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主体性发展的困境及其突破

第一篇：教师主体性发展的困境及其突破

教师主体性发展的困境及其突破

教育需要研究,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研究的推动。教育研究者,不只限于也不能限于专业的教育科研人员,教师——最广大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已经成为教育教学研究的重要主体。“教师成为研究者”,不仅是一种教育理论的倡导、教育政策的要求,更现实地体现在教师的教育实践和自我思考活动之中。然而,理论上的积极并不必然转化为教师实践中的主动作为,政策的强制要求并不足以维持教师长久的研究激情,研究数量和形式的丰富也难以掩盖研究内容和质量的空乏,教师的研究内容愈加远离教师自身。目前,对教师从事研究的要求偏重促进教师专业化、提高教师职业地位、丰富教育理论、推进教育改革事业等,相对教师而言外在的、整体性的、工具性的以教师作为客体的价值受到重视,而忽视教师研究和教师主体性的本质关联以及教师自身切实的个人需要,教师自我存在和发展的主体性意义方面的研究缺失。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研究的自我、内在、本质的需求和目的在于达成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和完善,臻于自我教育价值的提升与实现。教育研究应该成为教师不断拓展自我主体性的途径。

教师主体性发展的现实困境

同学生主体性发展一样,教师主体性发展也应是主体教育的重要主题。如今这一主题的实现困境重重,必要的关注和探索并不充足,简而言之,教师主体性发展面临教师让渡、过度和失度三大困境,在自我、人际和社会三大层次呈现出失声、咆哮和失聪的三重形态。

（一）失声：教师主体性的认渡与自我无力

教师职业一度被描述为保守性、遵从性和适应性的“安稳工作”,自我主体性让渡被认为是一种职业常态。我国教师培养强调教师依照教育上级部门统一制订的要求和安排,遵从课程大纲和课标安排进行教育教学。这种培养模式使教师成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的“忠诚执行者”和“熟练技术工”,压抑了自身作为主体进行充满生命力的主动积极性和自由创造力的表达。教师得了失语症而“无法开口说话”,因为教师教育者、教师管理者、教师教育研究者都在替教师说话。在行政管理者的管理强权和专业研究者的知识权威下,教师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逐渐消解,教师的专业自主性和创造性难以表达,鲜活的教育生命被压抑,越来越多的教师产生了消极的教育无力感和缺失感。同时,随着学生主体性的成长和家长等教育公众的觉醒,教师自我主体性进一步动摇,在学生反抗、家长意见和社会舆论压力的裹挟下,教师的自主性空间愈加狭小,职业尊严和职业效能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教师面临着自我主体性让渡的现实危机。

（二）咆哮：教师主体性的过度与人际障碍

矛盾的是,当下教育中教师主体性的过度表达与教师主体性的让渡同时并行。在传统权威性教师主体的消解向新型民主师生关系的平等主体的过渡过程中,部分教师仍坚守教师权威的余晖,过度维护和彰显自身主体性,使教师将自身与其他重要他人的主体性对立与隔绝。师道尊严的瓦解激起了教师内心的恐惧和对教育教学的失控感,从而促使教师采用未经成熟思考的过度应激机制来捍卫自身地位,对学生采取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方式,甚至以辱骂、体罚来抑制学生不服从、不顺应的个性化表达,用咆哮式的强硬管理强化自身岌岌可危的权威,这导致近年来师生冲突频发和激化。同时,部分教师抱守对自身课堂的绝对自主权,对其他教师的实践和思考采取不干涉、不参与的原则,追求稳定性和恒定性,远离合作,排斥交流,进一步局限自身主体性发展。对家长等其他教育重要他人的意见,部分教师采取回避和忽视的态度,力图避免纷争和消弭麻烦,却难以意识到这种缺乏沟通交流的缓兵之计仅会使家长对教育的不满积蓄、对教师的信任降低,成为后期冲突的潜在导火线。教师对自我主体性的过度维护和对他人主体性的隔绝,形成了教师自我主体性发展的人际障碍。

（三）失聪：教师主体性的失度与理念自闭

有人认为,正是由于传统教育中教师主体性的过分彰显,压抑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教师主体性应该得到遏制。其实不然,在传统的教育活动中,造成学生被动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教师主体性未能得到合理定位和充分弘扬。教师的使命不仅仅是教书育人、维持管理、保障自身教育教学的平稳和高效,教师的德性修养、境界提升、精神塑造等同样是教师应有的人生追求。教育教学不应只是外在于教师的任务、工作和负担,它更是教师的生活世界、教师的精神照应、教师的自我实践路径,深深植根于教师内在的自我主体性发展。同时,教师作为公共性的“知识分子”还承担着对教育事业发展、对社会变革、对文明传承、对环境保护、对人类共同利益宣扬等更广阔的公共责任。如今教师专业化理念热潮在我国如火如荼地扩展,教师在重视自身专业化进程的同时,也易于将自身的发展局限在狭隘的工具性层次,自身提升更多围绕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训练,而忽视其视野的扩展、情怀的追求和公共教育理念的树立,使其成为“只管教学门前雪,不管社会瓦上霜”的“失聪者”。而如今,深化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以及教育事业的崇高性,要求教师承担起转化性知识分子的角色,即专业性的知识人、公共性的社会良知者、批判性的洞察者和转化性的行动者,以推动教育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教师成为研究者就是唤醒和发展教师合理主体性的重要方式。研究起源于教师主体对现象和问题的探寻和追问,可以说没有教师主体性就没有研究的触发,没有研究的必要条件也没有研究的落脚点;同时研究也在另一方面不断构建和拓展教师自身主体世界,仅仅进行机械教学而缺乏研究和思考的教师自我是狭隘的,主体性的发展也必然是僵硬滞后的。

主体性回归促使教师成为研究者

自英国课程专家劳伦斯·斯藤豪斯提出“教师即研究者”的理念以来,鼓励、推动和组织中小学教师进行研究就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新课程改革之初,侧重于讨论教师的研究对教师职业群体、教育事业和教育学科的作用,“改变教师的职业形象,使教师不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实现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以及“建设一门既是科学的又是生动的教育学科”,此类观点无意间遗漏了教育活动的主体——学生和教师本人。很快学生进入讨论范畴,“教师成为研究者,就是要研究怎样使自己的每一项教学活动都有教育的意义,怎样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实现教育的意义”。随后是教师,“教师的研究„„是对自己生存、发展意义的不断探寻和叩问”。近年来教师的研究回归主体价值,特别是教师主体性回归的趋势进一步明确。“教师成为研究者是教师主体回归的必然。”教师研究的探讨不能仅仅惯常性地关注时代变迁、教育改革、教师队伍建设或单纯的学生成长等为他性且工具性的方面,还需要聚焦教师本身,以教师立场和诉求为视角,探究研究之于教师内在的、自我的且富有生命意义的主体性价值。

（一）教师研究意义的生发

首先,人是一种意义的存在。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研究的起点是教育实践的现实需求,而这种需求诞生于一种教育的应然追求和教师实然状况的可见落差。教师只有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和先进于教育现实的意义理解和价值追求,教师科研的行为才可能得以发生。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认为,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探索和追求是人类的基本精神需要。教师成为研究者不但是教师对教育教学进行实践改造和提升的要求,更是教师自身教育理解和追求的具象化,是教师拓展和延伸自身主体生命性意义的重要渠道。一旦教师科研脱离教师主体性的教育价值,就会成为没有灵魂的研究,如同无本之木,涌现出现实中大量的虚假论题、形象工程、空洞研究。教育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教师的使命就是使教育的意义得以实现。而教师意义世界的构建关键在于教师主体性的成长。

