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计的发展机遇期与战略突破

第一篇：中国审计的发展机遇期与战略突破

中国审计的发展机遇期与战略突破 2013-1-25 9:25 周友梅

审计是保证政府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和民主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更是保证把国家和人民的钱管好、用好的一个重要关口。审计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不可避免地受所处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2011年到2020年是我国政府审计的重要发展阶段，中国审计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从政府审计的角度如何把握这个机遇，解决审计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实现中国审计的崛起，是非常重要的。

一、中国政府审计曾经面临过的三次“战略机遇期”

从2011年到2020年，中国审计面临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但有发展机遇，并不等于就能把握机遇。我国政府审计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抓住了一些机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也曾错失过一些机遇，延误了审计的发展。回顾曾经的得与失，是为了抓住当今中国审计发展所面临的新的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

（一）什么是审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我国审计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提出，是近年来笔者对我国未来十多年中国审计面临的内外环境所作的总体判断。“战略机遇期”涉及战略、机遇和机遇期。战略是从总体、广义与宏观的角度而言，意指一段时期内具有统领性的、全局性的谋略、方案和对策。机遇，其实质是一种有利于审计快速发展的境遇、趋势和机会。这种机遇来源于审计客观环境的变化，国家某一重大战略方针的实施，都会给审计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机遇期”是指审计发展机遇存在并能发挥作用的时期，如果条件和环境变化了，机遇期就会随之错过。

所谓“战略机遇期”，是指有利于审计发展战略实施的历史阶段及其大的背景、环境和条件，大体是审计环境对于审计事业与发展比较有利的一段历史时期。审计发展“战略机遇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综合性命题，涉及国内与国际、主体与客体的诸多因素。概括地说，某个时期要成为审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一般要具备三个条件：

1.环境的根本性。审计环境应有重大的变化，战略机遇期比一般机遇期对实现战略目标的影响更带有根本性和整体性。

2.时间的长期性。战略机遇期比一般机遇期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时间要长，一般在十年左右，能给审计发展战略实施以更多的回旋时间。

3.空间的开阔性。战略机遇期比一般机遇期涉及范围广，能给审计发展战略实施以更多有利条件和回旋空间。

（二）回首前三次审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对照“战略机遇期”的三个条件，笔者认为：近代审计发展历史，出现了四次审计发展“战略机遇期”。审计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出现，实质上是审计发展的“上升拐点”，而能否抓住机遇，则取决于发展主体自

身的能动因素。历史的经验告知我们，错失机遇，审计发展就会受到阻滞；抓住机遇，我们就会主动赢得发展空间。回首中国审计曾经面临过的前三次战略机遇期，遗憾——我们错失了两次半！

第一次：19世纪中期，一股强大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改革浪潮席卷世界，迫使西方国家着手国内制度的改革，消除社会积弊，先后建立了先进的政府审计制度，像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建立立法模式或司法模式的政府审计制度，以实现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如法国自1832年就开始改革审计法院体制，要求审计法院向议会报告工作，到1869年审计法院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介于立法与行政之间的最高审计司法机构；又如英国1856年下院设立公共资金委员会，提出议会必须设立独立的审计机构，并将审计结论向议会报告。在这期间，西方国家的政府审计制度得到确立和发展，中国清朝专制统治走向衰落，政府审计不断衰退，与世界审计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

第二次：20世纪中期，是以走向恢复发展的西方与连遭战乱的中国为背景。西方国家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大力改革和推进现代政府审计制度，如美国国会于1921年通过了《预算与会计法案》，根据该法案在国会设置了独立的政府审计机关——审计总署。以后，国会先后于1945年、1946年、1950年、1962年……通过法案，扩展和加强审计总署的职权，使美国政府审计成了立法模式发展的主导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也快速推进了司法模式的政府审计而大获成功；德国、日本等国建立起独立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之外的政府审计体系，成为独立模式政府审计发展的倡导者。而与此同时，我国的政府审计再次错失发展机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行专门的审计监督制度，我国的审计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

第三次：1980—1990年，西方国家的立法活动和经济稳步发展，当代西方各国政府审计在既有的基础上呈现出跨越式发展，西方政府审计在财务审计的基础上积极向绩效审计发展，取得了初步成功。在我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的序幕，出于改革开放的需要，1981年7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审计机关。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从而创建了我国的现代政府审计，走过了中国政府审计制度的奠基阶段，并使审计机关的组织机构逐步得以完善，具有相当的规模。

