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暴力犯罪的社会学反思
***部长在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必须“重视社会科学在公安工作中的运用，加强公安理论研究，为公安工作的长远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人们知道，近些年来，我国不断深入开展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沉重打击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较好地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治安稳定。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全国各地的违法犯罪尤其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案件仍然居高不下，一些犯罪分子在实施杀人、爆炸、投毒、抢劫、放火等暴力犯罪的过程中，心理之狠毒、手段之残忍，几乎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仅以2003年为例，11月3日，被列为公安部2003年头号挂牌督办的犯罪嫌疑人杨新海涉嫌在皖鲁豫冀杀害67人的惊天大案、11月12日，所破获的河南平舆县17名青少年被杀案、深圳破获的数名求职女青年被杀案等等。对待这些类似于恐怖行径的暴力犯罪，尽管公安机关在侦破整个的案件过程中，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自身乃至其他政府部门所共有的传统工作模式和思维定势，对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信息公开的认识不足，忽视了据此搞好警察公共关系，有意或无意地阻塞向社会公众发布有关暴力犯罪案件真实信息的渠道，造成社会公众对案件的不认知，给他们带来了心理上的恐慌，社会上因此而产生的各种流言蜚语满天飞，当地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公众中的信任也随之产生了危机。据此，笔者试图结合周部长指示精神，从暴力犯罪的社会学角度略作反思与探讨。
一、社会认知的多元化与自我认知的茫然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民众已由原来单一的对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转到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社会事务的公正与公开等多方面的强烈需求，同时，随着人们思想的开放，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也走向多元化，从而对社会的行为、风气、发展有着多样性的认识与歧异的看法。必须看到，这种社会认知的多元化包含着公众自我认知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社会公众对待所发生的暴力犯罪现象，常常是一方面对公安机关打击所作出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怀疑公安机关防控、打击不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定公安机关与犯罪分子“警匪一家”、“姑息养奸”。社会认知的多元化与公众自我认知的茫然性，往往使得许多人对自己眼前和未来在社会上的安全地位抱有不确定感，这种情绪极易感染，一起暴力事件的产生，随之而来的是很有可能在公众之中引起强烈的心理反应和茫然的行为表现。2002年4月，江西九江市接连发生两起饮食摊点投毒案，一时间，市民几乎谈“食”色变，甚至不敢到所有的饮食摊点及饭店用餐，大批早点、饭店因之而门可罗雀。针对这种状况，九江市公安局当机立断，及时召开全市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了案件事实真相和抓获化名“张学友”的犯罪嫌疑人的详细经过，从而及时澄清了各种谣言，取得了市民的共识，社会上也因此很快恢复了往日平静。
二、保护公信力与拓展信息渠道
社会学认为，社会上正常的信息渠道一旦受到了阻塞，公众之间的流言就会产生，而流言传播的内容则主要是一定时期内在社会上或群体中互相关心的消息，这种消息一般又与人们的切身利益直接关联，或者与个人与群体利益有着间接关系的。对于社会治安方面来说，由于任何违法犯罪现象都会或多或少对公众造成心理上的阴影甚至是利益与生命的直接损害，而暴力犯罪尤为甚之。故而，公众对暴力犯罪有关信息极为关注，公安机关如果仅仅满足于“关门办案”、“闭门抓人”，而不愿向公众及时透露案件的有关真实情况，就有可能引发社会流言和公信力危机。从几起典型的连环杀人案在公众之间的种种传播来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2003年11月14日，河北省《燕赵都市报》以《65条人命恶魔在沧州落网》为题，率先披露了这一消息，立即引来各家媒体及各大网站的极大关注，许多民众纷纷追问：为什么不早一点向我们通报案情？为什么没能早一点破案以至于被杀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早一点向我们公众提示自我防护措施？为什么不相信公众对犯罪信息的判断力？法新社甚至就此事报道说：“令人担忧的是，最近破获的几起谋杀案说明，中国警方认为不需要向公众通报连环杀手案件”，该报道认为，如果警方及早向公众通报连环案，民众既可以加强自我保护，还可以给警方提供线索，“但警方没有这么做，杀人者得以继续行凶”，“中国政府向来不愿透露可能引发公众恐慌的信息。中国的犯罪数据没有完全公开，只有已经破获的案件才会在许多有关犯罪活动的电视节目中得到报道，那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展现警察的工作。”
