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朝民初字第17号

第一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朝民初字第17号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9）朝民初字第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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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东莞市金达照明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谷涌紫来坊谷华宛。

法定代表人庾树堂，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龙飞，男，汉族，1979年11月15日出生，该公司职员，住址(略)。

委托代理人丁进勇，男，汉族，1979年12月25日出生，该公司职员，住址(略)。

被告崔立杰，男，汉族，1966年12月14日出生，住址(略)。

委托代理人徐锋，北京市君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莞市金达照明有限公司（简称金达照明公司）诉被告崔立杰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金达照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龙飞、崔立杰的委托代理人徐锋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达照明公司诉称：崔立杰曾于2005年底代表北京东方力尊灯饰经营部（简称北京东方力尊）与我公司签订《行销代理协议书》，我公司授权北京东方力尊独家代理销售“Riserva”、“维沙华”品牌水晶灯。协议期满后，我公司将该独家代理销售权授权给了他人。崔立杰在明知我公司实行独家代理制度的情况下，却通过其个人设立的北京市玉泉营东方力尊灯饰经营部（简称玉泉营东方力尊）在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65号居然之家新开店面进行非法销售我公司“Riserva”、“维沙华”品牌水晶灯，且私自通过不正当途径采购货源。在非法销售过程中，崔立杰使用了我公司产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侵犯了我公司以及我公司独家代理商的经济利益。故我公司要求崔立杰停止非法销售我公司“Riserva”、“维沙华”品牌水晶灯的行为，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4万元及合理支出21万元。

崔立杰辩称：金达照明公司主张的水晶灯并不是知名商品；我销售的水晶灯就是金达照明公司的产品，不会使消费者产生混淆。故我未实施金达照明公司诉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法院驳回金达照明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北京东方力尊为一案外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现已注销。2006年1月1日，崔立杰曾代表北京东方力尊与金达照明公司签订《行销代理协议书》，约定金达照明公司授权北京东方力尊销售其拥有注册商标的“Riserva”、“维沙华”品牌水晶灯。该协议有效期限为2006年1月1日起至2007年1月1日止。

玉泉营东方力尊为崔立杰经营的个体工商户。2008年5月25日，陈健雄与玉泉营东方力尊签订购销“Riserva”、“维沙华”品牌水晶灯的协议书。同年6月30日，陈健雄以金达照明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从崔立杰处提取了3种型号的5件“Riserva”、“维沙华”品牌水晶灯。该提货

过程由公证处进行了公证，金达照明公司为此支付了公证费2500元。陈健雄为购买上述灯具支付了184 770元货款。

崔立杰销售的上述灯具均为金达照明公司的产品，是从金达照明公司的代理商处购进的。

上述事实，有《行销代理协议书》、《居然之家家具建材销售合同》、公证书及公证费发票、北京市集贸市场专用发票、采购订单、货物运单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根据该规定，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需是侵权行为人在侵权商品上擅自使用了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并造成与知名商品相混淆的后果。而本案中，崔立杰销售的水晶灯本来就是金达照明公司的产品，不存在涉案所诉的侵权行为。故金达照明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东莞市金达照明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东莞市金达照明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自柱

人民陪审员 黄 敏

人民陪审员 李凤雨

二ＯＯ九 年 二 月 二十五 日

书 记 员 赵 刚

第二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朝民初字第32845号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9）朝民初字第32845号

原告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46号五楼508室。法定代表人王笃洋，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何凡。

被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外大街8号优士阁B座2507。

负责人刘吉纯，该商会会长。

被告易通全联（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15号1号楼319室。法定代表人代飞，该公司经理。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伟，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简称中汽配件公司）诉被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简称汽摩配件商会）、易通全联（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简称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中汽配件公司代理人谢鹏、何凡，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代理人王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中汽配件公司诉称：“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这项展会最早由我公司的原母公司中国汽车工业销售总公司（简称中汽销售总公司）在1965年创办，每年定期举行。1993年，交易会名称正式固定为“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并固定每年的春秋两季召开。2000年开始在“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之前冠以“第××届”字样。

