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与责任内阁的权力

第一篇：首相与责任内阁的权力

首相权力：

首相的职权虽然绝大部分没有法律正式规定，但根据惯例首相拥有非常广泛的权力。英国政治制度上首相的地位由宪法惯例产生，其权力也由宪法惯例决定。

根据宪法惯例，首相享有下述各种权力：1．代表政府向英王汇报全部情况。2．代表政府在议会中为政府的重大政策进行辩护。3．向英王提出任命内阁成员和其他部长名单，也可要求他们辞职或变更他们的职务。4．主持内阁会议，决定内阁议事日程。5．向英王推荐高级法官、主教和对某些其他官员的任命。6．决定各部职权的划分，决定部的成立、合并和废除。7．对各部业务进行总的指导，解决各部之间的争议。

8、内阁必须接受议会的监督，因此首相有责任回答议会的质询，向议会报告政府的工作。但是，首相作为议会多数党领袖能操纵议会，并且有权建议英王解散议会，宣布重新大选。1742年沃波尔内阁因失去议会支持而集体辞职，由此开创了组阁政党必须在议会中占多数并集体负责的先例。1784年，小皮特内阁因得不到下院支持而提请国王解散下院，并提前大选，获胜后继续组阁，这一作法也成为惯例。实际上，英国首相的权利比美国总统的权利都大。美国总统对内阁人员只有提名权，而英国首相有任命权。

内阁权力分配：内阁既参与立法，又负责行政，实际控制着下院立法程序，控制着下院及其决策权，宣布提前大选权等，实际上使议会和君主都从属于自己，从而操控着立法权。首相是内阁政府首脑，主持内阁会议，总揽政务，拥有任免内阁成员和所有政府高级官员的权力，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对内对外的重大方针政策。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宪法赋予首相（或总理）的权力大小也不尽相同。对提交议会讨论的政策作出最后的决定。按照议会规定的政策行使最高行政权力。协调和确定政府各部的职权。议会与内阁的关系是：最高的立法机关议会产生内阁，阁员大都由议员兼任，内阁必须集体对议会负责，因此内阁制政府具有对议会全权负责的特征。首相、内阁和政府的产生与组成的法定程序：英王任命首相→首相提出内阁成员和政府成员名单→英王批准后内阁和政府便告组成。在英国内阁制中，首相一身二任（政府首脑和多数党领袖）是掌握国家实权的关键人物，但是以首相为首的内阁和政府都必须接受议会的监督，如首相有义务向议会报告工作，有责任回答议员的质询。内阁首脑拥有决定性发言权：是政府首脑，掌握国家的行政大权，同时通过议会掌握立法权，是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拥有大臣与主教的提名权，高级文官的任免权，内阁会议的主持权，政策决策权）。内阁大臣与首相在政治上共进退，内阁制与首相相辅相成，内阁首脑（首相或者总理）是下议院多数党的领袖。

内阁成员组成：

内阁制的内阁是以议会为基础产生的。内阁首相通常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首相从政见基本相同的议员中挑选阁员人选，提请国家元首任命，组织内阁。

国家元首对内对外名义上代表国家，但并无实际行政权力，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对议会全权负责。元首颁布法律、法令和发布文告时，都必须由首相或有关阁员副署。内阁接受议会的监督，定期向议会报告工作。如内阁得不到议会信任，其阁员必须集体辞职，或由内阁提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举行议会大选。新议会如果仍对内阁表示不信任，内阁则必须总辞职，由国家元首任命新首相组织新政府。

内阁的成员由内阁的首脑从与其政见相近的议员中挑选，或由参加内阁的各党派协调分配名额产生，然后提请国家元首任命。内阁主要作用：

政府中的高级大臣组成的英国内阁是英国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既操纵立法，又管理行政，被看作是对“国家行政的最高控制”，“政府的主要工具”以及“大多数立法和行政主动性的来源”，总之，它是国家的行政之巅。它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第一，它是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包括内政、外交、防务、教育、科研等各项决策。

第二，控制立法。现代社会中由于立法量的增加及其复杂化，议员个人既无设备又缺乏全面的知识和足够的信息来准备复杂的议案，导致政府逐渐加强对立法的控制，政府提出公议案，这种议案都是由内阁提交下院通过的。而且在准备议案中，内阁委员会越来越多的参与其中，即先由内阁列出议案原则，再由他组织有关大臣、文官、专家等一起磋商议案细节，然后交内阁审定。最后提交下院通过。

第三，作为政党的领导。首相是执政党领袖，内阁大臣都是由执政党领导组成的。内阁除了对国家、政府进行行政上的领导外，同时也对其政党行使着领导权。如讨论决定党的方针政策，竞选宣言等，在下院和公众中，为其党的政策、行动进行宣传，解释和辩护等。

解析与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对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总统先生，人们关心的是你在何种程度上不经国会批准而能采取行动，而你不必为内阁所困扰。而另一方面，我从不为议会所困扰，但我事事都得与我的内阁商量并获得内阁的

第二篇：中央政府首晒权力清单

中央政府首晒权力清单 专家：可锁定改革目标

为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并听取社会对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对各部门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等工作进行部署。专家认为，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底”，更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

通知指出，各部门要于近日在门户网站公开本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公开内容包括：项目编码、审批部门、项目名称、设定依据、审批对象，以及收集社会各界对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意见的具体方式等。各部门分别公开后的一定期限内，国务院审改办要在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开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汇总清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也将适时公开汇总清单。

通知强调，各部门不得在公布的清单外实施其他行政审批，不得对已经取消和下放的审批项目以其他名目搞变相审批，坚决杜绝随意新设、边减边增、明减暗增等问题。对违反规定的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同时，对国务院此前决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落实到位，及时清理修改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通知要求，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精神，认真收集并研究清单公开后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一步梳理本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对取消或下放后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加大取消或下放力度。要改革管理方式，向“负面清单”管理方向迈进，清单之外的事项由市场主体依法自主决定、由社会自律管理或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依法审批。

