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

第一篇：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

关于完善我国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几点反思

一、引言

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请求人民法院审理并对被告人判处刑罚。提起公诉的决定一经作出，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这不仅限定了人民法院审判的范围，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针对特定公民的刑事追究程序正式启动，使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其自由、财产乃至生命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可以说，提起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法律能否得到正确地实施，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能否得到政府的尊重与保障。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似乎顾虑重重，作法很不统一：一方面，人民检察院极力追求起诉的成功率，强调有罪判决率，对没有十足把握指控成功的案件不愿起诉。此举极易导致对大量犯罪，特别是重大的犯罪疏于追究，不利于国家法律的贯彻实施；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有时又滥用公诉权，对一些明显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或根本就无望获得有罪判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从而进入了实体审理，既极大地浪费了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导致被告长期被羁押，徒增了讼累，甚至造成冤假错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说到底就在于没有确立一个科学而完善的公诉的证据标准。所谓公诉的证据标准，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后，决定提起公诉时所掌握的证据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规定的不科学性并缺乏具体操作性，而且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又缺少很深入的研究，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在此，我就这一问题谈谈我的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二、我国现行刑诉法对起诉证据标准的规定及其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由此看来，我国法律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构成犯罪的各项要件以及定罪量型的各种情节都必须是清楚的、真实的。而“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用以确定案件事实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它要求每一证据都必须是已查证属实，并且案件事实的各个要件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明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排除，全案的证据形成一个闭合的锁链。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排他性。这种证据标准往往又被人称之为“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

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标准与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所适用的证据标准是一致的，这已引起了法学界广泛的争议。那么该如何评价这一证据标准呢？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两种主要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坚持而不应当降低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它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要慎之又慎，有利于保障人权，防止冤假错案，并认为“中国法律对于提起公诉要求较高的证据标准，是与中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和证据规定相适应的。在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没有得到切实充实以前，中国现行法规定的公诉证据标准应与定罪的证据标准相同，决不能轻易降低！”[1]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太高，不切实际，不具有操作性，而且也不利于节约诉讼成本，不符合法律适用中的及时性原则；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移送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并不能决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命运，为了兼顾诉讼效率，没有必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2]主张“只要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已达到定罪标准，有定罪的可能，就应当起诉”。[3]还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是一个渐进过程，是有层次性的，在立案、逮捕、侦查终结、提起公诉与判决各个阶级应有不同的程序证明标准，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等同于定罪证据标准。[4]对于第一种观点，就目前的现状而言是很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这一观点有着理想化的倾向，又过于原则性，不能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不利于全面地实现刑事诉讼目的。从整体而言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在此，我认为，要把握与完善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就应当对下面的一些问题予以关注与反思：

1、在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时，一定要注意对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全面而慎重地权衡。刑事诉讼目的是整个刑事诉讼的灵魂，对具体诉讼程序的设计起导向性作用。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已确立了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要求兼顾两者平衡，而不能只片面强调一个方面。[5]由于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是以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无论是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还是对于保障公民权益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要正确运用其这一职权，而要正确运用这一权力，又必须设立适当的证据标准：如果这个标准过宽过低，对许多显然证据不足的案件提起了公诉，那不仅会浪费国家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会严重损害公民的人权，这与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及国际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是相违背的；相反，如果这个标准过高过严，检察机关在行使公诉权时就会过分谨慎，求全责备，不敢冒任何风险，这会使一些应该打击而且有可能定罪的罪犯逃脱法网，甚至会放纵一些犯罪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这又明显背离了惩罚

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刑事诉讼目的，也背离了检察机关的职责要求。目前我国以“客观真实”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虽然在保障人权，防止将无辜的公民带入审判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一过高的标准往往又会束缚检察机关的手脚，影响其发挥追诉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因此，在确定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时，应当做到宽严适度，全面兼顾刑事诉讼两大目的。

2、确立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应当适应庭审方式的变化并要注意观念的转变。在过去，法院庭审实行“书证中心主义”，其审判基本依据是检察院提供的案卷，一般情况下，这些案卷中形成的证据足以决定被告人的命运。因此，要求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法院的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相一致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确立了以法官中立、控辩双方积极对抗为特征的新的庭审模式。这时，由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诉讼权利的扩大，庭审对抗性的增强，庭审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这导致起诉与支持公诉的难度加大，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庭审后，其主张未必能得到法庭的支持并产生有罪的判决。在这种背景下，抬高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以至于等同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显然是不合时宣的，也是没有必要的。提起公诉也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终结，检察机关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尽力量发挥了职能作用，有理有据地提起了公诉，就不应当有其他过多的顾虑。毕竟，法院才是案件的最终裁决者，审判的结果不是衡量起诉质量的唯一标准。因此，只要检察官尽其所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不能根据判决结果予以苛责。

3、确立提起公诉证据标准，还存在着一个由谁来评价与审查的问题。公诉权的发动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公民人权的刑事诉讼双重价值。为防止无故不提起公诉，更为了防止无根据地决定公诉或恶意追诉，要求从立法上明确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仅是控诉机关所自行掌握的“行业标准”，而且应当在进入实体审判前对其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一定的司法审查，确保提起公诉的合法性。因此，对一个案件是否应当提起公诉，是否达到起诉的证据标准，要引入司法审查，这既可以防止恶意追诉，侵犯人权，又可以使一些明显不能定罪的案件及早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在当前，由于庭审制度的改变，对公诉案件的审前审查由实体审查改为程序审查，只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法院就应当开庭审判。这也就是意味着对于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法院没有权力在开庭前就其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样，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便成了检察机关自行掌握“行业标准”。公诉权也就成了一种失去制约的国家权力，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因此，完全应当在检察机关之外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判断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