（二）教师研究意识的唤醒

学界对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界定有一定争议,如教师成为实践反思者、行动研究者、叙事研究者、准研究者或学者型教师等,但众多观点都共同认可一点:教师成为研究者必然建立在教师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基础之上。当教师摆脱工具性、职能性的行政意志执行者和专业理论的依附者身份,拒绝不假思索的唯命是从和因循守旧的理所当然,开始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地进行主体性思考时,教育科研才具有内在生命力。反思是教师成为研究者的起点。当教师不再只是无所知觉、按部就班地生活,而是“对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教育现象或事实追问‘何以’如此、‘将该’如何等问题时,也就意味着教师进入了教育教学研究状态”。教师研究意识的唤醒高度依赖于教师自我觉醒、自主思考的主体性特质。

（三）教师研究气质的适切

教师成为研究者与专业研究者的重大区别之一在于,专业研究者更为关注普适、宏观、抽象的课题,进行去现实化、去个人化的研究,而教师研究的根基恰恰是复杂的现实境遇和多样的个人经验,教师研究需要彰显教师气质和个人特色,重视学生、班级、学校丰富的实践独特性。教师的研究需要顺应教师自身的个性特征、教学风格、行动模式和职业倾向,具有鲜活的个人性和情境性特质,有生命力的教师研究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且有活生生的个人参与研究的前提下才存在。不同教师具备各异的主体性特征,进而形成丰富而生动的研究气质。教师进行研究必然建立在教师主体性的独特气质基础上,只有符合教师自身状况的研究才是实践中教师会用、可用、能用的,而不是进行脱离自身需求和特色的伪研究。

教师成为研究者的主体性发展价值

教师的主体性发展层次应该是丰富和广阔的,主体性的层次取决于相应客体的存在形式,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或世界中的主客体关系中,教师的主体性不断扩展进而推进个人的自我实现。复杂性理论认为人是“自主的、依赖环境的、组织的人”的存在。教师的主体性不仅仅局限于教师个人的狭隘层次,而具有从教师自身出发进而不断辐射扩展的广阔特性。教师的主体性绝不是割裂他人、社会、环境存在的,而是紧密依存于这种相互关联之中,主体性本质是一种关系属性。针对教师主体性缺失的三层表现,从自我层次、人际层次和理念层次分析教师成为研究者的功用,帮助教师实现从让渡的失声走向自我觉醒和创生、从咆哮的过度走向人际交流和共建、从失聪的失度走向理念通达和升华的过渡。

（一）自我层次的觉醒与创生 教师自我主体性让渡的根源在于教师自我意识的沉默和失声,教师仅仅机械地听命而放弃对自我的追寻。自我意识是主体性的根基,人的一切自主活动都是为了构建和完善主体的自我。我们强调教育中的主体性,不仅是学生的主体性,也包括教师的主体性,尤其是教师自我完善的主体性。教师不是作为环境刺激或他人作用的被动应答器,也不是制度要求或权威意志的简单执行者,而应成为具有自主生命意识与活力的且能主动选择和创造的教育主体。对于解放教育研究者而言,教师进行研究是一种解放。教育研究给了教师话语权和行动权,从机械的工作和单调的生活、被动的控制和一味的顺从、无意识的重复和有意识的逃避中解放出来,赋予教师一种自我生命意义上的积极自由,去表达和争辩,去参与和建构,完成“从自我遮蔽到主动介入”。研究并不是重新布置给教师的附加任务,而是一种归还,归还给教师作为教育主体应有的权利——一种在自己的教育实践范围内表达主张、创生方略、参与事务、影响决策的权利,每个教师作为教育主体都应是该项权利的合法拥有者。

主体性表现为人面对客观世界体现出的自主精神、主动性与创造性。“自我”这种存在是人有意识创造的。人与物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意识的,特别是有自我意识的,人能够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自我创造。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教师的本质绝非先验的、固定的、外部加持的,拥有教师的身份只是成为教师的起点,教师主体性的本质是在积极主动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和思考探究过程中逐渐建构和创造的。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研究是教师创造自我独立个性和生命价值的一种高级形式。教师不再按部就班或因循守旧,而是通过反思和研究唤醒“沉睡中的作为教师的自我”,重新开始自主地思考、有意识地探究、主动地构建自我世界,对教学、对学生、对教育形成自己的精神体系,主动构建自己作为“教师”的自我主体层次,实现自我的创生。

（二）他人层次的交流与共建

教师主体性的过度表达植根于其对师生关系、工作关系乃至最广阔的“人”与“人”的关系的滞后解读,缺乏民主、平等、合作、共赢的现代人际观。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镜中我”的概念,他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无非是他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的看法的反映”。雅思贝尔斯指出“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的灵肉交流活动”,教师的主体性不是孤立存在的,教师主体性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开阔和开放的人际交流互动。通过交流互动而形成有机的人的整体,往往能激发超越个体简单集合的巨大生命力量。同时,如今教师的发展早已不再是一种个人事务,而是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之一。教师个人的单打独斗、闭门造车早已不能适应教师职业发展的要求,也无法解决复杂多变的教育问题。因而教师的研究转向团队、协作、共进,这是教师主体性发展和时代呼唤的必然趋势。

教师进行研究可以在多个层次增加教师的主体交互性。其一,学生是教师教育的对象,也是教师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教学相长”,学生的经验是教育的重要资源,教师能够,也必须从与学生的交互活动中汲取自我主体性发展的力量。教师的研究是在师生交往中进行的,其成效最终也体现在师生交往的改善和学生的身心发展上。其二,教育教学研究有助于促进教师个体间形成研究团队,共同合作承担科研任务,将主体性融入合作性,组织教师工作坊、研究团队等小型自组织,结合传统的学科组、教研室等,增强学校内教师群体间的交流合作,将零散的教师研究组织化、规模化、制度化。其三,教师的研究成果通过成果展示、学习培训、出版发表、网络分享等方式进行传播与扩散,进一步扩展教师主体的辐射领域,实现更大范围内教师群体间的交流,形成有利于教师研究扩展的积极文化氛围。其四,研究有助于实现中小学一线教师与高校教育研究者的沟通互接,打破理论和实践的隔阂,进一步提升教育研究系统的开放性。教师由研究对象变成研究主体,经历和体验教育研究的全过程,将有利于密切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应用、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系。通过研究,教师个体实现与学生、同事、专家乃至更广大范围的同道中人的交往互动,从而将主体性拓展到更广阔的人际领域中。

（三）社会层次的扩展与通达 教师主体性的最高层次是教师作为主体与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和改造产生积极的关联,教师能以社会的进步、文明的传递、人性的完善、环境的保护等更广阔的公共性理念作为自身教育的追求,而不仅仅是上好课、教好书、管好孩子等基本层面的稳妥高效。教师不但专注于专业性,也应承担公共性社会责任,避免在教育公共性层次的集体失聪。教师是否矮化为教书匠不取决于教师是进行教学还是科研,而是取决于教师在怎样的理念下开展各类教育教学活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自身主体性发展产生怎样的关联。教师成为研究者就是帮助教师突破自身教育教学和生活交往的固有限定,从狭隘的职业视野限定走向更宽广的公共性视野和教育终极追求,真正启动从专业化教师到公共性教师的转化。

