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第一篇：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

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摘要

我国公务员制度始于80年代中期，距今有15年的历史。可是近些年来，公务员这个职业却异常火热。对于许多本科毕业生们来说，如果能成为公务员在机关等地方工作就是拿到“金饭碗”了。但在没考公务员之前了解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人应该不是多数。因此，借此次论文的机会多了解了一些公务员制度。在“考公务员热”风靡中国的时候，我国公务员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我国公务员制度，现状，问题，创新改革，完善对策。

1.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相关基本知识

1.1 定义

所谓国家公务员制度（文官制度）指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依法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人事制度。

1.2 基本内容

其基本内容主要是10种制度：职位分类制度、录用制度、考核制度、任免制度、职务升降制度、奖惩制度、培训制度、交流制度、回避制度和申述控告制度。

1.3原则

在我国公务员制度中有主要有竞争原则、功绩原则、法治原则、党管干部原则四种原则。

1.4 特色

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取决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质的不同。因此，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有着自己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四点。

不搞“政治中立”，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党管干部，坚持党的组织领导，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不搞“两官分途”，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并非多党轮流执政，因此不存在类似西方的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两官分途”。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中国公务员没有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权。

2.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了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公务员制度作为政府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并于1993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预期目的是建立起专业化、官僚化的公务员队伍，以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廉洁、高效。经过十几年的运作，我国公务员制度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公务员制度运作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机构膨胀、人浮于事，衙门作风，不负责任，腐败，低效等。

现在，我国公务员制度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结构和管理的两个方面。

2.1 从结构上来看

2.1.1 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使得“家长式”人物层出不穷。个别行政组织被长官的意志所左右，机构的设置、人员的任用完全取决于领导的任意专断。在这种情况下，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不是服从于法律权力、职位权力，而是服从于人格权力。

2.1.2 由此也造成了职能分化和分工不明晰，结构和功能交叉重叠。而专业化分工的欠缺又造成了我国公务员系统普遍缺乏专业化人才，更多的是“万金油”式人物。

2.2 从管理上来看

2.2.1 法治化严重不足。

法律体系不完备，并且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严重现象。个别行政组织不是依据法律，而是依据稳定性较差的政策和长官意志来进行管理，呈现出浓重的人治色彩。

2.2.2 现行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面临挑战。

公务员分类制度设计不够科学合理，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竞争机制不健全，公开竞争的范围和力度不够大，开放性程度不高，竞争上岗的用人机制尚未做到法制化和制度化；激励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业绩评估、考核的标准难以确定，考核档次分不开，同时统一的工资管理体制和工资标准缺乏灵活性和激励功能；新陈代谢机制仍然不能畅通，导致我国每次不得不通过大规模的人员分流达到机构和人员精简的目的；廉政约束机制和民主监督即指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公务员法律法规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健全。

2.2.3 行政组织行为的人格化倾向，人情关系倾向严重。

尽管行政组织内部有各种各样的制度规则，但关系、人情却往往取代制度规则而成为行政人员处理事务的主要准则。以情代法、以人代法现象严重存在。

2.2.4 行政组织行为（含个人行为）的自我取向。

这突出表现在有些行政部门和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权谋私，权力寻租，严重背离了政府的公共利益目标。

2.2.5 公务员的行政观念面临挑战。

新的社会规则所体现的法制、民主、公正、服务、契约等精神和价值对我国政府管理理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迫使政府公务员改变过去，“官本位”“权力至上”“人治”的意识，全面塑造法制观念、民主观念、公正观念、服务观念、效率观念等。

2.2.6 公务员目前的知识素质结构面临挑战。

虽然现在对公务员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方面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当前公务员的学历、只是和技能结构能力还存在很大的欠缺，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3.改革完善的方法

政府唯有创新自己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工作行为才能有效回应各种挑战。我国的公务员制度还存在许多缺陷，使其无法快速、及时有效地回应各种挑战。因此有必要吸收和借鉴一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以克服其缺陷，增强人事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从而建构起既立足于现实，又能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型公务员制度。

3.1 完善职位分类制度，建立科学管理机制。

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干部分类制度的确立；而职位分类制度又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特征。综观中国公务员分类实施状况，有些问题值得思考和探讨。

我国公务员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大类，这种设计不是非常合理，领导职务公务员实际上包含着政府组成人员和非政府组成人员两类。这两者在产生方式、任职管理、管理方法、管理机构及职责范围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一些专家学者由此提出建立政事分类制度。虽然《公务员法》中并没有明确划分政务类和事物类公务员，但事实上存在这两种不同类别的公务员。所以在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分类管理机制过程中应当分别建立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员制度，同时对业务公务员根据工作性质、工作责任不同划分为行政类和执行类，进行科学分类管理。

