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推荐5篇]

第一篇：余英时

余英时（1930-），天津人，原籍安徽潜山。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者、思想史家，被部分学者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余英时曾就读于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1950年入初建的香港新亚书院，师从钱穆并为其高足，是新亚书院文史系的首届毕业生。1955年赴美国留学，1962年获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73年加入美国国籍。曾历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讲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儒家伦理委员会海外顾问等职。

余英时个人从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也否定别人将其师钱穆视为新儒家。在学术上，余英时颇受钱穆的影响，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尤其是中国思想史领域。余英时曾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即“士”这一阶层，认为孔子最先揭示了“士志于道”，从而规定了士是中国历史上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曾参发挥师教，提出士当弘毅，任重道远，仁为己任，死而后己，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影响深远，且愈是“天下无道”的时代愈显示出它的力量，汉末党锢领袖李膺、陈藩、范滂，北宋范仲淹，晚明东林党人，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承担着这一文化使命；中国知识分子有悠久的精神传统，其特征是具有超越性、社会性，能“以道抗势”，注重个人修养。他吸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点，从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考察了宋明儒学的发展演变，颇有创见。认为儒学从宋明理学演变到清代考据学，不仅有“文字狱”的外在强制，更有其内在逻辑。指出在中国儒学传统中存在知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对立，其表现则为宋儒中“道问学”与“尊德性”之偏重，余英时对中国文化也有宏观研究，指出中国文化和思想具有内倾特征，但并不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认为传统的自我观念稍加调整即可适用于现代中国人。余英时的著作颇多，主要的有《历史与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史学与传统》、《方以智晚节考》、《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等，另有不少以英文写作的作品。有意促进自身幼儿园成长者，请关注群峰忠国国际教育集团,加我qq为好友2758229514。

刘述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哲学与现代化》、《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文化与哲学的探索》、《生命情调的抉择》、《黄宗羲心学的定位》、《中西哲学论文集》、《语意学与真理》、《文学欣赏的灵魂》、《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等

第二篇：【余英时访谈录】中国近代史诸问题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余英时访谈录

北 明

采访时间：2002年2月17号

采访地点：美国普林斯顿

采访人：北明（作家）

被访人：余英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中国历史学家）

（按语：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如近代仇外心理的来源、中国早期外交与贸易方法、“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美国在中国近代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和角色，以及关于中国教科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角色，在中国官方史学界和海外的中西方学界有不同的版本和解读。人类经验证明，一个民族某些历史问题经常牵扯那个民族的当代神经，它们因此成为那个民族历久弥新的敏感问题，也是那个民族的当代神经源。诚如德国遭受欧洲国家外侮的历史记忆导致德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仇外心理，成为希特勒后来发动二战的民族意识温床，中国近代史中上述重大事件是否获得真实的陈述，也关系到中国当代对外反应与认知方式是否到位。1950年离开大陆至今，成为海外首屈一指的中国史学重镇的余英时教授，如何看待上述历史问题和中国教科书上的有关陈述？针对上述敏感问题，北明数年对中国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教授进行过专访，稿件一直藏之未发。这次借他与中国流亡知识人畅谈“中国当代社会诸问题”一文一并发表。本文发表前业经余英时教授本人2007年3月两次校对修整。标题和小标题为采访人所加。本文是首次公开发表。）

关于仇外心理

北 明：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问题上，西方史料与中国官方以及学界说法完全不同，就是：义和团**是导致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具体原因；而仇外心理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我的问题是中国民间普遍的仇外心理是必然要产生的吗？外国传教运动兴起于殖民主义时期，好象只有在中国遇到了普遍的抗拒，引起了庚子之祸。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否有可检讨之处？

余英时：仇外心理的产生有很多原因。从清朝政府被外国欺压以后，它的权威日益下降，所以它发动仇外运动。义和团实际上本身不会有那么大影响，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一定要把他们找来的话。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找义和团呢？主要原因就是戊戌政变以后，慈禧想把光绪废掉。要用他信任的另外的一个侄儿，叫大阿哥的（浦俊，慈禧的近亲，载漪的儿子）。但是外国人都希望光绪做皇帝，都支持光绪。而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能废光绪皇帝，所以对外国人越来越仇恨。她没有办法，忽然听说，有义和团这种事情。

很久以来有义和团这个组织存在，它们在山东、河北闹过很多次了。这些本来都是民间的团体。最早它们是反清复明的地下社会。它们本来不完全是仇外。仇外只是一部分。因为它们对外国人许多教会很不满意。在地方上跟那些吃教饭的、相信基督教的人有冲突。义和团的人对国际大事、帝国主义等问题并不了解，只是觉得外国人势力大，许多人依附外国势力，就可以压倒他们。在他们看来，清朝的官吏也偏向于保护外国人。比如早在曾国藩时代，1870年左右，在天津的时候就有教案争端。其实清政府官员也未必人人袒护外国人，怕洋人则有之，无论如何他们处理这类冲突，常常引起绅士阶层和一般人民的不满。

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你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随便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这是中国一个传统。

北 明：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传统？

余英时：这个传统在中国很早就有。最早从南宋开始就有。宋朝人跟金人打，打不过也不能和。和就是汉奸。实际上“和”是常态。列宁跟德国攻击他的人建立和平条约，俄国并没有人说他是俄奸。但是在中国，只要你一求和，就是汉奸。不顾一切就是要打。包括甲午战争，李鸿章知道不能打，但是慈禧太后一定要打。舆论逼得也非打不可。不打就是汉奸。这是士大夫方面。民间方面，我刚才说过，有许多小的争端。外国人当然也有很多事做得不好，总会引起摩擦，摩擦以后就仇外。中国对外国人一向是仇视，而且鄙视。后来外国势力大了，又变成媚外。所以这是很复杂的心理。

