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比较

第一篇：中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比较

中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比较

上海海事大学 行政082 20081071204

4内容摘要：近几年，随着公务员考试在我国异常火热，已然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势头，公务员制度及其待遇问题成为了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究竟我国的公务员制度完善与否，与西方国家比较优缺点又在哪里，我们不得不从各个方面来逐一审视。

正文：面对全球范围的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潮流，如何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借鉴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推进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便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就公务员制度的兴起来说，西方国家通过非选举程序产生而被任命担任政府职务的公务员制度，追根溯源起来竟然来源于中国的古代科举制度，然其本身结合的是资本主义特色与历史背景，或是英美的恩赐官爵制，正当分赃制；或是德，法，日等国的帝国官僚制，封建制。而中国公务员制度是在改革传统干部人事制度和借鉴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经验基础上，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它延续了我国多年来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经验，又吸收借鉴了国外人事管理的有益做法。由此可见，这两种差异巨大的公务元选拔任用制度之间还是有着紧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其兴起来看，二者互相借鉴学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本国实际国情加以改良从而优化公务员制度，完善政府的行政能力，加速现代化进程。

二、从权利和义务上看，我国和西方公务员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区别。我国和西方国家公务员权利和义务的共同点体现于都规定公务员要依法行事，忠于职守，为大众服务，遵守纪律，不得经商，不得参加与本部门有关的赢利活动，不得兼职等等。而其差别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西方各国强调地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一般仅限于服务的地区范围，而在我国，所有的公务员所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都是相同的，根本不受服务地区的范围限制；其次，西方各国强调公务员“政治中立”，不介于政党活动，即为文官工作不受党派斗争的影响。规定“政治中立”的目的是为了在多党竞争的政治环境中，避免“政党分赃制”造成的工作混乱和官员队伍的动荡不稳，从而使业务类公务员不卷入政治斗争，以保证政府各项工作的有条不紊地进行，稳定公务员队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实际上完全做到“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则是要求全体公务员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并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教育，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是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服务并提供组织保证的，这与西方文官制度所标榜的“政治中立”有本质的区别。众所周知，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务员制度，必然取决于并服务于本国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由于国情不同，文化传统各异，因而必然各具特色。

三、在公务员的录用考核方面，西方各国与我国也有所不同。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选用，是以公务员是否具有职务上所需要的知识能力为标准的，而为此所采取的方法即是客观公正的竞争考试，保证真正优秀的人才有机会担任公职，这样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克服政府官员任用中的不正之风。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考核侧重于功绩的原则。这是任用标准和依据的重要原则。要求按照工作成绩决定晋升，具有客观的测评标准。因为才能的高低、品行的好坏，应该反映在工作成绩上。功绩制原则的作用就在于激励公务员努力工作，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同时，又可以强化竞争机制，促使公务员不断地争先创优。一句话，功绩制原则可以充分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这种考核往往注重人的现实能力，忽视人的潜能与发展趋势，这也是一个缺点所在。在我国对公务员的年度考核所坚持的原则：一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即要全面准确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公务员的状况，并按统一标准公平地做出对公务员的评价；二是民主公开的原则，就是要将考核的内容、标准、方法和程序等公诸于众，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并通过征求意见，民主评议的方式，让群众直接参与考核；三是依法考核的原则。其考核内容，即从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全面考核，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强调坚持德才标准和注重考核政治思想表现。

与西方公务员考核一样，我国的公务员年度考核结果也是晋升的依据，但在考核上也有一定的区别：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考核主要是考勤和考绩，以考绩为重点，一般不问政治行为；而我国则要求德才兼备。

四、从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我国与西方各国有重大区别。西方各国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是雇用关系，把文官系统看作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将文官身份分裂开来（对公众是官员，对政府是雇员）。都说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在我国，公务员就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国家的主人，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利的工作人员，他们和政府的关系是共同履行行政责任的连带关系。

在多项指标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国情与环境的差别决定了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发展与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目标、战略、步骤、方法以及具体措施上的不同。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开始于80年代中期，迄今已有15年的历史。经过短短15年的探索与实践，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初步实现了由传统的人事制度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转变，建立起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了一个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主导，由近40个单项法规和实施细则为配套的公务员管理的法规体系；国务院和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已完成了职位分类和人员过渡工作。与此同时，国家公务员的各种基本运行机制逐步确立起来。例如，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竞争机制已初步形成，各地普遍推行公务员录用考试，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严格考核、凭功绩晋升的激励机制已开始发挥作用，各级政府机关全面推行年度考核，考核的办法也逐步完善；勤政廉政的机制也开始确立，各地普遍采用轮岗交流、回避、政务公开的做法。通过全面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我国公务员队伍的结构得以优化，人员的素质明显提高。

