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改革不久将有成效

第一篇：劳教制度改革不久将有成效

劳教制度改革不久将有成效

新京报讯 昨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五位负责人就人大工作答记者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在谈及推进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时指出，劳动教养制度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用不了太长的时间，这项工作一定会有成效展示给大家。

劳教曾为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作用

郎胜表示，注意到媒体比较关注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最早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主要是针对一些违法行为人，对他们进行强制的集中教育。这个制度的法律依据主要是1957年和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这样两个文件执行的。

郎胜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以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劳教制度对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劳教制度需与时俱进进行改革

但是，郎胜说，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随着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宪法原则的落实和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的提高，劳教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暴露出来，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所以刚才记者提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了改革目标。”

郎胜指出，如何进行改革，这样一个执行了几十年的制度还有一些工作要做。比如现有的一些体制机制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安排，再比如现有的法律有关规定需要进行清理和修改，还有一些专门的工作要做。一段时间以来，各有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和做这些准备工作，现在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用不了太长的时间，这项工作一定会有成效展示给大家。

【环保修法】

环保法实施情况比较差

记者：最近雾霾等污染天气引发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从完善法律制度的角度如何来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另外，环境保护法目前修改的进展和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信春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在今天这样的气候环境下来回答你的问题，我的心情和你是一样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直都特别关注和重视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制定的，之后陆续制定了30多部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就是说，如果从法律本身来说，我们的制度是比较完备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环境情况依然如此严重？我想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而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在我们立法的时候并不是突出的问题，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二是实施的问题。环保法的实施可以说是法律实施中问题最多的，也可以说实施的情况比较差，因为环境保护要有成本、要有投入，企业为了规避成本，就回避了自己环境保护的责任。

去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初次的审议，也就是说，现在环保法正在修改的过程当中。

按照立法工作程序，在第一次审议之后把草案向全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对这些意见我们都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方的意见认真研究环保领域的突出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和手段，希望通过全国人民一致的努力，我们能够把环保法修改好。相关新闻

建议安排公众旁听立法会议

昨日，在全国人大广西代表团全团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提出，要以适当方式引导人民群众有序参与人大工作，用安全可控的方式丰富民主形式。

他提了3点建议。一是建立健全常委会会议向社会开放制度，有组织地安排社会公众旁听,二是建立健全常委会会议电视直播的常态机制；三是对涉及民生的一些专题报告、执法检查报告，通过媒体和网络征求人民群众意见。

新京报记者 郑道森

【代表义务】

人大代表不能简单等同议员

记者：在世界所有的国家、地区，包括中国的香港、台湾的议会议员他们都有对社会的监督权，同时他们也有被监督的义务，请问全国人大在这方面的立法将来有什么打算？信春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关于议员的权利和义务，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自己的法律制度，中国的人大代表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外的议员，因为我们很多的代表是基层代表，我们270万各级人大代表的总数中绝大部分是基层代表，关于代表的权利义务在我国的代表法当中有明确的规定。

【反家暴立法】

反家暴立法还需进一步研究

记者：对于公众关心的反家庭暴力立法的进程，有怎样的考虑和计划？

陈斯喜（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执法检查是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通过检查发现还有不少问题，比如农村妇女出嫁以后土地权

益的保障问题、妇女在就业上还不平等问题等。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一些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有些正在进一步的研究改进。

反家庭暴力法，内司委研究认为，反家庭暴力立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环保法的实施可以说是法律实施中问题最多的，也可以说实施的情况比较差，因为环境保护要有成本、要有投入，企业为了规避成本，就回避了自己环境保护的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

第二篇：劳教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劳教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2013-4-15 5:34:16来源：2013年04月13日 08:01:48 中国青年报已经在中国存在近60年的劳教制度将在今年内启动改革。

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

1月7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表示，待报中央批准后，今年适时建议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可以预期的是，劳教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将在今年内定调，多年来，力主废除或是建言改革劳教制度的声音或大或小，从未消失过。在劳教制度缺少合法性基础、现实中屡屡被滥用、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变革已成共识的大背景下，如何确定改革路径尤为重要。

劳教制度是否应该被全盘推翻？是否应该有替代制度？目前有关劳教制度的一系列法律文件、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十几个，如何处理？此外，改革劳教制度后，现有劳教所是否取消、目前在教人员如何处置、劳教干警如何安置等等一系列问题，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劳教改革要走哪些法律程序

