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困境与突破

第一篇：中国的法治困境与突破

江平：中国的法治困境与突破

主持人张千帆：我在其它高校看到过今晚这种场面，但在北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足见今天这几位学者的魅力。欢迎大家来到“宪政讲坛”第二期，第一期是在今年3月进行的，但是学校不批准教室场地，我们的通知也做得不很到位，效果不甚好。中间4月就停了一次，因为要等法学院这个场地，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不肯定这是不是凯原法学楼开张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我们要感谢北大法学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

为了补偿中间停办一次，我们这次请出了“超强阵容”。我们的主讲人是一位德高望重、众所周知、所以也不需要我介绍的长者，他现在年逾八旬，但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他洪亮而悦耳的声音。网上是这么概括他的经历：他是一个曾经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了一条腿的青年，一个曾经在陋室中为孩子编制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

对于和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82年沧桑的他，命运似乎确实有点捉弄人，所有的幸运和厄运都集中在他身上。50年代初他被政府选派为留苏学生，这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幸运的。听说他还和当时担任莫斯科大学团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共同工作过，大家可以向他求证一下。1959年以全优成绩毕业以后回国报效，一年之后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首批右派，这显然是不幸的，此后历经了22年的磨难。78年，他重新回到政法大学讲坛；88年起担任法大校长，但是没过两年时间就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辞职”了。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符号”。

我想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他，就是今天坐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今天两位评议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中青年学者，一位是《洪范评论》执行主编梁治平教授，一位是我们北大自己的、只属于北大的贺卫方教授。

中国法治走过30年，经历了很多坎坷。30年过后，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似乎有点迷失方向。中国法治遇到什么障碍？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下面有请江平先生给我们讲解。

主讲人江平：应该说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为前两天在开会的时候千帆教授说希望我到北大来做个报告。我说实在现在精力不够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恐怕做这个讲座撑不下来了。我说能不能够搞一个座谈，两三个人对话很好。他说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样，我是主讲人，两个是评论人。有点“上当”的感觉。

对于北大还是很仰慕，不仅仰慕，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伯牙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燕园要恢复了北大怎么办，再回到红楼去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历史的现实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今天让我讲宪法的问题，我坦率说来是外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个说私法的人来讲宪法显然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人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私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没有对于私权神圣的保障，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话说回来了私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在，也必须由一个宪法更大范围内的保护，或者说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几千年，中国的私权主要是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没有宪法的完善，没有宪政的实现，恐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初在七届人大的时候，当时就是讨论两个法，一个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个是人民监督法。这两个法起草了经过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过了，但是《监督法》却是困难重重。后来也通过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监督法》跟原来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内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记得当时《监督法》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监督的问题，谁来实现宪法监督。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那么这两个意见考虑的结果比较多的人趋向认为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还是太早，或者宪法法院还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你要搞这个宪法法院那谁来宪法法院的院长呢？党的领导跟宪法法院又怎么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

而当时觉得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由他来监督审查，那应该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是太费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监督法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了，我们的宪法监督还是通过我们原来所说的人大常委会来实现宪法监督。这样的话，宪法监督实际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一个局级的机构先来审核涉及到违宪的问题，至于程序那还是投入人大常委会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督没有向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踏步。

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宪法诉讼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山东的学生提起诉讼，现在法院把它定为是宪法诉讼，所以人们对于宪法诉讼谈得越来越多。其实宪法诉讼和宪法监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然有了宪法监督，就有了宪法的诉讼问题。后来我们也听说中央有一个同志不提宪法诉讼，而且明确提出来以后涉及到宪法诉讼的问题都不要有书或者有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话人们又存在一个糊涂了，我们研究宪法，我们研究宪法的诉讼，但是我们现在不许提宪法诉讼。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呢？因为我认识一位苏州大学很有名的行政法的教授杨海坤，有一次开会他跟我说我写了一本宪法诉讼的书，而且我写完了也印刷了，也印完了，书也出来了。但是得到了一个通知不许提宪法诉讼，所以你这本书不能够出版。他说不出版那就算了吧。我是作者能不能给我一份呢。他说现在上面有命令，书都要销毁，因此不能够给你一本。他也感到很尴尬。既然宪法能够提，宪政也可以来讨论，宪法的诉讼却不能够来提。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宪法的权利怎么保障呢？宪法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方式它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权利。如果我们连诉讼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寻求保障的道路呢，我们只通过一个比较空的宪政的机构去提出，真正能够审查你这个违宪的案件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国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宪法权利的救济的手段，最现实的是宪法诉讼。

我在那次纪念蔡骏建的会议上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当初在1987年的时候，讨论到民法通则颁布了一周年在一个纪念会上，当时陶西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有了民法，有了民事 诉讼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但是我们现在就缺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而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建议我们下一步的立法应该抓住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王汉宾就提出来他说陶老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可寻，我们自己这在方面的研究也很差，所以他建议先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小组。当时因为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而且当时我们学校的行政法的力量比较强，所以这样的话就搞了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在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的时候，陶西进同志是坚持主张搞一个行政法大纲。而我们研究了一段之后觉得行政法大纲是很难搞得，你想把我们现在各个领域里面的行政权力用一个行政实体法把它概括起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研究能不能按照民法的办法用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啊，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

你比如说计划生育我们没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来告计划生育的机构，那就会促进这个计划生育机构来完善它的实体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汇报他们都很赞成，所以行政诉讼法就有了。最后我们通过行政诉讼法促进了行政实体法的完善。所以后来我们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纲要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进一步发展到宪法的诉讼，通过宪法诉讼能促进宪政的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这一条我们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如果我们连权利救济手段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宪法的权利得到实现呢。我们宪法许多权利还是落空的。比如说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经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现在没有公安部门批准你照样游行。公安部门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济手段呢？我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我的权利呢？没有。所以这一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个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为了很快要召开的大运会的安全，公布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深圳市对于社会治安有高度危险的人进行严格的控制。把他区分为17种人。这17种人总共有八万人，这八万人要勒令离开深圳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法学界的人也好，律师也好，其他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罗马法，罗马法里面有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所谓人格减等跟民事权利的剥夺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法国民法里原来有民事权利的死亡，把民事权利全部剥夺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吗。因为民事权利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在罗马法里面奴隶可能他没有民事权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减等，如果你有不名誉行为，如果你有按照现在说法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的人，可以人格减等。人格减等以后许多职业他不能从事。你像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够担任。这不是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吗。现在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由于你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一样，给你区分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贱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为若干等。这种制度一实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紧接着在惠州市和东莞市发生恐慌了，因为这八万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离开深圳了，离开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还不太愿意回乡，他当然往周围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围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东莞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一套这样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险推到周边的城市，周围的城市安全谁来管？显然这个制度一出现之后，周边的城市也会相应来制订一些政策。他也会制订一些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危险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报纸上说了这么多反对的意见，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是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制止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中国说来最先改革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我们去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们没有宪政和宪法的诉讼，我们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又是像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些上书常委会。常委会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给废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们还是没有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手中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治“大倒退”，我说完网上出现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学生肯定也会支持。中国法治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近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治就很危险。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李庄的案件，他下个月就要出来了。在聚会上我就常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李庄出来之后会说什么话呢。他在二审的时候说过我服罪，我认罪，然后在出厅的时候他又大喊我有话要说，又没让他说，那么他这些话会不会在以后某种场合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如果真的在二审的时候，他当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感觉到受了欺骗，他在临走的时候又大喊他有话要说，那这个法庭应该继续开庭，让他再继续说。你又不让他说，你又给他判了刑，那他现在要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审判了刑以后，后来又搞了一个漏罪，又要漏罪判刑。这就是很难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们对于李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我跟李庄并不认识，对他没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为了律师这个职业觉得有必要说话。如果我们一个律师都处在这种状态下，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律师都是时刻感觉到我是在刑事责任的危险下来进行一些辩护的话，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李庄案件的看法。我说对于李庄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他给我看了一个材料。当初对李庄是两个罪名来起诉的。一个是合同诈骗，欺诈。再有一个就是伪证罪。后来我们看到头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新的罪名比原来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没有再提出。从这点来说检察机关也算实事求是。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伪证罪了。伪证罪严格说来，我觉得这个伪证罪应该是更多强调疏证罪，确实他确确实实伪造了一个文件那你还好说，现在伪证的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证据。而口头证据又没有让证人来出庭。第一次的伪证罪涉及到的那个姓宫，以眼色来指示人家翻供，这就是个很玄妙的问题。当时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的面，怎么可能做伪证呢。而现在这一次所说的伪证居然还是吸毒犯，而我们这个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证的究竟是一个借款的伪证，还是一个投资款的伪证呢，里面也有说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换证人出庭呢。像西方国家辩护人和控告人对证人做交叉询问，这样的话以表示它的公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检察院撤诉了。这是很英明的吧，至少说明它是在尊重法治的表现。

有人几次问这个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诉呢，还是政治的原因撤诉。我说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也没有通天的关系。但是从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说既有法律上的胜利，又有群众舆论上支持的胜利。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检察院再继续这样一种办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没有？我觉得也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机，这一次对于李庄漏罪再次提起诉讼，绝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穷，因为一个人已经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点罪那还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说他对我的案例里边也做了伪证，从动机上来说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次的漏罪的提起诉讼，应该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师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得民心，也失去了中国许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说我们的领导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现在中东危机还在继续存在，还在扩大，从利比亚闹到叙利亚，闹到中东许多地方不得安宁，这个**会不会继续蔓延，这个问题要思考。如果确实老百姓意见比较大，有些聚会再有一些动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身上给他穷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这就不合适。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情况下，影响到我们法治建设有两个最根本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蔡骏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新时代的两个凡是。就是指这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到一切，凡是影响稳定的都要不行，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况讲到过这两个凡是。你想想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是首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提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改变我不知道由来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条说来很明显的讲话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严格说来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科学发展。这也对。你不能盲目的来发展，你不能破坏资源的来发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我们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为什么是稳定？我们没有“稳定法”，没有给稳定作出一个界限，到什么情况是破坏稳定，我们的稳定都是由当地的党政机关一把手负责人来决定是不是影响了稳定。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现在深圳说八万人住在这影响稳定，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八万人就要离开深圳，不能在这居住。可是这个稳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们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政法委员，甚至一个公安局他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怕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报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判决已经生效了，现在要执行了。但是当地的政法部门说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这么个做法老百姓有意见，不稳定啊。不一定就推迟执行，所以一个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推迟执行，一个法律也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不生效，那这样的话稳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说再多强调的稳定也不能够压倒法治，压倒宪政，法治和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它。