二、2011—2020年是我国审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当我们今天谈论国际审计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时候，其实中国已经站在第四次国际审计“战略机遇期”的门槛上了！如何从审计环境的特点和变化趋势审视我国审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抓住审计发展的重要机遇，实现我国政府审计发展的突破，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2011—2020年为什么是我国审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011—2020年是我国审计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而且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什么说

2011—2020年是我国审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呢？第一，21世纪的头20年是我国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审计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我国政治民主建设、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都离不开审计，必然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审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二，21世纪头20年，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开放的关键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审计的客体环境也将变化，审计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三，中国审计相伴改革开放30年，目前，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一轮改革大潮在中华大地涌动，作为服务改革、促进发展、开拓创新的审计工作，也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认清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认识2011—2020年是我国审计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既是我国“十二五”发展的主要时期，又是我国经济全面转型的重要时期，这将是中国审计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和一个新起点。在新的巨大机遇面前，我们必能以新思路、新举措、新突破来抓住审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我国审计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新特点

2011—2020年是我国审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其实，机遇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能否抓住机遇，关系到审计事业能否长足的发展，能否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形势的判断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能否抓住形势变化给审计带来的战略机遇。那么，对中国审计而言，已经面临的第四次国际审计“战略机遇期”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从总体来看，这次的审计“战略机遇期”是在一个环境更好、层次更高、基础更牢的背景下来临的。具体地讲，有这样四个新的特点：

1.时间更长。中国审计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发展的，众所周知社会与经济是因为有了审计而公平，也是因为有了审计而稳定，更是因为有了审计而得以快速健康发展。就连西方评论家也认为：“中国的高增长率可再延续20年”。这就为新时期的审计工作者思发展、谋发展、干事业提供了更加宽广的空间和充裕的时间。之所以说这次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为时间长达十多年，时间如果过短，它就仅仅是一般机遇而不是战略机遇，或仅仅是一次战略机遇而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2.基础更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政府审计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本级预算执行审计工作体系初步建立，并向综合财政审计展开；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探索并改进了企业审计办法，实施真实性审计；适应反腐倡廉需要，初步建立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结合中心工作，不断摸索并深化各种专项审计，可见政府审计是在已取得历史性成果的基础上继续迈进的。第二，我国的政府审计无论是机构还是人员队伍，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政府审计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规范国家审计行为的《审计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较高的地位，审计署制定了38项审计规范，应该说政府审计的法制化、规范性建设已经初步形成，审计执法力度也加大了。

3.环境更好。审计工作外部环境最好的时期已经到来，从现在到2020年有一个有利于审计快速发展的好环境：第一，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社会各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政府审计的重要性，再加上政府部门、经济组织、社会公众等各个方面对审计的了解会增加，这些为审计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第二，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2020年左右基本确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制度变迁给政府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此期间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发育的“成熟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提升期”，开放型经济的“扩展期”，将促进审计的发展，或对审计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第三，就内部环境而言，中国审计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审计工作者人气旺、人心齐，动力足。

4.目标更高。这次审计“战略机遇期”的目标更高，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第一，从我国未来十多年的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必然趋势的大背景出发，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宜的现代政府审计机制，以审计创新为动力，以提升审计成果质量为核心，以加强审计业务管理为基础，以“人、法、技”建设为保障，全面提高审计工作水平，实现审计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第二，解决我国现行审计体制和分工深层次矛盾、加快制度创新。目前中国审计的改革攻坚已经进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我们既要解决尚未解决的体制和分工的矛盾，又要针对国内外新的环境对我国政府审计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第三，确立中国审计在世界审计中的战略地位。随着我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和地位的提升，我们不仅要了解国际上通行的商业运作模式和审计规则，并掌握现代审计技术手段，还要参与国际审计活动，促使更多的人思考和关注不同审计文明之间的融合与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三、未来十年我国政府审计必须突破的几个战略难关

在新的巨大的机遇面前，我们必能以新思路、新举措、新突破来抓住审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确战略的有效推动和实施必须把握住时机，选择好切入点，顺势而为，并能将规划与政策、阶段与目标、外因和内因有机结合起来。政府审计作为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监督工作，从发展战略角度思考，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实现我国政府审计的战略突破：