现行的劳教制度存在了近60年，规范这一制度的依据主要有三个：分别是1957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979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以及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制订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此后几十年里，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等部门先后颁行了一些文件和指导意见，劳教对象范围不断扩大，针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育、强制戒毒纳入劳教，劳动教养的决定主体纳入公安系统。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劳教学会理事杨建顺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法律位阶来看，《决定》和《补充规定》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可以看作是准法律，《试行办法》可以看做是准行政法规。

在有关劳教制度存废和改革的多次讨论中，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一举废除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在一些行政法学者看来，规范收容遣送的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废止相对容易，《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于2003年8月1日被废止同日，又有一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两者实现了无缝对接。

而目前劳教制度的依据中，有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律性文件，废止这些文件后，是另立新法还是制定行政法规，目前尚无定论。

杨建顺认为，无论是直接废除劳教制度还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革，都要经过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对其批准的两个法规进行分类研究，公安部应该做好对《试行办法》中规定的劳教对象的梳理工作，为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建议。从历史上来看，劳动教养制度一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从立法的可行性上来讲，如果需要另立新法，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程序更现实。当然，这需要严格按照立法程序，时间成本较大。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认为，消除劳教制度改革的法律障碍，其实只需要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作出一个决定，废除相关文件就可以，公安部等其它部门可以根据要求同步废止或者取消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这并不困难”。

他认为，劳教制度是在革命斗争的社会背景下被动批准的，并不是正常的法律，而且批准纳入劳教对象的范围非常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的范围更不合理，“如果我们单从维持社会秩序的角度考虑，那任何东西都动不了；如果从尊重人权的角度考虑，就应该立即行动。”莫于川说。

现有在教人员怎么办

《试行办法》规定了6种应当被劳教的情形，2002年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9条规定了应当被劳教的10种情形，我国主管劳教场所的是司法行政机关。

据司法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共有劳动教养管理所351个，在所劳教人员5万多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多年来一直关注劳教制度改革，他认为，要剥离出部分劳教对象，纳入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调整范围；对那些本来就不该实行劳教的，要采取措施杜绝，如针对上访者的劳教、因办案期限所限对犯罪嫌疑人采取“以教代侦”等；另外，目前占被劳教人员很大比例的强制戒毒人员，根据《戒毒法》和《戒毒条例》的有关规定，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由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分段执行；建议将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合并到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劳教所(戒毒所)，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和戒毒效果；把收容教养、收容教育等措施都纳入改造后的“劳教”场所，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管理制度，缩短期限，加大社会化处遇，与社区矫正挂钩。

目前在下一步有关建立劳教制度的替代性制度、赋予这一制度正当的法律依据的讨论中，较为一致的观点是，阻止政府以“法律”的名义，剥夺公民不应该被剥夺的人身自由。不少人反对把现行的劳教情形全盘搬进“法律”，主张要有取舍。要以“人身危险性”为基准，只对那些对社会有现实的明显的危险性的人员，一般来讲是常习性违法者和不良瘾癖者，进行矫治。反对将“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涉法涉诉上访者”纳为矫治对象，更反对对一般的不够刑事处罚的轻微违法人进行“兜底式”劳教。

现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的陈冀平曾经长期担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他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停止劳教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完备，主要违法行为都能依照法律处理，比如对于吸毒的人，可以依照《禁毒法》予以处理。近年来，政法机关驾驭社会治安的能力不断提升，社区矫正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运行效果较好，有利于教育一些虽有违法行为但尚未达到刑事处罚规定的人。

陈冀平表示，目前中国劳教人员的数量已经非常少，公安机关对于劳教人员的审批掌握得非常慎重，可以说，基层应该已经做好了劳教改革的准备。而停止劳教制度的关键在于提高基层政法干警、尤其是公安民警的执法手段和维护社会安定的能力。

第三篇：制度改革成效斐然

推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成效斐然

自3月1日开始，我市全面推行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从简化企业名称登记程序、放宽集团登记条件、放宽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手续、注册资本认缴登记等方面入手，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截止12月31日，全市发放新版营业执照8913户，其中，新设立企业1333户，企业变更1299户，为我市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篇：劳教制度改革建议构想

