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任危机表现及原因探析

第一篇：农村信任危机表现及原因探析

农村信任危机表现及原因探析

—基于对F村调查分析

徐艳艳

摘要：农村稳定是整个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而信任是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通过在F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当地农村有着严重的信任危机。特别是村民对当地的领导的不信任，这对干部开展工作带了很多不便。而造成信任危机的原因很复杂，急需采取措施缓解这一危机。

关键词：农村信任危机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和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一个基本机制。但是，近些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信任现状不容乐观，尤其是正处于急遽转型期的农村。在所有的信任危机当中，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危机尤为严重，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同时这一危机已经让农村基层政权在工作中付出了代价。如果不能够得到缓解，将会严重影响到新农村的建设进程，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笔者针对这一情况，对家乡的信任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通过实地调查、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希望通过调查了解当地居民的真实想法，并探析造成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危机的原因，进而找到一些针对当地情况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一、F村的基本情况

F村是重庆某县的一个“县级示范村”，全村辖7个社，有607户，总人口2030人，现有耕地2320亩，人均地1.14亩。海拔在600—800米，总面积7平方公里。由于地处高山，土壤比较贫瘠，主要农作物为稻谷和玉米。也间种小麦、油菜以及红薯。从2003年开始，为了防治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该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了退耕还林工程。由于耕地的减少，大批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在家里的除了老人就是小孩。在2011年，该村突破了人均年收入10000元，其中外出务工的收入占了全收入的65%以上。

笔者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因为当地很多居民都外出打工了，根本找不到人填写问卷，因此只发放了40份问卷作为辅助调查，问卷回收了40份，回收率为100%。样本的选取方法主要是分层抽样和偶遇抽样。

二、信任危机的现状

表1：你信任当地的村干部吗（N=40）频数

15百分比（%）2.5 10 25.0 37.5 25.0 有效百分比（%）2.5 10 25.0 37.5 25.0 非常信任 有效 数据 比较信任 一般 比较不信任 非常不信任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调查的40里，“非常信任”当地领导的只有一人，“比较信任”的只有4人，两者一共只占总数的12.5%，而“比较不信任”和“非常信任”的共有25人，占总数的62.5%，足以看出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危机的严重程度。在调查问卷中还设置一题为“你对当地领导满意吗”？满意率比信任率更低。经过调查访问，选满意的人，主要是跟村干部关系较好的，有亲属关系的。这样一来，村干部让他们家享受到了比其他村民更多的利益，如成为了低保户或者是五保户，拿到了国家拨的款。正是由于有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存在，更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更多的村民对村干部的不满意和不信任。

三、信任危机的表现及原因

1、信任危机的表现

首先，农村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难度很大。这点可以从很多方面反应出来，最主要的就是农民几乎不愿配合当地领导发起的任何活动，即使参与了也是怨声载道。比如春节前村干部打算修一段公路，由于上面没有足够的拨款，需要村民投钱，可当地村民没一个拥护这样的政策。经过访谈，村民们都认为上面已经拨了足够的款了，村干部这样做只是为了贪污更多的钱，即使他们交了钱公路也不一定会修的，或者修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处。这样的情况以前有发生过，在去年当地村民有交钱安装自来水管道，安是安上了，可是现在管道里却没有水。这岂不是白安了。同时在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一处水管破了近一周了，也没人修理。村民向村干部反映这一情况，村干部都搪塞过去了。这样一来，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难度势必要增大了。

其次，表现在村民对基层政府的公正性的怀疑与不放心。这点在当地的表现 尤为突出。在他们看来任何跟金钱、利益有关的东西，如确定低保户，这都是因为关系，关系好了就是低保户了，或者是因为有村民给基层领导送了礼，所以才让他享受了低保的待遇。这不是哪一个村民这样想，在访谈的时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同时都觉得自己过得很困难，应该享受国家的补助，而某某家庭过得还比自己好，凭啥他能吃低保呢，自己却就不能吃低保呢？

2、信任危机的原因

（1）时代因素

中国正处在一个飞速转型的时期，在这一转型时期，旧的约束体制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礼”，已经遭到破坏，而新的正式的机制却没有被有效的建立起来，使得农村社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村民变得不相信他人，更加不相信当地的领导。同时由于社会流动加剧，农村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不再是原来相对独立与封闭的社会，开始了“迎进来，走出去”的历史演变进程。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多外出务工的人，见了世面，遇见更多有能耐的人，进而觉得当地村干部也就那样。农村发展了这么多年基本没有太大的进步，进而村民也就不相信村干部能带领大家走上致富的道路。