1981年开始，我公司与中汽销售总公司共同举办“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2002年，中汽销售总公司经国务院决定进行重组，2005年，中汽销售总公司制订了存续业务整合方案，将其会展业务与我公司的会展业务进行整合，指定本案争议的该项会展业务及相关资产由我公司承继，成为“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唯一主办方及交易会专有名称的唯一使用权人。

2008年初，我公司进行“第63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的筹备事宜时，发现汽摩配件商会通过邮件、网站、报刊、传真等方式宣称其为“第63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唯一合法使用人，并谎称我公司无权主办“第63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等。同时，汽摩配件商会委托易通全联展览公司在济南举办“第63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致使大量参展企业受到误导，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声誉。我公司发现上述情况后，就与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进行沟通，要求其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但两被告置之不理。此后我公司将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以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到朝阳法院。经过朝阳法院一审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现已经确认我公司为“第××届”与“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共同构成的完整展会名称的权利人，并判令两被告停止使用上述展会名称。但在上述期间内两被告不但擅自举办了“第63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还举办了第64－67届交易会，极大损害了我公司的权益，造成了经济损失。经济损失以我公司主办的第63－67届展会相比我公司与汽摩配件商会合办的第62届展会减少的展位数乘以每个展位的利润计算。为此我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因不正当竞争行为给我公司在第63届至67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期间造成的经济损失12 16406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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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盟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汽摩配件商会辩称：我方是合理使用有关展会名称，并且现在已经停止使用，即第66届展会后就没有再使用，因此，我公司不应当承担任何不当竞争责任。我会不同意中汽配件公司对我公司的诉讼请求。

易通全联展览公司辩称：我公司仅仅是一个会务承办公司，相关纠纷与我公司无关，因此我公司不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我公司不同意中汽配件公司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

一、涉案展会名称权的归属问题

2008年中汽配件公司以不正当竞争为由将汽摩配件商会及易通全联展览公司诉至本院，请求确认其对“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享有的权利。经本院审理，本院于2009年10月14日作出（2008）朝民初字第13606号判决书，判令“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继续使用„第××届‟与„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共同构成的完整展会名称”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易通全联（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停止在„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前使用„第××届‟字样的展会名称”。此后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不服（2008）朝民初字第13606号判决书提出上诉。经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6日作出了（2010）二中民终字第00002号终审判决书，驳回了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的上诉，维持了（2008）朝民初字第13606号判决。

二、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举办涉案展会的的事实

自1965年第一次商品平衡调度会开始，中国汽车配件公司每年组织召开全国汽车配件业的展会,该公司名称也经过多次变更。

1980年12月19日，中国汽车配件联合经销部（简称联合经销部）成立，是受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配件公司（简称一机部汽配公司），即原中国汽车配件公司业务指导的独立经济实体，其主要业务是组织汽车配件的产销衔接、交流市场行情等。自1981年至1991年间，联合经销部先后与一机部汽配公司、中国汽车贸易总公司（简称中汽贸易总公司）共同举办过多次“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

1992年，由中汽贸易总公司划出一部分人和物资组建新的销售机构，成立了中汽销售总公司，经营汽车及其配件的销售、咨询服务和展览等业务。同年，联合经销部更名为中汽配件公司，并以此名称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其全额出资单位和上级主管单位均是中汽销售总公司。自1992年11月至2007年10月，中汽销售总公司作为主办单位共举办过31届展会，中汽配件公司在此期间也一直参与展会举办活动。在上述展会相关文件中，中汽配件公司仅被列明为主办单位的，共计5届；被列明为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的，共计8届；另有1届仅被列明为承办单位。另，自2000年至2007年，中汽配件公司曾为举办展会投入过资金共计约4458万元。

2002年12月24日，中汽销售总公司与汽摩配件商会签订协议书，约定：“为更好地发挥各自在行业的优势，决定联合主办„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后，自2003年10月至2007年10月，汽摩配件商会在展会中与中汽销售总公司一同署名为联合主办单位，共计9届。2007年10月18日至10月20日，“第62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在郑州举办，是由中汽配件公司和汽摩配件商会共同举办的最后一届，该次展会展位数为3103位。

