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综述

第一篇：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综述

浅析中国传统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提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我国公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鉴赏能力和文化素质，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学界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的方式方法、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等作一简要梳理，以促进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集儒、道、墨、法、释等文化精华为一体，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从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治国之道到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到法家“以法治国”以及释家的“大慈大悲”对人性的关怀，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至诚的精神与信念。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对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也有过重大的影响。这些优秀的文化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文化传统，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有源头活水。

近年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然而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与公民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都不多，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只是泛泛而谈，有待进一步深入。

很多学者都认同以下观点，即“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是公民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著书立说，呼吁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内容丰富，东南大学的樊和平教授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等十大美德，认为它是形成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道德人格的重要保证。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潜涛教授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归纳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人际和谐、追求崇高、以德治国、艰苦奋斗等传统，主张大力继承和发扬。[2]

很多学者都主张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民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的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3]

传统道德教育以人性论为逻辑出发点和教育前提，是古代先哲对道德教育规律的探索，富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内涵，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正是传统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一脉相承的原因与关键所在。

比如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

[4]的思想，在于强调道德教育对理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另外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讲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讲人性本恶，但强调“善者伪也”，认为人的善行和善良品德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从表面上看，孔子、孟子、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存在着差异，但实质上在对待人性与人的善良品德关系问题上殊途同归，都十分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性是可以教化、可以塑造的。

关于如何对个体人进行人格培养问题，也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份。有学者认为：对“善”的追求是中国传统道德对个体生命价值和归宿的最终确认，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不断寻求道德理性成熟的过程。现代公民人格的培养同样不能脱离人性的基础，要结合个体的道德需要，使人格教育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这就要关注公民的多种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尊重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性特征。提出应该从教育规律、认识规律、身心发展规律出发，通过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道德需求，促进知、情、意、行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道德要求与个体道德需要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要求的层次。[5]

学者们还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作用以及个人自我修养对造就公民高尚人格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非独丝有染，人亦有染。说明道德教育的环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本性，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国家的命运。[6]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同其它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价值和功能的实现程度受到环境的制约。因此公民道德建设环境是构成公民道德建设过程的要素之一。

传统文化中“以法治国”法家思想，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有着指导作用。人性的二重性告诉我们，人是动物，又不是动物。人的自然属性反映的就是所有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而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取决于后天的教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我认知和环境教化而赋予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的内在规定性。然而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不会主动弃恶从善，所以需要用法律来约束其行为。[7]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淑芹教授的《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卫建国在《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都提出，基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实情以及当下公民道德素质参差不齐、行为自律意识还不强、特别是现代社会人员流动频繁，交往范围广，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监督变得越来越困难的现状，提出在进行慎独教育的同时，特别需要加强外部管理，要把道德教育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对公民的道德进行养成和训练，以提高道德建设的实效。[8] [9]

道德教育是对人美好情感的激发和培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只有把追求道德完善的视为快乐之事时，才能自觉自愿地去追求自我完善。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也应当把情感教育作为重要的方式方法，使人通过情感体验来形成相应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产生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自觉主动地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

传统道德教育注重“知行统一”，认为道德认知对道德行为起着理性指导的作用，而道德行为则是道德认知的最终体现和实践，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实施养成教育。这对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鼓励受教育者积极参与道德实践活动，随着实践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发挥自主性、独立性，人格素质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实现现代公民人格培育的真正目的。

不少国内专家学者对学校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在学校里进行的公民教育，主张用普世的、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让学生走出校门之前普遍接受公民道德的培养，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因为学校有着社会上所缺乏的教学资源优势、时间优势，学校里不但可以开展直接的公民教育课程，而且还可以依靠多种学科和活动，发挥其间接教育的作用。另外学生正处于学习成长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时候如果能把优秀的为人处事规范和原则传授给他们，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有学者对我国公民道德水平低下的现状和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认为是中国3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道德选择上出现困惑、社会道德心理失衡。[10]

关于把传统德育运用到公民教育之中，有学者提出了德育目标问题，认为公民教育

必然是主体性教育，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而且是区别于“圣人教育”的“平民教育”。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目标定位太高，缺乏对不同层次公民的水平、能力分析等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1]王颖在《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历史性复兴的现实反思》中强调培育公民应该以公民拥有独立的人格为前提，避免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封建臣民观念对公民民主自由的影响。[12]

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对教育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问题研究比较系统、集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田培林先生。台中师院王财贵教授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也是学者针对传统文化教育所做的贡献，让孩子从小养成温良恭让，品行端正的习惯。

总的说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公民教育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至今为止，对公民教育的许多基本问题，理论界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从实践上讲，公民教育在我国开展得也很不够。特别是有关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到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多限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发扬与光大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如何把两者相结合，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些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缺少有力的研究。这种情况既同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很有必要。以上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第二篇：公民道德传统文化总结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

