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解析：信用卡“生钱”的秘诀（合集）

第一篇：案例解析：信用卡“生钱”的秘诀

案例解析：信用卡“生钱”的秘诀

随着信用卡的广泛使用信用卡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信用卡使用不但方便快捷而且可以给人们带来周多便利那么利用信用卡还可以为您赚钱您知道吗？首先先用后还可以享受多天的免息期其次使用信用卡少带现金或不带现金让小偷也不能奈你何第三信用卡特有的信用记录能让有信用的人享受

优惠的金融价格从而也间接的带来了财富

·案例一 今年月份小李就要装修新房了可装修款还悬起的基础装修的万元钱还差一截小李向银行打听办理装修贷款需要提供抵押物又要进行资产评估等手续相对复杂等待的时间也长部分银行还需要将资金直接转入商户的账户而不能进入个人账户小李通过同事帮助办理了一张信用卡最后借助信用卡预借现金的方式几

天之内就在卡额度内成功融资万元

解析预借现金分期信用卡也可小额融资 目前多家银行信用卡中心都已推出预借现金分期这项业务预借现金分期无需提供担保和抵押不限用途客户通过客服热线可申请放款额度在卡的授信额度内次数不限持卡人可以通过柜台ATM等多种渠道取现放款后客户可根据自己的资金周转安排可选择~个月还款周期自由

分期还款并支持多种还款多种渠道

·案例二小张刚从学校毕业几年现在一家公司上班收入稳定去年下半年按揭贷款买了房子买车代步就成了他下一步的目标他看中了一款万多元的比亚迪汽车但手头只有近万元的现金仍有万元的缺口小张通过办理信用卡汽车分期付款成功贷款万元分期贷款每个月只需还元审批通过后很快就能拿车果然小张交齐申请材

料后三天就通过了一周内到经销商处刷卡交付尾款就顺利地把爱车开回家

解析消费分期也能赚钱 目前信用卡消费分期已成为许多银行常设的业务只要达到一定金额几乎什么大额消费都可分期还款大大减低了持卡人的还款压力用汽车分期付款方式购车分期额度最高可达万元且不占用正常信用额度并拥有最长个月的分期还款时限这对于收入稳定的白领既能提前享受有车的优质生活又

能有效减轻大额消费带来的压力

·案例三今年年初楼市价格有所松动孙先生夫妇终于下决心对看中已久的一套房子下叉合同也签了首付也给了哪知办按揭的时候迟迟放不下款来到银行一查询才知道年时孙先生有几次信用卡没有如期归还所以上了征信系统黑名单办理贷款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说起这事他后悔莫及又不是没还当时工作特别忙有时候还款

期限过了几天才记起来他以为后来还上就没事了谁知后果这么严重

解析信用记录 也是有价值的 随着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的完善信用记录对一个人的重要性越来越强就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只要如期足额还款至少保证最低还款额就能保持良好的记录只有记录清白才可能从银行办

理预借现金分期个人贷款信用贷款等业务

第二篇：信用卡刷卡秘诀

信用卡刷卡秘诀

首先提醒一点，不要尝试以卡还卡，这样最要不得，因为这种运作等于是往有孔的瓶子里灌水，不是长久之计。

不过，用信用卡合理理财是完全可以的，今天介绍一下，这里不是拷贝别人的答案，而是俺个人的使用体验。

第一，明白两个概念，信用卡都有记账日和还款日，一般相差20天（这期间等于你是在享用银行的无息贷款），如果在7月1号记账，那一般要在7月21日归还，这是基础；

第二，信用卡是依账单日和还款日来进行结算的，并非按自然月一月一结，所以客户就有机会使用长时间的免息期，银行宣传的最短20天，最长50天的免息期也就是这样产生的，比如有张卡账单日5号，还款日25号，那么你在6月6日刷卡，只能记入7月5日账单，然后在7月25日还款，也就是说这笔消费你免息使用银行贷款从6月6日到7月25日共50天；

第三，利用以上的账单日和还款日的间隔，再加上如果你手上有两到三张信用卡，就可以合理地将还款的压力分解，比如你有三张卡：

A卡账单日10号，还款日是30号；

B卡账单日20号，还款日是次月10号；

C卡账单日30号，还款日是次月20号。

那么你在一月中，在这月的1到10号刷C卡，11到20号刷A卡，21到30号刷B卡，这样就可以有效缓现金不足。

当然，使用信用卡归根结底还是要还款的，所以虽然有办法可以理财，但也要量入为出，平衡消费。

第三篇：信用卡案例

必将刷爆法律界‚朋友圈‛的一份判决书！

本案中，中国银行起诉信用卡欠费人沙小姐，要求其归还本金37.5万元、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以及每个月高达5%的滞纳金。经过计算相当于年利率高达78%！

法官在判决书中引述了《宪法》第3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认为：‚平等意味着对等待遇，除非存在差别对待的理由和依据。一方面，国家以贷款政策限制民间借款形成高利；另一方面，在信用卡借贷领域又形成超越民间借贷限制一倍或者几倍的利息。这显然极可能形成一种‘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外在不良观感。‛同时，法官从宪法‚平等权‛等多个层面，提出应对法律做系统性解释，认为‚商业银行错误将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作为自身高利、高息的依据，这有违于《合同法》及《商业银行法》的规定‛，并最终驳回了银行有关信用卡滞纳金的诉讼请求。

该判决必将记入史册！附：判决全文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高新民初字第6730号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负责人：周某某，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尚某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华某某，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人。被告：沙某某，女，1981年3月7日出生，彝族，住四川省会理县。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成都高新支行）诉被告沙某某信用卡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2日收到原告起诉状后，因被告沙某某未积极参与,先行调解未果，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本院代理审判员周寓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行成都高新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尚婧元、被告沙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行成都高新支行诉称，2013年9月4日，被告向原告申请长城环球通白金信用卡，按照该信用卡申请合约第三条第二款约定：‚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另按照第三条第一款约定：‚乙方在到期还款日之前未能偿付最低还款额或未能完全还款的，乙方除按照甲方规定支付透支利息外，还需按照最低还款额未偿还部分的5%支付滞纳金。‛截止2015年6月8日，被告欠付原告信用卡欠款共计375079.3元。故原告起诉至院，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信用卡欠款 375079.3元（截至2015年6月8日的本金、利息及滞纳金），及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375079.3元为本金，信用卡透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滞纳金（按照375 079.3元未偿还部分的5%每月支付滞纳金）。