2004年3月，中汽销售总公司被划归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简称上汽集团）。2005年10月，中汽配件公司的国有资产从中汽销售总公司无偿划转至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公司，该资产仍属于上汽集团，其上级业务主管单位为上海汽车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简称上汽集团北京公司），原经营业务不变。2006年，中汽销售总公司被定为破产项目。2007年6月，上汽集团北京公司批准将中汽销售总公司破产后存续的会展业务和汽车贸易业务交由中汽配件公司承接。同年8月1日中汽销售总公司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2008年2月，中汽销售总公司清算组向汽摩配件商会发出通知，解除与汽摩配件商会于2002年12月24日签订的关于联合办展的协议。2008年4月到2009年10月，中汽配件公司作为一方、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作为另一方分别以相同的命名方式各自举办了第63届到第66届的“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第63届到第66届的“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的展位数如下表：

展会届数中汽配件公司举办展会的展位数量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举办展会的展位数量

第63届11921681 第64届12102299 第65届14911989 第66届17062863 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于2010年4月16日到4月18日在青岛举办的展会没有使用“第××届”字样，而使用“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暨全国汽车配件采购交易会”的名称。但在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24日在郑州举办的第66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的会刊上，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使用了“第67届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暨全国汽车配件采购交易会 中国 青岛”的字样。

三、与本案相关的其他事实 2008年5月，汽摩配件商会作为原告向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以名誉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起诉中汽配件公司承办的“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以及相应宣传损害了汽摩配件商会的名誉权，侵犯了对“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名称拥有合法的权利，造成了巨大损失，就此汽摩配件商会提出了480万元的赔偿数额。在该起诉讼中中汽配件公司和汽摩配件商会共同认可，对于“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而言，每个展位的平均收费为5000元，扣除成本后每个展位的利润是1562.5元。

上述事实，有（2008）朝民初字第13606号判决书、（2010）二中民终字第00002号判决书、（2008）槐民初字第702号判决书及该案庭审笔录、汽摩配件商会答辩状、相关会展资料、合同、通知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关于“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前使用“第××届”字样的展会名称的权利，经过（2008）朝民初字第13606号判决书和（2010）二中民终字第00002号判决书的确认，已明确认定为中汽配件公司享有。同时在上述判决中还认定：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在2008年2月后无权使用以及停止使用在“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前使用“第××届”字样的展会名称。因此，在2008年2月之后，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承办的“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名称之前使用“第××届”字样的行为，没有合法授权，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此，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作为展会的共同承办者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连带赔偿责任。关于赔偿额，中汽配件公司主张以其主办的第63－67届展会相比其与汽摩配件商会合办的第62届展会减少的展位数乘以每个展位的利润计算。本院认为上述计算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计算所依据的数据也是双方当事人认可过的数据，可以作为本案计算赔偿额参照的标准。但是需要说明两点：第一，依据上述方式计算的金额系因展位数减少而造成利润降低，但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对涉案展会名称的侵权使用只是造成中汽配件公司展会的展位数减少原因之一，故中汽配件公司展会的展位数减少导致的利润降低不能全部归结为系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的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导致，而该不正当竞争行为只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该影响具体所占利润减少的比例，本院将结合展会名称对展会本身的影响、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的主观过错和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持续时间等因素酌情确定。第二，汽摩配件商会和易通全联展览公司于2010年4月在青岛举办的展会并没有使用“第××届”字样，而使用的是“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暨全国汽车配件采购交易会”的名称，因此该届展会与涉案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无关。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项、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被告易通全联（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十五日内赔偿原告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经济损失一百零六万元；

二、驳回原告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易通全联（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4 784.38元，由原告中国汽车工业配件销售公司负担34 784.38元，由被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和易通全联（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负担60 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普 翔 人民陪审员 杨凯萍 人民陪审员 高 莉

二Ｏ一一 年 六 月 二十 日

书 记 员 赵

刚

书 记 员 沈飞

第三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朝民初字第22507号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8）朝民初字第225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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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深圳市优比速快递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东园路巴丁街职工公寓3栋5层3533（滨江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彩凤，深圳市优比速快递有限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袁安，广东江山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美煌，男，汉族，1964年1月15日出生，深圳市优比速快递有限公司员工，住址(略)。

