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横幅宣扬违法行为的法律思考

第一篇：拉横幅宣扬违法行为的法律思考

在首都北京，法院系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体现人性的司法措施，如开庭时不准对被告人摁头，不对被告人上手铐、戴头罩等等。在南国的广西博白县却出现与文明执法不和谐之音，两名居民因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处罚。执法部门因此大张旗鼓地把两人违法被罚的事实印在横幅上，在大街上拉出来“示众”，在当地轰动一时。

据＜＜南国早报＞＞报道，这两人是在今年6月25日，博白县烟草专卖局城区专卖管理所的烟草执法人员，会同公安、工商等执法人员在县城开展烟草市场清理整顿工作时，发现他们的经营卷烟的许可证早已过期失效，执法人员在根据规定对其出售的卷烟进行暂时扣留时，遭到他们的暴力抗法，一人因此被拘留。博白县烟草专卖局因此在博白县城及乡镇打出了多幅跨街横幅标语，标语内容为“博白镇南门塘队某某谩骂、阻碍烟草执法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这些标语统统采取了蓝布白字的格式。而蓝布白字，据当事人讲是在当地是给死人写挽联才用的。

烟草专卖局称只要是违法事实就可以宣传，只要不歪曲事实，就不存在侵犯名誉权的问题。无独有偶，同样在博白县城，以前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拉横幅“伤人”的事件。博白县财政局在县城及各乡镇悬挂的宣传横幅，宣扬李某等三人殴打该局下辖的合江镇财政所所长刘某被逮捕一事。今年7月18日，法院判决认为该局在县城及各乡镇悬挂的宣传横幅，内容基本真实，主要目的是向社会公开涉税案件的侦破情况；“没有歪曲事实诽谤原告的词语，也没有侮辱贬低原告人格的内容”；“主观上没有过错，且公布的内容不属个人隐私”，一审判决拉横幅一方胜诉。

事情真的如烟草专卖局所说或法院判决那样，只要是违法事实就可以宣传，只要不歪曲事实，就不存在侵权的问题吗？

首先，违法犯罪行为是否一律不能成为个人隐私？一般来说，隐私权是指公民就自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情事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违法犯罪行为的历史存在两面性，对于其本人而言，这是个人私事、个人信息，是其隐私，其享有不应一次错误行为而终生被人贬低的权利；但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关系到预防违法犯罪的问题，公众有知情权；所以从本质讲，违法犯罪行为的历史是一种受限制的隐私权。这种限制我以为，主要是在有监督、帮助其职责主体及与其在工作、生活发生或将要发生密切联系与交往的主体有知情权，如在个人档案要进行一定年限的记载，司法机关可以进行备案登记，其应向工作单位及社区群众、生意伙伴等特定的人与单位披露。而且违法犯罪因其性质、危害程度的不同，对其的限制的范围、广度、深度也应有不同。烟草专卖局拉横幅不分区别，大张旗鼓、大面积的宣传，其行为是否侵犯隐私权值得商榷。

其次，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在民法中有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的分类，所谓一般人格权是指权利主体依法所享有的人格利益的抽象概括，指公民或法人享有的决定具体人格权的一般人格利益，具体体现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是民法为弥补具体人格权（如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的保护不足而设置的兜底条款。在本案中，即使烟草专卖局拉横幅宣传没有歪曲事实，不存在侵犯名誉权、隐私权，但其用蓝布白字的格式的表达方式，与善良风俗不符，贬低了当事人的人格，侵犯了当事人人格尊严，也就侵犯了当事人一般人格权，显属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既便是如烟草专卖局所称标语横幅是交给广告公司制作的，局里只是要求“醒目”点，但该局怠于审查，默认广告公司侵权行为，并将侵权的横幅在县城及各乡镇四处悬挂，实难逃法律责任。

再次，从行政权的行使的合法性上看，烟草专卖局的做法也大可诘问。现代公法认为，公权的行使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但并没赋予事后行政机关主动张扬被处罚人违法行为的权力，行政机关也就不能自作主张自行扩张自己的权力，除非公民或媒体基于知情权要求其进行适当披露。（新闻媒体进行宣传与行政机关主动张扬不同，媒体是代表公众行使知情权，行使的是私权，只要法无禁止即自由，媒体当然可进行适当报道。）更何况，行政法上有“成比例”的原则，设定和实施的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相当。拉横幅宣传这种类似大字报的形式，在县城及各乡镇悬挂对当事人造成的影响与破坏可能远远超过了对其的行政拘留，造成了第二次处罚，罚过其责，实不可取。即使是出于披露违法案件以教育群众的良好目的而采用拉横幅的方式，也不是有力的辩护理由，因为人是主体，是自由的，不是他人实现目的的手段，剥夺他人的自由与权益只能与他人应承担的责任成适当比例。