活 动 总 结

为了全面提升公民思想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营造“讲道德，做好人”的浓厚氛围，迎接全国文明县城复验，近期认真组织开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活动，现将活动总结如下：

一、营造“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按照县国文复验办要求，xx镇合理安排道德讲堂的时间，认真开展岗位学习和“道德讲堂”教育活动、学习传统文化。组织观看宝鸡市第二届公民道德公益大讲堂光碟，引导干部职工、广大群众树立高尚的道德观念，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真心真意为群众服务，人性化的开展各项工作，争做道德建设的参与者和先行者，使“讲道德、做好人”蔚然成风。至活动结束，各村、驻镇单位、镇机关共组织观看第二届公民道德公益大讲堂60余次，参与人数5000余人，撰写心得体会90余篇。

二、积极开展“四德”教育

利用业余时间，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组织机关干部开展以礼仪、诚信、和睦、友善为核心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学习优秀公务员先进典型和身边先进人物，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思想道德境界，振奋精神，激发斗志，使先进的道德理念在镇机关内植于心、外化于行。

三、学以致用，推动重点工作落实

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县城复验相关活动，组织机关干部深入村组，开展法律法规知识“三进”（进学校、进村、进企业）宣传活动和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活动。将“道德讲堂”深入到每个村组，通过组织收看“道德讲堂”活动，积极排查各类矛盾纠纷，大力整治农村卫生环境。在如何促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方面，我们通过召集农民代表、产业带头人和种、养殖大户进行座谈，就土地流转、大力推广“一村一品”、发展好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带头作用，形成了共识。

四、注重结合实际，打造特色讲堂

活动开展以来，围绕传统文化、道德实践等活动，镇机关开展了以勤政廉洁、忠诚负责、知礼守礼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讲堂活动，教育引导广大机关工作人员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提升行政效率、搞好服务，争做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表率；结合诚实守信做放心产品、放心食品活动，生产经营企业开展了以诚实守信、回报社会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讲堂活动，在职工中大力倡导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诚信经营的道德理念，提升了企业的凝聚力；结合“微笑服务”活动，窗口行业单位开展了以诚信服务、规范服务、文明服务、高效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窗口行业从业人员树立良好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在服务工作中，自觉践行服务标准和服务承诺，文明礼貌、诚信友善、热情周到；教育系统开展了以“奉献社会、提升自己”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教育，在加强师德建设的同时，倡导学校、家庭、社会成员共同参与道德建设；结合“三关爱”主题活动，各村开展了以友善互助、关爱感恩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大力倡导与邻为德、与邻为善、与邻为亲、与邻为乐的邻里关系，打造仁爱、关怀、友好、互助、平安、文明、和谐的人文环境。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正在我镇逐步形成。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道德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时期道德建设

【提要】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是我国新时期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用道德力量来协调社会、保持社会正常运转，是社会文明的表现。离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始终是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它对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政府提供宏观决策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道德；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 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我国改革和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精神力量之一，是时代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作为中国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是社会文明的精华，它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那些历史悠久，内容健康的传统文化，能振兴民族精神，是提倡人格尊严，弘扬爱国主义，应坚持继承，发扬光大。

一、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定位

传统是个关系和过程的范畴，它具有历史性的延续，具有自身的特点，是能在各个社会生活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就是由历史延续并具有特点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正确理解传统，就必须把传统放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长河中去把握。传统不是过去，如果传统是过去，那传统就是历史；传统不是现实，如果传统是现实，那就无所谓传统了，但它存在于现实之中；传统不是未来，如果传统是未来，那传统本身就不存在了，它是连绵不断地一代又一代影响、渗透和延续到未来，它如过去、现在、未来长河中的流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导的文化，但儒学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儒学的现代化价值，在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至今尚未得到一致的认识。有的认为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过时，无价值可言；有的持全面肯定态度，认为爱国就是爱儒学，兴国就是兴儒学，21 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儒学将不战而胜；也有抱存疑态度，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到底建设多，还是从传统文化中找回的多；有的认为，传统道德，就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而有的则认为，儒学具有极大的凝聚力, 在振兴儒学上中国人能找到共同的语言。上述持各种不同的看法，说明在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思想的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形势，并有纵深发展的趋势，这有利于学术争鸣，对传统文化的科学定位，揭示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深入分析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勿容质疑，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方式发掘传统资源和汲取传统的精华。对传统文化过度的拔高，或无限的贬低都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传统文化的真实内涵，进而未能全面地认识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无论从闭封到开放，从守旧到革新，经历过历史的变迁过程，纵观历史发展，从焚书坑儒到五四的反传统思潮，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反传统文化的极端行为，使传统文化出现了历史性的三次危机，道德的沦落与传统的失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面对着改革开

