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学德育工作的困境与突破

第一篇：当前中学德育工作的困境与突破

当前中学德育工作的困境与突破

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中学的相关德育工作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中学德育工作，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模式的束缚，这就肯定会造成德育工作在很多方面的困惑，比如：如何改进方法，如何更新观念，如何使德育过程变得更加完美。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考察的方法，深入分析当前中学德育过程中的问题，希望能够改善我国中学德育工作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当前中学德育工作面临的困惑

在新旧道德的影响下，很多青少年会在道德问题上有困惑，因为青少年接受的社会，家庭，学校的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别，甚至有时候完全对立。很多不同的标准使道德教育缺少连贯性与稳定性，价值标准的多重性导致道德教育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相对稳定性，“理想中的道德教育与现实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由于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道德教育比较表面化和形式化，更有甚者，可能会激发学生的抵触心理，朝想到的方向发展。道德教育过程中，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别，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不太令人满意，中学德育工作通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一）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学生价值观冲突

很久以来，德育价值取向的特点为理想化、一元化，而忽视学生们的差别，它基本上是建立面向全体学生的统一模型。在道德教育中，过分强调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来确定培养方式，培训过程中，没有全面考虑到个体道德发展的个性化需求，将学生道德品质的文化局限在狭窄的空间内，青少年的精神受到抑制，又因为太具有针对性，缺乏层次，青少年没有自己的选择余地，所以相对来说，培养出来的青少年是比较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但是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通常被忽略。

（二）中学德育目标与传统道德相背离的困惑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那些心智刚刚成熟的青少年，这就提示我们，中学德育工作不仅要重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还应该注重社会环境的变化对青少年心理的影响，只有考虑全面，才能保证青少年正常的价值观，才能更好的促进青少年的道德培养。

但是一直以来，中学德育的重点基本都在学习成绩方面，很少有老师和家长把德育放在很显眼的位置，由于社会上的激烈竞争，家长更倾向于让孩子学到“实用的”本领，而很少去关注他们的人格是否健全，更有甚者，很多家长甚至给孩子幼小的心灵蒙灰，告诉他们注重自身利益，占小便宜等等，这些现象都使孩子距离道德的培养越来越远。

（三）中学德育内容与时代发展相矛盾的困惑

中学德育工作与时代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即道德理想规范和道德现实规范的矛盾，道德理想规范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好社会的一种理想与期望，而道德现实规范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现出来的一种实际行为，它与理想规范是有一定差别的，当然，道德现实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道德理想规范的影子，毕竟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社会发展的和平时，道德理想规范和道德现实规范的矛盾不会太明显，但是如果赶上社会比较动荡的时代，他们的矛盾就变得特别明显，道德现实规范与道德理想规范始终不协调，将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

（四）中学德育方式与家庭德育相矛盾的困惑

家庭教育对青少年来说非常重要，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孩子的行为多多少少都有父母的影子，所以，家长们应该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这不仅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有利于孩子良好道德的培养。学校一般会通过各种形式来告诉家长们，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很多家庭已经引起注意，但是仍有一些家庭不积极配合学校，致使中学教育出现困境。形成家长与学校配合的和谐画面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这也是目前德育工作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二、当前中学德育工作变革的出路

虽然中学德育工作面临很多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不断探索，总能找出解决困惑的方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素质也会相应提高，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改变以往那种只偏重成绩浮动的教育方式，真正做到以德育人，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文明。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青少年德育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我们首要的是认真研究和探索中学德育工作的新特点和新规律，积极确立全新的德育理念，拓宽工作视野。

（一）德育为先

中学德育至关重要，要想顺利实施德育工作，必须承认它的重要地位，对中学德育工作引起高度的重视，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注重德育的培养，使青少年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形成自己的荣辱观，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二）以人为本

对青少年的德育培养应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注重青少年的现实生活体验，根据青少年的发展阶段制定适合的教育方式。以人为本既是中学德育的核心价值，也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

（三）全员育人

中学德育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工作，需要各方人员的配合，才能早日实现德育目标，只有树立全员育人的理念，才能逐渐让素质教育深入人心。

（四）生活育人

生活是道德得以生长的土壤，离开了生活，道德是无法生存的。所以，中学德育必须从青少年的生活实际出发，在生活中进行。

三、结语

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从经济形态到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也使中学德育工作面临着种种矛盾与困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困惑是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学德育工作要想摆脱面临的困惑，必须坚持不断的自身创新和变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学德育工作的的重点应该是探索新的德育思路，挖掘资源以及创新理念，并且要给学生灌输向理想德育努力奋进的思想，长久下去，一定可以成功实施中学德育教育。

参考文献：

[1]刘文霞.个性教育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4]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5]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英]约翰.威尔逊.道德教育新论[M].蒋一之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7]戚万学，杜时忠.现代德育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8]易连云.重建学校德育家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作者单位：天津市武清区职工中学）