“不愿透露可能引发公众恐慌的信息”必将造成“公众恐慌”，从而引发公信力下降，同时也决非是“从积极的角度展现警察的工作”。2003年2月6日，广州“非典”进入发病高峰，广东全省发现“非典”病例218例，《羊城晚报》2月15日以题为《手机短信流言纷飞 报纸电视稳定人心》一文谈到：2月10日晚，广州因为人们竞相用手机传递疫情信息而造成网络瘫痪，疫情信息的传播远远超过了病情本身。2月12日，广州市场甚至出现了大米、食盐、食油抢购现象，有的商家乘机哄抬物价。由此可见，社会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如果公众没有得到政府权威部门及时、准确的信息引导，公众之间的流言便会越传越多，越传越广，渐渐地也越传越离谱。基于这个道理，当社会上发生暴力犯罪案件之时，公安机关就应该及时站出来以事实说话，这样，公众之间无论是多么绘声绘色的流言，都将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大力拓展信息畅通渠道，把公众欲知、应知、早知的信息及时、准确、完整地告诉公众，保护公安机关自身的公信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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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对社会学概论的理解
对《社会学概论》课程的理解
《社会学概论》是一门应用性十分广泛的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生活、社会交往、社会工作、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形成对社会整体的认知的一门学科。
任何人的生活、学习、工作，都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人类在不断地创造新的社会现象，构造新的社会环境范围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的不同认识和见解是社会学概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主要内容。所以，我们学习《社会学概论》这一门课程可以了解古往今来社会所赋予我们的财富，可以给当今社会所发生的一切怪异斐然的社会现象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借助社会学理论的力量，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了解社会，可以使我们对其存在的一些我们以前无法理解的现象、事物或人类的行为那么忿然，不解，恐惧。总之，我们可以通过对社会学概论这一门课程的学习来充实自己对社会的进一步认识。
第三篇：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研究
摘要近年来，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屡屡进入公众视线，未成年人犯罪日益突出，不仅案件数量急剧增加，而且犯罪成员在案件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大幅度上升。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已成为当前刑事犯罪活动中的热点问题，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及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社会关心的重大问题，因此，研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特点，了解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原因，以更好的采取措施防止和减少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案件的发生，就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 暴力犯罪 犯罪低龄化 危害性 犯罪原因 预防
一． 暴力犯罪的概念
要研究暴力犯罪低龄化，首先要对暴力犯罪的概念进行理解。我国刑法的许多条款中都涉及到了使用暴力手段进行犯罪及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但对于“暴力犯罪”的概念的界定尚有不同的阐述，大致有两种，即狭义与广义的暴力犯罪。
（一）狭义的暴力犯罪是指犯罪人实施了暴力侵害行为，侵害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攻击型犯罪。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和抢劫罪等通常被认为是暴力犯罪的典型形态，一般是借体力实施的。此外，爆炸、枪杀、武装劫持、武装贩毒、武装走私、聚众械斗、组织**、纵火等则是使用更凶恶的暴力手段，造成更严重后果的暴力犯罪行为。
（二）广义的暴力犯罪是指犯罪手段上包含有暴力因素的一切犯罪行为。不仅指已经实施了暴力的犯罪，并且包括以暴力相威胁而达到目的的犯罪。尽管后者并未现实的使用暴力，但暴力的“待发状态”所产生的慑服效果是犯罪的要件之一。未使用暴力，是因为被害人无力反抗或者不敢反抗，被害人的懦弱使犯罪人感到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在有些抢劫、绑票等犯罪过程中，虽没有具体施暴的情节，但以强暴相威胁还是存在的，否则，犯罪则不可能得逞。