上层，中层，下层，政治中心都有仇外的一股很大的势力。这个势力就造成了慈禧可以把义和团招进宫来，做试验。用枪打，好象刀枪不入。相信他们真得可以打外国人。所以这些民间地下组织的人本来是“反清复明”的，现在就改了口号，叫做“扶清灭洋”。所以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中央政策有这样大的改变，义和团不可能出大事情。袁世凯在山东一直是镇压义和团的。其他的比如东南，也有仇外的行动，都被镇压住了。因为觉得这不是一个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你不可能靠民气把外国人真的赶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稍微有知识的人，都知道，要对付外国人，只有用外国人的方法，以外国人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过去历史上叫做“以夷治夷”。不是靠意气，不是靠热情，就可以解决这样大的一个问题，把外国势力全部从中国赶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症结所在。

所以我认为义和团问题，我们不要把眼光看在老百姓仇外上。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主动要用他们，煽动他们，不会闯下那么大的祸乱。这是清朝朝廷上做出来的事情。

北 明：让重复总结一下：民间地下组织舆外国传教冲突早在1870年代就有，从来没有引起外国武力干预。只是由于清政府的支持和煽动，才导致庚子年间中国的祸乱？

余英时：如果没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义和团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国联军”。

关于早期外交

北 明：从外交的角度，清政府的做法是否跟中国政府跟外国人打交道没有经验，不懂如何使用正当手段，没有协约意识有关？

余英时：最简单说就是不懂。不懂的例子我可以举。费正清最早是研究东南沿海地区，鸦片战争前后到五口通商定条约这段历史的。他依据的都是档案的材料，尤其是英国，美国各领事馆的报告，跟中国的记载。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根本不懂外国人有法律，有制度。而不是靠私人套交情，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人一向官场习惯私下跟人家称兄道弟，杯酒交换，觉得公事也可以这样解决。这完全是文化上的一种差异。所以每次中国广州的官吏跟外国人打交道都不懂：我们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到谈判桌上他们马上就变了一副脸。他们实际上不知道，公事是公事，私人交情是私人交情。决不可能靠私人交情让人家在原则上让步的。他的原则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情，原则都是可以商量的。外国人经商他有一套negotiation（谈判）的办法，就是商讨。大家讨价还价。怎么样讨价还价，一方面当然看你的实力，另外也看你的技巧，看你能不能拿出说服人的根据来。你可以说服他的。但是中国人不懂这一套。以为靠私人交情。要是私人交情到公家场合没有用，他马上认为外国人是如何的混蛋。所以我们对付他就只有用武力之类的。许多误会就是这样起来的。

北 明：在义和团**之后和八国联军进兵北京之前，清政府把原先跟各国公使馆打交道的总理衙门的五个官员撤换了。这五个从义和团**开始就直接跟外国打交道，他们虽然不能自己作主，但是至少明白外国人如何一步步逼到决定自己派警卫，派武装的情况。这五个后来在清政府对外宣战时还被杀了头。换上了四个不懂外交的主战抗外官员。

余英时：对。现代史上，二十世纪下半叶最接近义和团的事情就是中国大陆的文革。文革时把所有外交部的人员都要撤掉。陈毅也是被批判的。说他对外不够硬。要找一批人，是无知的，狂热的，仇外的主持外交。一样的道理。（北明插：所以唐德刚教授在他的《晚清七十年》里，把义和团跟红卫兵相比较。）是呀，一点不错的。当然还不完全一样，因为红卫兵（运动）整个是毛泽东发动的。红卫兵作为下层可能对某些社会现象不满。但是对社会现象不满，这是任何社会都有的情况。如果没有人挑拨利用，系统地组织，（大规模**）那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义和团的事情绝对不应该把重点放在老百姓身上。老百姓仇外，政府跟着仇外？相反的。如果政府不仇外，他就（把**）镇压住了，至少可以向老百姓解释，这个办法不行的，只能带来更大灾害。或者更多的屈辱。这不是办法。政府为了国家独立，要用正当的方式，要用一种合乎文明轨道的方式。所以怎么样参加国际社会，这是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中国也许到最近才慢慢了解。

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也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国际社会”。只知道跟苏联集团走，或者跟苏联集团联在一起。然后革命，把全世界都改变。所以在这样一个愚昧无知的简单的口号之下，坚决拒绝跟世界打交道。

关于教科书中的近代史

北 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企图瓜分中国”是中国大陆史学家对庚子祸乱这段历史的定论。它是中国百年屈辱的象征。一代代中国人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至上的。但是我查阅大量美国国会那些从来没有发表过也不外借的档案文献之后，发现义和团的**和清政府的暗中利用，是八国联军进兵北京的具体背景，而解救被围困公使馆是他们的唯一目的。而美国在其中，运用自己的门户开放政策，还起到了制约列强瓜分中国领土的积极作用。我对一些中国学界朋友说，义和团八国联军这段历史，这个事件应该翻案。所有几乎所有这些朋友的反应都是你要谨慎：第一，这是一个太敏感话题；第二，能否翻案，要有充分的材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您的了解，这个“案”够条件“翻”吗？能翻吗？

余英时：我不知道你跟哪些学者谈的，是大陆出身的学者呢还是„„

北 明：大陆的，都是大陆背景的学者。

余英时：啊！因为大陆的情况是，过去（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的。历史都是假历史。它是为政治服务的一些教条。所以根本没有，无所谓翻案。因为我们真正的历史还没有建立呢！真正历史还没出现呢！都是政治宣传代替历史。

所以在这个口号之下，只要是说外国人也有他们的道理，各种道德谴责便马上加在你身上，你就不成其为人了。这是搞政治宣传最厉害的部分。就是在道德上威胁你，叫你不敢说任何一句真话。就等于说，今天我们都知道，象湖南的郭嵩焘，他是在英国驻使的，他了解外国的长处，外国的贸易，外国的政治，外国的法律、法庭，种种好处。回来报告以后，就被认为是汉奸。过去有所谓“清议”，这些士大夫总是认为只要你说外国一句好话，或者说一句真相，而不采取极端仇外态度，大家就把你看成汉奸。所以对郭嵩焘的许多意见，李鸿章明明知道是对的，但是不敢采用。郭嵩焘是个很了不得的人，他的日记，他的著作都出来了。他是对外交最注重的一个人，因为他在英国驻过很多年，而且跟严复都很熟。