第二篇：当前农村中学应如何加强德育工作

当前农村中学应如何加强德育工作

上乐村镇第二中学苏振玉

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就充分生说明了德育的统帅怎作用。学校，作为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培养基地，不容忽视塑造学生的心灵和教育学生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邓小平同志也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加强农村学校的德育工作，充分发挥德育的统帅作用呢？

一、制定行之有效的德育工作制度

制度，是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不仅使学生懂得为什么这样做，而且懂得怎么去做，不断提高自我教育能力。制定德育工作制度，应结合本校的实际制定全面的、完善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作为学生行动的指南。如：制定“课间纪律条例”，“课堂常规”、“文明礼貌公约”、“卫生公约”等。这些制度的制定，将会促使学生的言行在社会道德的规范下文明起来。

二、要适应中学生的年龄特征

初中学生身心发展迅速，处于半幼稚、半成熟状态。这一阶段学生的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与盲目性同时并存，错综复杂。针对学生这一特点，首先，我们要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培养典范，建立骨干队伍，让他们严于律己，为人楷模，以此带动全体，推动各项工作。其次，要根据学生自尊心强的心理，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各种竞赛活动，让学生在参赛过程中接受教育。第三，结合中学生独立意识明显增强，喜欢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一特点，让学生自己组织民主评议会，可就学校的规章制度、班级管理及教师讲课等问题进行民主评议。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民主意识，促进教改工作，而且可以发扬主人翁精神。第四，加强学校、家庭社会的合力教育。学校要定期召开家长会或采取一定的形式与家长定期进行沟通。统一思想认识，让大家懂得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性。第五，要做好学困生的转化工作。学困生，在当前的学校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学困生转化工作做的好坏，将直接反映出学校德育工作质量及影响到教育

教学质量。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尊重、关心帮助学困生，取得学困生的信任，再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来转变他们的思想。

三、要充分发挥学校团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

共青团是青少年的一个先进的群众性组织，他是党联系广大青少年的纽带，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代表。因此，我们要吸收要求上进，在各项工作中表现比较突出的青少年学生来充实我们的团员队伍。在团组织的组织和带动下，结合学校和班级的实际，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经常性的控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演讲会、辩论赛、体育比赛等。这样，一方面，在学生团员的带动下将会有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活动中，并逐渐向团组织靠拢；另一方面，对学生团员也是一种锻炼和提高，同时，在活动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言行也会起到自我约束作用，这无疑也是对非团员学生的一种教育。

四、要及时对受教育者的品行进行评价

及时的对受教育者的品行进行评价，具有奖励、预防和克服不良习惯的作用。对受教育者进行评价的常用方式是奖励与惩罚。

奖励是对受教育者的优良品德进行肯定的评价。他能给教育对象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增强其自尊感，激起其追求更高目标的愿望和要求。对其他人也是一种促进和启迪，使学生看到自己的不足，找到努力的方向。同时还可以教育人们学会掌握评价优良品德的标准和方法，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建设性的舆论氛围。

惩罚是对受教育者的不良品德行为的一种否定。此种方法可以使受教育者知道自己的品德行为对集体的危害，从而产生自责、羞愧、内疚的心理，鞭策自己从中汲取教训。也可使受教育者从中认识到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及改正的方法，从而树立起克服缺点、改正错误的决心。

五、要在对学生尊重的基础上严格要求

实践证明，只有当教师的要求和教育被学生认可时，也就是被学生认为老师是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时，才能被学生愉快的接受，并转化为自己的行动。如果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冷漠，甚至采取讥讽、侮辱

学生人格的做法，即使老师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也会被学生认为是故意刁难，从而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对所教学生的关心、爱护和尊重，换来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对教师理性的接纳，并使学生产生一种模仿的意向，把教师的优秀品德尊为楷模去学习，并乐于和教师交往，对教师的要求也会不打折扣的去执行。

热爱、尊重学生不等于溺爱、迁就学生，而是在关心尊重的基础上，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热爱、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是辩证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热爱、尊重学生是严格要求学生的基础；严格要求学生又是热爱、尊重学生的体现。失去严格要求的热爱、尊重，可能成为娇宠护短，放任自流；缺乏热爱与尊重的严格要求就有可能变成苛求与刁难，就会严的无理、无度，从而挫伤学生的自尊心，进而失去品德教育的作用。