3.2 完善录用、考核、工资制度，强化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录用制度。

应当适当扩大录用范围，竞争考试的参与条件适当放宽；规范录用竞争运作，严格执行录用操作程序；同时创新完善任用制度，推行公务员合同聘任制，完善竞争上岗制度。完善考核评价制度。制定实施考核细则，细化考核评价内容；完善科学评价方法，确定客观评价标准；增设考核评价等次，密切考核与任用、晋升相结合。

完善工资制度。要通过对相同机构和同类级别实行报酬差异的原则，打破平均主义，是公务员更注重自己的能力发挥与责任感；建立分类工资制度和绩效工资制，绩效工资一任务的客观数据以及每个人的工作义务和效率为标准。

健全退休、任期、交流制度，强化新陈代谢机制。健全退休制度。公务员退休时实现公务员队伍结构新陈代谢的最主要途径。从中国目前的实际分析，选择性退休的条件设置不利于鼓励公务员离职进入社会交流。在进一步完善公务员退休制度是，可以考虑放宽公务员选择性退休的条件，选择性退休年龄可以降至45岁或工龄20年。这样设置将有利于加快公务员新陈代谢，有利于公务员队伍始终保持优化的结构。

健全任期制度。扩大任期制的实施范围，对担任公务员领导职务，被委任过聘任在同一职位的职务都应当有任职期限规定，在换届姿势应当按照严格的考评考核办法进行考核，决定其连任、晋升或免职等。

健全交流更新制度。公务员交流，是中国现行条件下保持公务员系统能够最经常、最普遍使用的更新机制。当前应当制定公务员交流可操作性规则，形成各种具体制度，即建立调任制度、转任制度等，采取多种交流方式，加强交流管理。人力资源的流动政策是公共部门用来塑造管理者的工具，他能为广大公务员提供更合适的工作空间，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专长。

3.3 强化廉政约束机制。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是政府机关加强自身建设，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重要保证。

3.3.1 创新监督观念，改革落后的监督观念。行政监督是一件光明正大的行为，行政活动都应当公开接受监督，监督应当公开进行。

3.3.2 促进勤政廉政约束机制的民主化。将公民参与监督，贯彻和体现到公务员的义务与权利、纪律、晋升、考核、回避、交流、辞退等各项管理环节之中，监督的重点置于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考核，一依法监督的推行新的措施为主要方式。

3.3.3 加大法律对腐败的惩处力度，提高腐败的经济成本和名誉成本。

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法制观管理机制。目前，我国虽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法规和条例，但仍需完善公务员法制。为此要继续加强人事法制建设，加快立法步伐。坚持依法行政，巩固好制度。政府人事部门作为公务员主管机关，要确保公务员制度推行到位，加大依法行政力度。

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建立公务员学习制度，不断提高公务员的思想认识。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建设，形成机关职业道德的良好风貌。加强公务员业务的监督和考核，促进职业道德落在实处。

3.3.4 公务员中的党员干部应该以身作则，做人民的贴心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消除腐败现象，廉洁奉公，树立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光辉形象。

4.结语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体制应尽快完成各方面的转型。并注重提高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始终坚持以民为本，这样才能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效能的公务员队伍，保证和谐社会的健康运营。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公务员制度：

第二篇：我国公务员工资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一、公务员工资的现状

（一）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演变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公务共经历了1956、1985、1993年三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1956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各种职务由高到低共分30个等级。其中最高的国家主席、总理工资月工资为404.8，最低为一般工人，为25.5元，高低相差16倍。随着时间的发展，职务等级工资制度逐步演变成了属人工资制度，出现了管理高度集中、职级不符、劳酬脱节、功能单

一、机制僵化的弊端。导致机关效率低下，人才流失严重。为此，1985年中央决定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开始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标准工资加上副食补贴及行政费节支奖，按工资的不同职能分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四个组成部分。基础工资按工作人员本人生活费确定，六类地区每人每月40元。职务工资按职务高低、责任大小、工作繁简和业务水平确定，一个职务设几个等级的工资标准，上下职务的工资适当交*。国家主席和总理是办事员工资的10倍。每人按担任的实际职务及级别领取职务工资。工龄工资按工作年限每年以0.5元计算；奖励工资用以奖励有显著成绩的公务员，奖励工资没有拉开差距。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度较过去单一的等级工资制，突出了岗位因素，更好地反映了工资的。