劳教制度改革建议构想

林旺增 09信管3班 18号 劳动教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作为一种非司法性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劳动教养初创于20世纪50年代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期间，发展于1978年之后。40多年来，该制度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该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是予以废除，还是在保留的基础上加以改革完善，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特别随着我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颁布和实施《立法法》，存废之争更加呈现白热化。如何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法治化进程，特别是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建议

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和《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以及国务批准、公安部发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但就上述这些规定而言，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问题：

首先，劳动教养的审查裁决体制同法治原则不相协调。目前行使劳动教养审批权的法定机构是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未设专职负责人。其权限主要有两项：一是审查批准作出劳动教养的决定，二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实际这两项职权分别是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行使的，上述两机关是在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代行劳教委职权的。我国于1998年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按照一般理解，这里的法律应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程序是指司法程序。《立法法》明确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规定。而劳动教养作为剥夺人身自由可以长达三、四年之久的强制措施，由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确立，并且不经过司法审查程序便可由行政机关径行作出决定，显然与现代法治原则相悖。其次，关于劳动教养的程序规定存在缺陷。劳动教养是一种较长时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应当为其设定较为严密的法律程序。但现行劳教法规侧重于实体方面的规定，程序规范严重缺乏。表现在：劳教案件的办理程序，既有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又有行政案件的办理程序，也有刑事案件的办理程序，极不统一；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全面，如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赔偿请求权等均没有明确规定；关于对劳动教养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也相当简单。劳动教养的决定实际上完全由公安机关一家作出，有违程序中立原则。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剥夺了被劳动教养者的参与机会，违背程序公正原则。目前劳动教养的司法救济具有局限性，使被劳动教养者难以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由于适用程序上的上述缺陷，严重影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制形象。

再次，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过窄。根据现行法规我国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是：大中城市（即3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但必须控制在城镇内吃商品粮的人的范围内），存在个别违法犯罪行为（卖淫和嫖娼）的县城、集镇和农村。这种地域限制的弊端，一是使在农村发生的大量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地惩治，不利于社会治安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二是人为地造成公民之间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状况，破坏了法律实施的统一。

最后，劳动教养期限的规定不合理。按道理说，劳动教养的对象是严重违法但不构成犯罪的人或者犯罪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人，那么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序应当轻于刑罚，但实际并非如此。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第三条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与刑罚中自由刑的期限相比，劳教期限的起点要比自由刑的起点高，其最高期限也比管制、拘役的最高期限长，甚至高于对轻罪适用的有期徒刑。劳动教养与刑罚在严厉程度上的失衡和错位，造成实践中有些违法犯罪人宁愿被定罪处刑也不愿被劳动教养，以致在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

对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建议

尽管劳动教养制度基于历史功效、现实需要两方面的原因而有保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由于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又使其面临被叫“下课”的危机。如何对其进行改革，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笔者有如下一些建议：

（一）关于劳动教养的立法：这是加强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随着不定期刑和教育刑思想的兴起，各国都把未然犯罪的预防摆在立法的突出位置，建立一个以刑事立法为主、以保安立法为辅的全方位立体式预防犯罪的立法体系已成为世界性趋势。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虽然没有保安处分之名，却有保安处分之实。不仅在刑法典中分散地规定了一些保安措施，而且还以行政法规或刑事政策等形式规定或设立有多种实质性的保安处分措施，劳动教养便是其中的一种。但就目前情况而言，制定统一的保安处分法的时机尚不成熟，故而多数学者倾向于先行制定一部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专门法律，以解燃眉之急。笔者也持这种观点。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专门的《劳动教养法》，设立总则与分则两篇。其中，总则规定劳动教养的目的、劳动教养的宪法根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劳动教养的基本原则、劳动教养适用的一般要件、劳动教养的期限、劳动教养的执行等问题。分则中应具体规定应当适用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及其相应的劳动教养措施。通过制定专门的《劳动教养法》，一方面使劳动教养的适用获得法律上的依据，同时，对其实体、程序问题进行配套的改革，使劳动教养制度在得以保留这一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正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劳动教养的裁决体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改革建议：一是保留并强化劳动教养委员会的职能，使之成为拥有专职人员和实质权限的法定机构，完善其审批程序制度；二是取消名存实亡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明确劳动教养的行政处罚性质，由公安机关名正言顺的实施审批权；三是建议将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刑罚方法纳入刑罚体系的主刑之中，通过现有的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予以裁决；四是建议将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非刑罚方法纳入刑事制裁，在法院内部新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或治安法官来审查裁决。上述意见中，笔者赞同第四种建议，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现行的劳教制度，将有罪还是无罪的认定权赋予公安机关行使，违反了定罪权由法院统一行使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证据不足被劳教现象，又违背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为此，对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权，应当由人民法院行使。鉴于当前法院的刑事审判任务本来就比较重，其审判的主要对象应当定位于确实有罪并应受刑事处罚的人员，对应当处以劳动教养的对象（这些人不够刑事处罚但又必须给予适当处理），可以借鉴一些国家“治安法院”的体制，在我国的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设立治安法庭或治安法官，专门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