综上，我认为所谓的“暴力犯罪”或“暴力性犯罪”本不是刑法上的概念，而是犯罪学上的概念，因为在各国刑法中，尚无哪一个国家在刑法典中系统集中规定暴力犯罪这一类犯罪，而是泛指以暴力作为犯罪手段，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不管是广义的暴力犯罪还是狭义的暴力犯罪，只要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足以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不能反抗、失去反抗能力的程度，其行为都可以认为是暴力行为。
二． 暴力犯罪所呈现出来的特点
以某市某区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况为例，1999年-2002年9月份，该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953件1115人。1999年232件251人，2000年249件274人，同比增长7.3%和9.2%；2001年298件360人，同比增长19.7%和31.4%；2002年1月-9月174件230人，比2001年同期下降了8.2%和14.8%。
从三年多的未成年犯罪数据来看，男性1020人，占91.5%；女性95人，占8.5%；本市人口有601人，外地打工和上学人员514人。大专6人，高中（包括职业高中和技校）266人，初中704人，小学124人，文盲15人。在校生348人，打工、农民及其他无业人员790人。在犯罪类型上，抢劫392人，盗窃289人，寻衅滋事166人，故意伤害107人，性犯罪63人，抢夺13人，敲诈勒索11人，贩卖毒品7人，绑架5人，贩卖淫秽物品4人，故意杀人3人，其他犯罪55人。从统计数据来看，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
据社会学者和未成年人问题专家研究，14-17岁是违法犯罪的高峰年龄，18-25岁成为违法犯罪的主力军，但犯罪低龄化的趋势却愈加明显。三年多以来，该区14-15岁的犯罪人数分别为39、61和87人，2002年1月-9月22人，占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4%、6.9%、9.8%和9.6%。他们参与的主要犯罪类型为盗窃、抢劫、寻衅滋事和故意伤害案，一些刚满15岁的少年甚至已经参与过多次作案。在一个5人抢劫团伙中，煮饭郭某被抓获时的实际年龄只有14岁7个月，而他竟“领导”着4个16、17岁的团伙其他成员在半年内作案20余起，还赢得了其他人的“佩服”。有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时间比50年代提早了2-3年，但他们的心理发育却明显滞后于生理发育，而现实生活的不断复杂化、客观环境的不良影响又使这种矛盾越发突出，加速了犯罪低龄化的趋势。
从2009年到2010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组织人员到18个省的未成年犯罪管教所、女子监狱，对未成年人犯罪情况进行深入调研。他们的抽样调查显示：1793名未成年犯中，未成年人犯罪暴力性日趋明显，严重暴力犯罪比例明显上升。近年来，犯抢劫、强奸、奸淫幼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五类严重暴力犯罪的未成年罪犯约占全部罪犯的50%左右，未成年人实施的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相当一部分省份都出现了未成年人残酷杀害祖父母、父母及其他亲属的案例，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暴力化恶性化程度加剧。比如，河北省唐山市年仅15岁的莫某因父亲长期虐待母亲和自己，为了让柔弱无助的母亲和自己能够得到解脱，莫某伙同两名男性未成年伙伴，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不良文化影响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依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70年代提前了2-3岁。近年来，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下面是一些典型案例：
2004年4月20日，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金堆小学六年级女学生冯某在某游戏厅因拒绝给另一名女同学游戏币，被其猛踢腹部造成脾脏切除。
2004年11月某日，上海市陕西中学初一学生刘某，在多次对周老师公然谩骂之后，把年逾五旬的周老师从学校办公室里拖出来，在学校教学楼的走廊里，对周老师进行长达5分钟的殴打，造成老师“腹部软组织伤，肩胛骨有裂痕”。2004年11月3日，内蒙古商都县第一中学三女生郭某、王某、李某先后持刀抢劫学生49名，共劫得现金688元，手表2块。
2005年3月18日，甘肃省武威市第七中学学生公寓楼发生一起凶案。该校一名高二学生遭到6名学生的殴打后又被捅了两刀，造成重伤。
三． 暴力犯罪低龄化的危害性
（一）让孩子受伤
多少孩子为此葬送前途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受伤害最深往往是是孩子本身。