上海几乎同时，北京市针对工资分配上存在的工资乱发、分配失控、单位间收入差距拉大以及激励不够明显等问题，对工资外收入的构成及标准也进行了规范，实行了“3581”工程。即在保留国家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取消各单位自定的津贴、补贴、奖金，建立工作津贴和绩效奖金。工作津贴按职务拉开差距，并在同一职务内，考虑机关工作人员的年功贡献和工作经全，按任职时间和工龄拉开差距，解决职务不升收入不能提高的问题。绩效奖金按职务划分，并与公务员的考勤、考核挂钩，对未完成工作任务或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扣砬。改革后，科级月收入水平达到3000元，处级达到5000元，局级达到8000元，省部级达到10000元。浙江省对各单位自行发放的福利也进行了规范，主要是通过财政部门进行管理。省直机关的做法是不规范项目，而是通过规定额度来加以规范。具体做法是由省财政厅规定各单位允许发放的预算外福利的额度（2003年为12000元/人?年），超过额度以外按部分档累进递增的方法缴纳调节资金。在年终时根据缴纳调节资金和财政收入情况适当发放“削峰镇谷”奖金，对平时发放福利标准高的单位，奖金标准相应减少或不发，对平时发放福利低的单位，奖金标准相应提高，藉此适当平衡单位之间的收入水平。以上这些改革探索对于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加大激励力度，吸引优秀人才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二、公务员工资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驶公务员工资制度已失去了激励作用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历时十几个年头，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已经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一是国家规定的工资标准所占工资分配的比重逐步降低，地方性补贴比重越来越大，标准工资的职能已被弱化。公务员工资内外收入倒挂现象严重。制度内和制度外部分比例严重失调，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仅为公务员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地方政策性补贴和各单位工资外收入所占比例已高达67%，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已形同虚设，没有任何激励作用可言，甚至不能维持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二是在制度上，各职务之间工资差距较小，工资分配没有拉开档次，没有完全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束缚，工资分配内在的激励和杠杆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公务员工资水平地区之间差距过大 2003年，上海市机关平均工资为31268元，比上年增长13.2%，为全国最高水平。而当年机关收入水平最低的为河南，公务员年人均工资收入仅为11032元，前者是后者的近三倍。年收入超出3万元的仅有上海、西藏、北京三个地区。有70%多的省市在全国平均水平线15736元以下。说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比较大。由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全国统一，各地区之间执行同一标准，因此，各省市之间的水平差距主要体现在地方补贴这一块。广东省补贴水平是贵州省的13.5倍。在全国缺乏统一规则的情况下，各地区各部门名目繁多的津补贴已经成为公务员的主要收入来源，导致各地公务员间收入差距过大，而中央却对其无力调控。

（三）职位分类不完善，岗位评价不到位科学的职位分类是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当前，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职位分类，职位设置不能体现一般与重要、政务与事务、行政与专业以及高层次与低层次等不同岗位的职责差别，导致同职级不同岗位人员执行同一工资标准，劳酬脱节；工资待遇主要取决于职务晋升，导致超职数配备现象普遍，职务终身制无法破除。同时，由于缺乏岗位评价，导致纵向上各职位等级工资混乱，工资收入存在层级倒挂的现象。一些地区，从市、区到街道，随着管理层次的降低，工资收入水平出现逐渐递增的趋势。因此，在统一项目和统一标准的同时，如何体现岗位间的职责轻重、工作范围和工作难度的大小以及工作成效的不同，是目前需要加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四）缺乏正常的增长机制公务员工资收入没有建立起与地区经济发展、物价水平、财政收入等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与企业相当人员之间缺乏工资平衡比较机制，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与社会同类人员的市场价位严重脱节，形成高端人才低于市场价位，而低端人才又大大高于市场价位的现象。

（五）管理不力国家没有统一的地区附加津贴补贴实施办法，对各地自行出台的地区性津贴补贴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调控，造成地区津贴补贴制度无章可循。各单位自行确定工资外收入发放标准，互相攀比。公务人员收入多元化和隐性化的状况，极大地损害了政府执政能力和公务人员的自身形象。

第三篇：我国公务员工资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文章标题：我国公务员工资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一、公务员工资的现状

（一）公务员工资制度的演变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公务共经历了1956、1985、1993年三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1956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度。各种职务由高到低共分30个等级。其中最高的国家主席、总理工资月工资为404.8，最低为一般工人，为25.5元，高低相差16倍。随着时间的发展，职务等级工资制度逐步演变成了属人工资制度，出现了管理高度集中、职级不符、劳酬脱节、功能单

一、机制僵化的弊端。导致机关效率低下，人才流失严重。为此，1985年中央决定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开始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把标准工资加上副食补贴及行政费节支奖，按工资的不同职能分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励工资四个组成部分。基础工资按工作人员本人生活费确定，六类地区每人每月40元。职务工资按职务高低、责任大小、工作繁简和业务水平确定，一个职务设几个等级的工资标准，上下职务的工资适当交*。国家主席和总理是办事员工资的10倍。每人按担任的实际职务及级别领取职务工资。工龄工资按工作年限每年以0.5元计算；奖励工资用以奖励有显著成绩的公务员，奖励工资没有拉开差距。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度较过去单一的等级工资制，突出了岗位因素，更好地反映了工资的多种功能，对于公务员的激励性更强，并且实现了与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分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1985年结构工资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从1993年开始进行了以职级工资制度为主的第三次工资制度改革。这一次工资制度改革动作比较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职级工资制，按工资不同职能设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个部分。并决定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增加工资的途径有三：一是定期考核晋升工资档次；二是随职务、级别晋升相应增加工资；三是根据物价波动指数和企业同类人员工资水平增长情况相应调整。这次改革，工资增长幅度较大，逐步理顺了一些工资关系，较好地调动了公务员的积极性。这一工资制度延续到至今。