教师成为研究者给予教师一个与公共性理念和关怀交汇的机会,从而突破、重组、扩展教师自身已有的意义理念体系,这也意味着教师对教育形成了一套比较全面的解读,既有助于教师从更高层次认识和处理实际教育教学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也能够帮助教师主动地促使教育合乎自我理想的发展。教育理念是教育研究者建立在教育实践认识和构想上的信念,教师自己的教育理念是对自身教育教学实践意义的探寻和表达,是教师自觉反思自我教育生命的结果。不经反思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教师需要不断审视自己的职业、人生、存在以及自己对周围人和世界的意义,找寻自己作为教师的主体意义。教师不但承担着教书育人的本职性工作,更肩负着社会改造、文明传播、环境保护、人性解放等社会层次和人类层次的使命。教师要努力将个人的生命与社会历程接驳起来,实现个人主体与更为广阔的整体世界的通达和交互,不断追求“由教而道”的自我突破和自我实现。

教师主体性发展的实践突破

教师进行教育教学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理念层面的应然价值,其研究不能仅是积极而空虚的理想形态,而应是深深植根于教师教育实践的各个层次,与教师主体性的成长息息相关。要使教师研究的主体发展功能得以有效发挥和最大化,需要站在对教育、对社会、对世界的整体理解上,从尊重教师主体性和关怀教师生存状况的角度出发,让教师科研不再仅仅开始于学者的理想感召、教育行政部门的运动口号或者硬性的教师职称要求,而是能切实抵及教师需要和发展的实处、成为教师认可和主动欲求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教师的研究真正抵及教师主体性发展的核心。

（一）教师需要突破固有臆见，成为发声的参与者

在我国社会大众和许多教师的心中,教师是社会的代言人,教师的职业就是国家意志和社会主流文化的播种者,仅仅是教育专家和教育主管部门意志的执行助手,教师职业的特质是按部就班的、安稳的、适应性的、服从的。然而必须声明,教师承担的从来不是机械重复、简单轻松、自我主体性剥离的任务,而是最复杂、最具挑战性、自我主体性最集中涌现的创造事业。教师不应将社会和国家的要求与自身主体性发展相对立和隔离,在当今迅猛发展的时代,国家对高素质、专业化和具有自我主体性教师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提升自身参与度。其一,参与班本或校本研究,此类研究针对班级或学校的发展特点,建立在对具体课堂和学校特殊境遇的把握上,定制化的科研中教师天然具有优势,有着较充足的自我主体性表达空间。其二,积极参与学校改革研究,通过自身的研究把握学校问题的困境和症结,有理有据地提出切实的建议,用调查事实为自己在学校决策中增加话语权。其三,关注教师评价制度的研究,评价制度(包括职称制度)与教师自身生存状况息息相关,教师需要重视此类研究,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审视已有制度,为自身权益发声。在国家和课程层面已经开始不断为教师自主性发展松绑的同时,教师也需要通过研究不断促进自我突破固有臆见,增强对自我主体性的认同和欲求,主动争取和使用合理的话语权,推进自身从失语者到主动发声的参与者的转型。

（二）教师应努力形成研究共同体，成为合作的共建者

信息技术推动了知识普及化的进程,这导致教师权威的本源性危机,大势所趋下教师反弹式的个人主体性的咆哮,这并不能化解困境反而进一步激化师生矛盾,催生师生对立情绪,衍生出教育恶性事件频发。同时,对他人评价的过度在意和对他人干预的本能抗拒也成了教师和其他重要他人合作的人际壁垒。而教育是一项集体的共同事业,一个教师要做好教育工作,离不开学生、同事、家长以及更多人的支持。其一,与学生协作研究。教师主体性发展与学生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学生不仅是教师研究的对象,同时也可以是教师研究的辅助伙伴,为教师提供研究的问题、动力、启发和被试资源,教师研究无法离开学生的支持。其二,与其他教师共同研究也是教师合作研究的主要形式,但并非教师聚在一起或者成立固定组织就能真正实现合作研究。教师们需要确立共同的研究目标,进行明确的分工并且定期互相交流,各司其职又共同推进。其三,与家长、专家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合作并非常态化,但可以提供其他独特研究资源,为教师研究创造较好的条件。所有人都会对教育进行思考,教师个人要善于借鉴和理解他人的思考,同时将自己的思考汇入更宏大宽广的群体思考之中,重获教师在群体内的自我效能感,跨越人际障碍的鸿沟,从失度的失意者走向合作的共建者。

（三）倡导教师进行向内反思和向外学习，成为开阔的理智者

教师由于自身工作场域——学校的半封闭性和教学历程的固有重复性,易于生成相对狭隘的自我发展观,形成较为固化的理念自闭。同时,教师专业化的趋势在我国正如火如荼,其本意是促进教师自我主体性,但难免会导致教师自我主体性发展深度有余而广度不足。教师对提高成绩、开展教学、实施管理进行研究,并未将自身与更为广大的生活、社会、世界联系起来,使教师研究缺失了理念的向度。而反思和学习是人类拓展自我的有效手段,教师可以从向内和向外两个角度开拓自身发展的界限,使教师主体性走出失度和理念自闭的困境。首先,自古以来,自省就是主体性发展的常用方式,如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和佛教的冥想等,而教师也可以通过自我经历回顾、自我立场叩问、自我教育理想探寻、自我教育教学活动的反思等不断向内挖掘自身。其次,在瞬息万变的今天,反求诸己并不足以支持教师主体性的发展,教师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向外学习,除传统的阅读、观摩、培训、实习等以外,教师还需要学习运用互联网技术让自身与他人、世界进行更广阔的交流,同时对时代趋势进行敏感的把握。最后,教师还需要结合两个向度形成自身的理智能力,对教师专业化或者其他教育运动热潮保持足够的清醒,尝试从向内的自我需求和向外的社会、人类、世界等共同利益出发进行判断和考量,在频繁的教育变革中把握明晰的方向,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积极力量。

第二篇：突破邯郸市乡村旅游发展困境的建议

突破邯郸市乡村旅游发展困境的建议

民盟峰峰支部

分析：在邯郸市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和旅游消费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邯郸市各地的乡村旅游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乡村旅游在有些地区成为了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也成为推动乡村城镇化的重要动力。但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产品供给日益丰富、服务设施不断改善、经济规模大幅增长、就业机会显著增多、农民收入明显增加，但同时也面临着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建议：

一、各级政府要把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特性 1.把握乡村旅游的时代性。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如何协调城市与乡村的发展，缓解城镇化过程中的困境，已经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重要课题。以旅游发展为驱动力的城镇化是缓解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发展可以与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和破解“三农”问题等有机结合，可以促进城乡交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就业、提高农民素质和创业能力，均衡社会财富。

2.重视乡村旅游的科技性。科学规划乡村旅游，实现城乡基础设施连通、公共服务共享，实现乡村旅游与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业与文化产业等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利用现代科技建设现代乡村、发展现代农业。建立乡村旅游发展信息平台，利用现代科技营销乡村旅游，推广普及农业科技，塑造乡村和农业的新形象。