解读

明确权力清单可锁定改革目标

规定：各部门在门户网站公开本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

解读：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权力”一词虽然熟悉，但又很抽象。专家表示，其实，行政审批就是政府部门权力的直接体现，而此次国务院各部门公开这个目录，就是要把中央政府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在阳光下“晒一晒”。

“公开权力清单是建立阳光政府的重要步骤，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说，亮出“清单”，就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公众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

此外，明确的权力清单也使推进多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摸清了底数，进而锁定改革的目标。

专家表示，长久以来，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存在“家底不清”的问题，简政放权常常是这边减、那边增，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甚至变成“数字游戏”。

“例如有的审批项目本来是不存在的，有的审批项目从来就没有人申请过，有的项目又存在多部门交叉，这些情况都会造成审批项目总数的模糊不清。”董克用说。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去年10月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形成中央政府行政审批事项目录，锁定改革的目标，让全社会监督，这是推进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起点。

防止既得利益部门不肯“割肉”

规定：各部门要认真收集并研究清单公开后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加大取消或下放力度。

解读：专家表示，改革进入深水期后，容易改的已经改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在这个阶段，就要集合各方智慧，精简出真正需要审批的项目，而向社会亮出“权力家底”就是开门搞改革，是对改革的深化。

“公开不是最终目的，公开是为了让百姓、企事业单位进行反馈，这些项目该不该由政府审批，以及如何才能让审批更加便捷高效。”董克用说，“公开，也有利于防止部门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肯‘割肉’。”

打开教育部官方网站，在首页就能找到《关于公开教育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的公告》。对于公告附件中所列的“高等学校教授评审权审批”，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大学教授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职称评定应当是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一部分，教授评审应当由高校自主，因为不同的学校对教授的评定标准不同。”这位教授认为，这并不符合当下的改革方向，这样的审批事项是否需要改革，就应该征集各方意见。据新华社

国务院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截至昨晚10时，据记者统计，除了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外，75个国务院部门中，有47个部门公布了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占总数的62.7%。这47个国务院部门共保留了1031项行政审批事项。

【进展】

发改委行政审批项目减至25项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十八大作出的重大决策。2014年2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

自马年新春伊始，各部门就逐渐在网上公布了其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2月13日，文化部、财政部率先公开。2月17日，达到了井喷式的增长，当天26个部门晒出了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

昨日，记者统计了除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外，75个国务院下设部门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截至昨晚10时，共计47部门公布了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占总数的62.7%。这47个部门共保留了1031项行政审批事项。

国务院下属的25个组成部门中，已有包括财政部、工信部等16个部门公开了其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共计373项。其中，发改委行政审批项目减至25项。

目前，已公布的47个部门均在其官网公布了电话、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以便社会各界反馈。

【盘点】

国资委仅1项 国税总局达87项

在47个部门中，目前保留行政审批项目最多的则是国税总局，达87项，而其审批对象多为“纳税人”。而国家林业局以76项紧随其后，其中包括“进入林业部门管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事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拍摄影片、登山等活动审批”。

在已公开的政府机构中，保留行政审批最少的是国资委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二者均仅有1项。国资委的项目名称为“中央企业政工职称评审审批”，属于非行政许可审批，审批的对象则为中央企业。而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则是针对港澳记者来内地采访，其审批的对象为“港澳新闻机构、港澳记者”。

此外，国家地震局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也仅保留了3项。其中，国家地震局的3项审批类别皆为“行政许可”，如“地震安全性评价单位资质认定”。而国家民委保留的3项均为非行政许可审批，涉及“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审批”等。

【对比】

文化部取消下放审批项目近7成

2月14日，国家铁路局在其官网晒出了“公开取消和保留的铁路行政审批事项”。据该通知，自2013年铁路实行政企分开，国家铁路局先后取消11项行政审批事项。而目前仅保留8项，取消项目约占6成。

国家铁路局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包括先后取消11项行政审批事项，包括“开行客货直通列车、办理军事运输和特殊货物运输审批”、“铁路工程及设备报废审批”、“铁路日常清产核资项目审批”等项目。对此，国家铁路局表示，对已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要不折不扣地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而目前保留的8项行政审批事项则包括“铁路旅客票价率审核权限”、“铁路车站和线路命名、更名审批”等。国家铁路局认为“依法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主要涉及直接影响铁路安全的关键设备和市场准入的关键事项，直接关系到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文化部目前仅保留4个行政审批事项。2013年初，文化部共保留13项行政许可类审批项目和12项非行政许可类审批项目。过去一年，文化部对原有13项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取消3项，下放6项，保留4项，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比例占69%。

【热点】

“转基因”列农业部审批项目首位

在农业部2月17日公开的46项行政审批事项中，第一个审批项目即与大众关切的农业转基因有关。这项名称为“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试验、生产、经营和进口审批”的项目，又分了8个子项目，而审批对象则涵盖了企业、事业单位、中外合作、合资或者外方独资单位。

该审批项目涵盖了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材料入境、境外贸易商申请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审批书、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等方面的规定。

具体来看，其中第7子项为“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直接用作消费品”。要求境外公司向中国出口农业转基因生物用作加工原料的，应当向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而申请企业需符合条件并通过安全评价的，才可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

2月17日，国家食药监总局该局保留了29项行政审批事项，内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包括保健食品注册审批、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审批、首次进口的化妆品审批，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认证等。

第三篇：月相与断案3

月相与断案

周义钦/ 上海市北郊高级中学

所谓月相，是人们在地球上所看到的因日地月运动而不断变化的月球发光面的形象，即月球圆缺的各种形状。正如“相”字从木从目，其构形源自伐木人对一颗树的上下左右端相，本义为不断地详细地观看。月相是自然现象之一，夜晚月相的位置及形状，往往能成为还原犯罪现场的关键证据。古今中外巧用月相断案的故事很多，现攫取其中一些典型的以供大家赏析。