（二）工资水平逐年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公务员工资水平有了很大增长。据统计，1986年机关人均工资收入仅为1300元，到2003年已经达到15736元，增长了11倍之多，平均每年递增15.8，现在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比当年一年的收入还多。同时也扭转了多年来与企业年人均工资收入倒挂的状况，公务员工资收入水平与企业逐渐拉开了差距。1990年，企业年人均工资收入是机关的1.02倍，绝对额比机关年人均收入水平高41元，到2003年，企业年人均收入是机关的86，绝对额比机关年人均收入水平低2158元。

（三）部分地区进行了一些改革和探索对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弊端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包括管理方式、工资水平、工资结构、福利货币等几个方面。如上海市针对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发放极不规范，地区、部门间收入不平衡，不利于调动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干部队伍的配备与流动的现状，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规范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实行“阳光账户”。上海市加强机关收入分配管理的总体思路是：规范机关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缩小各单位发放的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差距，逐步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透明化，向“统一项目、统一标准、财政统收统支”目标迈进。其实施方案的第一步是集中收付，实行阳光帐户，规范管理，总量调控，逐步缩小差距；第二步是机关公务员收入分配统一项目、标准，财政统收统支；第三步是建立由市法规支撑的机关收入分配机制，与上海几乎同时，北京市针对工资分配上存在的工资乱发、分配失控、单位间收入差距拉大以及激励不够明显等问题，对工资外收入的构成及标准也进行了规范，实行了“3581”工程。即在保留国家基本工资的基础上，取消各单位自定的津贴、补贴、奖金，建立工作津贴和绩效奖金。工作津贴按职务拉开差距，并在同一职务内，考虑机关工作人员的年功贡献和工作经全，按任职时间和工龄拉开差距，解决职务不升收入不能提高的问题。绩效奖金按职务划分，并与公务员的考勤、考核挂钩，对未完成工作任务或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扣砬。改革后，科级月收入水平达到3000元，处级达到5000元，局级达到8000元，省部级达到10000元。浙江省对各单位自行发放的福利也进行了规范，主要是通过财政部门进行管理。省直机关的做法是不规范项目，而是通过规定额度来加以规范。具体做法是由省财政厅规定各单位允许发放的预算外福利的额度（2003年为12000元/人?年），超过额度以外按部分档累进递增的方法缴纳调节资金。在年终时根据缴纳调节资金和财政收入情况适当发放“削峰镇谷”奖金，对平时发放福利标准高的单位，奖金标准相应减少或不发，对平时发放福利低的单位

第四篇：我国缓刑制度存在问题现状思考对策

我国缓刑制度存在问题现状思考对策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论述我国实施缓刑制度的现状及在适用上、考察监督上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和弊端，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针对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从缓刑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和考察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规范完善的建议，有效地抑制对缓刑的滥用，使缓刑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

【关键词】缓刑制度 现状 适用条件 适用程序 考察监督

近年来，我国推行刑事轻刑化的司法理念，作为在判刑的同时暂不执行刑罚的缓刑，无疑成为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宠儿。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们刑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2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2004年则为15%，2005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

1、职务犯罪。据统计，恩平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

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

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其本身与适用缓刑无必然的联系，但不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不懂法的人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

2006年上半年，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

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

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转，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

本不该适用缓刑的罪犯适用缓刑，对一些应当适用缓刑的罪犯却没有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

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那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

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

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的人员不足，工作任务繁重，目前尚未建立缓刑考察机构，对缓刑考察无暇顾及。往往由法院代行公安职能对缓刑犯进行走访考察。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

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1、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缓刑适用条件，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778论文在线 ***/

犯罪情节是指在犯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以及由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危害和损失，因而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应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如果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较深而且造成了较大的客观危害，仍然对其适用缓刑，则可能丧失法律的公正性。故在决定是否适用缓刑时，考察犯罪情节的主要内容是犯罪人主观恶性以及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程度。基于这一标准，成为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时的考察对象有：（1）能够理解和宽容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如，因经济困难而盗窃的犯罪人主观恶性要小于出于贪图享乐和敛财为动机的犯罪人。对于前者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但对后者考虑适用缓刑时，则须慎重考虑适用缓刑可能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2）过失犯罪。过失犯其实其主观上并不想犯罪，其并不支持危害结果的出现。因此可以相信即使不对其实际执行刑罚，其也不会再去实施犯罪行为，对此类犯罪同样可以更多地去考虑适用缓刑。（3）因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而造成的犯罪。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的，其行为人本身主观恶性较小，适用缓刑一般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4）

犯罪中止、犯罪预备和某些犯罪未遂。中止犯虽然是在故意心态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他在犯罪过程中，心态已经发生转变。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表明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不严重，同样可以考虑去适用缓刑。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主观心态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事实持何种态度，这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犯罪行为人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现，才能够说明犯罪行为人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悔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类：（1）以积极的行为减少因其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积极进行协助抢救、退赃、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积极赔偿等等；（2）愿意接受处理、积极配合侦查工作。这包括主动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提供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等情形。