三、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学术界目前对于我国应采用怎么样的提起公诉证据标准有着不同意见，在此，我们可以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了解一下国外的相关经验，从而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的完善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通过成文制定法明确检察机关对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而英美法系则往往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单行法规或者是一些行业的规则对此作出规定。尽管两者在表现形式、话语表达和具体操作上有诸多的不同之处，然而通过了解与比较，就可以发现，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及相关的作法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

1、提起公诉是件很慎重的事，要求检察机关在作出起诉决定时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法国法规定，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应以追诉的合法性与适当性两方面进行审查，要求检察官有“明显理由”认为发生了犯罪；德国刑事诉讼法则明确起诉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也就是“有充分的犯罪嫌疑”，很有可能被法院判决有罪；日本则要求检察官严格掌握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要求“根据确定的证据，有相当大的把握可能作出有罪判决，反之不得决定起诉”；英国的《皇家检察官条例》要求“检察官必须确信对每个被告人提出的每一项指控都有足够的证据提供现实的定罪预期”，正如英国总检察长1983年发布的《刑事起诉准则》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刑事案件的证据，还必须考虑是否会合理地导致有罪判决的结果，或考虑在一个依法从事的无偏见的陪审团时，有罪判决比无罪开释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而在美国，其律师协会制定的《职业责任守则》规定：“在明知或显然没有合理把握支持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或其他政府律师不得提起或导致提起刑事指控。”

2、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太高，并不要求必须达到法院有罪判决所要求的证明程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必须根据已经合法调查的证据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对于进入正式审判程序的案件，由控方向事实的裁判者举证证明，只有当控方履行证明责任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时，事实的裁判者才能判决被告人有罪。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认为审查起诉时所依据的证据不完全等同于法庭审理时所可能提出的证据，检察官在决定起诉时对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起诉并不意味着侦查的终结，控方在决定起诉后仍可以继续收集有关的证据。因此，没有必要要求公诉证据标准必须达到最终足以定罪的程度。相比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时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或“内心确信”的证据标准，提起公诉时一般只要求达到“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有合理的根据”、“有明显的理由”等证据标准，这显然要低于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

3、与整个证明标准的体系相联系，建立一个对不同性质的案件和案件的不同事实进行有层次的区分对待。根据英美法系证据法的规定，将证明标准的程度分为九种；①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将心证划分成四个等级，②针对不同的诉讼程序或诉讼行为，采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与其相适应，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而言，也往往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采用不同的证据标准，体现了区分对待的原则：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的犯罪，要求采取更为积极起诉的态度，建立较低的证据标准，只要检察机关尽量搜集的证据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信”或“盖然的心证”，就可以提出公诉；美国的《刑事检控准则》第9条规定：“对于那些严重威胁社会公众的案件，即使检察官所在的司法管辖区的陪审团往往对被控犯有这类罪的人宣告无罪，检察了也不得因此而不予起诉”；而对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则设立较高的证据标准，如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于保障人权并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于案件不同方面的事实也都有不同的证据标准，呈现出一个多层次的证明体系，而不象我国那样要求整齐划一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由于其规定十分繁琐，在此就不予赘述。

4、普遍要求对提起公诉案件是否达到法定证据标准进行司法审查。为了防止检察官或起诉律师无根据地决定起诉或者恶意追诉，对重罪案件在提起公诉后，实体审理之前进行司法审查，由职业法官、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对控诉证据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据标准进行审查。这种审查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审判过滤型”，即由法院对已经提起公诉的案件审查其是否有必要进入实体审理，防止将无需审判的案件交付审判，防止浪费司法资源和保障被告人人权，这大体上为职权主义诉讼的国家所采用；另一种为“公诉审查型”，即由中立的第三方——预审法官或大陪审团从证据方面对控方追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着重于保障被告人免受无根据的追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基本上采用这一方式。虽然各国在审查的组织机构、内容、具体程序及审查后的处理上有所不同，但都竭力防止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仅仅成为检察机关自己的“行业标准”，而且是一种必须接受司法审查的“法定标准”，既有利于及时追诉犯罪，又有利于保障人权。

四、谈谈个人的几点想法

任何诉讼程序的启动都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来支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样也需要有相关的证据。但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即掌握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并以此能够查明所有的案件事实，这显然不合乎诉讼规律，具有某种不现实性和理想化的倾向，正如有学者所言“极力探寻案件事实是司法的本能，是控辩双方（尤其是控方）竭立发现的目标，但不能以无所不知的神的标准来要求司法工作者。应打破虚幻的美梦，让客观真实说走下神坛，走出人为编织的迷宫”。[6]那在我国应怎样去确立一个较为完善的公诉证据标准呢？基于以上的反思，我下列谈谈个人的想法：

1、改变目前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起诉证据标准，从而建立一个适当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据标准，使之具有明确性与可操作性。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不能定得太低，以防止检察机关滥诉，侵犯人权；但也不能定得太高、太原则化，那又不利于追诉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确定这一标准时，一定要把握好适当的原则。那么怎样去衡量“适当”呢？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1）从客观上说，并不要求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能够达到“客观事实”的证明标准，只是要求检察机关应掌握“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所谓“足够的证据”可以从下面方面去考查：①也能够据以确认一定事实的基本证据已经收集，并且基本证据之间能相互映证，没的根本的、不能解释的、无法解决的矛盾。②收集的证据能够使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即对定罪量刑有重要影响的事实都有相应质量与数量的证据证明。根据现有的证据，有定罪的较大可能性。