1、用上弦月断案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总统，他年轻时当过律师，曾受理过一桩悬案，并由此而名声大振。那年，贫穷的农民阿姆斯特朗被人指控为谋财害命，当时身为律师的林肯查阅了有关案卷后，愿为被告辩护。法庭开庭审理时，被告不断喊冤，而原告证人福尔逊——一个游手好闲的地痞，却一口咬定自己目睹了罪犯作案。证词是这样的：

10月18日晚上11时1刻，我站在一个草堆后面，亲眼看到被告在草堆西边30米处的大树旁作案，因为月光正照在被告脸上，所以我看清了作案人的面目。听众席上有许多人面面相觑，为阿姆斯特朗捏了一把汗。这时，只见林肯从律师座位上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对着证人质询道：“你能肯定当时的时间和地点吗？”福尔逊回答：“完全可以肯定。”听了这句话后，林肯转身对着听众，提高嗓音说：“此案纯属诬告！证词是编造的。”接着，林肯说出一番道理，在场的人们开始沉默了一会，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福尔逊窘得说不出话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结果，阿姆斯特朗无罪释放，福尔逊因作伪证，却成了阶下囚。

林肯说了些什么，而使阿姆斯特朗的冤案得以昭雪呢？原来他的辩护词与月相有关。

我们知道，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我们夜晚所看到的月亮是反射了太阳光的结果。月球绕地球公转，地球绕太阳公转，在月球绕地球公转一周的过程中，月球、地球和太阳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发生变化，因此，地球上所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亮的部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不同的月相。在各种月相中，除了满月能整夜可见外，其余的可见时数皆不同，月亮愈圆，可见时愈长，月牙愈窄，可见时愈短。不同日期月相的月出月落时刻不同，且同一日期不同时刻月相在空中的位置也不同。这是由于地球的自西向东自转，导致任何天体

南 的视运动方向都是东升西落的，其

满月 视运动速度为15°/小时；又因为月球自西向东绕地球公转的缘故，其公转一周约为29.53日，这样导致每天某时刻的月相位置都要比上一天该时刻的月相位置偏东360°下弦月 上弦月 /29.53，约为12°，即每日月相从东 西 东方升起时要比上一天的迟50分钟左右。农历初一时，日、月基本图1 子夜月相变化图

该素材参考自九年制义务教育沪教版小学语文四年级上册“律师林肯”、九年制义务教育苏教版小学科学五年级上册“小小分析家·林肯断案——月光可以作证”。上同升同落，分别在当地的黎明和黄昏；农历初二时，当太阳已西落，月球仍滞后于距西方地平线约12°角距离的天空中；至上弦月时，已偏东90°，约迟升6小时；满月时，偏东180°，约迟升12小时；下弦月时，偏东270°，约迟升18小时；直至下个朔望月的新月时，日、月又同升同落。根据月相的变化规律，北半球中纬度地区，若以子夜时段为标准，如是上弦月，其应位于西方地平线附近，且正要下落；如是满月，其正高悬于南方天空；如是下弦月，则其位于东方地平线附近，且正在升起（如图1所示）。

明白了月相的奥秘后，我们就不能不为林肯的辩护词鼓掌和欢呼了。下面这番话就是林肯律师的辩护词：10月18日是阴历九月初七，那天的月相是上弦月，十一点一刻，月亮已快西沉，月光会从西边照过来。倘若被告面向西方，藏在大树东面草堆后的证人是无法看到作案人的面容的；倘若作案人面向证人，月光则照在作案人后脑勺上，证人又如何能看清30米外的作案者是谁呢（如图2所示）？博学多才的林肯依据月相原理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击中了证人的要害。最后，阿姆斯特朗被宣告无罪释放，福尔逊因作伪证，却成了阶下囚。

图2 林肯断案的场景示意

无独有偶，同样根据上弦月断案的故事还发生在中国。我国宋朝的宰相包拯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大公无私，断案如神，尤喜推理断案。在《少年包青天》电影中就描述了他根据月相巧断焚庙杀僧一案的故事。说的是包拯在秋试中获进士及第，被委任为肇庆知府，他在上任之前回乡省亲途中路经相国寺，顺道探望曾救过自己的展昭，却发现相国寺正办丧事——原来住持了然大师突然圆寂了！了然大师乃展昭之授业恩师，展昭悲愤莫名，包拯同情之，遂加以调查。了然大师是半夜被人谋杀的，当天的月相为农历的上弦月。调查结果，最大的疑凶竟是展昭的师兄圆觉。原来圆觉为争主持之位，遂动了杀机。于是，包拯传唤圆觉，问其案发当晚子夜时分在什么地方，圆觉答曰在寺院的东厢房对月饮酒。包拯厉声反驳道：半夜时月亮刚在西边落下，你在东厢房看什么月？据此揭穿了圆觉的谎言，从而揪出了真凶，伸张了正义。