我想我们在讲到中国情况特殊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哪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连一个澳门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你能说澳门的法律与法治没有它的特殊点呢。它的法律当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样。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国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考虑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国情。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所讲的法治应该有三个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说它是制度，当然很明显我们一个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国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其他情况都不太一样。外国有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集体所有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绝对是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点。但是我从方法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你一个课堂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你要问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随时发生变化。在这一点来说，学习方法某种意义来说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法律还有一个理念，这个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就应该包含一个共同的准则。我想我们讲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们讲的人权也好，我们讲的公平正义也好，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还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们法律本身的民族自由人权都不讲的话，我们还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法律作为它的理念来说它有很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不能够被人类所抹杀，而且也不能以强调一个国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点来把共性抹杀，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范围内，中国跟各个国家来往更多了，我们把原来的阶级斗争也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法律来加以纠正和改变，所以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够改变的。我想，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怎么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党政权力更好的完善，这个题目完全可以来做啊。我们现在不仅是党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党的机构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现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在我们的各个机构里面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这些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我常说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它的党委只是机关党委性质，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它没有领导一个学校的职能。那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你能说在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第二篇：江平、贺卫方 等：中国法治的困境与突破

江平、贺卫方 等：中国法治的困境与突破

主持人张千帆：我在其它高校看到过今晚这种场面，但在北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足见今天这几位学者的魅力。欢迎大家来到“宪政讲坛”第二期，第一期是在今年3月进行的，但是学校不批准教室场地，我们的通知也做得不很到位，效果不甚好。中间4月就停了一次，因为要等法学院这个场地，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不肯定这是不是凯原法学楼开张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我们要感谢北大法学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

为了补偿中间停办一次，我们这次请出了“超强阵容”。我们的主讲人是一位德高望重、众所周知、所以也不需要我介绍的长者，他现在年逾八旬，但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他洪亮而悦耳的声音。网上是这么概括他的经历：他是一个曾经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了一条腿的青年，一个曾经在陋室中为孩子编制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

对于和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82年沧桑的他，命运似乎确实有点捉弄人，所有的幸运和厄运都集中在他身上。50年代初他被政府选派为留苏学生，这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幸运的。听说他还和当时担任莫斯科大学团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共同工作过，大家可以向他求证一下。1959年以全优成绩毕业以后回国报效，一年之后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首批右派，这显然是不幸的，此后历经了22年的磨难。78年，他重新回到政法大学讲坛；88年起担任法大校长，但是没过两年时间就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辞职”了。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符号”。

我想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他，就是今天坐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今天两位评议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中青年学者，一位是《洪范评论》执行主编梁治平教授，一位是我们北大自己的、只属于北大的贺卫方教授。

中国法治走过30年，经历了很多坎坷。30年过后，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似乎有点迷失方向。中国法治遇到什么障碍？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下面有请江平先生给我们讲解。

主讲人江平：应该说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为前两天在开会的时候千帆教授说希望我到北大来做个报告。我说实在现在精力不够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恐怕做这个讲座撑不下来了。我说能不能够搞一个座谈，两三个人对话很好。他说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样，我是主讲人，两个是评论人。有点“上当”的感觉。

对于北大还是很仰慕，不仅仰慕，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伯牙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燕园要恢复了北大怎么办，再回到红楼去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历史的现实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今天让我讲宪法的问题，我坦率说来是外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个说私法的人来讲宪法显然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人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私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没有对于私权神圣的保障，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话说回来了私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在，也必须由一个宪法更大范围内的保护，或者说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几千年，中国的私权主要是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没有宪法的完善，没有宪政的实现，恐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初在七届人大的时候，当时就是讨论两个法，一个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个是人民监督法。这两个法起草了经过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过了，但是《监督法》却是困难重重。后来也通过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监督法》跟原来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内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记得当时《监督法》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监督的问题，谁来实现宪法监督。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那么这两个意见考虑的结果比较多的人趋向认为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还是太早，或者宪法法院还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你要搞这个宪法法院那谁来宪法法院的院长呢？党的领导跟宪法法院又怎么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

而当时觉得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由他来监督审查，那应该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是太费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监督法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了，我们的宪法监督还是通过我们原来所说的人大常委会来实现宪法监督。这样的话，宪法监督实际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一个局级的机构先来审核涉及到违宪的问题，至于程序那还是投入人大常委会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督没有向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踏步。

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宪法诉讼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山东的学生提起诉讼，现在法院把它定为是宪法诉讼，所以人们对于宪法诉讼谈得越来越多。其实宪法诉讼和宪法监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然有了宪法监督，就有了宪法的诉讼问题。后来我们也听说中央有一个同志不提宪法诉讼，而且明确提出来以后涉及到宪法诉讼的问题都不要有书或者有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话人们又存在一个糊涂了，我们研究宪法，我们研究宪法的诉讼，但是我们现在不许提宪法诉讼。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呢？因为我认识一位苏州大学很有名的行政法的教授杨海坤，有一次开会他跟我说我写了一本宪法诉讼的书，而且我写完了也印刷了，也印完了，书也出来了。但是得到了一个通知不许提宪法诉讼，所以你这本书不能够出版。他说不出版那就算了吧。我是作者能不能给我一份呢。他说现在上面有命令，书都要销毁，因此不能够给你一本。他也感到很尴尬。既然宪法能够提，宪政也可以来讨论，宪法的诉讼却不能够来提。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宪法的权利怎么保障呢？宪法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方式它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权利。如果我们连诉讼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寻求保障的道路呢，我们只通过一个比较空的宪政的机构去提出，真正能够审查你这个违宪的案件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国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宪法权利的救济的手段，最现实的是宪法诉讼。

我在那次纪念蔡定剑的会议上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当初在1987年的时候，讨论到民法通则颁布了一周年在一个纪念会上，当时陶西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有了民法，有了民事 诉讼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但是我们现在就缺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而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建议我们下一步的立法应该抓住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王汉宾就提出来他说陶老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可寻，我们自己这在方面的研究也很差，所以他建议先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小组。当时因为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而且当时我们学校的行政法的力量比较强，所以这样的话就搞了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在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的时候，陶西进同志是坚持主张搞一个行政法大纲。而我们研究了一段之后觉得行政法大纲是很难搞得，你想把我们现在各个领域里面的行政权力用一个行政实体法把它概括起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研究能不能按照民法的办法用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啊，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

你比如说计划生育我们没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来告计划生育的机构，那就会促进这个计划生育机构来完善它的实体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汇报他们都很赞成，所以行政诉讼法就有了。最后我们通过行政诉讼法促进了行政实体法的完善。所以后来我们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纲要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进一步发展到宪法的诉讼，通过宪法诉讼能促进宪政的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这一条我们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如果我们连权利救济手段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宪法的权利得到实现呢。我们宪法许多权利还是落空的。比如说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经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现在没有公安部门批准你照样游行。公安部门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济手段呢？我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我的权利呢？没有。所以这一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个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为了很快要召开的大运会的安全，公布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深圳市对于社会治安有高度危险的人进行严格的控制。把他区分为17种人。这17种人总共有八万人，这八万人要勒令离开深圳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法学界的人也好，律师也好，其他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罗马法，罗马法里面有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所谓人格减等跟民事权利的剥夺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法国民法里原来有民事权利的死亡，把民事权利全部剥夺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吗。因为民事权利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在罗马法里面奴隶可能他没有民事权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减等，如果你有不名誉行为，如果你有按照现在说法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的人，可以人格减等。人格减等以后许多职业他不能从事。你像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够担任。这不是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吗。现在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由于你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一样，给你区分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贱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为若干等。这种制度一实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紧接着在惠州市和东莞市发生恐慌了，因为这八万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离开深圳了，离开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还不太愿意回乡，他当然往周围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围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东莞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一套这样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险推到周边的城市，周围的城市安全谁来管？显然这个制度一出现之后，周边的城市也会相应来制订一些政策。他也会制订一些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危险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报纸上说了这么多反对的意见，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是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制止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中国说来最先改革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我们去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们没有宪政和宪法的诉讼，我们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又是像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些上书常委会。常委会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给废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们还是没有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手中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治“大倒退”，我说完网上出现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学生肯定也会支持。中国法治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近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治就很危险。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李庄的案件，他下个月就要出来了。在聚会上我就常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李庄出来之后会说什么话呢。他在二审的时候说过我服罪，我认罪，然后在出厅的时候他又大喊我有话要说，又没让他说，那么他这些话会不会在以后某种场合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如果真的在二审的时候，他当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感觉到受了欺骗，他在临走的时候又大喊他有话要说，那这个法庭应该继续开庭，让他再继续说。你又不让他说，你又给他判了刑，那他现在要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审判了刑以后，后来又搞了一个漏罪，又要漏罪判刑。这就是很难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们对于李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我跟李庄并不认识，对他没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为了律师这个职业觉得有必要说话。如果我们一个律师都处在这种状态下，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律师都是时刻感觉到我是在刑事责任的危险下来进行一些辩护的话，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李庄案件的看法。我说对于李庄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他给我看了一个材料。当初对李庄是两个罪名来起诉的。一个是合同诈骗，欺诈。再有一个就是伪证罪。后来我们看到头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新的罪名比原来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没有再提出。从这点来说检察机关也算实事求是。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伪证罪了。伪证罪严格说来，我觉得这个伪证罪应该是更多强调疏证罪，确实他确确实实伪造了一个文件那你还好说，现在伪证的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证据。而口头证据又没有让证人来出庭。第一次的伪证罪涉及到的那个姓宫，以眼色来指示人家翻供，这就是个很玄妙的问题。当时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的面，怎么可能做伪证呢。而现在这一次所说的伪证居然还是吸毒犯，而我们这个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证的究竟是一个借款的伪证，还是一个投资款的伪证呢，里面也有说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换证人出庭呢。像西方国家辩护人和控告人对证人做交叉询问，这样的话以表示它的公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检察院撤诉了。这是很英明的吧，至少说明它是在尊重法治的表现。

有人几次问这个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诉呢，还是政治的原因撤诉。我说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也没有通天的关系。但是从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说既有法律上的胜利，又有群众舆论上支持的胜利。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检察院再继续这样一种办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没有？我觉得也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机，这一次对于李庄漏罪再次提起诉讼，绝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穷，因为一个人已经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点罪那还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说他对我的案例里边也做了伪证，从动机上来说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次的漏罪的提起诉讼，应该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师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得民心，也失去了中国许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说我们的领导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现在中东危机还在继续存在，还在扩大，从利比亚闹到叙利亚，闹到中东许多地方不得安宁，这个**会不会继续蔓延，这个问题要思考。如果确实老百姓意见比较大，有些聚会再有一些动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身上给他穷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这就不合适。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情况下，影响到我们法治建设有两个最根本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蔡骏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新时代的两个凡是。就是指这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到一切，凡是影响稳定的都要不行，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况讲到过这两个凡是。你想想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是首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提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改变我不知道由来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条说来很明显的讲话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严格说来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科学发展。这也对。你不能盲目的来发展，你不能破坏资源的来发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我们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为什么是稳定？我们没有“稳定法”，没有给稳定作出一个界限，到什么情况是破坏稳定，我们的稳定都是由当地的党政机关一把手负责人来决定是不是影响了稳定。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现在深圳说八万人住在这影响稳定，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八万人就要离开深圳，不能在这居住。可是这个稳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们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政法委员，甚至一个公安局他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怕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报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判决已经生效了，现在要执行了。但是当地的政法部门说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这么个做法老百姓有意见，不稳定啊。不一定就推迟执行，所以一个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推迟执行，一个法律也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不生效，那这样的话稳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说再多强调的稳定也不能够压倒法治，压倒宪政，法治和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它。