原告黄居群，男，汉族，1967年5月1日出生，深圳市优比速快递有限公司总经理，住址(略)。

委托代理人袁安，广东江山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延续，男，汉族，1983年12月5日出生，广东江山宏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住址(略)。

被告优比速包裹运送（广东）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枣营路甲3号首汽股份大厦三层A单元。

负责人李浩然。

委托代理人徐静，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慧明，女，汉族，1970年11月23日出生，优比速包裹运送（广东）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法律顾问，住(略)。

原告深圳市优比速快递有限公司（简称深圳优比速公司）、黄居群诉被告优比速包裹运送（广东）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简称优比速北京分公司）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深圳优比速公司和黄居群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安、深圳优比速公司委托代理人吴美煌、黄居群委托代理人吴延续，优比速北京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静、郑慧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优比速公司和黄居群诉称：深圳优比速公司系经营快件运输，小件物品国内、国际速递业务的公司。深圳优比速公司注册了“优比速UES及图”商标（简称“优比速”商标），2002年4月28日取得商标注册证，核定使用的服务项目是第39类的“运输、货运、海上运输、包裹投递等”。此后2006年11月，深圳优比速公司将“优比速”商标转让给了黄居群，黄居群同时将该商标许可给深圳优比速公司使用。为宣传“优比速”商标，深圳优比速公司和黄居群投入了大量的宣传。2005年4月，优比速北京分公司成立，将“优比速”商标中的汉字“优比

速”注册为企业的字号。优比速北京分公司经营范围是海运、陆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短途运输、国际快递等，与“优比速”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项目相同。2006年8月，深圳优比速公司不断接到客户电话，询问北京业务，后查实均是联系优比速北京分公司的电话。我两方发现优比速北京分公司有擅自使用“优比速”标识的行为，具体表现在该公司印章、对外服务中口头宣称、在快递服务单据的背面运送约定条款和发票中，以及注册的企业字号中使用“优比速”文字，构成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为制止上述侵权行为，我两方支付了2006年4月的调查取证费2627元、2008年7月调查和差旅费3500元、律师费6万元。为此我两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优比速北京分公司立即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使用“优比速”作为字号；立即停止在货运单的运送约定条款和发票上使用“优比速”标识；在国家级及北京地方媒体上刊登致歉声明、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支付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6.6万元。

优比速北京分公司辩称：第一，我公司的企业名称没有侵犯深圳优比速公司的“优比速”商标专用权。“优比速”商标是组合商标，由中文“优比速”、英文字母“UES”和图形组成，与我公司企业名称不相同、不近似。我公司始终规范使用企业名称，并没有将“优比速”突出使用。第二，我公司无权选择企业名称，作为“优比速包裹运送（广东）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只能使用现有的企业名称。第三，深圳优比速公司和黄居群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优比速”是知名服务的特有名称，而我公司提供的“UPS”快递服务则是知名的服务。第四，深圳优比速公司存在恶意，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2005年，深圳优比速公司在没有取得我公司代理权的情况下，就虚假宣传有权代理UPS业务。我公司的关联公司早在1989年就在台湾地区注册使用“优比速”的名称，注册的名称是“美商优比速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深圳优比速公司成立时的字号是“中捷运”，在知晓我公司关联公司在台湾地区使用的名称之后，于2001年才变更企业字号为“优比速”。第五，深圳优比速公司和黄居群主张的经济损失，没有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我公司不同意深圳优比速公司和黄居群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7日，深圳市中捷运快递有限公司成立，2001年2月8日名称变更为深圳优比速公司。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快件运输，小件物品的国内、国际速递业务”。2002年4月28日，深圳优比速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核准，注册了“优比速”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项目是第39类的“包裹投递等”，注册有效期自2002年4月28日至2012年4月27日止。“优比速”商标由“优比速”文字、“UES”字母及条形纹组成。2006年11月7日，经商标局核准，深圳优比速公司将“优比速”商标转让给了黄居群。同日，黄居群将受让的“优比速”商标以普通许可的方式许可给深圳优比速公司使用，许可期限自2006年11月7日至2012年4月27日。诉讼中，黄居群和深圳优比速公司确认，由于黄居群系受让涉案商标，故其主张权利保护期间自2006年11月7日起算，涉及不正当竞争和侵犯商标专用权，具体请求数额为20万元。深圳优比速公司主张的其余30万元没有时间上的区分。同时，黄居群明确同意深圳优比速公司可以与其一并起诉。