2、用下弦月断案

该故事发生在英国。说的是一天晚上10点多，人们还未入睡，少年维特的父亲被人杀死在自家后院了。几天以后，警方根据调查情况，以及各种蛛丝马迹的提示，很多人证物证都指向了维特这个未成年的嫌疑犯。维特的继母，以及继母的哥哥——那个维特在法律上的舅舅都信誓旦旦地发誓说，她和他都亲眼看到，在那天晚上，维特用斧头在后院偷袭，杀死了他的父亲。因那晚的月光很明亮，刚好维特把脸转到了房子的这一边，所以他们确信完全看清了凶手的脸。带血的斧头，上面不仅有受害人的血，而且手柄上也有维特的指纹。几名邻居的证词也证明了少年维特的父子关系并不好，有矛盾。作案动机、时间、证人和证词，关键证据血斧头，构成了完美的证据链，都指向了维特的凶手身份。而少年维特却无法提供能为自己辩护的证据，他被警察的逮捕行动吓坏了，他的思维和逻辑已经失去了有效的运转，与法庭的指定辩护人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如果维特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的话，他将在成年后被执行死刑。人命关天，青年律师霍华德认识维特的生母，在听说了维特的困境之后特地赶了过来，要求作为维特的辩护人。霍华德核查了所有案件材料，精心为开庭做准备。等到开庭那一天，他却没有提供任何新的证人，也没有上呈任何新的证据，只在公文包里带了一本历书，还带了一本初中地理课本。法庭上，在检控官庭示了所有的证人证词和证据后，霍华德也像检控官一样确认了一遍维特继母和舅舅的证词，同样又特别重复问了一次目击作案的时间，以及月亮的亮光强度，也同样再次确认了他们的视力是正常水平。然后，霍华德打开地理课本，翻到关于下弦月的那一段，发言道：“尊敬的法官阁下，尊敬的陪审员，尊敬的检控官阁下，尊敬的各位先生们，我不得不遗憾的向大家指出两个骗子——控方的五号和六号证人，他们是两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因下弦月为我们做了证。”他把案发当晚所属的下弦月的出现时间复述了一下：下弦月半夜才会出现在天空中，而控方的两名证人所说的作案时间——晚上10点钟，根本就没有月亮在天空出现来提供照明，也根本看不到院子里是否有人在活动，更别提能清清楚楚的看到维特在杀人。霍华德以无罪推论的陈述，最终导致法庭宣布维特的无罪。维特回到了自己冰凉清冷的家里，因为他的继母和那位舅舅先生被收监了。那位舅舅只想让维特去坐牢，好让自己的年轻妹妹单独继承这丰厚的遗产。虽然此案的凶手未抓到，但霍华德因为这一逆天翻转的案子而名扬天下，后来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3、用新月断案

这是一个探险破案故事，讲的是农历初三的凌晨路人发现在谷堆边有人遭到谋杀，经过警方的侦破发现这个死者是在初一的夜晚被害的，警察叫几个嫌疑人对案发当晚的天气和活动情况进行交代，其中一个嫌犯说案发时他正迎着明亮的月光走在回家的路上，没有作案的机会。聪明的警察当即断定这个嫌犯正是凶手，因为初一的月相是新月，月亮基本不可见，并不会出现如他所交代的迎着明亮的月光回家的现象。

新月无光，月黑风高，案件多发，这也正常。可嫌犯往往作案心虚，总想掩盖事实真相，反而弄巧成拙。如另有一嫁祸于人的故事，说的是尖峰山上有座庙叫无尘庙，庙里有个老和尚叫了空师傅，有俩个徒弟，大和尚智渊和小和尚智深。

一次，老和尚了空师傅出一趟远门刚回来，只有大和尚智渊前来开门且急忙禀报：昨晚半夜醒来时到寺庙里查看，发现有一小偷从佛塔上爬下，借助月光发现竟是小和尚智深；他也看到了我，一脸的恐慌，匆忙往后山跑了，等我追过去时没转几个弯就不见了人影。我只能回来，爬上佛塔去看，藏于塔顶的舍利子不见了。请师傅责罚吧!都是弟子无能，让智深这小奸贼偷走了镇庙之宝。

“你清清楚楚在月光下看到了智深的脸，不会错？”了空师傅突然问道。“千真万确!弟子不敢有半句谎言。”智渊和尚镇定地说。了空师傅突然用手指着智渊大声说道：“孽徒，你偷了舍利子杀了人，还不知罪！” 智渊装作冤屈状。

了空师傅继续说道：“我离庙时是八月十五中秋节，正是月圆之日，到今天刚好十七天，昨天应该是九月初一。根据月相，初一应该是无月亮的，所以你是不可能清清楚楚看清智深脸上的表情的。”

智渊一愣，嘴角颤抖再也说不出话来。

4、用满月断案

满月时彻夜光亮，理论上犯罪率应较低；但据有些研究机构宣称，月亮的圆缺变化可能会影响人类的行为，满月时谋杀和严重伤害案件反而会明显增加。话说在日本东北一个叫潮来的海边小镇，一条小河从西向东流过。一个月圆之夜，一桩谋杀案打破了小镇的平静。法医推算出案件应该发生在晚上12点左右，并且警方第二天很快就找到了嫌疑犯。刑警立即对他进行审问。

刑警问：“昨晚12点左右你在哪里？” 嫌犯说：“我在河边钓鱼啊。”

刑警问：“那么你是坐在哪边河岸钓鱼的呢？”

嫌犯说：“在南岸。昨夜是满月，河面上映出的月亮真好看。” 刑警说：“你说谎，这么说罪犯就是你。”

刑警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这个嫌疑犯不在河岸的谎言。因满月时子夜时分月亮应位于南方天空，其倒影在河的南岸是无法看到的。

5、用其他月相断案

在一个重阳节的夜晚，我国一军事重地的资料被盗了，警方迅速出动，展开侦破，很快就抓住了犯罪嫌疑人小王。警方随即对他进行了审问。小王说，那天他和他的朋友在河边露营，黑暗中喝酒谈天到深夜，直到一轮残月升起，天色渐明，众人才散去。他喝多了酒，是由朋友张某送他回的家，回家后他又整整睡了一天，张某可以给他作证。警方又问了张某，张某说案发当时，小王确实不在现场。

可警察却不相信他们的谎言。因重阳是初九，理论上属凸月。农历初七、八的月相为上弦月，黄昏时即位于南方天空，然后继续由东向西移动。重阳节的凸月在黄昏时悬于东南天空，整个上半夜都应可见；而至于下半夜一轮残月从东方的升起，那是农历下旬才能发生的事。由此可见，杜撰的场景是代替不了事实的。