我想我们在讲到中国情况特殊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哪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连一个澳门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你能说澳门的法律与法治没有它的特殊点呢。它的法律当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样。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国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考虑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国情。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所讲的法治应该有三个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说它是制度，当然很明显我们一个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国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其他情况都不太一样。外国有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集体所有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绝对是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点。但是我从方法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你一个课堂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你要问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随时发生变化。在这一点来说，学习方法某种意义来说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法律还有一个理念，这个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就应该包含一个共同的准则。我想我们讲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们讲的人权也好，我们讲的公平正义也好，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还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们法律本身的民族自由人权都不讲的话，我们还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法律作为它的理念来说它有很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不能够被人类所抹杀，而且也不能以强调一个国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点来把共性抹杀，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范围内，中国跟各个国家来往更多了，我们把原来的阶级斗争也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法律来加以纠正和改变，所以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够改变的。我想，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怎么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党政权力更好的完善，这个题目完全可以来做啊。我们现在不仅是党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党的机构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现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在我们的各个机构里面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这些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我常说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它的党委只是机关党委性质，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它没有领导一个学校的职能。那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你能说在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们现在也提出来搞两院制，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它也是两院制，联盟院和民族院，也没说两院制就是资本主义的。当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两院制。所以我们不能拿一种形式来确定它是什么主义的，就像小平讲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提出来绝对不能够搞两院制，绝对不能怎么样。也有些问题还是值得继续思考。因为终究我们是人，我们是有思维的动物。我们总是要问一个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比较一下哪个好、哪个坏。这就是我的主要想法。今天并不是我主讲，还有两位要讲，就先讲到这里。

张千帆：江老师说没有准备，但是一口气侃侃而谈好几十分钟。很难得江老师谈宪法和宪政，江老师主要是一位民法专家，但是我发现他近年来讲宪法越来越。当然，说起中国宪法，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一连串的伤心故事。不过江老师给我们提出一个很好的思路，能不能从法治逐步走向宪政，比如说从行政诉讼走向宪法诉讼？这很值得我们大家思考。下面我们就有请梁治平教授点评。

梁治平：谢谢主持人，谢谢江老师给我这样的机会。点评二字谈不上，只是讲一点学习的体会。因为之前完全不知道江老师要讲什么。听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近年来听到的最好的讲演之一。江老师在很短的时间里非常紧促的一个论说，也提出了中国法律人和整个中国社会都面对一些非常重大的问题。我就想从里面挑三个问题刚才我提到的，我自己在想的，也是可以展开的，甚至可以提出一些不同的视角来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江老师讲到私法和公法的关系。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当然江老师自己的背景他是一个民法的专家，在他数十年工作、教学和社会实践经历当中，作为一个民法学家，最后他发现你很难守着自己一个领域，不是说你有更多的想法还要去开阔别的领域，而是说你不去考虑更大的问题，像法治、宪政跨越私法的整个的问题，你守不住私法最基本的原则。为什么会这样？在不同的社会里面，我们看有一些不同的经验。比如说法国，它的宪法更迭比较多，我很早的时候读过一篇文章，里面就讲法国的宪法更迭虽然非常快，并且给社会造成了很多的震荡，但是法国的司法系统非常稳固，而这个司法系统稳固实际上带起宪法某些很重要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讲到公民私法的保护，在私法基础上一套社会秩序和维护这套秩序的这套司法的制度这个体制它是相当稳定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历史经验，在这些不同的经验里面私法和公法之间有另外一种互动的关系，显然就不是中国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国的情况是非常极端的另外一种典型。就是说宪法的问题或者公法的问题似乎是决定了私法的命运，而宪法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重要性，不是因为宪法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非常地崇高，非常地重要，是因为宪法内容不够好，或者宪法不够稳定而产生的问题，而是因为直接通向政治。换句话说，在中国是因为政治，是因为政治体制，政治的实践，还有支持实践的那些理论和论说，这些东西决定了私法的命运，也决定了公法的命运。简单的说是政治决定了法律。

我今天来之前还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谈私法和政治的关系。文章也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同年级一位同学江瑞新，他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他在09年求是杂志写的一篇文章，转这个文章的人很有意思是一个学生写给他的老师，他的老师谈了很多关于耶鲁法学院，关于政治和法律的很多论述，这个学生就说你看这篇文章和你传的很多耶鲁法学院的论述非常接近，就是说我们的理论和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民主最自由国家法律的最前沿的理论是非常吻合的。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关系和那些那么前沿的理论关系到底怎么样。在中国思想界我自己收到这样大量的信息，有一部分学者他们讲很多这类的事情，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材料，我觉得这正是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政治和法律显然不是简单的关系。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所有的问题，在我们说的时候似乎界定政治和法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这是有问题的。像美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政治法律都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但是我们是不是说因为是这样，所以中国的情况跟这个情况没什么区别。显然又不是。如果是一样的话，起码不会出现一个现象，中国移民往美国跑，或者跑到欧洲去，中国的贪官把大量财产放到这些发达国家，法治保障很充分的国家。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最近这两年民营企业家，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考虑投一个什么领域最赚钱，第二个就是怎么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当然他们很多人已经这么做了。如果没有什么区别，至少我想在这个问题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比他们更好，我们利益基础更广泛，我们保障更好，那应该出现美国欧洲移民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判断。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这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的不一样，但是理论论述上又有接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解释。这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稍稍提一下，江老师中间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宪法诉讼。自从齐？？案例以后，关于宪法私法化给中国宪法学界注入一点兴奋剂，一时间文章和书很多，当然解读也有很多种。包括对这个案子的正面反面和各种不同的角度，我觉得都蛮有意思。因为它激活了我们一种对宪法重新认识和对宪政的可能性的想象。这是非常有好处的。

当然宪法的诉讼，怎么样通过宪法的诉讼推动宪法权利的实现，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宪法法律化的问题。就是宪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本，宪法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宣言，一种纲领，一种飘忽不定的文本放在很高的地方跟我们实际没什么关系呢，还是说具有可司法行，一个法律的文本，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当然宪法和其他的法律不一样，如果它有法律性，它也和其他的法律不一样。因为它还有政治的，哲学的，政治道理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从宪法的文本当中，从宪法的解释当中可以去生发出很多不同的论述。换句话说也可以在这个解释过程当中，论述里面加以很多法律以外很多的东西，政治道德，政治伦理的，政治责任的，政治哲学的等等。所以我觉得宪法是个很特殊的文本。

那么宪法的法律行在中国当然就是刚才江老师讲到的，从它的可诉讼性上的缺乏，我们看出法律性是很弱的。宪法的法律性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可宪性的审查，这个从理论上似乎很容易被我们所接受，被中国现有的这种法律理论所接受，因为我们非常强调比如宪法的至高无上是民法，是根本大发，是要指导其他的法律，我们又特别强调法律的为接性，我们还非常强调法律的统一性，如果你要维护法律统一性，它要统一宪法，最高位是宪法。如果宪法没有违宪审查的功能，不管是私法体制，普通的法院去做，还是由一个高级法院去做，还是宪法法院，还是宪法委员会，如果没有这一套程序，就意味着宪法的统一性，最高性，根本性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是不能成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完全从内部升华出来的问题怎么样把你这个理论变成一个现实。实际上这个和国家整体的利益，不管这个国家偏向左还是偏向右都是需要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个法律是不统一的。出现民族问题，我们说看宪法，宪法里面有民族区域自治，我们这个民族问题应该在宪法框架内解决，出现了言论自由问题，宪法里面有这样的公民基本权利，我们也要在这个范围里面解决，它有一个很基本的功能，但是目前来看不管是在宪法审查的层面，还是在宪法自治层面都是很缺。

宪法诉讼一方面在技术上我们可以去想象，通过权利的救济，而推进实体权利的落实，或者权利的保障，实际上这一块的技术问题会比较多。宪法的这些概念我们说它这个文本是一个特殊的文本，这样的一些概念它的权利怎么样置换成一个在制度层面上，技术层面上可以操作或者维护司法的统一性，这是相当困难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些案例，实际上我们是有齐瑞林案例也有其他的案例，比如说关于一个人的日记被别人偷看了，甚至拿去传播了，侵犯到什么权利？很困难。法官从宪法里面推导出公民通讯自由不受侵犯，推导出隐私权。诸如此类的很多私法的实践，点点滴滴的经验，有可能从学理上被观察，被归纳，被整理和总结。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但是它是有特殊的难度，这是我们可以考虑的问题。

从宪法的法律上来说，可能更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宪法百姓如此之弱，除了观念上的认识问题，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到底宪法是什么？到底我们如何对待宪法。我说的我们首先是指的有权力的人。是国家的统治者，我们到底要如何对待宪法，我们到底是认真的对待宪法，还只是把宪法当成一个冠冕堂皇的东西，一个华丽的外衣，一个表示和国际接轨的证据。我觉得这是最根本性的问题。

从法律性的问题很自然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法治问题。宪政法治这个概念我觉得最好我们还是分开把它讨论。最后江老师就讲到法治，他也提到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稳定压力一切，一个是国情论，这个论述里面可以继续分解。如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和法治是什么关系。我理解江老师还是讲稳定压倒一切之后是人治的问题。如果说稳定压倒一切，我们可以在稳定的口号下做很多事情，确实我们今天在稳定口号下做了很多事情，而这很多事情都被公民本人，当事人或者一般的公民，或者知识分子，或者法律学者等等从法律的角度来提出质疑，你们这些稳定措施可能不符合法律，超出了法律的戒律。

在这个地方其实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稳定的价值，而是人治的问题。法治的障碍不来自于稳定或者其他的社会价值，稳定是一种社会价值，就好象说我们社会秩序是一种社会价值，那么稳定当然也是，稳定有它的价值。只是说把稳定提高到什么样的程度，把稳定的价值或者在实行这种价值的时候，你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些方法和现有的法律体系有没有矛盾，能不能够融洽。这是法治论题里面解决的问题。

就用深圳这个例子，这八万人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家属，还是一些代理人，还是一些打抱不平的学者，甚至是一些维权律师，我们代你申诉这个案子，深圳市的这个规定根本没有规定，我们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采取不同的法律措施。如果我们设想我们有一个基本要素具备的法律体系，有一个能够忠实于法律的司法体系，那么这个案件到司法，它可能会做出一个裁断，来看你这个措施，不管是用稳定的名义，还是社会治安的理由制订的这个政策，它能不能成立。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它的症结还是人治的问题，你到底实行人治还是法治。一个权力机构它如何实施它的权力，他是在法律的界限以内实施，或者谁来判断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能不能通过司法途径判断。如果这个司法判断做出来以后，这个判决能不能受到社会尊重，能不能有利被实施，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是一个关键。