（2）从主观上讲，要求根据现有证据，能够使办理案件的检察官形成相应的内心确信，有合理的理由应提起公诉。证据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判断案件的证据，需要有判断者的主观感受。检察人员通过调查证据与审查证据，依据自己的良心、社会经验与职业道德，能够建立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如果办案人员自己都无把握，似是而非，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还拿不准，存在疑虑，这样的案件就不应起诉，因为自己都未真诚确信，又怎能说服法庭确认指控事实呢？”[7]当然，这种内心的确信，只是检察官单方的，是“盖然的确实心证”，与有罪判决时法官经双方辩论后形成的“内心确信”或“排除合理怀疑”是有区别的。

2、应当针对具体案件，实行有区别的、多层次的证据标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在提起公诉的问题，也应当体现区分对待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1）对于性质不同的罪行区分对待。根据国外的做法，对性质越严重的案件，在起诉时越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一经验，对于那样严重危害社会、影响十分重大的案件，比如当前十分猖獗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杀人抢劫犯罪等，应采取更为积极的起诉态度，在尽量收集证据的基础上，只要求检察机关建立了有根据的内心确证，并有定罪可能，就应疑无迟疑地提起公诉。对于仍没有收集到的证据与尚没查清的事实，可以在提起公诉后继续侦查收集、查明。这尽管会有很大的风险，但对于震慑犯罪分子，平息民愤，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有积极的意义；而对于较轻微的、社会危害性小的犯罪，如果证据不是十分充分，则可以转为其他方式处理而不提起公诉，有利节约司法资源和保障人权。

（2）对于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行有差别的证据标准。在审查起诉时，对与犯罪构成相关的事实要求达到较高的证据标准，而对于那些与定罪量刑关系不大的事实，则可以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而对于程序法上的事实，如当事人申请回避、申请变更强制措施、诉讼期限等，可以适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有利于刑事诉讼顺利有效地进行。[8]

3、建立审前预审法官审查制度。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以后，将庭前审查由实体审查为主改为程序审查为主，这虽然有利于克服原来法院审理中“先判后审”，使庭审成为走过场的现象，增强了对抗性，体现了程序公正，但也意味着公诉权失去了应有的制约，往往导致检察机滥用起诉权，往往将应当提起公诉的案件不起诉，放纵了犯罪分子，或者将那些根本就不应该起诉的案件又诉诸法庭，浪费了司法资源，增加了被告人的讼累。因此，建议在法院内部设立一个预审机构，由独立的预审法官行使对提起公诉案件的审查工作，判断其是否达到了法定的证据标准，当然这一标准是低于庭审法官做出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仅是审查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案件基本事实”，有定罪的可能性。在这里，预审法官不得参加正式的庭审，以免将其形成的预断带入法庭审理中。对于预审法官认为达到法定起诉标准，不能提起公诉的案件，检察院和被害人有异议时或有新的证据时，有权申请要求复审。同时，在预审阶段，还可以由预审法官主持，进行双方的证据展示，并解决一些程序性问题，为庭审作好准备。

4、要不断地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改革是一种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加以保障，要完善我国的公诉证据标准，起码要完善下列相关制度：

（1）改变检察机关和检察官的工作评价标准，不能单纯以有罪判决作为工作质量的指标，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应当承担起追诉犯罪的职责，应树立起慎重而积极的起诉方针，只要其尽心尽力了，即使对一些应当指控的犯罪没有成功地支持公诉，也是无可指责的，以保护检察人员的积极性；

（2）不断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完善检察官任用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庭审方式改革的新形势下，对检察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没有高尚的道德修为，没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就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庭审的要求，就不能正确地把握起诉证据标准，更不能有力地支持公诉，提高公诉的质量。

（3）废除检察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根据原有规定，对于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进行赔偿，这使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顾虑重重，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建议将逮捕与羁押的批准权由检察机关转移给法院，设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

第二篇：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极其完善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极其

完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

渊源

证据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与源起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

何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整体而言，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司法人员以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的方式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要被法院予以排除。狭义的非法秩序排除规则，则是指非法获取的物证之排除，相对的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则以自白规则相调节。非法证据排除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中重要的规则，其本身的普适价值已经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在此不多阐述。本人在此持广义的立场对其在我国的确立进行讨论。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源起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人们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受侵犯；除非是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要求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扣押的人和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这一规定被普遍认为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渊源，当然，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也被视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项基础渊源。在1914年的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第四修正案，就已经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1939年的那多恩诉合众国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有罪判决，提出了相当具有特色的“毒树之果”规则，明确指出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证据本身将受到污染，尽管证据可能具有真实性，可是却会对建立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司法体系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犹如“毒树之果”，即使味道可口，可是出于对于剧毒之畏惧，不可食用。在本案正式提出“毒树之果”规则之后，一系列的判决强化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如在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法庭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宪法第四修正案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该案，非法证据排除得以正式适用于各州的刑事诉讼之中。不过这些判决基本上都是立足于排除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直到 1965年的米兰达案中，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才正式形成非法自白排除规则，也就是闻名于世的米兰达规则，彻底排除了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补全。