但是，由于我国推行公务员制度的时间短，再加上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建设不尽如人意，存在诸多的问题与缺陷。公务员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

第一，制度建设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立法层次较低，权威性不强。二是有些制度需要改进。如公务员职位分类。目前在管理中只有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的区分，分类的特点体现的尚不充分；三是一些单项配套制度尚未配套。

第二，制度执行还不到位。如考试录用制度。作为一项成功的人事制度改革，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第三，制度创新还不规范。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在公务员管理的很多方面进行创新，取得了突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竞争上岗，如何处理考试、考核与民主测评的关系等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规范。

因此，我们在加强公务员制度的建设的同时，应注意灵活性，在两者之间寻求一

个平衡。具体措施可以如下：

1、加快立法，强化执法，提高公务员管理的法治化水平。研究制定出台尚缺的单项法规。如公务员纪律、行为规范、调任、竞争上岗等；对现有的单项法规要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抓好制度落实。探索公务员管理的执法机制。要完善机制，创新办法，提高公务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坚持“凡进必考”，完善考试录用制度。推进和规范竞争上岗，保证竞争上岗的效果。继续探索分类管理的思路，研究起草《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办法》。改进考核制度，积极做好加强和改进党政机关年度考核工作的试点。搞好配套改革，抓紧制定降职、辞职、辞退的配套措施，推动公务员社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

2、以强化竞争激励机制为重点，推动公务员制度的完善。第一，完善考试录用制度，加强对应试者行政能力、潜力的测评。完善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探索建立分级分类考试体系，创新考试组织方式。第二，要规范竞争上岗的程序和考试内容，探索完善竞争上岗的科学方法，为优秀公务员的成长铺设“快车道”。第三，改进考核制度，激励公务员奋发向上。第四，优化竞争激励机制的氛围。抓紧制定降职、辞职、辞退的配套措施，推动公务员社会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舆论宣传，促进观念转变，营造有利于竞争激励机制的良好环境。

3、以能力建设为核心，深化培训制度。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要扩大培训规模，确保全员轮训，五年内将全体公务员轮训一遍。创新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胆探索、积极采用双讲式教学、情景模拟、案例教学等先进的培训方法。同时整合培训资源，加强基础建设。坚持培训与使用相结合，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培训约束机制的刚性，做到“不培训不上岗，不培训不任职，不培训不提拔”。

4、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勇于创新管理制度。要在巩固、健全并实施好现行制度的同时，着眼于全局，着眼于长远，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勇于创新，使公务员制度充满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要把握重点，突出关键环节：一是从完善制度入手，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对公务员制度内容进行细化、补充，对公务员管理的重点环节进行探索；二是；围绕队伍建设这个目标，在公务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和提高素质等方面，大胆尝试，摸索经验；三是以解决人民群众和公务员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重点进行创新；四是及时归纳、总结新的做法和经验，对较为成熟的制度大力推广；对带有方向性，还不具备普遍推广条件的，要循序渐进地扩大试点，在试点中不断充实和完善。

第二篇：浅析中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

中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比较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诞生在一个历史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天，公众对于政府工作、突发事件、灾难事件的了解欲望越来越强烈，因此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其建立后20几年间飞速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了政府宣传政策，与公众沟通的必要手段之一。相较于西方已经成熟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才刚刚起步。而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以及政治环境下，中西方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那么中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到底有何不同呢？

首先从定义上比较，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定义为：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发布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或约见个别记者，发布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而相近的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以美国式定义为例是“新闻发布官－新闻负责人”，但其英语原文press and public relation officer－press and public relation chief直接外化了“公共关系”的目标指向，而中国式定义则没有突出实际存在的公共关系之诉求。

由此可见，中西新闻发言人制度上，西方在新闻发言人制度职能之上较为突出了其政府公关的诉求。而中国的更多地是被看做一种，政府宣传政策，回应社会公众的方式和方法。

中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之所以有如此差异，与中西不同的发展背景和社会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以美国为例，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总统新闻发言人。19世纪20年代，美国普通民众获得了选举权；30年代，便士报诞生。新闻发言人正是诞生在这样一个政治改革、经济增长、传媒大众化的年代。由于在美国，各级政府从法律上没有能力控制新闻报道，媒体重大报道出像失误，记者可以不承担责任。美国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这种弊端，于是采取各种对策积极与媒体合作，主动引导新闻理论1。于是政府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来与媒体进行积极的沟通。换而言之，西方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一种有限的信息源，作为一种润滑油，协调政府和媒1 参考：《实用新闻发布学》新华出版社靖鸣 刘建明等著105页