（2）社会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当地农村每家每户都有了电视。经过调查村民农闲的时候的主要消遣方式就是看电视，或者是聚在一起聊天。因此农村不再闭塞，农民也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而是非常关注国家的动态。近年来，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和庸俗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很多贪官纷纷“落马”，造成了公众对政府权力的使用和政府形象的普遍怀疑。这些信息当然也传递到了农村。几年前，绝大多数农民只抱怨村、乡两级干部或组织，而坚信县级以上政府“是好的”，上面的“好经”被村、乡两级念“歪”了；现在，他（她）

们已经开始不相信县级政府。因此电视媒体给农村所带来的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了。

（3）农民自身因素

经过调查发现，当地的年轻居民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只有儿童和老人留守在家里。除了正在上学的儿童，当地很多农民都是只认识一些字，特别是农村妇女，有的连字都不认识。详细情况如下图：

表2：户主文化程度是（N=40）

频数

百分比（%）77.5 17.5 2.5 2.5 0 有效百分比（%）77.5 17.5 2.5 2.5 0 小学及以下 有效 数据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学及以上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村民的文化程度总体来说很低。有77.5%的户主是小学及以下的文凭，上初中的也只有14人，占总数的17.5%。上高中及中专的更是少的可怜都只占了2.5%。而上大学的，全村没有一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那些有文化的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其次，该县地处山区，上学条件很艰苦，因此总体的素质就不是很高了。

这一现状使得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行为，价值观还很容易被外界所影响。只要村里有威望的人说当地政府腐败贪污，不干正经事，不管有没有这回事，他们都会认同有这回事。同时低学历，也给政府的宣传解释工作带来了一些阻碍，有时候可能政府解释了，但农民却没有听懂，甚至是曲解了领导的意思。

（4）、基础领导自身的因素

基层领导自身因素，是所有原因当中最关键的。首先是基层领导行政行为的失范。行政行为失范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基层政府在其行政过程中常常出尔反尔。在改革的初期，基层政府由于缺乏经验往往跟风，市场上今天辣椒卖得好就让农民种辣椒，明天花生卖得好，就叫农民种花生；农民因此没少吃亏。现在F镇又再发起种油茶树，据当地的村干部说，这种油茶的前景很好，以后可挣钱了。但他们却没有看到这种植物的前期投入非常大，而农民却没有这么长远的眼光。同时油茶都是种在耕地里的，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妨碍庄稼的收成。但当地政府可不管这些，为了他们所谓的前景在茂盛的庄稼地里栽油茶树。对此农民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没准在明年又有其他东西吸引了当地政府的注意，这样一来又得改种其他的植物了，这种事情在当地没少发生。据我了解，当地已经种过柚子树、桑树、花椒树啥的。基层领导老这样出尔反尔，农民当然不相信政府了。

其次，基层领导的自身信仰衰微。农村基层干部处于现有科层体系的末端，是中国干部队伍中的弱势干部。上面的无论哪一级政府或哪一级部门都可以管他（她）们，他（她）们谁也不敢得罪。对于个别乡镇干部来说，共产党的信仰在他（她）们的头脑中只是“符号”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我调查期间中小学开学了，一些村干部不在家里办事，而是住到了镇上照顾小孩，一个月也没见到回次家。一些干部甚至直接住到了县城里面，想要找当地的干部办点事情，不打提前打电话预约根本见不到人。在调查期间恰逢村里栽油茶树，村民因为这个争吵声一片，居然没有一个干部出来主持局面，实在让人费解。农村基层干部的这种行为怎么能让农民群众满意？农民们还怎么能信任他（她）们？

最后，基层领导能力不足。这一点跟当地人才流失严重有着莫大的关系。在当地几乎找不到未满40周岁的年轻人了。当地的基层干部都在50岁以上，只有一个委员稍微年轻一点，但年轻的也说不上话，得听书记的领导。同时在处理农民问题的时候，很多事情他们自己都不清楚，或许他们想要为人民服务，但是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让农民明白呢？不明白就只有糊弄糊弄，糊弄多了，人民自然就不信任你了，顺理成章。