从历史来看，美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根源还是在于美国历史中对于正当程序本身价值的尊崇，即对于程序正义的尊崇。英美有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美国的主体是英国移民，他们在给新大陆带来了不同的物质改变的同时，也带来了英国的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在英国，早在1215年由失地王约翰所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就已经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被视为正当程序的起源。此后，英国在形成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的判例法体系的过程中，正当程序作为个人权利的保障以及对于政府无限权力的基本限制，不断的得到强化，并且被赋予了正义的价值观念。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是英国在殖民地的征税和打击走私的行为。征税行为没有获得殖民地人民代表的同意（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并不能进入英国议会），换而言之，也就是说殖民地人民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就被剥夺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权益。英国官员以打击走私为名，经常性的闯入民宅，乱搜烂捕，更是极大破坏了刑事正当程序，侵犯了普通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权益。正因如此，美国注重程序正义，美国人普遍认为经过正当程序的结果往往也是正当的，对于正当程序的任何破坏都是对于正义的践踏。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正好体现了对于程序的蔑视，从而违背了正义的客观要求，必将导致正义的缺失。更进一步而言，对正当程序的尊崇体现了对于法律规则的遵守，法律规则作为社会的底线，如果任其被突破，那么社会必将失去其维系的基础。从美国刑事诉讼构造本身而言，陪审制度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最直接原因。在美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中，检察官代表人民对犯罪行为向法院提起公诉，大陪审团对于检察官的证据进行审查。小陪审团对于被告是否构

成犯罪进行裁决，法官则超然于各方，拥有控制法庭秩序以及量刑的权利。陪审团在刑事诉讼中责任极其重大，陪审员认识案件只能通过证据，但是陪审员却都只是普通的百姓，并不精通于法律，为了避免他们被不真实的或者是无关的证据所影响，美国法律系统付出巨大的努力构建了复杂的证据规则，比如关联性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等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应运而生。正是如此，相对而言，在并不实行陪审制度的德国以及陪审制度式微的英国，因为其刑诉构造上的差异，法官作为经过专业训练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通过“自由心证”对案件事实与法律进行裁量，也就不需要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但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主要的国家所采纳。例如，《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以强制、拷问、胁迫所取得的自白，或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都不得作为证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规定：“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对违反这些禁令所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俄罗斯联邦宪法》第50条第2款规定，“从事司法活动的过程中，不许利用通过违法联邦法律而获得的证据。”此外，联合国大会1975年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第12条也规定：“如经证实是因为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而作的供词，不得在任何诉讼中援引为指控有关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的现状反思

（一）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的现状考察

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律规范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虽然本条规定了禁止使用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但是并没

说明非法取得证据的效力问题，也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否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中国两个最高司法部门发布了非法言辞证据排除的规定，可是在这两项规定中并没有具体阐述排除的程序，到底是谁有权排除？办案法院、检察院？还是上级法院、检察院？在什么阶段排除？审查起诉阶段？庭审阶段？没有程序，这些规定就只能落于空文，流于形式，不能够具体适用，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什么是制度？不仅仅是有实体保障的规定，而且有程序维护的规定才是制度。而且，这些司法解释关注的只是非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在我国，因为刑讯逼供一方面导致冤假错案，另一方面严重腐蚀了司法公信力，所以学界与实务界对于遏制，甚至是彻底清除刑讯逼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上述的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定，其实质只是刑讯逼供的一项策略罢了，不仅仅忽视了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留下了巨大的立法漏洞，而且还湮灭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所具有的程序正义上的法律价值。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相对于刑事诉讼法与前两个司法解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不仅仅是其对于非法证据的外延进行了确认，更重要的是它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规定。具体而言，包括如何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法庭如何初步审查、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特别规定了羁押机构的举证责任，也就是举证责任倒置）等等，使得该解释具有具体适用的可能，具有了可操作性。但是，该解释也有相当程度上的不足，上诉的详细规定只是针对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只是做出了原则上的规定。在我国，虽然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倍受侦查人员亲睐，以至于在破案压力之下不惜无

视法律的规定，对羁押人员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已经陷入沉寂的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近期闹的沸沸扬扬的赵作海案都是最好的例证。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反思

也就是说，仅仅是口供仍然不能定罪，定罪的重任还是得落在实物证据之上。在上述的这一类案件中，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往往是侦查人员获得实物证据的钥匙，这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述的美国的“毒树之果”，采纳这些实物证据，甚至依靠这些实物证据定罪的后果就是给侦查人员一种错觉，只要通过口供获得实物证据就够了，口供排除也无妨，从而在根本上使得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的排除陷入了虚置的地位，其本身遏制刑讯逼供的效力受到了巨大的削弱。此外，通过非法搜查、非法窃听、非法扣押、非法拍照等方式获取实物证据，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和财产权，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通过这些方式获取的实物证据无法得到排除，在某种程度是对于这些非法取证方式的鼓励，是对于公民隐私权和财产权的蔑视。当司法人员为了高尚的目的，使用非法的手段，牺牲公民合法利益的同时，其本身的高尚目的，已经大打折扣，甚至是淡然无存，对于司法正义本身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如果说犯罪是污染水流的话，那么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而非法获取的证据则是不公正审判的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我相信经过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律规范上完全可以得到完善，现在在法律规范上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的排除规则，补全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空白，但是，仅此就够了吗？立法真正是万能的吗？在我国，非法证据产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根本上还是在于对实体正义的无限推崇所导致的对于程序正义的蔑视以及对于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想。在中国古代，从包拯包青天，到海瑞海青天，这些青天大老爷之所以受到交口称赞，是因为他们为民做主，惩戒了坏人，还是因为他们通过法定的程序为民做主，惩戒了坏人？答案不言而喻。在那个时候，官员本身所代表的权力就是法律，程序作为