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下的社会现实，人们不得不谨慎地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有其本身特殊性。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各种不同文化样态的并存，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不同思想学派，但事实上是四大家，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可见，在古代社会，中国文化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但这不能意味着儒学不存在有一个思想体系，从这个学说思想的来源和内容来看，已经形成了以伦理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有关专家认为，孔子的思想来源，是继承古代的民本思想、宗法思想、中庸思想和大同思想。在此基础上，它是以仁为内容，以礼为表现形式，以中庸为思想方法，以大同为远大理想的思想体系。就以其中仁这个思想来讲, 就包含极丰富的内容。仁是作为人，以社会培养什么人作为出发点，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就是培养和要求什么样素质的人，即以人为本的思想。而这些人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即所谓伦理；人的一生就是要追求仁，要通过自觉行为的调整，不断地完善人格达到人格的理想化。又如中庸思想，过去特别是在文革中是以搞折衷主义，渲染阶级调和论来加以批判的。在现实的社会矛盾中，通过协调而不是通过对抗来解决矛盾冲突，从中庸的思想方法中，不难找到闪光的东西。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这是我们评价传统文化，重新给传统文化科学定位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学中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应予继承和发展，发扬光大，对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包含有积极因素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要加以发掘、批判和继承、去粗取精、做到古为今用。要把真正的儒学与历史上统治阶级改头换面的真假儒学区别开来；把儒学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区别开来，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真面目。儒学文化的主体是它的伦理道德学说。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学说开始建立时是以强化社会关系，协调人际关系，实现社会稳定为目标的。儒家的伦理道德是以道德理想、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的内在结合形成自己的伦理体系。这种内在蕴涵的价值从古到今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是都起作用的，都存在有各种稳定的制约着人们行动的普遍因素，这与新时期我们强调的思想道德教育与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不无关系。不管历史如何变迁，某些具体的道德观和道德规范，都为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不同的人所认同，作为优秀的人类宝贵的财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发扬光大。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制约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观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导道德。儒家的传统道德强调行为规范的制约性，用道德规范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一般情况下，儒家是用道德来规范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把维护道德看成是社会神圣的职责。因此，特别强调道德对社会行为的规范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法律的某种忽视，只有在无法用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动时，才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用道德力量来协调社会，保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无论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在现代社会中，都是人们当时的思想境界和当时社会文明的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只有经过千百年来的历史变化过程的积累，才可能对人类的本质得到更深刻的认识。社会生活实践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道

德具有历史的、逻辑的结合点。儒家强调人对社会的义务和权利，强调人际间的和谐和内聚力，强调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这些正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所不可缺少的内容。儒学独树一帜的特点，是崇尚历史、道德至上、重视教育等，从发展角度看能接受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各种文化传统中，儒学的文化道德观是独特的。传统文化是作为一种文化道德活动的结果而延续下来的，而对传统文化的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是现代化。可见，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道德是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割断这种联系或人为制造阻碍，必然就会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型道德的建立。离开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特色，在于国情的特色，也在于传统的特色。离开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文化传统也要受到社会、历史的制约，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更新重建的过程。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社会文明礼貌、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任何一个社会历史条件下，都以社会的进步为尺度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对文化传统的选择与社会的选择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也是一致的。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道德, 要求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要具有中国特色就必须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决议中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提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教育，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一决定体现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蕴涵关系，导出了传统文化对现代道德建设的价值作用，同时也给人们提出了批判与继承中的结合点。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把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作为重点, 并提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问题的重要决策。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央从推进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重大决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一重要报告为在新时期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正确认识传统道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明了方向。

道德问题，事实上反映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反映如何处理好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儒家的道德强调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提倡群体意识，提倡协调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注重个人内在修养，以达到道德完善和理想人格。这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求的五爱三德，似乎同出一辄，可以说社会主义道德是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显而易见，中国传统道德至今仍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传统文化优秀成果与我国力求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是并行不悖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道德，制约着建立社会主义稳定和人际关系和谐的道德规范。当前社会道德出现某些不能令人乐观的情况，人们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如何重建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表示极大的关切。但由于市场经济驱利动力的负面效应，金钱的利诱，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泛滥，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形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在这种形势下，正视和应用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崇德重义的伦理思想原则，调节相互竞争中人际关系的紧张情绪，克服见利忘义的个人主义思想行