3.保育乡村旅游的文化性。发展乡村旅游，保育乡村文化性是一个重要课题。不同地区有着独特的自然禀赋、文化禀赋。农业环境、农业景观及其文化内涵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乡土性是其本质特征。应建设体现邯郸特色的乡土文化多样性，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的特色乡村，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模 式。邯郸乡村旅游发展不应弱化邯郸各地传统乡土文化，而应在发展中加以保护、利用和提升，使乡村成为乡土文化的载体。在旅游发展的驱动下，乡村地区，尤其是区位优越、自然和文化禀赋保护较好的城市近郊区，将逐渐成为兼具城市与乡村优点的新型城镇化区域，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是邯郸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4.突出乡村旅游的生态性。优良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乡村旅游资源。着力推进乡村地区的绿色旅游、低碳旅游来丰富生态旅游内容，拓展新的旅游空间和领域。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乡村旅游，挖掘乡村生态内涵，提升乡村旅游的生态品位，营造独特的乡村生态、乡村文化意境，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生态目标。乡村旅游将会有效地实现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保护生态环境，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实现生产、生态、生活的共赢。

5.提升乡村旅游的参与性。“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社区是乡村旅游的主体和主要参与者，乡村旅游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社区的主人翁意识，调动社区发展乡村旅游的主动性，加强社区居民和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能力和收入，使得乡村旅游成为实现乡村地区居民就地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二、推动乡村生态建设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

1.乡村生态建设之于乡村旅游发展是“筑巢引凤”，“引凤”发展乡村旅游，能否享受到生态建设“筑巢”的“红利”，取决于“巢”的“安全性、稳定性与景观性”。由于农药、化肥、农膜的大量使用以及随意处置生活垃圾、焚烧秸秆等，乡村的水体、土壤、大气等污染较严重，直接影响菜篮子、米袋子和水缸子的安全。缓解乃至根除当前邯郸乡村生态安全的威胁，不仅要“治标”，如农村的改水、改厕、垃圾集中处理、畜禽圈养等；更要“治本”，调整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服务经济，置换生态价值，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安全 建设体系。提高乡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一方面，要加强城乡规划“三区四线”（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绿线、蓝线、紫线和黄线）的管理，另一方面在乡村的山、水、林、田、路、居的生境优化过程中，要控制对生态系统的干扰程度，使其不超过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乡村生态景观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吸引力之一，生态景观的旅游可 视化、情景化是乡村生态建设的重要导向。

2.乡村旅游发展之于乡村生态建设是“双刃剑”，如何趋利避害？“适合、适应、适度”发展乡村旅游是关键。邯郸各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应因地制宜，旅游业是可选但并非必选的发展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美丽乡村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要义，基于不同发展导向的乡村生态建设的具体任务、重点领域、建设路径等必然存在差异。乡村旅游发展对生态的诉求应“适应”生态系统的属性要求，比如片面追求乡村生态景观的新奇、震撼、艺术感而大行其道的“大地景观”，而忽视物种的本土性、敏感性与适应性，会导致外来物种入侵的生态风险。乡村旅游“适度”发展是理念也是要求，乡村旅游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等应与乡村的生态、社会、文化、经济系统相匹配，加强生态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旅游生态补偿制度，协调不同利益主体诉求，建构消防、卫生部门联动机制等，争取实现乡村旅游的“适度”发展。

三、开发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推动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1.明确什么是乡村旅游吸引物。辨别一种旅游产品是否属于乡村旅游的关键要素在于是否为游客提供了对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亲切接触，并使游客参与到乡村本土的各种活动、传统和生活方式中去。显然，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乡村性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文化基因，那么乡村性的内涵是什么？乡村性的自然和文化表征是什么？当前中国一些地区乡村旅游的技术化、人工化、城市化痕迹明显，从本质上破坏了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其乡村旅游的生命周期难以长久。认真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内涵、外延、特征和类型，提炼出乡村旅游资源的核心要素，为乡村旅游的开发和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2.明确乡村旅游的市场需求。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历史悠久，城乡一体化基本形成，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甚至出现了城市空心化和逆城市化现象。因此，欧美发达国家的乡村旅游本质上属于“文化体验+乡村休闲=绿色度假”。但邯郸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仍属中下等水平，城乡差别大，现代邯郸市及各县户籍市民人口大部分都来自农村，邯郸地区甚至中国的都市人参加乡村旅游的需求动机复杂多样，不同细分群体的人们对乡村有着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认同、情感依恋和现实需求。邯郸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实际上是应对大众化乡村旅游市场的产品泛滥。因此，要认真研究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人们对于乡村旅游的需求和动机、兴趣和行为，基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对乡村旅游市场进行深入细分研究，为针对性开发多元化、个性化、体验化的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提供市场导向，为营造符合市场需求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提供决策指导。

3.认真研究乡村旅游的表现形式与内容。由于乡村分布分散化、自然生态季节化、农业生产节律化以及民俗文化时令化，除了一些资源特别突出的古村落和区位特别优越的乡村外，绝大多数乡村难以完全依赖旅游业生存与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必须是与乡村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大力促进乡村旅游业与乡村经济、社会、文化 的有机结合和协调发展，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保护乡村景观生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传承传统民俗文化。因此，在产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要深入研究乡村旅游与乡村经济、乡村社会及乡村文化融合的机理与途径，揭示乡村旅游与乡村经济、乡村社会文化融合发展的阶段和规律，提出适合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与乡村社会经济文化融合的模式。

第三篇：初中作文教学的困境及突破

初中作文教学的困境及突破

许多初中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中感到难度较大，教学容易陷入困境，学生作文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面对这一现状，广大语文教师应当加强研究，尤其是针对学生的实际，实施有效突破，提高作文教学成效。笔者在多年的作文教学中开展了深入研究，重点针对当前初中作文教学困境及其突破进行了深入分析，大胆实践，本文将做简要论述。

一、初中作文教学困境分析

学生在作文学习中效率低下，这与多个方面因素有关，既有学生主观态度与学习技巧方面的因素，也有学生阅读积累不足、缺乏训练的原因。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1学习兴趣低下

学生提不起写作兴趣，是许多语文老师在作文教学中的共同感受，教师应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唤醒学生的写作热情，让其乐于写作，这也是作文教学有效开展的重要情感基础。

2写作素材匮乏

不少学生写作时，搜肠刮肚也找不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不知如何下笔。更有一些作文，语言干巴无味，情感矫揉造作，这些都说明学生的写作素材非常匮乏，这与他们平时生活积累不足有关，也和缺乏敏锐观察的目光有关。

3阅读积累偏少

足够的阅读量是提高写作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广泛的阅读可以培养语感，增加词汇语句积累，增进对文章手法的感悟。许多初中生课外阅读量较少，老师也没有有针对性地带领他们开展文学作品阅读，导致学生语文素养偏低，缺少文化底蕴，这对作文教学的有效开展形成了严重制约。

4写作技巧缺乏

有些语文教师在作文教学中，“只写不讲”或“只改不讲”，忽略了作文评讲和对优秀作文的赏析，学生的作文技巧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没有掌握更多的写作技巧。加之教师在作文教学中也没有能够充分突出重点难点，部分教师的作前指导类似于提要求，作文评讲未能提炼出规律性的东西，在写作方法的指导上流于形式，不能一针见血、对症下药，因而学生写作能力提升缓慢是不可避免的。

5训练力度不足

许多教师还是局限于每周两节课的作文教学时间，没有结合学生实际安排课外强化训练，也没有能够将作文教学与语文综合体系融合起来，作文训练量偏少。写作文和学习其他学科一样，都有一个熟能生巧、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缺乏一定数量的写作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提升当然会比较缓慢。

二、有效突破初中作文教学困境的路径

1缓解作文学习畏难情绪

教师要注意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运用心理学知识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在心理疏导的前提下，可以让学生在一些片段训练中体验成功的喜悦，感受“我手写我心”的魅力，从而逐步揭开作文神秘的面纱，将其还原为一项正常的学习活动。