北 明：他是驻英国外交官？

余英时：等于是公使。那时还不叫大使。所以他知道，不是说血脉贲张喊打就能解决问题的。他要找出一条办法来。

因为帝国主义是个事实。所谓帝国主义就是他们要做生意。做生意就要你开门。你不开门他们最后只有用炮了。鸦片战争也是这样开始的。最开始他们也不是要用鸦片来害你。因为中国市场没有，各种的外国东西到中国来都没有市场，没有人买得起。这是外国人的一个误会，以为中国这么多人，市场大得不得了。现在因为有了中产阶级，可能还买些美国货，如果在从前，两百年前，一百五十年以前，哪里有这个可能呢？她卖不掉东西，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印度制造鸦片，中国吃上以后上瘾，就再也逃脱不了了。销路大好。这样就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大门。所以就把贸易转到鸦片上了。所以鸦片贸易就变成非常中心的问题了。中国政府之所以反对鸦片，最初也是因为银子大量的外流。没有办法，国库钱不够了。所以才想到要禁鸦片。不完全是道德问题。

关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北 明：请您介绍一下台湾学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情况。台湾学者对八国联军这这个话题是否也这样敏感？

余英时：我不是专门研究近代史的人，不好对台湾史学界作概括式的论断。不过海外史学一般意见，提八国联军也都认为（义和团）是一种无知的莽撞。承认它有爱国动机。不过所谓爱国动机也不简单。比须结合每一地区的社会情况作深入探讨。一般老百姓在实际生活里体验到某些外国人在中国，包括传教士，盛气凌人，而有些中国“吃教饭”的人又仗势欺人。这样他们就要杀“洋鬼子”、杀“二毛子”、杀“假洋鬼子”。任何人跟外国人有点关系，老百姓都看不顺眼。实际这是在中国一直到今天都有的现象。从前跟苏联亲的时候，是“苏联老大哥”，（他们）只要有一句话，大家都不敢违反。只要苏联有个什么历史的理论，中国就不敢怀疑，就照着说。苏联怎么讲欧洲史，你就怎么讲欧洲史。苏联怎么讲世界史，你就怎么讲世界史。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一个国家。如果是美国，那你就骂他是“帝国主义”。要是苏联，那就是“老大哥”。如此而已。

北 明：那就是说，台湾学界不认为义和团导致了八国联军„„ 余英时：台湾一般人根本也不大清楚八国联军这回事情。台湾史学界好像没有集中讨论过这个事件。我不能冒昧下结论。

北 明：在八国联军进兵北京之前，俄国出兵满州，把东三省给占了。可是这样的侵略行为，在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中很少提及。但那是真正的侵略中国啊，虽然他借口是镇压义和团。

余英时：八国联军要个别地看。俄国大概野心最大。日本也有野心，但是日本那时表现还比较温和。美国是因为隔着太平洋，很远。所以他最早的政策是门户开放。就是大家利益均沾，大家公平竞争这个市场，我们都可以来，不要谁特别占某些地方。所以美国从它的利益着想，从他的外交背景着想，它愿意保持中国是一个和平开放的地区。大家都可以来做生意。所以所谓“瓜分中国”种种，其实包含了自己吓唬自己的成分，并没有确实的根据。你要研究当时各国的外交档案，你绝对找不出有什么计划要准备瓜分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些国家各有各的想法，怎么瓜分呢？谁占哪里呢？租界，只是因为有个租界就可以有个根据地，就等于今天所有的大企业，欧洲的美国的，都到上海呀、广州啊，占些地方，开公司。一样道理，实际上就是变相的租界。

北 明：我想确证一下，台湾史学界根本不存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课题，是吗？

余英时：这（指“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课题）完全是共产党政治运动造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历史。外国也有许多研究的，但是都是比较客观的。还有些研究民间文化心理的，象加州有位学者专题研究这个。Wellesley女子学院有位教授叫Paul Cohen最近也写过一本书，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人民的心理和民间文化。都没有特别强调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方面。

北 明：在中国大陆做这类课题，在学科上应该如何划分？准历史？

余英时：“准历史”都不是，是伪历史，伪造的历史，为了政治宣传而造出来的伪历史。

北 明：为了把伪历史颠覆过来„„

余英时：那只有将来学术完全自由以后才可以，资料才能开放。你必须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比如你在美国国会找到的资料，还有中国档案，各地方的县志和记载。共产党也编过义和团的一套书，也有些资料，资料是可靠的。所谓资料可靠就是当时的记载（可靠）。但是还不完整，因为有删节。因为它是找的自己需要的放进去，不需要的就没有放进去。所以要从多方面看，历史研究的第一步是把一切事实整理出来，不可未研究之先，已抱着道德判断的结论。研究义和团事件也应如此。

北明：由于伪历史的存在，就产生一种揭穿伪历史的必要。

余英时：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现在整个教育还在它掌握之下，小学生、中学生学的听到的东西大概还都是如此。这个你如果收集一下大陆的教科书就会明白。

关于早年外国对华贸易

北 明：整体如何看待当年外国对华贸易，说它是一种对华贸易的侵略行为成立吗？

余英时：要看你所谓侵略用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普通侵略是指武力占领别人国家，如果别人要跟你做生意，你也有市场，这是否是侵略，那就很难说了。如果这样算侵略的话，那么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帝国主义者。中国也是。中国不是很早就向东南亚展开贸易吗？象今天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中国要把丝绸卖给中亚国家，一直卖到罗马。中国也要打开外国的市场，那是否可以说中国早就是帝国主义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如果把做生意都当成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帝国主义。

北 明：应当具体看看那些贸易协定的条款是什么样的？是否公平合理？

余英时：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中国没有参加国际社会活动，根本不知道有国际公法。国际公法要到清政府成立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以后，从前只有对满、蒙的少数机构管理，没有外交部，只有理藩院。后来和西方打交道，成立了管理“夷务”的“总理衙门”。那是第一个中国外交部。这个外交部以后，才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之类的东西。才让中国想办法进入国际社会。这当然是外国人逼着你出来的。但是他们逼你出来当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商人的贸易可以说是从希腊就开始的。贸易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色，他们的商人到处都去的。这是他们生存的条件。所以，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后，包括美国开发也是贸易，也是为了要扩张，要获得新的资源和市场。所以才向全世界扩张。这是西方的一个特色。你说它是帝国主义也可以，说它是扩张政策也可以，但是主要要看你怎么应付。像日本，也是西方贸易扩张对象之一，但是日本就应付的很好。所以后来慢慢它自己也站立起来了。不但没有被牺牲，而且变成了列强之一了。所以这是反应问题。