为，借鉴儒家把物质利不是诱惑的源泉，而仅仅是彰扬道德的重要手段的积极作用，弘扬传统中尊重他人、尊重群众的观念，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以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与社会主义的道德是相互制约，辨证统一。传统道德是现代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社会主义道德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道德内容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并赋予新时代的特点。社会主义新时期道德是用传统文化道德的精华来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道德。现代社会主义道德离开了传统道德的底蕴制约，就难以建立新型的道德，没有传统道德精华的滋润，社会主义道德就缺乏生命力，就不能充分发挥道德的功能，从而也就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

三、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与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互补性

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建设，对人们的思想、生活发生深刻的影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必然对社会道德领域发生重大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领域的变化已经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过去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些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受到冲击而显得无所适从。如爱护公物、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人际关系等。而各种消极现象的出现不能不令人担忧。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道德领域里的流变趋向问题，也令人关注。围绕这一问题所引起的困惑或争议，如何完善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道德，是一个迫切而且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的道德变化，既有认识问题，又有理论问题，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原因。判断一种道德观念是进步的还是非进步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该肯定的还是该否定的，是以社会生产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关系体系进步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尺度。凡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适应社会生产和整个社会关系体系进步和发展的客观要求，适应改革开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是进步的、积极的，应该肯定。然而，道德建设受多种制约，受政治关系的制约，社会意识状况的制约，最后还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如政治体制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所形成的某方面特征，对现阶段道德流变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权钱交易，以权谋私为典型特征的各种腐败现象迅速滋长和蔓延,，这类政治思想上的畸形变化反映到道德领域，极大的刺激了各种消极倾向的发展，严重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败产生在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和干部队伍中，对公众道德的消极影响具有放大效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物质条件的缺乏，对道德建设和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是个不利因素。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忽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脱离了物质条件一味强调精神领域的革命，作为历史的反弹，现阶段出现偏物质利益，鄙夷精神追求的倾向，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市场经济的各种运行机制，来审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揭示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文化和道德发展的二向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们建立自我完善意识、效益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开拓意识提供了发展前提，但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驱动经济，这决定它本身可能存在某些消极因素，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权钱交易，导致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些不良现象的发生，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对全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就必须发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来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

道德建设不能建立在纯粹的现实基础上，它不能脱离历史，不能离开传统，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传统道德汲取营养。儒家道德崇高理想主义，提倡理性主义精神，传统文化中的爱国敬业精神，都为我们建立新的道德提

供极有益的历史借鉴。在国家进行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下岗再就业等问题，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精神，非常现实和必要。又如“崇德重义”在市场经济下就不能丢掉这个优良传统而见利忘义，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风节，对反对现实官场中的腐败，提倡廉洁奉公，是大有裨益的。

传统文化中的传统道德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底蕴，体现了一种内在的超越，深藏于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之中。传统文化是文化活动的某一种形式或习惯，不是实体文化，因而只能从现实人的生存活动中去寻找。它积极地孕育某一种新的社会道德的产生，也能制约着某一种消极的社会道德的泛滥。中国人经过二十年极左路线的干扰，再继之将二十年“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的困惑，中国需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以传统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为基础，重整道德，要通过新型的社会道德这个纽带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情感，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源远流长，二千多年以来，长期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 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传统文化的整体原则，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 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精神，已成为现代企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企业是经济实体，但在它的运转过程中，决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它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有互补与时并进的关系。企业除以经济纽带为轴心外，还需要文化纽带、精神纽带、道德纽带、产权纽带、物质纽带、利益纽带等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这些纽带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并制约企业的正常运行机制。一个现代化企业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诚然，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孕育和熏陶。

其次，以道德理想、道德规范、道德修养而形成的儒家伦理为系统，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这种伦理思想体系从古到今，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普遍起作用的。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正常运转，没有道德规范进行道德教育是不可想象的。文革中，林彪、四人帮，鼓吹法家精神，是为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法家主

张法术，宣扬道德无用论，主张加强君权，为专制主义，君权作辩护，认为道德、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一概是没有价值的。法家否定儒家的传统文化，在文革中被四人帮一伙推上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历史如何变迁, 一些具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都为各个不同时代人的认同。当前社会道德风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滞后和失落现象, 除有其历史、政治、思想、社会等原因外，与文革中那种对传统文化的简单、粗暴否定的极端行为不无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络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传统文化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 用传统文化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现代新道德风范的结晶，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

再次，汲取儒学天人合一的积极思想内涵，为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主要是讲人伦认为做人应该做好人伦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人, 还要爱社会, 爱自然, 把爱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 这是儒学中 仁!思想闪光之处。以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 对实施可持性战略决策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最浓厚的文化底蕴首推儒学, 它是在中国历史上各学派追求的理想境界。儒学作为人类的优秀文化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在人们的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它的痕迹。今天我们研究传统文化, 特别是儒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重新评价它的现代价值,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新道德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长春.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5,(02).[2] 洪海军.“法天贵真” “与物为春”——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中人的全面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 2004,(Z1).[3] 李宝艳.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探索[J]党史文苑, 2005,(06).[4] 薛其林,柳礼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与政治实践[J]湖南社会科学, 2005,(02).[5] 罗晓明.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2).[6] 徐圻.现代化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3,(05).[7] 邹喜.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积极应对全球化[J]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5,(03).[8] 邓红艳.试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5,(03).[9] 杨汉超.生态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 2005,(05).[10] 黎康.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J]江西社会科学, 2005,(05).