六、要坚持以疏导为主的德育教育的方针

德育的疏导，是一种坚持正面教育、循循善诱的教育艺术，是解决思想问题的有效方法，是解决受教育者与施教者产生对立反感的有效途径。进行疏导，力求抓住“火候”，因势利导，晓之以理，导之以行。首先，要注意在教育方法上的疏导。在当前的德育工作中，有不少的思想教育活动收效不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方法呆板，有的生硬说教、动辄训人。简单从事只能制服人于一时，却不能打动人心，更不能达到转变学生思想之目的。在这方面魏书生老师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他把学生犯了错误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出来，交给全班讨论，然后宣布他的主张：“我提议，犯了小错误，罚他给全班同学唱支歌；犯了较重一点的错误，要做一件好事来补偿；犯了严重错误，要写一份五百字的说明书，说明书不是检讨书，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如果确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要把犯错误之前、之中、之后的具体想法写明白”。他把这三种方法提出来，要大家表决，全班同学一致通过。青少年的一时情感冲动，经过理智的疏导，变的平静而缓和，再让双方互看说明书，找到自己应负的责任，要让他们握手言和，再为班上做好事，得到心理上的平衡。这样处理学生犯错误的方法，一则可抑制学生少犯错误，再则犯了错误的学生不留心理创伤，给学生进步的阶梯。

其次，要抓住有利的时机对学生进行疏导。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有利时机，就看我们施教者能否抓住。如果能及时抓到，进行疏导，便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在春季开学，我们迎来了“三八”妇女节，可以让学生给妈妈写一封感谢信，班妈妈做些家务活；“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学生知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劳动创造了世界，对学生进行热爱工人、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从而培养学生劳动光荣的思想情操；“六一”是孩子自己的节日，要 好好庆祝，激发少年儿童振兴中华、奋发进取的精神；“七一”让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八一”进行拥军优属等教育活动。教育的时机无处不在，既要抓住又要采取灵活多样、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疏导，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总之，德育应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在教学德育教育时，我们还须结合自身的实际，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三篇：共产主义信仰困境与突破4.30

共产主义信仰困境与突破

一、信仰的意义

（一）信仰的普遍意义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他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道德律即是信仰。信仰是精神力量，人生规范，也是人生意义的来源。具有思想意识，是人摆脱动物性，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具有信仰，则是人脱离迷茫、混沌、行尸走肉状态，成为有精神指引、有价值观点、有道德规范的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只有拥有了信仰，善或道德行为才变成人生需要和自觉行动。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信仰，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信仰，必然没有核心价值观，必然导致人心涣散茫然，这个社会的文化就是有缺陷的。黑格尔说过，一个民族必须有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前总理温家宝也说，我们需要脚踏实地，也需要仰望星空。

（二）共产主义信仰的意义 信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宗教信仰，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宗教信仰。二是道德信仰，中华民族传统信仰中，也有佛教、道教的宗教信仰，但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是儒家的道德信仰。三是政治信仰。众所周知，共产党员不允许信仰宗教，党员中不允许有教徒。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政治信仰。

坚定的信仰，对于党来说，生死攸关。因为，它事关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也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

信仰是政党的凝聚力所在。当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和廖仲凯对话，说国民党已死，只剩下国民党人，而没有国民党。一个政治集团，不是为信仰而来，而是为利益而来的时候就非常可怕。当利益大于代价的时候，呼啸而至;当某一天代价大于利益的时候，需要你为此担当的时候，就会作鸟兽散。换言之，倘若一个政治集团，没有政治信仰，只靠利益来吸引的话，这个政治集团，早晚会崩溃。

信仰是政党的战斗力所在。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党指挥枪‛，实际也就是党的信仰指挥枪。党为每一位战士都树立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点，我们可以做一下对比。国民党军队，北伐的时候，有三民主义的信仰的指导，还有共产党员在其中，可以说所向披靡，像丁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这种这么惨烈的战斗都拿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有信仰，北伐军相信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家丁后，信仰没有了，战斗力也没有了。济南战役中，国民党守军十几万，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守将王耀武感叹：就是一群猪让共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的那么快。什么原因？没有信仰。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以来，虽有失败的战役，但无胜利的对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战争，一次次打出声威，靠什么？就是这支军队的强大信仰，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我军的牺牲精神，全世界的军队无出其右。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对手也为之震撼，美军就讲，参加过二战，对德作战，对日作战，进攻过太平洋上的瓜岛和冲绳，对德军和日军的牺牲精神已经为之震撼，但与中国军人仍无法比拟。志愿军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军，第一波倒下，第二波，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每个战士战斗到最后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不简单是因为命令和纪律，而是信仰，战士们深入骨髓的相信，战争是正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

