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际关系的重新梳理与界定解读

第一篇：府际关系的重新梳理与界定解读

府际关系的重新梳理与界定

【摘要】在信息化潮流中，立足于传统条块关系研究府际关系已落伍于时代，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型府际关系才是大势所趋。本文基于法理视野以宪政之维阐释府际关系的源流，进一步延展其研究范畴，其着重探究多元交叉的网络型府际关系的发展脉络。府际关系源于科层制而又羁绊于此，从法治层面破除等级制窠臼的束缚，摸索出有效协调网络型府际关系的治理方略是符合中国情境的善治之路。

【关键词】法政时代；府际关系；行政主体；宪政之维

府际关系自政府产生以来即已有之，传统科层制下行政系统被划分成条条块块，政府间关系被分成纵向和横向两种类型。信息化潮流下府际关系愈来愈错综复杂，表现出多元化、交叉化、网络化趋势而需要从三维乃至多维角度探讨，最终形成网络状立体研究范式。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部委之间、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部委之间、地方职能部门与中央部委之间关系，尤其是纵横交错、互不隶属的府际关系日益彰显，省、市、县、乡镇等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地方职能部门等多元行政主体关系趋于复杂。本文从行政立法来衡量，根据职权立法的国务院、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省级政府、较大的市政府）间关系，其行政行为因授权立法而戴上法律面具，从宪政法治之维探讨府际关系也就蕴含着依法行政的意义。从行政主体和行政立法主体视角阐述，可明晰法理纹路从而明确职能权限和法律责任，弥合府际争议从而整体协同的服务民众，推动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和实现多方共赢。

一、国内外府际关系的发展状况

政府间关系自始即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义、倡导平等。

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成立的缘由即为协调各州之间关系以整合力量进而谋求独立，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政府与州、州与州之间的关系，后又不断通过修正案予以补充整理。古典自由主义年代政府恪守“守夜人”职能并为资本运行保驾护航，政府间彼此相安无事。各州之间随资本扩张而产生利益冲突且难以靠自身力量协调，据宪法第1条第8款“国会有权管制同外国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业”成立州际商业委员会，宗旨是协调各州间关系并为公众提供运输服务；以后又成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等。美国国会成立政府间关系委员会，通过政府间合作法案授权项目；随着新自由主义回归逐步关注政府间协调合作，尤其是政府间横向交流；信息化时代则关注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网络化的趋势。美国府际关系协调始终有秉持公义的司法体系予以保障，通过司法审查和判例法形成完善统一的法律秩序，通过公民政治团体保障地方自治和民主治理，有效地限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扩张，达成均衡、信任、互利、协作状态。实践出真知，美国一直有“超级地方主义”（主张多中心分散治理，关注政府效率、效力和责任心）和“巨人政府”（主张造就统一的、强有力的、管理整个地区的都市政府，关注市民文化的健康和社会公平）之争。[1] 我国学者林尚立认为：政府间关系是各级地方政府间和各地区政府间的关系，包括纵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地方各级政府间关系和横向各地区政府间关系。政府间关系划分为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其中纵向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政府间关系的中轴。政府间横向关系主要指地方政府间关系，我国传统政府间关系模式以条块为基础，横向关系也指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2]谢庆奎认为：府际关系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它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各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3]陈振明认为政府间关系是指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包括纵向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同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非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关系。陈振明认为部门是各级政府的机构，是次于政府的行政主体，政府部门作为变量而会趋于淡化，故而把部门之间关系排除在府际关系之外。[4]基于横向角度探究府际关系的学者有陈瑞莲、张紧跟和刘亚平，陈瑞莲的《区域公共管理导论》阐述了区域政府间竞争和协调策略；张紧跟的《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研究协调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及治理绩效，对府际争议协调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另有系列论文从各视角分析中国横向地方政府间关系。法学角度探讨府际关系问题有：罗豪才、宋功德的《软法与公共治理》从公域视角以开放吸纳精神借鉴西方宪政法治精神，以欧盟为例对协调府际关系做出有益探讨；薛刚凌的《论府际关系的法律调整》则将府际关系纳入法治范畴。

二、府际关系内容填充及发展脉络

“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笔者以宪政之维整理出法治情境下的府际关系发展脉络，试图探寻出法学角度下的府际关系研究新路径。林尚立从纵横向分析府际关系，谢庆奎则对府际关系做出划分限定，陈振明着重描述网络关系。以上学者并未将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间关系涵盖其中，尤其是有立法资格的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未予以研究，这从行政主体理论而言有所疏漏；未将中央政府与中央部门之间关系列为府际关系，而中央政府和中央部门都是行政立法主体，将其排除在府际关系研究之外未免有失偏颇；地方职能部门是行政主体，其与无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门之间关系也被忽略。从狭义政府理解，各国中央各部一般被授权立法，政府部门随着政府专业化的增强而逐步扩权，完全可以形成自身利益且短期内难以消除，政府部门会随着政府的消亡而淡化，但政府部门将长期存在且不可或缺，故将中央部门与有立法资格的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不予探究显得缺憾。政府间关系的简明定义是：政府之间以及它们的机构之间的联结、互动、相互依存以及公共官员之间的相互影响。该定义中的机构明显是指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都是可独立承担责任的行政主体，其间产生的关系当然可视为府际关系；中央政府与政府部门间关系亦然。

