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的成功之路——重庆市战略机遇期“军民结合”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技术创新的成功之路——重庆市战略机遇期“军民结合”的调查报告

技术创新的成功之路——重庆市战略机遇期“军民结合”的调查报告

光明日报编者按：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自主创新的节约型发展道路？重庆市牢牢把握中央部署“军转民”和“军民结合”的战略机遇，近年来始终以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为核心，“军民结合促创新”。他们的经验，特别值得财力相对有限又急需通过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省市借鉴。

重庆市级财政收入近几年持续大幅增长，2004年一举突破300亿元，是直辖之初的3倍多。如此强劲的增长，出乎很多人的预料。财政收入的增长源于经济活力明显提高，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强劲增长。而作为“三线”建设的主要基地、全国最大的军工城市、计划经济时期的老工业基地，重庆工业脱胎换骨，最主要的动力源来自于“军民结合”。

“溢出效应”打造支柱产业

20世纪70年代，中央按照“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大力协作、自主创新”的方针部署“军转民”。重庆迅速作出反应，将重点军工企业军民结合的决策，作为本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的风向标，探索形成了以“产业牵引、平台支撑、开放驱动、民为军用、政府促进”为主要特点的军民结合创新途径。

长安公司是特大型军工骨干企业，曾生产出我国第一辆军用吉普车。1979年军转民时，长安集团针对国内汽车工业“缺重少轻”的局面，决定强势进军微型汽车和发动机开发生产。与长安一样享有盛名并同属军工企业的中国嘉陵集团和建设工业集团，则选择摩托车作为军转民的突破口。

在此基础上，重庆结合在机械制造、仪器仪表、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加工等方面的雄厚产业基础，把做大做强汽车、摩托车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任务，提出了建设“西部汽车城”和“中国摩托车之都”的发展目标，实施了加快建设北部新区“十里汽车城”的规划。围绕汽车摩托车产业的开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地方企业，主动承接军工的“溢出”和“扩散”。通过政策引导和高强度投入的示范带动，培育和发展了宗申、隆鑫、力帆等一批承接军口三大“溢出”效应的著名民营摩托车企业，形成了由建设、嘉陵两大军民结合企业和隆鑫、宗申、力帆三大民营企业共同支撑的重庆摩托车“2+3”格局，以及2000多家相关配套企业的庞大的汽车摩托车产业集群。2004年中国摩托车行业产销排行榜上，隆鑫、嘉陵、建设、力帆、宗申等5大企业均位居前10名，总产销量占到全国市场的35%，世界市场的15%。2004年，长安汽车产销量列全国微车第一、发动机第二、汽车行业第三、轿车行业第四，其中微车产量占全国1/3，利润占全行业85%，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微车之王”。为其配套的上下游产业的年工业增加值，也达到了250亿元。汽车摩托车产业逐步发展成为占据重庆工业“半壁河山”的支柱产业。

优化配置科技资源 走节约型创新之路

第三军医大学每年来自重庆市的科研经费，比来自本系统的还多70%。不仅如此，包括第三军医大学在内，军工单位还经常被邀请参与地方科技政策的制定。

重庆市科委主任周旭认为，“不分彼此”的科技政策，是基于重庆实际的必然选择。军工系统有全市1／3的科技人员，全市1／3的工业总产值在军民结合企业，1／3的工业总产值在军民结合相关企业。而重庆又是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财力较为紧张的新直辖市。需要探索一条效率更高的科技创新道路。“要在投资受限的情况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就要通过军民结合盘活一切资源。”周旭说。

重庆如何将军工企业“视同己出”，从两件“小事”中可以看出来。2002年6月，全市召开企业新产品开发工作会，决定对新产品开发给予财政补贴、市级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专项资金。在分享2100万元财政补贴的55家企业中，一半以上为军民结合企业。为推动军民结合技改项目的实施，“十五”期间重庆市对三线企业的退税累计达到了12亿元。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为你服务，为我所用。开明的政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2000-2004年间，重庆军工系统共获得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50余项，其中国家级成果30余项，成果转化率达20%。直辖以来全市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中，近1／3在军民结合相关企业。“军民结合促创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重庆工业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2004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20%，接近直辖之初的7倍。重庆由此走上了“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联合攻关、整体创新，区域协作、对外开放。更高层次的“军民结合促创新”，快速提升了重庆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全市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全国的排位从2000年的第20位跃升为2004年的第11位，在西部排名第2位。借助军工的先进设备和配套能力，重庆医科大学的科研人员成功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医疗设备超声聚焦刀，还有“严重创伤救治与损伤组织修复”、“预防煤矿瓦斯动力灾害”、“家蚕主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组与分子改良”3个项目被列入国家“973”计划。全市每100万元R&D经费支出产生的专利和论文数之和居全国第一位，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在全国列第二位，高新技术产业化指数居第四位。