前面的分析表明，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危机的确非常的严重，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也非常的多。要想改变这一现状，主要从基层干部做起，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政建设，提高党员的信仰以及加强培训提高干部的办事能力。只强化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使其不乱“作为”而有作为。再一个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侵犯到农民的利益，要守信用，只有你守信，村民才会相信你。针对村民的措施就是要加强教育，提高村民自身的素质，并指导农民创办微型企业，尽可能留住农村的精英人才，让大家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张德元，“民心”困局：信任危机根源[J].人民论坛，2010（1）

[3]侣传振，农村社会信任危机下的生长点思考—基于对Y县13个村庄问卷调查的分析[J].理论与改革，2007（2）

[4]樊娟，农村信任危机的表现和成因初探[J].商业文化，2007（5）

[5]郭斌，甄静，王征兵，王兵，刘文科，未来村干部将何去何从[J].商业研究，2007（12）

[6]楚成亚，农民公共权力观念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1（6）

作者姓名:徐艳艳、电话：***、工作单位：福州大学、通讯地址：福州大学新区学生公寓43#105、邮编:350100、电子邮箱：xuy-yan@163.com

第二篇：信任危机

一、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 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

二、为维护红十字标志的严肃性，我国《红十字会法》、《商标法》及相关法规，均严格限制第三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红十字”的标志与名称。我会保留进一步追究有关方面相关责任的权利。

三、我会一贯反对那些企图通过制造虚假信息达到对个人进行炒作的行为方式，也希望社会各界以平和心态看待此类问题，不被利用。最后，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红十字事业的支持，希望继续对红十字会工作进行监督。但是，对于红十字会的说明，在联合早报网以“郭美美事件之后你还会给红十字会捐款吗”为题，开展了一项读者投票，截止昨日，调查共获19万5645个有效投票，当中有高达77.67%的读者表示不会再捐款，会选择其他渠道，有10.75%选择“视情况而定”，仅11.58%的读者表示“依然信任红十字会”。这结果充分的说明了群众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2.2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表现政部最新统计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但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

其中，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民政部财务司有关人士表示，上述数据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大，主要是因为去年上半年我国发生旱灾、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捐赠热潮，而今年则较为平静。但是，记者从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而7月为5亿元，减少了5.2亿元，降幅接近51%。而这一变化，正是发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信任风暴的背景之下。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表示，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捐款28笔，总计15.44万元。其中个人捐款8笔共7495元，较往年大为减少。而北京市红十字会在2008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124万元、2009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220万元、2010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756万元，两相比较，差距巨大。遭遇“落差”的并非只有北京市红十字会，还有深圳市红十字会。述两家红十字会有关人士此前均曾表示，捐赠额锐减和“郭美美事件”不无关系。

