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信托与借贷关系的法律界定

第一篇：投资信托与借贷关系的法律界定

投资信托与借贷关系的法律界定

【核心观点】

在投资活动中，应当准确认定投资信托、隐名投资等法律关系；除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外，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正确处理类似纠纷，以保护真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精品案例】

A公司系某省农科院研究所所出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除拥有200余亩房地产开发用地资源外，没有其他经营资产。研究所经其上级主管机构批准，拟定以对外出让公司股权的形式对其建设用地资源予以处置。

2006年8月，刘某在得知A公司股权出让的商业信息后，即邀约B公司共同出资参与A公司的股权收购。刘某与B公司口头协商约定：刘某以200万元现金作为出资，与B公司合作参与收购。之后，B公司又邀约唐某出资500万元、胡某出资800万元，自筹资金1000万元，合计2500万元。刘某、唐某、胡某按其约定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后，便成为B公司参与A公司股权收购项目的隐名出资人。

2006年12月，B公司联合C公司以8500万元的价格收购A公司并取得100%的股权。并购成功后，B公司和C公司双方协商：（1）以C公司股东李某名义与出让方签订出让协议，且作为A公司唯一股东；（2）以 A公司名义将200余亩建设用地开发“阳光水岸房地产项目（下称阳光水岸项目）；（3）B公司享有该项目49%的股份，C公司享有51%的股份。2008年8月，B公司在阳光水岸项目一期工程竣工并实现利润后，不仅全额收回了投资，还获取了6000余万元利润。在2009年9月第二期开发实施中，B公司又以净收取5000万元利润的形式，将其在该项目上49%的股份以及第二期开发的收益权转让给了C公司。B公司在收回投资款和实现巨额利润回报后，与刘某就退还投资款和利润分配事宜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欠到阳光水岸项目投资款及分红款800万元”的欠条；与唐某、胡某尚未结算。之后，因B公司以隐名参与人的出资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为由，除愿意退还出资本金和法定利息外，拒绝按各方的出资约定和结算确认额度履行利润分配义务，酿成纠纷。

【法义精研】

针对此案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B公司与刘某等人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刘某等人在出资后由B公司出面参与收购，应当主张他们与B公司之间建立了投资信托关系。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并就借贷关系与投资信托法律关系做如下分析：

一、借贷与投资的界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参与人依据自愿公平等合法性规定订立的合同，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据民商事活动中奉行“无禁止便可行”的原则，如何区分个人给付公司的资金是属于借贷还是投资，对于保证同类案件中双方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两者资金投入形式不同。借贷一般是通过签订借贷协议或者出具借贷单据的形式入公司的应收帐款项；投资一般是通过制定投资协议或者内部约定等形式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第二，两者产生的主体地位不同。出借人只能成为公司的债权人，行使的是债权，不能控制公司的经营等日常事务；投资人则成为公司的股东，行使的是股权，可以间接或直接参与公司事务，影响并控制公司的经营。第三，两者收益的表现不同。借贷的收益通常表现为利息的给付――财务费用；投资的收益则表现为利润的分配――未分配利润。最后，两者资金投入的后果不同。借贷人在借款到期后可以要求公司返还借款，不论公司是否盈利亏损，都有权取得借款的本息；投资人资金一经投入则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且在公司的盈利或亏损后，都只能根据公司的状况取得利益分红或者承担亏损的风险。

综上所述，区分借贷与投资的重要标准在于提供资金方是否向接受资金方收取固定收益，行使何种权利。具体到本案中，虽然刘某等人未与B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但是，他们均以阳光水岸项目为投资目标履行了约定的出资事务，且通过B公司对其出资进行信托管理，完成了该特定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利润回报，B公司为刘某出具的财务结算（欠条），应当是在双方履行出资口头协议后的书面补充协议。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借贷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之规定，B公司若欲证明刘某等人向其提供的资金，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的事实，必须对上述证据进行证伪（对欠条的真实性提出抗辩，或者证明欠条系在被欺诈、胁迫情况下形成），并提供真实、合法的关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

二、如何解析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由于商业活动和投资心理的复杂性，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股东直接持有股份的单一模式，出现了隐名股东间接持股、投资信托支配财产等多种出资模式。由于形式要件的缺乏和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如何界定投资人在资本运作中的事实法律关系，是实务中的难点。《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实务中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要求以善意为出发点，以公平为结果，推定它的应有之意，以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根据《合同法》的此项精神，笔者认为：本案中刘某等人向B公司的出资行为，应当属于投资信托。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本案中，刘某等人通过B公司对阳光水岸项目的投资是自上形成了一种投资信托关系。现根据我国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的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本案双方的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1）信托财产及财产权的转移是成立信托的基础。委托人与受托人存在着的投资协定，是委托人证明其交付受托人实际财产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刘某等和B公司首先就出资事宜存在口头协议，在刘某等划拨款项至B公司名下时已形成了信托财产的转移；而后，B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实际出资者的身份与出资事实，双方形成了实质上的信托关系。就此，应当确认刘某等出资者的主体资格。