（一）审计体制的战略突破

审计体制是审计组织方式、运行方式的总称。我国政府审计的组织现状是：审计机构设置于政府之内，为典型的行政型模式。这种模式与其他一些国家立法型（如美国、英国）、司法型（如法国）、独立型（如德国、日本）相比，具有较浓厚的政府内部监督色彩。但现行的审计体制反映出以下客观的现实情况：其一，国家审计机构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一个职能部门，其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必然不够。特别是在政府的某些行为悖于法律，或在政府的行政活动中存在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冲突，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冲突时，审计机关往往要服从政府的意志，其审计独立性所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其二，我国国家审计机关是行政系列内部的监督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内部审计，经过二十多年的运行，各级政府部门已经离不开这个特殊的“政府内部审计”了。基于这种现实情况，我们必须以新思路来创新我国的政府审计体制。创新政府审计体制的思路应该可以这样：第一，成立审计总署，将现行的国家审计署特派员办事处划归审计总署垂直领导，将国家审计机构置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直接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以提高政府审计的独立性，更好地发挥政府审计的职能与作用。第二，现行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设立的审计机关保留，回归政府内部审计，体制保持不变。近几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逐步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逐步加强，政府审计机关已经代表政府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交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并现场回答人民代表的质询，这可以看作是政府审计的行政型向立法型转变的尝试与过渡。我们相信，这一进程不会停顿，只会继续和加快，因而创新政府审计新体制是有基础并可预见的。

（二）审计分工的战略突破

我国现行的审计体制在分工上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审计机关与其他各经济监督部门分工不是很明确。在未来几年必须结合政府职能的转变，分清政府社会管理者身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身份的不同职能，安排审计职责和审计重点，明确各经济监督部门的职能，协调各经济监督部门的工作。首先，需明确各个监督部门（包括稽察特派员）的职能，从全局出发统筹作出明确分工（1998年国务院各部门机构改革方案中曾对此有过规定），这是理顺国家经济监督体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最为需要的一步。其次，从制度上规定各经济监督部门必须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审计监督逐步从直接查处的现状转向查清后交财政、税务、物价、计委、劳动主管部门处理的工作方法。审计机关强化后续审计和审计公报制度，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完善管理的制约措施，最终达到执行审计结论向审计机关报告的正常秩序。另外，各经济监督部门可以互相利用对同一单位的审查结果，对已有结论的不必再做重复性审查；每个部门的审查必须出具书面结论，不能只审查无结论，既可对被审单位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也是对监督检查部门的一种约束。第二，政府审计机关与企业内部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分工不够明确。审计机关目前承担的制度化审计工作，今后逐步移交给内部审计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政府审计机关保留一切监督权。如果本文所设想的创新性政府审计体制能实现，就基本上解决了审计分工问题，因为新成立的审计总署主要对各级政府进行审计监督。

（三）工作思路的战略突破

回顾我国政府审计的工作历程，我们在微观审计上投入了很多精力，集中在了微观经济活动中不合法、不规范的领域内，发挥的是审计的防护性作用，审计结果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随着政府职能部门工作重点的转移，政府审计服务宏观、监控宏观经济的运行质量将成为政府审计的首要任务。因此，各级审计机关必须努力提高服务宏观的意识，切实起到审计为宏观决策服务的参谋助手作用。为此，今后的审计要坚持把绩效审计与财政财务收支审计结合起来，与经济责任审计结合起来，与落实宏观调控措施、完善法规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审计、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工作不仅要有新举措，还要有新思路。

1.推行高层次、综合性经济再监督的审计思想。应该以年度审计综合报告形式，向政府报告上年度本地区经济状况、审计发现的共性问题、违纪问题及其趋向，审计机关对改善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工作的意见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的建议。这种政策咨询式的“年度审计综合报告”，提供给各级党组织、人大、政府，以作为制定政策、法规的参考。

2.探索开展绩效审计和重视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在企业财务审计数量减少，政府部门财务管理水平提高的条件下，审计机关应更加关注有关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并有步骤地开始探索绩效审计；当企业都按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政府审计机关要更重视从宏观层面发挥作用。开展专项审计调查就是一个发挥宏观作用的重要方式。