体以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此基础上隐蔽地引导舆论。从传播学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正是通过议程设置理论对舆论进行控制。

而在中国，由于我国的政治传播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媒体一直以来都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喉舌”。社会主义国家牢牢控制着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所以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更注重实质新闻的发布、直接宣传政策以及正面的舆论引导。从另一方面来说，与过去的中国相较，如今的政府工作更强调“透明化”，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以体现，同时推进了我国现代政治传播的发展与完善。

再来对比中西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这直接关系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作用，以及其对政府与公众沟通间的影响力。正如刚刚提到的，西方国家的新闻媒体不受国家部门的控制，所以西方媒体在发布新闻时，没有所谓的“把关人”控制负面信息的传播。加之著名的“扒粪运动”之后，让西方新闻界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社会、政府的负面上，总以负面报道为卖点，所以那些批评政府的揭丑新闻似乎总是媒体新闻的头条。西方的媒体更喜欢将自己看做政府的监督者，而不是帮政府说好话的传声筒。于是在西方新闻媒体跟政府间总有那么点“火药味”，两者间的利益冲突往往非常明显。当然不能排除，有些政治家经常也会利用这些爱揭短的媒体来打击对手，与媒体建立另一种共同利益体系。但总的来说，西方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与我国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气氛总是感觉更加的紧张。有时新闻发言人甚至会跟记者如辩论般，一来一往地相互较量。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新闻发言人往往要求极强的专业性。只有进行严格的选拔和多种考核与竞争后合格才能上岗。作为一名专业的新闻发言人，不仅要对自身的行政职务相当熟悉，以应付记者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同时还要有良好的沟通与表达能力，能在气氛紧张的环境下，做到收放自如，不失幽默。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媒体，要熟知与媒体打交道之法。

而反观我国的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媒体与政府的合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宣扬社会和谐的大背景下，往往是政府发布新闻，而媒体作为一种信息的载体将其传播给整个社会公众。政府与媒体间的关系是互利的。政府需要媒体帮其传播政策，而媒体需要从政府那里采得更多的新闻，所以新闻发言人制度起到了连接沟通的桥梁作用。但这种看似完美的合作互利形式，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由于传统的上传下达思想影响，导致我国的新闻发布会上，很多记者变成了“哑巴”，只懂记录聆听，而不懂思考与质问，往往一场政府新闻发布会非常容易就变成了政府宣讲其政策的课堂，这是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中一直都存在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过于完美的传播体系，使得我们的媒体失去一些重要的职能，很明显，在代表普通百姓的监督政府这一环节上，我们媒体做得还不够。

除此之外，我国的新闻发言人的素养也还未到达西方国家的专业程度，目前我国的专职新闻发言人相对较少，一般来说担当新闻发言人的基本上是由各部门的负责人或代表担任，他们一般对政府部门和团体组织工作较为熟悉，但缺少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不懂得媒体的需要，在新闻发布技巧和如何处理与记者关系上尚显稚嫩2。另外在发布新闻的语言上，也较为死板，一般多为照稿之念，除答记者问外很少有临场发挥，这使得新闻发布会的气氛过于严肃，往往让人有种严词强令的感觉。

再来，回到中西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职能来看，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分强调公关的作用，也就是通过新闻发布会作为其树立、维护良好形象的工具。因此在很多信息的传达上，西方更趋于保守和严谨，因为稍微说到一点点不好的信息，就可能引发非常可怕的政治**。因而在他们的议程设置理论的影响下，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发布些能模糊公众视点的信息，有时候甚至不惜以牺牲事实的代价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而在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中，我们更强调的是信息的有效传达，相较于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我们更注重在内容上的全面性与事实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一直都是人民政府的工作原则。作为一名新闻发言人，必须明白正确地发布新闻消息，对社会，对舆论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信息的处理方式上，可能要比西方来得更加直观和清晰。这也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较为优越的地方。

总而言之，虽然中西新闻发言人制度上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各自也存在着2参考：《实用新闻发布学》新华出版社靖鸣 刘建明等著108页