2指导积累生活素材

生活中蕴藏着丰富的写作素材，典型人物、热点事件、自然风物……都可以成为学生写作的丰富素材。一方面，笔者要求学生认真观察生活，从中寻找有价值的信息，避免在写作时空洞无物，无病呻吟。另一方面，笔者还指导学生将生活中所观察的素材，如人文反思、自然感悟逐步记载积累下来，以便于作文写作时随手拈来，运用自如。

3大力开展课外阅读活动

丰富的课外阅读可以让学生积累词汇、语段和写作技巧，教师一定要重视日常积累，要求学生多读书、读好书。首先，要让学生加大阅读量，凡是可以推荐为青少年阅读的优秀刊物，都尽可能为学生创设条件，充分发挥班级“图书漂流柜”和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作用，增加学生阅读量。其次，在阅读积累上下工夫，要求学生摘录美文、撰写读后感，将“读书交流会”、“经典美文大家品”等活动坚持开展下去，通过丰富的课外阅读活动，切实加大学生的阅读量，为写作开源。

4强化作文技巧指导

教师要将写作技巧指导作为作文教学的重要抓手，要注重在阅读分析中强调对学生的能力培养，引导学生在阅读活动中汲取写作的精华，使阅读与作文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另外，笔者在教学中还注重发挥示范作用，以优秀的习作为引领，让学生直观把握写作技巧，对写作领悟更为深刻。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通过自主评改指导的方式，让学生在参与评改过程中得到锻炼、汲取经验，这也是提高学生作文综合能力的有效路径。

5加大日常写作训练频率

作文教学离不开一定数量的训练作为巩固提高的基础。笔者在教学中通过加大训练量的方式促进学生作文能力提升，既强调技巧指导，又提供创作平台。除了每周作文课教学之外，笔者还专门开展了多写多练活动，既结合教学要求加大训练量，又针对学生在作文中的难点进行巩固训练。将学生作文中的难点与专项训练结合起来，可以加强作文训练的针对性，也能够让学生在专项活动中提升写作能力。

综上所述，初中作文教学难点突破是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的过程，教师要着眼于学生实际能力，不断优化教学模式，积极打造务实高效的作文教学，促进学生作文能力快速提高。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兴市洋思中学（225400）

第四篇：共产主义信仰困境与突破4.30

共产主义信仰困境与突破

一、信仰的意义

（一）信仰的普遍意义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道德律即是信仰。信仰是精神力量，人生规范，也是人生意义的来源。具有思想意识，是人摆脱动物性，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具有信仰，则是人脱离迷茫、混沌、行尸走肉状态，成为有精神指引、有价值观点、有道德规范的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只有拥有了信仰，善或道德行为才变成人生需要和自觉行动。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信仰，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信仰，必然没有核心价值观，必然导致人心涣散茫然，这个社会的文化就是有缺陷的。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前总理温家宝也说，我们需要脚踏实地，也需要仰望星空。

（二）共产主义信仰的意义 信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宗教信仰，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宗教信仰。二是道德信仰，中华民族传统信仰中，也有佛教、道教的宗教信仰，但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儒家的道德信仰。三是政治信仰。众所周知，共产党员不允许信仰宗教，党员中不允许有教徒。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政治信仰。

坚定的信仰，对于党来说，生死攸关。因为，它事关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也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

信仰是政党的凝聚力所在。当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廖仲凯对话，说国民党已死，只剩下国民党人，而没有国民党。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为信仰而来，而是为利益而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换言之，倘若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来吸引的话，这个政治集团，早晚会崩溃。

信仰是政党的战斗力所在。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党指挥枪‛，实际也就是党的信仰指挥枪。党为每一位战士都树立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点，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国民党军队，北伐的时候，有三民主义的信仰的指导，还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可以说所向披靡，像丁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这种这么惨烈的战斗都拿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有信仰，北伐军相信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家丁后，信仰没有了，战斗力也没有了。济南战役中，国民党守军十几万，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守将王耀武感叹：就是一群猪让共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的那么快。什么原因？没有信仰。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以来，虽有失败的战役，但无胜利的对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一次次打出声威，靠什么？就是这支军队的强大信仰，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军的牺牲精神，全世界的军队无出其右。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对手也为之震撼，美军就讲，参加过二战，对德作战，对日作战，进攻过太平洋上的瓜岛和冲绳，对德军和日军的牺牲精神已经为之震撼，但与中国军人仍无法比拟。志愿军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军，第一波倒下，第二波，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每个战士战斗到最后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不简单是因为命令和纪律，而是信仰，战士们深入骨髓的相信，战争是正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信仰是政党的生命力所在。一个政治集团失去了信仰，表面再强大，其实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当一个党失去了为之奋斗的正确目标，一切便失去了思想和道德依托，人们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失去了起码的信心，这是一个党精神衰败的前兆。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一夜之间垮台。苏共多名强硬派高层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挽回局面，但只是少数人的顽抗，2000万党员的心中，已经没有这个党，已经不认同这个党的价值理念，不愿意再为这个党流一滴血，甚至是一滴汗。反观我们党，从数十名党员发展到八千万党员，依然保持有效的生命力，为什么？就是因为始终不变的共产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建国后，我们党从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的党，不可避免的面临执政资格的问题。‚打江山、坐江山‛属于封建时代的思维。现代社会对执政资格有着不同的标准。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其他党为参政党，所以敢于坚持这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党拥有无上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并且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放弃或淡化了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就进了西方政党的价值系统圈套：政党没有谁比谁高尚，都是利益的代表。既然都是利益代表，那么共产党就没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而应与其他政党竞争，让老百姓选择。所以，敢于把自己臵于唯一执政党的地位，就必需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二、共产主义信仰困境 从国际来看，苏东社会的**和剧变，苏东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空的红色旗臶也不在飘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目前，明确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也就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了。从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信仰面临危机。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挺了过来，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年，总书记在访问欧洲时，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就讲到：‚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现在世界范围内，任何国家都不会小觑中国的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说我们党、我们国内也存在共产主义信仰困境，可能很多同志不相信。然而《周易》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一个政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居安思危的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对生死存亡的警惕。尤其在顺境的时候、危机只有苗头性显现，我们也不能不保持明察秋毫、洞悉时态的眼光。我们来看看当前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现象。

第一，对共产主义信念缺乏热情。在一些人看来，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设想和招牌，是空想和乌托邦，永远实现不了。谈起共产主义没有敬意、没有热情，甚至羞提共产主义。第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下降。有些党员干部一切向钱看，有奶便是娘，不讲信用，不讲利他；不讲集体，只讲个人；不讲道义，不讲职责，只讲利益，只讲好处。

第三，政治意识淡漠，精神状态麻木。有些人不关心党和国家，不关心世界情势和社会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对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思想毫无所知。

第四，言必称西方。在日趋多元化的文化观念面前，一些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改变。言必称西方，从价值观到制度实践，西方的都对，我们的怎么看都不顺眼，有这样思想的人，包括党员，大有人在。

第五，腐败之风漫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腐败问题的蔓延。腐败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国家财产的侵蚀，更重要的是扭曲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恶化党员干部的良心。可以说腐败现象不改变，小则毒化社会风气，大则毁掉一代官员，异化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发展下去，党将不党，国亦不国。我国干部队伍的腐败程度到什么程度呢，从中央所用的两个词我们可见一斑：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这么重的言辞，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国内官员的腐败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用断腕、刮骨这种非常重的手段才能治理的程度了。第六，‚四风‛问题突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形式主义，主要是知行不

