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访主要原因及文体分析调查报告

第一篇：农村信访主要原因及文体分析调查报告

农村信访主要原因及文体分析调查报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各项需求的不断增加，农村因各种利益关系交织而不断呈现出新的特点，并由此产生的矛盾纠纷通过信访渠道显现出来，及时把握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半年信访工作基本情况分析

半年全乡共受理各类信访19次，对人口计生政策、服务管理等咨询类信访有较大辐度地增长，生育政策、奖优政策、避孕节育、生殖健康仍然是群众咨询的重要内容。独生子女费、农村奖扶制度、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求决类信访较多，个人来访是信访的主要方式。

二、特点概括

一些非正常上访演变为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基层政府“第一难事”，有的上访成了极个别人勒索责任单位的有效手段。分析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涉房纠纷居高不下。主要表现为违章建筑的举报上，其中有50%以上的信访都是举报违章建造小房子。除此之外，还包括征地拆迁后涉及的一些政策问题上的后遗症。

2、涉改矛盾化解困难。企业改革带来的问题处理比较棘手。发生在今年7月份的一次几十人集体上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3、意外伤亡事故纠纷处置渐离法制轨道。例如交通肇事、企业安全生产伤亡事故以及其他意外伤亡事故通过正常法律途径处理不

满足，群体上访，要求政府出面获得更多赔偿。

4、无理访日趋严重。受利益驱动，在上访中，很多上访人希望通过信访获取更多的利益，甚至额外的利益。

5、网上信访、电话信访案件急剧增多。

三、原因分析

1、城市化工业化的突飞猛进

随着大江东新城建设的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大面积的征迁开发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变为了市民，大量农民工、三峡移民、主城老区旧城改造拆迁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他大量职业人士等不断涌入，大批民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诞生，使社会构成和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在城市化、工业化日新月异时期，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在所难免，通过信访渠道维权成了弱势群体费省效速的当然选择。

2、各类改革举措的强势到位

改革涉及各类主体之间的利益调整。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探索，难有万全之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力推进国有、集体企业改革、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资福利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通过改革，多数人得到了实惠，也难免有人利益受损，尤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改革措施和工作上的缺陷逐步暴露出来，使得涉改矛盾纷繁复杂。这种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在一定时期必然呈高发且难以化解之势。

3、全能政府的无限责任

目前，政府基本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属无限责任政府。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加之权力集中、失误难免，因而责任难脱、矛盾集聚。在改革发展中，群众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把问题的责任也往往归咎于政府。发生了矛盾纠纷，群众自然找到政府。政府能力有限，矛盾纠纷不能妥善解决时，人们便把所有的不满和愤怒洒向政府，而各种社会组织又难以真正为政府分忧解难。

4、干部执行力的强弱差异

实践证明，干部执行力强，工作深入扎实，信访稳定效果便好。反之，干部执行力弱，是导致信访稳定事项不断产生和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目前，基层信访信访稳定工作或多或少存在重排查轻预防、重牵头责任轻部门联动、重接访轻走访等现象，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敢于和善于做群众工作，真情为民，不少纠纷可消灭于萌芽、化解于基层。

5、上访群众的误解与偏见

误区一，信访群众普遍认为以上压下而进行信访，可以促使信访问题得到尽快解决。误区二，信访群众认为在国家重大活动和节日期间上访，通过扩大社会影响可以给基层施压。误区三，信访群众认为信访部门包治百病，什么事都能解决。误区四，不少信访群众认为变换上访对象，可以使信访问题获得更好的解决。误区五，信访群众认为人多就是政策，人多信访问题就能解决，更有甚者有少数信访人策划、组织大规模上访，抱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想法。

四、应对之策

1、提高信访接待认识，增强责任感。群众反映的问题，有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现实状况，往往代表了基层工作的一个侧面。所以，各级各部门必须把预防和处置农村信访问题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到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提高到促改革、求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2、提高信访接待人员素质，情暖信访者。信访工作是了解社情民意，为民排忧解难的有效途径。要做好基层信访工作，培养和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政策水平高，廉洁奉公，务实高效，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信访干部队伍非常重要。