被告沙某某辩称，对于原告诉称的事实予以同意，请求能够对滞纳金予以减免。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4日，被告向原告申请办理长城环球通白金信用卡，该卡领用合约第三条第一款规定：‚除本合约另有规定，甲方（即信用卡持有人）非现金透支交易从交易记账日至乙方规定的到期还款日（含，遇节假日不顺延，下同）止为免息还款期。信用卡的免息还款期一般为20-50天，具体到期还款日和免息还款期等以甲方申请的信用卡产品为准。甲方在到期还款日前偿还信用卡账户内全部欠款的，无需支付透支利息；在到期还款日前未全数偿还信用卡账户内全部欠款的，甲方应按本合约以及乙方相关规定支付透支利息及相关费用，利息由交易记账日起以实际欠款金额及实际欠付天数正常计息，甲方在到期还款日之前未能偿还当期对账单列明的最低还款额（最低还款额=信用卡额度内消费金额×10%+预借现金交易金额×100%+前期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100%+超过信用额度消费金额×100%+所有费用和利息×100%），甲方除按照规定利率支付透支利息外，还应按最低还款额未还款部分的5%支付滞纳金（滞纳金=（最低还款额-您已还款金额）×5%）。‛（前述标点符号应用系原文摘抄）。该条第二款规定：‚甲方使用信用卡所发生的各种收付款项由乙方计入甲方信用卡账户。该账户存款不足发生透支时，乙方对透支额适用上一条款关于免息和计收透支利息的规定。信用卡透支利息按月计收复利，日利率为万分之五，如有变动按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执行；起息日以透支交易记账日为准。‛该合约还约定了其他事宜。

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截止2015年6月8日透支本金为 339659.66元；同时双方一致确认截止2015年6月8日，被告因信用卡透支本金、利息及滞纳金共计375 079.3元。

以上事实有本案证据在卷支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原、被告关于截止2015年6月8日双方之间因涉案信用卡交易产生的权利义务并无争议，故对原告主张的相应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本案中原告主张的从2015年6月9日起的利息。通过庭审可以得知，原告的具体计算方式是将前期本息作为本金，该本金每个月产生5%的滞纳金并且产生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进入下一个月后上个月的滞纳金、利息计入本金，该本金再产生每个月5%的滞纳金并且产生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依此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且无论滞纳金、利息计入本金，单滞纳金每年已经达到60%，利率也达到18%，两者相加已经达到年利率78%。如果考虑到滞纳金、利息计入本金：以欠款10000元为例，第一个月（每月以30天计算）被告应还款项为10650元；第二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1342.25元；第三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2079.5元；第四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2864.67元；第五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3700.87元；第六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4591.43元（不及半年被告应还利息已经达到年利率90%），而且14591.43元已经成为本金进行计算，银行在沟通中表示满了半年就不再计算滞纳金，但在正式诉讼请求中原告并未放弃欠款6个月后对滞纳金的主张。即使从此起不再计算滞纳金，仅计算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此时继续观察银行的利息（仍以每月30日计算，月利率为1.5%）：第七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4809.87元；第八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032.02元；第九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257.5元；第十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486.36元；第十一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718.66元；第十二个月被告应还款项为15954.44元。经过初计算年利率已经达到59%。进入第二，因为应还款项呈每月按1.015倍增长，1.015的12次方约为1.195，到第二十四个月被告应还款项约为19065.56元，平均年利率约为45.32%。如果加上每个月计入本金的5%滞纳金，每月以1.065倍呈等比增长，第十二个月应还款项约为21237.8元，年利率达到122.37%。当然，我们可以声称如果被告诚实信用、依照合约及时还款可以避免后面利息的比例增长，事实上被告一旦超出免息期还款，哪怕在第一个月还款，其年利率也已经达到78%。这种利率约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值得探讨。

第一部分贷款利率有法律限制。

依照通常理解及法律专业理解，尤其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其指出：‚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信用卡透支在本质上属于信用贷款业务。依照我国法律对贷款法律关系的理解，贷款利率应当受到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贷款利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利率，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确定。‛由此可见，对贷款利率进行限制是我国法律体系的基本要求和精神。

第二部分如何确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

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如何确定，对此法律没有针对银行贷款利率的直接规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可见，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上限即是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质言之，法律对于自然人借贷利率的限制并非因为借贷关系发生在非经批准的主体之间，而是将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普遍规定扩展到民间借贷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该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一系列规定中，能够看到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借贷利率、相关违约处罚受到上限的严格限制。当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排除在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中的适用的。不过从合同法的体系中可以甄别民间借款利率之所以被限定为年利率24%，是因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并非因为借贷形式为民间借贷其年利率被限制在24%范围之内，而是因为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规定的存在，民间借贷的利率才被限制在24%之内。故而，超出24%年利率的借款（无论自然人抑或金融借款）均违反了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本案中，信用卡合约中设定了每月计利为本的利率计算及滞纳金，从法律上看其中既包含利率也包含违约金及其他费用，不过从前述体系可以看出，这些约定均具有法律效力，但其总额不得超出24%。

当进一步解读我国法律设定的利率体系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国家一方面宣称对于借款利率上下额度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对于商业银行借款利率却从来没有明确规定。事实上，形成这一现象有其社会背景，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国家相信这些经营主体会模范地遵守相应规定，不会对其他经营主体或个人形成高利盘剥，会在国民经济和国计民生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种信任的存在，商业银行自然会模范遵守国家关于利率限制的规定，是否规定贷款利率上限并无实质差异。这种理解不仅可以解释对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规定的缺失，也有充分的事实与法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印发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虽然因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生效实施而被替代废止，但是其中依照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制定的相关条文的逻辑也是清晰可见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可见，在有权解释机关看来商业银行利率不待特别规制，也不会形成高利、高息问题。从而信心满满地认为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而同时仅对民间借贷利率设定明确上限。

第三部分如何正确理解相关职能部门制定的关于信用卡滞纳金和利息的规定。

银行不同意见会认为，信用卡的利率收取并未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本案中原告提出依照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发卡银行对贷记卡持卡人未偿还最低还款额和超信用额度用卡的行为，应当分别按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超过信用额度部分的５％收取滞纳金和超限费。‛第二十三条规定：‚贷记卡透支按月记收复利，准贷记卡透支按月计收单利，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此项利率调整而调整。‛显然，如果机械理解前述规定，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确实合情合理而且符合双方合约规定（在合约中，被告已经表示对格式条款已经充分阅读、理解，故该合约虽为格式条款，产生约束力）。但是，法律条文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要进行系统的理解和解读。本案中值得反思之处就在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该规定是否是没有前提和范围的适用，据此认为原告主张的利息合理。这是商业银行对中国人民银行规则有意或者习惯性地误读。这有正反两方面地论证：