另外一个障碍就是国情，这个国情非常有意思。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情，中国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区情，深圳本身也有它特殊的问题。比如深圳大量的外来人口，它和一个内部的省份不一样，它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所以它的法律也应该有所不同。这是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里面会有差异。那么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经验的这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也有自己的问题，它也要去解决。但是这个很奇怪，印度有没有特殊性，巴西有没有特殊性，所有的国家都有特殊性。为什么我们要讲国情，别人很少讲国情。这个值得特别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就法律而言，我觉得我们讲国情的时候，可能我们要说这个国情是谁在讲国情，它如何被定义的。今年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了，这个对法律人来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事情。那么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已经看到，法律界也已经出了很大布头的书来阐述这个东西。我自己的解读，从官方的叙述到学者们的解释这个特色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原则性，一个部分是技术性的。

技术性的部分可以不去讨论，其中有一个归纳说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有特色的法治是集成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又很好的借鉴了外国的经验。这是个技术性的概括，这条有很大的问题。基本上前一个说法，继承了中国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基本是完全错误了，我们没有继承我们的传统，而且比别的国家离我们传统还要远，比别的地区离我们的传统还要远。比如跟香港和台湾的法律比我们离传统很远，跟东亚日本、韩国、欧洲的国家德国在一些传统上，比如家庭伦理关系上我们比他们离传统还要更远，我们大义灭亲，最近有一个说法解释还在讲大义灭亲这个价值在法律上怎么掌握。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根本不存在。

借鉴别的国家的优良传统，我不知道借鉴了多少，肯定不是中国特色，德民法典影响这么多国家，日本也是借鉴，中国从清末开始借鉴，这不是中国传统。技术性的问题我们不去讨论。

那么在前面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特色其实最关键的一点不管你讲社会主义也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好，最后的一点或者适合中国国情也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党的领导。因为只有党领导的地位，我们宪法上是有规定的，在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工人和农民我们把它看成领导阶级是对我们的讽刺，是对工人和农民的不尊重。党是不一样，党是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的一整套的机构人员，而且有自己的意志，它很清楚他想要什么。当然他想要什么，不一定都是很明智的。但是他很明确的表达出来他想要什么，所以他才是真正的。

我认为在中国特色里面党的领导是最关键的。那么在学者叙述里面说什么是中国特色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描述，就是说中国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和西方的各种理论都认为是不可能的、对立的，冲突的对立面放到一起。比如说党的领导和民主法治，比如说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比如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指导思想百花齐放。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非常完美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中国的特色，这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是我们要考虑这个东西既然它是一个对立的，冲突的，它有没有可能调和，它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觉得这个里面江老师讲到法治，特别强调法治，这里面法治和法律体系是什么样的关系，法律体系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比如法律体系完全可以包含江老师讲的很多，比如我们现在的物权法，这个在世界上应该是有它自己的特色，这个是法律体系的内容。中国的法律体系结构也有它的特点，也跟很多国家不一样。

所以这个中国特色在形式上，在内容上，当然我们可以去讨论，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不合适，但是我们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真正构成一个挑战的是说这个中国特色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怎么样和法治和宪政能够很好的容纳在一起。这是一个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当然如果说党的领导是排斥法治的，那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我的意思说党要坚持法治。

我的证据在哪里？我的证据很多，全都是官方文件。宪法里面我们知道宪法修正案，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最早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法治我认为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的表述。基本的意思就是讲要让法律制度，民主制度法律化，法律制度要稳定性、连续性、极大的权威性，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未必比就。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是检察机关，司法机关要具备应有的独立性，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第三层含义要让任何人都不能够有超越法律的特权，都要在法律之下。这些在后来的宪法里面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完善，关于最后这一条宪法里面从序言到宪法第五条都有非常明确的表述，按照这条表述任何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都是在法律之下。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经典的法治的表述。包括江老师刚才讲到的法治三层含义，这三层含义超出了刚才我引述的中国共产党自己法治的一个表述，法治作为一些理念有共同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或者用现在更确切的说是个普遍价值。在我刚才引述的这个法治定义里面没有这些问题，我自己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法治的定义。因为它具备了法治最基本的一些要素，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是把它与其他民主民权上的价值理念做了一些区分。我们可以设置法治，我不问你的内容，你可以是对人民不太有利的法治，对统治者有利的法治。法律之所以不同于行政的手段，不同于伦理道德的手段，是有它法律规范性上有些要求，你只有满足这些要求，法律才可以有效的指引人的行为，你才可以实现法治。比如说你要公开、透明，你要普遍性，这个规则容易理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法律至上，一旦制订出来，包括制订者你都要遵从法律，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你制订一个对你有利的法律，可以，但是你必须遵守这个法律，你不可以在法律之外用其他的手段干涉法律，扭曲法律，随时随地让这个法律服从于你的想法。而法治一个很基本的含义也是说你让这个社会生活所有需要依法来解决，来处理的问题都用法律来规范。应该是有法可依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在我们刚才引述的定义里面都有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些的法治定义，这样一个法治和党的领导有没有矛盾。这个回答取决于你怎么界定党的领导。如果说把党的领导理解为领导人民去制订法律，制订出来的法律让大家来遵守，这就实现了党的领导，这也是一种权威的，官方的说法。没有问题，党的领导和法律和法治，这是能够融洽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远远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有挑战性的问题是怎么样把党放在法律以下，放在自己的法治之下，不是用党的机构直接去管理国家事务，直接处理法律事务，这样做的时候，因为那些部分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一个人不可以去起诉中宣部，中宣部可以管理许许多多关于公民、国家的事务，法律的事务，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就做这样一些引申。谢谢！

张千帆：治平教授给我们提出很多令人深思的问题，譬如私法和公法的关系、法治和宪政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实行宪政的条件下实行法治？法治的必要条件究竟包括哪些？尤其是有没有可能同时坚持法治和执政党权力的至高无上？拜托各位自由讨论的时候别提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法回答。下面，卫方，你来！

贺卫方：今天晚上的主讲人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老校长，我1982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留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十年一直承蒙江老师的关照，没有江老师就没有我。我去年写过一篇庆祝江老师80寿辰的文章，就知道他对我学术道路有多么关键的作用。我跟梁教授是同学，毕业以后都考入北京，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外国法专业硕士生，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读外国法的专业硕士，今天能够既迎接我的老师，也迎接我的老同学，我“代表”北京大学欢迎！（我特别爱做“业余校长爱好者”！）

这两年大家都在关注学界学者一些动态，有一个动态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法和法学两巨头多多少少都在转型。比如江老师和吴敬琏老师他们两个人是非常好，原来吴先生一直强调市场，几乎市场万灵的感觉，但是他这些年越来越关注市场，有好市场，有坏市场，好市场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法治调整下的市场，一个宪政框架下的市场，这一点江老师也不谋而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吴先生跟江老师一直保持非常活跃的对话，即便不是当面对话，也经常是隔什么对话。

江老师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江私法变成江公法，江老师这两年有更多的呐喊推动这个国家的公法事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千帆教授一定要安排江老师到我们这个会场来讲宪法，而不是讲他最专长的民法或者商法。因为江老师这些年我觉得他在推动过程中可以说有许多的感受，有许多的经历，当然也有太多的挫折，这也是为什么江老师身体一下子有点毛病，这是国家的法治给你气的。当然今天这个会堂可能是第一次在这边做一个大型的学术活动，有江老师来为这个会堂“开光”，也是一件幸事。

梁治平教授前面已经做了非常具体的点评，我简要的谈一下我听了江老师的报告一点点体会。

第一个体会正是江老师这样的转变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曙光，就是公法与私法的关系。我自己想这些年来整个国际学术界对于宪政史都有一些新的看法，退回去四五十年前，百年前，大多数倾向于宪政是一个近代的史，而不是一个古代史，但是我觉得过去这些年看研究古代宪政的著作变得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包括像英国的斯金纳学派的，研究中世纪13世纪到16世纪宪政发展，他研究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时候，他认为在13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政的发展，当然也有人追诉的更远。北大法学院的薛军博士也是研究罗马法，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研究罗马的公法，罗马的宪政。是不是可以说有国家有政府的时候，该在那个地方都会产生某种对宪政的需求，这种需求会产生某种体制，只不过有些地方能够产生宪政，而有些地方产生不出来宪政。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感受，江老师只提了两三句话，这个事情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典时期两千年专制历史，这两千年专制历史是不是有某种宪政的发育，我们看《万历十五年》那是非常悲壮的宪政努力，大家试图去把制度的枷锁套在皇帝的身上，想方设法让皇帝能够严格的循规蹈矩，马克思有一种所谓的君主官僚化的理论，君主的权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他给公的给废了名誉还保存在，比如英国国王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们特别关注，平常对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日本的天皇在国会那个地方有一个座位，第一个会议开始一场他一定要出席，来了以后也不怎么说话，听完第一季开幕式他就走人，我听说他个很好的植物学家，研究植物很好。我说叫他到东京大学兼一个植物学教授，日本的朋友说他是专职的天皇，那不能随便兼职的。我说他专职干吗？专职就是什么事都不干。把君主公的给废了，名义保存起来，成为一个国家的行政。

另外一种宪政法逐渐他自己变成官僚阶层的一部分，官僚体系的一部分，他不得不服从事先所设立的所有的规范的一种制约，而这种规范就像梁老师刚才讲的执政和领导下的法治和法治之下的执政，他永远只在法律之下，不可能超越法律之上。这是君主官僚化非常重要的努力。

我们中国的历史怎么就搞不出来宪政？我觉得悲壮。你看孟子的著作，我去年做过一个讲座，读孟子想法志，孟子甚至都想到了我给你废了，对国王你按照正常途径提意见，我们现在经常说你对学校有意见，按照正常途径提，我提，我给国王提意见，但是你老不听，一味的作恶，这个时候对大臣来说怎么办？孟子说如果你跟他是一个姓的，你就再三劝说，他还不听，废了他，改立新的国王。开始我一听非常愤怒，接着孟子说，当然异姓不一样，我再三劝你我不听，我可以走人。孟子特别的了不起，你这个小子会堕落，你可能会成为独夫民贼，听说过杀一夫很早就萌芽了，但是这个制度一直形不成，我们搞中国的法律人应该多多告诉我们根源到底在哪，这甚至涉及到刚才梁治平说我们继承了古代的优良传统，我们没继承，古典时期君子不受限制的权力全给继承了，只不过不叫皇帝而已。

第三点江老老师提到的就是实行中国宪政的途径问题，或者说我们如何走向宪政。江老提出强调了英美法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利。学外法史的人都知道在程序的夹缝中间不断的产生权力，在这个过程中间，英国的宪政就慢慢发育起来，可以说它是一个程序主义跟私法的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宪政发育模式。我们中国就目前的体制之下，如何去推动宪政的发展，也不仅是张老师宪法学家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个搞法律的人，甚至这个国家的国民，这个国家有一天不宪政我们就没什么好日子过，我们就没有正义，没有真正的自由。

宪政怎么去推动？我觉得至少有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觉得宪法学家应该给我们宪法条文的含义给它解释清楚。宪法序言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要解释起来很麻烦。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包不包括信仰邪教的自由。宪法规定厉行节约，禁止浪费消灭其中的冲突和差异。我们想起13世纪最伟大的教会法学家（安格尔）一辈子写那本书叫《不和谐教规之和谐》，那本书之所以当时那么重要，是因为它就是把教务法内部的体系进行了特别好的协调，但是我们现在谁去协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言论自由之间的貌似冲突，谁来协调新闻出版自由跟新闻出版商之间的貌似冲突，通过诉讼来说，首先宪法学界要做非常大的努力。还是有一种违宪审查制度，只是宪法委员会也要有，你不能没有。这里面为什么在中国的框架下一直搞不出来？千帆你为什么老搞不出来这个东西呢？