限制权力的工具，在人们的脑海里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现在，因为种种原因，无数人在冤假错案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自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抛妻弃子，一级一级的上访，可是在他们心里，不公正是审判结果的不公正还是审判程序的不公正？他们要求的是改变结果，还是在保证一切合法程序下的重新审判？这不仅仅是司法这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国人重实利（实体），轻程序，在任何需要秩序的地方都可以表现出来。排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插队？就是因为插队可以节省时间，有好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利，不是程序之利，而是实体之利。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正是如此，为了破案这个“大利”，为了惩戒犯罪这个“大利”，完全可以忽视非法获取证据这一“小节”，完全可以忽视个人权益被侵害这一“小节”！至于有罪推定，在司法人员之中是普通存在的，“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当然，有些人是有意识的，有些人是潜意识的。这与我国的司法体制密切相关。在我国，虽然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法中被提高了地位，成为了案件的当事人，但是因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当地政法委的直接领导，被告人在实质上仍然是被追究的对象。在法律上，公检法互相限制，在法律之下，在政法委的协调后，它们就成为了一个流水线，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是流水线上的产品，这就直接造成了有罪推定思想的泛滥。既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的，那么对于罪人也不必客气。对程序正义的蔑视与有罪推定思想相结合，直接构成了心理上对于非法证据的支持。为了打破这一思维定式，一方面必须得在国人心中牢固树立程序正义的思想，要让国人看到程序本身的价值，这不仅仅是一个司法改革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改造的问题，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司法改革，使司法机构真正独立，脱离政法委的领导，或者是剥夺政法委具体的控制权，仅仅保留其监督权，从而在实质上真正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离被追究的地位，让无罪推定的思想深入人心。

三、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一项完善的法律制度首先必须有全面完整的立法支撑，其次需要一个合理的司法环境，从而进行科学的实践运用，实现其设立的初衷。结合其他国家先进立法例，笔者认为，完善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

采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往往包含着对人权的极大破坏，与文明司法严重相悖，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几乎成了世界各国的惯例。两大法系国家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均以非任意性作为排除的标准，这也是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我国已于1988年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应严格遵守公约的要求，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严格排除，并参照其他国家，确定以非任意性作为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标准。在立法设计时可与《刑事诉讼法》第43条相衔接，规定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违法扣留、超期羁押、精神折磨、侮辱人格等直接作用于涉讼公民人身、自由、精神之上的方法获得的非任意性言词证据禁止使用。并且规定非任意性言词证据绝对无法律效力，不以涉讼公民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或同意作为证据而认定其具有法律效力。

（二）原则上应承认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但要把握一些例外

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的排除，各国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别。美国对非法实物证据持最为坚决的否定态度，这些非法证据的取得主要发生在逮捕、搜查和扣押的过程中。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状”。但为了防止犯罪与刑罚失去平衡，1984年联邦最高法院规定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以及“善意”的例外，缩小了排除非法取得的物证范围。而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主张衡平原则，对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只要与待证事实有关，原则上不予排除。只有在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更大价值时，才由法官自由裁量予以排除。

（三）“毒树之果”的排除

“砍树食果”在我国行不通。如果“毒树之果”不排除，则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毫无意义。以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不能采用，但通过非法证据获得的物证和书证是可以采用，这势必会诱使办案人员把非法获得的证据作为寻找物证和书证的桥梁。以刑讯逼供为例，刑讯逼供“供”出的不仅是言词口供方面的意义，主要还是逼嫌疑人“供”出犯罪的赃物、工具、同案人等。警察再根据这些线索收集证据。如果只排除其口供本身，而不排除“供”出的其他证据，那么刑讯逼供这种违法行为还是避免不了。

（四）完善对权利受侵害者的保障机制

首先，应从法律上确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自我保护的权利。这包括：

第一，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沉默权问题本身是一个受各方面影响而较为复杂的问题，其理论基础是充分尊重公民向外沟通内心世界的自由选择权，以及不应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虽然国外对沉默权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它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原理，限制了政府权力，有助于减少非法取证行为。所以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证其有罪的权利，仅从协助司法机关查清案件事实的角度考虑，回答有关身份基本情况的问题，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的根源。

第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质疑非法取得证据的法律效力的诉讼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有权向法院提出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无效申请；另一方面，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法院作出的确认某项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律效力的裁决提出程序性上诉的权利。

（五）建立和完善对非法取证的官员惩戒制度

虽然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已经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罚，然而，实践中还有大量违法甚至严重违法但尚不构成犯罪的非法取证行为，对实施这些行为的司法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也应规定相应的惩罚制度，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这些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其中，行政责任由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内部规定并执行；民事责任可通过国家赔偿或民事诉讼予以确定。

（六）处理的具体程序

第一，设立证据的庭前审查制度。我国没有专门的庭前审证制度，所有证据包括非法证据，一律进入庭审，由审理案件的法官一并裁断。这使得非法证据，特别是立法规定应当排除但具有客观性、关联性的非法证据，对法官心证产生重大影响。即使这些证据最后被认定为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其实质的影响却难以从法官的头脑中消失，可能仍会对法官认定案情产生潜在的影响。对于那些如果

排除非法证据会形成“疑案”的案件，这种潜在的影响，可能会使法官觉得“疑案不疑”，并据此对案件作出判断。所以，笔者建议，设立证据庭前审查制度，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主持，对证据进行审查，将法律规定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预先排除，以免非法证据内容影响法官。

第二，证明责任。由公诉人证明收集证据是否合法。如果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有非法证据嫌疑的事实，而控方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否定这事实的，则认定其收集的证据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四、结论

总之，在我国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律规范上，在制度上的完善是极其必要的，“有法可依”是一切司法的前提，现有的粗糙的规定不能完全覆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外延，必须得到补正。可此外，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是必须通过司法改革甚至是社会改革，打破国人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在全司法人员甚至是全社会成员心中树立不得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非法收集的证据必须排除的概念。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真正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实现对于人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 崔敏．刑事证据理论综合评述[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2]闫 海：《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则探讨——美国毒树之果理论述评》。

[3]《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障碍透视与建议》，作者：陈卫东、刘昂。

[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作者：杨宇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第三篇：证据标准