中国的反应是一个失败的反应。所以就变成好象老是被欺负的感觉。事实上，人家逼你做生意，你很难说它是欺负你。欺负你是它用大炮，在后面做后盾。例如五口通商，林则徐要把他们关在外面，他就非要打开不可，最后就打仗了。那就是鸦片战争了。当然，打败了你就签条约了。所以这可以而且当然是帝国主义。（北明：这是被迫„„）被迫开放。他的目的还不是在你的领土，不是要占你的地方，不象俄国和日本，日本俄国对中国都有领土野心。其他的国家都悬在外面。尤其美国更远，所以他们对中国并没有领土野心。所以那种所谓侵略是另外一种，就是他希望，既然中国是一个市场，大家都要来，不能那些国家，有了条约特别有利。要是订条约，大家都来订。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就是费正清所说的所谓“条约系统”代替从前的“朝贡系统”。从前政府做生意是靠朝贡的方式。外国人来贡献些东西，实际上是要问你要同样的东西回报。所以汉朝用丝给匈奴，要用米，要用酒。这是中国市场供应的。他给你送一些马或者其他的中亚特产，算是象征性的朝贡。然后你在这个朝贡条件之下做生意。所以朝贡实际上也是一个做生意的方式，一直达清朝中叶，一直到鸦片战争订立条约以后，才发生变化，从此变成不是来朝贡了，根据条约作生意。你这个口岸必须向他开放，你不能不让外国富人进来。这个你可以解释为侵略，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应付，你不会应付国际贸易怎么做。

因为十九世纪，西方的海洋国家都是要向外扩张的。政府在后面支持的，支持商人的。西方人到中国来跟到非洲去一样。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来传教的。一种是来做生意的。这些活动都是推展他的影响力或势力。你可以说他是有侵略性的。这是他的文化本身内部不可消灭的东西。到今天还是如此。它到全世界还是要做生意。对不对？他的宗教人士还是要到全世界去传教。就是看你会不会应付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应付失败了，所以造成一个时期被侵略。我们变成侵略的对象。

我并不否认侵略这个字可以用，但是这个字，你要看怎么用法？为什么日本就不能被侵略呢？（北明：而且日本国家那么小。）那么小，1853年也订得条约的，很快他就翻过身来了。它想了办法。我用你的办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怎么来我怎么对付。是这样来的。

关于美国对华外交行为原则

北 明：现在我们正好谈到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了。您刚才提到日本。日本打开国门，是美国去的。美国送了一支军舰去。而且美国打开日本国门的时候，送的是礼物。是现代化的铁路模型以及一些现代化的设备，让日本人很惊讶。美国非常友好，所以日本没有感到被迫的压力。可是英国打开中国国门的时候，就是打！打鸦片战争。我提出这个，主要是想说，虽然都是帝国主义，但是美国跟欧洲的帝国主义，包括英国，还有后来的俄国，决然不同。比方说，门户开开放政策，是美国提出来的。第一次照会，美国是要求中国各口岸对外国要采取统一标准，而且关税贸易要由中国来决定。这实际上等于保护了中国的关税的自主权，而且保证了中国关税的收入。如果没有美国提出这次门户开放政策，西方各国各自为政，结果就造成互相之间的竞争。你夺占，我更要夺占；关税你收得多我收得更要多。你的那段铁路不许我用，我的这段铁路也不许你用。如此竞争局面，那么中国就更不好控制了。所以美国的出现，等于是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美国作为外国，用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政策，把他们自己相互牵制起来了。清政府没这个本事。有这个想法它做不到。这是美国人做到的。这是一。第二，第二次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照会，是在八国联军即将进入北京之前。美国看穿俄国对中国的领土野心，再度照会各国，明确提出他们要保护中国领土的完整，要保证跟一个完整的中华帝国做生意。还要保证中国行政管理的完整。美国强调要跟中国沟通。意思就是，你们不许借机会侵占中国领土。后来过了不几天，俄国就进兵满洲把满洲占了。但是就因为美国这个强硬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义和团打败之后的庚子谈判时，没有导致用领土赔偿各国的损失，是赔款而不是割地。而且在庚子赔款的时候，令人感动的是，美国调查中国的财政资源，调查报告写中国能够最大限度支付多少钱。美国要求各国一定要把庚子赔款限制在中国能力限度内。它提出的总额是后来庚子赔款总额的半数。而且因为其他国家不遵守，美国提出：如果你们遵守这个限定，我们美国会把我们自己的索款额再往下压。如果你们愿意Follow 我们的话。但是，谈判会议上其他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愿意Follow（跟随）。这样，美国警告说，如果你们这样不顾后果，提高赔款额，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政治**，会对我们大家都不利。警告不管用，最后美国要求海牙法庭仲裁。一定要把这个索款额减下来。当然仲裁也没管用。当时中国作为战败国，没有资格进谈判场，只能在外边等着八国吵完了，接受无论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看出，美国在将近一年的庚子谈判中，实际上是代表中国的利益在跟七国谈。这些资料在美国的外交档案中记录得非常清楚。美国要求将赔款利息从百分之四减到百分之三的请求失败，但是进入赔款方式的谈判程序后，是美国仍然为中国争取到了两项具体好处：一，中国的赔款期限将延续39年；二，中国将按照证券的原票面价值支付，以便避免由于各国货币、面值不同，换算期间导致各国趁机扩大赔款数目。这对于挽救中国财政，稳定社会以及列强尽快从中国撤军，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时隔两三年，美国开始退还他们获得的多余的赔款。由于美国的退还，英国跟进，之后其他欧洲国家都退还了。而且美国的退款跟英国不一样，美国无条件退还。他们在国会论证的时候就表示，我们不应该要求中国用这笔退款做什么。是中国清政府、慈禧自己提出来，要用这个钱建学堂，或者派送留学生到美国的。英国退款的时候有条件，他们派了个代表团到中国考察，然后提出来，英国的退款必须用来建造中国的铁路，所有器材设配都要从英国购买。我们看史料会发现，在帝国主义当中，美国帝国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尤其是俄国、日本不一样。欧洲在拉丁美洲进行了一番殖民侵略之后，就跑到中国来，他们确实是以强势压人，但是美国在其中是主持了公道。