国内外对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缺乏研究，而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之间关系日渐凸显。从中国的省部级层面考量，府际关系有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之间、省级政府之间，多元的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之间关系，可见府际关系研究的纷繁复杂。譬如江河湖海治理，本已涉及多个地方政府，又牵涉到水利部、环保总局、安监总局等的职责利益，愈加难以理出头绪，从微山湖等跨省湖泊的活性困境可见一斑。又如房价居高不下可观摩出多元行政主体之间利益难以协调，虽有中央政府动员九部委遏制房价上扬，这涉及到地方政府、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税务总局等部委的利益，终究成效甚微甚至房价疯涨；究其根本原因，土地出让金可不受人大预算监督，分税制后“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并无过多税源，只能从土地出让金中获益并乐此不疲。监督部门与被监督部门间关系微妙，2007年5月安监总局责令河北省政府向国务院作检查；审计署刮起审计风暴揭出诸多问题。省际社会保障不统一导致府际关系问题凸显，又需要劳动保障部的协同，多元府际协商与合作乃至联署发布消息成为当务之急。劳动保障部和卫生部联合发布关于乙肝歧视问题意见。[5]具体执行则靠地方政府的努力，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难以割舍的联系。

对府际关系做出具体诠释。府际关系指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多元主体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关系。纵向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与政府部门之间关系，有统辖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而上级往往有数个下级，多元关系难以协调，尤其是跨级别的府际关系难以处理；横向有同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多元主体关系亦涵盖其中；网络化时代的府际关系早已超出纵横向的条块关系基础，已呈现出非常规的网络状发展趋势，互不统辖的地方政府间、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交叉府际关系纵横交错，有隶属关系及无隶属关系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府际关系也屡见不鲜。之所以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纳入府际关系之中，在于中国传统的基于条块基础的十字型府际关系将长期存在。而宪法第90条赋予中央部委立法的职能，地方组织法第60条规定特定地方政府有立法权，这为中央部委和特定地政府的行政行为奠定了法理基础。

府际关系经历了纵横向的十字型条块关系、斜向府际关系，而今则是纵横交错多元的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甚至有中央政府介入，在当前中国法治不完善，司法体系难以介入行政协调的情境下，行政系统内部难以协调自身矛盾，中国府际关系研究进退维谷，职能不清、权责不对称导致无法理清脉络，尤其难以应对网络化的多元府际争议。仅靠科层制下的条块关系或某一种分析策略难以识别“庐山真面目”，网络型政府探究要用合理的方法，如同缫丝流程需要把蚕茧置入热水蒸煮，而后才能抽出丝以条理明晰；府际关系梳理的关键一步如蚕茧在热水浸煮的过程，即为法律视角阐释。正如威尔逊所言，我们仅仅需要用宪法把它加以过滤，只需要把它放在批判的文火上烘烤，并把其中的外国气体蒸馏掉。[6]

三、府际关系填充的法理依据

从行政主体阐述府际关系，是从具可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探析，以保障权责对称并促进依法行政为原则。美国前任大法官杰克逊指出：“行政机构的兴起或许是上世纪以来发展的最有意义的法律潮流，而今天除去对行政决定的审查之外，行政机构所作出的决定甚至比法院所作出的所有决定可能更有价值。”[7]作为普通法系的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美国总统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总统和行政机关还可根据国会授权行使授权立法权，授权立法的对象主要是总统、各部和独立行政机构，有时也授权司法部门。议会对授权立法之目的、内容和范围加以规定，法院要求被授权的行政部门遵守行使权力的规则。[8]美国各部被授予立法权而具备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这就将州政府与联邦各部的法律关系推向前台，三权分立的美国府际关系有联邦最高法院协调。英国1946年制定《行政法规法》，部长和地方政府皆可根据委任立法制定法规。[9]英国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也存在立法冲突的可能。德国《基本法》第80条第1款规定：“法律可授权联邦政府、联邦部长或各州政府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规。”联邦部长和州政府皆可立法，难免产生立法争议。法国部长一般不会被委任立法，但部长可通过副署权影响规章制定，现在行政法官允许部长在不削弱法官判断权的前提下发布指令。[10]法国各部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是府际关系。从国内外研究归纳，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理所当然的应当是府际关系，而多元的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研究也涵盖进府际关系的研究范畴。

中国行政生态环境可从独立承担责任的“行政主体”和披上法律外衣的“行政立法主体”两条脉络阐释。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国家行政权，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地承担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责任的组织。行政主体分类：外部行政主体与内部行政主体、中央行政主体与地方行政主体、职权行政主体与授权行政主体、地域性行政主体与公务性行政主体。[11]行政主体依职权范围分为：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地方各级政府，地方政府的派出机关，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12]无论行政主体如何划分类型都是独立承担责任的行政组织。行政立法主体是依法取得行政立法权，可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国家行政机关。据宪法、组织法及《立法法》等规定，我国行政立法主体为：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较大的市的政府。行政立法权限分为：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间的立法权限划分和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立法权限的划分；行政机关立法权限划分又分为国务院与中央部门立法权限的划分，国务院与特定的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权限划分。[13]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只有权力分配而缺乏相应制约，权力被分割的七零八碎却被法律承认。国务院、各部委和特定的地方政府是职权立法，国务院和各部委制定的规章适用范围涵盖全国，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适用于地方；在立法权限划分不明确的情况下，各行政立法主体制定行政规章时力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行政法规之间存在大量冲突。中国《立法法》第82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有同等法律地位，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之间关系是府际关系。