证据属性相关性 客观性(形式 内容)合法性(主体 形式 收集程序 收集方法与提取手段)

司法证明的特点规范性 对抗性 时效性 相对性

免证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国家机关公报的事实;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承认的事实；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职务上熟知的事实

证明对象

刑事①有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②作为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理由的事实③刑事诉讼程序事实民事①民事关系发生 变更 消灭的事实②争议发生过程的事实③当事人主张的民事诉讼程序实施④有关外国的法律法律事实行政①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的事实②行政赔偿构成要件的事实③行政诉讼程序的事实

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1）“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的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对作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明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和待查证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3）所有证明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2）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所谓“基本事实”是由刑法规定的，包括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和罪行轻重的事实，“基本证据”就是对上述基本事实器据顶性证明作用的证明。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优势证据。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的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情证据，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行政诉讼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

缺陷

（1）将证明标准定格为“案件事实清楚”而没有进一步明确是哪一种“事实清楚”导致我国证据法学界德传统观点将证明的目的“客观真实”误作为证明的标准的性质，认为司法人员只要依法正确的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证。

（2）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既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实行相同的证明标准。然而他们的性质不同，所解决的问题不同，关涉的公民、法人的种类和层次不同，进而决定刑事、民事、行政诉讼判决对案件事实清楚程度的要求也应当有着区别。实行一元化证明标准是将证明标准的性质定位为客观真实的必然结果。一元化证明标准既不科学又不合理。

改革方向

（1）应当区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将刑事诉讼中的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将民事、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表述为“优势证据”。（2）在刑事诉讼

中，应将构建层次性的证明标准，即随着诉讼阶段的推进而设置从低到高的证明标准。（3）应当区分不同种类案件的证明标准。（4）应当明确在刑事诉讼中，被告方承担说服性证明责任时的证明标准低于公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应当达到的证明标准，可以表述为“优势证据”。

举证责任的承担

刑事（1）在公诉案件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2）在自诉案件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自诉人承担；（3）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 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其应当如实回答问题；（4）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检察机关应当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 巨大这一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巨大差额的合法来源的举证责任

民事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例外情形：（1）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 举证责任；（2）高度危险作业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定的 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倒塌、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 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就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6）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生产者就法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7）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8）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行政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例外的情形是:（1）原告应当证明自己的起诉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但是被告认为超过起诉期限的，由被告举证；

（2）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原告应当证明在行政程序中提出过申请的证据材料；（3）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应当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举证；（4）应当由原告举证的其他情形

第四篇：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以及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近几年来，各地冤假错案层出不穷。1999年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2010年5月9日，“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又如1994年，湖北京山县雁门口镇人佘祥林之妻失踪，后在一水塘发现女尸，当地司法机关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然而，就在佘祥林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之后，被他“杀死”的妻子却突然归来。这些人是幸运的，然而，已被执行死刑的河北的聂树斌、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在“真凶”出现数年后，仍未出现清查案情的曙光。其他没有得以报道的更是不计其数，一系列离奇的冤假错案，考验着社会与民众的神经，更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重弊端展露无遗。早年的云南杜培武案、河北唐山李久明案等，莫不如此。，在这些冤假错案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致使了这些悲剧的发生？究其原因，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缺陷占了很大一部分

首先是疑罪从无的原则，在现实案件中，这项原则几乎得不到体现，对于一些案件，很多都是按照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态度来判，基本上刑事公诉案件很少有无罪判决的，疑罪从无成了一纸空文，这一做法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原因受上级机关领导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一味要求办案效率，对于一些杀人，伤害案件，造成民愤极大，秉着命案必

破的原则，为了平息民愤邀功求赏，有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抓着一个嫌疑人顶包，草草结案，等到案件水落石出，才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是因为长期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着办案人员，因此也有学者推测宣布死缓案件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证据不足，不宜立即宣判死刑，根据疑罪从轻的原则来判缓期执行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刑诉中的疑罪从无原则，也是造成现实中存在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原因，严重影响了执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不能为了盲目地追求破案效率而把公平正义弃之不顾

其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证据法中，证据的证明力有较强的逻辑性，有的需要法官自己来判断，往往法官具有较大的自主裁量权，容易造成偏听偏信的局面，证据规则限制形同虚设，法官在法庭上对于证据问题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主裁量权，这是极其不合理的。再次笔录式证据广泛使用，证人证人等普遍不出庭作证，证人证言能否客观真实对司法机关查明案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一系列司法解释对于证人作证做了诸多规定，但是很多人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落后思想的影响，对所看到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只要不涉及到自身利益，就会消极的看成是别人的事，与自己无关，而不积极配合公安司法人员，与之相处的亲友邻居也会常劝其不要多管闲事，这种“避诉”思想将会对人们的作证观念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从实际情况上来看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很少出庭作证，这也就导致了庭审成了一个形式，大家都是走个过场，而控辩双方的辩论名存实亡，在这样的情况下，等于变相的剥夺了被告人对于证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也影响了法庭审理的可信度以及公正性。关键是要对证人作证义务的完善。首先，应当明确规定提供客观事实的证人证言是证人的法定义务，并具体规定证人拒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次，应当建立健全证人的保护制度和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充分保障证人享有的各种权利，为证人如实作证创造良好的条件，破除一些不正确的避诉现象，广泛宣传，确立正确的观念和义务感