2004年，优比速包裹运送（广东）有限公司成立（简称优比速广东公司），该公司英文名称是“UPS Parcel Delivery（Guangdong）Co.，Ltd.”。2005年4月26日，优比速广东公司设立了优比速北京分公司。2006年8月28日，在优比速北京分公司使用的快递服务单据的背面是“UPS服务条款与条件”的标题，标题下正文中的一行文字是“优比速运送约定条款”，正文字体小于标题字体。该快递服务单据的正面印有显著“UPS”标识。在优比速北京分公司为上述快递服务出具的发票上，加盖有“优比速包裹运送（广东）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财务专

用章。

另查一，2008年7月，本案起诉时黄居群向深圳优比速公司出具了一份授权书，明确授权深圳优比速公司可以提起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诉讼。

另查二，本案中，深圳优比速公司和黄居群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优比速北京分公司在对外口头宣称中使用“优比速”文字。

另查三，本案诉讼中，深圳优比速公司和黄居群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调查优比速北京分公司2005年到2007年的纳税资料。

上述事实，有深圳优比速公司营业执照、名称变更通知、商标注册证、商标转让核准证明、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优比速北京分公司快递服务单据及快递费发票以及当事人的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据商标注册证和转让证明，“优比速”商标的专用权人是黄居群。黄居群作为“优比速”商标的权利人，可以主张受让商标之后的权利。深圳优比速公司作为“优比速”商标的原权利人以及“优比速”商标转让后的被许可人，可以作为“优比速”商标原权利人主张其享有商标专用权期间的权利以及其转让商标后作为被许可使用人的使用权。现黄居群起诉时已经明确授权深圳优比速公司可以提起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诉讼。本案黄居群和深圳优比速公司一同提起诉讼，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无不当，均系本案适格主体。

本案中，黄居群和深圳优比速公司指控优比速北京分公司在该公司印章、对外服务中口头宣称、在快递服务单据的背面条款中以及注册的企业字号中使用“优比速”文字构成侵权。对上述行为，本院认定如下：第一，对于黄居群和深圳优比速公司提出的优比速北京分公司在对外服务中口头宣称“优比速”文字的主张，黄居群和深圳优比速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第二，优比速北京分公司在其印章上使用的文字是其注册的企业名称，这与黄居群和深圳优比速公司主张的企业字号中使用“优比速”文字的行为系同一性质的行为。对于该行为，本院认为，优比速北京分公司的企业名称系经工商部门核准注册，该名称完整使用时，不会与图形和文字组合的“优比速”商标产生混淆，也不会与深圳优比速公司的企业名称构成误认，不构成侵犯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第三，在快递服务单据的背面条款中，优比速北京分公司使用“优比速运送约定条款”字样，本院认为，对于该行为不能单独从该文字本身去判断是否侵权，而应该考虑此种使用行为的目的和环境。本案中存在以下需要考虑的因素：优比速北京分公司的快递服务单据正面有显著的“UPS”标识；背面的条款名称写明是“UPS服务条款与条件”；“优比速运送约定条款”字样本身是较小的字体且“优比速”文字没有突出使用；“优比速”文字是优比速北京分公司注册的企业字号；“优比速”商标是文字和图形组合，与单独的“优比速”文字观感上存在差异。全面审查以上因素，在快递服务单据正面和背面的标题清晰、明显地标明“UPS”标识起到了识别区分的作用，实际使用的“优比速运送约定条款”字体较小并未突出，从相关公众的角度来看，仅依据快递单据背面条款中普通文字来识别服务者的可能性较低，而且“优比速”文字本身是优比速北京分公司已经注册的企业字号，其使用有合理的理由。由此，本院认为优比速北京分公司在“优比速运送约定条款”中使用“优比速”文字，从使用目的上看是对自己注册的企业名称中字号的简化使用，从使用效果看也不足以产生与深圳优比速公司企业名称（字号）、与“优比速”商标混淆和误认的后果。虽然此种企业名称的简化使用存在不当，但尚未达到构成侵权的程度。