信仰是政党的生命力所在。一个政治集团失去了信仰，表面再强大，其实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当一个党失去了为之奋斗的正确目标，一切便失去了思想和道德依托，人们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失去了起码的信心，这是一个党精神衰败的前兆。有2000万党员的苏共，一夜之间垮台。苏共多名强硬派高层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试图挽回局面，但只是少数人的顽抗，2000万党员的心中，已经没有这个党，已经不认同这个党的价值理念，不愿意再为这个党流一滴血，甚至是一滴汗。反观我们党，从数十名党员发展到八千万党员，依然保持有效的生命力，为什么？就是因为始终不变的共产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还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建国后，我们党从革命的党，转变为执政的党，不可避免的面临执政资格的问题。‚打江山、坐江山‛属于封建时代的思维。现代社会对执政资格有着不同的标准。我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其他党为参政党，所以敢于坚持这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党拥有无上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并且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放弃或淡化了共产主义信仰，共产党就进了西方政党的价值系统圈套：政党没有谁比谁高尚，都是利益的代表。既然都是利益代表，那么共产党就没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而应与其他政党竞争，让老百姓选择。所以，敢于把自己臵于唯一执政党的地位，就必需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二、共产主义信仰困境 从国际来看，苏东社会的**和剧变，苏东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上空的红色旗臶也不在飘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目前，明确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也就中国、越南、古巴和朝鲜了。从世界范围来说，共产主义信仰面临危机。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挺了过来，坚持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今年，总书记在访问欧洲时，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就讲到：‚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现在世界范围内，任何国家都不会小觑中国的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说我们党、我们国内也存在共产主义信仰困境，可能很多同志不相信。然而《周易》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一个政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居安思危的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对生死存亡的警惕。尤其在顺境的时候、危机只有苗头性显现，我们也不能不保持明察秋毫、洞悉时态的眼光。我们来看看当前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现象。

第一，对共产主义信念缺乏热情。在一些人看来，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设想和招牌，是空想和乌托邦，永远实现不了。谈起共产主义没有敬意、没有热情，甚至羞提共产主义。第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道德下降。有些党员干部一切向钱看，有奶便是娘，不讲信用，不讲利他；不讲集体，只讲个人；不讲道义，不讲职责，只讲利益，只讲好处。

第三，政治意识淡漠，精神状态麻木。有些人不关心党和国家，不关心世界情势和社会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对党的基本路线、指导思想毫无所知。

第四，言必称西方。在日趋多元化的文化观念面前，一些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改变。言必称西方，从价值观到制度实践，西方的都对，我们的怎么看都不顺眼，有这样思想的人，包括党员，大有人在。

第五，腐败之风漫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确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腐败问题的蔓延。腐败并不仅仅表现为对国家财产的侵蚀，更重要的是扭曲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恶化党员干部的良心。可以说腐败现象不改变，小则毒化社会风气，大则毁掉一代官员，异化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发展下去，党将不党，国亦不国。我国干部队伍的腐败程度到什么程度呢，从中央所用的两个词我们可见一斑：壮士断腕，刮骨疗毒。这么重的言辞，说明中央已经认识到，国内官员的腐败程度可以说已经到了用断腕、刮骨这种非常重的手段才能治理的程度了。第六，‚四风‛问题突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形式主义，主要是知行不

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官僚主义，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享乐主义，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奢靡之风，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第七，热衷封建迷信。唯物主义观念退化，封建迷信返潮，怪力乱神出笼。现在，党员干部中迷信之风大行其道。有些地方修庙立佛成风，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建办公楼都要求神拜佛看风水。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工作决策时，不是坚持科学、民主决策，看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而是求大仙算上一卦。有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封建迷信活动甚至与滥用职权、腐败堕落联系在一起，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将家里老人坟墓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等花费千万，上千万的花费，一部分用的公款，一部分由商人出资。升官修祖坟，拜鬼问前程，不问苍生问鬼神，这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第八，入党动机利益化。在战争年代入党，面对的是坐牢、受刑、牺牲的危险，那是一种纯粹、坚定的信仰。如今党成了执政党，入党就会获得一定的利益。因而一些人入党，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利用党员这一称号，达到为个人谋取功名、私利的目的。

以上这些问题，是共产主义信仰缺失的典型表现。应该引起足够警惕。如果任由这些问题继续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对这些问题见怪不怪，甚至觉得理所当然，‚久入鲍肆而不闻其臭‛。这就更加不是潜在的‚危机‛，而是现实的‚危险‛了。

三、共产主义信仰困境的根源

总书记在今年兰考调研讲话讲到他在福建宁德当市委书记时，深入乡镇调研，有一个下党乡，路都没有，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开路。到了那以后，看到乡党委办公室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竟然好几座教堂，是什么人建的呢？18世纪西方传教士。习总书记感慨：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但那种传教的使命感，跟我们共产党就有一比啊。今天我们来看，对待共产主义像传教士对待教义一样的共产党员队伍，今天为什么会面临信仰缺失的困境呢？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的变化、灯红酒绿的浸染、利欲物欲色欲的诱惑，是造成某些党员干部堕落的外部因素，那么，丧失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就是其内在根源。党员干部队伍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都是在信仰、信念这个‚总开关‛上出了问题。因此，困境的出现，既有客观环境因素，也有主观认识原因。