上述案例都是依据月相的出没规律来断案的。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月相作为一种常见的天象，其具有很强的发生发展规律。月相出现的时间、在天空的位置及形状，三者是高度统一的。利用夜晚见月情形及月光下的物象特征，用月相作证犯罪现场，往往成为断案的关键证据。常言说的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些嫌犯在谎言被揭穿后不思悔改，还抱怨“都是月亮惹的祸”。殊不知：上天是长眼睛的，连月亮都会作证啊!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用月相作为还原案件现场的证据是课本知识的有效拓展，这样不仅有利于巩固月相的变化规律，使学习具有趣味性，更能培养学生对事物之间内在逻辑的判断能力。

第四篇：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

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

英国脱欧是2016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主张脱欧的人设计了一个简单然而十分有效的口号：“夺回控制权”。英国人不分阶层和代际差异被打动，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把钱从布鲁塞尔拿回来并投入国民健康系统的想法。为了在全民公决中获胜，脱欧阵营不惜谎称英国每周要向欧盟支付3.5亿英镑（合5.1亿美元）。虽然众多事实核查者指出该数字为虚构，依然不妨碍它被刷在活动的大巴上，四处揽票。

英国统计局局长安德鲁·迪尔诺特爵士表示，这是在误导且破坏对官方统计数据的信任。财政研究所把该数据称之为“荒谬的”。但脱欧派丝毫不为所动，继续高喊口号：“我们每周向欧盟送去3.5亿英镑。让我们为我们的国民健康系统提供资金。投票离开欧盟。”在赢得全民公投之后，如此耸人听闻的承诺被一位脱欧领导人轻描淡写地当做一个“错误”而打发，而另一位则把它解释为“一个愿望”。[1]

在英国全民公决结束之际，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美国人会愚鲁到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为总统。这个前真人秀明星过于耸人听闻，过于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过于无视真相，难以想象美国人民会把他送进白宫。然而在自我标榜为“脱欧先生”之后，[2]这位喜欢发推的商业大亨没有令人失望：所有人，请向特朗普总统脱帽致敬！

牛津词典把“后真相”（post-truth）评比为2016词汇，抓住了时代精神。所谓后真相被用来描划“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3]在后真相政治（也称为后事实政治）中，辩论主要被情感诉求所左右，与政策细节相脱离。后真相赋予真相“次要”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它和传统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后者虽然始终争论何为真相乃至伪造真相，至少还承认真相的重要性。然而，2016年，在大西洋的两岸，人们似乎都受够了“事实”，这一年将因真相成为滑动概念而为后世所铭记。真相已经变得如此贬值，以前它是政治辩论的黄金标准，现在只不过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残币。

由于24小时新闻周期的出现、新闻报道的虚假平衡以及社交媒体的无孔不入，后真相被描述为一个当代问题，但存在一种可能性，它实际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并不那么引人注目。有关后真相的最好陈述，可能是乔治·奥威尔作出的。在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他建构了一个意识状态被大规模改变的反乌托邦世界，政府宣称自己拥有真相的垄断权，“党叫你不相信你耳闻目睹的东西。这是他们最后的最根本的命令。”[4]

毫不意外，1949年首次出版的这本书，于2017年1月上冲到了了亚马逊美国畅销榜单首位。在美国以外，对《一九八四》的兴趣也在重新点燃。出版商企鹅公司称，该书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销售额比2016年同期增长了五分之一。[5]特朗普就任以来，他的政府及其盟友宣告总统是真相的唯一可靠的来源；[6]将很容易被证伪的假象当做真相来售卖；[7]并且，把谎言冠以“另一种事实”（alternative fact）的“美丽”称呼。[8]德州众议员拉玛·史密斯说：“最好从总统那里直接获得新闻；事实上，这可能是获得未经污染的真相的唯一方法。”特朗普本人向媒体全面宣战，而媒体则回应说，特朗普的媒体之战实则为事实之战，他消除媒体合法性的手段在于，首先消除事实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八四》想不畅销也难。

事实，以及事实背后的真相，究竟发生了什么？讨论后真相，首先要回顾事实的近代历史。

事实的近代史

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戴维·温伯格根据事实的基本形式的变化，将事实的近代历史区分为三个阶段。[9]

第一阶段是经典事实时期（Age of Classic Facts），事实相对稀缺，需要付出较大努力才能发现，并且用于证明理论。历史学家将此追溯到17世纪，当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弗兰西斯·培根想要将知识置于更为明确的基础之上时，他发明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寻找普遍性的知识。但是，他主张通过一系列个别事物的试验来得出知识。从培根之后，理论不再是从对重大原则的逻辑推理中得出，而是由事实构建，正如房子是由砖所构建的一样。

事实成为知识的一般基础，和解决争论的最终方法。这带来了新的证据原则和新的调查方式，并导致了历史学家芭芭拉·夏皮罗所谓的“事实文化”（the culture of fact）：观察或目击到的行为或事物——也就是事实——可以导出真相，事实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域，从法律到科学，从历史到新闻。[10]

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进入了基于数据的事实时期（Age of Databased Facts）。“事实”一度占据的地位现在被“数据”所取代，这造成了很多的认知混乱，不仅是因为收集和权衡事实需要调查、辨别和判断，而且也因为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被外包给机器了。我们现在很少发现事实；相反，我们下载事实。当然，我们也会上传它们。

因为数据堆积如山，所以，我们很快就发明了一系列技术来帮助我们。这些技术主要可分为两类：算法机制和社交机制，尽管大部分工具其实结合了两者。新的过滤技术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在知识的权威性这一点上更是如此。一些旧式的知识机制，比如报纸、百科全书、教材等，其权威性来自于它们为其他人过滤信息这一事实。而如果我们的社交网络是我们新的过滤器，那么这种权威就从遥远的专家那里，转移到了我们所熟悉、所喜欢、所尊重的人所构成的这个网络上。