实施或参与犯罪的未成年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1.在校好学生。2.在校差等生。3.辍学生。但不论是哪个类型的未成年人，一旦实施或参与犯罪，被关进看守所，可以说对他的前途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就拿在校好学生来说，一旦受到坏学社的拉拢而参与犯罪，如果判了刑，他们会失去学习的机会；即使不判刑，他们也会产生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就很难在安心学习，无论是自尊心还是自信心，都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中十有八九会从以前的好学生办成“问题孩子”。有时候，小时候的这一次犯罪经历会影响甚至葬送他们的一生。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少年犯的家长发来短信说，她的孩子5年前因为“哥们义气”帮一个同学打架，结果犯了伤害罪。孩子在看守所关了半年出来后，再也不愿意上学。孩子以前学习还不错，性格也比较开朗，现在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啥也不想干，好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二）让家庭受伤 多少父母为此流干眼泪
一群孩子一天作案两起、打死两人，其中参与犯罪的10人中，有9人是未成年人。被打致死的也是未成年人。一名受害者的家长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几天不吃不喝，精神恍惚，几名亲友守着他，害怕他想不开。未成年人犯罪对受害人家庭造成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同样也对犯罪嫌疑人的家庭造成了伤害。就拿这起案件来说，参与犯罪的9名未成年人当中，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当他们的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杀了人，可能要被关进看守所，寝食难安，有的感到很绝望。
（三）让社会受伤
未成年人往往对犯罪的后果，危害性估计不足甚至毫无认知，为达到犯罪目的而不顾一切，尤其是财产性犯罪中，经常使用非常低劣、破坏性极强的手段，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危机公共安全。一位孩子的家长说：“现在，晚上让孩子一个人回家，我真是放心不下。这常听说，这个孩子被打了，那个孩子被敲诈了。而且，现在有不少案件就是未成年人所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增多，让人更加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宁可辛苦些，也要每晚来接孩子。”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危害愈来愈大，而且，这种危害有逐年加大的趋势。
四．暴力犯罪低龄化的原因
（一）未成年人心理因素的剖析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年龄、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方面来看，他们正处于由儿童到成年的转化过渡时期，生理上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化，他们的思想、行为也由幼年的依赖心理变得相对独立、成熟。但是，未成年人心理水平的提高相对缓慢，正处于心理上的“断乳期”，缺乏合理调节和支配自己活动的能力，模仿、独断、叛逆心理悄然而生，缺乏社会经验，如果受到不良环境的熏染，加上教育失当，很有可能形成犯罪心理，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内在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识能力低、辨别能力差
初中阶段以后的未成年人认识能力提高很快，能分辨一定是非，判断一些事物，但由于心理的半幼稚、半成熟状态，经常表现为认知上的片面性、表面性，且固执己见。当他们在家庭、学校或社会上遇到难题时，只相信自己、信任伙伴，而听不进家长和老师的话，被身边的不良朋友引诱的越来越远，愈来愈深，不能自拔。
2.盲目模仿强、行为传导快 社会把未成年人当“孩子”，而未成年人把自己看成大人，向往独立的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他们急迫地渴求了解社会、广泛地接触社会，而向大人学习和模仿是他们让自己长大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他们的社会阅历少、辨别是非能力差、反复性大，缺乏独立思考、动力活动、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他们的模仿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依赖性。而这种简单化和机械化的模仿又具有很大的传导性，如很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启蒙”老师都是自己的小伙伴。这种传导性在团伙犯罪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团伙中未成年人犯常以老带新，多面手带单面手，把自己违法犯罪的“技术”、“经验”传授给新伙伴。这种快速的传导导致犯罪团伙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社会危害性也愈发严重。
3.情绪不稳定、自控能力差
未成年人的情感比儿童成熟多了，但他们的情感世界强烈而脆弱，极易受外界刺激而迅速变化，容易冲动、感情用事。稚嫩的理智控制不住情感，激情导致行为上的盲动，容易产生偶发性犯罪。4.好奇心理强、逆反心理重