第一个原因，支撑精神信仰的环境在变化。革命时期，党员信仰坚定性的保障线有三条：第一，入党即即意味着可能的牺牲，除了对共产主义怀着坚定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奉献、而牺牲的人，其他人想要入党，都得掂量掂量。第二，为了保障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保障党组织的安全，入党需要有介绍人，党组织还要对申请者进行严格的审查，把不合格的人过滤掉了。第三，在艰苦的斗争中，信仰不坚定的不是遭到组织的淘汰，就是自行掉队。整个的革命环境，确保能够加入党组织，并在党组织中成长起来的，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在革命的环境中，党的奋斗目标也容不下党员私利的存在。谁为人民谋利益，谁就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就拥有致胜的力量，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党执政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之后，环境和条件转变了。我们党没有独立人民之外的利益，但是党的成员有利益。革命时期的客观条件决定，党员要将权利直接换取利益，几乎不可能，因为没有利益可换。而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要求得到严格执行。当前，党员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这种权利瞬间可以变成利益。权力可能主动寻租，也可能被动巴结，但是归于一点，就是权利与利益产生了关系。这个关系问题解决不好，党员干部的精神系统、价值系统就出问题，导致信仰上的动摇。

第二个原因，理论创新未能解决新问题。信仰是高度依赖理论的。理论问题不解决，信仰问题就解决不了。理论不强，信仰就不坚定。理论不能与时俱进，信仰就会不断出现新问题。包括宗教信仰也是这样的。历史上，基督教也曾遭遇信仰危机的，什么危机？就是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引发的对上帝的质疑，这是颠覆性的危机。按基督教义，上帝是全知、全善、全能的。如果由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来推理，上帝就出了问题。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么他应该知道亚当夏娃要偷吃智慧果。现在人家偷吃了，说明上帝不是全知的。如果上帝说我知道，那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以后人类有了原罪，那就是上帝不作为，是恶的行为。如果上帝说我知道，但阻止不了，那上帝就不是全能的。这一推理，上帝就完了。后来，神学大师奥古斯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他指出，是上帝把选择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人类滥用了这种权力，偷吃了智慧果，被罚出伊甸园。那要怎么办，人类要忏悔，要修行，争取重回伊甸园。这理论上的创新，达到了双重功效，一方面解除了教徒的困惑，另一方面，让教徒继续虔诚地追随上帝。后世宗教改革也好，理论发展也好，就是解决新的疑惑出了以后，怎么能够有说服力的问题。基督教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大批的顶尖的哲学家、神学家来研究问题，现在西方很多大学都有神学院，有一批人在研究神学问题，保证教徒任何的疑惑能够解释。这也就使得信徒们，包括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如牛顿，依然保持宗教信仰，甚至要从上帝那里寻找世界的源动力。所以理论很重要，真理的认识是无限的运动，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解释真理有相对的绝对性。相对的绝对性，就是你解释到位了，它就能够自圆其说，它就有征服力。而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界恐怕没有完全解决好。

从信仰理论上，马克思解决的是革命这半程的理论，他没有解决执政状态下的精神信仰构建问题。因为马克思也没有执政实践，没有执政实践就不会碰到执政实践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比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解决什么？最重要的成果是剩余价值，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这就揭示了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剥削被剥削的问题，因而引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这是在产业工人占主体的时候，即工业革命初期是可以的。今天用剩余价值理论，解释不了社会的现实。现在工厂里很多是机械作业，甚至是机器人，你不能说老板榨取机器人的剩余价值，然后号召机器人来造反吧。还有股份化，很多企业将股份分给员工，职工既是员工，也是老板，谁在剥削谁呢。这就是变化，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永远不过时的，但不同阶段要有相应的新理论，只能由我们自己来寻求突破。但目前体制内的理论学家存在着观念和思维的僵化，缺乏旗臶性的思想家、理论家，理论创新突破的能力弱，这也是一个危机。

第三个原因，党员队伍自身认识问题。对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误解造成信仰和信念缺失与动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在实践上进行突破，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主张社会主义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存，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搞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理念。这一系列实践从本质上说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重大突破，是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发展活力的战略举措。我们力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极‚左‛僵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不是马克思主义，不从实际出发、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现实生活不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始终未得到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回答。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这样的一种误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非就是改道和改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所谓市场经济无非就是金钱至上，全国上下一起捞钱，所谓股份制和合作制无非就是在社会主义旗号下合伙搞资本主义，一块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践上和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了双重误解，理论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上歪曲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结果正确的信念丢失了，共产主义信仰没有了，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一齐向钱看，唯独不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这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向。既然看不见马克思主义，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信仰了。

