具体环境条件设定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二是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构建数理模型着手，其理论的解释力度是否够强，是否反映了支付卡产业的内在机理，这些都有待于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而目前实证研究极度稀缺，近十年来各国的规制实践可能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数据条件，这是支付卡经济学研究将来可能取得丰硕成果的领域。

居恒、谭国富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寡头垄断模型来考察国际电话市场的均衡价格和结算费率，解释不同组织形式接入谈判的经济效果，并运用美国市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竞争能够降低资费，但是程度非常有限；按照流出比例分配流入流量，对于资费没有实质影响，反而会增加接入价格；统一谈判原则下，单方面竞争和“比例分配原则”都会增加净支付，有损美国运营商；当外国市场不存在有效竞争的情况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直接规定接入价格的上；市场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两国共同开放竞争。如果仅有单方面的竞争，政府需要设定接入

价格。

六、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技术创新与效率

以往的研究对技术外溢的组成部分没有细分，所以对何种技术形式对技术外溢起到主导作用无法进行深入分析。刘秉镰提出“技术势能”假说，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分阶段考察了“技术势能”各组成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的效果明显，依次表现在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上，但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势能”抑制了技术外溢效应，主要表现在抑制了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而在技术效率上则表现出了溢出效应。王维国的研究表明，行业间相对技术效率水平与要素替代性征差异明显，资本密集行业与劳动密集行业要素配置效率优化存在反向特征，借助于要素替代与规模提升的节能路径只在部分行业适用。庞瑞芝将创新理解为一种从投入到产出的生产过程，通过网络DEA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工业创新过程整体效率偏低，“创新知识转化”效率低是主要制约因素。

产业高度集中导致更多的研发支出，还是更高的研发强度导致了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唐晓华、赵丰义、张丹宁认为，产业组织学研究领域逐渐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集中度和研发强度皆为内生变量，应该同时在一个均衡系统中决定。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找到系统的外生解释变量，通过改变外生解释变量促进集中度与研发密度协同升级。王传荣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企业规模与创新激励表现出“弱倒U型”关系；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创新激励之间呈“非线性单调负相关”关系，外资产值比重与创新激励之间呈“正U型”关系。

根据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创新是一种逆经济周期的现象，茆健、林珏的实证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发现，总体上中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小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的原因来自金融约束效应。

（二）产业结构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如何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论却并不完全一致。郑若谷、干春晖、余典范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影响，而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恰恰相反，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相同的。总体上，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合理性的调整而不应过度执著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

赵进文运用Panel Data模型实证分析了1989年至2006年间中国影响日本制造业产业外包的主要因素。他的研究表明，不仅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比例和中国制造业各产业在世界出口的比较优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率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尽管规模经济也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变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整个外包发展的增长趋势。

自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已经实现了经营状况的企稳回升。孔宪丽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及时的跟踪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共经历了三次完整地景气循环，现正处于第四次循环的下降期。

“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受到产业组织学界的广泛关注，征文发出一个月便收到60余篇学术论文，后甄选出44篇高质量论文汇编成册，反映了中国产业组织学研究的大致水平。参会学者普遍认为，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促进中国产业组织学（产业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推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篇：金融工程与金融效率问题研究论文

内容预览：

自７０年代以来，金融管制普遍放松，金融自由化席卷全球，全球市场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金融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直接促进了投资基金、金融衍生工具等风险管理技术的爆炸式增长，使金融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一深刻的变化中，作为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发展理论基础和技术保证的金融工程，于８０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领域中出现，并伴随和推动着金融创新的变革。至９０年代，大规模、大范围地运用金融工程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来解决日益复杂的金融、财务问题的金融工程化趋势已不断加强，金融科学已从传统的描述性和分析性的阶段过渡至到了工程化的阶段，开始大规模地创造出经济和社会效益。金融工程已对全球的金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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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问题提出、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物质结构理论是现代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了物质构成的奥秘、物质结构与性质的关系，是中学化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教学价值。通过本课程模块的学习，让学生增强学习化学的兴趣，进一步形成有关物质的基本概念，初步认识物质的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关系，能从物质结构决定性质的视角解释一些化学现象，预测物质的有关性质，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为了更好地教学，需要我们对不同版本的教材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今后的教学。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高中化学教材中分子结构与性质的编排，对其内容进行对比整合，以期为优化教科书体系提供参考依据，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建议，实现教材内容与教学内容和谐的统一。研究意义：

1、为优化教科书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2、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建议

三、研究对象及方法 研究对象：

1宋心琦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选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版（新课标人教版）

2王磊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选修），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四版（新课标鲁科版）

3王祖浩主编，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选修），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新课标苏教版）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法：通过比较三个版本的化学教材的章节设置、知识点呈现顺序和栏目呈现方法和习题设置来对教材进行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