未成年人随着脑神经系统的发育成熟，心理上的探求能力和好奇心加速发展，好问、好动、好猎奇，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家长、学校越禁止什么，他们就非要做什么，强烈的逆反心理和反叛心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重要位置。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是半幼稚、半成熟状态，是充满着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和盲从性错综矛盾的时期。此时，他们的知识不多，社会经验也很少，但他们已经逐渐树立了“自我意识”，自我感觉是“大人”了，想脱离监护人独立行事。不过，他们又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判断，内心渴望得到他人的指点。他们在心理上经常处于矛盾状态，境遇不好时更是如此，这种痛苦在同年龄段或者比自己稍大的人那里比较容易获得理解和沟通。一些未成年人就是在这种心境下，找伙伴“排忧解难”，进而结伙犯罪。5.道德观念淡薄、法律知识匮乏
未成年人的文化知识处于积累储备阶段，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生活规则的了解还很肤浅，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正在形成初期。一些自身素质较差、家庭教育较差的未成年人不学法、不知法、不懂法、不畏法；社会道德、行为准则体系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没有建立起来，失去了起码的道德水准。人们厌恶的事，他们却赞美；人们赞美的事，他们却反对。如有人在失恋后，竟向女朋友泼硫酸，认为是开玩笑；有的人认为持刀劫钱是小事一桩。这种心理道德水准的失调，导致了行为上的犯罪。即使有一些人建立了初步的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但这些理念只限制在理念层面上，并没有成为他们个人的内心需要和行为动机。因此，这些初步的理念在理智与感情、控制与放纵的考验面前就显得非常脆弱。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原因剖析
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因子，家庭历来承载着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的职责，家庭的和美稳定除了血缘和亲情的纽带作用之外，家庭教育的作用也同样重要，家教的好坏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面从以下五个方面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因素。1.家庭的破裂或者解体
夫妻关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当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或者因为离婚、死亡、服刑以及其它原因失去了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时，家庭的完整性便遭到破坏。一方面，残缺的家庭会给子女的心理造成一定伤害。无论离异的父母是否抚养孩子，未成年人都会感到缺乏必要的关爱；另一方面，残缺的家庭会给子女的家庭教育造成严重的缺陷，离异的父母经常将教育不当的责任互相推诿、埋怨，有的发现孩子有不良行为就拳脚相加，甚至撵出家门，结果造成家庭关系不和。相当多的孩子因此产生深刻的情绪障碍，悲观失望、痛恨父母、嫉妒他人、不满现实，形成一种反社会的心理，很容易误入歧途。2.父母的不良恶习
父母的言行是子女的楷模。母亲是子女的第一位导师，母亲的贤惠、善良、正直的品行会给子女形成良好的人格打下基础；父爱是一种权威性的爱，能给家庭带来一种安全感，可以帮助子女形成对守法与违法的敏感性。但是，如果父母有酗酒、盗窃、卖淫嫖娼灯不良恶习或者犯罪史，都会给子女以暗示的影响，并刺激他们模仿大人的不良行为行事，在其心灵中孕育下违法犯罪的种子。3.盲目溺爱或者疏于管教
父母对子女管教的方式不得当，往往会适得其反。有的父母过分溺爱，使孩子在家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不管孩子的要求是否合理都一概满足。以致孩子从小养成好吃懒做、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自私自利、专横霸道、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等坏毛病。一旦孩子认为父母不能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和过高的物质欲望，就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地干坏事，走上犯罪的道路；有的父母忙于自己的工作，只知道使自己的孩子衣锦食美，却忽视给他们以良好的精神食粮，没有履行法定的监护管教子女的义务，不关心孩子的道德培养、心理健康和精神需要。
4.过于严厉的家教
处于成长期的孩子，应该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发展个性，家长除了在原则性问题上加以把握之外，不应该过分干涉孩子的生活。但是，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很多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非常高，墨守“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信条，不分青红皂白对孩子打骂、不让吃饭、罚跪、拷打，甚至赶出家门，造成孩子和父母感情破裂，形成情绪对立、互不信任的局面。他们在心理上视父母为敌，变得性格孤僻冷漠、脾气暴躁、自卑自私甚至演化为暴力和攻击，很容易流落到社会上去找小兄弟取得“同情”、“温暖”，有的在教唆犯的引诱、威胁下，堕落成罪犯。5.教育内容单一