第四个原因，我们党缺乏健全的党员退出机制。健康、健全的退出机制，是保障党员队伍纯洁性、坚定性的必要举措。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解决目前党员队伍规模过大的问题，健全党员退出机制，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共产党员退出原则上只有一个自然机制，即党员个人寿命结束也就是党员退出。虽然《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退党自由‛，但这里的退党自由相当于一个惩罚性的退出机制，也就是对革命意志衰退的劝其退党、对犯了严重错误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开除党籍。事实上，劝其退党的现象很少发生，开除党籍的人数很有限，党员退出机制主要是生命机制在发挥作用。由于退出机制的不完善，致使部分不合格党员仍留在共产党内，使得党内始终有不健康的因素存在。这些不合格党员的行为很可能与党的要求存在巨大差异，甚至背离党的要求，影响党的形象。不合格党员的广泛存在还影响到了党员队伍对党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引起更大范围的信仰动摇。也就是一颗老鼠屎会搞坏一锅汤。

四、怎样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他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仰信念，目的除了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之外，很重要的还是着眼目前的矛盾和问题。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因此，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加强共产主义理论创新。共产主义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要通过漫长艰辛的探索和实践。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就需要通过理论创新，不断解决党员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使党员找到新的精神依托和指导。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有着强大的理论创造力的党。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姓资姓社‛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现在，党也要运用好理论创新的武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当代化，消除党员的矛盾和疑惑，为广大党员树立精神旗臶，保障党员思想的与时俱进，保障党员信仰的坚定性。

(二)壮大党的文化软实力。现在中央号召努力建设国家的‚软实力‛，其实也要建设党的‚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并不‚软‛，而是具备着普遍凝聚力、强烈感召力、无可臵疑的说服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只有文化软实力强大了，党的信仰信念在纷繁复杂的诱惑、考验、打击面前才能保持其‚硬度‛。优秀的，生动活泼的党文化，也是保持党的吸引力、凝聚力之所在，也是党的形象之所在。

（三）加强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建设。中国的政治主体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制度设计实质上就是对二者权力义务的规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对执政党及其成员行使权力的边界、履行责任的程度进行规定。一党执政，制度设计不能有效限制集团内成员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弱化集团内成员追求高尚的动力。所以，政治制度是否先进，关键看设计是否符合公民社会的政治运行规律，保证动态平衡。而能不能设计出科学的权力运行模式，又决定于是否确立新政治伦理。政党的政治活动需要建立与大众道德和社会公德有区别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伦理。政治伦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但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化作评价标准，就能够由柔性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当前一些基本理念必须进入党的政治伦理。包括：公权民授，公民有授予权，也有剥夺权;宪法和法律是权利运行的底线，执政党要尊重宪法，依法行政；不透明必然导致腐化，执政党必须自觉接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等。建立了运行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伦理，即便某些党员干部出现了信仰偏差，也能够约束其不滥用权利。

（四）实现执政理念的突破。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发展经济，提供更多物质财富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在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后仍然坚持这样的观念，就很落伍，且导致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通过满足人的无限财富欲望达成社会平衡。从执政的角度讲，封建王朝‚存天理，灭人欲‛，以缩小欲望来实现满足同样不足取，但过度调动和激发人们的财富欲望更是最危险的。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可能满足人的无度欲望。尤其是，中国有了数十年的飞速发展，但高投入低产出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在经济没有真正实现转型前，我们不敢言经济继续保持同样的速度，以往我们存在很大的失误，致使矛盾和问题大量积累和拖延，某种意义上以往是靠透支发展潜力而获得社会稳定。在人民群众的欲望或期望值被过度激发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成长停滞或下降，将消耗由反腐和转变作风形成的良好局面，甚至因怨气而瓦解党的执政基础。所以，转变执政理念，在保持经济发展适当增长率的同时，更要注重提升社会精神文化水平，用精神上的富足来平衡物质欲望。

（五）及时深入地整顿党风。整党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党建学说的灵活运用与发展。其目的是通过整党整风进一步提高并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提供新的动力。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历数次党的整风运动，包括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以来，在改善党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个成效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是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另一个是转变工作作风，提出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连发15道禁令约束公权人员行为。这也可以视作新一轮的整风，足以相信，只要中央继续抓下去，全党认真执行好，整风成效会出现倍增。

（六）建立完善党员退出机制。人是会变的，包括人的信仰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既然承认变是人的主旋律，则就应有应对变之策略。邓小平指出：‚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但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不合格党员，首先是思想上不合格，思想上不合格行为上就会潜移默化，政党的旗臶就会变色。如果放弃了共产党的信仰，放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追求，放弃了成为共产党员的资格条件，就要让这部分人退出共产党组织。在今年召开的中纪委二次会议上，总书记也提出要清除不合格党员。因此，建立科学、完善的党员退出机制，有利于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有利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及影响力、号召力。

（七）党员队伍的自我修养。要巩固和发扬共产主义信仰，党员队伍的主体责任必不可少。作为一名党员，无论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个人的成长进步，都应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建设。党员要主动用党的核心价值观解决精神归宿问题，用精神平衡物欲。少一点吃喝玩乐，多一点人生思考，感悟幸福在哪里，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价值是什么，我和社会什么关系，奉献和获得的关系，这些问题解决，那么我们就跨到更高境界，我们的精神世界会越来越丰满，我们的信仰会变得越来越坚定。