从正向角度，我国是统一的法律体系，任何法律并不孤立存在，而是系统性地存在。既然国家法律已经确定利率具有上限，无法想象国家法律执行者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容忍或者放纵商业银行无上限的利率计算方式，当然反对意见可以认为利率高也是高得有章可循的。在判决第一部分，已经表明了原告的利息主张并非呈算术增长，而呈比例数增长，滞纳金每月计算更是增长惊人。面对这样的增长，仍然判断利息存在上限，这种判断显然脱离社会的一般常识和常理。类似规定的正确解读应当是：规章允许在法律规定的利率限度之内，采取万分之五或者5%滞纳金的方式。法律文本之间的相通性、法制的统一性，我们能够确信，相关职责部门一定是在法律规定的利率限度之内制定、执行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第二款界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维护金融稳定系中国人民银行职责所在，如果允许信用借款事实上不受限制的超高额利息，必将产生不利示范，在增加借款利息的同时，增加金融风险。利益和风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一对天生的矛盾，相关职能就是通过监督管理使金融系统利益和风险处于合理限度范围之内，从而发挥金融最大经济和社会价值。因而，片面、孤立理解相关规章，将违背规章和规章制定者、执行者的初衷，良好的规定也会走模变形。

从反向角度，如果认可信用借款超高额利率将导致为法律及社会民众不可容忍之悖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处引用宪法并非作为裁判依据而仅用于判决说理论证）平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基本内容与内涵。平等意味着对等待遇，除非存在差别对待的理由和依据。一方面，国家以贷款政策限制民间借款形成高利；另一方面，在信用卡借贷领域又形成超越民间借贷限制一倍或者几倍的利息。这显然极可能形成一种‚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外在不良观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的借贷行为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可见，民间借贷与金融借贷的法律实质特征区别在于是否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贷款。国家对特定实体予以批准从事金融活动，是期待其通过金融活动在扩大投资和促进消费两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特有贡献，而并非特许银行可以形成高利、高息，形成特权。对于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银行监管部门从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社会经济进步良好目的和愿景出发执行的相关规定进行解读与适用，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实体和行业利益。

小结：相关职能部门规定了信用卡收取滞纳金及逾期利息，这些规定不能任由商业银行脱离法律体系进行解读。商业银行错误将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作为自身高利、高息的依据，这有违于合同法及商业银行法的规定，也有违于社会公众对正义与公平的基本理解。这种解读是违背相关职能部门制定规定的良好出发点和立法宗旨的。

第四部分辅助理由：违约金调整对信用卡高利、高息的分析。

从原告提交的合约来看，合约依照相关职能部门规定在合约中约定滞纳金及利息，这一规定本质上属于违背合约义务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滞纳金、利息、复利，尤其是滞纳金及复利在法律属性上为违约金性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法庭观察到，近期法学理论界对司法实践对违约金调整降低的普遍性已经提出质疑，理论界呼吁重新认识违约金促使债务实现的担保功能。事实上，如果观察学理发展脉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普遍认同违约金担保债权实现功能，继而学术界反思违约金与担保条款的区别差异和不同，司法实践形成‚以补偿性为主、以惩罚性为辅的违约金性质‛（引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6条）的认识也是理论与实践互动形成之结果。法庭常常怀疑这些理论讨论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因为其讨论往往集中于违约金的意思自治过程，然而，违约金调整并非法律对意思自治过程的矫正，而是对意思自治结果（即违约造成的损失与约定违约金的比较）的依法干预。

进行这种干预的一个重要依据在于：如果有极强的惩罚条款，那么，权利方将通过从义务方不履约中获益。权利方就有去扰乱义务方的动力并造成履约困难，这种干扰会（无效率地）浪费资源；而且义务方被迫使用资源去监管权利方以停止这样的干扰行为。这样，惩罚条款将导致当事人双方浪费型使用资源和无效率，从而背离合同目的。信用卡使用者确实比其他消费者更加注意透支、还款计划，因为哪怕很小的疏漏也会形成很高代价的赔付。法庭没有资料可以判断否定了银行对于信用卡透支借款的高利、高息是否会对银行信用卡业务造成影响及多大影响。但如果一个业务的盈利要取决于自身交易对象的违约和不诚信，建立在这种不诚信期待上的交易体系又为什么值得法律保护呢？

信用卡透支贷款，滞纳金、利息、每月的复利，纵使只是具有基本常识也断然不能否定其极强的惩罚性质，违约金约定在约定违约金远远超过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可以依当事人申请进行调整，故而由人民法院进行调整、限制高额、高息也为正当。

第五部分信用卡业务的特殊性能否支持其高额利率？

银行反对意见会认为，信用卡业务尤其是透支贷款业务与一般贷款业务存在巨大差别，银行在这个业务中也存在更大和更广泛的风险，所以，通过极具惩罚性的条款约束信用卡持卡人也属正当。

第一，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各种商业风险本是正常，市场主体规制风险的方法和手段不是没有限制的，而应当遵循法律准则；

第二，当中国商业银行开展信用卡的业务之时，商业银行是否评估过其可能遭遇的法律风险。如果这种风险没有被提前评估，那么，商业银行自身理解的信用卡业务的规则可能被法律所否定也是理所当然；

第三，现行社会信用及法律体系已经对信用卡业务风险进行了较高保护。首先，信用卡透支超期不还，银行可直接申请记录借款人征信系统，而一般债权人不通过司法程序根本无法以此督促债务人履行义务；再次，信用卡恶意透支还有刑法专门保护。征信体系已经赋予银行高于一般债权人的债权救济手段；法律也对信用卡现金透支业务进行了刑法上的特别保护。

法庭特别提醒：法庭注意到以往生效的判决从形式逻辑而非体系解读出发进行推导，年利率24%或者四倍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适用于民间借贷，并无对银行贷款利率的特别规定，从而支持银行主张。法庭认为这些判断在特定历史发展中也是正确的，因为它符合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我国经济从弱到强在体量上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对法律进行过于精细的解读，将导致主体认识上的冲突，而社会发展程度又尚不足以承受这些不同造成的张力。这一过程中依照法律外在逻辑理解法律更容易形成共识从而集中力量发展壮大。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壮大，而且经济结构也在进行创新升级，这时自然需要对法律更为精细化地理解，因为对法律理解这一上层建筑的反思体现的是经济基础的反思，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反思，在一个强调创新的社会中，仍然笼统地理解法律并不利于解放思想，甚至可能会窒息创新。司法对于社会的另一个独特作用就在于，它并不广泛地对社会产生影响，其效力仅仅被局限在争议的个案当中，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过去适宜而正确的做法，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可以在新的案件中被重新审视，如果这种重新审视对于现行社会更为适宜和正确，也并不需要长期准备以便迎接这种变化，因为任何案件的效力都被固定在具体个案当中，改善可以慢慢来、慢慢变。