四、府际关系协调的现实困境及协调之路

法治是现代国家之根基，步入法政时代的中国唯有立足于在分权制衡基础上才能厘清府际关系的脉络，基于宪政提出调解之道就被赋予了新的涵义。由《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知，行政区域变更并非易事。中国中央部门随国务院改革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新成立的部委涵盖以往职能且同样具有立法地位，故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也需要协调。从法律角度探析府际关系的困境，如罗素所言：“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法律依赖社会舆论和人心的程度，甚至超过它依赖于警察权力的程度。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拥护，是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法律漏洞致使府际关系处理陷入困境。宪法第89条规定了国务院的职权，第90条规定了部委的权限，107条规定了地方政府的权限；可并未明确划分权限，职能定位不清晰导致众多行政立法主体不顾大局甚至各自为战。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职能交叉重合，多元利益难以协调，具体事宜很容易陷入多头领导或互相推诿的境地。《立法法》第72条：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中国法律规定部委联署发布法规，也规定了协调办法。但部委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协调并未阐述。第86条第3款：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仅由国务院协调陷入难以秉持公正的泥潭中，因此河流难以治理及跨界区域问题困境重重。在排除司法介入且缺乏问责制的情况下，难以监督中央部委及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立法冲突已成为当前行政立法的难解之题；法院断案甚至需要参照部委规章，从程序上破坏了公义。城市建设、资源环境、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府际争议早已超出了空间范围的限制，多元府际关系格局日益复杂。

中央部委作为有立法资格的行政主体不断扩张权力，从中央到地方、从权力机关到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缺乏系统、合理的法律规范来限制，现有的《立法法》对授权立法的规定并不清晰，对违规立法的惩戒措施尚未明确。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授权立法，可通过司法控制、立法控制和其他控制手段予以防范。[14]在宪政法治的框架下，府际关系处理因制度保障而游刃有余。西方国家的独立管制机构开创了有效处理府际关系的路径。独立规制委员会是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的机构，既制定规则又执行规则还裁决纠纷，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德国德意志联邦银行等。独立管制机构是权力混合体，符合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有较强的独立性；超然于三权分立而难以划入传统的国家机关之列，被称为联邦政府中“无头的第四部门”，即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部门。[15]独立管制委员会隶属于行政系统，却由国会立法创设，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其成员由总统任命，但并不对总统负责，总统几乎不能干涉其工作，也不能任意免除其委员。对于国会和最高法院来说，第四部门需对授权负责而并无独立可言，可超然的摆脱行政权限制而有效协调。

从新公共管理视角检视府际关系发展的脉络。中央政府与政府部门被认为是上下级而研究甚少，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关注不多。政府部门起到不可替代的统筹与专业化作用，作用不容小觑。府际关系有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地方职能部门始终参与地方政府决策和地方政府关系协调，多元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交织在一起。中央政府与中央部委关系需要协调处理，中央部委的合法权益应该保护。必须摆脱条块思维定势而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间权力分配明确并各司其职，彼此信任并精诚合作。善治的过程是国家权力的回归和还政于民过程。[16]通过宪政和法治基点的限权问责，部委与地方政府多头领导的网络政府，改革政府机构并促进政府网站交流，转移政府职能和树立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整体政府理论则注重协调中央部门间、部委与地方政府间以及地方政府间的协作，跨部门协作甚至为解决特殊问题或提供公共服务而成立联合机构；协同政府通过纵横向协调消除政策抵触，使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合作从而为公众提供无缝隙服务。中国府际关系研究纷繁复杂，多元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间关系难以深究，从法律视角阐释府际关系成因，走有效的规制与解制之路。基于分权制衡和法学探析一目了然乃至深入人心，可从根本上分析府际关系的成因并促进依法行政，据此分析纵横向的十字型府际关系、斜向府际关系乃至网络型府际关系也就洞若观火，强调社会公义、宪政法治、理解信任、透明开放等理念，着重从法律及制度设计层面考量，突破仅从经济和行政区划层面研究府际争议的窠臼，而从制定善法和协议的角度衡量，梳理府际关系的内涵、意义、方式就得心应手，府际关系协调自此出现新的曙光。

参考文献：

[1]尼古拉斯o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华夏出版社，2001年，P371-378．

[2]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P14-19 [4]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44-145．

[5]刘丹华、郝阳、贾继东.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问题[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xiexiebang.com/zxft/ft35/，2007-7-13.[6]伍德罗o威尔逊．行政学研究[J].国外政治学，1987（6）；1988（1）．

[7]联邦贸易委员会诉罗勃罗依德公司[N].美国法律报告343卷，P470、487．

[8]沈宗灵．比较法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224-225． [9]胡建淼．比较行政法[M].法律出版社，1998年，P89-94． [10]古斯塔夫o佩泽尔．法国行政法[M].廖坤明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P121．

[11]胡锦光．行政法学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P26-28． [12]胡建淼．行政法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56-58． [13]张世信．行政法总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34-136．

[14]陈伯礼．授权立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P244-245． [15]王名扬．比较行政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P198-206．

[16]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P11．

第二篇：如何界定政治文明与民主宪政的关系

文章标题：如何界定政治文明与民主宪政的关系

政治文明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以来，一直是政界和学界讨论的热门话语。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政治文明的含义，阐释了政治文明的意义。那么，从政治学的角度如何理解政治文明的概念，如何界定政治文明与民主宪政的关系，这是政治学家应当予以回答的问题。

政治文明的界定

从

政治学的角度看，文明既可以用来说明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可以用来概括实现良好秩序的政治发展过程。简言之，政治文明就是指政治生活脱离“自然状态”（或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状态”的过程和成果，它意味着良好的公共秩序的建立，合理的制度与规则的形成，普遍认同的公共权威的确立，政治社会行为（无论是个体的，还是团体的，抑或政府的）的合理规制，个人和团体权利的切实保障。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社会契约理论提供了文明政治的理论解释。按照这一理论，自利自爱是人的本性，自利的人们相处的状态属于“自然状态”，那是一种互相疑惧、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追功逐利不择手段；由于每个自利的人受到同样自利的人的反制，为了避免彼此无休止的猜疑和残杀，人们形成约定，确立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并组建公共权威（政府）来惩治那些违反规则的人。人类由此摆脱自然的野蛮状态，过上了有组织的文明生活。因此，政治文明就意味着人们过一种契约式的、彼此信赖的、有秩序的公共生活。