3、提高信访信息收集准确率，掌握主动权。信访现象同其它事物一样，都有一个酝酿、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如果我们在工作中注重收集有价值信息，及时、正确把握信访先兆，就能牢牢把握信访工作主动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及时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源头，解决在萌芽状态。

4、提高解决信访问题效率，着力解民忧。“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切实解决好信访工作的实际问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上访人的合法权益。

5、提高信访秩序震撼力，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我们既要防止压制或阻挠人民群众依法信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确保“有理上访热情接待、无理上访及时劝解、违法上访依法处置”，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篇：浅析农村信访原因

浅析群众信访举报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原因及对策

近几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县级受理和赴市级以上纪检监察机关的群众信访举报呈逐年增长趋势。信访举报办理过程中面临着一定的问题，我们围绕当前信访举报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新形式下如何做好基层信访举报工作，开展了专题调研，查找了存在的问题，分析形成的原因，在解决办法上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一、信访举报办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家族矛盾激化。农村家族之间争夺村“两委”主要领导岗位（主要是争夺村支书和村主任），互相找茬上访举报。一方当上村干部后，另一方就伺机闹事，搜集材料，发现工作中的失职或瑕疵，就开始上访告状，为村干部工作设臵阻力，或者诋毁干部名誉，日积月累矛盾越来越深，最终不可调和，从而形成双方常年上访相互告状的局面。二是基层组织建设不完善。经过20多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群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加之村集体经济多数比较薄弱，群众从集体中得到的福利和实惠很少，使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有所下降。三是基层干部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村少数干部群众 1

观念淡薄、工作方式简单、作风粗暴、议事不公开、决策不民主、村组财务管理不透明、公开不及时，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使村组干部在群众中威信降低，说话没有份量，难以发挥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造成群众对村两委干部失去信任。一旦某件事激发或挑动，就会很快在群众中产生共鸣，形成上访,有时甚至因为村干部一句话，都会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造成集体上访。

四是群众方面的原因。

1、一些群众只要权利却不想承担义务。部分群众在争取自己的权利利益的时候，忽视自己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或责任，这是造成农村基层工作难做、一些社会矛盾难以调处的重要原因。

2、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要求过高。群众有时考虑问题不够客观，缺乏从集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思维习惯。往往以个人、小团体的利益要求基层干部怎么做，一旦达不到目的，就满腹怨言，怀恨在心。同时，明辨是非的能力差，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3、群众缺乏一种防微杜渐、时常关心集体的意识。群众平时都不太关心集体的一些事情,总认为与自己不相干，任凭村干部怎么操作，对村干部的一些错误做法也不及时指出，采取消极对待的态度，缺乏敢于、善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勇气和习惯，往往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爆发出来。因此，现在农村上访群众反映问题时，一来就是反映一大堆的问题，而在平时却一点反映也没有,也就是缺乏防微杜渐、从小事或小问题就开始监督反映的习惯。

4、群众上访具有盲

目性。群众对我国法律、政策缺乏了解，认为行政裁决、司法裁定解决综合成本太高，本来应该是通过行政裁决或司法裁定解决的问题，宁可选择上访而不愿选择诉讼，而视上访为解决问题的最佳捷径，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信访大于法的现象，盲目地找领导、甚至越级上访。另外，许多群众对领导重视信访产生误解，形成了一种“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以闹取胜”的错误观念。

五是乡镇处理信访案件力度不够。有的乡镇在查处群众反映问题上态度暧昧。一是主要领导害怕按下葫芦起来瓢，因为被反映人多为家族势力大的村组干部，一旦被处理会引起更大的不稳定。二是乡镇服务基层实行片区负责制，基层纪委查处案件时有畏难情绪。因此，在处理群众反映问题时采取拖、躲、绕的办法，久拖不决引起群众反感，造成越级上访。

六是对信访工作的考核、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群众在有问题时习惯找领导。有些领导对信访工作非常重视,工作作风扎实，凡事过问，只要是群众反映的，不管来信来访，事无巨细,都要批一批，主要领导批示件,相关承办单位都会非常重视，有的甚至特事特办，问题一般都能够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再加上媒体的渲染，更强化了群众相信上访而不愿诉讼的观念。如果经过主要领导批示未能解决的，群众就会觉得或许领导的权力系数还不够，就会向更高一级的领导信访，直到中央领导。还有一些领导存在求稳心态。目前，部