除了八国联军庚子赔款，还有大量资料证明，例如二战美国参战之前，向日本下通牒，不许侵犯中国领土，切断日本石油运输线，对日本实行制裁，这之后才是日本轰炸珍珠港，还有禁运鸦片我刚才已经谈到了。日俄战争当中，美国也是站出来把两边摆平。美国在中国的三次近代灾难中：义和团之乱，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中，三次卷入，主持公道，甚至出兵干预，比如抗日战争。都是在领土上保证了中国的利益。

我的问题是，您如何评价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这些事例能否得出结论，美国的外交行为中有道义的原则？

余英时：这样说吧。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帝国主义中，你看他的行为，美国大概对中国的危害是最轻的。也可以说，它因为隔得很远，隔着太平洋，直接上手不行，所以提出一个利益均分，门户开放政策，大家都一样。有国家利益在内。这也是为它自己国家利益着想。这一点没错的。美国一定，第一步是要站在自己国家利益上。但是美国立国确实有一种道德精神，你也不能否认。理想主义的精神。这个精神因为它是殖民地，然后要独立，它晓得让别人侵略，把别的国家消灭是不对的。这个道德原则到今天也还有。所以，就搞出人权这一套东西出来了。所以美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实际利益，它也不会放弃。但是它的手段方面，也有一定的节制。穷凶极恶的面目，像英国所表现的，或者像俄国和后来日本所表现的，在美国确实不容易找得到。它对其他国家都是希望我也可以跟你来往，你的市场对我开放。但是我并不是要把你消灭掉，把你变成我的一个附属。所以，你必须两方面都看到。一方面是显示利益决定它的行为，另一方面呢，就是它的建国理想所传下来的精神，使他在国际事务上，要受道德上的某些限制，否则国内的一般舆论会大加挞伐。

实际上，不但如此，就是英国也不能完全说他们都是混蛋。我在哈佛大学几十年前，做学生的时候，写过一篇论文，就讲鸦片战争以前的贸易。我也查过很多英国的国会的档案。英国国会也以为耻，也以为用鸦片战争方式取得中国利益是很可耻的。所以也并不是没有这种声音。不过这种声音不象美国那么大。所以我认为每个国家，稍微有文明的话，他都有某种起码的道德意识。不过这种道德意识有时被利益压住了。所以，我想，从美国来看，第一，利益它是要的。但是它绝对不会因为利益就不顾一切，穷凶极恶，什么手段都用。这是美国不能做的。它民意不能允许的。否则，你在选举的时候别人就拿这个来攻击你。你就不可能选的上。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你从利益的观点也可以解释，也不是说它是特别好人。但它除了利益以外，还有道德的起码的意识。这个意识是大家共同接受的。在美国，很明显的违背某些原则，比如包括阿富汗打仗，只要稍微不人道一点，马上就会攻击你。有任何错误，新闻界不会放过你。所以看美国精神，一定要看两面。

对于中国来讲，可以说美国是帝国主义中对中国最加以保护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我记得大概是黄华吧，从前叫卿汝楫，后来做外交部长了吧？他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他写过一本书，就叫《美帝侵华史》嘛，现在可能没人看了（北明：我没看到过）。那时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了。（北明：美帝从来没侵略过中国呀）。那是很大的一本书。就叫《美帝侵华史》。你看那个，所有的美国行为都写成是帝国主义侵略。那是为政治宣传而作。所以你说的这些档案，他可以有机会看到，他看到也不会用，因为他早已有了结论。

美国从一开始，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来订条约的时候，美国代表就用一支枪，送给耆英，就是中国代表。他说，你们要发展武器，保护你自己的国家。

北 明：这是哪年的事？

余英时：这大概是1844年中美订望厦条约时候的事情。1844年。详细信息你要去查书了。这是很有名的一件事情。他要中国必须发展武力，现代武力。你才能抵抗外面的侵略。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对中国是比较好的。

美国有一个外交官，叫Anson Burlingame，很有名的人。他对中国非常友善，从美国外交界退休后，清朝政府在1868年聘他为中国对外的代表使节，为中国向西方各国游说。这个档案你可以查得到的，很有名的人。所以许多东西，中国人不懂，都是他帮忙。他帮你解决。他做你的代表。因为中国政府信任他。他也确实表现一种诚意。所以从这方面看，你就会看出美国对于中国至少没有领土野心。这是第一。第二，它不希望其他国家穷凶极恶地把中国瓜分掉或者把中国分赃一样的到处乱抢。它希望建立某一种秩序，某一种自由。大家都可以来，但是对中国也不至于过分的伤害，自己也可以发展。我想这是美国的一个基本政策。

美国本身讲，在很长期的时间都是所谓“门罗主义“，关门主义，它只管美国的利益，它不愿意卷到世界上去。卷到世界上的原因就是，就是因为Willson（威尔逊）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要参加。但是参加以后，一般美国人对他很不满意。所以第二次他就选不上了。Willson 想提出„„因为willson 已经看出美国对世界有一个责任了。因为美国力量越来越大了。本来是英国的世界。（北明：但是在那之前，美国参战之前，美国有四次中立法案通过。）第一次大战以后，美国就通过了一个中立法：Neutrality Act，这个中立法就是禁止美国卷入任何外国战争。所以那时候，胡适1937年、38年到美国来做大使，就是要跟这个中立法斗争。想办法让中立法取消。罗斯福也想取消，但是取消不了。有中立法，美国不能帮助中国。因为中国跟日本在战争状态。所以罗斯福要绕着各种弯子帮中国的忙。所以，比如最早，是两千五百万借款。这个借款，是用中国的锡作抵押，后来用桐油。这样慢慢借款的。一直到后来珍珠港事变以后，才能正式的帮助中国。罗斯福一直是非常倾向中国的。所以对日本人谈判，日本想他出面，主张满洲给他了。然后，日本撤兵种种。但是美国罗斯福始终不肯做这个中间人的工作。他不肯担保。认为中国人也不能允许把整个东北都给你。满洲国我们从来没承认过的。国民党也从来不肯承认这个的。