再接着来市民社会的形成特别重要，就是社会结构的力量，这个宪法学家在一个国家宪法没有尊重，宪法没有权威的时候，感觉到那种无力感，多多少少是法学家自己觉得自己特别重要，仅仅通过法律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不，如果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宪政化的结构社会，这个社会中间的宪法是没有办法很好的付诸实施。这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年觉得律师协会的独立性、大学的独立性、大学的自治，我们关注农民的问题，农民没有农会，没有农会就没有一个农民作为一个行业的整体的利益组织化的存在。这些东西跟我们宪法中间另外一个结社自由就有特别深刻的关联，这方面可能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社会建构，社会的推动和社会的保卫。前一段时间许教授写了一篇李庄案的评论，内容非常好，李庄这样的做法破坏我们社会，当一个国家的司法机关在鼓励自己律师的客户去揭露自己的律师，就像文革期间夫妻之间揭露，父子之间的揭露，我们没有一个社会，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四个方向，江老谈到李庄案跟宪政之间的关联，我觉得非常大的问题。更多的江老师说的倾向于人治，稳定压力一道，稳压论、中特论都似乎回归人治。李庄案例，包括重庆的打黑我感觉不是人治，它就是运动治。法治，人治，运动治，人治还是非常诚恳的，非常慈祥的君主或者一个集团，非常认真的善意的对社会的通知，而我们过去运动连天的时代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不顾及个人尊严，不断的批斗所有地主反坏右，不断的说这个国家95%是好人，5%是坏人，这次搞5%，下一次再搞5%，最后发现这个国家没好人。李庄案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启发，最后江老师不断的奔走呼号，为这样的案例江老师说了很多很多话，我觉得这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李庄案的处理方式，重庆的打黑跟法治的逻辑、跟宪政逻辑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点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在这样会场上，有许多来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学校朋友，许多机构也很“关注”我们这场讲座。但是来了这么多的朋友、这么大的热情，我还是乐观的。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让我们觉得良好的司法制度，对于宪政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需要多学科的交叉，需要法学界跟其他领域的更多的努力，需要公众的努力。我们不努力，不去呼吁，最后毫无办法。有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但是大家都不努力的话，最终我们只能有一部法律这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

张千帆：都已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办法”，我不知道卫方还要我“搞”出什么。卫方教授提高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向，无论是像江老师这样的民法学者，还是像吴敬琏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都开始慢慢向公法和宪政这个领域转向。卫方已经“代表”了北大，让我也“代表”宪法学界欢迎你们，这样的转向越多越好！

下面进入提问和讨论阶段。

提问：十八大政治前景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江老师：按照过去的惯例，每一次代表大会都要提出一些新的口号也好，新的方向也好，所以我认为我们从可以预见的法治进城来说，十八大应该说有可能会给我们提出一个更令人鼓舞的纲领。但是中国的情况又很复杂，也就是中国的法律也好，中国真正的政治前景也好，取决于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虽然叫做集体领导，但是不可能每一件重大的法律，或者类似的问题都通过集体领导，所以这个其中很关键的是政治局常委里面负责政法的人是谁。如果你是汪洋的话，我觉得就可能好一点，如果是另外一位那有可能麻烦一点。一个希望是纲领，一个希望是行动。

提问：我是北大法学院学生。在中国当下思想观念非常复杂的状态下，你觉得如何通过中国的宪政挽救中国的道德。

江老师：第一个首先要把宪法现有的规定认真落实，我们现在有很多都是没有落实，至少宪法里面所规定的人权自由很多没有落实。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集会游行示威法还有一些问题，除了这个之外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现代的宪法也应该修改，就是宪法本身还有更完善。因为我们现在宪法里面有许多的问题，或者根本不应该属于宪法所来规定的。至于说是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的观点。左中右在任何社会都有，不仅我们国家有，美国也有，哪个国家都有。所以如何在宪法范围内要求得共识不可能的。

提问：法治与民主是什么关系，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是否如官方所说是一个突破口。

江老师：我觉得法治跟民主当然是有密切的关系，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是权力分公，权力制约，而这个就是我们法治的基本要求。我们国家是不是从党内民主走向人民民主，我可以同意这个观点。这也仅仅是其中的一步。这一步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应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我是党员，但是我在党内自己没有感觉到有多少民主。因为哪个党的代表也好，党的领导人也好都不是真正经过民主的选举来产生，甚至连选举的结果我都不知道。哪个人得了多少票，这个至少应该让每个党员应该知道吧。所以我觉得我是同意这个观点，把党内民主作为第一步的起点来健全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

贺卫方：我表达一点跟江老不同的看法，如果真的党内搞民主，逻辑上来讲不可能不在全社会搞民主，否则很难解释。我先在党内玩真的，你们先别玩，我们自己先玩玩看这个东西很怪，如果真的是把民主视为一个治国也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不需要分阶段。首先结社自由，包括政党自由，大家必须在这样玩的过程中间逐渐锻炼民主的能力，学习民主的技能，最后才能真正把民主搞起来。否则我觉得很难想象这企业千万党员内部自己先搞，搞好了再推向社会。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提问：请问各位老师，在中国走向宪政的道路中，是不是首先要建立公民意识？每个国家国民觉得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我不是这个国家的奴才，每个人享受所有公民的待遇，每个公民应该建立公民意识。

贺卫方：所谓的民智未开，一个是说某些统治者不愿意把权力放给人民的借口。领导人你的智又有多少，你当领导人之前还不是民的一部分，你不就是一个民吗。袁世凯当总统之前也就是个民，他在智方面有都是能够超越国民的水准，我觉得这点真的不必再去说民智未开。而且说民智未开逻辑推理上有一个冲突的地方，农民民智未开吧，为什么首先中国的民主从村民自治开始搞起。全国人大代表水平非常高，受教育程度最高，那咱们就玩真的，下一次谁做总理，就出来竞争。我觉得真正的民主就是真的做起来，人在水里边学会游泳，那首先把民智开了，谁去开民智？凭什么你来开我的民智，你总是把我当成教育的对象。

江老师：刚才我说党内民主，我不是说阶段的先搞党内民主，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只不过真正要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做也不错，也有它的合理性。

提问：你刚才始终提到李庄案，现在有一个“重庆模式”，各位老师对于重庆模式未来的走向到底是怎样看的，以及重庆模式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力是什么？

江老师：我觉得总的来说重庆是个运动式模式。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黑社会的存在，重庆这个社会里面黑社会因素由于过去包哥这样一些民间组织的存在，它也可能更多一点。但是把打黑用一种运动方式来解决，我不太赞成。而且我也不太赞成把打黑扩大化了。欺行霸市在任何社会都有，也不能把欺行霸市都叫做是一个黑社会，这个就是有点过分。

另外我还有一个对于重庆模式的看法，就是重庆的模式是一种以公安为主导的法治模式，这个我觉得很危险。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如果警察的作用过大了，导致社会专制的倾向就会更多，民主的倾向就会更少。因为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拿李庄这个案子来说，李庄的核心问题是要揭发公安里面的刑讯逼供，一旦揭发了刑讯逼供就可以推翻这个口供，这种情况在我所听到的过去的刑事诉讼案件中情况也不算少，包括沈阳的刘勇案件，我们的田文昌律师回来跟我讲，他当时在法庭上提出来，当场能不能让刘勇看看，把衣衫打开看看有没有刑讯逼供的痕迹，但是始终不开，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没有做到。由于在中国社会里面长期存在着刑讯逼供，所以公安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太愿意承认我有刑讯逼供，而要做到不让社会揭露他刑讯逼供，把每一个揭发他刑讯逼供的人搞掉。所以我是很不赞成让公安局长来做政法委的书记，这个太可怕了，我们现在中央也是这样。政法委书记是***，副书记是公安部长，这样一个模式就造成了公安主导法治，危险太大。如果再加上三长共同来办案的话，那就变成了检察院和法院只能听公安的。这就太危险。

提问：宗教信仰和法治的关系是什么？中国没有宗教传统，是否可能实现法治？

江老师：我觉得法治当然包含了宗教信仰，这是绝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宗教的自由信仰不能够写进人权保障里面，我们的人权就落空了相当一部分。我们现在只强调信仰自由里面应当包含不信仰的自由，这句话本身对不对？当然对。宗教信仰当然包括不信教的自由。但是信教自由对于一个强调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面这一点更为突出。我觉得像现在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些地方就已经是违背了信仰自由里面所坚持的基本东西。你比如说有的人感觉到现在没有信仰的场所，没有教堂，家庭的教堂也受到了限制。我觉得这部分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

梁治平：我觉得同学们提的很多问题都特别大，有些问题不是太清楚，回答起来挺难的。这个问题分两个问题，特别你讲的传统社会，讲法治在传统社会上，比如法律秩序，建立在法律秩序之上社会秩序它和宗教的关系，这可以作为一种理解。还有一种理解，能不能够建立对法律的一种信任，或者法律能不能比较有效的实施，这是另外一个含义。

前一个含义上，我去年去台湾的时候，到台南有一个人他在北大读过书，他跑到这边学法律，好像是跟江老师学的。他专门来找我，他建议我你一定要去哪个寺，在他的理解中，这些寺庙系统，台湾的这些宗教和法律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法律。当然这个判断究竟我们怎么理解这是一个问题。不管怎么样这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传统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的维护或者建构，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法律就可以做到的。如果说没有软的部分补充也好，礼教也好，道德伦理和宗教，尤其是宗教，建立在法律秩序上的社会秩序是脆弱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关系很密切。

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刚才江老师讲的这个信教的自由或者宗教政策对于教会发展上的互动关系，比如限制甚至是打压，实际上对社会秩序形成很大的破坏冲击。这恰巧是宪法的问题，在今天如果你没有结社权一定程度的实现，那么民间的社会发展是及其困难，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有的社会它的活力最后都是民间，就像我们说北京大学，如果我们只能在一些收入多少的阶层里面招生，只能在富裕程度达到多少的程度招生，这个北京大学你就会看到它马上衰落下去，我们面向全国全世界，所有有意愿有追求的学子都进来，通过一个公平的竞争程序进来，你才有资源，才能生长起来，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这样，从古到今，不管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是这样，我们今天的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不断的限制甚至扼杀民间的自身的力量，这是我们社会的活力和生命，我们已经几十年在做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对中国国力最大的一种戕害，这是一个含义。