三、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原因分析 从法律的高度来讲，红十字会本身属于国家机关，在我国现有国情下，缺少相应的监督，管理。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3.1法规不健全，运行不规范 在中国，有专门针对红十字会的单独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香港地区则有《香港红十字会条例》提供法律保障。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距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而且该法中并未明确提及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办法。从而在法律的高度有着先天的缺失。相对于大陆，香港特区的红十字工作是成功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具有相当的公信力，透明的财务支出让捐赠人知道自己所捐赠款项的去处。[1] 而在中国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人民发现全国各地给灾区捐款绝大部分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慈善捐款和财政收入之间被人为搞得模糊不清，政府对慈善捐款的过分掌控，让民间慈善组织难以找到发展空间。以现在国内情况来看，如何定位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难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提出，我国的慈善组织往往因为和政府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而获得的发展机会不同。离政府越近，往往资源越多，发展越好；离政府越远，往往得不到支持，资源匮乏，举步维艰。她认为，政府应该把主导慈善变为辅导慈善，给民间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替代民间社会，不仅会破坏慈善市场的资源原则，还会酿成政府和民间社会争利，甚至导致慈善事业被腐败的官员所利用。”民间公益组织的正常发育，需要《捐赠法》《慈善法》等制度为保障。这等制度固然制约民间慈善事业的“从业人”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制约行政与司法权力，明确公权对民众的责任，以保障民间公益组织的合法地位与权益。中国红十字会有专门的法律，即《中国红十字会法》，据该法律规定，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要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同时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这样的监督机制看似严密，却并不能让公众满意。[2]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我国目前对公益慈善机构的监督容易流于形式，比如对公益机构的检查报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难以建立信心和引导公众捐款。[3] 而从国外经验来看，更多的是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发挥引导的作用。美国有多家慈善评级机构，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从无星到四星不等，同时提供不同标准的排行榜，其中包括了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等。邓国胜说：“目前中国纯民间的评估机构还没出现，有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多是些民政部门发起或以民政部门主导的，带有官方背景，其最大缺陷就是行政干预，所以还是希望有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能出现。3.2监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对公众而言，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亿元补贴，其架构包括31个省级分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还拥有港澳红十字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除了这些与政府相似的行政设置之外，红十字会总会之下还包括基金会这一系统，由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传播基金以及挂靠的多个基金组成。这两条脉络揭示出中国红十字会的双重身份。[4]作为普通民众当然会产生诸多疑问，为什么中国红十字会的架构如此独特？它究竟应该是个官方慈善组织，还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各级红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红会接受财政拨款近3亿元（2007年数据），与其接受捐赠收入相当。各级红十字会的经费收支情况只需向理事会负责。虽然不能说中国的慈善机构完全没有独立性，但中国的慈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主导和控制，中国因此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体制安排很容易使慈善机构沾染政府官僚习气，容易偏离慈善宗旨，效率低下，即使慈善机构想要锐意进取，但处处受到政府制肘，活力难以完全释放。此外，政府财政和慈善机构财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公众无法将两者分开而分别监督。如果要求慈善机构公布财政明细，就一定会牵涉政府财政，公众只要求慈善机构公布财政明细而不涉及政府财政显然不现实。同时，政府也不可能对慈善机构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因为对慈善机构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自己的监督，这种监督的成效可想而知。政府对慈善事业插手过多或者直接把部分慈善机构以行政权力政府化，本身对慈善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救灾是政府的法定职责，救灾款项应该来源于财政拨款，即来源于国家税收。如今政府救灾既用财政拨款，又用公众捐款，那么两者之间必然混淆，公众无从知道财政拨款是否到位，无从监督政府是否在利用民间力量之外尽到了政府自己的职责。政府吸收捐款导致政府和民间相混淆，政府界线不清。在欧美发达国家，各国之所以支持民间慈善机构的活动，是因为政府非常清楚，政府资助不可能覆盖所有需要帮困的人群，总有一些“看不见的穷人”被遗漏。但民间慈善机构的触角却可以无处不伸，其活动的广泛性、针对性、灵活性、及时性以及低成本运作，都是官办活动所不能及的。当然，发达国家对慈善机构的这种认识，也是经历过反复的。比如，二战后的英国，曾经历过将慈善机构“国有化”尝试，将原来很多慈善公益服务接管成为政府公共服务，慈善组织的功能被弱化。之后，这种“官办模式”被证明相对低效。从当前各国慈善机构的发展历程看，慈善事业的主导权回归民间是大势所趋，政府应变管理为监督、变主办为合作、变参与为导。商勾结形成宰制导致监管不力根据沃尔泽的宰制理论, 社会是多元的, 有不同的领域, 而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殊物品;这些特殊领域物品的分配原则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公平正义标准和分配原则。而且每个领域的优势一般是不能向另一个领域转化的, 否则形成宰制。一旦形成宰制就会破坏原有领域的游戏规则和公平正义标准, 从而带来社会负效应。