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后，还应考虑到若对其适用缓刑，将来是否会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将影响到犯罪行为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方式，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果关系到缓刑的适用。所以，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缓刑预测制度，内容应包括：（1）犯罪历史。（2）个人经历。（3）生活环境。（4）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过得到缓刑机会来痛改前非，这种犯罪人一般都会十分珍惜缓刑这样的机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努力去证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对这类犯罪人适用缓刑能取得较好的效果。（5）一贯品行。（6）犯罪人身体和精神条件。像患病或残疾而丧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虑适用缓刑。相反，那些心理变态、情绪难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瘾癖的犯罪人，则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瘾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

2、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1）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5）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6）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1）累犯；（2）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3）同时犯数罪的；（4）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5）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6）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3、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会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缓刑功能的发挥。因此，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规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的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就应当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责任。这样可以监督法官滥用缓刑，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

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缓刑适用程序的规定，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现笔者提一些粗浅的建议：

1、提高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凡判决缓刑的案件，审判人员应从犯罪情节、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性等在判决书中全方位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结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律的准绳下将证据列举分析论证适用缓刑的理由，杜绝暗箱操作。

2、采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各级领导要重视缓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制定有关适用缓刑案件的监督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既要加强对个案审理的监督、指导和把关，确保个案质量，也要强化宏观管理，切实控制好缓刑案件的总量和质量。不但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同时还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发挥本院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经开庭审理后，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可适用缓刑的，应举行缓刑听证会。引入缓刑听证制度，使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公诉人、侦查人员及被告人单位、学校、社区管理人员、村民居委会等参与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与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被告人平时的表现甚至犯罪的基本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的意见也比较客观，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缓刑适用的参考，能提高缓刑适用的客观性和依据性。缓刑听证参加人来自被告人辖区的不同地方，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者，他们可以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实发表意见，这样可能做到有理当面讲，极大地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进而可以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观公正，也更能体现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对缓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过缓刑听证，使被告人所在辖区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适用缓刑与否的原因，极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被告人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使之自觉地参与到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从而改变过去对缓刑考察不好执行的窘况，是对缓刑制度的有益完善。对缓刑听证程序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参加人员。包括合议庭组成人员、案件的公诉人、公安机关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受害人及其家属、被告人及其家属、被告人所在单位代表、被告人单位、学校、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等有关人员。上述人员除公诉人外，并非法定参加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邀请参与听证没有法律上的保证，是否参加听证会应当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提供证据并非其法定义务。笔者认为，听证人员不需要固定模式全部参加，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案件的关键人员能够到场即可，如伤害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的单位和住所地的管理人员等，公诉人到庭时可以征求其意见，侦查人员和其他有关的人员，如果不能到场，可以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意见。听证方式可以灵活掌握。但听证人员必须是与被告人“相关”的人。

（2）听证内容。应当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社区改造环境、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能否得到切实履行等进行核实，并确认对犯罪分子缓刑考察期间的监督责任能否落实。

（3）听证的程序。首先，由法官支持适用缓刑；其次，由各方发表同意或者反对的意见，并可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必要时法官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法庭上公开；再次，由被告人作陈述，表明对自己适用缓刑的态度和在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如何去落实等。

（4）听证结束。听证后，合议庭应根据各方的意见综合考虑，作出适用或不适用缓刑的判决。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并通过立法加以规定。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另外，还定期向法院提交缓刑犯的考察报告。

2、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

3、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

4、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

5、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

四、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 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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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4、王作富：《刑法完善专题研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5、万选才、李海荣：《不断更新缓刑观念，依法扩大适用范围》，《法庭》2004年第1期；

6、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2003年第8期；

7、阮方民：《对改进我国缓刑制度的两点思考》，《法学》2000年第10期；

8、冉容著：《设立我国缓刑保护观察制度的构想》，《人民司法》2002年第12期；

9、赵小丽：《浅论缓刑的执行》，《江门审判》2004年第10期；

10、郑占杰：《对缓刑人员管理的调查与思考，》《江门审判》2006年第5期。

第五篇：我国缓刑制度存在问题现状思考对策

我国缓刑制度存在问题现状思考对策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论述我国实施缓刑制度的现状及在适用上、考察监督上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和弊端，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针对我国缓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从缓刑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和考察监督制度等方面提出规范完善的建议，有效地抑制对缓刑的滥用，使缓刑的意义充分发挥出来。

【关键词】缓刑制度 现状 适用条件 适用程序 考

近年来，我国推行刑事轻刑化的司法理念，作为在判刑的同时暂不执行刑罚的缓刑，无疑成为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宠儿。缓刑，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限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它的特点是在判刑的同时宣告暂不执行刑罚，但在一定时间内保留执行刑罚的可能性。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们刑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缓刑的具体实施及如何去实施、如何监督等等方面还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往往使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甚至有些法官、有些地方使缓刑成为有钱、有权人的避难所，大大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完善缓刑制度。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现状