由此我们进入了事实发展史的第三阶段：网络化事实（networked facts）的阶段。如果经典事实和数据事实被看做是从根本上孤立的知识单元，那么网络化的事实则被认为是网络的一部分。网络化事实的一大特点，用温伯格的话讲，是“大到不可知”（too big to know）。有太多的知识，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知道的。

“大到不可知”造成了一系列后果：第一，可用事实的数量大增，本身就会使人们对真相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我们可以随手获得如此多的事实，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因为总是有其他事实支持其他的说法。第二，网络更加强化了我们本来的立场。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相信确认他们已有意见的“事实”，并驳回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事实”。也就是说，事实与观点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了。第三，有鉴于此，可以看到，不论何种观点，网上都有人不赞成。就算有很多人同意，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所有人都同意，除非是在一些最无趣的事实上。

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后事实世界”，几乎所有权威信息来源都受到质量和出处皆十分可疑的相反事实的挑战，那么骗子将没有任何理由感到羞耻。在缺乏知识守门人的时代，谁说好的信息会注定战胜坏的信息？最终，“我们看见事实被人们捡起来，摔到墙上，它们自相矛盾，分崩离析，被夸大被模仿。我们正在见证牛顿第二定律的事实版本：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11]

事实的土崩瓦解，正是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最大原因。事实本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分歧的方式。然而，网络化事实却开启了一个充满分歧的网络。已故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12]然而在网络化事实阶段，每个人都开始拥有自己的“事实”。

现实永远可塑？

摆脱事实的重力给人们带来一些十几岁孩子般的喜悦——那些教育和权威的重要象征终于可以被抛弃了，没有人希望不断地被提醒自己的地位和局限。然而还是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这场对事实的叛乱现在发生了？

许多人把原因怪罪在技术身上。信息时代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说真话的新时代，反而让谎言如野火一般蔓延开来。事实核查者捕捉谎言的速度赶不上谎言被制造出来的速度。而且，谎言发现了进入人们的头脑和心灵的途径：只需契合人们现有的偏见。相当多互联网公司开发的算法基于用户以前的搜索和点击，因此，每次搜索和每次点击都会发现自己的偏见得到确认。所谓算法过滤，意味着使用个性化算法，预测用户想要的内容，从而呈现与用户已建立的偏好相一致的东西。

媒体的进化也为后真相增添了助力。社交媒体，现在是许多人的主要新闻来源，导致人们进入相似想法的回声室，只带来令自己感觉更好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是否真实。在一个人们从朋友那里获得大量信息的世界里，事实核查无法达到那些最需要它的人手中。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悖论：那些积极寻求信息的人往往是占有信息比较多的人，而信息闭塞的人则满足于已有的信息。事实核查尽管构成了最好的解决方案之一，但是，它只能为那些想要其工作的人而工作，而这样的人的数量正逐渐缩小。

此外，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人们对事实的怀疑。如果所有的事实都说你不存在经济上的未来，那你为什么要听事实的呢？在一个不乏蝴蝶效应的世界里，一个印度的小事件会导致有人在马德里失去生计，政府似乎无法控制发生的事态，在此情况下，信任旧的权威机构——政治家、企业家、学者、媒体——听上去像是一场玩笑。英国脱欧派领导人迈克尔·戈夫直言不讳地说，英国人“已经受够了专家”。[13]爱德曼公关公司在一系列国家发布有关人们对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信任度的调查。2015年的调查显示，“拥有受信任机构的国家数量在知情公众中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14]

矛盾的是，不信任“主流”媒体（被特朗普攻击为“跛脚媒体”）的人，根据美国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更有可能接受虚假信息。“令人惊讶的是，另类新闻的消费者，即试图避免主流媒体‘大规模操纵’ 的消费者，对于虚假主张的注入最易产生感应。”[15]这项研究显示出阴谋论出现的一种有趣机制。阴谋论似乎来自于普通的讽刺评论或明显的虚假内容以某种方式诱使人们轻信的过程。而这似乎又是经由那些主动寻求另类新闻来源的群体来实现的。无论如何，到处都可以看到，健康的怀疑已经被狂热的阴谋论所取代。例如，克里姆林宫控制的电视台发现美国的一切都是阴谋，而英国部分脱欧派眼里则满是英国在遭受德国-法国-欧洲的阴谋的攻击。

最后，令真相和虚假混为一炉的，还有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全面深入，它们在过去30年中从学术界传播到媒体，然后出现在所有地方。这样的思想流派采纳了尼采的格言：没有事实，只有诠释。[16]事件只意味着叙事版本的不同，谎言可以巧辩为“另一种观点”或“意见”，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

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法拉利斯是后现代主义最有说服力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高潮。启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把界定现实的权力从神的权威那里掠走，转移到理性的个体手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已经把知识的位置移到人的大脑中，康德进一步认为整个现实只能依赖于大脑而存在，然而，如果你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你自己的想法，那么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那样，“世界是我的再现”。[17]在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说“文本之外并无其他”，[18]我们对世界的所有知识都是从强加给我们的权力模式中推断出来的。[19]这导致了法拉利斯总结的三段论：“所有的现实都是由知识构建的，而知识是由权力构建的，因此所有的现实都是由权力构建的。……现实被证明是一种权力的建构物，这使得它既可憎（权力主导我们），又可塑（我们拥有权力）。”[20]