四、应对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公关思考纵观整个事件可以说红十字会的危机公关是失败的，不及时的信息披露，再加上并不透明的运行机制，把不明真相的群众自然的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4.1及时、坦诚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像红十字会这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机构，吸纳了全国90%以上的慈善资金，这么多钱流向哪里，对公众来说是很重要的。据了解，以汶川地震为例，红十字会一年善款额达199亿元人民币。而政府的赈灾款项与慈善机构募捐的善款在同一渠道，这样就很难分清鸽子的的流向和最终受益人。事实上，商红会就像是在商业系统里培育出的一个基层的红十字会，如果运行良好，可在筹款和发款中建立起“非政府”性质的渠道。但是，就目前看来，红十字会与商红会的管理方式尚不能摆脱现实的行政管理窠臼，也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保证商业运作获得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本身，而非进入个人腰包[5]。集体行动的困境及信息不对称加剧了第三方监管难度由于集体行动逻辑的存在，使得有相同利益的人群难以有效地团结起来, 集体行动难以实现。此外,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 捐赠者、大众与受捐的慈善机构是处于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态势，后者在信息的掌握上处于优势。善款善物一旦捐赠完成, 捐赠者想要了解包括受捐对象、财务运行等等情况一般都要通过后者。所以捐赠者主观试图对善款善物监督, 也受到信息有限的制约, 由此二者形成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 使一些捐赠者想监督也无法全面的监督。针对捐赠者、大众与慈善组织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问题, 有必要改变二者博弈态势, 增加慈善的透明度, 建立慈善信息披露机制及完善第三方监督。卡耐基基金会主席曾说过: 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而我国的慈善事业正缺少这样透明的口袋。由此慈善组织, 尤其是接受捐助的大型社会公益或者慈善机构必须定期(如月报、年报等)向捐款人公开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情况, 或者邀请捐助者、有声誉的社会中介组织对善款进行全程监督;同时利用网络技术, 建立网络数据库, 将机构和基金的运作情况向社会公开, 接受捐款人和社会的监督。4.2开展内部整改，规范化运作改革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做好公关，加强与各个环节和相关方的交流和沟通，当然，这中间也包括红十字会跟政府的沟通。二是加强市场驾驭能力，当你和这么多企业合作的时候，你得知道它是什么，想要干什么，与红十字会的宗旨是否吻合，它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是不是具有这样的能力，最后再来判断，这个企业能否加入到使用红十字会品牌的队伍中来。[6]第三个就是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学会利用媒体的力量说话，接受媒体对我们的监督，也请媒体帮助我们答疑解惑，在关键时刻辟谣。这其中除了跟传统媒体合作，还要学会运用新媒体，比如微博。最后就是学会和公民沟通。究竟大家在民生救援、救助中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在重大灾害的时候真正需要的物资和帮助是什么，我们今后还要开展这方面的调查工作。丑闻不失为慈善改革的新契机从全球角度看，发达国家的慈善机构发展经历了漫长历史，也都经历过各种慈善丑闻，但慈善界的丑闻往往成为政府强化对慈善制度监管的新契机，推动各国对慈善机构的透明和监督狠下工夫，积累了丰富经验，较好地塑造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形象。19 9 2年，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联合慈善基金会爆出丑闻，基金会主席阿尔莫尼挪用60万 美元善款用于个人度假、购房以及包养情人，还安排儿子和朋友占据要职、享受高薪。这起慈善丑闻让美国民众的慈善热情很受伤，美国由此陷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公众募捐低潮，阿尔莫尼后来被判7年徒刑。这次丑闻**后，美国政府强化了对慈善机构的管理，要求慈善机构每年填报报表，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查阅报表，确保捐款用途。[7] 2005年7月，新加坡最富有、最成功的慈善机构——肾脏基金会（NKF）主席杜莱被爆连卫生间的水龙头都镀金，最终被迫辞职。对这起丑闻，新加坡政府一直穷追不舍，除了坚决追查、公布NKF详细捐款账目之外，还健全了对慈善机构的监管，于2007年11月推出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守则，而且更严厉监管慈善机构职责与薪金的监管守则，也已于2011年4月生效。有统计显示，全美国70%以上的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将3%-4%的年收入捐出来做慈善。慈善事业的发展依赖于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欧美的很多知名慈善机构之所以能建百年基业，关键在于慈善机制的透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益组织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丑闻，不能一件丑闻而完全丧失对公益慈善机构的信心。邓国胜表示，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得继续向前，前进的力量，来自社会的理性和热情。目前网络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但大家不应因少数不良个案丧失对慈善的信心，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而是继续给予支持，积极参与，推动慈善事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8] 4.3加强监管，信息公开 在调研中发现，红十字会每年接收几百万笔的捐款，最高的上千万，最低的几元钱，如何做到资金的来源和去路明晰，做到预算过程科学、执行过程公正、监督过程透明？这就需要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根据多元正义理论, 每个具体领域中的分配都不可能做到按它自己标准所设置的绝对公正, 总有一些人会比其他一些人更受惠于现有的分配标准。但是, 由于每个人都必然涉及多种不同领域, 所以, 只要严格保持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 不让一个领域中的优势转化为其他领域中的优势, 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领域中受损, 而在另一些领域中受惠, 以形成一种有得有失、在不平等中最终取得复合平等的结果。行政和慈善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从接受捐助起，这笔捐助的去向，要经过哪些程序，以至于最终到达捐助人群或者捐助项目，这一条运作渠道必须要有制度保障来建成阳光通道；慈善资金的使用标准与实际需要是否相符，在划拨与使用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监管无法涉及的漏洞，是否造成“爱心挪用”与“爱心浪费”，这些都必须得到切实的制度保障和实际有效的监管。慈善事业伤不起，大众绝不能接受慈善也被利用成为个别人获取不义之财的残酷现实。慈善事业是人道主义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绝不能走商业化的纯粹道路，让需要帮助的人群感受到阳光的救助，这应该是所有慈善都一样的归宿