（2）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提出信托行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代为管理信托财产，并以自己的名义按委托人所提出的要求将信托财产利益转移给受益人；在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财产的运作范围进行运作后，受益人享受信托财产利益，同时受托人亦不承担由此发生的信托财产亏损。本案中，需要指出的是，刘某等人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是为了通过B公司完成对A公司的股权收购，与B公司形成对外投资的信托关系。B公司将刘某等人的投资款参与阳光水岸项目的开发，实质上是一种对受托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

（3）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区别管理，分别记账。即使受托人与委托人有着相关联的投资载体，但就信托财产部分与固有财产部分应该区别记账，以保护受益人的权利。本案中，B公司和刘某等人分别出资以B公司的名义进行了投资行为，根据此笔资金的支配方式及B公司出具的欠条来看，B公司是承认刘某等人对投资的收益权的，根据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分别记账的规定，B公司理应将信托财产取得的收益交付刘某等人。

由此可见，本案中刘某等人的资金流入并非属于借款，根据B公司在协议前后的行为，可以明确刘某等人是享有投资信托收益的，B公司在收回共同投资项目的投资款并获取巨额利润后，不向委托人分配利润，违反了《信托法》第四十四条中受益人自信托生效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的规定。侵犯了刘某等人作为投资信托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收益权。师安宁 法律硕士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第二篇：毕业实习与劳动就业的法律界定

毕业实习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中设臵的必经环节，目的是让学生经历了解社会、适应社会并且学以致用的实践过程。如今市场经济年代大学生自谋就业单位，这种方式让大学生越来越看重毕业实习，很多学生都在自己意图进入的就业单位寻找毕业实习机会；更多的单位也把毕业实习当作对大学生录用前的考察期，往往把实习学生放到了某个具体的岗位上去观察其能力和考察是否适合被正式录用等。所以毕业实习往往成了单位与毕业学生双方的磨合期，毕业实习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从二个月到半年甚至跨度到了整整一年时间。这种类似试工期的做法让人产生如下的疑问：

疑问一：毕业实习期间实习生是否与所在实习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

大学毕业生（本文仅指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毕业实习期内是否和所在实习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谈：

第一，是否建立了劳动就业关系？

劳动就业是一项法律制度，从其法律特征分析劳动就业主体中的劳动者必须符合法定的就业年龄、具有劳动行为能力、必须出自公民的自愿、能够创造财富或有益于社会的劳动以及使劳动者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从这些特征分析，似乎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实习中，为实习单位提供的工作符合劳动就业关系中作为劳动者的要件，但是，我国《劳动法》第3条明确：“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该条规定明确了劳动者必须承担的各项义务，而尚未毕业离校的大学生其身份是学生，主要任务是完成学业，他们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去单位实习，不可能遵守实习单位的包括考勤在内的规章制度的。另外，实习单位也不可能象对待一个正式员工那样给实习学生分配工作任务的，所以从权利义务一致的原则来看，毕业实习生和实习单位之间不属于劳动就业关系。

第二，是否建立了劳务合同关系？

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在实习单位仅仅是一些见习活动，没有正式的岗位和正式的工作，一般也不创造社会财富。但是，也不排除实习生在实习期间确实通过自己的智力活动为实习单位提供了创造财富的劳动成果，比如学外语的大学生为单位做了翻译类的工作，中文系的学生为出版社做了出版校对工作等等，这种情况下，应该认为实习生其实已经与单位间产生了劳务合同关系，也即实习生为单位提供了劳务，实习单位获得了学生劳动力的付出，所以应该向学生给付劳务报酬。但需要明确的是，劳务关系不同于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双方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也即可以由《劳动合同法》来调整的劳动法律关系；劳务关系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是由民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劳务关系将不能享受社保金待遇以及劳动关系终止时的法定补偿金等。