基于上述三点，黄居群和深圳优比速公司的现有证据均不能证明其起诉的侵权行为成立，故本院对黄居群和深圳优比速公司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同理，对于黄居群和深圳优比速公司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本院也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市优比速快递有限公司和黄居群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460元，由深圳市优比速快递有限公司和黄居群共同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普 翔

人民陪审员王秀萍

人民陪审员张燕琴

二ＯＯ九 年 三 月 二十 日

书 记 员 薄 雯

第四篇：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朝民初字第02216号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1）朝民初字第02216号

原告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久富路300号。

法定代表人郁瑞芬，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成刚，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来伊份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松榆里36号楼东侧平房。法定代表人刘松山，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蒋玲玲。

原告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来伊份公司）与被告北京来伊份商贸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来伊份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海来伊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成刚到庭参加了诉讼，北京来伊份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来伊份公司起诉称：我公司是从事食品生产及连锁销售企业，于1999年注册了“来伊份”文字及图商标（简称来伊份商标）并使用至今。经过我公司的持续使用及广泛宣传，“来伊份”商标已为社会公众广为知晓，并先后获得上海市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并被推荐申报中国驰名商标。2010年，我公司在北京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时，发现被告北京来伊份公司已于2008年将该商标抢注为其企业名称，并且还在开设的店面招牌上使用了与来伊份商标文字及图形近似的标识。我公司认为，北京来伊份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将我公司的知名商标注册为企业名称，且在店面上使用与我公司注册商标近似的标识，不仅直接导致我公司无法在北京地区注册分支机构，而且造成北京地区的消费者误以为其与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因此，北京来伊份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对我公司的不正当竞争。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北京来伊份公司停止使用含有“来伊份”字样的企业名称，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律师费3.5万元。

被告北京来伊份公司未答辩。

经审理查明：上海来伊份公司曾用名上海爱屋食品有限公司，于2002年7月成立，主营食品分装、批发、零售及附设分支机构。2010年9月26日，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该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为现名称。

2007年6月7日，上海爱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分别在第29类和第30类商品上注册了来伊份文字及图商标，有限期限均为2007年6月7日至2017年6月6日。其中，前者核准使用的商标为果冻、肉脯、鱼制食品等，后者核准使用的商品为甜食、馅饼、面粉制品等。2008年9月14日，上海来伊份公司经核准受让取得了上述两商标。此后，上海来伊份公司将来伊份商标使用于其生产的食品上以及开设店面的牌匾上。上海来伊份公司还通过《消费日报》、《市场导报》等报刊进行广告宣传。

2004年12月，“来伊份”品牌被授予“中国休闲食品知名品牌”。2007年、2009年，来伊份商标两次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来伊份”休闲食品被评为2007、2008和2009上海名牌。

2008年至2010年，上海来伊份公司先后在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等省份设立了子公司，并均将“来伊份”作为上述公司的企业字号使用。

2010年11月9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为原告出具推荐信，指出“来伊份”成立十年以来连锁经营发展态势良好，2009年营业额超过10亿元，拥有1700多家门店，遍布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等地。上传者知盟网 http://

诉讼中，上海来伊份公司表示该公司是在2010年在北京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时发现北京来伊份公司存在的，该公司之前未在北京开设店面，但已于2011年1月在北京开设了分店。北京来伊份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15日。经营范围包括销售定型包装食品、散装非直接入口食品、干鲜果品、日用百货等。2010年12月，该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

诉讼中，上海来伊份公司提交了一份拍摄于2010年10月19日的照片。该照片是对一家街边食品店店面所拍摄的照片，店面牌匾显示“来一份”字样以及“来一份”文字和图的组合标识，下方还显示时尚休闲食品连锁机构。上海来伊份公司称上述照片是对北京来伊份公司经营地点拍摄的照片。