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官僚主义，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享乐主义，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奢靡之风，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第七，热衷封建迷信。唯物主义观念退化，封建迷信返潮，怪力乱神出笼。现在，党员干部中迷信之风大行其道。有些地方修庙立佛成风，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建办公楼都要求神拜佛看风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决策时，不是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看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而是求大仙算上一卦。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封建迷信活动甚至与滥用职权、腐败堕落联系在一起，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上千万的花费，一部分用的公款，一部分由商人出资。升官修祖坟，拜鬼问前程，不问苍生问鬼神，这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第八，入党动机利益化。在战争年代入党，面对的是坐牢、受刑、牺牲的危险，那是一种纯粹、坚定的信仰。如今党成了执政党，入党就会获得一定的利益。因而一些人入党，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利用党员这一称号，达到为个人谋取功名、私利的目的。

以上这些问题，是共产主义信仰缺失的典型表现。应该引起足够警惕。如果任由这些问题继续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对这些问题见怪不怪，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久入鲍肆而不闻其臭‛。这就更加不是潜在的‚危机‛，而是现实的‚危险‛了。

三、共产主义信仰困境的根源

总书记在今年兰考调研讲话讲到他在福建宁德当市委书记时，深入乡镇调研，有一个下党乡，路都没有，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开路。到了那以后，看到乡党委办公室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竟然好几座教堂，是什么人建的呢？18世纪西方传教士。习总书记感慨：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但那种传教的使命感，跟我们共产党就有一比啊。今天我们来看，对待共产主义像传教士对待教义一样的共产党员队伍，今天为什么会面临信仰缺失的困境呢？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灯红酒绿的浸染、利欲物欲色欲的诱惑，是造成某些党员干部堕落的外部因素，那么，丧失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就是其内在根源。党员干部队伍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在信仰、信念这个‚总开关‛上出了问题。因此，困境的出现，既有客观环境因素，也有主观认识原因。

第一个原因，支撑精神信仰的环境在变化。革命时期，党员信仰坚定性的保障线有三条：第一，入党即即意味着可能的牺牲，除了对共产主义怀着坚定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奉献、而牺牲的人，其他人想要入党，都得掂量掂量。第二，为了保障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保障党组织的安全，入党需要有介绍人，党组织还要对申请者进行严格的审查，把不合格的人过滤掉了。第三，在艰苦的斗争中，信仰不坚定的不是遭到组织的淘汰，就是自行掉队。整个的革命环境，确保能够加入党组织，并在党组织中成长起来的，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革命的环境中，党的奋斗目标也容不下党员私利的存在。谁为人民谋利益，谁就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就拥有致胜的力量，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党执政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之后，环境和条件转变了。我们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是党的成员有利益。革命时期的客观条件决定，党员要将权利直接换取利益，几乎不可能，因为没有利益可换。而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要求得到严格执行。当前，党员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这种权利瞬间可以变成利益。权力可能主动寻租，也可能被动巴结，但是归于一点，就是权利与利益产生了关系。这个关系问题解决不好，党员干部的精神系统、价值系统就出问题，导致信仰上的动摇。

第二个原因，理论创新未能解决新问题。信仰是高度依赖理论的。理论问题不解决，信仰问题就解决不了。理论不强，信仰就不坚定。理论不能与时俱进，信仰就会不断出现新问题。包括宗教信仰也是这样的。历史上，基督教也曾遭遇信仰危机的，什么危机？就是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引发的对上帝的质疑，这是颠覆性的危机。按基督教义，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如果由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来推理，上帝就出了问题。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么他应该知道亚当夏娃要偷吃智慧果。现在人家偷吃了，说明上帝不是全知的。如果上帝说我知道，那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以后人类有了原罪，那就是上帝不作为，是恶的行为。如果上帝说我知道，但阻止不了，那上帝就不是全能的。这一推理，上帝就完了。后来，神学大师奥古斯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他指出，是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偷吃了智慧果，被罚出伊甸园。那要怎么办，人类要忏悔，要修行，争取重回伊甸园。这理论上的创新，达到了双重功效，一方面解除了教徒的困惑，另一方面，让教徒继续虔诚地追随上帝。后世宗教改革也好，理论发展也好，就是解决新的疑惑出了以后，怎么能够有说服力的问题。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大批的顶尖的哲学家、神学家来研究问题，现在西方很多大学都有神学院，有一批人在研究神学问题，保证教徒任何的疑惑能够解释。这也就使得信徒们，包括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如牛顿，依然保持宗教信仰，甚至要从上帝那里寻找世界的源动力。所以理论很重要，真理的认识是无限的运动，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解释真理有相对的绝对性。相对的绝对性，就是你解释到位了，它就能够自圆其说，它就有征服力。而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界恐怕没有完全解决好。

从信仰理论上，马克思解决的是革命这半程的理论，他没有解决执政状态下的精神信仰构建问题。因为马克思也没有执政实践，没有执政实践就不会碰到执政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比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解决什么？最重要的成果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这就揭示了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剥削被剥削的问题，因而引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这是在产业工人占主体的时候，即工业革命初期是可以的。今天用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不了社会的现实。现在工厂里很多是机械作业，甚至是机器人，你不能说老板榨取机器人的剩余价值，然后号召机器人来造反吧。还有股份化，很多企业将股份分给员工，职工既是员工，也是老板，谁在剥削谁呢。这就是变化，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永远不过时的，但不同阶段要有相应的新理论，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寻求突破。但目前体制内的理论学家存在着观念和思维的僵化，缺乏旗臶性的思想家、理论家，理论创新突破的能力弱，这也是一个危机。

第三个原因，党员队伍自身认识问题。对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误解造成信仰和信念缺失与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在实践上进行突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张社会主义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存，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搞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理念。这一系列实践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活力的战略举措。我们力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极‚左‛僵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不是马克思主义，不从实际出发、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现实生活不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始终未得到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回答。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这样的一种误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非就是改道和改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所谓市场经济无非就是金钱至上，全国上下一起捞钱，所谓股份制和合作制无非就是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合伙搞资本主义，一块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践上和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了双重误解，理论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上歪曲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结果正确的信念丢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了，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一齐向钱看，唯独不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这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向。既然看不见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了。

第四个原因，我们党缺乏健全的党员退出机制。健康、健全的退出机制，是保障党员队伍纯洁性、坚定性的必要举措。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解决目前党员队伍规模过大的问题，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共产党员退出原则上只有一个自然机制，即党员个人寿命结束也就是党员退出。虽然《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退党自由‛，但这里的退党自由相当于一个惩罚性的退出机制，也就是对革命意志衰退的劝其退党、对犯了严重错误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开除党籍。事实上，劝其退党的现象很少发生，开除党籍的人数很有限，党员退出机制主要是生命机制在发挥作用。由于退出机制的不完善，致使部分不合格党员仍留在共产党内，使得党内始终有不健康的因素存在。这些不合格党员的行为很可能与党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甚至背离党的要求，影响党的形象。不合格党员的广泛存在还影响到了党员队伍对党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引起更大范围的信仰动摇。也就是一颗老鼠屎会搞坏一锅汤。

四、怎样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信念，目的除了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之外，很重要的还是着眼目前的矛盾和问题。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因此，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加强共产主义理论创新。共产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要通过漫长艰辛的探索和实践。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就需要通过理论创新，不断解决党员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使党员找到新的精神依托和指导。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强大的理论创造力的党。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姓资姓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现在，党也要运用好理论创新的武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当代化，消除党员的矛盾和疑惑，为广大党员树立精神旗臶，保障党员思想的与时俱进，保障党员信仰的坚定性。