疑问二：毕业实习期间实习生是否享受最低工资待遇？

最低工资待遇是指我国《劳动法》第49条规定的用人单位给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时的最低标准，具体数额由国家有关部门每年公布，用人单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给付工资将被视作违反法律规定，必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但最低工作标准的给付前提是双方具有劳动关系，如上述分析可见实习生与实习单位并非劳动就业关系，所以也不存在单位必须给付最低工资待遇的法律要求。一般情况下，实习期间不少单位会视情给予实习生一些交通费、餐费补贴或其他津贴等，但这不属于工资类劳动报酬。即使实习生给实习单位提供了劳务，单位应给予劳务报酬的，但具体标准也将视情形而定，不存在根据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务报酬的规定。那么如何对学生所付出的劳务有个合理的报酬呢，笔者建议实习生可以和实习单位就劳务报酬事先进行协商约定，有效约定是受法律保护的，对于约定的报酬单位就产生了法定的给付义务。（来源：法务前沿）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法律界定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法律界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诸多不法分子或利用合同诈骗，或利用合同欺诈行为侵害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直接或间接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如何正确区分和把握合同诈骗罪和合同欺诈行为，是一项具有探讨性的法律问题，因为它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对定罪量刑有重大的影响。笔者在阅读相关材料之后，了解到刑法界对于两者的区分，主要有以下观点：

观点一：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欲利用合同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而经济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只是通过合同进行正常经济活动从而取得经济利益。1

观点二：民事合同欺诈行为，虽然有欺诈的因素，但一般限于产品质量或其它与该产一种经营活动中的经济行为，而品有关的方面，这种行为毕竟是一种经营活动中的，而合同诈骗罪本身不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是为了骗取财物，行为人根本就没有经营和交易的愿望。两者的区别是根本性的。

观点三：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最本质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主观上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无此种目的，是区分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之一。”

上述观点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不难看出，都是将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界限的关键，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笔者经过归纳总结，得出两者之间主要存在着以下差异：

1．两者的行为性质不同

（1）合同欺诈行为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民事纠纷。：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3项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欺诈是指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以合同为媒介，故意虚构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促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从而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合同欺诈是触犯民法与经济法的违法行为，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因欺诈而生成的民事行为无效或可撤销。

（2）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刑事犯罪行为：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的主要法律特征如下：第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该行为既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又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第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欺骗手段，骗取对方信任，并利用对方误签的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行为；第三，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为目的；第四，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成为该罪的主体。

2．两者的主观故意不同。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一个最主要、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二者主观目的的不同。也可以说，这种区别就在于是否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其主观是直接故意。合同欺诈行为的故意体现在行为人通过虚假行为来妨碍对方意思表示的自由。换言之，合同欺诈行为的故意涵盖了两层意思：第一，使被欺诈人陷于错误认识的故意；第二，使被欺诈人基于错误认识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故意。至于是否因此而使自己或者第二人取得财产上的不当利益或者使对方遭受到财产上的损失，则在所不问。合同欺诈行为人主观上只是意图通过采取欺骗手段，使对方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合同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为了增加利益或减少损失，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3．两者的社会危害性不同。

一般说来，合同欺诈所涉及的数额都比较少、情节轻微，只是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社会危害性较小。而合同诈骗罪则不然，必须是诈骗数额较大、巨大或者特别巨大，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否则，就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4．两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同

合同诈骗罪属于刑事犯罪行为，行为人不可避免地应承担刑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这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并非任何个人自由意志的选择。我国刑法遵循罪行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各种具体的合同诈骗罪，均规定了具体的刑种和幅度。即数额较大，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且要注重罚金刑的适用，因为在这种经济类的犯罪中，犯罪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获得非法经济利益，使犯罪行为人在经济上遭受严惩、重罚，以提高刑罚的效率，有效遏止此类犯罪的发生。

而合同欺诈属于民事违法行为，须承担民事责任，属于合同责任的范畴。采取欺诈手段签订的合同被确认无效后，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双方已确立的权利义务随之无效。合同尚未履行的，不得履行，正在履行的，应当立即终止履行，合同所涉及的财产依照法律规定作如下处理：当事人依据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对方。如果标的物已不存在或者已被第二人合法取得，不能

返还时，可用赔偿损失的办法抵偿。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而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追缴双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

总之，要区分合同中的欺骗行为属于刑事诈骗还是民事诈欺，首先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行为人的行为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我们判定其是否具有此种目的提供较为客观的线索。当行为人确实具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并实施了欺骗行为时，其所侵害的财物的数额才能成为判断该行为为刑事诈骗或民事诈欺的决定性因素。

第四篇：如何界定政治文明与民主宪政的关系

文章标题：如何界定政治文明与民主宪政的关系

政治文明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以来，一直是政界和学界讨论的热门话语。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政治文明的含义，阐释了政治文明的意义。那么，从政治学的角度如何理解政治文明的概念，如何界定政治文明与民主宪政的关系，这是政治学家应当予以回答的问题。