第四篇：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建设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法治建设

作者：荣昌县法院 梁远平朱琳

发布时间：2012-10-19 12:30:08 打印 字号： 大 | 中 | 小

【摘 要】中国是一个文化根基异常深厚，文化自我认同感很强烈的国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融为一体，长期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与法治所体现的公平、正义、自由等观念相冲突与对立，因此，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法治建设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创新的过程。

【关键词】传统文化，法治，法律继承，法律移植，法律创新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为其轴心的，而儒家学说的等级观念、宗法意识、国家本位、礼治主义等观念在绵延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

（一）等级伦理

等级伦理是儒家文化的首要特征，它产生于也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维护以君权、父权、夫权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儒家以“礼”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一准乎礼”是中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征，而“礼”强调的是等差之爱，尊卑有序。人们在行为选择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不会触犯当权者的利益，而不管是否符合法律与正义。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主要强调的是群体价值而不是个人价值，个体在群体中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这样就必然以各种纲常规范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约束人们的行为，压抑人们的欲望和创造性，进而把个人的价值消解在群体中。因此，在等级伦理下，不可能形成追求公平、正义、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模式，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伦理结构“与私法、民法有着普遍的逻辑上的矛盾。[①]”

（二）宗法意识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农业社会，它以农业文明为依托，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种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使整个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隶属于血缘纽带之上。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存在与发展，对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人们的一切行为模式、心理状态都受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往往是通过家族的媒介功能实现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面貌。宗法意识是传统文化、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核，“儒家以孝第二字为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络之根本，而不可动摇。”[②]它以孝为出发，以孝推出第，继而推出信，由里及表，通过血缘关系以己为中心扩展成一个亲属远近之分的伦理圈，这种现象被费孝通先生称为“差序格局”，“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样大家全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家庭关系的放大与延伸，首先是父子，然后是近亲，继而是远亲、朋友，远至同学、战友、老乡都可以拉如这个圈子，成为“自家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如自己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③]宗法伦理是没有陌生人的，伦理圈的半径到朋友、熟人为止，五伦也只讲到朋友为止。

（三）国家本位

国家本位观念是国家权利膨胀的产物，这种国家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国家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并对中国社会形成直接的笼罩与支配，使得社会成员凡事以国家利益为上，集体利益次之，个人利益最次。由是观之，国家本位的国家是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利与国家机关体系，所以国家本位即是国家权力本位，国家权力本位必然会导致高度集权，而高度集权是“家长制”、“一言堂”人治国家的基础。在国家本位观念下，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本，强调义务本位，强调权威服从和履行观念，并且在封建专制之下，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君主强大到足以宣称“朕即国家”。可见这种法，只能是帝国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暴力手段。这种君权至上，皇权神圣的国家主义与重血缘家族情节的宗法伦理，等级观念结合在一起，使天理、司法、人情沟通联结，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人们最高价值的判断标准。

（四）礼治主义

儒家伦理型法的核心在于礼法合一，伦理规范法律化与法律规范伦理化的特征使得以“礼”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关系得到强化，而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秩序主要就是由这种“礼”来构建的。“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像传统的中国和日本，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礼和法，这些社会中，既不把立法活动，也不把司法程序，作为维护和恢复和谐的正常手段。”[④]这样的社会中的“礼”实际上就是伦理化的法律，它以法律的手段直接追求道德目标，不仅要求人们在行为上循规蹈矩，而且要在精神上作一个正人君子。礼法的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倡导“无讼”、“息讼”的价值取向。封建王朝的历代统治者都将“出礼入刑”、“德主刑辅”、“先教后诛”作为竞相标榜的口号，自西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都以都以这种政治主张为基本的政治纲领与原则，以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长此以往，重礼轻法、重德轻刑就塑造了一种道德型人格，并积淀了一种顽强的心理意识。

二、传统文化与法治实现

首先，作为儒家伦理首要特征的等级观念，它是腐败等违法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等级观念使权力绝对化，绝对化的权力又巩固了人们的等级观念；绝对化的权力呈现出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又使民众制约的力量相当薄弱；社会力量的软弱进一步使权力恶性膨胀，腐败得以随意化、普遍化，法律形同虚设，其制约力被消失殆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当法律不能约束权力者，反过来法律成为了腐败者维护特权的工具，这是同现代法治国家所崇尚的法律至上的精神相违背的。