最后，我们还要从公权行使的终极目的来追问烟草专卖局的行为。社会契约论认为，公权源于公民私权的让渡，公权的行使最终是要造福于社会，要造福于让渡权利的公民，而不是将自己推向了与私权的对立。现代公权的行使讲究理性原则，提倡以人性化的方式，以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公权的行使以教育、挽救、预防为主，惩罚也只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不能是赤裸裸的报复，公权的行使者不应当在公权行使中带有自己的主观情绪，图执法者自身一时之快。但是我们看到的烟草专卖局不是与被处罚人理性的交涉，达到公权行使的维护社会秩序、教育处罚人、造福于公民的目的，而是采取了用蓝布白字的格式拉横幅的不理性、不文明的行为，让人感觉行政机关有为自身泄愤、报复的嫌疑，如此既难使被处罚人心服，也难以折服大众。

在执法活动中，我们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仅要依法进行，要

更多几分理性、几分文明，多体现点人性关怀。这是一个文明、法治社会，对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所作的基本要求。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mail:tao1991@163.net tao992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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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出租营业执照违法行为的法律特征

出租营业执照违法行为的法律特征

营业执照是特殊物，其价值不同于一般物的价值，体现为营业执照所赋予权利人的主体资格和营业资格。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营业执照不得出租、出借和转让，也就是说，这种资格为权利人所独有，他人不得使用。出租营业执照行为就是指营业执照权利人将营业执照赋予其独有的主体资格和营业资格许可他人使用，即许可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营业执照所核准范围的经营活动，从中获取利益的行为。出租营业执照行为是违法行为。

出租营业执照违法行为一般需具备如下法律特征：

（一）出租人的故意性。出租人故意将自己的名义许可他人使用，而非基于被强迫或被他人盗用。

（二）出租人的受益性。出租人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义从中获取利益（包括金钱、其他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

（三）承租人的行为性。承租人使用出租人的名义从事了营业执照所核准范围的经营活动。

（四）承租人的独立性。承租人是相对于出租人的独立主体。表现在：（1）承租人不隶属于出租人；（2）承租人自主从事生产经营，包括进货、生产、销售、价格、用工等经营管理活动都由其自主决定；（3）承租人自负盈亏。除按约定（比例或定额）交付出租人费用（或其他利益）外，承租人赢利自得，亏损自负。

在认定出租营业执照违法行为时，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不以营业执照占有权的转移与否为认定出租营业执照行为的法律特征。出租一般是指权利人将对物的使用权或占有权许可他人使用从中获取利益的行为，即转移物的使用权或占有权。而营业执照是特殊物，出租营业执照行为不同于一般物的出租行为，不以对营业执照的占有权转移为法律特征，即使出租人仍持有营业执照，只要其许可他人以自己的名义开展了营业执照所核准范围的经营活动，并从中受益，就符合出租营业执照行为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出租营业执照违法行为。

（二）不因出租人要承担承租人的相关法律义务而否定出租营业执照违法事实。承租人之所以要承租营业执照，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相应的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因此，承租人在经营活动中，包括承揽业务、招投标、签订合同、往来汇款、交纳税费等，自然要以出租人的名义做出。虽然多数出租人在与承租人签定协议时都约定承租人在以其名义经营时风险自负，后果自担，但这种约定不为法律认可，属于无效条款，出租人自然要承担承租人的相关法律义务。但是，出租人承担承租人相关法律义务与否，与认定其是否出租营业执照违法行为无关。只要营业执照权利人许可他人以自己的名义开展了营业执照所核准范围的经营活动，并从中受益，就符合出租营业执照行为的法律特征，应认定为出租营业执照违法行为。

因此，我们在查处出租营业执照违法行为时，要围绕营业执照权利人是否故意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名义、是否从中受益，相对人是否以营业执照权利人名义从事了营业执照所核准范围的经营活动、是否独立于营业执照权利人四个方面调查取证，只要证据齐全，充分反映前述四个法律特征，就可以认定出租营业执照违法事实。

第三篇：安徽企业老总放烟火拉横幅送别挂职副县长

安徽企业老总放烟火拉横幅送别挂职副县长

6月14日下午左右，以潜山十强企业为首的企业老总到野寨高速路口欢送张林森副县长回安庆。在网贴配发的图片中，送别现场燃放了焰火并打出“有这样的好干部中国梦一定能实现”等横幅。

但一位熟悉张林森的潜山政府官员告诉记者，这样的送别场面很可能是张林森同个别企业共同“导演”出来的。在该网贴的跟贴中，也有不少网民如此猜测。

6月16日，张林森向记者证实了确有企业欢送一事。但面对“导演”的质疑，张林森表示“这绝无可能”。不过，他认为自己挂职两年期间虽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但企业这样的送别行为自已也很意外。谈及横幅，张林森表示，自己忙着和大家道别，只看到了那条“热烈欢送”的横幅，但没注意其他横幅。上车后才有人告诉他。现在想来的确不合适。

据悉，张林森同志在潜山挂职期间负责政府法制、司法工作，协助分管工业和重点工程、征地拆迁工作。

第四篇：“正义”的法律思考

关键词：正义 法律 价值判断 合法性

正文： 何为正义？柏拉图认为：“各尽其职就是正义”，乌尔比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应有权利的稳定的永恒的意义”，凯尔森认为：“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概念上，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的概念中，正义即公平、公正。正义是法源之一，更是法的追求与归宿。