设立专门的治安法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其优点在于：第一，能有效地将劳动教养纳入司法体制和正当程序之中，解决并克服现行劳动教养决定权、适用程序、权利救济等诸多问题和弊病，体现我国现代法治对公民人权保护与维护社会秩序并重的价值取向。第二，体制转换简便、可行。在法院现行体制下，单设治安审判庭不会引起太大的司法体制变化，也符合《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和原则，只需按照审判业务庭的组织需要配备专门的办案人员即可。第三，符合现行立法框架下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劳动教养司法化，其实质就是由法院行使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权。但是，按照现行有关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法规，劳动教养既不是治安管理处罚，也不是其他行政处罚，更不是刑罚，而是一种介于治安管理处罚与刑罚之间的具有强制教育性质的行政措施（涉及限制、剥夺人身自由）。治安诉讼与刑事诉讼在提起诉讼的主体上存在根本区别，前者由公安机关提起，而后者一般由检察机关提起；治安诉讼是“官告民”，而行政诉讼是“民告官”。这种诉讼主体性质的差异导致诉讼程序的设置存在极大差异，由刑庭或行政庭来审理治安诉讼案件是不合适的。设立专门的治安审判庭，不但可以解决劳动教养司法化的问题，还可以实现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活动与刑事、民事、行政等其他诉讼活动的协调和平衡。

（三）关于劳动教养案件的审理程序：将来应当通过制定《劳动教养法》明确规定办理劳教案件的程序。劳动教养诉讼的诉讼主体主要包括控、辩、审三方。其中，提请人是公安机关，具体可由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制部门或治安部门行使；被提请人即被公安机关提请适用劳动教养的人；审判机关是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具体由内设的治安审判庭负责。笔者的设想是，应当设置比较简易的程序，提高诉讼效率，这样既有利于保证这一措施的及时实施，使被劳动教养人及时得到教育，也能使不应该被劳动教养的被提请人尽早恢复

自由。对违法或犯罪嫌疑人由公安机关先进行调查或侦查（区分情况，违法调查按治安案件程序办理，犯罪侦查按刑事案件办理），然后将案件和提请批准劳动教养决定书报请法院审查，如果被调查或被侦查的当事人承认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庭，仅由当事人出庭，法院在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后，结合对公安机关报送材料的审查，即作出对当事人是否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如果当事人否认有违法或犯罪行为的，应当以开庭听证的方式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由治安法官独任审理，在分别听取公安机关指派的出庭人员和当事人的陈述后，作出对当事人是否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法院开庭审理劳动教养案件时应当通知检察院，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时可派员出庭监督。当事人有权自行或委托律师辩护。对劳动教养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由基层法院一审，中级法院二审。不服一审裁判的当事人可以上诉，检察院也可以提出法律监督意见，二审法院的裁判具有终审效力。关于诉讼期限，公安机关在对被提请劳动教养采取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后，应在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如有法定的特殊情况的，经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至一个月。人民法院审理一审、二审劳动教养案件，应在受理后20日内宣判，最迟不得超过一个月。对劳动教养判决的上诉期限为10日，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算。在人民法院作出的对被提请劳教人予以劳动教养的判决生效后，由公安机关移送劳动教养执行机关执行。在判决作出前，被提请人已被羁押的，应当折抵与羁押期限相同时间的劳动教养期限。对于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减少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的，由劳教机关报请法院审查决定。除了一审、二审程序外，还应当设置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可以参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程序；可以由被劳教人及其近亲属申诉、检察机关抗诉而启动，也可由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主动提起。对于错误的劳动教养决定，当事人可以请求国家赔偿。