其次，在宗法意识统治的熟人社会里，人们交往只需凭关系，不需要什么事先约定的规则。血缘关系的远近就是行为依据，亲、义、别、序、信就是行为准则，人情、风俗、习惯、道德、伦理、行政命令等，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这种宗法伦理的影响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成员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遍缺乏，对很多人而言，只知有官，不知有法，在他们的意识里，所谓“法”多指“杀人偿命”等还能寻到一些同态复仇影子的刑事法律；第二、人们发生了纠纷多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找熟人通融或找有威望的人说和，是常见的处理形式；第三、讲关系、重人情、裙带之风盛行，一个案件即使处理得再公正，在当事人和部分公众心目中也要打上几分折扣，输官司的一方无论是否该输，都要无奈地感慨“人家上边有人”，对法律的不信任感天然而成；第四、人情、面子困扰司法人员，执法者的执法权经常成为执法者为亲友解难的工具，因此，“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找人”，“打官司无非打关系”并非虚言；第五、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认为行政力量可以解决一切，视权大于法；而老百姓受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影响，认为司法机关就是衙门，司法人员就是官老爷，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寻求司法救济。

再次，国家本位是以国家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理念，它的核心判断是法律是国家的附属物，法源于国家，法是实现国家职能的手段，任何规范只要打上国家的印记，就是法律。“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统治阶级意识的表现”，法离不开国家是因为国家是造法之母；国家离不开法律是因为法律是实现统治阶级政策、执行国家职能的工具，在这种传统文化上形成的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就是在社会生活中重义轻利，讲身份等级，忽视人的正当利益和需要，轻视人的权利，漠视人的尊严和人格。“中国传统‘集体本位’，简言之，就是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⑤]”

最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礼治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披上了温情面纱的“人治”，即所谓“天子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⑥]礼与法都从属于君主，最终统一在以君主为代表的“人治”之下，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与法律错位，法律趋于道德化，而道德化的法律缺乏明确、普遍统一的规范作用，进而导致权力和人情因素渗入到法的各个环节和领域，这就使儒家所主张的礼治具有强烈的人治色彩。综上所述，在今天，要实现法治，就必须理性分析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宗法思想、国家本位、礼治主义都是与现代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所以，要建设和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我们的文化及思维方式。

三、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途径

（一）法治建设的基础——继承

在文化建设、法治建设上，分歧的焦点是应该彻底否定传统还是应该加以批判的继承。但是，现代化始终是传统的现代化，始终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一个民族的传统否定的问题。如果离开了传统讲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将成为无源之水；如果一个民族隔断自己的历史，它也隔断了自己文明的生命之源。中国法传统有着自己固有的规范的模式与价值取向，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法文化源泉，它对社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调节作用。因而，注意继承传统文化中伦理化的善良风俗，将是中国法获得社会认同，实现社会化的基本保证和生命力之所在。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观念的问题上，一味地指责、批判我们的法律传统而缺乏建设的精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破坏。我们应该正确地、全面地理解我们的法律传统，本着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来建设中国的法律大厦。

（二）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移植

法律移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鉴与取舍的过程，只要国家民族之间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无论是友好交流还是武力征服，都会产生文化上的碰撞交流，制度上的借鉴与移植，进而推动社会发展。虽然世界上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各不相同，法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能否认法律的普遍性，人类社会文化中存在着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并反应人类社会发展共同发展规律的因素，毕竟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观念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另外，我国建设市场经济必然要求我国法律与国际上有关法律和国际惯例相衔接。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规则下得以更好发展。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说不顾本国法文化的移植，而是要在移植的过程中注意移植的法律的本土化，即要对移植的法律进行合理的处理与嫁接，这才能使移植的法律适应我国现实的国情。

（三）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创新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已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中，人们正在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取向和西方的科学价值取向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以作为新文化的思维方式基础，过去封闭的文化环境使思维方式的更新完全不可能，而在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摆脱传统观念的精神束缚、消除某些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和发展的法律意识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就成了当代中国人的普遍追求，而市场经济的推行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为这种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因此，“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继承保持文化的认同的”的“创造性转化”[⑦]将是指日可待的。

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有勇气和信心，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中，挣脱传统法律观念的精神束缚，获取新的法律价值观念。参考书目

[1]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3]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23-29.[4]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70.[5]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1994.749.[6]林毓.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三联书,1988.324.[①]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②] 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6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一章，三联书店1985年版。[④] 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0页。[⑤] 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页。

[⑥] 《论语．季氏 》

[⑦]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24页。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诚信建设的影响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对诚信建设的影响研究