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与博弈论（Gametheory）也为文明政治提供了理论论证。根据这种理论，在彼此缺乏信任与合作的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个人利益的最大受损；保障个人利益的最大受益在于行为者相互达成默契和信赖，形成合作关系，确立和遵守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因此，政治文明就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本着合作态度，确立并遵守和维护共同的行为准则，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社会准则的有效性。从理论上说，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关，被用来创制和捍卫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因此，政府制度的安排和设计水平集中体现了政治文明的程度。

政治现代化理论（Politicalmodernization）以及当代政治发展研究（Politicaldevelopment）为文明政治的演进过程提供了分析框架和许多实证性研究结论。根据这些理论，随着人类生活范围由家庭/村落，到民族国家，再到超国家地域的扩展，政治生活形态也经由家族治理，到国家治理，再到全球化治理不同模式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传统的政治制度安排和政治手段不断得到改造，建立在父权、族权、神权、王权基础上的政治体系，被建立在民权基础上的现代民主宪政体制所取代，传统政治的实力强权政治原则逐步受到约束，而平等人权原则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政治文明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方面。在理念方面，意味着平等、协作和宽容等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共识的普遍形成；在制度方面，意味着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推行；在行为方面，意味着社会普遍奉行合作主义和诚信原则，合理健全的法律、经济、政治、宗教、道德等多重机制有效约束政治行为、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

民主宪政：政治文明的路径

政治文明是人们摆脱政治野蛮冲突，实现政治合作的过程。如果说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象征的政府的出现是人类摆脱自然无序状态而进入社会有序状态的第一次飞跃，那么，民主宪政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从人类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政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以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标志的。因此，民主宪政被看成是衡量现代政治文明程度的首要标准。

所谓宪政(constitutionalism)，简言之，就是通过宪法和法律确立与维持对社会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实施有效控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

我国宪法学家张友渔先生曾经指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因此，宪政主要关涉两种关系：（1）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与权利的关系；（2）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即权力与权力的关系。在前一种关系中，宪政要求对政府权力进行法律限制，以免政府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在后一种关系中，宪政要求政府内部权力平衡制约，以免个别权力独大而走向专制。所以，宪政的核心可以理解为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限制“公权”与保障“私权”。

从民主宪政制度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实行宪政的宗旨在于废除或防止专制独裁，保障公民权利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1）宪

法和法律明确规定政府权力的产生和运行方式，本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尽可能使权力分开并互相制约以防止专权；（2）宪法和法律也明确规定公民权利范围，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并本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原则，通过让公民行使选举权、言论、集会等自由权以及广泛的监督权，保证公民对政府的有效控制；（3）宪法和法律还明确规定社会组织，包括政党

和一切政治和非政治性社会团体，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并本着社会自治和自主的原则，允许其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团体利益。

综上所述，宪政必须以良好的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到目前为止，宪法至上原则，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人民主权原则，法治主义原则，分权制衡原则，有限政府原则等，被认为是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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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投资信托与借贷关系的法律界定

投资信托与借贷关系的法律界定

【核心观点】

在投资活动中，应当准确认定投资信托、隐名投资等法律关系；除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外，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正确处理类似纠纷，以保护真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精品案例】

A公司系某省农科院研究所所出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除拥有200余亩房地产开发用地资源外，没有其他经营资产。研究所经其上级主管机构批准，拟定以对外出让公司股权的形式对其建设用地资源予以处置。

2006年8月，刘某在得知A公司股权出让的商业信息后，即邀约B公司共同出资参与A公司的股权收购。刘某与B公司口头协商约定：刘某以200万元现金作为出资，与B公司合作参与收购。之后，B公司又邀约唐某出资500万元、胡某出资800万元，自筹资金1000万元，合计2500万元。刘某、唐某、胡某按其约定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后，便成为B公司参与A公司股权收购项目的隐名出资人。

2006年12月，B公司联合C公司以8500万元的价格收购A公司并取得100%的股权。并购成功后，B公司和C公司双方协商：（1）以C公司股东李某名义与出让方签订出让协议，且作为A公司唯一股东；（2）以 A公司名义将200余亩建设用地开发“阳光水岸房地产项目（下称阳光水岸项目）；（3）B公司享有该项目49%的股份，C公司享有51%的股份。2008年8月，B公司在阳光水岸项目一期工程竣工并实现利润后，不仅全额收回了投资，还获取了6000余万元利润。在2009年9月第二期开发实施中，B公司又以净收取5000万元利润的形式，将其在该项目上49%的股份以及第二期开发的收益权转让给了C公司。B公司在收回投资款和实现巨额利润回报后，与刘某就退还投资款和利润分配事宜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欠到阳光水岸项目投资款及分红款800万元”的欠条；与唐某、胡某尚未结算。之后，因B公司以隐名参与人的出资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为由，除愿意退还出资本金和法定利息外，拒绝按各方的出资约定和结算确认额度履行利润分配义务，酿成纠纷。

【法义精研】

针对此案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B公司与刘某等人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刘某等人在出资后由B公司出面参与收购，应当主张他们与B公司之间建立了投资信托关系。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并就借贷关系与投资信托法律关系做如下分析：

一、借贷与投资的界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参与人依据自愿公平等合法性规定订立的合同，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据民商事活动中奉行“无禁止便可行”的原则，如何区分个人给付公司的资金是属于借贷还是投资，对于保证同类案件中双方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两者资金投入形式不同。借贷一般是通过签订借贷协议或者出具借贷单据的形式入公司的应收帐款项；投资一般是通过制定投资协议或者内部约定等形式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第二，两者产生的主体地位不同。出借人只能成为公司的债权人，行使的是债权，不能控制公司的经营等日常事务；投资人则成为公司的股东，行使的是股权，可以间接或直接参与公司事务，影响并控制公司的经营。第三，两者收益的表现不同。借贷的收益通常表现为利息的给付――财务费用；投资的收益则表现为利润的分配――未分配利润。最后，两者资金投入的后果不同。借贷人在借款到期后可以要求公司返还借款，不论公司是否盈利亏损，都有权取得借款的本息；投资人资金一经投入则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且在公司的盈利或亏损后，都只能根据公司的状况取得利益分红或者承担亏损的风险。