以上是我对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一些思考，不到或不对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四篇：中国的法治困境与突破

江平：中国的法治困境与突破

主持人张千帆：我在其它高校看到过今晚这种场面，但在北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足见今天这几位学者的魅力。欢迎大家来到“宪政讲坛”第二期，第一期是在今年3月进行的，但是学校不批准教室场地，我们的通知也做得不很到位，效果不甚好。中间4月就停了一次，因为要等法学院这个场地，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不肯定这是不是凯原法学楼开张之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我们要感谢北大法学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

为了补偿中间停办一次，我们这次请出了“超强阵容”。我们的主讲人是一位德高望重、众所周知、所以也不需要我介绍的长者，他现在年逾八旬，但是振臂一呼，振聋发聩，每个人都能听得见他洪亮而悦耳的声音。网上是这么概括他的经历：他是一个曾经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了一条腿的青年，一个曾经在陋室中为孩子编制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

对于和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82年沧桑的他，命运似乎确实有点捉弄人，所有的幸运和厄运都集中在他身上。50年代初他被政府选派为留苏学生，这在当时看来应该是幸运的。听说他还和当时担任莫斯科大学团委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共同工作过，大家可以向他求证一下。1959年以全优成绩毕业以后回国报效，一年之后就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首批右派，这显然是不幸的，此后历经了22年的磨难。78年，他重新回到政法大学讲坛；88年起担任法大校长，但是没过两年时间就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辞职”了。不过许多人认为他“是永远的校长，是法大的精神符号”。

我想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的精神符号。他，就是今天坐在大家面前的江平先生。今天两位评议人也是大名鼎鼎的中青年学者，一位是《洪范评论》执行主编梁治平教授，一位是我们北大自己的、只属于北大的贺卫方教授。

中国法治走过30年，经历了很多坎坷。30年过后，我们走到了十字路口，似乎有点迷失方向。中国法治遇到什么障碍？如何突破这些障碍？下面有请江平先生给我们讲解。

主讲人江平：应该说到北大是很惶恐的，因为前两天在开会的时候千帆教授说希望我到北大来做个报告。我说实在现在精力不够了，身体也不太好了。恐怕做这个讲座撑不下来了。我说能不能够搞一个座谈，两三个人对话很好。他说可以啊。今天我一看又不一样，我是主讲人，两个是评论人。有点“上当”的感觉。

对于北大还是很仰慕，不仅仰慕，应该说我也算是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的，每次走到这看到伯牙塔有点感慨万分，有点感觉我的家园失去了。因为燕京的人一直呼吁恢复燕园，但是现在看来不太可能。燕园要恢复了北大怎么办，再回到红楼去是不可能了。

所以这些历史的现实我记得司徒雷登在故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把他的骨灰埋在燕园，我也为此呼吁过。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了嘛：“再见了，司徒雷登！”现在你怎么又回来呢？所以放在燕园也不太可能。最后只能够放在杭州他的出生点。这点也是一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司徒雷登终身为中国的教育努力奋斗，他所一生创造的燕京大学终究为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我们还是应当感谢他，应当纪念他。

今天让我讲宪法的问题，我坦率说来是外行，因为大家知道我是搞民法的，我是搞私法的。由一个说私法的人来讲宪法显然是有点不太合适。但是我这个人在研究私法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私法是一个国家法律的基础，没有对于私权神圣的保障，一个文明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但是话说回来了私法之所以能够得到存在，也必须由一个宪法更大范围内的保护，或者说在中国这么长的时间内几千年，中国的私权主要是受到公权力的侵犯。因此没有宪法的完善，没有宪政的实现，恐怕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在20多年前，当初在七届人大的时候，当时就是讨论两个法，一个是叫做人民代表法，一个是人民监督法。这两个法起草了经过20年之后《代表法》很快通过了，但是《监督法》却是困难重重。后来也通过了，但是我发现这个《监督法》跟原来我们所设想的一些内容好像退步了不少。我记得当时《监督法》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宪法监督的问题，谁来实现宪法监督。

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委员会，一个是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那么这两个意见考虑的结果比较多的人趋向认为在中国设立宪法法院还是太早，或者宪法法院还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你要搞这个宪法法院那谁来宪法法院的院长呢？党的领导跟宪法法院又怎么来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不太好解决。

而当时觉得搞一个宪法委员会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你想我们如果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涉及到违宪的问题由他来监督审查，那应该说在现有体制下并不是太费力的。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的监督法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了，我们的宪法监督还是通过我们原来所说的人大常委会来实现宪法监督。这样的话，宪法监督实际上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一个局级的机构先来审核涉及到违宪的问题，至于程序那还是投入人大常委会的程序来完成。所以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失望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监督没有向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踏步。