另查一，上海来伊份公司认可北京来伊份公司目前已经停止营业。

另查二，上海来伊份公司为本案支出律师费3.5万元。

以上事实，有名称变更通知书、营业执照、商标注册证、核准商标转让证明、证书、推荐信、照片、报纸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判断北京来伊份公司在企业名称中使用“来伊份”字样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遵循保护在先权利、诚实信用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并以制止市场混淆为标准。

首先，上海来伊份公司的涉案商标注册时间在先，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涉案商标于2002年已经注册，时间上远早于北京来伊份公司的成立时间，而且“来伊份”属于臆造词汇，具有较高的显著性。

其次，涉案商标知名度较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涉案商标在北京来伊份公司成立之前即已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名牌以及“中国休闲食品知名品牌”，表明来伊份商标当时已经具有了较高的知名度。虽然上海来伊份公司当时主要的经营地点位于上海，但是鉴于上海所具有的经济中心地位以及人口流动性大的特点，来伊份商标的辐射范围并不局限于上海当地。尤其随着上海来伊份公司在多个省市设立分公司以及通过广告宣传进行的推广，其经营范围不断扩大，来伊份商标的影响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第三，上海来伊份公司和北京来伊份公司属于同业经营者。上海来伊份公司和北京来伊份公司均属于从事食品经营的经营者，北京来伊份公司经营的商品与来伊份商标核准使用的商品属于同一种类或类似商品。而且，北京来伊份公司所处的经营区域也属于经济活跃、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域。

此外，北京来伊份公司未到庭应诉并说明其在企业名称中使用“来伊份”字样的合理依据。综上，北京来伊份公司在企业名称中注册使用“来伊份”字样容易使人误认为二者存在特定的联系，从而引起相关公众的混淆。因此，可以认定北京来伊份公司在企业名称中注册使用与上海来伊份公司注册商标相同文字的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首先，北京来伊份公司应停止在企业名称中使用“来伊份”字样的行为；其次，鉴于上海来伊份公司在北京来伊份公司经营期间尚未在北京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北京来伊份公司的涉案行为并未给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故本案仅支持其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鉴于上海来伊份公司主张的律师费金额明显过高，本院将酌情予以调整。

对于上海来伊份公司提出北京来伊份公司在其店面招牌上使用“来一份”及相关标识的行为，因上海来伊份公司未对此提出诉讼请求，且认可北京来伊份公司已经停止经营，故本院对此不作处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来伊份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停止使用含有“来伊份”字样企业名称的行为；

二、被告北京来伊份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五千元；

三、驳回原告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北京来伊份商贸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3元，由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63元（已交纳），由北京来伊份商贸有限公司负担7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苏志甫

人民陪审员 李智勇

人民陪审员 丁京莉

二Ｏ一一 年 五 月 十六 日

书 记 员 赵 刚

书 记 员 王晓霏

第五篇：甘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甘民初字第1939号

甘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甘民初字第1939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9）甘民初字第1939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宁某某，男。

被告：刘某某，男。

委托代理人：施仪，系甘肃德言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某某与被告刘某某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4月20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宁某某委托代理人王文华、被告刘某某委托代理人施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某某诉称：2007年8月1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关于招收、管理秋季拾花工协议书》一份。约定：由被告负责招收年龄在18至45周岁的秋季拾花工，原告保证拾花工所拾籽棉的价格，拾花工到工作单位后，由原告负责安排，被告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且由原告负责订购拾花工的返乡车票。除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定金10000元，后又分两次向被告支付预付款40000元，但被告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招收拾花工义务，且将原告支付的预付款挪作他用，后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均以种种理由拒绝。为此，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预付款40000元，并双倍返还原告定金20000元，合计60000元。

被告刘某某辩称：原告委托被告招收拾花工属实，但是时间不符。其实从2007年的7月份开始，被告就已经开始为原告招收拾花工，只是在2007年8月14日，原、被告双方才又签订了一份书面协议。协议签订后，由于原告给付拾花工的工资比较低，没人愿意去，故双方签订的协议没有履行。对于原告陈述的被告所收取的款项：（1）2007年8月15日