(二)壮大党的文化软实力。现在中央号召努力建设国家的‚软实力‛，其实也要建设党的‚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并不‚软‛，而是具备着普遍凝聚力、强烈感召力、无可臵疑的说服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只有文化软实力强大了，党的信仰信念在纷繁复杂的诱惑、考验、打击面前才能保持其‚硬度‛。优秀的，生动活泼的党文化，也是保持党的吸引力、凝聚力之所在，也是党的形象之所在。

（三）加强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建设。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所以，政治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当前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民授，公民有授予权，也有剥夺权;宪法和法律是权利运行的底线，执政党要尊重宪法，依法行政；不透明必然导致腐化，执政党必须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等。建立了运行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即便某些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偏差，也能够约束其不滥用权利。

（四）实现执政理念的突破。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提供更多物质财富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在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后仍然坚持这样的观念，就很落伍，且导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满足人的无限财富欲望达成社会平衡。从执政的角度讲，封建王朝‚存天理，灭人欲‛，以缩小欲望来实现满足同样不足取，但过度调动和激发人们的财富欲望更是最危险的。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可能满足人的无度欲望。尤其是，中国有了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但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经济没有真正实现转型前，我们不敢言经济继续保持同样的速度，以往我们存在很大的失误，致使矛盾和问题大量积累和拖延，某种意义上以往是靠透支发展潜力而获得社会稳定。在人民群众的欲望或期望值被过度激发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成长停滞或下降，将消耗由反腐和转变作风形成的良好局面，甚至因怨气而瓦解党的执政基础。所以，转变执政理念，在保持经济发展适当增长率的同时，更要注重提升社会精神文化水平，用精神上的富足来平衡物质欲望。

（五）及时深入地整顿党风。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党建学说的灵活运用与发展。其目的是通过整党整风进一步提高并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新的动力。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历数次党的整风运动，包括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在改善党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个成效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是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另一个是转变工作作风，提出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连发15道禁令约束公权人员行为。这也可以视作新一轮的整风，足以相信，只要中央继续抓下去，全党认真执行好，整风成效会出现倍增。

（六）建立完善党员退出机制。人是会变的，包括人的信仰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既然承认变是人的主旋律，则就应有应对变之策略。邓小平指出：‚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但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不合格党员，首先是思想上不合格，思想上不合格行为上就会潜移默化，政党的旗臶就会变色。如果放弃了共产党的信仰，放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追求，放弃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条件，就要让这部分人退出共产党组织。在今年召开的中纪委二次会议上，总书记也提出要清除不合格党员。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的党员退出机制，有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及影响力、号召力。

（七）党员队伍的自我修养。要巩固和发扬共产主义信仰，党员队伍的主体责任必不可少。作为一名党员，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个人的成长进步，都应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建设。党员要主动用党的核心价值观解决精神归宿问题，用精神平衡物欲。少一点吃喝玩乐，多一点人生思考，感悟幸福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价值是什么，我和社会什么关系，奉献和获得的关系，这些问题解决，那么我们就跨到更高境界，我们的精神世界会越来越丰满，我们的信仰会变得越来越坚定。

以上是我对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些思考，不到或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五篇：中国的法治困境与突破

江平：中国的法治困境与突破

主持人张千帆：我在其它高校看到过今晚这种场面，但在北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足见今天这几位学者的魅力。欢迎大家来到“宪政讲坛”第二期，第一期是在今年3月进行的，但是学校不批准教室场地，我们的通知也做得不很到位，效果不甚好。中间4月就停了一次，因为要等法学院这个场地，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不肯定这是不是凯原法学楼开张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我们要感谢北大法学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

为了补偿中间停办一次，我们这次请出了“超强阵容”。我们的主讲人是一位德高望重、众所周知、所以也不需要我介绍的长者，他现在年逾八旬，但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他洪亮而悦耳的声音。网上是这么概括他的经历：他是一个曾经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了一条腿的青年，一个曾经在陋室中为孩子编制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

对于和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82年沧桑的他，命运似乎确实有点捉弄人，所有的幸运和厄运都集中在他身上。50年代初他被政府选派为留苏学生，这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幸运的。听说他还和当时担任莫斯科大学团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共同工作过，大家可以向他求证一下。1959年以全优成绩毕业以后回国报效，一年之后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首批右派，这显然是不幸的，此后历经了22年的磨难。78年，他重新回到政法大学讲坛；88年起担任法大校长，但是没过两年时间就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辞职”了。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符号”。

我想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他，就是今天坐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今天两位评议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中青年学者，一位是《洪范评论》执行主编梁治平教授，一位是我们北大自己的、只属于北大的贺卫方教授。

中国法治走过30年，经历了很多坎坷。30年过后，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似乎有点迷失方向。中国法治遇到什么障碍？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下面有请江平先生给我们讲解。

主讲人江平：应该说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为前两天在开会的时候千帆教授说希望我到北大来做个报告。我说实在现在精力不够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恐怕做这个讲座撑不下来了。我说能不能够搞一个座谈，两三个人对话很好。他说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样，我是主讲人，两个是评论人。有点“上当”的感觉。

对于北大还是很仰慕，不仅仰慕，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伯牙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燕园要恢复了北大怎么办，再回到红楼去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历史的现实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今天让我讲宪法的问题，我坦率说来是外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个说私法的人来讲宪法显然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人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私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没有对于私权神圣的保障，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话说回来了私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在，也必须由一个宪法更大范围内的保护，或者说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几千年，中国的私权主要是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没有宪法的完善，没有宪政的实现，恐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初在七届人大的时候，当时就是讨论两个法，一个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个是人民监督法。这两个法起草了经过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过了，但是《监督法》却是困难重重。后来也通过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监督法》跟原来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内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记得当时《监督法》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监督的问题，谁来实现宪法监督。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那么这两个意见考虑的结果比较多的人趋向认为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还是太早，或者宪法法院还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你要搞这个宪法法院那谁来宪法法院的院长呢？党的领导跟宪法法院又怎么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

而当时觉得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由他来监督审查，那应该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是太费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监督法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了，我们的宪法监督还是通过我们原来所说的人大常委会来实现宪法监督。这样的话，宪法监督实际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一个局级的机构先来审核涉及到违宪的问题，至于程序那还是投入人大常委会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督没有向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踏步。

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宪法诉讼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山东的学生提起诉讼，现在法院把它定为是宪法诉讼，所以人们对于宪法诉讼谈得越来越多。其实宪法诉讼和宪法监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然有了宪法监督，就有了宪法的诉讼问题。后来我们也听说中央有一个同志不提宪法诉讼，而且明确提出来以后涉及到宪法诉讼的问题都不要有书或者有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话人们又存在一个糊涂了，我们研究宪法，我们研究宪法的诉讼，但是我们现在不许提宪法诉讼。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呢？因为我认识一位苏州大学很有名的行政法的教授杨海坤，有一次开会他跟我说我写了一本宪法诉讼的书，而且我写完了也印刷了，也印完了，书也出来了。但是得到了一个通知不许提宪法诉讼，所以你这本书不能够出版。他说不出版那就算了吧。我是作者能不能给我一份呢。他说现在上面有命令，书都要销毁，因此不能够给你一本。他也感到很尴尬。既然宪法能够提，宪政也可以来讨论，宪法的诉讼却不能够来提。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宪法的权利怎么保障呢？宪法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方式它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权利。如果我们连诉讼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寻求保障的道路呢，我们只通过一个比较空的宪政的机构去提出，真正能够审查你这个违宪的案件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国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宪法权利的救济的手段，最现实的是宪法诉讼。