父母应该是孩子的良师益友，父母不仅应该关注儿女的学习成绩、品性好坏，还应该密切注意孩子的身体心理变化和精神需求，根据他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对其进行必要的生理卫生知识、性知识的教育。但我国的大部分父母自己还对此问题羞涩的回避，更没有意识到这项教育内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导致教育空白。这与未成年人生理早熟的趋势和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非常不适应，外界的不良因素极易影响和侵蚀未成年人的心灵和思想。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学校因素剖析
学校是未成年人时期最主要的生活场所，未成年人在学校度过的时间甚至比家里还要多，因此，学校环境的好坏、学校教育的成败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着非凡的意义。
1.重智轻德导致未成年人道德水平低下、法律意识薄弱。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基地，应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未成年人。但是，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现阶段还没有完成，始终没有最终实现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很多家长、学校和社会成员仍然把学生文化成绩的优劣、升学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学校和教师水平的硬指标甚至唯一标准。因此很多学校片面强化智力教育，忽视思想品德、理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只教书不育人。即使是开设了相关课程的学校，也有不少流于形式，教学内容枯燥无味、形式呆板单调，未成年人难以接受。其结果是未成年人的道德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极其淡薄，缺乏对违法犯罪的防范意识和自我抵御能力，没有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加之他们的认识、辨别和控制能力本来就不强，因此很容易被外界不良因素引诱、影响和腐蚀，不知不觉走上犯罪的道路。2.缺乏适当的心理卫生教育和引导。
未成年人被社会学者称为人生的危险期，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既容易学好也容易学坏。如果善于引导，他们充沛的精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就可以转化为智慧和才能；如果疏于教育引导，他们的盲目、模仿和冲动就会发展为对社会不利的消极因素。
无论对哪个年龄段的学生都一律简单地要求认真学习、遵守纪律，极少关注未成年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理动向，学生即使发生了如大吃大喝、出入娱乐场所、大把花钱、谈情说爱，或看淫秽录相、接触毒品等违禁物品等不良行为的倾向，老师和学校也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生长发育特点采取适当的教育方法，错过了教育引导的最佳时期。此外，很少有学校关注学生的生理卫生教育，即使开设了相关课程，也故意把讲解性知识、性行为及性心理的部分删除，未成年人并不了解真正的性科学，对性的神秘感越加强烈，不会用科学的性知识保护自己的健康。
3.学校对后进生的鄙视和疏于教育加速了他们走向犯罪的步伐。
目前在校的未成年人普遍存在学习负担过重、心理压力过大和厌学情绪加剧的情况，学习缺乏趣味性、学校活动单调，不少学生从讨厌学习到拒学逃学，成绩较差，成为后进生或者单差生，他们因为在学校是“失败者”就脱离正常的未成年人群体，极易受不良因素的引诱，对这些学生，学校和老师不是耐心细致地帮助教育，而是嫌弃、歧视，以粗暴简单的办法对待，动辄训斥、辱骂、体罚、轰出教室，甚至勒令退学或者开除学籍，将学生推向社会。其结果必然造成后进生的自卑和逆反，激起他们对学校权威的挑战，将学生推向犯罪的泥潭。
4.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脱节给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良好的“空子”。
由于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进学校自己就解脱了，把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学校，自己的孩子犯了错误，反而去指责老师和学校“失职”。而部分教师和学校也认为，他们只负责知识教育，孩子的思想、品行应该有父母负责。学校与家长之间缺乏稳固的联系渠道、缺乏经常的信息沟通、缺乏必要的信任和配合，当未成年人出现问题时，家长和学校互相指责和推诿，使未成年人学生对双方都产生了怨恨，认为自己是学校和家长的负担，被抛弃的对象，因此他们对学校的抵触情绪和对家长的逆反心
理日益加重，其结果是谁的话都不听，流向社会，加入违法犯罪的行列。
五．如何防治未成年人暴力犯罪
（一）构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司法预防体系，严把法治关。一是完善青少年刑事法律制度，构建统一的、自成体系的青少年犯罪法典。二是成立专门青少年犯罪侦查、审查、审判机构，由专人负责办理青少年刑事案件。三是对青少年犯罪要贯彻特殊的刑事政策，即对青少年扩大缓刑适用范围、放宽减刑和假释条件，对服刑的青少年实行与成年人分开关押、改造，避免“交叉感染”。四是对青少年犯罪予以刑事处罚、关押或服刑的，做好帮教工作，减少重新犯罪率。