缓刑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刑罚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制度，它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刑法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法院对公诉案件判决时适用缓刑的比例逐年增加，据某市法院统计：2002年缓刑适用人数与判决人数的比例为8%，2004年则为15%，2005年为31%，这样快速提高比例，未免有滥用之嫌。

（一）适用缓刑较多的几种罪名

1、职务犯罪。据统计，恩平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宣判上，90%以上案件适用了缓刑。

2、交通肇事罪。交通肇罪犯罪属于过失犯罪，大部分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小，且犯罪后又能及时报案、积极抢救被害人和赔偿其经济损失，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危害社会，有利于维护被害人亲属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判决后群众认同度高，占缓刑案件总数的25%。

3、故意伤害罪，缓刑适用率也很高，法院在进行宣判时，同民事赔偿挂钩，并决定着是否去适用缓刑。

4、其它的侵犯财产罪，像犯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犯罪的被告人，盗得的数额没有达到巨大时，法院也经常会有宣判缓刑的。

（二）适用缓刑与罚金刑挂钩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其本身与适用缓刑无必然的联系，但不少审判人员将罚金的数额大小及其到位率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有时也会误导一些不懂法的人认为违法犯罪不要紧，只要交钱就不用坐牢，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主要是地方财政差，法院依靠罚金上缴后返还使用来弥补经费不足。

（三）适用缓刑对未成年人犯罪较普遍

2006年上半年，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案件占未成年犯罪案件的70%，比往年未成年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大大地上升了。未成年人犯罪是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司法实践中减轻处罚的较多，如果再有自首、从犯等从轻情节，法院一般都会判处缓刑。在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中，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但由于具有法定减轻情节而适用缓刑的，也有一定比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相信以后对

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判决会继续上升。

总之，缓刑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之一，正确适用缓刑制度，不仅能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减少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滥用这项制度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我国目前缓刑制度适用和执行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问题和缺陷，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二、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问题

缓刑适用条件过于笼统，难于操作。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期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转，可以宣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适用条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必须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罚。（2）不是累犯。（3）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刑法的这一规定，对缓刑适用的具体情节、罪犯的悔罪表现、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方面，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特别是什么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践中不好掌握，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缓刑的适用。有使司法机关在适用缓刑的问题上实际是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很可能会致使法官在考虑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陷入无所适从的状况，同时又容易误导法官过度滥用刑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也极有可能为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借口，这不符合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公开、公正，容易导致对一些。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问题

程序公正是做到实体公正最有力的保障。程序公正可以排除在选择和适用法律那过程中的不当意向，而且还能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我国虽然有一些司法解释对缓刑适用的程序性内容有所提及，但我国缓刑制度上没有设置程序性规范，极大地影响了缓刑裁量的公正性，从而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不少问题。

1、缺少透明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是否判缓刑，须通过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评议，讨论犯罪人是否符合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随后才作出适用缓刑的判决,但其合议庭和审委会的讨论决定过程是秘密进行的，而且，谁也不知作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标准是如何预测的，这点使人难以信服，同时使社会也难以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暗箱操作”。

2、缺少有效的监督。缓刑适用的取决权只在法院，它是法院审判权的一个方面。但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有效的监督，若则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虽然可提起抗诉，但检察机关对缓刑的适用认识比较模糊，极少就那种可与不可适用缓刑的案件提起抗诉，故这种抗诉权对缓刑的适用并不是有效监督。

3、缺少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判适用缓刑前缺少了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和社会的参与权、监督权，只是单纯的就案办案，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判缓刑，对一些无经济来源闲散人员、平时表现不够好的被告人也判缓刑，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对缓刑犯的监管改造。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问题

对缓刑犯的考察，1997年《刑法》规定是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这种考察和管理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1、监督考察的组织不健全。我国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上，由于公安机关的人员不足，工作任务繁重，目前尚未建立缓刑考察机构，对缓刑考察无暇顾及。往往由法院代行公安职能对缓刑犯进行走访考察。另外，缓刑犯所在的单位及基层组织力量薄弱，它们并不清楚自己有协助执行的义务，甚至对罪犯的判刑情况和需要考验也不清楚，还认为罪犯被无罪释放，使得缓刑考察几乎成为空白地带。

2、交付监管脱节。法院在缓刑判决后，只送达执行通知书给公安机关，而不负责将执行落实到位；有的作出判决后，让缓刑犯自行到所在地派出所报到；有的在判决生效后迟迟不交付监管文书送达执行机关；还有的缓刑犯有意或无意不去报到，而外出打工，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监管手续未能很好的衔接，在实践中基层派出所未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影响了监管和考察工作的开展。

3、现行的考察方法不适应新形势。现在流动人员犯罪日渐突出，原来以户籍、粮籍、工作单位为手段的社会控制机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实现对缓刑犯管理、考察、帮教等职能。