综上所述，区分借贷与投资的重要标准在于提供资金方是否向接受资金方收取固定收益，行使何种权利。具体到本案中，虽然刘某等人未与B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但是，他们均以阳光水岸项目为投资目标履行了约定的出资事务，且通过B公司对其出资进行信托管理，完成了该特定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利润回报，B公司为刘某出具的财务结算（欠条），应当是在双方履行出资口头协议后的书面补充协议。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借贷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之规定，B公司若欲证明刘某等人向其提供的资金，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的事实，必须对上述证据进行证伪（对欠条的真实性提出抗辩，或者证明欠条系在被欺诈、胁迫情况下形成），并提供真实、合法的关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

二、如何解析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由于商业活动和投资心理的复杂性，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股东直接持有股份的单一模式，出现了隐名股东间接持股、投资信托支配财产等多种出资模式。由于形式要件的缺乏和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如何界定投资人在资本运作中的事实法律关系，是实务中的难点。《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实务中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要求以善意为出发点，以公平为结果，推定它的应有之意，以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根据《合同法》的此项精神，笔者认为：本案中刘某等人向B公司的出资行为，应当属于投资信托。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本案中，刘某等人通过B公司对阳光水岸项目的投资是自上形成了一种投资信托关系。现根据我国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的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本案双方的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1）信托财产及财产权的转移是成立信托的基础。委托人与受托人存在着的投资协定，是委托人证明其交付受托人实际财产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刘某等和B公司首先就出资事宜存在口头协议，在刘某等划拨款项至B公司名下时已形成了信托财产的转移；而后，B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实际出资者的身份与出资事实，双方形成了实质上的信托关系。就此，应当确认刘某等出资者的主体资格。

（2）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提出信托行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代为管理信托财产，并以自己的名义按委托人所提出的要求将信托财产利益转移给受益人；在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财产的运作范围进行运作后，受益人享受信托财产利益，同时受托人亦不承担由此发生的信托财产亏损。本案中，需要指出的是，刘某等人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是为了通过B公司完成对A公司的股权收购，与B公司形成对外投资的信托关系。B公司将刘某等人的投资款参与阳光水岸项目的开发，实质上是一种对受托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

（3）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区别管理，分别记账。即使受托人与委托人有着相关联的投资载体，但就信托财产部分与固有财产部分应该区别记账，以保护受益人的权利。本案中，B公司和刘某等人分别出资以B公司的名义进行了投资行为，根据此笔资金的支配方式及B公司出具的欠条来看，B公司是承认刘某等人对投资的收益权的，根据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分别记账的规定，B公司理应将信托财产取得的收益交付刘某等人。

由此可见，本案中刘某等人的资金流入并非属于借款，根据B公司在协议前后的行为，可以明确刘某等人是享有投资信托收益的，B公司在收回共同投资项目的投资款并获取巨额利润后，不向委托人分配利润，违反了《信托法》第四十四条中受益人自信托生效之日起享有信托受益权的规定。侵犯了刘某等人作为投资信托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收益权。师安宁 法律硕士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第四篇：浅谈“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的关系

浅谈“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的关系

剑斗中心小学 吴圣记

近几年来，语文界对文本解读的研讨正如火如荼，涉及到宏观理论层面与微观的策略、路径与方法的层面。但是，具备文本解读能力仅仅是上好一堂语文课的基础和前提，这只是教师专业性构成的核心元素之一。文本解读可以也应该是多元而独特、丰富而深刻的，但教师是否需要把自己解读的丰厚内容都要纳入到实际的教学设计之中呢？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有什么区别和内在关系？

首先，文本解读不等于教材解读，不等于文本的教学解读，文本解读不会自动生成为教学设计。考察“解读”一词，有“分析、研究、理解、体会”等意义。文本解读其实就是教师对文本人文性和工具性两个维度展开的分析理解与体会揣摩。文本解读能力的高低优劣，考量的是教师本体性知识的丰厚与肤浅，凸显的是教师文学鉴赏能力水平。它是语文教师必备的基本能力，是教师进行创造性教学设计的前提，也是引领学生展开深入对话，灵活应对驾驭课堂的基础。

然而，解读有深度与创见并不能保证你的教学设计就一定是高效的。虽说教学的深度取决于教师个人对课文理解的深度，可不要忘了，教学的创造性与有效性更要取决于教师研读课文的一双慧眼。因此，文本解读还必须还原为文本的教学解读，对文本价值进行二度开发与创生，或者说把文本的“原生价值”转换、生成为“教学价值”。这是一个课程价值、教材价值与教学价值相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对教学内容的选择，重难点的确定，教学流程的整体考虑与设计，教学策略与方法的运用等问题。总之，要求教师把解读之所得----意义的理解、生命的感悟、审美的体验、语言的品味等还原为教材解读，转化为适宜的教学内容，体现出文本解读的教学价值，实现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的对接。这才是教师更重要的专业的不可替代性，也是新时期对教师基本功提出的更高要求。教师要把解读文本所感所悟有效地转化、生成为符合学生实际需要的问题与语文训练活动，设计以学生的“学”为基点的教学活动，充分考虑文本的教学价值，它对于学生情感熏染、人格提升和语文能力培养的独特作用。