军民结合的成功，也催生了以军民结合为特色的中国重庆高新技术交易会和“国际军民两用技术博览会”。高交会及军博会不仅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军民两用技术交易平台，还吸引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政府组团参展。

第二篇：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从量变向质变飞跃的重要时期，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必须把经济增长质量放在第一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GDP年均持续增长，2003年总量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超过1000美元，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经验表明，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跨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期。搞得好，就可以跨入新的发展阶段，继续迈上新台阶；搞不好，则会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造成经济和社会动荡。

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实现的。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能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火电供电煤耗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21％，水泥可比能耗45％。发达国家的投入产出比为1：1，世界平均为2．9：1，我国2003年为5：1。2003年，按照汇率计算，我国GDP占世界的38％，但消耗的钢材、煤炭、水泥则分别相当于世界的36％、30％和55％。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产品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500多倍；木材综合利用率只相当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这些情况说明，我国企业的技术含量很低，总体上处在粗放经营的水平上。

其次，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进入低谷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还要考虑到，农户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现在，占全社会50％的农业劳动力只创造GDP的15％，占人口80％的农民，其总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只占不到20％。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城乡差距还突出表现为人口素质的差距，我国的法盲、科盲、文盲，主要在农村。

第三，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1952—1978年，区域政策几经变化，但东、中、西部在全国经济总量的变化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很大发展；横向比较，地区差距明显扩大。经济总量，198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的比重从50．20％增加到58．86％，上升近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比重相应下降。这种差距在近期内仍将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第四，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相对失衡。据联合国发展署2003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而中国社会发展却排名世界第104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

第五，社会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与社会财

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多年积累，我国收入差距开始拉大。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20％的高收入户占调查户收入的51％，而20％的低收入户仅占全部调查户的4％，高低收入的差距从改革初期的⒋5：1扩大到12．66：1。收入差距的扩大加剧了已有的社会矛盾，高收入阶层出现，城乡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城乡贫困人口问题凸现，社会公正问题突出，以收入差别为主的全面社会差别拉开，以利益矛盾为主要表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第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水环境状况严峻。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1，全国600多个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严重缺水。很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30％。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海污染严重。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2003年监测的340个城市中，轻微污染、严重污染的分别占32％和27％。生态环境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草原退化严重。

第七，资源形势严峻。〔1〕耕地资源。我国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3％，占世界总量的8．4％。但这几年，滥占耕地严重，1996—2003年7年间，全国耕地净减少了1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量的5％以上，目前人均仅有耕地1．43亩。〔2〕矿产资源。目前，我国除煤炭和建材非金属矿产外，其他矿产已有2／3的国有骨干矿山进入中后期。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6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074立方米，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和4．3％。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石油消费国和第七石油进口国。到2010年，国内石油资源对需求的保证程度不到60％，到2020年，只有42％，对外依存度将逐年提高。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3〕海洋资源。目前我国开发利用程度不高，海洋调查勘查程度低，可开发的重要资源底数不清，海洋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海洋经济的宏观指导协调和规划不够，海洋科技总体水平低，海洋产业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