分群众认为：政府对自己很重视，形成了“信访有利”、“信访有理”的错误认识。这个现象的出现一部分是由于信访机制的不完善，我们单纯的强调责任制考核，出现赴到市去省进京上访就要扣分，而在处理无理上访、缠访、滞访等方面却没有一套完整的处理机制。出现越级上访就要扣分，不管上访人是无理访还是缠访，所以一些领导宁愿花钱以换取信访人不再上访的承诺，而这种花钱买平安“急功求稳”的办法，一般只能取得暂时的息事宁人，更为消极的是助长了“信访有利”观念的形成，他们把这种政府的“退让”视为领导怕信访，一段时间过后，受追求利益（合理不合理）最大化的驱动，他们或得寸进尺，或寻找别的理由继续上访甚至直接越级访至高层领导，使信访量有增无减。另外部分老上访户不正当信访利益的取得，他们以多年上访得到的经验作为资本，专门对新的上访者“指点迷津”，他们为无序上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及对策

一是提高认识，加强对信访举报工作的领导，增强做好新形势下基层信访举报工作的自觉性。

信访群众大多是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和问题，超越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往往以信访的方式求助于政府，期盼政府能帮助解决。所以基层党委和广大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应充分认识到，处理好群众信访的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努力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基层党委和基层纪检监察机关要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密切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的高度，从服务“第一要务”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信访举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对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工作的领导，始终把信访举报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以增强做好基层信访举报工作的自觉性。

二是创新机制，构建制度体系，增强做好新形势下基层信访举报工作的保障性。

扎实推进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缓解干群矛盾。围绕深化公开，办好“村情民意”小报；围绕创新机制，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围绕健全监督，推进村委监督委员会制度；围绕增强干部廉洁意识，搞好廉政文化“进农村”活动。调动基层干部抓好信访稳定工作的积极主动性，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了解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信访室

2011年8月

第三篇：群众信访原因分析经验材料

信访制度是除法律之外另一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信访作为法律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的盲区，在关注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越来越呈现出其重要的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巨大进展，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意识也日趋

强烈，“信访洪峰”一年甚过一年。究其原因，我们可以找到诸多的客观因素，但在这背后，一种现象却容不得我们忽视：那就是群众多信“访”而不信“法”。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在此试举两例：

案例之一：王某系某中学原校长，因犯受贿罪，被检察机关立案审查，后被判处缓刑。王某的案子，通过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证据确凿，办案程序合法，法律适用准确。但王某认为判罚过重，以后不断向中央和省各级部门重复上访，虽经市、县有关部门多次调查、谈话、解释，王某仍不息诉。

案例之二：在县城做建材生意的李某是一名外省籍商人，因建材在托运过程中发生破损，与托运部负责人发生纠纷。后托运部负责人组织一群人对李某的商铺进行打砸，并打伤李某至其入院治疗。此案在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期间，李某家人三次到当地政法委上访，要求政府公正处理，保障外来商人的合法权益。

类似的案例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案例一中，王某为什么对市县两级审判机关的判决如此不服而重复上访？是否他希望这场博弈中“访”到让领导“心烦”而有所收获？还是寄希望于某一领导的批示以加重其胜诉的砝码？李某的案件中，案件事实清楚，公安机关正在积极办理中，为什么要几次上访要求监督司法公正？他到底在担心什么？是他们本人有问题？还是法律出了问题让他们一直坚信“访”优于“法”？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就是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遇到问题，群众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寻求法律途径来解决。在信访和法律两者之间，首要的应该是“法律”，“信访”永远应该框定在法律的范围之内。群众信“访”而不信“法”，抛开神圣的法律于不顾，寻求通过信访途径维权实际上就是相信人的力量大过了法的力量。这可以上升为讨论“法治”与“人治”的高度。这当然不是说实行信访就是实行“人治”，要废除信访制度而全盘追求“法治”。实际上“法律”和“信访”两者既是矛盾又是统一的，处理不好，走了极端，都是不可取的。那么，我们如何在这种这种矛盾又统一的特殊关系中找到两者的平衡点，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促进社会发展呢？