另外一种含义，你刚才假定的那样，没有宗教，没有宗教的信念，法治就不能实现，或者法治的程度就很低，你的意思似乎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判断大有问题。随便举两个例子，我们要去理解传统社会，你要在那个语境里边它的法治概念，如果我用这个概念，法治是存在，官僚体制也是存在，他们也在运作，你去看当时的尽管这个礼法不分，我们现在把道德法律分得很清楚，是有区别。但是它的案例，几千个案件，刑案对各个省报的案例批复的认真程度，一层层的批复，光是文字极其精炼，马上就能够把案件最核心的问题全部给你点出来，这是一种传统和一种经验的积累，这个经验在中国有好几千年的历史。这是在现在社会可以转化的经验，我个人持肯定的态度。如果说我们一个社会对法治，哪怕今天当代法治没有丝毫经验的话，你如何建立法治，几乎不可能。所以怎么去重新理解这一部分，把它吸收进来，我觉得依然是有它的价值。

另外一个例子，转化的过程当中北京的大理院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1902年到1928年，北洋政府大理院这些当时中国最高的司法机构，这些人大部分是从日本学回来，受过现代的法律训练。在那样一个政治上非常混乱腐败的年代，这样一个司法群体也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榜样。这些人非常高效，非常敬业的精神，而且专业的程度很高，尽管他们实施的法律比如在民法方面可能涉及到婚姻继承的，他还是实行前清的律例，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有改造，怎么去改造传统习惯，让它和新的法律精神相结合。这些人的勤勉，这些人的效率，这些人的敬业和他们的专业素质，我觉得可能到今天为止没有能够超过他们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我们不要对传统有一个简单的否定态度，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就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张千帆：我知道大家还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超时了。我手上还有两个问题，是今晚最后的问题。第一，在当下“学术救国”或者通过学术道路法律救济价值有多大？我们大学生如何从职业选择上帮助推动法治？第二个问题专门给江老师，你的中国梦是“法治天下”，我正是看到了您才坚定了自己的理想。但现在法律人陷入一种困境，一是法律和利益越来越挂钩，很多法律人的初衷好像不再纯正了，二是法律人的出路从体制外看，律师受到刑事责任的危险等等。总之，法治梦很可能丢失。您觉得年轻一代的法律人要如何继承您的中国梦？该怎么做？

江老师：我很无奈，无奈的情况下就是多呐喊一点吧。所以我最近两本书都带有呐喊的意思，一个是我做的《只能是呐喊》，还有一个我自己整理的学术论文集，叫《私法的呐喊》。我觉得法律人的初衷已经不能够很纯正了，这个应该这么说。因为法律并不是抽象的东西，法律既是谋生的工具，也是治国的工具。你作为谋生还是第一位。但是不能够为谋生而忽视了法治的理念，这个是最重要的。有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但是以逃避法律，规避法律为目的，这个是很可怕的。律师如果走到这一步尤其可怕。所以我是特别劝在座的诸位，不要忘了古代的学法律和学医学都是最古老的两门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一个是社会科学，但是这两个要求他的道德理念特别高，因为最精通医生的就是谋杀人的一生，因为他最懂得怎么能够想法子杀死一个人而不被察觉。那么法律也是这样。如果你运用法律去逃税，去搞一些逃避法律的事务，应该说还好。但是我如果用了法律来亵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注意这个道义上的责任。

张千帆：我也很无奈，今天晚上热烈的讨论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话题本来是中国法治，但是从江老师开始大家不知不觉都往宪政方向上靠，这其中是不是有一种必然性？因为我一直在教学生：法治是宪政的基础，宪政是法治的最高阶段。就像党内民主直接到了人民民主阶段，是一级一级走上去，但是从刚才这几位老师的演讲，还有从我们法治30年走到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来看，法治和宪政的关系确实是辩证的，两者其实是互为条件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基本的宪政制度作为基础，那么这个国家法治很可能实行不下去。如果说你没有象样的选举，所有的人大代表都不对选民负责，这个团体会制订什么样的法？如果政府官员不受代表和选民的监督，他们怎么会不滥用自己的权力？司法又怎么会公正？枉法裁判还不让别人说话，这个国家的法治怎么可能实现呢？今天晚上的主题就是中国宪政对法治的作用。你们挺懂了几位老师的意思了吧？那就是让大家都来学宪法啊！我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们都知道中国宪法没用，但是大家不学宪法，千万别感到庆幸——我学的是民法、经济法，多有用啊！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宪法不管用，无论是民法、刑法还是行政法，什么法都不管用！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中国宪政和我们的宪政讲坛。感谢各位今天晚上的参与，尤其感谢我们今天的评讲人和主讲人。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福江老师身体健康，为中国法治继续贡献光和热！

（完）

第三篇：共产主义信仰困境与突破4.30

共产主义信仰困境与突破

一、信仰的意义

（一）信仰的普遍意义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道德律即是信仰。信仰是精神力量，人生规范，也是人生意义的来源。具有思想意识，是人摆脱动物性，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具有信仰，则是人脱离迷茫、混沌、行尸走肉状态，成为有精神指引、有价值观点、有道德规范的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只有拥有了信仰，善或道德行为才变成人生需要和自觉行动。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信仰，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信仰，必然没有核心价值观，必然导致人心涣散茫然，这个社会的文化就是有缺陷的。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前总理温家宝也说，我们需要脚踏实地，也需要仰望星空。

（二）共产主义信仰的意义 信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宗教信仰，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宗教信仰。二是道德信仰，中华民族传统信仰中，也有佛教、道教的宗教信仰，但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儒家的道德信仰。三是政治信仰。众所周知，共产党员不允许信仰宗教，党员中不允许有教徒。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政治信仰。

坚定的信仰，对于党来说，生死攸关。因为，它事关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也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

信仰是政党的凝聚力所在。当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廖仲凯对话，说国民党已死，只剩下国民党人，而没有国民党。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为信仰而来，而是为利益而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换言之，倘若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来吸引的话，这个政治集团，早晚会崩溃。

信仰是政党的战斗力所在。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党指挥枪‛，实际也就是党的信仰指挥枪。党为每一位战士都树立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点，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国民党军队，北伐的时候，有三民主义的信仰的指导，还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可以说所向披靡，像丁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这种这么惨烈的战斗都拿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有信仰，北伐军相信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家丁后，信仰没有了，战斗力也没有了。济南战役中，国民党守军十几万，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守将王耀武感叹：就是一群猪让共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的那么快。什么原因？没有信仰。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以来，虽有失败的战役，但无胜利的对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一次次打出声威，靠什么？就是这支军队的强大信仰，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军的牺牲精神，全世界的军队无出其右。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对手也为之震撼，美军就讲，参加过二战，对德作战，对日作战，进攻过太平洋上的瓜岛和冲绳，对德军和日军的牺牲精神已经为之震撼，但与中国军人仍无法比拟。志愿军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军，第一波倒下，第二波，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每个战士战斗到最后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不简单是因为命令和纪律，而是信仰，战士们深入骨髓的相信，战争是正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信仰是政党的生命力所在。一个政治集团失去了信仰，表面再强大，其实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当一个党失去了为之奋斗的正确目标，一切便失去了思想和道德依托，人们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失去了起码的信心，这是一个党精神衰败的前兆。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一夜之间垮台。苏共多名强硬派高层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挽回局面，但只是少数人的顽抗，2000万党员的心中，已经没有这个党，已经不认同这个党的价值理念，不愿意再为这个党流一滴血，甚至是一滴汗。反观我们党，从数十名党员发展到八千万党员，依然保持有效的生命力，为什么？就是因为始终不变的共产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建国后，我们党从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的党，不可避免的面临执政资格的问题。‚打江山、坐江山‛属于封建时代的思维。现代社会对执政资格有着不同的标准。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其他党为参政党，所以敢于坚持这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党拥有无上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并且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放弃或淡化了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就进了西方政党的价值系统圈套：政党没有谁比谁高尚，都是利益的代表。既然都是利益代表，那么共产党就没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而应与其他政党竞争，让老百姓选择。所以，敢于把自己臵于唯一执政党的地位，就必需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二、共产主义信仰困境 从国际来看，苏东社会的**和剧变，苏东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空的红色旗臶也不在飘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目前，明确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也就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了。从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信仰面临危机。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挺了过来，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年，总书记在访问欧洲时，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就讲到：‚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现在世界范围内，任何国家都不会小觑中国的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说我们党、我们国内也存在共产主义信仰困境，可能很多同志不相信。然而《周易》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一个政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居安思危的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对生死存亡的警惕。尤其在顺境的时候、危机只有苗头性显现，我们也不能不保持明察秋毫、洞悉时态的眼光。我们来看看当前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现象。

第一，对共产主义信念缺乏热情。在一些人看来，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设想和招牌，是空想和乌托邦，永远实现不了。谈起共产主义没有敬意、没有热情，甚至羞提共产主义。第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下降。有些党员干部一切向钱看，有奶便是娘，不讲信用，不讲利他；不讲集体，只讲个人；不讲道义，不讲职责，只讲利益，只讲好处。

第三，政治意识淡漠，精神状态麻木。有些人不关心党和国家，不关心世界情势和社会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对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思想毫无所知。

第四，言必称西方。在日趋多元化的文化观念面前，一些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改变。言必称西方，从价值观到制度实践，西方的都对，我们的怎么看都不顺眼，有这样思想的人，包括党员，大有人在。

第五，腐败之风漫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腐败问题的蔓延。腐败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国家财产的侵蚀，更重要的是扭曲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恶化党员干部的良心。可以说腐败现象不改变，小则毒化社会风气，大则毁掉一代官员，异化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发展下去，党将不党，国亦不国。我国干部队伍的腐败程度到什么程度呢，从中央所用的两个词我们可见一斑：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这么重的言辞，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国内官员的腐败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用断腕、刮骨这种非常重的手段才能治理的程度了。第六，‚四风‛问题突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形式主义，主要是知行不

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官僚主义，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享乐主义，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奢靡之风，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第七，热衷封建迷信。唯物主义观念退化，封建迷信返潮，怪力乱神出笼。现在，党员干部中迷信之风大行其道。有些地方修庙立佛成风，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建办公楼都要求神拜佛看风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决策时，不是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看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而是求大仙算上一卦。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封建迷信活动甚至与滥用职权、腐败堕落联系在一起，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上千万的花费，一部分用的公款，一部分由商人出资。升官修祖坟，拜鬼问前程，不问苍生问鬼神，这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第八，入党动机利益化。在战争年代入党，面对的是坐牢、受刑、牺牲的危险，那是一种纯粹、坚定的信仰。如今党成了执政党，入党就会获得一定的利益。因而一些人入党，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利用党员这一称号，达到为个人谋取功名、私利的目的。

以上这些问题，是共产主义信仰缺失的典型表现。应该引起足够警惕。如果任由这些问题继续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对这些问题见怪不怪，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久入鲍肆而不闻其臭‛。这就更加不是潜在的‚危机‛，而是现实的‚危险‛了。

三、共产主义信仰困境的根源

总书记在今年兰考调研讲话讲到他在福建宁德当市委书记时，深入乡镇调研，有一个下党乡，路都没有，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开路。到了那以后，看到乡党委办公室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竟然好几座教堂，是什么人建的呢？18世纪西方传教士。习总书记感慨：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但那种传教的使命感，跟我们共产党就有一比啊。今天我们来看，对待共产主义像传教士对待教义一样的共产党员队伍，今天为什么会面临信仰缺失的困境呢？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灯红酒绿的浸染、利欲物欲色欲的诱惑，是造成某些党员干部堕落的外部因素，那么，丧失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就是其内在根源。党员干部队伍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在信仰、信念这个‚总开关‛上出了问题。因此，困境的出现，既有客观环境因素，也有主观认识原因。