第三篇：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大众网-大众日报2003-02-15 06:30:52 qlwb200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是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所处现实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今后二十年的中国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所谓机遇，是指在一定时间、空间、环境和条件下出现的对事物发展有利的可能性。机遇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它具有稍纵即逝、不可复生的特点，如果说机遇是一种客观可能性的话，机遇意识则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包括判断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趋利避害，超常发展等内容。强烈的机遇意识，是我党三代领导核心共同的政治品格。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他们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战略判断力，超人的政治胆识，杰出的领导艺术，坚定的政治决心，乘势、顺变、借力、顺应规律，把握机遇，发挥主动，在历史的进程中，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活剧，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跃升式的发展，从而成就了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局面。机遇意识，作为政治智慧、政治眼光、政治经验、政治胆识、战略艺术和领导才能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是把握历史机遇，实现战略突破的先师。战争时期不说，解放以后，在国际斗争中，他利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成功地把握住两次战略机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苏联结盟，进行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在七十年代，又与美国改善关系，开始利用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自己。到冷战结束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在整个二十纪八十年代把握住了冷战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战略机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进行了改革，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实现了转型。相反，苏联、东欧国家则失去了这次机遇，在内乱中或解体，或变色。在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发展，强调速度，为此还创造了“不争论”的原则，目的是避免无谓的口舌之争，抓住机会，抓住时间，加快发展。他在多次谈话中强调要利用机遇、抓住机遇，他所提出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要求，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所提供的战略机遇，使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十条经验中的第二条，就有“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江泽民同志对抓机遇、谋发展，可以说逢会必讲，有许多重要指示。他在党的十四大上要求全党在整个九十年代抓住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他一再强调，这个指导思想要“坚定不移”。他还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发展的机遇不是很多的。能不能抓住时机，做好深化改革的文章，促进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是对我们的考验和检验。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提出“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十三年的实践证明，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步伐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向温饱、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突破；对外经济关系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向全面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起点。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论断，它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些依据包括：对一个战略时期内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判断，对我们已取得的综合国力基

础的判断，对我国下一步发展目标的确定和发展阶段的规划，对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的清醒认识，对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信心，等等。对于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周期的认识，对于加入世贸组织五年过渡期之后与外部世界接轨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认识，对于西部大开发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梯度递进效应的认识，也是中央作出这一论断的科学依据。无独有偶，一些世界主要国家，如美国也把二十一世纪头十五年作为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战略机遇期加以认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党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综合性、全面性的论断。机遇对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内容。美国对二十一世纪头十五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主要着眼于安全和政治领域，而中共十六大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却是一个着眼于全面的判断。从领域来说，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安全等诸多方面；从门类来说，它包括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从地区来说，它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省、市、县、乡各级。各有各的机遇。机遇期是战略的，但机遇又是具体的，是由一个个机会构成的。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机遇都不能放过，这才叫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判断机遇的目的在于抓住机遇，抓住机遇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大有作为。我们要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指导思想，坚定信念，再闯新路，顺应时代的发展，研究新情况，把握新特点，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观点，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各项工作实践。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重中之重的任务，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坚持把创新作为全面推进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的根本动力。■姜文艺

第四篇：再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

再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要求“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二五”规划继续认定“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再一次强调：“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过去 10年，我们紧紧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战胜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实现了大有作为的承诺。中国在过去的 10年“很不平坦”，一来因为“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二来因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但我们依然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综合实力大大加强，国际地位有了巨大提升。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为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当代中国发展大势，仍然是谋发展、惠民生、促和谐。国际格局开始发生演变，我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基本趋势并没有变化，还不至于改变对发展大势的基本判断。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再次大有作为，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坚持三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坚持既定的指导思想、正确道路和发展方针。

第五篇：瞭望：“战略机遇期”盛世忧患录

《瞭望》：“战略机遇期”盛世忧患录

西方大国对华政策由“全面交往”转向遏制，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投资天堂”的重视度在下降，周边环境日趋复杂，此三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结构变化同时出现，给中国战略机遇期带来深刻影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任卫东 刘书云 丛峰 崔峰

在一个多月的采访调研中，谈起“机遇前所未有”，绝大多数各界干部群众有共识、有期盼；论起“挑战前所未有”，许多人深怀忧虑，甚至言辞激烈。他们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困难、问题与矛盾，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感、紧迫感，居安思危，妥善应对。”

面临八大“双紧”环境

受访干部群众谈到未来5～10年时认为，尽管机遇“仍将存在”，但相对而言，我国发展环境不再宽松，甚至变窄收小，战略机遇期将面临国内外八方面“双紧”局面。

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将对我国发展提出新挑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说，欧债危机短期内无解，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贸易保护措施增加，“仅今年以来，美对我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就多达30多项。”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步伐加快，将使中美关系对抗因素明显增加。“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时刻准备挑战它的挑战者。”不少专家和官员指出，对于仍在快速崛起的中国，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必然会从战略上遏制和打压，“更何况，还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与一些国家关系进入“摩擦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孤立”风险。国防大学战略所副所长孟祥青说，大国崛起必然经历三个时期：准备期、摩擦期、接受期，“我国崛起正处于摩擦期。近年与多个国家发生的激烈争端，就是代表性事件。”上海市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高兰说，“如果既无真正盟友，也找不到真正朋友，将会陷入安全孤立。”