综上所述，前述论证已经充分表明信用卡透支作为信用贷款业务之一种，贷款需接受利率上限，民间借贷利率因国家贷款政策被限制在年利率24%限度之内，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定被原告不加前提条件的误读。辅助理由也表明滞纳金、复利作为合约违约金条款，人民法院有权进行调整，而信用卡业务的特殊性也不足以支持其超越年利率24%的利率。故，本院对原告从2015年6月9日之后的诉讼请求，仅在本金333659.66元、年利率24%的限度内予以支持。

故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沙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支付截止至2015年6月8日的本息375079.3元及从2015年6月9日起的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以339659.66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

二、驳回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用减半收取3463元，由被告沙某某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于履行前述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已经告知当事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的，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领取裁判文书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未领取的，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从人民法院指定领取裁判文书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代理审判员

周某某

二Ｏ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某某

第四篇：信用卡犯罪案例

近日，北京市一中院对一起盗用他人信用卡信息非法获利案作出判决，这是自今年２月２８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五，对６种形式信用卡犯罪作出规定后办理的又一起相关案件。据悉，修正案发布后三个月，全国法院就受理信用卡犯罪案件１６４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１３１％；结案１５０件，结案率提高１９４％；１２３人被判刑，比去年同期增长了１４６％。

如今，修正案发布已半年之久，本报记者会同中国银联走访了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法律、金融界专家，他们对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未来充满信心。“到中国刷卡去”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高级法官裴显鼎回忆，在我国，信用卡犯罪出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当时没有信用卡犯罪这个罪名，只好使用诈骗罪。

谈起第一例银行卡犯罪案，裴法官印象特别深。他说，这是从上海报上来的案件。一个外国人到中国使用国外的ＶＩＳＡ卡犯罪，试图逃跑，被我们截住。当时请示到最高人民法院来，问如何定罪。

裴法官曾经参与这起案件的讨论，“当时定的罪名是诈骗罪而不是信用卡诈骗罪”。

随着中国信用卡事业发展突飞猛进，信用卡犯罪也日益猖獗。从２００２年开始至２００４年这三年内全国法院一共审结了信用卡诈骗案件９２３件，判处的犯罪分子人数９１５人。２００４年分别比２００３年上升了２２．１４％、１３．９５％。２００４年上半年的发案数就超过２００３年全年。今年１月至５月，法院受案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２００４年全年受案的６６％。

目前，信用卡犯罪每年金额在１亿元左右。裴法官说，在广东一个案子缴获１万张以上伪造信用卡的情况很多，有的一个案子缴获的伪造信用卡超过４万张。

更为让人警惕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修改、完善相关法律，犯罪分子把目光瞄准中国大陆。一些犯罪分子甚至狂喊“到中国刷卡去”。以前集中在较发达地区的银行卡犯罪开始向全国扩散，西南、西北、东北等偏远省份都未能幸免。

２００３年，辽宁警方成功破获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件。５月２２日晚，嫌疑人金某在大连市一涉外酒店ＫＴＶ包房，用信用卡付费，并划账套取了万余元人民币现金。这一情况引起中行大连分行的注意。报案后，警方将金某抓获，并在其身上和酒店内搜出１００多张国际信用卡。

金某为境外人士，由青岛入境。在青岛、沈阳，金某已用这些信用卡消费、提现７０００余元人民币。金某还在大连市内、开发区多家酒店，提取人民币现金２．１万余元，购物消费将近４万元人民币。

让人不寒而栗的是，金某所持国际信用卡并非假卡，而是“出身”正规银行的真卡。不法分子将犯罪网络延伸至中国境内。据金某交代，他身上的卡都是其“上线”某邻国人崔某提供的。

６月初，警方将刚刚来到沈阳的崔某、郭某抓获，当即搜出ＶＩＳＡ国际信用卡１３１张。经中国银行鉴定，共计２４６张国际信用卡均为“真卡”，每张卡的透支额度在１万元至１０万元之间。崔、郭交代，卡的来源十分简单。在该邻国，不法分子给不良持卡人一些好处费，持卡人就将真卡交给不法分子在中国和其他邻国消费和套现，恶意透支后逃逸，境外持卡人以未出境为由拒绝付款，将损失转嫁给他国银行。据估计，本案中查缴的境外真实信用卡就达１０００多张，经济损失预计高达６０００多万元。在上海市法院最近判决的一起跨国信用卡犯罪案件中，７名境内外人员互相勾结，从境外携带、运输伪卡到大陆地区，半年内利用这些伪卡在上海市港汇、盈思、二百永新等多家大型商户，累计消费１００余笔，诈骗所得人民币３８万余元。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犯罪也是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郎胜说，新的犯罪一方面往利润高的地方发展，一方面又会往管理薄弱的地方走。为什么犯罪分子狂喊着“到中国刷卡去”，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有机可乘。

中国不是信用卡犯罪的天堂

“台湾地区曾经因为在法律上对信用卡犯罪处罚过轻，一度成为信用卡犯罪的天堂。中国大陆决不能重蹈覆辙。”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赵宇梓是一位立法打击银行卡犯罪的积极推动者。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日，在政协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我提交了《呼吁完善信用卡立法》的提案，建议对伪卡，骗领信用卡等犯罪行为进行严惩。”

２００５年２月，刑法修正案

（五）获得通过。裴法官介绍说，刑法修改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去年１２月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立法解释，即“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这就明确了《刑法》中信用卡，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信用卡，外延要广得多，一方面这种规定符合我国银行卡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今后可能出现的新业务品种。

第二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将目前出现的一些犯罪新形式、新手法确定为犯罪。比如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同时，加大了惩罚的力度，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修正案实施后，各地开始适用新的规定打击信用卡犯罪。裴显鼎法官介绍了两个典型案例：今年４月，北京，孙某拿假身份证到某银行申领信用卡，因身份证号码与姓名不符，被当场抓获。２９岁的孙某自２００３年起，在北京多家银行申办了多张信用卡，其提交的身份证明、房产证明、公司收支证明均为虚假资料。两年内，孙某累计透支已达近万元，至今分文未还。目前，孙某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此前，像这类情况多是采取劝告、监督的方式，督促透支人还款。