第三篇：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淡化的表现,原因及对策

目前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总的情况是热在县市、冷在乡镇、死在村组。不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已被束之高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信鬼神：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人相信有神论，在一次问卷调查中收回的570余份问卷中，相信鬼神存在的占87.6，持怀疑态度的占10.2，不相信的仅占2.2。在一个不到50户人家的小街

上，几乎家家户户门口挂有一个用来插香的小竹筒。大门门框两旁残留的春联都是诸如“玉兔临世神护佑，神虎回宫降吉安”、“我敬神灵求平安，神佑人间万事祥”之类的带有浓厚神灵气息的对联。信天命：从调查的结果来看，相信天命的人比相信鬼神的人更多，几乎百分之百的人找到算命先生算过“八字”或家人代替算过。不少集贸市场有比较固定的算命摊点。稍微有点“专业”水平的算命先生不再走村串户，配一个叮当叫喊“论生辰看八字，观气象推流年”来招览生意了，而是坐堂待客、足不出户，且生意兴隆。据一名算命先生透露，每逢集日，最少也可以算上10人，最多算过40多人，平日里也有三五人不等。一个书店的老板反映，在农村只有两种书好卖，一种是种养方面的书，另一种就是算命、看相、看风水方面的书。信无政府主义：这种人实质上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在他们看来：“官钱权，紧相连，当官靠后台，赚钱靠乱来”，因而他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争“村官”，置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村规民约于不顾，我行我素。信宗族：近年来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在同姓氏的大湾大户中，或明或暗地有族长，由族长掌权，有事由找族长，由族长说了算。有的甚至将村两委放到一边，族长凌架于村两委之上或者族长、村长一肩担，公事为族事论，族事作公事办。二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个主义思想严重。在问卷中有近80的人答不全中央主要领导人，有70的人将实行近20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视[找文章到xiexiebang.com-一站在手，写作无忧！文=秘=114=网=站]为在责任田、自留地视为私有财产，突出表现为在责任田、自留地上建房视为合理合法。对民主政治也不关心。目前村两委换届，个别村有近一半的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参与投票选举。

三是要求上进的人少，对党的感情不浓厚。调查表明，除一些已担任村干部的非党员有要求向组织靠拢的愿望以外，其他的人为数不多。甚至有些“光头”党员一年未交党费，未参加过一次组织生活会，组织观念不强，政治思想落后，不讲原则，不讲奉献，埋怨情绪特别大。

四是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部分村支部不讲政治，不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遇到问题不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甚至讲一些无组织、无原则的“大道理”。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只能间离党与群众的关系，自损党的形象和自己的威信，影响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认识不高。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二十多年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不同程度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重经济不要政治，用经济指标衡量一切，替代一切。在乡镇这一层，或多或少地产生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项软指标，上面考核本级不易，我们考核下面也难，所以干脆不抓。具体来讲，在乡镇一级对淡化农村政治思想工作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乐观型。认为现在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过得去，抓与不抓是一回事，尤其是电视已经普及，党中央的声音可以一喊到底，上级已经为我们做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无需我们多此一举。二种是悲观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前农村单家独户，人口流动性大，人们接受外界新鲜事物多，思想活跃，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经苍白无力，无人肯信。三种是无所谓型。这种人认为做政治思想工作是“虚功”，做也可，不做也可。看不出多大成效，起不了多大作用。

二是做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氛围不够，气氛不浓。实事求是地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来，我们党对政治思想抓得不如过去紧，造成了时紧时松的局面。作为县区一级对乡镇抓农村的政治思想也没有列入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乡镇在经济工作任务繁重的同时，也不想过多地去自寻烦恼，自找事干，采取应付态度，上面喊一下，下面动一下，动与不动也无关大局。

三是当今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难度太大。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群众与乡村的联系不如过去那么密切，农民的自主性大，流动性大，召集一个会议都难以开拢，更谈不上组织学习，灌输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知识。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的方法无法显示出作用，新的工作方法又探讨不够，所以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无法展开。