我在那次纪念蔡骏建的会议上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当初在1987年的时候，讨论到民法通则颁布了一周年在一个纪念会上，当时陶西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有了民法，有了民事 诉讼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但是我们现在就缺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而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建议我们下一步的立法应该抓住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王汉宾就提出来他说陶老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可寻，我们自己这在方面的研究也很差，所以他建议先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小组。当时因为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而且当时我们学校的行政法的力量比较强，所以这样的话就搞了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在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的时候，陶西进同志是坚持主张搞一个行政法大纲。而我们研究了一段之后觉得行政法大纲是很难搞得，你想把我们现在各个领域里面的行政权力用一个行政实体法把它概括起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研究能不能按照民法的办法用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啊，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

你比如说计划生育我们没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来告计划生育的机构，那就会促进这个计划生育机构来完善它的实体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汇报他们都很赞成，所以行政诉讼法就有了。最后我们通过行政诉讼法促进了行政实体法的完善。所以后来我们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纲要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进一步发展到宪法的诉讼，通过宪法诉讼能促进宪政的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这一条我们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如果我们连权利救济手段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宪法的权利得到实现呢。我们宪法许多权利还是落空的。比如说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经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现在没有公安部门批准你照样游行。公安部门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济手段呢？我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我的权利呢？没有。所以这一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个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为了很快要召开的大运会的安全，公布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深圳市对于社会治安有高度危险的人进行严格的控制。把他区分为17种人。这17种人总共有八万人，这八万人要勒令离开深圳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法学界的人也好，律师也好，其他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罗马法，罗马法里面有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所谓人格减等跟民事权利的剥夺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法国民法里原来有民事权利的死亡，把民事权利全部剥夺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吗。因为民事权利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在罗马法里面奴隶可能他没有民事权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减等，如果你有不名誉行为，如果你有按照现在说法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的人，可以人格减等。人格减等以后许多职业他不能从事。你像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够担任。这不是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吗。现在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由于你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一样，给你区分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贱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为若干等。这种制度一实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紧接着在惠州市和东莞市发生恐慌了，因为这八万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离开深圳了，离开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还不太愿意回乡，他当然往周围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围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东莞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一套这样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险推到周边的城市，周围的城市安全谁来管？显然这个制度一出现之后，周边的城市也会相应来制订一些政策。他也会制订一些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危险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报纸上说了这么多反对的意见，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是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制止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中国说来最先改革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我们去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们没有宪政和宪法的诉讼，我们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又是像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些上书常委会。常委会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给废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们还是没有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手中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治“大倒退”，我说完网上出现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学生肯定也会支持。中国法治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近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治就很危险。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李庄的案件，他下个月就要出来了。在聚会上我就常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李庄出来之后会说什么话呢。他在二审的时候说过我服罪，我认罪，然后在出厅的时候他又大喊我有话要说，又没让他说，那么他这些话会不会在以后某种场合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如果真的在二审的时候，他当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感觉到受了欺骗，他在临走的时候又大喊他有话要说，那这个法庭应该继续开庭，让他再继续说。你又不让他说，你又给他判了刑，那他现在要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审判了刑以后，后来又搞了一个漏罪，又要漏罪判刑。这就是很难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们对于李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我跟李庄并不认识，对他没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为了律师这个职业觉得有必要说话。如果我们一个律师都处在这种状态下，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律师都是时刻感觉到我是在刑事责任的危险下来进行一些辩护的话，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李庄案件的看法。我说对于李庄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他给我看了一个材料。当初对李庄是两个罪名来起诉的。一个是合同诈骗，欺诈。再有一个就是伪证罪。后来我们看到头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新的罪名比原来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没有再提出。从这点来说检察机关也算实事求是。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伪证罪了。伪证罪严格说来，我觉得这个伪证罪应该是更多强调疏证罪，确实他确确实实伪造了一个文件那你还好说，现在伪证的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证据。而口头证据又没有让证人来出庭。第一次的伪证罪涉及到的那个姓宫，以眼色来指示人家翻供，这就是个很玄妙的问题。当时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的面，怎么可能做伪证呢。而现在这一次所说的伪证居然还是吸毒犯，而我们这个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证的究竟是一个借款的伪证，还是一个投资款的伪证呢，里面也有说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换证人出庭呢。像西方国家辩护人和控告人对证人做交叉询问，这样的话以表示它的公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检察院撤诉了。这是很英明的吧，至少说明它是在尊重法治的表现。

有人几次问这个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诉呢，还是政治的原因撤诉。我说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也没有通天的关系。但是从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说既有法律上的胜利，又有群众舆论上支持的胜利。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检察院再继续这样一种办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没有？我觉得也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机，这一次对于李庄漏罪再次提起诉讼，绝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穷，因为一个人已经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点罪那还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说他对我的案例里边也做了伪证，从动机上来说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次的漏罪的提起诉讼，应该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师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得民心，也失去了中国许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说我们的领导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现在中东危机还在继续存在，还在扩大，从利比亚闹到叙利亚，闹到中东许多地方不得安宁，这个**会不会继续蔓延，这个问题要思考。如果确实老百姓意见比较大，有些聚会再有一些动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身上给他穷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这就不合适。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情况下，影响到我们法治建设有两个最根本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蔡骏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新时代的两个凡是。就是指这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到一切，凡是影响稳定的都要不行，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况讲到过这两个凡是。你想想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是首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提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改变我不知道由来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条说来很明显的讲话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严格说来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科学发展。这也对。你不能盲目的来发展，你不能破坏资源的来发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我们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为什么是稳定？我们没有“稳定法”，没有给稳定作出一个界限，到什么情况是破坏稳定，我们的稳定都是由当地的党政机关一把手负责人来决定是不是影响了稳定。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现在深圳说八万人住在这影响稳定，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八万人就要离开深圳，不能在这居住。可是这个稳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们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政法委员，甚至一个公安局他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怕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报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判决已经生效了，现在要执行了。但是当地的政法部门说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这么个做法老百姓有意见，不稳定啊。不一定就推迟执行，所以一个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推迟执行，一个法律也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不生效，那这样的话稳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说再多强调的稳定也不能够压倒法治，压倒宪政，法治和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它。

我想我们在讲到中国情况特殊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哪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连一个澳门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你能说澳门的法律与法治没有它的特殊点呢。它的法律当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样。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国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考虑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国情。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所讲的法治应该有三个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说它是制度，当然很明显我们一个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国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其他情况都不太一样。外国有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集体所有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绝对是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点。但是我从方法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你一个课堂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你要问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随时发生变化。在这一点来说，学习方法某种意义来说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法律还有一个理念，这个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就应该包含一个共同的准则。我想我们讲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们讲的人权也好，我们讲的公平正义也好，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还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们法律本身的民族自由人权都不讲的话，我们还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法律作为它的理念来说它有很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不能够被人类所抹杀，而且也不能以强调一个国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点来把共性抹杀，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范围内，中国跟各个国家来往更多了，我们把原来的阶级斗争也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法律来加以纠正和改变，所以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够改变的。我想，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怎么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党政权力更好的完善，这个题目完全可以来做啊。我们现在不仅是党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党的机构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现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在我们的各个机构里面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这些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我常说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它的党委只是机关党委性质，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它没有领导一个学校的职能。那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你能说在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