诚信，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说到底，无非就是要求人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做到诚实守信而已。诚信这个古老的话题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和当下中国社会普遍的道德缺失和诚信危机有关。最显像的而言，当前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危机；比较隐形的是，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疏离感和不信任，甚至是敌意。

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的形成都不是孤立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同时，传统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的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因而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两个维度，对当前的诚信建设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两面性，因此，我们既要分析两种文化对诚信建设的积极影响，也要分析消极影响，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大限度地发挥两种文化的积极因素，化解消极影响，更好地推进诚信建设。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建设的积极影响。

中国号称文明古国，五千年的文化史充满了对诚信的解读和有关诚信的历史故事。早在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著名的儒家就指出了诚信的重要性。儒家认为“人无信而不立”，没有信誉的人是无法立足于社会的。古语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把诚实守信，履行诺言的行为看成正大光明的君子之行，把食言而肥的看成小人。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白了诚信的重要性，并且建立了以诚实守信为荣、欺瞒狡诈为耻的道德观。在接下来的中国历史中，无数动人的故事，无一不贯彻体现着这种价值判断。从言出必行的战国四公子到千金一诺的季布，再到忠心耿耿的关羽，诚实守信之人无一不被塑造成为英雄楷模。反之那些为一己私利、坑蒙拐骗的人则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就算吕布、侯景、曹操等风云人物，也因为他们的背信弃义而屡被后人诟病。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充满了狡诈和阴谋，胜利者往往不是讲求诚信的人。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屈原，忠贞刚烈却惨遭腰斩的晁错，一部历史仿佛就是小人得势、君子蒙难的缩影。传统道德的可信度和对人们的说服力不断降低。于是在，孔夫子的说教之外，又有了另一个约束力——宗教。尽管中国从未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局面，但宗教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却不容小觑。例如佛教的因果轮回论对中国的普罗大众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是人们对于冥冥之中祸福轮回的合理化解释。虽然非理性成分居多，但对人们日常行为的控制力却比正统的说教更为强大。而在善恶论理论中，诚信同样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不诚信而受罚的例子，在有关因果报应的理论中占据大量的篇幅。

因此，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诚信并未缺失，相反，传统文化一直重视、肯定和强调的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并非橘生淮北，而是能够盛开诚信鲜花的思想沃土。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诚信建设的消极影响。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两面，任何一种文化也都伴生着亚文化。所谓亚文化，是指和主流文化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的、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文化。亚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不见于明确的文字记载，得不到官方的、主流的认同，但事实上却为人们所熟悉、认同，并且遵照执行，从某种角度可以把亚文化看成潜规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有肯定、弘扬诚信的那一面，但事实胜于雄辩。上文已经说过，历史几乎就是阴谋诡计得逞的过程，历史的逆淘汰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同样屡见不鲜。由此形成了一个人们感同身受的认识——成王败寇思想。只求目的，不问手段，只要成功了，就可以忽略手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于是空头支票、虚假承诺、暗箱操作、坑蒙拐骗大行其道。这种以成功为唯一标准的潜规则，在以孔孟之道为最高追求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消亡后显得尤为严重。

更为严重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过左的一棍子打死政策，轰轰烈烈的破四旧、清算旧思想，对文化体系中原本已经非常稀薄的诚信进行了铲除。执政政策的多变和反复无常，也在用残酷的事实，瓦解人们对于诚信的信心。例如被毛泽东比喻为“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争，文革中出卖朋友、出卖亲人的所谓“义举”，都在摧毁人们对于诚信的信心。传统的“群臣有义”、“父子有孝”、“夫妻有情”、“朋友有信”的信任关系被彻底破坏。人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可以不讲最基本的诚信，用手段构陷他人甚至是身边亲朋于绝境，成了文革强加给国人的最大的精神桎梏。文革结束后，我们又强迫停止了对文革的深刻反思。为了加速改革的步伐而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和“不争论”的政策，再次强化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亚文化，并且把这种亚文化上升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从反右肇始、文革蔓延、改革开放后保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毒瘤是有相当民意基础的共识。此外，无神论的宣传极大地消灭了宗教对于人心的约束力，从而使得当前中国的道德语境中，诚信在事实上的缺失。

由此可见，如果说古代中国，诚信的缺失主要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需要，中国民间尚且有维护诚信的强大文化力量的话；那么近现代中国，在惨烈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新文化中，诚信已经不但在主流意识中不受待见，而且在民间意识形态中，同样被边缘化。这的确是当前诚信建设所面临的难题。