四是队伍不齐，阵地不多，方法不活，适应不了农村的新形势。虽然在乡镇设有宣传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工作，但因党委集体淡化政治而淡化。尽管我们经常要求要配强宣传委员，但配上来的仍然是参差不齐，要么是只有行政能力，（本篇文章来源于←大←秘←书←网-百度直

第四篇：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淡化的表现,原因及对策

目前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总的情况是热在县市、冷在乡镇、死在村组。不少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已被束之高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信鬼神：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人相信有神论，在一次问卷调查中收回的570余份问卷中，相信鬼神存在的占87.6%，持怀疑态度的占10.2%，不相信的仅占2.2%。在一个不到50户人家的小街上，几乎家家户户门口挂有一个用来插香的小竹筒。大门门框两旁残留的春联都是诸如“玉兔临世神护佑，神虎回宫降吉安”、“我敬神灵求平安，神佑人间万事祥”之类的带有浓厚神灵气息的对联。信天命：从调查的结果来看，相信天命的人比相信鬼神的人更多，几乎百分之百的人找到算命先生算过“八字”或家人代替算过。不少集贸市场有比较固定的算命摊点。稍微有点“专业”水平的算命先生不再走村串户，配一个叮当叫喊“论生辰看八字，观气象推流年”来招览生意了，而是坐堂待客、足不出户，且生意兴隆。据一名算命先生透露，每逢集日，最少也可以算上10人，最多算过40多人，平日里也有三五人不等。一个书店的老板反映，在农村只有两种书好卖，一种是种养方面的书，另一种就是算命、看相、看风水方面的书。信无政府主义：这种人实质上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在他们看来：“官钱权，紧相连，当官靠后台，赚钱靠乱来”，因而他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争“村官”，置党和国家的法律、政策、村规民约于不顾，我行我素。信宗族：近年来宗族势力有所抬头，在同姓氏的大湾大户中，或明或暗地有族长，由族长掌权，有事由找族长，由族长说了算。有的甚至将村两委放到一边，族长凌架于村两委之上或者族长、村长一肩担，公事为族事论，族事作公事办。

二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个主义思想严重。在问卷中有近80%的人答不全中央主要领导人，有70%的人将实行近20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视[找文章到xiexiebang.com-一站在手，写作无忧！大=秘=书=网=站]为在责任田、自留地视为私有财产，突出表现为在责任田、自留地上建房视为合理合法。对民主政治也不关心。目前村两委换届，个别村有近一半的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不参与投票选举。

三是要求上进的人少，对党的感情不浓厚。调查表明，除一些已担任村干部的非党员有要求向组织靠拢的愿望以外，其他的人为数不多。甚至有些“光头”党员一年未交党费，未参加过一次组织生活会，组织观念不强，政治思想落后，不讲原则，不讲奉献，埋怨情绪特别大。

四是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部分村支部不讲政治，不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遇到问题不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甚至讲一些无组织、无原则的“大道理”。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只能间离党与群众的关系，自损党的形象和自己的威信，影响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认识不高。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二十多年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不同程度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重经济不要政治，用经济指标衡量一切，替代一切。在乡镇这一层，或多或少地产生这样一种倾向，就是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项软指标，上面考核本级不易，我们考核下面也难，所以干脆不抓。具体来讲，在乡镇一级对淡化农村政治思想工作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乐观型。认为现在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过得去，抓与不抓是一回事，尤其是电视已经普及，党中央的声音可以一喊到底，上级已经为我们做了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无需我们多此一举。二种是悲观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前农村单家独户，人口流动性大，人们接受外界新鲜事物多，思想活跃，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已经苍白无力，无人肯信。三种是无所谓型。这种人认为做政治思想工作是“虚功”，做也可，不做也可。看不出多大成效，起不了多大作用。

二是做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氛围不够，气氛不浓。实事求是地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来，我们党对政治思想抓得不如过去紧，造成了时紧时松的局面。作为县区一级对乡镇抓农村的政治思想也没有列入一项重要的考核内容，乡镇在经济工作任务繁重的同时，也不想过多地去自寻烦恼，自找事干，采取应付态度，上面喊一下，下面动一下，动与不动也无关大局。