3.扩展环境审计等新的审计业务。未来十多年，中国将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将是资源消费高峰，资源瓶颈约束突出，环境污染加重。环境保护任务更加艰巨，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增多，国际上对开展环境审计的要求也在增加。所以今后审计机关要加大环境审计的力度，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审计进一步关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促进国家各项惠民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四）审计重点的战略突破

长期以来的政府审计是“全面审计，突出重点”，其现实情况可能是既没有达到应有的覆盖，也没有突出重点，而是紧跟政策所呈现的“运动式审计”。今后应该明确现代政府审计的本质是民主和法制的工具，政府审计机关得到授权对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监督，并将其审计结果对人民公开、向人民负责。只有正确把握政府审计的本质，才能有利于审计机关在社会生活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安排好审计的重点，为社会的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1.财政收支审计是政府审计永恒的主体

财政收支审计是《宪法》和《审计法》赋予审计机关首要的任务，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审计也是这样做的。今后要探讨新的财政收支审计模式，作为政府审计就必须高度关注财政安全。监督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财政收支，是法律赋予审计机关的主要职责，也是国家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从战略和长远的高度保证国家财政的可延续性，保证政府的持续运转。同时要加大对国家建设资金、重大专项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审计力度，促进各种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2.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日趋重要

权力过分集中并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和“总病根”。如果说以权力过分集中并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在过去主要是导致了决策出现一系列失误的话，那么，在以后十多年它就不仅仅是导致决策失误的问题，而且会出现越来越多以权谋私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威胁党的生命。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全面强化和推行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形势发展交给审计机关的一项审计任务，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是反对腐败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需要，也是管理干部形式的有益探索。认真研讨经济责任审计，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不断丰富和完善，实现该项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把该项审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审计机关要积极完善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3.社会保障审计要大力推进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距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社会保障审计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经济发展必须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那么社会保障审计工作必须到位和有为，抓好对社会保障系统，如职工退休养老基金、失业救济基金、医疗保险基金、住房基金等的审计。通过这些方面的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基本掌握各类社会保障资金的收支规模、参保人员规模和管理现状，基本掌握全国及各地社会保障改革进展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连续的审计监督，严肃财经法纪，推动社保、财政、税务、民政等有关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建立起有效的涵盖资金收入、管理、支出全过程的内控制度，最大限度地做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减少挤占挪用资金的现象发生，推动资金收支和管理的规范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揭露在社会保障资金安排和分配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开、不透明、随意性大等问题，逐步推动社会保障预算和监督体系框架的建立、健全和完善。

4.政府绩效审计要积极探索

政府审计的传统职能是检查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法，然而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绩效审计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新的形势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和利用市场规则来配置资源，其鲜明的特点就是服务，然而政府的服务功能能否正常运行，能否高质量运行，将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绩效审计在审计方式上，要以专项审计调查为主；在审计内容上，要以揭示查处损失浪费为主；在审计目标上，要以促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相关部门单位深化改革和提高管理水平为主。通过开展绩效审计，可以不断总结宏观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总结经验，完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充分发挥政府的服务功能，推进政府宏观管理水平的迅速提高。开展绩效审计既是我国今后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样也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及早同国际惯例接轨，加速我国审计事业发展的需要。

第二篇：911事件与中国战略机遇期

911事件与中国战略机遇期

[3193](2011-09-30)

2001年爆发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的最大伤痛，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全球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都因911事件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随之改变。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911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回顾911事件爆发后的这10年，是中美关系稳步推进的10年，是中国多边合作成效显著的10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10年。当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世界已经意识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是这世界上最大的赢家。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将21世纪的头20年看作为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基于对世界战略格局和各种世界矛盾深刻分析得出的判断，也必然会考虑到911事件对世界的深刻影响。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同时，中国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度过了关键的10年发展期。911事件是惨痛的，没有人愿意这样的悲剧降临于人类，但911事件的发生客观上促使中美战略关系的转变，客观上有利于中国21世纪初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延续。