在多边场合面临“一对多”斗争，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政策选择困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姜跃春说，“世界重心向亚洲转移，中国成为舞台中心，也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所长刘锋指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多个要素在南海“聚齐”了，既要维权，又要维稳，进退两难。同时，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地步，给抓住战略机遇期带来现实威胁。

国内经济问题突出，科学发展任务繁重，转方式、调结构进展较慢。许多受访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指出：中央早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但从“九五”到“十二五”始终进展不尽如人意，除了客观因素，应总结反思其深层次原因。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呈“倒逼”之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现在改革阻力加大，所以深层次矛盾凸显出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如今改革是改自己，不改又不行，决策者往往左右为难。”

社会矛盾突出，利益协调难度越来越大。苏州市纪委书记王天琦提醒本刊记者关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底层上升通道变窄，„压力山大‟成为流行语。”

反腐倡廉形势严峻，腐败现象成为影响执政安全的首要因素。在半月谈杂志的问卷调查中，66.33%的人把“反腐败”作为党的建设当务之急的首选。受访的各界人士几乎都把腐败问题列为影响执政安全的首要因素。

严重干扰民族复兴进程五大风险

不少采访对象尖锐地指出，国际国内“双紧”趋势，容易产生“蝴蝶效应”，要关注国际国内互动的“叠加效应”。并提出，当前尤其要谨防五种风险干扰甚至打断我国战略机遇期。

严重的国际冲突干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回答新华网“您对未来10年至20年我国周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的判断”时，参与调查的54075名网民中选择“非常可能”和“有一定可能性”的高达86.42%。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等专家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尽管大规模战争不太可能，但周边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大，现在就应认真思考、准备周全预案。

特大贪腐案件发生，对党的形象造成致命伤害。许多受访者反映，从某种意义讲，经济危机并不是我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不少腐败案件给党的形象造成的重创前所未有，极大加剧了日益严重的“三信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

群体性事件处理如果失当，可能导致社会局面恶化。多年研究重大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分析说，我国群体性事件变化趋势不断发出警示：各种社会思潮相当活跃，不满在网络空间放大，政治化诉求开始出现，社会运行形态变化值得注意。

经济遭受深重打击或出现严重通胀，导致社会阶层利益受损，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说，当前中国经济既有紧缩之困，又有滞胀之忧。如 2 果形势恶化，外资大规模撤离，民营企业也会走入困境。尤其是，一旦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民众财富被严重剥夺后，社会危机可能发生。

极端社会思潮绑架民意，加之境外敌对势力，可能引发思想混乱，撕裂社会。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等学者认为，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机遇都是被极端社会思潮左右而丢失的。目前国内一些不良思潮蔓延，这些极端思潮不仅会造成社会对立，还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这些问题，各种极端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机遇得失“关键在党”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不负众望危中寻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受访干部群众认为，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与其说战略机遇的有无是对国家的挑战，不如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挑战。”

其一，能否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在党能否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沉着应对，在正确道路上坚定前进毫不动摇。

李君如等专家认为，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要使每一位党员懂得，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动摇。只要全党凝成共识，真正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就不仅会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还会延长战略机遇期。”

其二，能否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在党能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能力，使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广等专家分析说，党的干部队伍经受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多重严峻考验，目前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突出表现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诸多危险。”

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告诉本刊记者，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首先，要正视这些问题，以强大的自信和高度自觉勇于解剖自身存在的问题；其次，要勇于接受人民的监督，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其三，要始终保持党和群众血肉联系，并将其作为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基础工程抓出实效。

其三，能否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在党能否以史为鉴，跳出执政成败“周期律”，不失时机深化改革，回应群众的深切期待和呼唤。

长期研究党建理论的专家认为，“未来3至5年将是非常困难的阶段”，严重威胁战略机遇期。如何跳出67年前黄炎培老先生所说的“兴亡周期律”的历史怪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破解的时代命题。

“为什么苏联老百姓对执政70年的苏共下台反应平静？”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所前所长吴恩远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离不开共产党领导，但是如果不痛下决心，解决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也有被人民抛弃的危险。”

采访中，李慎明、迟福林、柳传志等人士说，面对经济社会和国际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两难”课题，关键要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推进党的自我完善要敢于“亮剑”，要尽快迅速找到办法进一步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在复杂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大势中掌握主动，励精图治，顺势而为，创新求变，抓住用好重大战略机遇期，引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