第一个原因，支撑精神信仰的环境在变化。革命时期，党员信仰坚定性的保障线有三条：第一，入党即即意味着可能的牺牲，除了对共产主义怀着坚定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奉献、而牺牲的人，其他人想要入党，都得掂量掂量。第二，为了保障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保障党组织的安全，入党需要有介绍人，党组织还要对申请者进行严格的审查，把不合格的人过滤掉了。第三，在艰苦的斗争中，信仰不坚定的不是遭到组织的淘汰，就是自行掉队。整个的革命环境，确保能够加入党组织，并在党组织中成长起来的，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革命的环境中，党的奋斗目标也容不下党员私利的存在。谁为人民谋利益，谁就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就拥有致胜的力量，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党执政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之后，环境和条件转变了。我们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是党的成员有利益。革命时期的客观条件决定，党员要将权利直接换取利益，几乎不可能，因为没有利益可换。而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要求得到严格执行。当前，党员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这种权利瞬间可以变成利益。权力可能主动寻租，也可能被动巴结，但是归于一点，就是权利与利益产生了关系。这个关系问题解决不好，党员干部的精神系统、价值系统就出问题，导致信仰上的动摇。

第二个原因，理论创新未能解决新问题。信仰是高度依赖理论的。理论问题不解决，信仰问题就解决不了。理论不强，信仰就不坚定。理论不能与时俱进，信仰就会不断出现新问题。包括宗教信仰也是这样的。历史上，基督教也曾遭遇信仰危机的，什么危机？就是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引发的对上帝的质疑，这是颠覆性的危机。按基督教义，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如果由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来推理，上帝就出了问题。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么他应该知道亚当夏娃要偷吃智慧果。现在人家偷吃了，说明上帝不是全知的。如果上帝说我知道，那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以后人类有了原罪，那就是上帝不作为，是恶的行为。如果上帝说我知道，但阻止不了，那上帝就不是全能的。这一推理，上帝就完了。后来，神学大师奥古斯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他指出，是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偷吃了智慧果，被罚出伊甸园。那要怎么办，人类要忏悔，要修行，争取重回伊甸园。这理论上的创新，达到了双重功效，一方面解除了教徒的困惑，另一方面，让教徒继续虔诚地追随上帝。后世宗教改革也好，理论发展也好，就是解决新的疑惑出了以后，怎么能够有说服力的问题。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大批的顶尖的哲学家、神学家来研究问题，现在西方很多大学都有神学院，有一批人在研究神学问题，保证教徒任何的疑惑能够解释。这也就使得信徒们，包括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如牛顿，依然保持宗教信仰，甚至要从上帝那里寻找世界的源动力。所以理论很重要，真理的认识是无限的运动，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解释真理有相对的绝对性。相对的绝对性，就是你解释到位了，它就能够自圆其说，它就有征服力。而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界恐怕没有完全解决好。

从信仰理论上，马克思解决的是革命这半程的理论，他没有解决执政状态下的精神信仰构建问题。因为马克思也没有执政实践，没有执政实践就不会碰到执政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比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解决什么？最重要的成果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这就揭示了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剥削被剥削的问题，因而引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这是在产业工人占主体的时候，即工业革命初期是可以的。今天用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不了社会的现实。现在工厂里很多是机械作业，甚至是机器人，你不能说老板榨取机器人的剩余价值，然后号召机器人来造反吧。还有股份化，很多企业将股份分给员工，职工既是员工，也是老板，谁在剥削谁呢。这就是变化，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永远不过时的，但不同阶段要有相应的新理论，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寻求突破。但目前体制内的理论学家存在着观念和思维的僵化，缺乏旗臶性的思想家、理论家，理论创新突破的能力弱，这也是一个危机。

第三个原因，党员队伍自身认识问题。对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误解造成信仰和信念缺失与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在实践上进行突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张社会主义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存，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搞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理念。这一系列实践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活力的战略举措。我们力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极‚左‛僵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不是马克思主义，不从实际出发、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现实生活不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始终未得到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回答。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这样的一种误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非就是改道和改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所谓市场经济无非就是金钱至上，全国上下一起捞钱，所谓股份制和合作制无非就是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合伙搞资本主义，一块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践上和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了双重误解，理论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上歪曲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结果正确的信念丢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了，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一齐向钱看，唯独不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这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向。既然看不见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了。

第四个原因，我们党缺乏健全的党员退出机制。健康、健全的退出机制，是保障党员队伍纯洁性、坚定性的必要举措。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解决目前党员队伍规模过大的问题，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共产党员退出原则上只有一个自然机制，即党员个人寿命结束也就是党员退出。虽然《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退党自由‛，但这里的退党自由相当于一个惩罚性的退出机制，也就是对革命意志衰退的劝其退党、对犯了严重错误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开除党籍。事实上，劝其退党的现象很少发生，开除党籍的人数很有限，党员退出机制主要是生命机制在发挥作用。由于退出机制的不完善，致使部分不合格党员仍留在共产党内，使得党内始终有不健康的因素存在。这些不合格党员的行为很可能与党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甚至背离党的要求，影响党的形象。不合格党员的广泛存在还影响到了党员队伍对党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引起更大范围的信仰动摇。也就是一颗老鼠屎会搞坏一锅汤。

四、怎样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信念，目的除了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之外，很重要的还是着眼目前的矛盾和问题。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因此，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加强共产主义理论创新。共产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要通过漫长艰辛的探索和实践。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就需要通过理论创新，不断解决党员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使党员找到新的精神依托和指导。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强大的理论创造力的党。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姓资姓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现在，党也要运用好理论创新的武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当代化，消除党员的矛盾和疑惑，为广大党员树立精神旗臶，保障党员思想的与时俱进，保障党员信仰的坚定性。

(二)壮大党的文化软实力。现在中央号召努力建设国家的‚软实力‛，其实也要建设党的‚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并不‚软‛，而是具备着普遍凝聚力、强烈感召力、无可臵疑的说服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只有文化软实力强大了，党的信仰信念在纷繁复杂的诱惑、考验、打击面前才能保持其‚硬度‛。优秀的，生动活泼的党文化，也是保持党的吸引力、凝聚力之所在，也是党的形象之所在。

（三）加强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建设。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所以，政治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当前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民授，公民有授予权，也有剥夺权;宪法和法律是权利运行的底线，执政党要尊重宪法，依法行政；不透明必然导致腐化，执政党必须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等。建立了运行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即便某些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偏差，也能够约束其不滥用权利。

（四）实现执政理念的突破。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提供更多物质财富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在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后仍然坚持这样的观念，就很落伍，且导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满足人的无限财富欲望达成社会平衡。从执政的角度讲，封建王朝‚存天理，灭人欲‛，以缩小欲望来实现满足同样不足取，但过度调动和激发人们的财富欲望更是最危险的。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可能满足人的无度欲望。尤其是，中国有了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但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经济没有真正实现转型前，我们不敢言经济继续保持同样的速度，以往我们存在很大的失误，致使矛盾和问题大量积累和拖延，某种意义上以往是靠透支发展潜力而获得社会稳定。在人民群众的欲望或期望值被过度激发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成长停滞或下降，将消耗由反腐和转变作风形成的良好局面，甚至因怨气而瓦解党的执政基础。所以，转变执政理念，在保持经济发展适当增长率的同时，更要注重提升社会精神文化水平，用精神上的富足来平衡物质欲望。

（五）及时深入地整顿党风。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党建学说的灵活运用与发展。其目的是通过整党整风进一步提高并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新的动力。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历数次党的整风运动，包括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在改善党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个成效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是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另一个是转变工作作风，提出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连发15道禁令约束公权人员行为。这也可以视作新一轮的整风，足以相信，只要中央继续抓下去，全党认真执行好，整风成效会出现倍增。

（六）建立完善党员退出机制。人是会变的，包括人的信仰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既然承认变是人的主旋律，则就应有应对变之策略。邓小平指出：‚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但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不合格党员，首先是思想上不合格，思想上不合格行为上就会潜移默化，政党的旗臶就会变色。如果放弃了共产党的信仰，放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追求，放弃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条件，就要让这部分人退出共产党组织。在今年召开的中纪委二次会议上，总书记也提出要清除不合格党员。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的党员退出机制，有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及影响力、号召力。

（七）党员队伍的自我修养。要巩固和发扬共产主义信仰，党员队伍的主体责任必不可少。作为一名党员，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个人的成长进步，都应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建设。党员要主动用党的核心价值观解决精神归宿问题，用精神平衡物欲。少一点吃喝玩乐，多一点人生思考，感悟幸福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价值是什么，我和社会什么关系，奉献和获得的关系，这些问题解决，那么我们就跨到更高境界，我们的精神世界会越来越丰满，我们的信仰会变得越来越坚定。

以上是我对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些思考，不到或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四篇：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困境与突破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困境与突破

云南是中华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就有25个，云南独有民族15个，跨境民族16个，少数民族人口达15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3。少数民族教育对云南民族平等、团结、边疆及社会稳定都至关重要。是关乎到云南是否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问题，是关乎到云南各族人民梦想是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务须克服困境，寻求突破。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困境

由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加上长期对民族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水平相对滞后，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巩固率低，文盲率高的问题较为突出，民族教育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居住地区的差异带来对少数民族受教育的差异。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以聚居、杂居、散居三种类型并存。主要聚居于内地坝区和边疆河谷的有回族、满族、白族、纳西族、蒙古族、壮族、傣族、阿昌族、布依族、水族等10个民族；主要聚居于半山区的有哈尼族、瑶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等8个民族；主要聚居在高山区的有苗族、傈僳族、藏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6个民族；彝族在半山区和高山区都有分布。一般认为，居住在坝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交通等条件较为优越，居住在半山区的次之，居住在高山区的较为不利。居住在坝区的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整体不仅普遍高于居住在其它地区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而且居住在坝区的少数民族受研究生教育水平还高出汉族总体水平两倍多。居住在半山区和高山区的彝族受教育水平夹在居住于高山区的6个民族和居住在半山区的8个民族之间。

（二）经济收入的差异对少数民族受教育也带来差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落后制约其教育的发展水平。目前，云南省仍有7个人口不足10万的特有民族仍较为贫困，如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和独龙族。其中，整体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是德昂族、怒族和独龙族。这3个少数民族整体上仍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其受教育的状况更为严峻。

（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多、地区政策的差异是云南教育基础薄弱和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省财政不能自给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和民族贫困地区；全省的国家扶贫攻坚重点县也是民族自治地方和边境一线；全省扶贫攻坚重点乡也是民族乡或少数民族聚居的乡。

（四）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地区，有效政策对教育的扶持还远远不够。云南省虽然少数民族众多，但并不是民族自治区，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特殊扶持政策，在全省很多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地方均享受不到。全社会对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和困难在许多方面了解远远不够，对教育的支持也难以完全契合当地的实际。