我们首先来探求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我国目前法制尚不健全

法律不是万能的，片面强调法律的作用，只会使法律失去它的灵魂而成为机械的死框框条条。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发展必须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法律必须不断完善和充实自己，才能发挥它的本质作用。生活中如果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维权时能靠法律来得到公正圆满的解决，即有法可依，那么我想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多无休止的缠访闹访重复访，即便面对极端的无理取闹者，执政者处理起来也“不虚”，也能做到依法办事。

二、还存在违法行政的情况

依法行政是法制的重要保障，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关键。可以说，“违法行政”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群众不信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大量信访件的内容来看，矛盾的对立面多是群众与政府的对立，究其原因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懈怠渎职或违法行政侵害了群众的利益造成的。当群众维权，面临“民告官”的境地时，他当然怀疑胜诉的可能性，怀疑法律的公正性，于是只好向上一级政府反映了。另一种情况，在强大的“稳定政绩”的压力下，执政者唯恐“天下大乱”，面对上访群众违心地妥协，有的甚至宁可出钱保平安。这样一来，低成本的信访维权反而带来了法律手段根本不可以得到的甚至超出合理范围的最大收益，群众立马息诉。眼前来看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殊不知，这也是与依法行政相违背的，它严重践踏了法律的尊严。此例一开，群众很容易举一反三。其他人吃准了政府要稳定的“软肋”，“大闹大解决大得利，小闹小解决小得利，不闹不解决不得利”的手段在实践中屡试不爽，并为更多的信访人所效仿，带来社会负面效应。执政者预期的社会稳定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陷入一种更为可怕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样一来，群众遇到问题当然不找“法院”而要找“政府”了。

三、群众自身思想认识有偏差

受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事在四方、办靠中央、重在尊上”、“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拍板、各方去办”的文化渗透，一部分群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不找市场要找市长”来解决问题的现象大量存在。这种“官本观念”、“权力观念”的法律文化和行政文化沉淀为潜在社会意识，影响着法制化的进程，如有些民事、经济、行政一类的纠纷案件，本可通过

法律途径去解决，但他总相信找到了领导，引起领导的重视，行政长官拍板定夺或作出批示，会得到更好的解决，这种“官治”情结于是促使诉求者弃法不诉。或是面对法院已经判决生效的裁判文书，信访人仍意欲通过信访渠道来改变其败诉的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贯穿于上下级官员和老百姓之间的政治逻辑，形成了内在的循环，进一步加剧了老百姓对信访的依赖性。

四、信访制度自身不够科学

现时的信访工作模式下，不具有行政权力的信访机构工作的触角往往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时权力无限且不受制约，有时甚至替代行使了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职能，当稳定压倒一切时，所有的信访机构都成为社会稳定工作的指挥部，“花钱买太平”、“摆平就是水平”等成为信访工作的实际考核目标。信访制度原有的联系群众、反映社情民意等作用基本上趋于弱化，信访方式亦成了相当一部分民众与政府抗争维权的主要手段，以领导批示为信访督办的依据带有人治色彩，而“传达室”和“邮局”式的归口转处，使庞大的信访机构非但没有彻底化解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反而有可能成为中国走向法治化进程中的一股消解力量。

改变群众盲目信“访”的现状，构建健康有序的信访环境，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对推进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要构建和谐有序的信访环境。信访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培育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监督的渠道。通过信访这种非法治化的方式，政府的行政权力不断受到制约，政府执政的水平不断受到检验，司法体制中的种种矛盾不断得以凸显，最终推进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毫无疑问，信访活动和信访制度在我国现时来讲，还是一项必须坚持的制度，认为信访就是“人治”而宜予以取消是不现实的。但面前来讲，信访成了一项不受制约的权利，部分信访人无休止的缠访、闹访、重复上访，有的甚至采取极端手段向政府施压，公然与政府对抗，完全置法律于不顾继而引发规模性群体性事件。因此我们必须从规范信访秩序上入手。要修正现行信访制度中与法治不相符的种种做法，走出利用信访形式在现行法律制度外恶性循环的怪圈。对于群众的诉求，该坚持司法手段解决的，严格依法处理，对于无理缠访的该终止受理应及时终止受理，信访人在维权时违法的，要依法处理，坚决维护司法权威，坚决不开妥协的口子。