（二）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观念。要根据当代青少年学习各种知识的现代化途径不断增多、社会知识传播手段呈现扩散性的特点，积极利用各种合法有效的传媒工具，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深入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培养其法制观念，提高其自控能力。公安、司法机关可以在中小学开设法制课，由公安、司法机关选派人员协助学校把学习有关法律、法规纳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安全教育计划中，采取多种方式，教育学生知法、懂法、守法，提高学生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普法学习，把有关青少年保护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落到实处，形成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净化社会环境。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提供适合其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控制各种可能影响、诱导其违法犯罪产生动机、决定及实施犯罪行为的环境。一是在加强日常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公安机关必须严厉打击教唆、胁迫、引诱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为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违法犯罪活动。二是公安机关应与有关部门配合，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加大“打黄扫非”工作力度，坚决杜绝不健康的读物、音像制品或者电子出版物流入社会，毒害青少年；要大力加强对营业性歌舞厅、电子游戏室、“网吧”及其他相关场所的治安管理，严厉查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三是公安机关要深入查禁“黄、赌、毒、娼”等社会丑恶现象，坚决切断青少年与一切不良诱因的联系，净化育人环境，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丑恶现象对未成年人的危害，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四）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处理上要强调社会效益。对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案件，既要发挥公安部门职能作用，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侦破查处力度，又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相结合的方针，根据其生理、心理的特点，分析其违法犯罪的原因，做出恰如其分的处理。并及时与学校、家庭取得联系，及时开展拦头帮教，消除其违法犯罪苗头。
（五）构建家庭与学校教育、预防体系，把好育苗关。察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蛛丝马迹，家庭成员责任重大。抓好家庭教育这个环节，就是抓住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同时，加大力度惩处行使未成年人监护权不力的父母，增设对父母或监护人处罚的法律规范，以督促父母（监护人）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学校应加强青少年的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制观念，增强守法意识。加强青少年自身修养的培养，增强对社会的适应性，增强对各种不良风气诱惑的抵抗力。
（六）要加强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作。要加强对失足未成年人的帮教工作，不能出现空白点，要争取将有偷窃、打架斗殴、淫乱、吸毒等不良行为和经公安机关打击处理的未成年人全部纳入帮教范围。建立“学校、家庭、社区、派出所”四位一体的帮教责任制。要充分发挥和拓展工读学校、少管所和劳教所的职能作用。对已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坚定不移地进行教育、挽救和感化，要依靠多方力量，把打击犯罪同预防犯罪结合起来，惩办与教育结合起来，将失足未成年人从泥坑中挽救起来，使他们重新做人，有效遏止他们向惯犯、累犯和重刑犯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文成:《暴力犯罪的增长原因与治理对策》.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二期.[2]操学诚: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动向数据报告》.2010年9月.[3]张文潮，张文雄: 《青少年暴力犯罪低龄化令人深思》.福建科技报,2001年10月.[4]俞丽娜: 《我国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法制与社会报,2009年1月.[5]林维: 《青少年法律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报,2010年第3期.