来自香港的两名犯罪嫌疑人黎某和黄某，利用伪造的信用卡在海口大肆刷卡消费进行诈骗活动，此案提起公诉后，海口中院一审判决：以信用卡诈骗罪对黎某、黄某定罪处罚。

裴法官说，新的修正案出台后，从公安部门到检察院到法院，加大了打击力度，审理的信用卡犯罪案件大量上升。

遏制信用卡犯罪，光有打击可不够

遏制信用卡犯罪，司法界、金融界、广大持卡人任重而道远。一是继续推进刑法的修改和完善。由于法律的修订和完善需要一系列前期准备，并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方能实施，因此，本次修正案对有些危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的行为没有作出规定，例如日益增多的商户欺诈行为。为此，赵宇梓总经理建议，对不断出现的新型信用卡犯罪行为应加强法律研究，加快立法的步伐。

二是除了修改《刑法》打击信用卡犯罪外，还应制定有关信用卡业务管理的相关行政法规，合理规范信用卡各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是从源头上遏制犯罪的有效措施。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陈小云介绍说，人民银行已经代国务院起草了《银行卡条例（送审稿）》报请国务院审议。国务院法制办对《银行卡条例（送审稿）》进行了研究修改。目前，人民银行正根据国务院法制办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该草案。

三是在立法层面上完善法律规定的同时，还应在执法层面上加大打击银行卡犯罪的力度。与其他刑事案件相比，银行卡案件虽然对金融秩序、支付环境及持卡人利益的影响很大，但往往具有标的小、案件数量多、犯罪对象确认难、调查取证难等特点，增加了公安机关的侦破难度。因此，要从执法层面上真正有效地打击银行卡犯罪，还需要司法机关、发卡机构、银行卡联合组织等多方加强协作和沟通，建立高效的协作网络。

四是“打防结合，标本兼治”。裴显鼎法官说，现在看起来，打击信用卡犯罪，我国的刑事立法在法定刑上比很多国家都更为严厉，这也表明了我国惩治信用卡犯罪的决心和态度。但是，从打击的效果来看，仅仅寄希望于严刑峻法还是远远不够的。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其不可逃避性，而不在于其严酷性。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个人银行总部汤森培副总经理认为，防范信用卡犯罪，银行和持卡人提高防范意识非常必要。在持卡人触手可及之处，增加提示服务，将防范信用卡犯罪的服务做到细节上，这都是金融机构应该加强的。他同时还提醒消费者，在使用信用卡时，应首先向发卡银行了解和掌握基本的安全使用知识，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比如妥善保管好自己信用卡密码和卡号，切不可让别人代为操作取款；进入自助银行时，只须刷卡进入，无需输入密码。在使用自助设备时，要注意周围的环境和人员，不要轻信他人；在通过网上转款时，尽量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网站，弄清网银的真实域名，最好直接手工输入，不要使用链接，并保管好数字证书。

法规链接: 刑法修改案

（五）关于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有关规定：

一、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伪造金融票证罪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有下列情形之一，妨害信用卡管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一明知是伪造的信用卡而持有、运输的，或者明知是伪造的空白信用卡而持有、运输，数量较大的；二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数量较大的；三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四出售、购买、为他人提供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犯第二款罪的，从重处罚。

二、将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信用卡诈骗罪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四恶意透支的。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篇：信用卡诈骗罪案例

2002年4月26日，杜某在某机关办公楼走廊地面拾得信封一个，内有户名为刘某的中国建设银行龙卡、存折和取款密码。当晚，艾某在中国建行某办事处的自动柜员机上输入密码后取款100元。随后，杜某将该卡可以取款的情况告知艾某，两人共同在本地另三个银行营业处的自动柜员机上先后用该卡取款共计14600元。15日后，失主刘某发现装有龙卡及存折的信封丢失，挂失时被告知卡内存款已经被人支取，遂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半月侦查将两人抓获，追回被提取的现金14700元并发还失主。公安机关对杜某与艾某刑事拘留后，经检察机关批准实施逮捕。

「审判」

本案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杜某、艾某犯诈骗罪。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两名被告人犯诈骗罪的证据不足，退回案件并建议补充证据。检察机关随后再次提起公诉，指控两名被告人犯信用卡诈骗罪。对于本案有的还提出两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在两次开庭审理中，被告人的辩护人以两名被告人没有实施假冒合法持卡人或伪造证件等诈骗行为、被告人拾得并用于取款的龙卡为储蓄卡而非信用卡、虽有非法占有的行为和目的但却没有拒不交还的情节等理由作了无罪辩护。法院采纳了其辩护意见，对杜某、艾某判决宣告无罪。公诉机关未提出抗诉，两名被告人也未提出上诉，本案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分 析」

本案事实比较清楚，认识分歧在于对杜某、艾某的行为如何定性。本文认为，应当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对被告人杜某、艾某的行为进行分析并作出正确定性。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杜某、艾某的行为不具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构成要件，因而不能定性为诈骗罪；其用于取款的龙卡不具有信用卡属性且不能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因而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由于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已经将持卡提取的款项如数退出，不具备拒不交出这个必要构成要件，也不能构成侵占罪。根据刑法第3条“法律无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的规定，对被告人杜某、艾某应当宣告无罪。

首先，杜某、艾某的行为不具有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要件。诈骗罪是侵犯财产犯罪的一种古老的犯罪。针对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新刑法将原刑法规定中的诈骗罪、盗窃罪、抢夺罪分别作了规定，又根据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手段的特定性，将诈骗罪分离为集资诈骗罪、金融支票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并分别进行了规定。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采取各种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蒙蔽被害人，使其产生错觉并“自愿”地将财物交给诈骗行为人。诈骗行为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虚构事实，即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的信任；二是隐瞒真相，即掩盖客观存在的某种事实，索取被害人的财物。与其他被害人“自愿”并亲自或委托他人将财物交给诈骗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相比，本案以储蓄卡通过自动柜员机提取现金的方式具有其特殊性。银行设置自动柜员机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储户取款，卡密码应当视为储蓄款所有权人与银行之间对取款人合法性识别标准的一种约定。自动柜员机输出规定数量现金的唯一条件是输入的密码正确，对前来取款并输入密码正确的将一律视为合法持卡人，即银行储蓄卡以密码为唯一识别标准，只要储户输入正确的密码，自动柜员机就应当按操作者的指令输出一定数量的现金，其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对自动柜员机能否按指定数额输出现金是没有作用的。如储蓄卡的合法持卡人密码泄密且储户未及时挂失，银行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在持卡取款过程中，只需要按信封内记载的密码操作即可按需取款，而不需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或银行的信任。如将“冒充”合法持卡人解释为隐瞒事实真相，将可能对储蓄卡所有权人委托其他人代替其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的情形也以诈骗论处。实质上这种情形只是储蓄卡持卡人对所有权人的卡使用上的代为行为，“冒充”与“代替”只是词语褒贬与合法与否的差别，而不能判别是否属于诈骗。同时“冒充”是对人骗取信任而言，而不能对自动柜员机发生骗取信任的效果。因而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的持卡取款行为不具有诈骗罪的行为特征，不能以诈骗罪定罪量刑。#p#副标题#e#