一、911事件前的美国对华政策

2001年1月20日，随着美国新总统就职仪式的举行，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的内政外交时代正式开始。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时代，由于中美两国特别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提出致力于建立两国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当然，这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总体框架中一个比较中听的词，但也是一个积极的目标，展现了两国政府对于推动双边关系的良好愿望。在冷战后的时代，美国政府经过多年摸索，到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已经形成“接触加防范”的对华政策总体框架，其基本内容是：在合作和摩擦中，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内外政策，力图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防止中国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形成挑战。克林顿政府与中国当然也有摩擦，但由于中美入关谈判的最终成功，中美两国经济的进一步交融，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接触以及建立了相当不错的私人关系，中美之间的合作在多个领域有着良好的进展。如果再把时间推到苏联解体前的冷战时代，美国为与苏联争霸世界，需要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巨大利用价值，采取“联中制苏”政策，当时中美关系虽然热络但也是不成熟的。

小布什在上台前的竞选中谈对华政策时强调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预示着小布什上台后将会改变克林顿政府相对积极的对华政策，会走较为强硬的路线，会突出对华政策中防范和遏制的一面，预示着会有较多的摩擦发生。2001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以此为契机，小布什政府在中美关系的众多问题上先声

夺人、步步紧逼，导致中美关系大幅度倒退。911 事件之前，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已基本成型。

（一）在中美两国战略关系上重新定位。小布什政府将克林顿政府确立的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为政治上的“战略性竞争对手”和经济上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将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分割为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层面处理。在政治上遏制中国，而在经济上要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好处。

（二）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在中美撞机事件尚未了结时，美国便恢复对中国的侦察飞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美国要重新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欧洲地区威慑苏联为主的防务政策，言外之意就是要把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作为美国防务政策的重心。美国增加了瞄准中国战略导弹的数量，调整加强了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积极筹划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训练和演习。美国不顾中俄等国的反对，执意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意在抑制和削弱中俄针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美国也加强了与中国周边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实行军事上的围堵，大有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势头。

（三）调整台海政策。2001年4月24日，美国公布了对台军售清单，总值40多亿美元，军售的性能和规模是空前的。小布什政府一改中美建交以来历届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模糊政策”，推出清晰的台海政策：如果中国主动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会在军事上介入，协防台湾；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从而引起中国使用武力，美国将不给台湾以支持。小布什更在相关场合宣称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会竭尽所能协助台湾保卫自己。

（四）降低对华政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阶位。美国新政府刻意弱化中国的大国地位，将中美关系置于与其盟国关系之后，有关官员甚至声称“中国并不是一个强国”。小布什政府表示将更加强调日本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中心地位，不会犯克林顿政府为讨好中国而冷落朋友的错误。

总之，从小布什上台到911事件发生这一阶段，美国新政府正在有意识改变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政策，而中美撞机事件使得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反华情绪迅速升温发酵，中美关系陷入深重的危机。

二、911事件促使美国对华政策重大调整

2001年9月11日上午，猝不及防的灾祸从天而降，恐怖分子掌控的其中3民航客机撞击了世贸大厦双子楼及五角大楼，还有1架撞击目标为国会大厦因乘客反抗未果，3千多人在事件中罹难。事件因媒体的迅速传播放大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人造成极其强烈的心理冲击。如此沉重的打击，美国朝野在悲痛中艰难承受并迅速作出反应，同时不得不面对凸现在眼前的无情现实：

首先，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祸害，恐怖分子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发动反恐战争是美国最紧迫的任务；其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存在巨大漏洞，强大的海陆空军备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防范不了恐怖分子的非对称攻击；再次，为了国家安全和重建国民的安全信心，美国必须倾全国之力防范类似的恐怖袭击，同时需要世界相关国家的大力合作；最后，在全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如何根除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应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长期战略来考虑。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9月12日，江泽民主席与小布什通电话，表示中国强烈谴责发生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恐怖活动，表示愿意协助救援，愿意与美国及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小布什感谢江泽民主席的慰问和哀悼，期待与江泽民主席及世界其他领导人一起，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中国领导人抓住美国因911 事件重新审视评估其全球战略的机会，采取一系列行动，配合和促成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在此后的几天内，中美两国领导人数次通话，表达双方的合作诚意，小布什表示将如期参加10月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透露出美国将重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9月21日，中国外长访美，就中美两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具体交换意见。美国官员称：“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中国可以证明是一个有益的朋友。”9月25日，中国情报和执法专家组团赴美，与美国情报机构和执法人员进行磋商、交换资讯。此前，中国已采取措施，切断恐怖分子与中国所属银行的关系，以实际行动配合美国的反恐作战。至此，在911事件的背景下，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中美两国在关系跌入谷底后都在采取措施进行修补和重新定位。从政治层面上看，由于美国倾全力打击恐怖主义，不仅需要其盟国的支持，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和配合，美国必须把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放在次要位置，必须防止中美关系的紧张恶化。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是中国的既定政策，中美两国在反恐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在联合国给以予美国政治和外交支持，利用影响力说服巴基斯坦同美国合作，在新疆采取军事措施策应阿富汗战争。中美逐步建立了反恐合作机制，在成立反恐合作小组、情报交流、反恐磋商、限制恐怖活动资金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中美的反恐合作不仅在国家安全方面取得成效，也加强了两国之间政策层面的对话和磋商，促进了政治上的互动、互信。