后现代主义认定自己具有解放性，构成使人们免遭压迫性叙述的一种方式。但是，正如法拉利所指出的那样，“媒体民粹主义的到来提供了一种对现实的告别，可它远远不是解放性的”。[21]如果现实永远是可塑的，那么贝卢斯科尼就可以辩解说：“你难道不知道电视上不存在的东西就不曾存在——不论是一个想法、一个政客还是一个产品？”[22]而布什政府就可以使基于错误信息的战争合法化。“当我们采取行动时，我们创造自己的现实”，布什的一位高级顾问卡尔·罗夫告诉《纽约时报杂志》，“当你正在明智地研究这个现实时，我们会再次采取行动，创造其他新的现实”。[23] 更糟的是，通过认定所有的知识都是压迫性的权力，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剥夺了反对权力的基础理由。相反，它认为理性和智力是宰制的形式，必须通过感情和身体来寻求革命性的解放。宁要情感也不要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证，由此获得了正当性。我们可以听到脱欧运动最大的资助者阿伦·班克斯对此的回响：“留欧派不停地唠叨事实，事实，事实，事实，事实。那一点用也没有。你必须在情感上与大家形成联系。”[24]

放弃事实即放弃自由

2016年后真相政治的出现，对民主造成巨大挑战。在特朗普到来之前，政治辩论就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虚假信息：粗疏的夸张，精心算计的无前提推论，有意的遗漏，无法证实的指控，蓄意的模糊，彻头彻尾的谎言。只将特朗普与这个据称是不真实的新时代联系起来似乎是错误的；成千上万的人在他之前做了他们的那部分。

令特朗普凸现的是他对真相的蔑视态度。他如此公开地、兴奋地表现出这种蔑视，好似他发现，让所有人都战战兢兢的神话不过是个虚伪的赝品。民主世界第一次遭遇这种“后真相政客”。

即使在一种宽容和道德多元化的文化中，“诚实”和“诚信”也仍然是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术语。几乎每一场活动演讲和政治广告都会以某种方式诉诸诚实；候选人的话必须符合他或她的行为，修辞必须与行为一致。

然而，特朗普正确地发现，美国的政治言辞已经变得空洞无物，充斥陈词滥调和虚伪说法，与真相毫无关联。每个人都假装意味他们说过的话是真的，特朗普只是放弃了伪装。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不是使用言辞作为表达思想和论据的手段，而是以之作为武器——用以打击对手，或是在对手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混水摸鱼。

良好的政治辩论与民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路易斯·布兰迪斯大法官在1927年的“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案”中写下的协同意见中，描述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有效民主所必需的功能”。他向“勇敢而自力更生的人”提出吁求，他们“相信作用于民主政府过程的那种自由而无畏的推理的力量”。布兰代斯坚持说，“如果有时间通过讨论揭露虚假和谬误，通过教育过程来避免邪恶”，对言论造成的伤害所应用的补救办法是更多的是言论，而不是强制的沉默。[25]

使布兰代斯在言论自由史上占据里程碑地位的是，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体中公民积极行使政治参与权的根本保障：“那些为我们争得独立的先辈们相信……幸福源于自由，自由来自勇气。他们确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发现和传播政治真理不可缺少的手段”；“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那些懒惰的人”。[26]在1919年的“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奥利佛·霍姆斯大法官在异议意见中表示，即使是不受公众欢迎的思想，也应该有机会在“观念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27]霍姆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的捍卫建立在抽象基础上，而布兰代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更进一步，将言论自由与民主进程联系在一起。他写道，公民有义务参与统治国家的活动，而且仅当他们能够充分并毫无畏惧地议论和批评政府的政策时，他们的上述义务才得以实现。如果政府可以惩罚某些不受欢迎的观点，那么就会束缚自由，长此以往，民主进程就会被扼杀。因此，言论自由不仅是一项抽象的价值，而且是民主社会最为核心的要素之一。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布兰代斯对政治辩论的重视建立在古希腊的古典共和主义原则之上，相信人们能够拥有集体美德，而政治慎议的目标是共同善。今天，人们是否还能够对“自由而无畏的推理”的力量抱有那么大的信心？特别是相信它是通过民主政府的过程来应用的？这两者实际上都已被证明为艰难之事。而且，布兰代斯认定“更多的言论，而不是强制的沉默”能够对“虚假和谬误”作出补救的看法，似乎也正在变得幼稚起来。

“后真相政客”因为具有认识论的缺陷而无法认识真相：他们不再相信证据，甚至是客观的现实。而没有了事实，新的政治大师就会变成政治化妆师和政治技术专家。如此的后真相政治，会对民主政治造成巨大打击，甚至导致暴政的卷土重来。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在特朗普当选后出版了《论暴政：20世纪的20个教训》一书，其中指出，当你放弃你想要听到的事情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区别，你就是在承认暴政。[28] 斯奈德也提到了美国的建国先哲。他说，先哲们试图保护美国人免受他们所知道的威胁，即那种摧毁了古代民主的暴政。然而，美国的政治秩序所面临的新的威胁，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并无不同。美国人并不比看到民主屈服于各种极权主义的欧洲人更聪明。如果在暴政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那就是，接受不真实构成了暴政的先决条件。我们仿佛在回归奥威尔所描述的真切场景：过去被抹掉，而“抹掉过去”这件事本身又被遗忘，谎言由此成了真话。所以斯奈德斩钉截铁地断言：后真相就是前法西斯主义。他警告说：“放弃事实就是放弃自由。”

然而，正像我们会逃避自由一样，我们有太多的动力放弃事实。在21世纪，无论我们有多“大”的数据、多广的网络、多自由的言论，都无法确定人们是从信仰还是从事实知其所知；并且，可能也没有几个人相信，对任何事情还能够加以充分的证明。

没有统一的背景标准，无以衡量什么是可靠的信息来源、或者可靠的调查方式，因而我们无法就事实达成一致，更不用说价值观。我们不再为真相承担责任，而且缺乏如何将具体事实纳入一个更大整体的能力。基本上，我们放弃了理性，连同我们的公民身份一起。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首先来确定一个事实：事实是好的。事实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绝望，但只有采用理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期望一个社会的繁荣。人类需要以一套共同的事实为基础进行讨论，而当我们不这样做时，有用的民主辩论也就消失了。但这套共同的事实基础已然很难建立在经验主义之上，我们要么需要找到每个人都同意的除经验主义之外的一些认识论原则，要么需要找到一些方法，不再用理性捍卫经验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林奇怀疑，第一条途径是不可能的，但第二条途径则不无可能。他认为最佳的辩护是共同的实践和道德承诺。[29]