其次是进一步健全和创立群众信“法”机制。要着力开展全民普法教育，在普学、普懂、普用上下工夫，向广大群众宣传我国的法律法规，做到知法、用法，不迷信权力，相信法律，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意识；同时加强领导干部法治教育和法律监督，不滥用权力，依法行政，坚决不走“官治”之路。要着重完善法律体系，从“权为民所用”的机制上创新，实行权力平衡制约，坚持坚持司法独立，坚持违法必究和执法必严。要理顺党、政、法的关系，着眼从政治体制改革上创新。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制度的同时，还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加强民主建设，理顺党政与法的关系。要正确引导群众“双信”，从善待群众诉讼机制上创新。既要认真对待群众的诉求，又要创造条件，让群众敢接近铁律，只有这样，群众才可能在习惯走信访之路的同时，更愿意选择法律这一权威途径去解决应该由司法部门来判断的问题。逐步使诉求群众做到该找信访部门的找信访部门，该找司法部门的找司法部门，让信访和法律有机统一和发展，共同发挥各自的作用，服务现代化建设。

第四篇：关于农村中学生辍学原因调查报告

近年来，我校学生辍学现象日趋严重，尽管校方和镇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但返校者无几，什么原因促使这些同学“流”向社会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对46名学生(占总数的93.9%)辍学原因进行调查，经过与这些同学及其家长的接触，我觉得以下几点应引起有关部门深思：

第一，农民负担过重，家庭贫困，是导致我校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在46人中，因此原因辍学的有29人，占总数的63%。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家徒四壁，尤其是1998年严重洪涝灾害带来的影响，更让农民雪上加霜。许多学生家长表示：谁不想让子女有出息?但是每人只有四五亩地，即使每亩地纯收入100元，年人均纯收入也只有四五百元，村上还要扣着，留那，哪有钱供子女念书?有一村学生家长干脆说：“念不起，念不起!书可以借旧的用，食宿费得自己花吧?一个月百八十元钱呐，上哪弄去?”

第二，校园厌学之风盛行。据统计，这46人中因厌学而辍学的有13人，占总数的28.3%。一些同学讲，学习很没劲——在学校学的，毕业后用不上;毕业后要用的，上学又不学。学习只是为了考学，不考学还费那么多劲干什么?多数家长表示：如今是缴费上学，自主择业了，花那么多钱念书，还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倒不如提前就业好。由此可见，厌学现象的产生有其主客观原因，并非全是学生的过错。

第三，因师生关系紧张，学校收费较高等原因而辍学的4人，占总数的8.7%。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同学说：“老师看不惯我，总找我的‘茬儿’，我也不愿意见到她!”据了解，其他辍学生也大都与老师关系紧张有关系，他们害怕见老师那张“严肃”的脸。

尽管我们的调查是浅层次的，我们归纳出的几点“原因”也未见的完全合乎实际情况，但我们还是希望有关方面予以关注，从长远计，把这些“流”向社会的辍学生动员回学校。

第五篇：农村儿童辍学原因调查报告

农村儿童辍学原因调查

按说经济越发展，教育会越普及，义务教育会越有效果。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近年在农村调查，发现农村儿童辍学的越来越多，读不起书和读书无用论双双起了作用。

读不起书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毛泽东时代，虽然经济上比现在困难得多，真正受过培训的合格教师和适合教学的正规教室都很不多，村中却有很多人受过高中教育，小学教育的普及率也出奇地高。有人说那时的教育水平很低，高中生的水平不如现在初中生，这话有些道理，问题是，为什么那时的学生可以坐在教室读书，现在很多儿童小学一毕业就流失到社会上去，读不起书了。

读不起书显然不是因为现在农民比毛泽东时代还穷，而是现在读书要交很多的钱，毛泽东时代读书不要交这么多钱。现在的农村教育不仅要学生交很多钱（相对于农民的收入而言），而且构成当前农民负担主要部分的五项统筹和教育附加的大部分也是支付了教师的工资。在农业型地区，乡镇财政的2/3用于教育支出。学生不仅要向学校交正常的学杂费，而且要出各种住宿费、午餐费、校服费等五花八门的、教育部门用“勤工俭学”名义来向学生赚取的补贴教育经费不足的各种费用。