不同的问题和优缺点。但庆幸的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公众的知情权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公众不再是旧社会里被统治阶级玩弄的玩物。而政府与公众的良性沟通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帮助下也已日渐发展和完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西新闻发言人制度能相互学习，并日渐完善，积极推动信息公开化、透明化以及现代政治传播的进程。

BTP08055 刘悦

提交日期：2010年11月24日星期三

第三篇：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比较

中西方公务员制度比较

西方公务员制度又称西方文官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由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有关国家公务人员考试、任用、考核、奖惩、培训、工资、待遇、晋升、调动、离职、退休、职位分类、管理机构和体制等具体内容的总称。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一般都通过制定法律确保文官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通常有3种形式：一：在文官总法规下，制定各种补充法规、条例和实施细则，如瑞士、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二：无文官总法规，直接制定一些单行法规、条例和规定,如英国。三：有文官总法规,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内容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各项单行法规实际上已与总法规并行，如美国。

文官一般区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随着政府更迭而进退，以自己所属政党在竞选中的胜败为转移的行政首脑。文官的录用办法主要是采取考任制,还有选任制,委任制、聘任制等。文官的权利和义务，一般均通过有关的法律、法规加以确定。权利主要有：身份保障权和工资、退休金、抚恤金的领取权等。义务主要有：一：执行任务；二：服从命令；三：严守秘密；四：对国家忠实；五：遵守法令；六：文官中立。

文官考核以实绩为依据，实绩以完成工作数量和质量的实效来考察。各国文官考核内容和方法各有差异，但重实绩，重考评，设有专门机构统一负责则是一致的。在法律上有原则规定,还订有细则,对诸如工作数量、质量、适应能力、知识、性格、判断力、责任心、创造力、可靠程度、监督能力、积极性、道德等内容进行全面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公务人员的职务升降或奖惩。职务晋升一般有 4种方式：年资晋升制、功绩晋升制、越级晋升制、考试晋升制。

西方文官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为：①政府行政效率较私营企业低；②机械式工作方式和通常论资排辈的晋升方式往往压抑人才；③文官弄权，不负责任，往往使政务官左右为难；④有权势的文官集团在社会上形成了受到特别保护的利益集团。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他说没有制度人类社会就不能有序运行。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制度是各种制度的综合，建立符合国情的社会制度，国家才能昌盛，民族才能繁荣。搞好公务员制度建设有利于政府廉政建设。为了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政府拟定了《公务员暂行条例》，出台了10个配套法规，10个实施细则，初步形成一个配套的法律体系。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有18章88条，规定了10种制度：职位分类制度、录用制度、考核制度、任免制度、职务升降制度、奖惩制度、培训制度、交流制度、回避制度、申述控告制度。从总的来说政府应该推动研究改革以人为本关心公务员成长,制定措施吸引优秀人才, 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散下放权力强调制度的灵活性，加强能力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完善竞争机制改革分类制度改革业绩评估制度和考核制度建立灵活的工资制度提升道德标准。

中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不同有以下几点：

一：在公务员范围划分方面西方各国和我国是不同的，在西方各国，凡是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机关各个团体中从事公务者都是公务员。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公务员的划分范围是比较宽的。我国的公务员是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出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所以说在我国对公务员范围的划分是比较严格的。

二：从权利与义务上看，我国和西方公务员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区别。共同点体现在都规定公务员要依法行事，忠于职守，为大众服务，遵守纪律，不得经商，不得参加与本部门有关的营利活动，不得兼职等等。而差异是西方各国强调地方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一般仅限于服务的地区范围，而在我国，所有的公务员所享受的权利与义务都是相同的。其次，西方各国强调公务员“政治中立”，不介于政党活动，目的是为了在多党竞争的正传经中，避免“政党分赃制”造成的动荡不安，但是实际上完全做到“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则是

要求全体公务员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并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务员制度，由于国情不同，文化传统各异，因而必然各具特色。

三:在公务员的录用考核方面，西方各国与我国也有所不同。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选用，十一公务员是否有职务上所需要的中是能力为标准的，而为此所采取的方法既是客观公正的竞争考试，保证一高公务员的素质，克服政府官员任用中的不正之风。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考核侧重于功绩的原则。这是任用标准的重要原则。要求按照工作成绩决定晋升，具有客观的评测标准；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原则是：客观公正原则、民主公开原则、依法考核原则。与西方一样，我国公务员考核也是晋升的依据但在考核上也有一定区别，西方各国对公务员的考核主要是考勤与考绩，以考绩为重点，而我国要求德才兼备。西方以领导考核为主，考核结果不公布；而我国是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考核方法，结果通知本人；西方的考核机构是人事部门，我国是自己部门；年考核次数不同，西方是考核两次，我国是考核一次，我国的考核要相对复杂一些。