从经济层面看，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日见紧密，两国贸易量逐年增加，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艰难复苏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愈来愈大，世界需要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时，中国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各国间只有在经济上紧密合作才能有效化解危机取得发展。从军事层面上看，美国在本世纪初同时陷入两场战争。就伊拉克战争而言，一方面让世界见识了美国令人吃惊的发动现代战争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战争之后的善后是一个甩不掉的巨大包袱。除了美国人特别在意的伤亡人数外，巨额的战争费用也让美国难

以承受。同样，以反恐名义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打了很长时间，虽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建立了民选政府，但肃清塔利班残余势力非常艰难，阿富汗战争的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两场战争使美国常备军事力量的使用达到极限，美国无意在军事上挑衅中国，惹出进一步的麻烦。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军备建设，但中国的军事战略是防御性的，中国在不触及国家核心利益时，无意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

911事件促使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个调整是有阶段性的。从“战略对手”到“利益攸关者”到“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三个阶段的调整时段正好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

三、中美关系改善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初步形成战略机遇期指对全局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有其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心，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形成的外部条件中的关键因素。911事件促使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并且对后来的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尽管两国间仍有一些摩擦，但中美关系总的趋势是不断改善，这为中国争取国家发展的良好外部条件打下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益攸关方”的提出。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并不必然是美国的“敌人”或者所谓的“战略性竞争对手”。中国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美国。中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不仅决定东亚的和平稳定，也决定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中美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911 事件后，美国朝野上述的观点占了上风。2005年9月21日，小布什政府重臣，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该认识到国际体系维系着他们的和平繁荣，因此努力维护这个体系。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面临很多机会，能够成为负责任的一员。”作为一个标志，佐利克的演讲被看作为美国对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急剧上升的国际影响力的承认。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制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等方面进行合作，中国充分体现了在国际事务中维护世界秩序的大国风范和作用，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中美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相当大的部分仍然依赖于出口，中国的出口导向和美国的过度消费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联姻”，覆盖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GDP，这种联姻主导了世界经济秩序。一方面，中国向美国及世界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同时在国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令人吃惊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美国国民已经习惯于使用中国产品来降低消费成本，提高生活质量，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尽管美国

在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上对中国屡屡施加压力，但中美经济关系总体上稳定发展，也带动了中国与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愿望。

（三）在台湾问题上扩大共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克林顿政府曾经提出“三不”政策，被看作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转变，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小布什上台后一度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叫板，让中国政府绷紧了神经。911事件发生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小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也随着改变。2006年5月，佐利克公开表示：美国必须慎重处理有关问题，美国不能助长台独倾向，因为台湾独立就意味着战争。随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也公开表示“我们的政策一直都是反对台湾独立”。显然，美国政府的明确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台独行为，使陈水扁的玩火动作有所收敛。随后，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大陆与台湾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美国政府对此表明了欢迎和赞赏的态度。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赞扬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欢迎两岸间新的沟通渠道。美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当然，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示好是为了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是为了不让台湾问题搅乱中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也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对中国来说，美国不在台湾问题上横生枝节，有利于台海局势的稳定发展，有利于中国抓住机遇集中精力谋发展。

（四）中美关系的最新定位。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应奥巴马总统邀请访美，中美与2011年1月19日发布《中美联合声明》，提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最新定位；“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这是美国对中国地位和身份的确认。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是前10年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成果，也为21 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美关系确定了基调。