三、外来文化对诚信建设的积极影响。

诚信危机似乎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发端的，所以很多人误以为是外来文化对国人的道德产生了冲击，其实不然。国外社会之强调诚信，比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屡屡听到国人在国外不受待见，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国人不诚信。例如德国人发明磁卡电话完全是为了应付中国留学生用穿线的硬币打投币电话。瑞典人不敢和中国人交易是因为中国人不讲信用等等。国外同样有歌颂诚信的历史故事，国人耳熟能详的就有列宁和华盛顿的故事。事实上，外来文化不但强调诚信，而且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理论，来论证诚信的至关重要性。

目前，对中国影响最深的应该是西方文化，而西方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市场经济国家。80年代，交易费用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该理论的创立者西斯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交易费用理论是对传统的价值规律的修正，认为交易会产生费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在一个诚信的社会中，交易双方不必为了确认交易的安全性而投入巨大的精力去查证。也就是说诚信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交易的润滑剂。一个诚信的社会才有高效率；诚信缺乏，将导致交易费用居高不下，最终窒息经济乃至全社会的活力。因此，国外文化非常重视诚信问题，并为此建立了个人的诚信档案。

西方国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国家，而且是法治国家，善于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促进个人乃至全社会的诚信度。在建立完善的个人诚信档案的基础上，西方社会将人进行信用评级，不同的等级会有不同的待遇。在整个道德领域，不诚信的人将遭受鄙视，甚至是歧视，有时几乎落到“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窘境。此外，西方人普遍信仰宗教，而且对宗教的态度非常虔诚，不像国内许多信徒，仅仅只是实用主义的伪信徒。所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诚信有着异乎强大的支持系统，人们不敢不诚信是常态。

所以说，国内的诚信危机，并不能归罪于外来文化。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开放程度的日益加大，国人越来越多地了解了西方社会，更是惊叹于那里的秩序和良俗。但话又说回来，国外文化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也不见得。

四、外来文化对诚信建设的消极影响。

上文已经提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在18、19两个世纪进行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这种以武力而不是以文化和制度为武器的扩张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再次成为常态。成王败寇、物竞天择是活生生的事实。反过来，在被压迫民族一方，为了救亡图存，同样也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和规则。一方是暴力，一方也是暴力；一方是欺诈，一方也是欺诈。恶具有传染性，而且具有普遍的传染性。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于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中，那么马列主义就崇尚暴力。历史的胜者用阴谋诡计获得胜利，就会轻信阴谋诡计一定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事实上，这点在二战后已经在西方社会被清算。国外社会对工业革命以来所有资本主义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并提出了新的道德观。但并不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会停止。因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其实是马列主义，这一19世纪最流行的西方文化中国化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和西方一样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进行反省。

目前认为，不诚信是人类追逐短期利益的弱点被经济人假设理论强化后的产物。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追求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是通病。中国古代就有饮鸩止渴的说法，西方有“会下金蛋的鹅”的寓言。人类这种短视的局限性，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中得到了强化。经济人假设认为人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也不能证明人一定会追逐短期利益。但在交易中，如果一方诚信，一方也诚信，双方都能得到合理利益；但如果一方不诚信，一方诚信，那么不诚信的将得到超额利益，而诚信的将输得彻底；所以理性的人一定选择不诚信。这样就陷入了一中恶性循环，因为害怕人家不诚信而采取主动的不诚信，对方因为你的不诚信也采取不诚信，于是双方越来越不信任。因此，信任和诚信是一体两面，不诚信的背后是信任的缺失，只要是信任缺乏的地方，人类的弱点就一定会爆发。虽然，西方文明经历两次启蒙，18、19世纪的西方文化中，人道主义并未占据中心位置，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大力引进（很大程度上是被迫引进）西方文明（马列主义是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高峰）的阶段。

综上所述，无论中西方文明，对诚信都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在各亚文化体系中，诚信的地位是不同的。当前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了，当然更不是西方文化。应该说是传统文化和18、19世纪西方文化杂交的产物，而且面临着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二次结合的问题。重建诚信，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传统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的问题，而是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诚信的价值被边缘化的问题。任何一种鼓励人与人信任的文化，就是培养诚信的良好文化土壤；任何一种鼓励人与人的排斥与斗争的文化，都是破坏诚信的污染因素。当代中国文化受阶级斗争毒化极深，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再次分化与矛盾积聚，被逐渐继承和发扬光大。坏东西比好的东西更容易被保留和传承，除非善有实现的可能。作为文化而言，告诉人们行善，包括诚信能够带来好处，并且要让人民从心里觉得诚信比不诚信好处更多，而不是口头上用户诚信，这样的文化才能维持、保护并将诚信发扬光大。但要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本文的命题。本文只是分析文化之于诚信的影响。如果要论述重建文化以恢复诚信土壤，这也是一个极度宏大的命题，有待更多有识之士去完成。

嘉善县魏塘街道 袁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