现在的教师不是回村的知识青年，而是拿到了正规中专大专文凭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国家颁发教学资格证的公办教师，这些教师的收入不再是以前村里的工分，而是国家规定的工资，这个工资数额因为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大致相似的水平，而在那些农业型地区远远超过农民的人均收入，这个水平的工资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不过，教师的人数实在太庞大，国家财政并无这个能力，便要由县乡财政支付这笔支出义务教育费用。农业型县乡的财政收入来自农业和农民，农民为国家办的义务教育付了费。

在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农民基数尤其庞大的背景下，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是不可能的，农民收入低于社会总收入增长的水平是一个基本事实。教师是行政事业支出，这部分人的工资水平应按社会总收入增长的水平增长，很多学者和社会各界似乎还有一个共识，即教育支出的增长速度应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此一来，教师的工资水平和教育支出的增长越来越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以前县乡财政通过向农民收取税费尚可维持的教育支出越来越难以维持，教育越来越需要在县乡财政支出以外想办法获得收入，勤工俭学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在农业型的地区，教育的勤工俭学就是想出各种办法向学生收取费用，以补贴学校日常支出的不足。学校还越来越依赖于向学生收取学费杂费，以及各种其它费用如数不胜数的集资费。

当教育支出和教师工资离开农民收入太远以至于绝尘而去，农民追也追它不上，一些农民也就懒得追了，儿童的辍学的现象也就普遍起来。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农民大规模转移出农业的可能性不大，农民收入的增长低于整个社会收入的增长速度包括低于教师工资的增长速度的规律仍然要发

生作用，如果国家财政不下大决心支付义务教育的成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儿童不能完成义务教育。

那些读不起书的儿童辍学回家在做些什么？有人以为这些辍学儿童回到家里在做农活或其他什么正当的轻微劳动，其实不是。他们成群结队在一起闲逛。家长最怕这些读不起书的儿童结伙闲逛，因为这时候最容易学坏，有些家长之所以拼命借钱让子女在学校读书，是担心他们被那些闲逛的孩子带坏。

不止是那些辍学的儿童到处闲逛，那些读过高中的知识青年也在村中闲逛。前些年办了很多中专，一些农村青年读了中专，但找不到工作，有些师范毕业的农村青年到学校教书，要交数千至数万元的就业金，交不起这笔就业金，就只好在家呆着。中国有9亿农民，自明朝以来的人地矛盾是人人都该知道的基本国情，三个月种田，九个月休闲因此成为当前中国农村最为典型的写照。

问题是，在那些到处是闲逛的人的农村，为什么不做一点有用的事情，比如辍学儿童的教育。当前辍学儿童的教育是万事俱备的，比毛泽东时代的条件好得多了。算一算看，有到处闲逛的辍学儿童，有担心子女在闲逛中学坏的家长，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农村知识青年，甚至有找不到工作的师范毕业生，有些地方还有前些年“普九”达标建起来但因为学生太少而弃之不用的校舍，这么好的条件集合起来，岂不可以让那些闲置的人力发挥些作用，给无事可做的师范生较农民平均收入高一点报酬，让交不起钱的儿童缴远较义务教育为低的费用，不就可以让那些辍学的可能在闲逛中变坏的儿童多少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了吗？

律师这个成本高昂的调解人也出来替代政治的和传统的调解人，农民之间的社会交易成本增加了。市场上的种子销售公司代替生产大队的技术员，农民的经济交易成本增加了，水利系统收水费来维持农业用水代替农民集体挖堰建坝蓄水，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了。还有很多方面的成本增加了。这是现代社会代替传统社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有人这样说。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前述儿童辍学的常识中来，在当前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一下子转移出去之前，我们是否该看一看农民的实际生活，站在常识而不仅仅是站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普遍规则”以及那些“经过人类文明反复验证的规律”去考虑问题呢？是不是会有些具体真理比普遍真理更为重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