既然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一种行为、状态是否正义就涉及到三个要素：人、社会和与人直接相关的事物。人是正义反映的主体，也是评价正义的主体；社会的形成归于人的产生和结合，社会对人的分工、分配起着重要作用，个人得不到与他人平等的地位、待遇，往往归结于社会的不正义（公平）；而与人直接相关的事物，如地位、资格、自由等，其多寡优劣主导着人们的评价。在远古最原始的社会形成时，有了原始的劳动成果的分配，人们就开始了关于正义的讨论。至于何种行为与状态是正义的，用不同的标准、角度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其观察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

美国学者罗尔斯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其一，是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的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制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其二，是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依存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还指出了可表示如下的更一般的正义观：“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和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

将法律的观念从正义中解脱出来是有困难的。在媒体和一般人眼里，正义和法律的概念不断的被交叉混同，而且纯粹法学反对将法和正义相等同，主张将二者当作两个不同的问题来处理。而我个人更倾向与使二者融合，我并不赞成过分清晰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法律抛弃正义，便丧失其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同样，正义脱离法律，就丧失了载体，仅仅只能成为“价值判断”，没有实际用途。我非常推崇凯尔森的观点，即正义作为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也许为法律科学所排斥，但如果将正义理解为“合法性”，那么法律科学中就应当包括正义概念。

人们评价一部法律是否符合正义标准（合法性）时，往往是立足于这部法律是否能将社会关系调整得令所有社会成员都满意，但事实上，能够满足每个社会成员需要的法律是不可能存在的，可以说：每个人的需要不一致，需要间的相互冲突也难以避免，那些合乎正义的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能达到的也只能是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满意。

还应当提及的便是自然法学派提出的绝对正义的概念，自然法学派主张法的二元论，认为法应分为实在法和自然法，在不完善的实在法之上，存在着完善的，绝对正义的自然法。但理性的人应当知道：这种绝对正义是不可能存在的，如同世界是可知的，人有无穷的认知能力，而世界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借用凯尔森的话“正义是一个人的认识所不能接近的理想。”

法律需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在人们寻求法律帮助时，在法律制裁罪犯时，公平是否得到维护，正义是否得到匡扶，这是法律正义性（合法性）认定的标尺，也是法律生存的土壤，法律立足正义，才能使正义的概念在法律的基础上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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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法律进社区的几点思考

法律进社区的几点思考

（一）整合职能、发挥工作优势，是“法律进社区”活动的基础前提。

“法律进社区”活动是转变司法行政机关职能，更好地亲民、利民的重要举措。中央9部门提出“四进社区”的意见后，司法部等部门对“法律进社区”作出了“4个一”的具体部署。我认为：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法律保障、法制教育、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多种职能，都与居民群众有密切联系，有必要在“4个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工作领域，达到既整合各项职能、树立司法行政机关形象，又便民利民、赢得群众认可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就是要让广大居民群众得实惠、司法行政机关创品牌，从而真正实现双赢。这是“法律进社区”活动能持久开展的前提和动力。整合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整合法制教育、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电话、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司法行政职能，内部形成一盘棋思想和整体合力；二是发挥好普法和依法治理协调单位的作用，调动相关资源，联合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商、房管、消防、妇联、残联等部门，积极开展相关专业法的宣传教育和法律服务，形成优势互补、协调有序、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和格局。

（二）一切为民、满足居民需要，是“法律进社区”活动的根本宗旨。

“法律进社区”活动直接面对社区，面向群众。普及涉及社区管理、居民生活方面的法律法规。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

需求，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只有把以人为本、一切为民、满足居民需要，作为“法律进社区”活动的根本宗旨，努力为社区组织和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制宣传、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才能使这项活动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在居民逐步从“单位人” 向“社会人”过渡的过程中，许多事关切身利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疏导和解决。司法行政机关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正满足了他们的法律需要，让社区居民群众真正感到：“法在身边”、“法律进万家、保护你我他”。时刻关注和满足群众的法律需求，是司法行政机关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三）规范管理、落实民主自治，是“法律进社区”活动的最终目的。

衡量“法律进社区”工作有无成效，除了看群众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外，更重要的还是要看他们依法参与社区建设的自觉程度，这是“法律进社区”活动的目的所在。要注意依法建章立制、规范管理，把社区的各项活动都纳入法治化轨道。要健全组织体系，调动社区中的单位、团体、居民的积极性，使其都成为“法律进社区”的参与者，努力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要大力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素质，使他们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处理社区事务，做好基层群众工作，全面提升社区工作水平，从而实现社区居民自治，为依法治国奠定扎实基础。

（四）抓好结合、借助各方力量，是“法律进社区”活动的有力保障。

随着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城市社区建设受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根据新形势下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稳

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创建社区建设示范城市工作，以社区普法教育、依法治理为重点，以“法律进社区”为载体，与党建示范社区、文明社区、星级社区、平安社区等创建工作紧密结合，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工作有机结合，保证各项工作整体推进、协调发展。抓好结合、善于借力，使“法律进社区”活动载体更加多样、效果更加明显。把法制教育纳入各项创建活动考核体系之中、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之中，形成了合力开展“法律进社区”活动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