所以在中日战争时期，美国一般讲的话，是很倾向于帮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多多少少有一种浪漫的想象。甚至可以说是，他们觉得可以和中国人作朋友。

北 明：令人感慨的是，原先我们都认为美国跟着八国联军一块打中国，火烧圆明园。后来我查处来的资料是„„

余英时：我想你们有个错误，关于历史。烧圆明园„„（北明：是英法联军）主要是英法战争。1860年，早就把圆明园烧掉了。但是以后抢东西，抢的最多时候，确实是义和团。）

北 明：对。而且，我查到的资料是，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美国占领区在故宫。如果美国要是烧杀抢掠，就没有故宫了。（余：那不得了的！故宫根本就完了！）就没有了，一定和圆明园当年一样，就消失了。当时美国占领区的社会秩序，恢复得是最好的，最早的。

余英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不必强调“美国对中国一向友好”这一类的说法。我们只能根据历史事实，指出美国它有自己的在华利益，决不放过。但是它作为一个到中国参加八国联军行动的一个分子，它的行为时比较合乎文明规则的。对中国，客观上起了较好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正如你所说的，关于八国联军赔款，美国人始终认为不应该拿的。所以才照中国的意思建立清华学校。才有清华，最早是留美，对不对？然后英国也退了这个钱，后来变成中华教育基金会。美国的钱，都在里面。所以英国的庚子赔款也在创造双方的文化的交流。至少让我们文化上彼此了解。只有俄国的钱，一个都没退！（北明：日本也没退）。日本也没退。所以从前大家都骂„„闻一多死了以后，许多人纪念闻一多，照着共产党的调子起舞，就说，清华是美国侵略的一个先锋队，来占领中国，想在文化上征服中国。后来梁实秋写闻一多的时候说：不错，庚子赔款时美国退款，但是，这么多侵略国家中间也只有这么一个美国真正创造了一个学校，而且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到今天清华在共产党的政治上还是占着最高的地位。但是其它国家，包括俄国在内，那些赔款也不知道哪去了。所以你这样说，就是客观讲，你不能说美国是个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

北 明：还有一个问题是，您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基督教传统能够起作用吗？

余英时：我想早期作用更大。现在慢慢就比较（北明：淡化了？），哎。政教分离以后，基督教的影响便相对减弱了。但在早期，美国最初就是基督教反抗在英国受压迫到这里来的，所以当然有影响。

北 明：您关于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余英时：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我主张对一百年的中国外交史进行认真的客观研究，尽量避免情绪反应。白鲁恂（Lucian Pye）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说中国人像一个crying baby（爱哭的孩子)，只要认为受外国人欺负，首先便大哭大闹。这一观察值得我们警惕。所以从前蒋廷黻，在美国受了史学训练，回去研究中国外交史，就要打破这个观念。你不要什么都骂“帝国主义”，没有用的。帝国主义是个事实。西方势力要做生意要到你这儿来了，你没办法。除非你有本事把它档在门外，那你的军事力量已经很强了，那你也出去了，你也出去做生意去了。你跟他们一样了。如果不能，那就看你怎么反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它就能够自己站立起来，从建立海军开始。日本明治维新，1868左右，就开始用法国人建大船了。这个法国人后来做驻汉口的领事，跟中国后来的总理衙门的大臣王文韶，他追随李鸿章，是他的继承人。这个法国人就向他建议：我们帮你忙，跟日本一样为中国建立海军。那时候，王文韶作地方官，还是湖北巡抚，这一段交往写在王文韶的日记上。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如果当时跟日本一样，很早就开始建立军事现代化，一步一步走，那也可以解决问题。可是中国这个满清朝廷，自从咸丰死了以后，就控制在一个无知的，而且欲望极大的，也很能干的老太太手上。啊，那时还不是老太太，年轻寡妇嘛。（笑）那个慈禧是很漂亮的年轻寡妇。但也必须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是个很能干的人，为满清政权在中国延长了五十年的生命。

北 明：但她对外不行啊。

余英时：她没有这个了解。所以她知识不够嘛。所以基本上我认为是个知识的问题，认知的问题。所以“五四”以后讲救国，多数人都认为必须从教育开始，就是这个道理。教育程度不到，一点办法没有。今天，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也就是教育问题。它教育始终控制在一个极端的、基本教义派的宗教狂热分子手上。所灌输的一套都是仇恨外国的。这样下去，只有造成灾害。

美国也会凶的。它国际利益所在，它一样可以跟你拼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现实，才能知道，你要跟美国人打交道，很简单。你的道理，我的道理，我们有个共同接受的道理。我们也在这个原则上进行，彼此都不吃亏的办法。或者彼此都有好处的办法。跟人打交道，怎么样把单方面吃亏变成双方都有好处，这才是一个正道。

如果一味靠鼓动民气，民气是不可靠的。真正打起仗来没有用的。你可以看看日本人侵略中国，那时候中国民气复阳，死了多少人？可是打仗有用嘛？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珍珠港偷袭，那日本人在中国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撤退呢！国民党固然不行了，挡不住了，因为八一三把所有的精锐军队都搞光了，共产党何尝打过一仗？能够把日本人赶走的？只是在别人不动手的情况下，它才偷偷打游击。基本上是在想办法抢国民党的（笑）军队的武器！发展自己的势力。（明：而且毛泽东明文规定不许跟日本人打正规战。）是啊是啊！所以可以看出来，我们讲民气，不相干的。在美国没有打阿富汗的时候，阿富汗在塔利班控制下民气多大？等去打了，又什么用啊？这不是靠民气的问题。所以在国际上怎么样把国家站立起来，第一个恐怕是知识问题，对别人了解，对自己了解。对最新的科技能够吸收，能够够运用。但是这个需要有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只有越搞越坏。就等于苏联一样。从前苏联就是这样的。它科技已发展得很高，可是并未能挽救共产体制的崩溃。