其次，杜某、艾某用于取款的龙卡不是刑法所规定的信用卡。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最早源于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14条规定。新刑法修订时，除增加了关于恶意透支的解释外，其他未作变动或修改。根据刑法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是指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本罪规定在刑法第四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位置分析，刑法规定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法本意，不仅在于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不可侵犯性，而且还在于维护以信用卡使用及其支付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秩序。从本案认定的事实来看，被告人杜某、艾某的取款事实不可否认地具备“冒用”的行为特征，但关键在于龙卡是否信用卡？“信用卡是指由银行或公司签发证明持卡人信誉良好，可以在指定的商店或场所进行记帐消费的一种信用凭证[①].”信用卡不仅可以用于提取现金，而且更重要的它还是可以代替现金或支票使用的支付工具。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取款所冒用刘某的龙卡，只是银行储蓄存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属于仅用于存入或提取现金的储蓄凭证，不具在指定商店或场所进行记帐消费的功能，也不能进行透支消费。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行为，充其量只能构成对刘某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而不能对刑法所指信用卡的使用及其支付秩序造成危害。根据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对信用卡不可作扩张解释。龙卡既非信用卡，显然不属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因此，对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的行为不能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

再次，杜某、艾某不具有侵占罪“拒不交出”的构成要件。我国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侵占罪这种犯罪形态，源于199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根据《决定》精神，侵占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自己合法持有的公共财物和他人财物转为己有或擅自处分，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②].”根据新刑法第270条的规定，侵占罪是指行为人将保管物、埋藏物、遗忘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因而，此“侵占罪”不同于彼“侵占罪”，《决定》所指侵占罪已由新刑法确定为职务侵占罪。刑法除对侵占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对象具有明确界定外，司法实践中的其他立案和定罪标准基本沿用了职务侵占罪的规定。“普通侵占罪的性质和危害近似于盗窃罪，侵占拾得物的性质和危害则近似于贪污罪。因此，……对普通侵占罪的起点数额应参照适用盗窃罪的起点数额为宜，侵占拾得物罪的起点数额则可以参照贪污罪现行起点数额[③].”本案杜某在某机关办公楼走廊地面拾得的中国建设银行龙卡显然为所有权人刘某的遗失物，如杜某拾得后未为取款的恶意占有行为，仅对储蓄卡的持有还不能认定其行为违法。当杜某与艾某持该卡共同在银行自动柜员机的取款数额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后，两人的行为才转化为非法侵占。但侵占罪是以“拒不交出”为必要成立要件的，否则就会形成拾得他人遗失物即为犯罪的观念。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1995年《关于办理公司、企业负责人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对“拒不交出”、“拒不退还”主要采取了时间界定方式，即“超过三个月未归还”或“人民检察院起诉前不退还的”。依文义理解，这种界定应当包括三个解释，一是被告人的归还或退还应当是一种主动行为，而非通过司法机关的搜查、查封等途径所缴获；二是被告人的归还或退还以超过三个月或提起公诉前为时间界线，超过该时间界线的应当视为拒不归还或拒不退还。三是提起公诉前的最后期限，应当理解为法院受理立案之日之前。因此，可以认为该规定主要强调的是归还或退还的时间界线。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在公安机关侦查时已经将所取款项退还，虽然并非出于本人的完全自愿，但确实是被告人在三个月内或提起诉讼前以自己的行为所交出和退还，而不是公安机关通过搜查、或查封等其他途径所缴获。被告人杜某、艾某持卡取款的恶意侵占行为，由于其在公安机关全额退款的弥补，使之侵占罪的定性也不能成立。#p#副标题#e#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侵占罪是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法院对本案的宣告无罪判决和检察机关提起的抗诉，只能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诈骗罪或信用卡诈骗罪。如认为被告人犯侵占罪，应当由检察机关撤回起诉并告知被害人可以另行提起刑事自诉。如法院作出无罪判决后，被害人以侵占罪另行提起刑事自诉的，同样也只能得出宣告无罪的结果。而本案存款损失已经通过公安机关追赃挽回，被害人此时已经没有提起刑事自诉的必要了。

「结 论」

遗失物并非无主物。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后应当及时通知所有权人，所有权人不明的应当收归国家所有。综观本案查明的事实和诉讼过程，被告人杜某、艾某拾得刘某遗失的龙卡后，明知遗失人姓名却仍然实施了提取数额较大款项的行为。与侵占他人遗失的数额较大的财物且不予退还的典型侵占罪相比，本案被告人持卡取款这个特殊情节更能体现被告人对他人财产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其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是不可否认的。因而本案被告人杜某、艾某尽管被法院宣告无罪，却无权要求国家赔偿。假设本案未经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和追赃，两名被告人是不可能将非法获取的14700元予以退还的。此时，本案两名被告人的行为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且应当依法定罪量刑。但是，因侵占罪属于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对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诉讼程序面临着两个问题：

一是刑事自诉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难以落实。本案幸得公安机关“错误”地定性为刑事诈骗，才得以立案侦查并将两名被告人抓获归案后及时挽回了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如公安机关在被害人报案后即认定本案性质为侵占，那么被害人只能通过刑事自诉寻求保护和救济。在根本不具备调查取证能力、也不知侵占其合法财产的为何人的条件下，被害人提起刑事自诉是不具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其结果必然是被驳回起诉，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

二是司法机关履行侦查职责的程度难以界定。依国家权力的法治理念，对于公民而言，法无明令禁止就意味着有权；对于国家机关，法无明确授权就意味着无权。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人民法院系统内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侵占罪案既然为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当然为人民法院直接管辖的自诉案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侦查机关可以完全一推了之，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侦查活动界入此类罪案的深度。#p#副标题#e# 本文认为，刑事诉讼法设置管辖制度的宗旨在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自诉案件而言，具有案情简单、情节轻微和被害人具有证明能力等特点，法律并不完全排斥司法机关的依法干预。如被害人因受到强制、恐吓而无法告诉的，检察机关和被害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告诉。同时，案件已经公安机关侦查且决定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害人可以直接提起刑事诉讼。因此，对于被害人确无能力调查取证的侵占罪案，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报案进行侦查，查明侵占犯罪事实和获取相应的证据后，如果可以确认其性质为侵占，应当告知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提起刑事自诉。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由人民法院根据被害人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