四：从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我国与西方各国有重大区别。西方各国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我国公务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国家的主人，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工作人员，他们和政府的关系是共同履行行政的连带关系。

五：在公务员培训方面，我国与西方各国有所不同。西方各国重视对公务员知识的更新功能，因此以各种新手对公务员进行培训，来保证公务员素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现有行政管理水平。西方各国重视公务员的人格培训、专业化原则强调针对性、灵活性的原则；在我国，国家行政学院、地方行政学院以及其他培训机构按有关规定称当家国务院的培训任务。

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取决并服务于泵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由于国情不同、文化各异因而比人各具特色。与西方公务员制度相比，中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第四篇：中西方代议制度主要特点及其比较

中西方代议制度主要特点及其比较

一、西方代议制度的主要特点

西方代议制度,虽然各个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及政治力量不同，但其主要特点基本如下：

（一）西方国家议会的主要特征是分权与制衡，相互牵制。

西方议会是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设计的。即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内阁(或总统)和法院掌握，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又互相制衡的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西方国家议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议会和行政、司法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彼此之间不存在直接命令与指挥的隶属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机关不同，西方国家议会在实际上并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方面，议会只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掌握国家立法权；另一方面，它也承担制约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功能。

（二）西方国家议员大多是专职议员而非兼职议员。

在现代西方国家的议会舞台上，活跃着两种人：由选举产生的党派政客和由任命而产生的职业官僚，他们基本上都是专职议员。职业官僚是指那些在政府的行政部门工作、处理具体和技术问题的官员，这些人通常由考选和委任产生。政客则是指那些以从事政治为职业的人，这些人必须通过选举产生。这两类人构成西方政治体制的基本要素，议员——职业政客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

（三）西方国家议会政治是一种金权政治，是有钱人的游戏。

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真正起作用的依然是金钱，实质上是选举“金钱”的制度、选举“资本”的制度。正如一位美国选举官员说的那样，“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议会是有钱人的天堂”。各资本财团通过提供大量竞选资金确保把自己的政治代表选入议会，因而议会的议席基本都是大资产阶级政党所把持。日本1974年参议院选举，出现了“五当四落”的奇闻，即花5亿日元就当选，花4亿日元就落选。1978年法国立法选举，平均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用将近13．2万法郎；美国近年的议会竞选，动辄就需几千万美元。

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特点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政治形势的需求，形成了与西方议会制度诸多不同的特点。

（一）全国人大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

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以选举形式所委托的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人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选举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政权机构。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产生的政府和法院、检察院，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检察权，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这是是实现当家作主权利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途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经由人民通过层层选举产生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来管理整个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全国人大代表使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同时集中表达了他们的共同意志和要求，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实现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

（二）全国人大实行“议行合一”基本活动原则。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按照“议行合一”原则设计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定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都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负责，接受它的监督。宪法还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罢免由它选举产生和决定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等)。与此同时，宪法并未赋予任何国家机关有权解散全国人大。全国人大会议的召集(包括临时召集)和任期的延长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决定。这一切表明，中国的全国人大是名符其实的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权力来自于全国人民的委托，只对全国人民负责。

（三）全国人大的代表来自人民，且大部分属于兼职的。

与西方议员作为职业政客截然不同，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是非专职的(少数担任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组成人员除外)。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也是通过选举产生，但并非是把政治活动作为自己的职业。全国人大代表都有各自的职业，绝大多数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为人民解放军代表和各级国家机关干部。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是先进模范人物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四）全国人大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大前提下进行工作。

人民代表大会在党领导下行使职权，是我国的政治特点，也是我国的政治优势。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手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大的领导，是一种政治领导，是通过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党员以代表身份的活动来实现的。在全国人大之外，中国存在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三、中西方代议制度比较

由于中西方代议制度形成的国情、传统政治力量和理论渊源等方面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中西方代议制度有诸多差异。

第一，关于政党和代议机构关系的差异比较。

不论西方国家还是当代中国,政党对代议机构都有重要作用。但两者不同的是:

西方国家政党是通过竞选在议会中取得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领导地位是法定的。

在西方,特别是早期建立议会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是先有议会,后有政党。这些国家的政党是在议会派别斗争中孕育诞生的,政党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由此掌握、控制政权,在议会中进行党的活动,否则,政党的作用就无从发挥。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然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服从党的领导。

第二，中西方代议机构的权力结构不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议行合一”活动原则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议会是按分权制衡即三权分立的指导原则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制的根本区别。西方议会制的核心是分权与制衡，国家权力分由不同机关行使，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没有一个专制的、最高的权力。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高度集中行使国家权力的，是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虽然有些西方国家议会也称国家权力机关，但在法律上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比，它们的权力还是要小得多。如在议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是产生负责的关系，而国外议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很少是这样的，即使有些国家的政府是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但没有司法审判机关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的。在监督方面，国外议会也都有对政府的监督权，但没有像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那样广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一项重要的权力，就是它可以行使认为应该由它行使的权力，这是一项无限的权力，国外议会是没有的。

第三，中西方代议机构的组织结构不同。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多层次间接选举产生的，除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外，上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下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外议会的下院基本上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其次，国外议员是专职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人大代表是兼职的。再次，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分两个层次，代表大会中设常委会，代表大会由数量众多的代表组成，每年开会一次，而且会期较短，主要决定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那些问题。由代表大会产生一个常务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权力的常设机关，常委会对代表大会负责，受代表大会监督。这种把代表机构分为两个层次权力的组织，在西方国家议会中是没有的。西方国家的议会有两院，它们分别产生之间的关系不是产生与被产生、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关系。在立法方面，不能单独行使权力，而只能结合起来行使议会权力。

第四，人大代表受选民或选举单位监督罢免，外国议员独立行使职权，一般不受选民罢免。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能不能对代表实行监督罢免，是议会的真民主和假民主，完全民主和不完全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代表受选民或选举单位监督罢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主义代表制与西方国家议员制的一个重要区别。资本主义国家的议员选出之后，选民就无权罢免。他们认为这是议员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代表责任制是这一制度的基础。我国代表选出后，选民就有权罢免。切实反映了我国人民代表的真实性。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人民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人大代表宗旨。

第五篇：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之比较

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

之比较

学 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 业：思想政治教育 姓 名：林 美 学 号：2009822081

浅谈中西方制度伦理之比较

林美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822081）

摘 要：制度伦理站在制度与伦理有机统一的维度寻求二者之间的互补性优势，期待制度和伦理在社会生活变迁中发挥最优的约束与指导功能。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在制度伦理上也呈现出极大不同。在当今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我们应反思中西制度伦理的利弊得失,在比较中取长补短,加强我国的各项制度伦理建设,更好地加强制度建设。

关键词：中西；制度伦理；比较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学逐渐传入我国,“制度伦理”这一概念随之舶来。实际上我国制度伦理的思想源远流长。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人生下来便处在伦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伦理已完全制度化,而制度时时处处含有德性的意蕴。“制度伦理”虽是西方一个新兴名词,但“制度伦理”的思想在西方也历史悠久。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衍生出的制度各有千秋,制度伦理各有特色。

一、制度伦理的基本含义

制度是规范的集合，是对人的行为实施规范和约束的准则。它在设立时都蕴涵着一定的伦理精神，这就是制度伦理。制度伦理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它是人们对一定制度所作的伦理判断。其二，它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即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中的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其三，它是制度本身所蕴含的道德追求和价值理想。

二、对中西制度伦理的比较

(一)从人性论取向上对中西制度伦理比较

中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对人性是善是恶各执己见。中国自先秦儒家开始,“人性本善”一直是主流,而西方表现为对“人性本恶”的认同。这不仅表现为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也体现在西方哲学家“性恶论”的主张中。两种不同的人性论趋向，给中西社会制度的安排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1，中国的性善论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以儒家为主导地位的性善论学说，为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张建立—个道德理想主义的社会，即以道德作为理想和预设的目标成为人生和社会存在的目的。人为道德而活，人为求善修善而修身养性，从此，道德渗透到人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成为道德的存在物。由此，教化、修养、立志等就成为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的重要内容，成圣成王成为人生的理想和目标。一方面，人性善的主张为集权主义提供了文化支撑。如朱熹就把“理”归结为仁义礼智之类的道德原则，经过演绎最终使道德的“天理”成为宇宙的真正本体。这样就把道德的“理”与具体对象区别开来，道德本体也就具有了超验、普遍的本质。由此，道德也成为压制人性、私欲的一种规范形式。“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为—体”，强调道德本体的超验性和普遍性，以及对个体的超越性和统治性。把道德视为超越个人利益之上的最高标准，人就只能是道德的工具或道德的体现物。由于道德的先验性，皇权作为道德的化身和代言人，成为道德的权威和道德完善的代表，因此，皇权以道德本位的形象出现，皇权就成为超越法制、超越法则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和僭越。同时，加强道德教化、思想禁锢也成为皇权统治的有效手段，制度与法治只是维护皇权的形式和工具，权力制衡与监督更无从谈起。可见，人性善的理论是导致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伦常、忽视规则，重视教化、忽视制度，重视德性、忽视法制的主要思想基础。