北 明：美国花了一百年关闭自守，门罗主义的时候，自强自立。最后才走上世界。

余英时：是啊，因为它的国力越来越强，责任慢慢大了，美国变成了在世界事务上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它已躲避不了国际领袖的角色。美国是被逼到世界舞台上去的。它并不是想要作超级大国，称霸世界。它最初没有这个意图。这是形势逼得它非要这样做不可。二战前夕英国促它参加欧战，中国和日本也都分别找它支持自己。尤其是二战以后，苏联搞那么强大，那真是侵略，到处侵略。把东欧国家都要变成他的卫星国。然后要向欧洲进军。向远东进军。你看越南政权、北韩政权、中共政权，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他支持成功的。对不对？所以美国没办法逃避这个责任。它如果再躲，它就完蛋了。所以它非出来不可。这样就搞不成门罗主义了。非开门不可。

北 明：其实门罗主义的时候，美国第一次跟西班牙打，为了古巴，是因为美国的（舰艇）“缅因号”在古巴被炸沉了。它坚持一年不跟西班牙打，最后它没办法，炸沉了，它打了。第二国际战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因为自己的军舰在德国被炸沉了，所以他四次试图中立，终于失败，也参战了。第三次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被炸了。这次打阿富汗，是因为世贸大楼被炸。

余英时：没办法的。美国，有一点你要注意。你不要看它平时吊儿郎当，又内部常常争吵，真的有911这种事件，珍珠港这种事件，它会跟你拼命的。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何况一个大国？布什他要维护美国利益，他是不眨眼的，眼睛是要睁得很大的。随时都注意。所以，你不能以为把美国人，洋鬼子可以骗一骗，哄一哄。我想那时做不到的。

北 明：谢谢您接受采访。

余英时：不客气。

第三篇：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来源 | 复旦历史系分团委学生会

﹀余英时先生曾接受时代周报专访，题为《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值得一读。余英时是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会院士，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引领中华民国思想史研究数十年，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台湾，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

余英时的研究范围纵横三千年中国思想史，他的气质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其尊严在于他从不受缚于学术外的任何势力，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以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尽管“一生祸尽文字出”，他仍坚守传统知识份子一种“单纯的倔强” 唐奖的颁奖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已推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时代周报：现在的“国学热”似乎越烧温度越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余英时：我觉得没有真正的“国学热”可言。真正的学是不能热的、热不起来的，只有五分钟。学是要冷冷清清长期做的，如果要带一个“热”，就可以不考虑了。等于是流行歌曲，大家都狂热，流行歌曲能流行多久，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学热”本身跟国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无非就是这样一种想法，才会搞出“国学热”来。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所以必须倡导“国学”，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余英时：我想“人心不古，物欲横流”的说法，每个时代都能听见。古代就有了，汉代可以这样说，唐代可以这样说，明代可以这样说，现在还是这样说，什么才是把人心复古呢？从前提倡经学的人，就以为经学可以解决一切，中国人念经学念了几千年，去翻翻清朝《四库全书》提要，经学有多少书？每一代都有发展，还不是继续“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我想每个时代都有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

时代周报：在学术研究上，通与专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余英时：在学术上，通与专是看个人的。有人愿意是专家，他不想“通”，对“通”没有那种意识。有人故意学“通”，那种是很虚的通，许多抽象的废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尤其是现在用西方各种理论的名词，人家也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药。我想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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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余水英 SYB创业培训心得

SYB创业培训感想心得

-------余水英

2012年11月5日我很荣幸的参加了SYB培训班。在这短暂的学习生活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创业的专业知识，通过这次学习也给我人生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新篇章。

全班就自己一个人报名参加培训班，开始时犹豫因为害怕孤单，但是最后还是一个人来了，因为我明白以后的创业之路也免不了孤单，免不了要自己独自面对，免不了要重新融入新的环境，认识新的朋友，但刚开始参加SYB培训时，看到这三个字母一点都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学习这个有什么用？听听全是理论，刚开始这次培训没有非常大的兴趣，但经过一次模拟游戏后，渐渐对课程越来越有兴趣。等学习完了我才知道在没有学习前，我脑海里对创办企业的想法只不过是个皮毛，和真正的企业相比还差很远，我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很多能力需要锻炼。

以前自己是很想创业，在自己的眼里创业只知道只要有钱买机器，能招够工人，能找到顾客，生产上能把质量抓上去，销售上能把产品卖出去就能成功，这样的企业就是一个好企业，就能赚上钱。而对其中的成本核算、现金流动等问题却是一概不知，更不要说去如何谋划和设计，对其中的一些知识的运用更是无从下手，到这时侯才知道自己太小瞧SYB了。

“SYB”意思是“创办你的企业（START YOUR BUSINESS）”，这门课程的内容分两个部分，共十步，步步相扣，逐渐深入，非常的好。讲师的讲解也很到位。因此在这十天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经过这几天的学习，我们学员要写一份《创业计划书》，我在做计划书的过程中，发现创办企业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我们的《创业计划书》被退回好几次，每一次都有新的问题，对于那些数字我是改了又改，要是没有这次培训，我真的不会考虑到这么全面，也不能衡量自己的创业构思是否可行，创业过程中具体实施步骤就更难得知了。创办企业是我的梦想，但我发现真正打算创办自己的企业时，就会有很多事情要考虑，并且是千头万绪，难以入手。SYB培训课程帮助我整理自己创办企业的思路。经过培训后，我将能决定自己是否适合创办企业、办什么样的企业，衡量自己的企业构思是否现实可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业计划书，它让我的梦想更加坚定。

在培训的过程中由于开党会，表彰大会等原因我错过了几次精彩的课，特别是游戏二，和素质拓展课，当同学们说起时还依然兴致勃勃的，说着谁破产，谁盈利等，整个培训过程中觉得自己没有全程参与觉得很遗憾，整个课程中我最喜欢听老师的实际经历，听来亲切真实，每次总有很大的启发，依稀记得游戏一中我们组的企业开破产了，这第一次触动了心弦，原来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有优点缺