信用卡诈骗案例

来源:未知 作者：l 日期：10-07-13

【案情摘要】 公诉机关：江苏省苏州市虎丘检察院;被告：洛某

2007年4月16日，骆某在拖欠他人巨额债务无力归还的情况下，向民生银行信用卡营销中心申请办理白金信用卡。在向银行提交证明其资产状况的房屋买卖置换合同(实际未能履行)等文件后，银行向骆某核发了一张白金信用卡。两天后，骆某又再次提供虚假收入等证明材料向招商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分别通过刷卡消费、ATM机取现及向他人支付费用后在特约商户处刷卡套取现金等方式，使用民生银行的白金信用卡透支299306.34元，使用招商银行的信用卡透支150518.81元。骆某将这些钱一部分用于归还债务和日常消费使用，另一部分用以偿还先期的透支。但是随着雪球越滚越大骆某渐渐的无力偿还。银行多次催收，骆某仍不归还透支的款项，并化名潜逃至外地躲避债务。直至2008年11月被公安机关抓获。

【裁判】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人骆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

【法理分析】

本案属于利用虚假信息骗领信用卡，然后恶意透支以填补之前的亏空，最后导致构成犯罪的情形，案情较为简单，条理也较为清晰，在分析时需要梳理如下线索：

性质认定：即信用卡诈骗罪的含义及构成要件的认定。

所谓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信用卡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其次，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利用信用卡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再次，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亦即年满16周岁的完全刑事责任人;最后，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一般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信用卡诈骗罪的具体表现行为有四种，分别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和使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其中，透支是指在银行设立账户的客户在账户上已无资金或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经过银行批准，允许客户以超过其账上资金的额度支用款项的行为。透支实质上是银行借钱给客户，而恶意透支则是指为了将透支款项占为己有，根本不想偿还或者也没有能力偿还，在行为上采取潜逃的方式躲避债务的透支行为。

事实认定：即本案中被告人洛某的行为界定。

在本案中，被告人洛某利用虚假的资产证明骗取了不同银行向其核发的信用卡，然后通过刷卡消费、ATM机取现及向他人支付费用后在特约商户处刷卡套取现金等方式大肆透支信用卡上金额，用于自己日常消费和填补之前亏空，其本身并不具备偿还的主观意志。在银行催收账款以后，仍然不予归还，并且采取了潜逃至外地躲避债务的行为，可知其透支行为是恶意透支，且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其他三个构成要件，故本案法院的判决是适当的。

【法律风险提示及防范】

信用卡作为持有人信用的体现，是现代消费领域出于成本和效率的考虑所催生的产物，它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使人们摆脱了现金支付周转不足和携带不便的困境，但是信用卡在我国毕竟属于新兴事物，门槛较低，导致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故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1.首先，在消费使用时，签单前要注意核对单据上记载金额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方可签字，切不可签署金额空白或者填写未完全的签账单。签帐单要妥善保留，除了以备日后查核外，也可避免被仿冒使用。

2.其次，若发生错误或者交易取消，一定要当场将错误的签单撕毁，如果商家使用的是电脑联线刷卡终端，务必要求销售员开立一张抵销签帐单以抵销原交易，再重新进行一次交易，或取得商家的退款证明。

3.最后，持有人应当妥善保管信用卡及身份证，丢失后应当立即挂失，避免他人拾到后冒用或者恶意透支。信用卡注销后，应当及时剪断该卡，以免因为冒用等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总而言之，信用卡是方便生活的工具，也是个人商业诚信的记录，除了预防他人冒用的情形外，更应当树立自己的诚信意识，及时还款，不要恶意透支。

第196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陈荣明信用卡诈骗案

【提示】

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何谓恶意透支?它与善意透支有何区别?

【案情】

被告人：陈荣明，男，1970年2月2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原系江苏省南京市天梯系统工程控制有限公司职员。2002年9月11日因本案被逮捕。

1998年三四月间，被告人陈荣明在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持其牡丹卡、太平洋卡先后在江苏省无锡市和常熟市、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东莞市等地，采用小额取现、刷卡消费等手段，恶意透支190笔，共计透支数额181008.82元。

【审判】

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荣明犯信用卡诈骗罪，向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陈荣明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未提出辩解；其辩护人主要提出被告人陈荣明用太平洋卡透支后，发卡行并未向其催收，其行为不属恶意透支，此事实不构成信用卡诈骗。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荣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的指控成立。关于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陈荣明用信用卡透支后，发卡行并未向其催收，不属恶意透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陈荣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规定限额达到数额巨大，为逃避追查而潜逃在外，故被告人的行为属恶意透支，辩护人的此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02年12月18日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人陈荣明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陈荣明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

【评析】

本案的焦点是如何认定信用卡诈骗中的恶意透支。

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经出现，但在罪名的使用上一直沿用普通诈骗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此种情况一直延缓到1995年《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颁行为止。1997年《刑法》也将信用卡诈骗列入其中。《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有4种情形：（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的；（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3）冒用他人信用卡的；（4）恶意透支的。很显然，本案被告人陈荣明的信用卡诈骗是属于第4种情形，即恶意透支。笔者下面就结合本案简单阐述一下如何认定信用卡的恶意透支。

透支的信用卡的一大特色功能，是指持卡人在发卡机构信用账户上资金不足或已无资金时，经发卡行批准，允许其以超过信用卡余留资金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的活动。善意的透支，既有利于持卡人的方便使用，又有利于增加银行的利息收入。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不法分子也利用信用卡的这一功能，骗取银行资金，将其非法占为己有，这也就是所谓的恶意透支。恶意透支诈骗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客观行为往往被表面的民事法律关系所掩盖，与善意透支相混淆，因此准确地认定信用卡恶意透支对区分信用卡恶意透支诈骗罪与非罪具有重大意义。信用卡恶意透支的主体是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所谓合法持卡人，是指直接向银行申办并核准领取信用卡的人，也即享有该信用卡使用资格的人。如果非持卡人包括银行内部工作人员与持卡人合谋，互相串通和勾结，为持卡人恶意透支活动提供帮助的，则是共犯。非合法持卡人不能构成、不能成为信用卡恶意透支的主体：如行为人使用盗窃的信用卡恶意透支构成犯罪，则以盗窃罪论处；行为人使用伪造的、作废的、捡来的信用卡恶意透支构成犯罪的，则以诈骗罪论处。本案的被告人陈荣明在任张家港市海德镀层有限公司总经理期间，分别向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申办信用卡，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在依法核准后分别发给陈荣明牡丹卡和太平洋卡，被告人陈荣明是两张信用卡的合法持卡人，构成信用卡恶意透支的主体。信用卡恶意透支的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即明知信用卡账户中没有备用金，或备用金不足的情况下仍继续透支，且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目的。如果是因为过失造成透支，则不构成恶意透支。行为人的主观思想是靠客观行为反映出来的，其特征一般有以下几点：