这不禁让人想起200多年前，美国立宪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向当时的民众提出的一个令人纠结的问题：“人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定，要依赖机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30]时至今日，我们并未回答好这一问题。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道德层面，社会的反思越来越缺少意义，选择也越来越少；人们被赶入专断权力的统治下，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机遇和暴力。

为了实现良好的政治共同体，不妨重读《联邦论》，并相应地思考今天的政治。《联邦论》第一篇说得很清楚：

（1）你被要求选择；

（2）你的根本选择是，要一个（罕见的）好政府还是（常见的）坏政府；

（3）你的选择会为你和你的后代以及整个世界带来改变；

（4）人性的缺陷使好的选择变得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样一个政治填海工程，要求的是愿意提出论据（也就是事实）的领导人，以及愿意考虑论据并有权作出选择的公民。对于此种基于事实的政治的回报将是“反思和选择”的力量的复兴，以及这种力量可以造就的的和平、繁荣和人类共处。不能够开创这样的政治的风险则在于，丧失了对于善治的共同理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越来越习惯于彼此强加自己的意志，把任意独断的政府，连同死刑和税收一起，并列为最可靠的事实。

注 释

[1] “Nigel Farage: ￡350 million pledge to fund the NHS was “"”“"”“"”“"”“"”“"”“"”“"”“"”“"”“"a mistake”，The Telegraph, 24 June 2016, http://www.xiexiebang.com/abs/1403.3344.[16]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Penguin, 1977, p.458.[17]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Katz），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0.[18] 雅克·德里达说过，”there is no outside-text“（il n”“"”“"”“"”“"”“"”“"”“"”“"”“"”“"”“y a pas de hors-texte），即“没有外在的文本”。这句话被误译为”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即“文本之外并无其他”，经常被用来表明德里达认为除了言语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例如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就是如此。实际上德里达只是想表示，区分何为“内”、何为“外”简直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的上下文（context）是延异的核心，不存在意义整全的那一刻。

[19] 福柯将知识作为权力的历史表现而进行的考察，参见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edited by Colin Gordon），New York: Pantheon, 1980.[20] Maurizio Ferraris, “New Realism and New Media: From Documentality to Normativity”，in Philosophy of Emerging Media: Understanding, Appreciation, Application（edited by Juliet Floyd & James E.Katz），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62.[21] Maurizio Ferraris, Introduction to New Realism（translated by Sarah De Sanctis），London: Bloomsbury, 2015, p.21.[22] Alexander Stille, “The Corrupt Reign of Emperor Silvio”，11 March 2010, http://alexanderstille.net/the-corrupt-reign-of-emperor-silvio/.[23] Ron Suskind, “Faith, 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ober 17, 2004.[24] “Leave donor plans new party to replace Ukip – possibly without Farage in charge”，The Guardian, 29 June 2016，https://www.xiexiebang.com/politics/2016/jun/29/leave-donor-plans-new-party-to-replace-ukip-without-farage.[25] Whitney v.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26] Whitney v.California,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74/357.[27] Abrams v.United States,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Cornell University Law School, 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250/616.[28] Timothy Snyder,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im Duggan Books, 2017.[29] Michael P.Lynch, The Internet of US: Knowing More and Understanding Les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York: Liverigh, 2017.[30]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评述》，尹宣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页。

第五篇：断相与相序保护电路

断相与相序保护电路

电子综合目前在工厂的低压配电装置中，大量使用电动机和大功率三相设备的保护装置，这些装置通常仅具有电流和短路等电流保护继电器。以前多种书籍和杂志都刊登过电动机保护器，有感应电流型、测温型、零点漂移型等等。当缺相导线并非为0V，而是有127-180V不等的电压，这主要是因为主干线上三相设备的内部都是两两连通的，电动机也同样如此。这里介绍的断相保护器具有可以用在主干网，也可以用在电动机上。此断相保护器肯有的功能，包括相序异常、错相保护、断相保护、三相电压不平衡偏差较大保护（电压允许波动范围在90%Ue~110%Ue，任意一相或者两上断相均能起到保护作用。三相电压不对称度》=13%时能可靠

动作）等。

断相保护器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工作原理介绍如下：

A、B、C并接于AC380V动力线电网的A、B、C三相上，由R1、R4、R2、R5、C1、R3、R6、R16、R17、C6组成的移相电路。在相序正确、不缺相的正常电压下，则由二极和D5、D7、D8、D13组成的整流输入端的矢量电压较小，整流后的电压也小。当缺相和相序错误时，则输出电压瞬时上升到13V左右。经V4滤波，R8限流后，由D9稳压，R9、R10、R11降压匹配后经C5滤波。经限流R12输入给比较器LM358的2脚，作为被检测的信号电压。

供电由380V/13V变压器接于A、B两相。经C2滤波、R7限流降压、D6稳压、C3再次滤出瞬时波后，一路做LM358的供电，另一路由R13、R14分压后产生5-7V的基准电压。输入给LM358的3脚。经LM358电压比较器输出比较后的判断信号。经稳压和限压电路后，由O1驱动断电器动作。ABC接入电网中如果相序正确，且没有缺相现象JDQ1动作吸合。一旦有缺相和相序错误的时候，JDQ1立即释放，主干线断电器失电释放。

原外线接线存在的缺点是：当主干线断电器的触点接触不良，或者被电火花烧毁时，主干线断电器还能照常接通。笔者将其改进后如图所示。这样就不会出现因断电器触点烧结，导致主断电器不能分离的弊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