2，西方的性恶论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西方制度伦理中的人性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总倾向于追求自身的利益，这是保存生命和发展的需要。对于个体而言，利己的动机是首要的，占主导地位的，利他动机是次要的，是在利己动机得到一定满足后的选择。二是人同时还具有理性，能意识到满足自身需要的客观条件和他人的需要，认识到个体需要是在有限的资源和可选择的空间里实现的，离不开他人的互相妥协甚至协助，因此，人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力量来抑制自私的一面，约束彼此的行为。

正是这样对人性的不信任，使得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采用法治来治理国家，以法治来制约和制衡权力，克服了专制主义、权威主义的弊端。正是建立在人性恶的权力制衡、法治至上的体制，使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社会制度逐渐适应了市民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人性恶为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奠定了价值基础和逻辑前提，为防止制度腐败和权力滥用提供了理论预设。与此同时，基于人性恶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机制和法律制度，又成为有效地防止人性恶走向社会恶的手段。

(二)从社会建构原则出发对中西制度伦理的比较

中国人生活在伦理社会中，伦理社会即是一个扩大的家庭。而西方文化则表现出对契约的重视。

1，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建构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是中华文明的基石。这种农耕形式依赖于依血缘建立起来的家庭、家族。这种生存状态必然会使中国社会形成伦理本位的社会。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即伦理是处理一切关系,一切事物的 原则。伦理社会认为人的生命直接出自父母，因此“孝”的意识兴起，造成了家长权威。家长权威延伸至社会形成了君主集权的国家，封建家长的权威至上,使得儿女绝对顺从,一切皆由父母做主。君主权威的至上形成了专制主义。这使统治阶层的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不可避免走向专制、腐败。

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人们，不需要契约和合同，靠的是依靠人情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人情信任靠德性来维系，缺乏外在制度的保障和法律的支撑。当走出血缘、地缘关系外，对陌生人便会极不信任，使得中国社会信用制度不发达，也制约了商业的发展，阻碍了中国向现代文明进步。

在人情主义至上的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情如一体，财产是不分的，分则视为背理，这叫共财之义。不过伦理感情是自然有亲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时以分居为便,故财不能终共。于是弟兄之间，或近支族间,便有分财之义。初次是在分居时分财，分居后富者或再度分财于贫者。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是曰通财之义。中国社会以伦理情谊出发，人情为重，财物斯轻。中国法律中对于人们的物权与债权是极其忽略的。又由于人们不分彼此，只知有君臣官民彼此间伦理的义务，而不识国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就没有公法私法的区别，刑法民法亦不分。也正因为这种血缘关系，一人获罪,则会诛连九族。

“嫡长子继承制”是伦理社会中独有的继承制度，即按父系氏族血缘嫡庶之分而建立起来的继承制度，这种制度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会导致兄弟之间为争夺家产地位而手足残杀。

平等、民主精神虽非主流，但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不感生疏。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仅止于理论上人民共享,在具体程序上，从未实施过。百姓也从未主动争取过自己在政治上作主的权利,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让老百姓对西方争权运动嗤之以鼻，认为这样会天下大乱。因此中国无民治之制度，无西方的投票表决，无代议制等。

在伦理社会中，国家价值形态表现为国家权力至上，强调整体利益的权威和至上性,忽视个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一味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个人要无条件服从整体，服从国家，走向大我淹没小我的歧途。古代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私权，因此也没有西方所谓集会制度，结社制度等。中国人被统治习惯了，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从未主动提出。更可笑的是中国人对西方人之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是淡漠得很，不懂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

2，西方契约形式的社会建构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契约简称合同或协议。从制度层面而言，主要是指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转让关系；从道德层面而言，是人们对协议的遵守。特别是制度层面的契约意识，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主流意识和精神理念。