三、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一）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1、缓刑适用条件要详细、明确、具体。缓刑适用条件，即具备哪些条件就可以适用缓刑，这在判处刑罚时对是否适用缓刑起着决定作用。目前我国刑法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于再危害社会是我国缓刑适用条件。778论文在线

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后所表现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主观心态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是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行为人对这些事实持何种态度，这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依据。只有犯罪行为人真正认识到犯罪行为的危害性，并有消除这种危害性的愿望和表现，才能够说明犯罪行为人已经从中汲取了教训。悔罪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类：

（1）以积极的行为减少因其犯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如对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积极进行协助抢救、退赃、消除影响、恢复原状、积极赔偿等等；（2）愿意接受处理、积极配合侦查工作。这包括主动投案自首、揭发同案犯、提供犯罪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等情形。在考察了犯罪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后，还应考虑到若对其适用缓刑，将来是否会危害社会。社会危害性是判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将影响到犯罪行为人应负何种刑事责任和刑罚执行方式，对犯罪分子人身危险性的预测结果关系到缓刑的适用。所以，应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缓刑预测制度，内容应包括：（1）犯罪历史。（2）个人经历。（3）生活环境。（4）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可以期待到的效果。如果是真正想通过得到缓刑机会来痛改前非，这种犯罪人一般都会十分珍惜缓刑这样的机会，约束好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努力去证明自已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故可以期待对这类犯罪人适用缓刑能取得较好的效果。（5）一贯品行。（6）犯罪人身体和精神条件。像患病或残疾而丧失犯罪能力的犯罪人，可以多考虑适用缓刑。相反，那些心理变态、情绪难以自我控制，以及具有某方面瘾癖的犯罪人，则容易在不正常心理和情绪的驱使下，或者在某方面瘾癖（如吸毒、酗酒）的控制下再次犯罪。

2、明文规定应当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以便有法可依。我国刑法应当作出适用缓刑和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以便法官在考虑是否适用缓刑时做到有法可依，笔者认为，对我国刑法“可以适用缓刑”的情形改为“应当适用缓刑”的情形，详细表述如下：“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初犯，若真诚悔罪，对其适用缓刑不危及社会秩序的，应当适用缓刑。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初罪，若其真诚悔罪，且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不会危及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1）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2）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而造成犯罪的；（3）犯罪中止的；（4）犯罪后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5）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6）丧失危害社会能力的聋哑人、盲人及其他病残者。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1）累犯；（2）缓刑或假释期考验期间再犯新罪的；（3）同时犯数罪的；（4）惯犯、教唆犯及团伙犯罪中的首要分子和屡教不改者；（5）犯罪性质严重或影响极为恶劣的。

（6）犯罪后拒不认罪的。

3、支持、鼓励法官依法适用缓刑。“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标准，实际上是由法官根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主观判断。作出宣告缓刑的法官，极有可能要面对被判处缓刑的人以后再次犯罪，若因此就归咎于法官的判断失误，就可能会影响到法官对犯罪人宣告缓刑的积极性，从而阻碍了缓刑功能的发挥。因此，鉴于这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当支持、鼓励法官有足够的事实依据令其相信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即使被判处缓刑人在缓刑考验期间因再次犯罪而被撤销缓刑，也不必追究原判法官判断失误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应规定，法官若不按照刑法规定的适用缓刑的条件对犯罪人进行审查，在犯罪人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情况下宣告缓刑，致使被判处缓刑的人在缓刑期间再次危害社会的，就应当追究原判法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的责任。这样可以监督法官滥用缓刑，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又可以鼓励法官依法大胆地去适用缓刑。

（二）缓刑适用程序的完善

我国刑法有必要增设缓刑适用程序的规定，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现笔者提一些粗浅的建议：

1、提高缓刑适用的透明度。凡判决缓刑的案件，审判人员应从犯罪情节、犯罪危害、社会影响、主观性等在判决书中全方位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综合论证，结合公安机关、公诉机关及受害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在法律的准绳下将证据列举分析论证适用缓刑的理由，杜绝暗箱操作。

2、采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法院各级领导要重视缓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制定有关适用缓刑案件的监督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管理，强化监督。既要加强对个案审理的监督、指导和把关，确保个案质量，也要强化宏观管理，切实控制好缓刑案件的总量和质量。不但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同时还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发挥本院审判监督庭的职能，对缓刑案件定期进行复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3、增设缓刑听证制度。经开庭审理后，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可适用缓刑的，应举行缓刑听证会。引入缓刑听证制度，使与案件有关的被害人、公诉人、侦查人员及被告人单位、学校、社区管理人员、村民居委会等参与人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与被告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对被告人平时的表现甚至犯罪的基本情况都比较了解，对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的意见也比较客观，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作为缓刑适用的参考，能提高缓刑适用的客观性和依据性。缓刑听证参加人来自被告人辖区的不同地方，是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者，他们可以在对法律负责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愿如实发表意见，这样可能做到有理当面讲，极大地保证程序上的公平公正，进而可以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使法官作出的裁判更加客观公正，也更能体现民意。再次，尊重了公民的知情权，有利于对缓刑犯的考察。一方面，通过缓刑听证，使被告人所在辖区的公民知道了被告人适用缓刑与否的原因，极大程度地尊重了公民知情权；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被告人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使之自觉