因此，文本解读应转化为有效的教学设计。其实，在文本的教学解读过程中就已经隐藏着教学设计的元素，或者说已经对教学设计有一个粗略的考虑。这里强调的是，把教师粗糙的、不成型的设想定格、细化，上升到一定的理性认识并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教学设计时应聚焦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取舍与鉴选。

面对解读所得的深刻而丰厚的内容，哪些是应该纳入到教学设计之中，这需要取舍与鉴别、比较与选择，需要教师对文本解读作教材化、教学化处理，对其进行梳理、重构、整合，在通过恰当的方式加以呈现。取舍与鉴选实际上就是对课文教学内容的把握与教学目标的设定，这是确保阅读教学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的首要条件。取舍与鉴选的标准是学生的现实起点与实际需要、文本的特点与核心教学价值。具体说来就是要充分考虑学生已有的知识背景和认知水平，分析学生的阅读初始体验以及文本的核心教学价值，寻找到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 的可能途径与接口。

第二，整合与重构。

其要义是，把教师解读文本的所得进行分类、归纳、去粗取精，并从教学内容整体的视域（指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和学生的实际需要来考虑教学设计，对教学内容进行重构与整合，形成教学组块，融人文性熏染与工具性价值于一体，言意兼得。整合的另一层含义是教学活动的精心组织与安排。优秀的教师往往能够在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的需要，将各种单一的教学活动加以整合，形成一个个教学活动板块，每个板块围绕一个核心目标，融合多种教学活动，在达成核心目标的同时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语文能力。

第三，精心设计问题。

这需要教师把解读文本浓缩后的精华，还原为恰当的问题情境，从而引发学生积极的参与、思考与讨论。问题的设计应基于整体的思路，这样的问题往往是高屋建瓴、统领全文，思维跨度比较大的，是文章的关键所在，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它有助于学生整体感知课文内容并能引向对部分的深入探究，形成教学板块。提炼这样的问题需要大视野、大境界、大手笔，更需要一种教学的灵感与直觉。基于对文本整体把握与详尽解读，或从文章的主题与情感内容入手；或从文本自身的逻辑结构线索切入；或从文章的标题介入；或从激 发联想训练思维入手；或从阅读心理入手，寻找学生阅读的难点、关注点、动情点，课文的疑点、悬点，等等。

第四，关注教学过程与方法设计，优化教学结构。

教师在全面、准确、深入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标与重难点，依据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与学习需要，精心设计教学流程，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科学、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与环节，有效达成教学目标，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当代人类工程学家蒙德尔雷提出“时动”设计的五个要点，对我们的教学设计很有启迪意义。（1）这一动作是否必要，能不能取消？（2）这一动作能否与另一动作合并？（3）这一动作的进行次序是否恰当，可不可以改变？（4）这一动作能否改良？（5）正在进行动作的这个人是否恰当？这启示我们，在教学内容选择与环节安排时，要有系统观念、目标意识、反思精神。要实现教学的最大效益，教学设计要减省头

绪，合并、重组、增删教学环节，调整、优化教学流程，教学方法的选择要考虑教学自身的能力，与之是否匹配，能否灵活驾驭。因此，教学设计时应当删去琐碎、分散、游离于教学主线以外的环节，减少浅层次的活动，压缩教师讲授的环节，把更多时间留给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语言文字训练活动。

第五，依据文本体式，创新教学设计。

不同的文体，其阅读方法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就为教学设计教学提供了凭借。遵循文本体式、特点，采用与之匹配的阅读方法，让学生在学习阅读“这一个”文本时，掌握相应的适切的阅读方法，培养阅读能力。教师解读文本应该有强烈的文体意识，设计教学时，要充分考虑这样的文本体式，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独特功效，通过它学生在阅读策略与方法上应该得到怎样的提升。唯此，我们设计的能力目标才不会跑偏，也不会陷入大众化、模 式化的境地。譬如寓言，其主要特征是通过虚拟的故事“借事喻理”，教学时要让学生充分感受故事形象，通过鲜活的寓言形象、人物言行，引发思考，揭示寓意，彰显其“理”有这样的认识，教师就不会被学生“鹬的嘴巴被蚌夹住了，他怎么能说话”“世界上真有捂着自己的耳朵去偷铃铛在那么傻的人吗”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所纠缠，在课文是否合乎逻辑性与真实性上兜圈子。根据寓言体式特点，创新教学设计。简短寓言类课文，大致有以下几个教学 板块。第一，朗读。强调通过多种朗读点拨方法，使学生把课读熟、读像甚至熟读成诵，整体上把握课文内容情节。第二，演述。且“述”且“演”，带有表演性质的讲述（复述），或者创造性的演述。第三，讨论。抓住寓言关键词句、人物行为、引导学生展开对话交流，拓展思维，领悟寓意。第四，表演。学生可以自由组合，教师也应参与到学生的活动中，给予指导和建议。表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生不断内化语言、加深体验的过程，它是一种带有很强的探究性的学习活动，在此过程中，师生双方的主体性得以体现，合作意识得以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得以开发和生成。这样的设计，可以改变以教师的逐段导读为主线的教学模式，从而创新教学过程，优化教学设计。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本解读理应追求深度与创见，但深度与创见必须放在课程与教学的层面加以审视，基于儿童的视角去定夺，从学生语文素养与能力发展的需要去权衡取舍，且要深入浅出，深入巧出。此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只去“一瓢”的功夫，需要教师真正地关注学生，一切从学生的发展需要出发，设“生”处地，换位思考，把文本解读之精华巧妙生成与转换为教学设计。

第五篇：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产权界定与产权关系探讨

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产权界定与产权关系探讨

摘要：本文对明晰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界定了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产权，明确了国家、经营者之间的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产权关系，为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产权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界定；产权关系

收稿日期：2006-04-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洋资源性资产流失规律与测度方法研究”（编号：072074）。