不仅如此，我国对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实际情况截然相反，什么老虎凳，辣椒油，灌凉水，不让睡觉，在外面吹冷风泼冷水，倒吊悬挂，隔着软东西打嫌疑人屡见不鲜，这些伤势都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对于嫌疑人精神上却是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容易导致屈打成招。这也就导致了一系列的杯具，佘祥林、杜陪武等等就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屈打成招，至于有的犯人在看守所意外死亡那也是层出不穷，什么躲猫猫死，洗脸死，喝水死等等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死因正是刑讯逼供的掩饰，只有从源头上对于非法取证的效力进行否定，对拘留刑讯等操作进行严格控制管理，才会减少这样的悲剧的发生。我国确立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对于通过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能否采用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才会导致屡禁不止，而且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乐于采用此种方式获得被告人的口供来破案，至于是否真正破了案，反倒不是他们所关注的，最重要的是有人承认实施了犯罪，大部分的刑讯逼供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处

罚，刑讯逼供不仅是对法律公正的亵渎，影响了法庭的公信力。同时也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所以我国应该一步明确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主要是应当明确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新刑诉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解释》第58条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显然，在直接的表述中，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是“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这一类言词证据。对于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的排除与否，立法及司法解释都不明确。这无疑是证据制度完善的障碍。同时我国刑诉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久禁不止一定程度上与立法的宽容有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人权、法治观念淡薄以及有关刑事司法传统观念的影响；其次在于缺乏对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监督；另外，公、检、法三机关在实际中往往过分相互配合，而忽视了相互制约，进而导致了权力的滥用。因此，我国在立法中应以更严谨的表述明确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原则。

最后，我国法律对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方面没有规定，我国目前的立法尚未确立该项证据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行使不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有多种方式，如沉默权和任意自白规则。不强迫自证其罪是一个总体原则，而沉默权和任意自白规则是实现这个原则的方法，在香港或者是其他英美法系国家我们经常可以

在电视剧看见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的权利。”可见，我国法律不但未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而且明文否定了沉默权。这是不合理的。

律师辩护权也是个问题。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一项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和

第36条的规定，使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获得律师提供的帮助，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审查起诉之日，体现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中的积极的一面。然而司法实践中，对法条的贯彻落实却不尽人意。主要表现为：会见难，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以及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难等。另外一个阻碍律师辩护权行使的原因，是近年来有的律师行使辩护权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原因是由于我国律师缺乏与法官、检察官进行平等沟通的条件，因而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律师权利不能被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由此造成控、辩双方的失衡，影响了司法程序的公正。由此可见，我国的刑事诉讼以及证据制度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和漏洞，这也是这几年造成冤案错案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只有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确立正确的司法诉讼观念，惩治罪犯和保障人权并重，明确法律规范和义务，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而不是靠人情关系，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和避免更多的“赵作海”和“佘祥林”等类似悲剧的发生。

第五篇：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论文初稿[范文]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一、摘要：当前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法律层面上的有关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加强。就当前我国法律机构的设置而已，人民检察院担任着重要的职责，在我国，人民检察院的职责是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指控特定的犯罪，同时通过人民检察院的指控，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理环节对被告人判处刑罚，在这一过程当中，公诉证明标准的合理性对整个过程发挥着重要的衡量作用。因此，要提高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公正性和标准性，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公诉证明标准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及其特点入手，深入剖析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存在的相应的问题，进而给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促进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不断完善。

关键词：检察机关；公诉；证明标准

一、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包含着诸多环节，各环节在刑事诉讼中担任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各环节当中检察机关法院和法院也是通过紧密的联系，完成对整个案件的指控、审判和定罪。同时在刑事诉讼过程当中，检察机关要想对被告人进行指控就需要一定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而这些证明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当中有严格的要求。而这些对证明的严格要求就是证明标准。从具体的标准划分上来讲，当前，我国的证明标准主要包括：（1）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2）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3）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有部分查证属实，在法院批准逮捕时，只有满足了以上三种情形标准，检察机关才可以实施批准逮捕，如以上几种情形标准都无法达到，则无法做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从证明标准的含义上来讲是指检察机关在控诉被告人并证明被告人所犯的罪行的证据达到法院审判所需要的程度。同时，证明标准的制定不仅仅是是检察院对被告人进行控诉时的一定的程度要求，同时也是法院对被告人定罪标准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无论从何种层面上来讲，当前我国的检查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其合理性和公众性，对于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我国公民人权，实现法律中公平体现关系的最大化。

就当前我国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来讲，在传统认识论的影响之下，我国学者对我国的检察机关公诉的证明标准在制定上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基础，同时在证明标准和定罪标准的关系认识上普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但是就当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讲，相关的研究缺乏度我国法律机能性和阶段性的认识。另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的过程当中，由于我国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在制定上相对宽泛，同时缺乏一定的操作性，很容易导致在司法机关在进行相关法律环节的运作时出现大量的问题。甚至会出现“人为拔高” 忽“人为降低”这两种问题状况。而这种两极化状况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法律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的展现。因此，当前学术界在对我国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研究当中，不断的对标准进行相应的完善，同时通过对标准的认识，进一步降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语法院的定罪标准之间的一致性和关联性，从而提出更加合理的定罪标准。同时，通过对定罪标准的不断完善，可以使定罪标准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其操作性会有效增强，进而不但的缓解当前状况下，我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所面临的司法困境。

二、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的特点

（一）证明标准的的决定性

在我国的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时，在任何状况下都要

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同时当检察机关达到这一标准进行公诉时，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也会将这一标准作为该案在进行审理时的最高价值目标，同时通过司法审理程序力求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但如果人民法院在进行审理过程中没有将这一证明标准作为审理的最高价值标准，据很容易在审理过程中出现很多的偏差，从而导致诉讼程序的终止，同时也会有可能因为在审理过程中相关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等问题的出现，造成法院的判决缺失真实性和公正性，最终导致整个诉讼价值难以完整实现。由此可以看出，在检察院和法院整个司法过程中，证明标准都起到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因而决定性就是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证明标准的广泛性