地参与到对缓刑犯的考察工作之中，从而改变过去对缓刑考察不好执行的窘况，是对缓刑制度的有益完善。对缓刑听证程序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参加人员。包括合议庭组成人员、案件的公诉人、公安机关辖区派出所的民警、受害人及其家属、被告人及其家属、被告人所在单位代表、被告人单位、学校、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等有关人员。上述人员除公诉人外，并非法定参加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邀请参与听证没有法律上的保证，是否参加听证会应当由其自行决定，因为对被告人是否适用缓刑提供证据并非其法定义务。笔者认为，听证人员不需要固定模式全部参加，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案件的关键人员能够到场即可，如伤害案件的被害人、被告人的单位和住所地的管理人员等，公诉人到庭时可以征求其意见，侦查人员和其他有关的人员，如果不能到场，可以以书面形式进行反馈意见。听证方式可以灵活掌握。但听证人员必须是与被告人“相关”的人。

（2）听证内容。应当围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个人情况、家庭情况、社区改造环境、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能否得到切实履行等进行核实，并确认对犯罪分子缓刑考察期间的监督责任能否落实。

（3）听证的程序。首先，由法官支持适用缓刑；其次，由各方发表同意或者反对的意见，并可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必要时法官可以主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在法庭上公开；再次，由被告人作陈述，表明对自己适用缓刑的态度和在缓刑考察期间的义务如何去落实等。

（4）听证结束。听证后，合议庭应根据各方的意见综合考虑，作出适用或不适用缓刑的判决。

（三）缓刑考察制度的完善

为了充分发挥缓刑在感化挽救犯罪人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缓刑适用的社会效果，现行刑法关于缓刑考察制度的规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监督考察组织。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缓刑监督组织和专职从事缓刑监管工作，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制度，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并通过立法加以规定。对具体缓刑的考察，可由县级考察机构直接委派考察人员，专职负责考察工作，并加强与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联系，积极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对缓刑犯进行多形式多渠道的考察、教育和管理，如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了解其表现情况，联合组织对辖区内的缓刑犯进行法制教育等。另外，还定期向法院提交缓刑犯的考察报告。

2、加强对缓刑执行的监督。缓刑犯交付工作之所以脱节，主要是缺乏监督所致，因此，应尽快完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检察机关对缓刑犯监管工作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自身要对缓刑执行的监督高度重视，对公安机关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并将此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列入对监所部门的考核范围。

3、完善交付执行的衔接机制。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五十五条的规定，在交付执行前对在押的缓刑犯采取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以确保交付执行前对缓刑犯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建立执行回折制度，在法院送达的执行文书上附加执行回折，此回折不是为了证明执行文书是否送达，而是让执行机关将缓刑执行是否落实的情况及时以回折的形式回复给法院，法院收到此回折，确定执行已经落实后完成执行交付手续。另外，应制定制式协助执行通知书，缓刑犯有工作单位的，发到缓刑犯工作单位请其协助执行，没有工作单位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发到缓刑犯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请其协助执行，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加强对缓刑犯的考察和帮教。

4、在缓刑犯所在地进行公示。将缓刑犯的罪行、判决结果、悔罪表现在被告人的工作单位、居住地进行公示，说明缓刑犯应当遵守的监督管理规定，发动当地群众协助对缓刑犯的监督和帮教。并在缓刑犯工作单位、居住地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便于随时了解群众意见。

5、建立考察联动机制。对经过批准外出的缓刑犯，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其目的地的公安

机关予以继续考察，以确保缓刑考察的连续性。另外，采取户籍网络登记，即将缓刑犯的基本信息登记在公安系统的人口信息网络，全国共享，对其进行联网监督。

四、结束语

通过对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后，发现目前司法实践中缓刑适用的盲目性大，有些司法人员对犯罪人适用缓刑的原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与法治的要求相差太远。另一方面，有些司法人员对缓刑适用的冷淡态度令人忧心。因此，本文主要针对缓刑适用以及缓刑考察方面进行谈论，对我国缓刑制度提出完善见解，细化缓刑适用条件，规范缓刑适用程序，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建立健全缓刑考察制度，充分体现缓刑制度的功能，使公、检、法都 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更好地发挥缓刑的真实效用。参考文献：

1、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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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4、王作富：《刑法完善专题研究》，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5、万选才、李海荣：《不断更新缓刑观念，依法扩大适用范围》，《法庭》2004年第1期；

6、赖达军：《适用缓刑须防误区》，《法庭》2003年第8期；

7、阮方民：《对改进我国缓刑制度的两点思考》，《法学》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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