作者简介：王淼（1959-），女，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博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海洋资源管理。贺义雄（1981-），男，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2005级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75(2006)-04-0038-04

一、产权及其含义

产权(Property Rights)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就是对物品或劳务根据一定的目的加以利用或处置，以从中获得收益的权利，表现为人与物之间的某种归属关系。虽然对产权的研究起源于法理学研究之中，但是，现在产权已经越来越多地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作为经济学范畴，产权常被视为在人对物的关系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相对于法学上的概念而言，在经济学中产权更重视资产使用的效率和效益。实际上，产权的存在形式及实现的原则、方式、方法对于经济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人们对产权概念的认识并不统一。比较有影响的解释有以下几种：

费希尔：“产权是享有财富的收益并且同时承担与这一收益相关的成本的自由或者所获得的许可。”[1]

德姆塞茨：“产权是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工具，它有助于人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理性预期，这种预期一般通过社会的法律、习俗、道德规范来表现。产权的所有者拥有对自己资源的处置权，他希望社会能阻止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干涉，只要这种行为不受其产权约束条件的限制。”[2]

刘大生：“产权大于所有权，除了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所有权4项权能以外，还包括财产获得权、财产利用权等所有权以外的权利。”[3]

在结构化的财产关系中，产权分解为4项权能，即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所有权是财产结构中最根本的权能，具有绝对的主体权威性和排它性；占有权是对财产的实际拥有权，一般情况下，谁取得了占有权也就取得了实际支配权；支配权是决定财产投向和营运等的权能；使用权是财产投向已定前提下对财产具体组织和运用的权能。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产权不仅有不同的分解和组合，而且在一定的机制条件下，某些权利可发生转化，被赋予新的社会形式。如在股份制企业里，所有权转化为股权，占有权转化为法人产权，支配权转化为经营权等。但是，产权并不等于经营权，如果说产权可以明确权责界限、规定交易规则的话，那么经营权则是在产权界定的限制内，以财产增值为目标所进行的日常支配、使用资源的权利。因此，经营权的基本内容是市场决策权。同时，完整的产权应具有3个特征：其一，产权是一组权利的集合，而不仅仅是一种权利；其二，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其三，产权要受到一定的制约和限制，表明各种权利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性质[4]。

二、明晰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海洋旅游大众化发展倾向的日益明显，海洋旅游业的外在负面影响（主要是环境破坏）也不断加剧，这是海洋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的重要表现。而海洋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的根源在于海洋旅游资源产权的不完备性。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能够保证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或经济高效率的产权结构必须具备4个条件，即明确性、排他性、可转让性以及强制性。在现实社会中，一个具有排他性的产权结构的市场是避免出现外部性问题的必要条件。在现实市场经济中，正是由于产权不完备所导致的海洋旅游资源产权结构的非排他性，致使大量的外部性问题出现[5]。

在我国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海洋旅游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所有权属于国家，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统一管理使用。因此，从宏观角度，我国目前的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是明确的。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由于管理部门被授权代表所有人行使所有权，就导致了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相混淆、界限不明，各种产权权能缺乏有效界定，从而使得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现实产权不明晰，造成了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缺乏协调，权益纠纷迭起。并且，由于海洋旅游资源分属各个行业和部门管理，旅游部门职责很小，海洋旅游管理缺位、越位、错位问题比较突出，出现“谁都管，谁又都不管”的局面。因此，要真正使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产权清晰化，并形成有效统一的市场调控管理体系，就必须对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产权重新进行界定，把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拆离，分别界定，使其更加明晰。

三、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的界定

1.海洋旅游资源和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区别

作为旅游资源的一部分，海洋旅游资源是指客观地存在于海洋及海岸带广大空间的，并因其所具有的审美和愉悦价值而使旅游者为之向往的海洋自然存在、人文和社会现象的总和[6]。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海洋旅游资源均是海洋旅游资源资产，根据资源要转化成资源资产必须具备的稀缺、产生效益和具有明确所有者这3个特性[7]，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构成只有海洋地貌旅游资源、海洋生物旅游资源和海洋古遗迹、古建筑旅游资源。

2.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相关概念

界定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产权，就是要明确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等产权主体，并明晰彼此的关系。

（1）海洋旅游资源资产所有权

海洋旅游资源的所有权是所有者依法排除他人，独占海洋旅游资源，并通过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方式利用海洋旅游资源，以实现所有者应享利益的权利。

（2）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管理权

海洋旅游资源的管理权是由所有人授权，对海洋旅游资源进行管理的权利。

（3）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经营权

海洋旅游资源的经营权是指某一组织或个人通过所有者合法授权拥有的对海洋旅游资源进行具有生产经营性质的活动的权利。

3.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特征

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除了具有产权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1）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是公共产权，具有社会公益性

海洋旅游资源是一种准公共物品（即具有非排他性但存在一定程度竞争性的，或具有非竞争性但存有一定程度排他性的物品,即是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两个极端之间的混合物品），因此，以海洋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海洋旅游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即公共享用性，它应使全社会或全民受惠，这也正是以海洋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海洋旅游的社会功能。从这个角度来讲，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具有社会公益性[8]。

（2）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行使的外部性[5][9]