1点，我们都应该及时的总结经验。

在培训期间，让我更深的认识一些朋友，让我体会到我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同时也看到很多优秀的同学，看到他们的胆识和见解，印象最深的是林泽良同学，在课堂上他遇到不懂的问题，能够及时的提问，回答老师问题时能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见解，这是大学生所欠缺的，也是我所没有的，他所表现出来的自信和气质真的很欣赏。整个过程中主要的是团队合作，团队分工，这让我意识到团队的重要性。

老师告诉我们的经典名言印象深刻“只有向前看，才能向钱看”“商人商人凡事好商量”“一切皆有可能”我深知创业的艰辛，创业有风险、有挫折、有失败，但创业是伟大的。我想，在有关部门领导的支持关怀下，我们SYB的学员都能干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忠心的希望农院的SYB有更多的人来这里实现创业的梦想。SYB就像大地，我们就如一棵棵小草，小草把根扎在大地上，大地助小草茁壮成长。在几天的培训中，让我们相信，有梦想就要努力去实施，我希望我也是这市场经济汪洋海中的一叶小船，乘风破浪，达到成功彼岸。我是，你也是„„

我想要感谢我们默默奉献了的老师，是他们指引了我们创办企业的门路，是他们指引我们走想辉煌的那一天，是他们每天口干舌燥的为我们讲解着每一个问题，是他们那样的站着为我们默默的奉献，我也想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卢老师，默默的做着背后的工作，定制班服，协调工作，安排班级，人员等等，在此，我代表SYB培训班全体学员向老师们说声：谢谢您！

经过几天的SYB创业知识系统的学习，我们对创业有了更加专业的认识。一个好的企业的建成，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从创业构思、到创业计划、再到企业运作，任何的风险对于企业都是致命的，任何一个流程上的失误都会使整个企业垮台。

最后，感谢组织方给我自主创业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我相信，有梦想就要努力去实施，此次培训我受益匪浅。

第五篇：余秋雨

余秋雨先生有什么作品

《文化苦旅》 1992年大陆出版 1995年台湾出版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书主要是以余秋雨先生在全国各地的文化之地的游览过程为线索，思想非常深刻，语言也极有震撼力，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其中对人性的拷问也极为深刻。整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余秋雨先生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以及书中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该书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山居笔记》 1995年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作者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霜冷长河》 1999年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

《千年一叹》 2000年

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余秋雨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他们一行人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在‚千禧之旅‛即将结束之时，作者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四个月冒险奔波，天天都思念着终点。今天我们到了，回头一看，却对数万公里的尺尺寸寸产生了眷恋。那是人类文明的经络系统，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

《行者无疆》 2001年

行者独步于遥远的旷野，素昧平生的未知，遭遇处处的难题，只因为一个执着的信任，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为后来人度步出一往无垠的疆土。

《晨雨初听》 2001年6月

也是余秋雨的作品之一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蠢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借我一生》 2004年

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

《笛声何处》 2004年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在《笛声何处》当中，余秋雨依旧以其一贯的文化的视角、散文的风格，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的、音乐的非物质的文化。余秋雨称，《笛声何处》的创作准备早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文化苦旅》还没有进入台湾，余秋雨赴台所到之处的一系列活动，均是以昆曲学者的身份受到接待的。

《寻觅中华》 2008年

纵观《寻觅中华》全书，并没有多少优美的词句和华丽的词藻，其间多的是睿智的语言，以及一则则通俗的故事。余秋雨也很少对山水名胜作具体的描述，往往是笔锋一转，人为地构造出了一幅幅浓郁而又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便进入了直抒式的咏叹，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国文化的种种遐想和议论。它为每一名读者解读了中华文化的壮阔和黄河文明的盛衰，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悟，从而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

余秋雨先生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共分六册。首批推出有关中国的两本《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 2008年

《摩挲大地》一书，精选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一些著名篇章，但每一篇都由作者本人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心修改。书中的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全书230千字。从此，余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之前的所有的版本不再印刷，免误读者。

《历史的暗角》 2009年

收录的篇什历来被文学史和读者目为历史、文化美文的典范之作而广泛传诵,堪称秋雨散文中的泰山北斗。读者自会体悟到余秋雨在历史追溯之中体现出来的心灵的震颤、思考的重量。

《问学余秋雨》 2009年

近十余年来，余秋雨先生一直在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考察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考察成果通过电视和书籍在全球华文界造成巨大影响。本书渊源就是余秋雨老师在凤凰卫视主持的文化类座谈节目《秋雨时分》。但在主持完《秋雨时分》之后，秋雨老师并没有匆忙推出改编版的相关图书，而是历时两年，几乎是逐字逐句精心完善和重新创作后，才郑重推出本书。余秋雨老师将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东方及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精髓，同时结合文化和电视传媒的传播威力，将极大地激发读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的欲望。

《我等不到了》2010年

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开篇即说明了创作此书的初衷：‚七年前，我写了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在很多长辈、亲友、同事、邻居间引发了一场回忆热潮。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连一些以前并不认识的读者，也转弯抹角地为我提供各种参考资料。一位教授对《借我一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什么一生，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但你显然顾虑太多，写得不清不楚。’他的批评很对，中国文学不应该违避当下的切身磨难，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写下来才发现，真实，比文学还文学。‛余秋雨说：‚很多与我有关的人，都死去了。我很想与他们说话，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到。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书——《我等不到了》。《我等不到了》以平静的语调叙述了家族的历史，曾祖父、曾外祖父从浙江慈溪出发，闯荡上海滩，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亲、母亲、姨妈、叔叔、‚我‛以及妻子马兰，众多家族人物的一生，在近一个世纪历史的光影中沉浮；文革中表哥益生和叔叔之死，折射了畸形年代里的畸形命运，平静的叙述中蕴涵着悲壮的集体挣扎。余秋雨介绍说，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一部深入灵魂的‚中国读本‛。它告诉读者，在你们出生之前，父辈们有过什么样的精神历程，这种精神历程又如何渗透到今天，成了你们的生存背景。《我等不到了》是余秋雨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因此他将此书珍惜地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余秋雨说：‚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记忆’两字连起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