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积极进展，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的外交关系基本上朝积极方向发展，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争取到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间多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大国作用，牢固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在众多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GDP从2000年的9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近40万亿人民币，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引擎；中国成功举办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完美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现代中国的和平、友谊、进取精神，中国邀请到了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诸多世界政要参加盛会，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也让中国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与世界的融合，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1 世纪的头10年，难得的机遇已被中国抓住，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初步形成。

结束语：回顾中国在21 世纪头10年的快速发展，我们不得不庆幸中国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发展必备的外部条件。中美关系对中国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中国有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动机和强烈的愿望，但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中方，而在911事件发生前，中美关系已经恶化并且难以把握其后来的走向。如前文所说，没有人愿意看到惨痛的911事件的发生，但911事件确实在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同时改善了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已经开始实施的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政策，使中美两个大国中诸多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防止了中美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领域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抓住机遇，在这关键的10年里，拓展了国际空间，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迈上新的台阶。911事件是无人料到的突发事件，它与促进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初步形成虽然是一种巧合，但两者间的紧密联系又是无可替代的。

安徽巢湖 孙启放

《联合早报网》

第三篇：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从量变向质变飞跃的重要时期，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必须把经济增长质量放在第一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GDP年均持续增长，2003年总量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超过1000美元，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经验表明，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跨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期。搞得好，就可以跨入新的发展阶段，继续迈上新台阶；搞不好，则会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造成经济和社会动荡。

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实现的。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能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火电供电煤耗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21％，水泥可比能耗45％。发达国家的投入产出比为1：1，世界平均为2．9：1，我国2003年为5：1。2003年，按照汇率计算，我国GDP占世界的38％，但消耗的钢材、煤炭、水泥则分别相当于世界的36％、30％和55％。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产品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500多倍；木材综合利用率只相当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这些情况说明，我国企业的技术含量很低，总体上处在粗放经营的水平上。

其次，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进入低谷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还要考虑到，农户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现在，占全社会50％的农业劳动力只创造GDP的15％，占人口80％的农民，其总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只占不到20％。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城乡差距还突出表现为人口素质的差距，我国的法盲、科盲、文盲，主要在农村。

第三，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1952—1978年，区域政策几经变化，但东、中、西部在全国经济总量的变化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很大发展；横向比较，地区差距明显扩大。经济总量，198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的比重从50．20％增加到58．86％，上升近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比重相应下降。这种差距在近期内仍将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第四，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相对失衡。据联合国发展署2003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而中国社会发展却排名世界第104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

第五，社会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与社会财

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多年积累，我国收入差距开始拉大。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20％的高收入户占调查户收入的51％，而20％的低收入户仅占全部调查户的4％，高低收入的差距从改革初期的⒋5：1扩大到12．66：1。收入差距的扩大加剧了已有的社会矛盾，高收入阶层出现，城乡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城乡贫困人口问题凸现，社会公正问题突出，以收入差别为主的全面社会差别拉开，以利益矛盾为主要表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第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水环境状况严峻。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1，全国600多个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严重缺水。很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30％。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海污染严重。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2003年监测的340个城市中，轻微污染、严重污染的分别占32％和27％。生态环境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草原退化严重。

第七，资源形势严峻。〔1〕耕地资源。我国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3％，占世界总量的8．4％。但这几年，滥占耕地严重，1996—2003年7年间，全国耕地净减少了1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量的5％以上，目前人均仅有耕地1．43亩。〔2〕矿产资源。目前，我国除煤炭和建材非金属矿产外，其他矿产已有2／3的国有骨干矿山进入中后期。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6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074立方米，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和4．3％。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石油消费国和第七石油进口国。到2010年，国内石油资源对需求的保证程度不到60％，到2020年，只有42％，对外依存度将逐年提高。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3〕海洋资源。目前我国开发利用程度不高，海洋调查勘查程度低，可开发的重要资源底数不清，海洋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海洋经济的宏观指导协调和规划不够，海洋科技总体水平低，海洋产业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