（五）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校点分散、办学规模小、效益低。由于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山高谷深，村落分散，全省有5个州市的人口密度不足55人/平方公里。加之改革开放后，政府本着方便群众子女就近入学的原则，发动群众办学，村村有学校，从客观上造成了学校布点缺乏合理性。中小学校点分散、办学规模小、效益低。

（六）师资缺乏，素质偏低，流失严重。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贫困地方，大量的教学点和初高小分离的教学现状，使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与国家和我省规定的生师比相比，差距甚大。

（七）民族学生贫困面较大，中小学生入学巩固难、控辍保学任务较重。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扶持力度，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了“三免费”和“两免一补”政策，极大的缓解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经济压力。但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农村家庭仍在温饱线上徘徊。

（八）双语教育发展缓慢、滞后。云南自 1998年以来，民文教材纳入省统一审定后，民文教材工作逐步有所改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 年对10个民族13个文种29本4127页399.3 万字新课改教材进行了审查审定，并于当年向各地出版发行使用，解决了双语教学师生们期盼多年的问题。但是，新课改民文教材的出版，却面临着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宣传力度不够大；二是贫困学生购书难的问题；三是云南省的双语教学教师尤为缺乏。

（九）跨境民族教育存在诸多困难。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三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4060公里，有16个跨境民族跨境而居，占全国跨境民族的47%；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全部为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沿边跨境民族地区既是贫困人口较为集中、贫困程度较深、扶贫难度较大的地区，又是政治、民族、宗教、生态等方面非常敏感的地区。由于云南沿边境跨境民族聚集区多数为贫困山区，山高坡陡，交通闭塞，许多跨境民族不通汉语，大多数民族群众没有走出过世代生活的大山，他们对云南内地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对全国各地的认识是陌生的。因此，跨境民族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或影响是缺乏国家观念的。他们只能从沿边境地区或到周边国家的所见所闻来影响自己的孩子，因此，跨境民族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或中国文化的认同是脆弱的，外部环境往往会改变他们的看法和判断。虽然改革开放打开了内地与边境地区交往的宽度，内地移民向边境地区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边境地区与内地的距离。但是，周边国家对跨境民族的影响也随着向外开放的深度有所加强，边境地区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突破

近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以立法来确保少数民族教育的平稳、快速发展，以加大投资力度来助推民族教育发展。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一）云南将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助学力度，尤其是对八个人口较少民族、四个深度贫困民族和藏区，逐步实现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加大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增加建设一批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校和高中民族班、民族预科班、特有民族中专班，提高寄宿学生生活补助标准，扩大寄宿制民族中学办学规模。

（二）出台《云南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使云南民族教育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颁布了《云南少数民族教育条例》，《条例》鼓励民族教育采取多种办学形式，建立具有少数民族教育特色并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教育体系。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经费，举办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民办学校。《条例》还要求少数民族中、小学突出少数民族学校的办学特色，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纳入相应课程。普及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和学前教育，加快建立以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的学前教育体系，实施学前一年的免费教育。高等学校要重视并加强具有民族特色的重点学科和专业建设，加快少数民族高层次及应用型人才培养；采取特殊措施为人口较少民族和发展滞后的民族支系举办本、专科班。对于民族教育的投入与保障，《条例》也作出明确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省统筹，省、州(市)、县合理分担的少数民族教育投入管理体制，保证各级各类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稳步增长。各级人民政府还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对少数民族聚居区、边境地区、内地高寒山区和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给予专项补助。国际组织教育贷款、海外和港澳台教育捐款的分配重点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三）不断探索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新模式。近年来，云南还依托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建立云南少数民族本专科预科教育基地，鼓励省内各类高校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定向培养特殊行业需要的高层次人才、专门人才，尤其是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教师队伍。为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加快我省民族教育发展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步伐，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云南民族中学、云南师大附属中学和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将继续面向全省16个州市招收少数民族应届优秀初中毕业生和小学毕业生。如2012年，云南民族中学高中班招生400名，初中班招生36名；云南师大附属中学民族高中班100名；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班招生35名。

（四）加大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在制定民族地区教育的战略中，把边境地区的民族教育作为重点来加强。自 1996年以来，云南省投入6405万元加强口岸学校和25个边境县一中建设，建起了127所边境口岸学校，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学校。从2000年起，云南省拨专款1800万元，每生每年补助150元，对25个边境县（市）的近14万名小学生实行免除教科书费、杂费、文具费的三免费教育。还建立了贫困生助学基金。1996年，云南省投入530万元，在12个边境县的31个贫困乡建立了贫困生助学基金，拨出2000万元专款，加上社会筹集的1500万元，建立了高校贫困生助学基金，之后，云南省高校学生再无一人因贫困而失学。截至2000年，云南省中小学贫困生助学基金已达1亿元。根据《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云南将加快推进“国门学校”建设，着力改善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办学条件。优先支持25个边境县的117个边境沿线乡镇中小学和藏区中小学标准化建设，以及边境民族地区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提升边境州市高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增强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

（五）把民族团结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特色来抓好。近年来，各地教育、民族工作部门密切配合，按照教育部、国家民委的部署和省里的要求，利用教材并结合当地实际和国际、国内形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知识讲座、民族知识竞赛、故事会、征文评选、演讲比赛、参观考察等活动，使学生真正从小接受马列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常识的教育，为构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和谐云南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办好寄宿制教育和“双语”教育。云南省教育部门在民族贫困地区举办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投入民族教育资金用于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包括探索实施民族地区学前双语免费教育、特困民族地区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提高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扩大补助覆盖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加强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同时还大力推广“双语双文”教学。云南省民族种类众多，世居的2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水族通用汉语外，其余22种民族的600多万人使用着26种语言。按照《宪法》、《教育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云南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双语双文”教学，现在已对21种民族文字进行民、汉双语教学或扫盲。“九五”以来，云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正式审定了8个民族的59本民文教材，正式出版了4个民族6种文字的10本教材。为进一步加强“双语”教育，把“双语”教育纳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还开办一批“双语”幼儿园。此外，根据国家标准，参照2010年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和“两免”标准测算，云南省五年预计投入资金86.1亿元用于义务教育经费补助；10亿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民族地区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

（七）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考虑到农村中小学区域广、生源分散、教学点较多等特点，合理核定这些地区教职员工的编制，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聘任制度，安排一定数量农村教师脱产进修。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教学语言使用的特殊情况，通过当地大学附设或由政府特殊批准成立少数民族地区教师语言教育学院，专门培养当地急需的双语和三语（民语、汉语、英语）教师，从更本上保证当地的教师资源数量和素质。

目前，云南25个少数民族均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中专生，不少民族有了硕士生和博士生，基本形成了从民族幼儿园到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中专、民族大学的具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

第五篇：当前中学德育工作的困境与突破

当前中学德育工作的困境与突破

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中学的相关德育工作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中学德育工作，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模式的束缚，这就肯定会造成德育工作在很多方面的困惑，比如：如何改进方法，如何更新观念，如何使德育过程变得更加完美。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考察的方法，深入分析当前中学德育过程中的问题，希望能够改善我国中学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当前中学德育工作面临的困惑

在新旧道德的影响下，很多青少年会在道德问题上有困惑，因为青少年接受的社会，家庭，学校的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别，甚至有时候完全对立。很多不同的标准使道德教育缺少连贯性与稳定性，价值标准的多重性导致道德教育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相对稳定性，“理想中的道德教育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由于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道德教育比较表面化和形式化，更有甚者，可能会激发学生的抵触心理，朝想到的方向发展。道德教育过程中，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别，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不太令人满意，中学德育工作通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一）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学生价值观冲突

很久以来，德育价值取向的特点为理想化、一元化，而忽视学生们的差别，它基本上是建立面向全体学生的统一模型。在道德教育中，过分强调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来确定培养方式，培训过程中，没有全面考虑到个体道德发展的个性化需求，将学生道德品质的文化局限在狭窄的空间内，青少年的精神受到抑制，又因为太具有针对性，缺乏层次，青少年没有自己的选择余地，所以相对来说，培养出来的青少年是比较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但是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通常被忽略。

（二）中学德育目标与传统道德相背离的困惑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那些心智刚刚成熟的青少年，这就提示我们，中学德育工作不仅要重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还应该注重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只有考虑全面，才能保证青少年正常的价值观，才能更好的促进青少年的道德培养。

但是一直以来，中学德育的重点基本都在学习成绩方面，很少有老师和家长把德育放在很显眼的位置，由于社会上的激烈竞争，家长更倾向于让孩子学到“实用的”本领，而很少去关注他们的人格是否健全，更有甚者，很多家长甚至给孩子幼小的心灵蒙灰，告诉他们注重自身利益，占小便宜等等，这些现象都使孩子距离道德的培养越来越远。

（三）中学德育内容与时代发展相矛盾的困惑

中学德育工作与时代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即道德理想规范和道德现实规范的矛盾，道德理想规范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好社会的一种理想与期望，而道德现实规范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现出来的一种实际行为，它与理想规范是有一定差别的，当然，道德现实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道德理想规范的影子，毕竟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社会发展的和平时，道德理想规范和道德现实规范的矛盾不会太明显，但是如果赶上社会比较动荡的时代，他们的矛盾就变得特别明显，道德现实规范与道德理想规范始终不协调，将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四）中学德育方式与家庭德育相矛盾的困惑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的行为多多少少都有父母的影子，所以，家长们应该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这不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孩子良好道德的培养。学校一般会通过各种形式来告诉家长们，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很多家庭已经引起注意，但是仍有一些家庭不积极配合学校，致使中学教育出现困境。形成家长与学校配合的和谐画面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这也是目前德育工作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二、当前中学德育工作变革的出路

虽然中学德育工作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不断探索，总能找出解决困惑的方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素质也会相应提高，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改变以往那种只偏重成绩浮动的教育方式，真正做到以德育人，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文明。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青少年德育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首要的是认真研究和探索中学德育工作的新特点和新规律，积极确立全新的德育理念，拓宽工作视野。

（一）德育为先

中学德育至关重要，要想顺利实施德育工作，必须承认它的重要地位，对中学德育工作引起高度的重视，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注重德育的培养，使青少年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形成自己的荣辱观，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二）以人为本

对青少年的德育培养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青少年的现实生活体验，根据青少年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合的教育方式。以人为本既是中学德育的核心价值，也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

（三）全员育人

中学德育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需要各方人员的配合，才能早日实现德育目标，只有树立全员育人的理念，才能逐渐让素质教育深入人心。

（四）生活育人

生活是道德得以生长的土壤，离开了生活，道德是无法生存的。所以，中学德育必须从青少年的生活实际出发，在生活中进行。

三、结语

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从经济形态到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也使中学德育工作面临着种种矛盾与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困惑是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学德育工作要想摆脱面临的困惑，必须坚持不断的自身创新和变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学德育工作的的重点应该是探索新的德育思路，挖掘资源以及创新理念，并且要给学生灌输向理想德育努力奋进的思想，长久下去，一定可以成功实施中学德育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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