第四篇：福利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福利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福利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近代以来社会学家的社会福利理想、当代社会福利思潮、社会福利问题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社会福利对象、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实现方式和社会福利组织等社会福利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分析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平等与社会公平、资源分配等深层问题；专题讨论了全球化当代中国的社会福利，以及中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重点发展项目；强调指出了富有内在活力与可持续增长的社会福利模式，在于国家干预的社会再分配、慈善事业与社会投资的有机结合。
福利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对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进行干预或调整，缩小二极分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并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水平。福利社会制度是按人的低层次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
社会福利是指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生活水平而提供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广义上，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如西欧、北欧各国。各个国家的实际做法不尽相同，福利国家一般是指私人企业生产物质产品，而政府则提供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准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险、卫生保健、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内容的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是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主要是在分配领域，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通过税收和福利补助调整不同阶层的收入，缩小二极分化，缓解不同阶层的矛盾，使社会获得稳定。如在英国保守党执政的1994—1995年，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镑/年，与最下层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镑/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虑货币福利、实物福利和税收后，最终收入分别变为28640英镑/年和7720英镑/年，二者相比为3.7倍。在这些高福利的国家中，瑞典的经济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它创造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渴望得到的经济奇迹。瑞典是福利国家的“窗口”，所以瑞典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效果如何对所有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 ,高福利带来了庞大的公共支出费用。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中前期 ,瑞典 的公共支出都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 , 增长率远远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的不堪重负 , 70 年代以前赤字在 GDP 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 5 % ,而到了 1986 年竟达到 13 % , 可见瑞典的财政收支极为不平衡。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 ,瑞典政府被迫借债 ,1985 年瑞典的国债达到5 95613亿克郎。当时财政账户的不平衡、预算赤字的不断增加和为弥补赤字而筹集资金的努力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瑞典社会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到 1986 年其通货膨胀率竟高达 812 %。第二 ,高福利政策下的高税收。高福利和高税收向来是孪生兄弟 , “瑞典模式”闻名于世 ,不仅是因其完备的福利政策 , 还因为它的高税收也是世界顶级的 , 可以堪称西方国家之冠。第三 ,高福利政策导致微观经济活力不足。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 , 工作积极性比较低。由于“闲暇成本”过低 , 在高福利制度下 , 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 20 % ,因而他们对请假和缺勤抱着轻率的态度。70 年代以来 , 瑞典职工的缺勤人数剧增 ,欠勤率达到 20 % ,是西欧国家的 2 倍 ,是日本的 10 倍;
第五篇：社会调查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社会调查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
郭彦敏
中华女子学院 社会学班 学号110802030
说起社会调查，我们不难想起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的确，他的社会调查对中国社会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我看来，社会调查是一定社会群体带着明确的调查目的，以科学的方法对具有社会意义的对象进行实地调查并讲究实效的活动。李景汉领导的社会调查中各种困难的解决使社会学研究方法等很多方面得到提升。
首先，各种数据的整理与保存为后来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那些数据不是对那些靠漫无边际搜集而来的案例作极不完整的归总，更不是凭官样文章、敷衍塞责而产生的虚假数字，它们大都是当时的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等社会科学学者，经过周密的问卷调查或深入的田野访谈，并经过系统的标准化的加工整理和综合性的量化分析之后才得到的结果。
其二，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者之欲贡献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除了提供“赤裸裸的事实”——用李景汉的话来说，就是“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去化炼”——之外，当然还有更大的雄心，那就是通过理论与调查之间的反复互动，从大量的事实之中提炼出新的概念，并把若干新的概念密切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概念体系或“概念格局”，进而达致对社会共相或社会整体的认识。
第三个方面，即调查经验的积累和调查方法的改进与完善。根据当时中国实际情况实施、调查的设计与规划、调查的方式与方法、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等各个方面，发现问题，积累经验，从而为以后更好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李景汉中国社会学的贡献之巨大。虽然有很多人对他进行各种抨击，但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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