第四篇：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大众网-大众日报2003-02-15 06:30:52 qlwb200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是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所处现实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今后二十年的中国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所谓机遇，是指在一定时间、空间、环境和条件下出现的对事物发展有利的可能性。机遇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它具有稍纵即逝、不可复生的特点，如果说机遇是一种客观可能性的话，机遇意识则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包括判断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趋利避害，超常发展等内容。强烈的机遇意识，是我党三代领导核心共同的政治品格。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他们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战略判断力，超人的政治胆识，杰出的领导艺术，坚定的政治决心，乘势、顺变、借力、顺应规律，把握机遇，发挥主动，在历史的进程中，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活剧，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跃升式的发展，从而成就了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局面。机遇意识，作为政治智慧、政治眼光、政治经验、政治胆识、战略艺术和领导才能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是把握历史机遇，实现战略突破的先师。战争时期不说，解放以后，在国际斗争中，他利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成功地把握住两次战略机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苏联结盟，进行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在七十年代，又与美国改善关系，开始利用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自己。到冷战结束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在整个二十纪八十年代把握住了冷战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战略机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进行了改革，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实现了转型。相反，苏联、东欧国家则失去了这次机遇，在内乱中或解体，或变色。在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发展，强调速度，为此还创造了“不争论”的原则，目的是避免无谓的口舌之争，抓住机会，抓住时间，加快发展。他在多次谈话中强调要利用机遇、抓住机遇，他所提出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要求，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所提供的战略机遇，使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十条经验中的第二条，就有“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江泽民同志对抓机遇、谋发展，可以说逢会必讲，有许多重要指示。他在党的十四大上要求全党在整个九十年代抓住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他一再强调，这个指导思想要“坚定不移”。他还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发展的机遇不是很多的。能不能抓住时机，做好深化改革的文章，促进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是对我们的考验和检验。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提出“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十三年的实践证明，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步伐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向温饱、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突破；对外经济关系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向全面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起点。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论断，它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些依据包括：对一个战略时期内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判断，对我们已取得的综合国力基

础的判断，对我国下一步发展目标的确定和发展阶段的规划，对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的清醒认识，对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信心，等等。对于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周期的认识，对于加入世贸组织五年过渡期之后与外部世界接轨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认识，对于西部大开发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梯度递进效应的认识，也是中央作出这一论断的科学依据。无独有偶，一些世界主要国家，如美国也把二十一世纪头十五年作为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战略机遇期加以认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党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综合性、全面性的论断。机遇对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内容。美国对二十一世纪头十五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主要着眼于安全和政治领域，而中共十六大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却是一个着眼于全面的判断。从领域来说，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安全等诸多方面；从门类来说，它包括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从地区来说，它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省、市、县、乡各级。各有各的机遇。机遇期是战略的，但机遇又是具体的，是由一个个机会构成的。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机遇都不能放过，这才叫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判断机遇的目的在于抓住机遇，抓住机遇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大有作为。我们要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指导思想，坚定信念，再闯新路，顺应时代的发展，研究新情况，把握新特点，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观点，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各项工作实践。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重中之重的任务，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坚持把创新作为全面推进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的根本动力。■姜文艺

第五篇：中国历史上错失的三次战略机遇期

中国历史上错失的三次战略机遇期

中国历史上曾错失过三次机遇期。第一次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明朝中叶。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随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第二次战略机遇出现在19世纪末期。当时的中国和邻国日本已意识到，东方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在这次机遇面前，日本成为惟一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快车的幸运者，在短短几十年迅速崛起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大获全胜，后又击败俄罗斯，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而中国则没有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全面革新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在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下缓慢推进，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三次机遇发生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时代。应该说，中国在冷战时期，也较好地利用了美苏对峙，但只能说利用了一半。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却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内乱上，搞自我封闭，错失了这一重要机遇 西方工业文明是超越传统农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模式，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在近几百年来成为全球和全世界最强势的一种文明模式。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摆在全人类面前，以不断占有新的资源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西方工业文明已经出现发展困境。全球范围 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使得中国在客观上没有条件再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悠久的文明传统、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坚实的制度保障，使得中国不可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如果加上积极进取的创造精神，对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模式进行现代性的改造，就一定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商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生共长、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即创造出一种超越西方工业文明且适合全人类，特别是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

战略机遇期” 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時期。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习近平认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表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俄罗斯1.3亿人口,日本2.6亿人口,中国14亿人口,是俄罗斯的10倍多,是日本的5倍多.要是凭力气,10个中国人还斗不过一个俄罗斯人么?5个中国人还斗不过一个日本人么?当然是武器装备落后太多,应该记住当年义和团自告奋勇去打洋鬼子的教训.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