17—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以社会契约为中心环节的自然法理论兴起，掀起了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运动。在自然状态下仅仅依靠个体的力量是无法保障人的生命、自由权利的,个人需要将一部 分权力让渡给国家，国家则用政治、法律等形式来维护人们的安全，保护契约的订立者的基本权利。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意识萌芽甚早，且深入人心。人们皆为契约订立者，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皆是平等的。法律的制定是基于权利，注重的是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契约文化的影响，契约精神也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表现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安排，也不仅仅限于公民之间的协议的履行，而是体现在所有的社会活动之中。

(三)中西方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不同诉求及其对制度伦理的影响

1，中国的国家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国家主义是指国家权力至上、社会整体为本位的一种观念形态。实际上，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是与个人本位相对立的。在中国，国家主义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影响社会政治制度的取向。儒家文化以建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开创了国家主义传统。在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下，国家作为共同生活、民族利益的共同体，成为社会利益的最高代表者。正是由于国家主义对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强化，使人们忽视了国家主义在现代社会所衍生出的弊端和问题。一是重视国家，忽视个体。由于国家主义强调国家的至上性，容易使国家的权力拥有者脱离对权力的制约，而仅仅求助于道德的治理，不仅忽视了个人的权利，也忽视了制度的建设。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为上，虽不必然导致对个人利益的侵害，但却有忽视个人利益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味地强调个人要服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必然会导致对个人利益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侵害。二是重集权、轻分权。我国在建国的一段时期内，采取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就是国家主义传统的影响。高度集权虽然有高速、快捷等优势，但由于忽视对权力的制约和制衡，腐败问题就难以避免，甚至会损害社会公平。分权看似妥协、争论，但又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集中与腐败。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集权的弊端，但由于国家主义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现实中真正制约权力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三是重人治、轻法治。只要修身就可以治天下。

国家主义强调德治，虽然在宗法社会具有文化基础和经济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形成，传统的德治方式越来越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仍沿着国家主义模式来治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生活，不仅不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现代社会呼唤法治、呼唤规则、倡导制度，因此，国家主义传统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经济的要求。

2，西方的个人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制度伦理 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的传统，成为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人们往往把个人主义理解为利己主义而加以拒斥，因此，个人主义原则一直被作为集体主义原则的对立面，而成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的代名词。实际上，个人主义原则与把个人利益的得失视为衡量善恶、是非的唯一的标准的利己主义是不同的。个人主义含有利己的内容，但个人主义不等于就是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原则基本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强调个人的中心地位，个人是目的、社会是手段；二是强调个人尊严，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三是强调个人权力和个人利益至上。个人主义原则作为西方 文化的主要价值原则，不仅渗透于道德生活领域，更是广泛地渗透于经济、政治、法律生活等各个领域，对西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个人主义原则是与私人产权制度相适应的道德理论，在经济领域就是要求保障个人财产，肯定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在政治关系中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反对社会和国家对个人的过多干预；在法律生活中，强调依法保护个人的权利；在道德生活中主张个人奋斗，自己的行为选择应由自己负责。

个人主义原则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伦理准则，之所以在西方社会被视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准则，其合理性不在于对个人一己利益的肯定，而是对每一个人利益的肯定与维护，这是个人主义与利已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时，为了保障个人主义原则的实现，西方社会通过经济、法律、政权、国家等手段来进行调节以避免个人主义滑人利己主义。从现实中来看，个人主义原则之所以在西方社会没有走向利己主义．主要就是通过法律、制度等保障个人权利，并防止个人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损害。所以，个人主义并不仅仅是道德学说，更是社会学说，它要求的核心是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建设来保障个人的利益。然而，个人主义对国家、集体利益的蔑视，是西方社会的危机之所在，也是个人主义的危机之所在。

结 语

制度伦理作为调解人们现实经济、政治文化关系和制度安排、制度运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不是从某一抽象理性原则演绎出来的，一定的制度伦理的产生及其演变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据和文化根源。不同国家的制度的制定渗透这个国家的伦理道德;同一个国家不同时代的制度也体现出已经渗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骨子里伦理道德的一脉相承。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眼光苛求前人,视“三从四德”。“嫡长子继承制”等为糟粕,只能说它们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的生活的时代;我们也不能以我们的标准去批判西方,视“个人主义”等严重危害社会主义,只能说它们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进入转型社会的关键阶段,我们应学会包容,学会审度,学会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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