收取的10000元，系此前被告为原告招收拾花工的实际开支和垫付的费用，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是收条，也即对此前被告为原告招收拾花工帐务上的结算，并非原告所说的为了履行2007年8月14日签订的书面协议而给付被告的定金，因此原告不能要求被告返还，更不能适用定金罚则要求被告双倍返还；（2）2007年8月20日，原告给付被告35000元预付款属实，但由于协议没有履行，被告在扣除9000元的劳务费后，于2007年8月31日退还原告26000元，原、被告之间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3）2007年9月5日，龚付军给付被告的5000元与原告没有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7年8月14日，原、被告签订了《关于招收、管理秋季拾花工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协议期限为50天，自2007年8月30日至2007年10月20日；原告委托被告招收年龄在18至45周岁的秋季拾花工；原告保证拾花工工资按所拾籽棉结算最低价格为每公斤0.75元，管吃住，提供拾花工具；被告负责管理拾花工的招收；拾花工到劳动单位后，由原告负责安排，被告负责具体的管理工作；秋季拾花结束后，由原告负责订购拾花工的返乡车票。除此外，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07年8月15日给付被告10000元，被告给原告出具了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农七师128团宁某某同志的火车票定金、汽车租金、武威拾花工的定金壹万元（￥10000元），收款人：张掖市甘州区党寨镇上寨村十三社刘某某，2007年8月15号”。2007年8月20日，原告通过其当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给付被告35000元预付款。但因被告并没有为原告招收上拾花工，原告遂向被告索要预付款。2007年8月31日，被告退给原告26000元，其余款项没有退还。

另查明，2007年9月5日，案外人龚付军给被告账户汇入5000元。原告认为该笔款项系其委托龚付军给被告所汇的预付款，而被告认为该款系龚付军委托被告的朋友韩英办事，将该款打在了被告的帐户，被告替韩英代收，与本案的原告没有关系。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书面协议、收条、转账凭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并经当庭质证、认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委托被告为其招收拾花工，并给付了被告预付款。但是，被告并没有按约定给原告招收上拾花工，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对于原告给付被告的预付款，因被告并没有按约实际履行合同，故应当退还原告。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所涉及的三笔款项如何认定。

（一）对于2007年8月15日原告给付被告的10000元。被告抗辩该10000元系双方签订协议之前，被告为原告招收拾花工开支和垫付的费用，但仅仅提供了一名证人出庭作证，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不足以反驳原告所提交的书面协议及收条，被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但原告主张该10000元系为了履行协议而给付被告的定金。根据我国合同法及担保法的规定，定金是债权的一种担保方式，是指合同当事人为了确保合同的履行，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的约定，由当事人一方在合同订立时，或订立后，履行前，按照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预先给付对方当事人的金钱，其性质上属于违约定金，设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一方违约，督促对方履行合同。而该案中，原告给付被告的10000元，从被告给原告出具的收条内容来看，实际上系原告预付给被告的拾花工的路途车费及开支等费用，仍属于预付款的性质，并不具有合同法及担保法规定的定金的性质，因此不应适用定金罚则要求被告双倍返还。

（二）对于2007年8月20日原告给付被告的35000元预付款。被告对此没有异议，但认为在扣除9000元劳务费用后，于2007年8月31日给原告退还了26000元，双方已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被告对于其主张，只有其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除过原告认可的2007年8月31日被告退还26000元外，本院对被告其他主张不予支持，下余的9000元预付款被告应当返还。

（三）对于2007年9月5日龚付军汇至被告账户的5000元。因该5000元并非原告本人所汇，原告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系该款项的权利人，并且在合同没有履行后，原告于2007年8月31日已向被告索要回了预付款26000元，再于2007年9月5日给被告汇款也不合常理。故对该5000元本案暂不予涉理。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某某返还原告宁某某预付款19000元，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原告负担889元，被告负担411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吕 秀 云

审 判 员花 新 军

审 判 员刘 曙 光

二00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陈仓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二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第二百一十五条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二十九条 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