三是当今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难度太大。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民群众与乡村的联系不如过去那么密切，农民的自主性大，流动性大，召集一个会议都难以开拢，更谈不上组织学习，灌输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知识。在新的形势下，传统的方法无法显示出作用，新的工作方法又探讨不够，所以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无法展开。

四是队伍不齐，阵地不多，方法不活，适应不了农村的新形势。虽然在乡镇设有宣传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工作，但因党委集体淡化政治而淡化。尽管我们经常要求要配强宣传委员，但配上来的仍然是参差不齐，要么是只有行政能力，（本篇文章来源于←大←秘←书←网-百度直接输入“ 大 秘 书”第一个网站便是）不具备理论水平，要么只有理论功底，却无号召力和感染力。况且乡镇中心工作多，乡镇宣委潜心下来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时间少，久而久之，宣传委员的功能被异化，实际上只是一名做中心工作的党委成员而已。其次是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的阵地呈日趋萎缩状态。原乡镇的电影队、文化站、广播站因经济原因，分别不同程度地减少，有的乡镇三站名存实亡，只有牌子，无人办公。

五是农村政治思想工作无制约措施，无激励机制，影响力不大，致使做这项工作的人无位子，受教育者无动力。

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80%，做好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当前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要理直气壮地重申党要管政治思想工作。第一要统一全党的思想，把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作为各级党委、每个党员的头等大事来认识。第二要加大对各级党组织抓政治思想工作的考核力度。首先对党组织的一班人既要考核本身政治思想，又要考核他们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成效。组织部门应严格用人标准，坚持“德”字当头，“德”字的一票否决，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标准选人、用人，净化干部队伍。不能只看经济指标或者用“短、平、快”的手段制造“政绩”。其次是对每个党员的政治思想要进行细化考核，尤其是要加强对农村无职党员的管理，使他们一方面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另一方面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第三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并且要发给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的“权力”，即考核鉴定权。要赋予这个鉴定有一锤定音的作用。招工、招干、升学、升迁必须通过鉴定人鉴定其政治思想合格后方可。

二是建立村民道德档案，真实纪录个人成长情况。对每个村民从入学起，建立政治思想表现个人档案，在学校读书期间，由学校建立，回村务农后，档案移交村里保管。对现已务农的村民人人建立一份个人政治思想表现档案，每年对村民的学习、表现记入一次，作为个人政治资料永久保存。村民迁出，必须携个人档案才能办理有关手续，增强建档工作的权威性。建档工作必须严肃认真，党支部对个人鉴定必须真实、客观、公正，对个别有争议的个人鉴定可以交给村民讨论，扩大建档工作的影响，进一步引起村民对个人行为负责。个人道德档案必须作为村民招工、招干、升学、农村“十星级农户”评选的一项重要依据，使每个村民真正自觉地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三是要切实保证一定的经费，使政治思想工作走出尴尬境地。政治思想工作是一项大投入的工作，除要保证一支较为稳定的队伍外，还要保证必要的经费投入。各级财政每年必须将这笔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用于农村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坚决改变现在动不动就要向农民筹钱的被动现状，使农民群众对政治思想工作产生反感情绪。改变农民群众对政治思想工作认为是某些部门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的手段，变庸俗化为政治化，严肃政治思想工作行为，使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树立起其高大形象。

四是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无职党员的作用。要求每个党员要蹲组挂户包人，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使每个党员，尤其是无职党员增强责任感、光荣感，达到每一个党员以点带面，影响一片、教育一片的目的。

第五篇：经济危机的表现及原因

经济危机的表现是：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生产企业、商店、银行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生产迅速下降，信用关系破坏，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混乱。

所谓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二战以后的经济危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6--8次经济危机.但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后果等,都远非战前可比.究起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来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具有阶段性,基本矛盾尖锐化是这个运动过程的一个阶段,一种表现形式.当基本矛盾趋于尖锐的时候,在经济领域其他重要矛盾(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企业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矛盾等)的交互作用下,经济危机就会暴发.具体来说,有以下原因.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即所谓结构性危机.其中产业结构失衡是集中表现.产业结构直接引发就业结构产品结构方面的矛盾,从而出现经济混乱,暴发危机.对经济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如果处理的不好,也有可能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二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引发的.尤其是重要生产资料长期积压严重过剩,一旦波及其他领域,有可能触发危机.三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失误引起的。政府用以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如使用不当,也会诱发经济危机.四是当世界经济不景气或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领域发生严重问题,可能引发地区性的经济危机乃至世界性的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