政治文明的界定

从

政治学的角度看，文明既可以用来说明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可以用来概括实现良好秩序的政治发展过程。简言之，政治文明就是指政治生活脱离“自然状态”（或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的过程和成果，它意味着良好的公共秩序的建立，合理的制度与规则的形成，普遍认同的公共权威的确立，政治社会行为（无论是个体的，还是团体的，抑或政府的）的合理规制，个人和团体权利的切实保障。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社会契约理论提供了文明政治的理论解释。按照这一理论，自利自爱是人的本性，自利的人们相处的状态属于“自然状态”，那是一种互相疑惧、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追功逐利不择手段；由于每个自利的人受到同样自利的人的反制，为了避免彼此无休止的猜疑和残杀，人们形成约定，确立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并组建公共权威（政府）来惩治那些违反规则的人。人类由此摆脱自然的野蛮状态，过上了有组织的文明生活。因此，政治文明就意味着人们过一种契约式的、彼此信赖的、有秩序的公共生活。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与博弈论（Gametheory）也为文明政治提供了理论论证。根据这种理论，在彼此缺乏信任与合作的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个人利益的最大受损；保障个人利益的最大受益在于行为者相互达成默契和信赖，形成合作关系，确立和遵守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因此，政治文明就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本着合作态度，确立并遵守和维护共同的行为准则，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社会准则的有效性。从理论上说，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被用来创制和捍卫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因此，政府制度的安排和设计水平集中体现了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现代化理论（Politicalmodernization）以及当代政治发展研究（Politicaldevelopment）为文明政治的演进过程提供了分析框架和许多实证性研究结论。根据这些理论，随着人类生活范围由家庭/村落，到民族国家，再到超国家地域的扩展，政治生活形态也经由家族治理，到国家治理，再到全球化治理不同模式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传统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手段不断得到改造，建立在父权、族权、神权、王权基础上的政治体系，被建立在民权基础上的现代民主宪政体制所取代，传统政治的实力强权政治原则逐步受到约束，而平等人权原则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政治文明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方面。在理念方面，意味着平等、协作和宽容等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共识的普遍形成；在制度方面，意味着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推行；在行为方面，意味着社会普遍奉行合作主义和诚信原则，合理健全的法律、经济、政治、宗教、道德等多重机制有效约束政治行为、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

民主宪政：政治文明的路径

政治文明是人们摆脱政治野蛮冲突，实现政治合作的过程。如果说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象征的政府的出现是人类摆脱自然无序状态而进入社会有序状态的第一次飞跃，那么，民主宪政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从人类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政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以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标志的。因此，民主宪政被看成是衡量现代政治文明程度的首要标准。

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ism)，简言之，就是通过宪法和法律确立与维持对社会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实施有效控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

我国宪法学家张友渔先生曾经指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因此，宪政主要关涉两种关系：（1）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与权利的关系；（2）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与权力的关系。在前一种关系中，宪政要求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限制，以免政府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在后一种关系中，宪政要求政府内部权力平衡制约，以免个别权力独大而走向专制。所以，宪政的核心可以理解为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限制“公权”与保障“私权”。

从民主宪政制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实行宪政的宗旨在于废除或防止专制独裁，保障公民权利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宪

法和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权力的产生和运行方式，本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尽可能使权力分开并互相制约以防止专权；（2）宪法和法律也明确规定公民权利范围，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并本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原则，通过让公民行使选举权、言论、集会等自由权以及广泛的监督权，保证公民对政府的有效控制；（3）宪法和法律还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包括政党

和一切政治和非政治性社会团体，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本着社会自治和自主的原则，允许其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团体利益。

综上所述，宪政必须以良好的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到目前为止，宪法至上原则，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法治主义原则，分权制衡原则，有限政府原则等，被认为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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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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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二章 借款合同

第一百九十六条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一百九十七条 借款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合同的内容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

第一百九十八条 订立借款合同，贷款人可以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担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

第一百九十九条 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

第二百条 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第二百零一条 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

第二百零二条 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贷款人定期提供有关财务会计报表等资料。

第二百零三条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

第二百零五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六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第二百零八条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按照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

第二百零九条 借款人可以在还款期限届满之前向贷款人申请展期。贷款人同意的，可以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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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第二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十条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1月26日）

122．公民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生活性借贷利率。如因利率发生纠纷，应本着保护合法借贷关系，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有利于生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原则处理。123．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有约定偿还期限而借款人不按期偿还，或者未约定偿还期限但经出借人催告后，借款人仍不偿还的，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应当予以准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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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 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 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 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二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十三条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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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第十五条 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十八条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

（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

（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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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

（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

（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条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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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追账款、智能合同服务 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第二十五条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第二十六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第三十二条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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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贷款通则（1996年6月28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第二条 本通则所称贷款人．系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本通则所称借款人，系指从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取得贷款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

本通则中所称贷款系指贷款人对借款人提供的并按约定的利率和期限还本付息的货币资金。本通则中的贷款币种包括人民币和外币

第六十一条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