（1）透支超过限额包括每次在限额内透支但累计超过了限额；（2）透支款逾期未还又继续透支；（3）透支数额有规律或在短时间内大量透支。本案被告人陈荣明在1998年三四月间，在其特丹卡上仅余98.64元、太平洋卡上仅余1.11元的情况下在授权范围内，先后至上海市、广东省等地采用小额取现、刷卡消费等手段实施了其透支行为，其中牡丹卡透支146笔，透支额132793.74元，太平洋卡透支44笔，透支额48215.08元。在发卡行发觉后准备向其催讨款项时，陈荣明即潜逃在外，躲避侦查，其一系列的行为无不反映出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目的，符合恶意透支的主观要件。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侵犯的客体是银行财产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的金融管理秩序。本案被告人陈荣明的行为完全符合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客体要件。信用卡恶意透支从客观方面看，表现为行为人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数额较大，并且在发卡银行催收的期限内拒不归还的，或逃避追查的。超过规定限额，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中规定的透支限额，而不是每一次的透支数额，只要信用卡透支后账户的余额超过限额，就构成超过限额透支。超过规定期限是指超过信用卡章程规定的允许透支的期限，期限是针对限额内的透支而言的，超过规定限额的透支，则谈不上有透支期限。透支超过限额或虽未超限额却超过规定期限，二者只要具备其一即属于恶意透支。所谓“数额较大”，是指刑法意义上的数额较大，这是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之一。按照有关的司法解释，这里的数额较大是人民币5000元，如果信用卡恶意透支达到人民币5000，则构成犯罪，反之，则不构成犯罪。另外，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还必须具备一个要件，即经发卡行催收仍不归还或逃避追查。本案被告人陈荣明透支共达181008.82元，大大超过了规定限额，且事后为了逃避追查，潜逃在外四年有余，其行为完全符合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客观要件。

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本案被告人陈荣明潜逃在外逃避追查，就不存在“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这一要件，其行为就不构成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太教条、太死板，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之所以将“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写进去，主要是方便界定恶意透支的范围，更清楚地反映出行为人内在的主观恶意，使司法实践有直观的衡量尺度，便于操作。如果经发卡银行催收后，在规定期限内归还了透支款，就说明持卡人透支是非恶意的。

但行为人恶意透支后，为了逃避银行催收而潜逃在外，只能更加反衬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意，其社会危害性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更大，如果就此认定行为人不构成恶意透支的信用卡诈骗罪显然是不合法理的，也不利于打击犯罪，防范金融风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规定了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骗取财物金额5000以上，逃避追查或者经银行催收后仍未归还的应追究刑事责任。实践中，一般也是如此操作的。

发现ATM机上的信用卡而冒用取款应定信用卡诈骗罪

2008年08月22日 14:56:17 来源： 字号：〖大 中 小〗

裁判要旨：行为人发现他人遗忘在自动取款（ATM）机上的信用卡处在自动取款状态，便冒用该卡取得大额现金，此行为为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的行为，应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案情] 2007年12月14日下午，商某到建湖县城湖中南路县农业银行森达分行自动取款机上取款转账后，没有将农行金穗卡从自动取款机上取出就因事离开。不久，被告人龚建荣准备在该取款机上取款时，发现商某的信用卡处在自动取款状态，就冒用该卡在银行取款机上取得现金17000元。案发后，赃款已被追回发还给被害人商某。

[审判] 建湖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龚建荣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建湖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龚建荣犯信用卡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应予支持。鉴于被告人龚建荣认罪态度较好，并退清全部赃款，故酌情对其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的规定，以被告人龚建荣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四千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龚建荣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即被告人龚建荣的行为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还是盗窃罪。

解决以上争议，应首先从概念上区分一下信用卡诈骗罪与盗窃罪，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信用卡，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其客体为信用卡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其客观要件表现为行为人用伪造、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等方法，使与其信用卡交易地位相对的当事人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地向行为人或者指定的第三人交付数额较大的资金或财物的行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窃取的行为。其客体为受刑法保护的财产性的权利，其客观要件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公私财物秘密地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达到法定数额或其他定罪条件的行为。由此可见，盗窃罪与诈骗罪最关键的区别是，盗窃罪违背被害人的意志，而诈骗罪是被害人基于有瑕疵的认识自愿处分财产。对本案的处理，一种意见认为构成盗窃罪。理由主要有：信用卡是一种支付凭证，占有他人的信用卡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占有了他人的财物。本案被告人在自动取款机上发现他人遗忘的信用卡处在自动取款状态，就利用该卡在银行取款机上取得大额现金。本案虽然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但结合刑法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规定的 “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的要件，必须是被害人产生了认识错误，并基于认识错误而作出处分财产的行为。而取款机不可能产生认识错误，也就不存在冒用他人的信用卡，使他人陷于认识错误或持续陷于认识错误，因而自动地向行为人交付财物的行为，相反，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的行为，故此种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理由主要有：就本案而言，表面看来与刑法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特征不符，但行为人从取款机中取钱是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虽然行为人是从不具有人的灵性的ATM机上取款，但是ATM机能为客户服务，是建立在人为设置的程序基础上的，按照信用卡的有关规定，只有持卡人本人才能使用此信用卡，ATM机为客户服务亦需验证身份

后进行，对于ATM机，客户的密码即等于客户的身份，客户输入密码进入程序其实就是验证身份的过程。因此，此时行为人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实质上是冒用他人身份证的行为，而使用他人密码支取款项，与冒充他人身份占有财物无异，主观上具有冒用意思，将财物骗到手，在客观上积极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非法以持卡人的名义使用信用卡，在自动取款机上取款，使银行取款机的电子识别系统陷入错误认识从而“自愿”交付钱款，至此信用卡所承载的经济利益发生了转移，没有该欺骗行为，信用卡所代表的财产权利就不能成为现实，故本案应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龚建荣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行为完全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特征，认定其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更能体现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