在我国的大小刑事案件的提起公诉和审理的过程中，都会运用证明标准进行相应的支撑，不论整个刑事案件构成犯罪的情形相对较轻还是相对较重，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另外就提起公诉和审理的实践环节上来讲，不管是对于情节相对曲折，在提起公诉和审理过程中相对繁琐的刑事案件还是在提起公诉和审理过程中，程序相对简单的案件，在实践上也都要运用证明标准加以衡量。而这一证明标准就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基本标准。因此，从以上的论证可以看出，在当前的刑事案件中，证明标准都会被运用，且运用的标准是一致的，因此足以见得，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其多对应的案件是多样化的，因此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的特定。

三、我国证明标准当中存在的问题

（一）证明标准的主观性过强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当中，所追去的是公平性和正义性的最大化，但是在司法当中，尤其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与法院按照证明标准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主观主义。首先从当前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上来讲，其证明标准的基本含义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几点，但是从其所强调的标准当中，无论是从当前客观真实存在的角度上来讲，还是从法律所要求的真实的层面上来讲，这一标准都具有很强的抽象性的特点，但是在我国的司法环节的运行当中，整个过程从其本质上来讲，就是讲证明标准通过转化形成具体的案件事实的过程，因此在整个过程中，由于所秉持的标准具有抽象化的特点，因此也就使整个过程充满着主观主义的色彩。同时，需要点明的是，在证明标准转化为证明事实的这一过程当中，缺乏一定的对自由心证的有效控制机制和完善的裁决说理机制，同时在整个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也很少会采用分析、推理、论证对犯罪证明进行反复推敲，另外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也没有形成一定的经验规则和逻辑法则，所以使整个办案过程当中，其客观性就大大降低，而主观性色彩则变得愈加浓重。

（二）证明标准和定罪标准一致

在定罪标准的制定上，其所要求的程度时最高的，通过定罪标准的认定，从而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进行审判，因此将定罪标准进行相应的提高是及其有必要的。但是在证明标准的制定上，就当前的状况而言，也存在着证明标准要求过高的现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的证明标准已经于定罪标注的严格要求等同，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严肃性，同时进一步规范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质量和水平，但是在我国当前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整个过程当中却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这一证明标准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

与实践规律发生着很大的冲突，也就是说证明标准和提起公诉过程的内在规律有着很大的冲突。另外，在当前的提起诉讼过程中，其实质就是知情人的认识转化为不知情人的认识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另外就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法的改革程度上来讲，相较于之前的刑事诉讼法，在改革当中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告人及其被告人更大的权利，同时在其对抗性的方面也做了重大的调整，从而使公诉机关也就是人民检察机关在进行起诉时，其难度也在不同程度的加大，不确定性因素也在不断的增多。

（三）标准人为拔高或降低

在检察机关执行证明标准时，会存在证明标准“人为拔高”和“认为降低”的状况。很多的检察机关在进行证据收集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证明标准从而对证据收集的数量和质量都制定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为了确保其证据的质量型会将整个侦查过程期限延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证据的质量和数量，但是在整个侦查过程的效率而言就出现了很大程度的降低。另外很多的检察机关对证明标准进行解读时，通常会将定罪标准与证明标准相等同，造成大量的有违程序法定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做法。造成诸多问题。另外在侦查过程中也存在着标准认为降低的状况，这种状况通常与特定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在强调打击犯罪的现实状况之下，检察机关和法院会进行配合，注重案件的解决，但是在证明标准方面就会降低很多，因此很多的公诉案件证据不充分、不确实的状况下就会被起诉到法院。当出现上述状况时，法院应该判决被告人证据不足，犯罪状况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书，但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状况之下，法院也会担心出现放纵犯罪的问题，因此会做出一些相对来讲刑罚较轻的判决，因此也会出现佘祥林案等。而根本原因是我国相关的司法部门违背证明标准时没有有效的控制和惩戒机制进行制约。

四、对公诉证明标准的相关完善举措

（一）制定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

在进行证明标准的制定时，要进一步综合主客观之间的联系。在证明标准客观层面上，要进一步整合构成犯罪的各个层面的事实证据证明，同时在足以定罪的证据但是没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的可以通过主观的判断来进一步排除怀疑。同时在证据体系当中是存在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状况的，而这种状况出现时在证据体系中是应该被允许的，只有检察机关在进行相关的证据辩解或者能够进行合理的解释即可。在主观上来看，要进一步增强检察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在有了一定证据的基础之上，要进一步结合自己的侦查经验以及常理进行相应的判断，但是这并不是表明检察人员在对案情不清，同时存在证据不足状况时，也不能随意的提起公诉，影响办案的公正性。

（二）改变检察机关的工作评价标准

从检察机关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水平来讲，其制约因素的根本就是相应的工作评价标准。当前，很多的检察机关之所以在工作当中出现很多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按照相应的工作评价标准进行相应工作的开展。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很多的检察机关对工作标准发生了误读的状况，很多的检察机关的评判标准是提起公诉之后法院所作出的有罪与否的判决。而这种衡量标准语当前的司法过程是严重不符的，在工作当中运用这种评价标准也是不妥的。因为检察机关在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时，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在法院进行定罪审理时，对检察机关很多的证据定性为错误，也不应该影响到检察机关的工作质量和水平。

根据国外相关的法律规定，当出现检查机关提供的证据不足或出现错误时，法院只需要按照相应的法律程序进行案件的审理，不再追究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在进行相应工作评价体系的建设时，要进一步明确其底线，由于证据不足或对证据认识不清而导致败诉的不应该认定为错诉。更不应该用法院的判决书来确定检查员的办案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