（四）关于劳动教养的适用范围：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发展的要求，应当通过修订现行劳动教养的法规或者在将来制订专门的《劳动教养法》时，取消适用范围上的地域限制，规定把劳动教养普遍适用于全国城乡，适用于每一个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中国公民，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五）关于劳动教养的期限：从现行立法规定来看，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与刑法中的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相比，在严厉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违背了罪（错）、罚相当原则，在实践中会导致种种反常现象。笔者建议，将来通过立法将劳动教养的期限改为3个月至1年。必要时可延长半年。通过缩短期限，以消除劳动教养与短期自由刑在严厉程度上的失衡现象。

参考文献：

1、刘仁文：《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

2、刘中发：《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出路》

3、魏慧梅：《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弊端》

4、宋雅芳：《劳动教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陈泽宪、林小春：《劳动教养改革刍议?

第五篇：推进劳教制度改革顺应民意

推进劳教制度改革顺应民意

解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四大新信号

2013年01月08日08:15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解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四大新信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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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张芳曼

核心阅读

新年伊始，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三大建设、四项改革、五个能力——会议对政法机关创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出新要求，释放出新时期中央政法工作的新思路、新信号。

三大建设顺应新期待

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鲜明地提出了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三大建设目标。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矛盾多发，公众最需要的就是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在提出这个目标，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和群众的需要。”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说。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也认为，三大建设目标站在了一个很高的高度，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这是一个背景，社会发展需要有一个安定、有序、理性、平和的社会环境。其次，这是一个目标，我们的政法工作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有安全感，能时时处处感觉到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再次，这是一种手段，就是要改进和创新社会管理，在法治框架下，协调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共同努力实现平安目标。”王锡锌说。

会议指出，把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作为基本要求，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冲突，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预防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我期待真正把平安中国这个目标体现在具体方案和实际工作中，把法治中国作为一个系统

工程贯彻在平安建设的方方面面，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卓泽渊说。

四项改革成为突破点

在２０１３年全国政法工作总体思路中，四项重点改革备受关注——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

“四项改革都是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实现途径，是对现实存在的突出问题的改进。”王锡锌说，四项改革就是四个突破点。

会议要求，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积极稳妥地改革劳教制度，引导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内妥善解决，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诉讼法律制度，规范执法司法行为，强化监督制约，建立健全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

“劳教制度改革是社会关注很久的问题，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推进劳教制度改革顺应民意，是必要的。

作为知名法学专家，马怀德同时指出，涉法涉诉信访难以体现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也应予以改革。“信访是沟通民意、表达民意、听取民意的有效途径，但现实中有些信访变成救济、解决纠纷的途径，偏离了制度的初衷。”马怀德说。

针对会议提出的“引导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内妥善解决”，他建议重新定位信访功能，畅通法定救济渠道，维护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引导百姓理性维权，自觉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同时改革信访考核制度，切实减少行政干预。

会议要求“统筹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区别情况、积极作为，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让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镇和农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如果不能下决心解决这一问题，不仅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还极易诱发滋生大量社会问题。”王锡锌认为，会议提出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义重大，应按照要求一步步切实推动改革往前走。

提升五个能力是关键

当前，政法机关面临的执法司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繁重艰巨。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会议要求全国政法机关着力提升“五个能力”——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能力、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科技信息化应用能力、拒腐防变能力。

“提升‘五个能力’建设能够起到切实推动改革的作用。”卓泽渊认为，五个建设里面，提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是根本，统领“五个能力”建设。他说：“政法机关处在保障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社会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公平公正。”

会议明确要求，全国政法机关必须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首要价值追求，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从实体、程序和时效上充分体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当今世界已进入新媒体时代，特别是微博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一起普通案件可能在网上掀起舆论风暴。

对此，会议要求，既高度重视做好案事件本身的依法处理工作，又切实做好舆论引导工作，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努力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

“现在政法问题往往也是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个案处理往往具有社会效应。因此，依法办案和回应社会关切这两个通道之间不应该隔绝，需要互动。只有有效沟通、真诚交流，抓住民众的关切和需求，才能营造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合力。”王锡锌说。

（据新华社1月7日电记者陈菲、邹伟、史竞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