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环境经济学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是指某一经济活动具有外溢效应，该经济活动中的主体的行为结果能够给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带来正的或负的利益，即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现象。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外部性实质上就是某一产权主体行使其产权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权利，这种新的权利处于自然状态，没有或无法得到法律的明确确定。因此，外部性的产生很可能扭曲产权的激励机制，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海洋旅游的外部不经济性包括海洋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和海洋旅游消费的外部不经济性，这里只探讨海洋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海洋旅游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性是指海洋旅游供给者(开发建设者和经营者)在开发海洋旅游产品过程中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可称为海洋旅游生产的外部费用，它以海洋旅游服务设施排放的“三废”、海洋旅游资源的损毁，以及海洋旅游设施布局不当产生的建设性污染为主。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产权界定与产权关系探讨海洋旅游资源的独特特点决定了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应该以海洋旅游资源所能产生的最大化经济利润为唯一目标，其首要目标应是维持海洋旅游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海洋环境的生态平衡。特别是在海洋旅游资源开发初期，更应如此。海洋旅游资源产权主体行使其产权，开发利用海洋旅游资源，其行为结果不仅仅是给自己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而且还要保护好海洋旅游资源和海洋生态环境，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产权保护功能的内生性[5]

某些海洋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如海洋古遗迹、古建筑等）、经济价值与非经济价值的不可割裂性（如海洋自然保护区内的生物可以既具有供人们观赏、创造效益的经济价值又具有科研、生物多样性等非经济价值）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对于海洋旅游资源的保护是首要的，经济利用价值是派生的、非重要的、第二位的，脱离了海洋旅游资源的非经济价值就谈不上海洋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因此，对于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的界定，首要的是体现对海洋旅游资源的保护，即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的保护功能是内生的。

4.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的界定

（1）所有权的界定

对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的重新界定，不能偏离海洋旅游资源归国家所有这一基本的制度前提。一方面，这是由我国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海洋旅游资源产权的社会公益性和海洋旅游资源产权行使中的较强的“外部性”的考虑，需要国家或政府组织的介入，以保障社会公共目标的实现，克服产权行使中的“外部性”。而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是按照政企分开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对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监管。因此，国资委可以代表国家作为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所有者，享有初始的完整产权。

（2）管理权的界定

对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管理，本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以建立有效统一的市场调控管理体系为目标，国资委可以授权给国务院下设的旅游部门来实施管理，即国务院下设的旅游部门享有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管理权。按照国家对海域有偿使用的制度要求，旅游部门再将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经营权通过市场机制有偿转让给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经营权人）。同时，国资委应委托国家海洋局对旅游部门管理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行为实施监督。

但是，并非所有的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经营权都适合出让。根据我国相关法规和政策（如国务院[2002]1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中对于风景区的规定），风景名胜区特别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的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经营权是不能转让的。可以转让经营权的只是一般性的海洋旅游资源资产，并且要有统一的规划和严格的监督管理。同时，有些海洋旅游资源资产属于公益性质，有社会效益（如沙滩、海水），如果以出让经营权的市场行为加以开发，势必导致对资源的破坏或大多数人利益的损失。这部分海洋旅游资源资产应该由旅游部门经营，或者只出让该类资源的部分经营权，如餐饮、住宿、交通、娱乐、购物、房产等经营性项目的经营权。

此外，对于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古遗迹、古建筑等海洋旅游资源资产，首要目标是保护自然生态、文化遗产及其完整性，发展海洋旅游业、获取经济效益只是其从属目标，不但不应出让其经营权，也不适合对其进行大规模的开发①。

由于海洋旅游资源的形式多样性，旅游部门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其构成上应有旅游、建设、文物、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水利、宗教等部门的人员，并且受建设、文物、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水利、宗教等部门的监督。此管理委员会负责海洋旅游资源管理（包括已出让经营权和未出让经营权的资源）、环境维护、市场管理和对经营权人经营活动的监督等。

四、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关系

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关系涉及很多方面，基于上面对产权的重新界定，这里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二是产权事务协调关系。

1.权利与义务关系：所有者与管理者各自的权利义务

（1）所有者的权利

国资委有权对旅游部门征收管理权出让金，作为所有者收益的体现。

（2）管理者的权利义务

旅游部门有权拟定关于海洋旅游资源资产利用的规划和相关政策、规则、方针；有权采取有力措施，严格控制污染，保护海洋旅游资源的环境；有权以拍卖、招标等形式，将其所管辖的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的经营权出让、租赁，并将出让、租赁所得作为管理权收益；有权监督、检查其所管辖的海洋旅游资源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并对其经营活动进行必要的规范和约束。

同时，旅游部门应维护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侵犯他们的利益；当他们与其他地区、部门或其他经营人之间产生争执或纠纷时，应负责协调，维护其利益。

2.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事务协调关系

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涉及到民事主体之间的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事务关系，如发生关于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事件纠纷的协调与仲裁，海洋旅游资源资产开发的外部性和环境损益问题等。这类问题由自然人或法人在依法取得海洋旅游资源资产经营权之后，在合法经营的条件下，通过谈判、协商、签订合同，进一步明确产权范围和损失赔偿规则后加以解决；若仍不能很好解决，可以由政府部门协调，进一步界定产权和相关规则。

五、结束语

在明确界定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的基础上，通过对于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的规范管理，可以增强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持能力。因此，建立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提高我国海洋旅游资源资产利用持续性和效用性的重要条件。同时，建立海洋旅游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变传统管理为产权管理，也是实现我国海洋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注释：

①参见国家海洋局《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第二、十三、十八条.1995-05-29.?Σ慰嘉南祝?

[1]I.Fisher.Elementary of Economics[M].New York: Macmillan, 1923.[2]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J].美国经济评论.1967（6）: 57.[3]刘大生.产权基本问题研究[J].经济评论.2000(1): 3-10.[4]马林.旅游资源产权理论的探讨[J](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2）： 27.[5]敖荣军,龚胜生.旅游业的外部不经济性及其内化研究[J](旅游学刊，2002（3）： 14-15.[6]董玉明.海洋旅游[M]．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2：20.[7]姜文来,杨瑞珍.资源资产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8-9.[8]张晓,郑玉欲.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9]王汝辉.两权分离的旅游资源产权研究[D]．四川：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11.（责任编辑：朱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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