前一段我们也看到中国对于宪法诉讼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从山东的学生提起诉讼，现在法院把它定为是宪法诉讼，所以人们对于宪法诉讼谈得越来越多。其实宪法诉讼和宪法监督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既然有了宪法监督，就有了宪法的诉讼问题。后来我们也听说中央有一个同志不提宪法诉讼，而且明确提出来以后涉及到宪法诉讼的问题都不要有书或者有研究的成果。这样的话人们又存在一个糊涂了，我们研究宪法，我们研究宪法的诉讼，但是我们现在不许提宪法诉讼。

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呢？因为我认识一位苏州大学很有名的行政法的教授杨海坤，有一次开会他跟我说我写了一本宪法诉讼的书，而且我写完了也印刷了，也印完了，书也出来了。但是得到了一个通知不许提宪法诉讼，所以你这本书不能够出版。他说不出版那就算了吧。我是作者能不能给我一份呢。他说现在上面有命令，书都要销毁，因此不能够给你一本。他也感到很尴尬。既然宪法能够提，宪政也可以来讨论，宪法的诉讼却不能够来提。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宪法的权利怎么保障呢？宪法的权利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方式它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权利。如果我们连诉讼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寻求保障的道路呢，我们只通过一个比较空的宪政的机构去提出，真正能够审查你这个违宪的案件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是在全国人大那得到支持，得到批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涉及到宪法权利的救济的手段，最现实的是宪法诉讼。

我在那次纪念蔡骏建的会议上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当初在1987年的时候，讨论到民法通则颁布了一周年在一个纪念会上，当时陶西进同志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有了民法，有了民事 诉讼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但是我们现在就缺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而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薄弱的，所以他建议我们下一步的立法应该抓住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所以王汉宾就提出来他说陶老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但是我们没有经验可寻，我们自己这在方面的研究也很差，所以他建议先成立一个行政立法研究小组。当时因为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而且当时我们学校的行政法的力量比较强，所以这样的话就搞了一个行政立法研究组。在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的时候，陶西进同志是坚持主张搞一个行政法大纲。而我们研究了一段之后觉得行政法大纲是很难搞得，你想把我们现在各个领域里面的行政权力用一个行政实体法把它概括起来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当时研究能不能按照民法的办法用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大家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啊，我们中国有的时候就需要通过诉讼法来促进实体法。

你比如说计划生育我们没有什么法，但是如果我们有了一个诉讼程序可以来告计划生育的机构，那就会促进这个计划生育机构来完善它的实体法。我们把这个想法和陶老和法工委汇报他们都很赞成，所以行政诉讼法就有了。最后我们通过行政诉讼法促进了行政实体法的完善。所以后来我们搞了十年的行政立法纲要等等，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进一步发展到宪法的诉讼，通过宪法诉讼能促进宪政的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这一条我们看得很清楚。行政法告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没有权利的救济，就没有权利的本身。如果我们连权利救济手段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够保障我们的宪法的权利得到实现呢。我们宪法许多权利还是落空的。比如说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甚至到了已经通过的游行示威法没有任何救济手段，现在没有公安部门批准你照样游行。公安部门想管也管不住。

可是呢，你救济手段呢？我能不能够通过宪法来保护我的权利呢？没有。所以这一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在我们的心目中。最近，我看到深圳市一个报道，深圳市公安部门为了很快要召开的大运会的安全，公布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在深圳市对于社会治安有高度危险的人进行严格的控制。把他区分为17种人。这17种人总共有八万人，这八万人要勒令离开深圳市。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法学界的人也好，律师也好，其他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我也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欠妥的。

我最早教的是罗马法，罗马法里面有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所谓人格减等跟民事权利的剥夺还不是一回事，我们知道在法国民法里原来有民事权利的死亡，把民事权利全部剥夺了，那不就跟死了差不多吗。因为民事权利都没有了，他还有什么生存的空间呢。在罗马法里面奴隶可能他没有民事权利，但是自由人他完全可以人格减等，如果你有不名誉行为，如果你有按照现在说法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的人，可以人格减等。人格减等以后许多职业他不能从事。你像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都不能够担任。这不是一个人格减等的制度吗。现在也有人说这不就是公民的三六九等，宪法上写的很清楚公民是平等的，但是到了这个城市里面由于你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一样，给你区分为不同的人等。

又回到印度的贱民制度，公民也可以分为若干等。这种制度一实行之后，我看到下面紧接着在惠州市和东莞市发生恐慌了，因为这八万人不能在深圳生存了，他就要离开深圳了，离开深圳到哪去呢。他可能还不太愿意回乡，他当然往周围的城市去了。那往周围的城市就跑惠州去了，跑东莞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如果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一套这样的制度，我可以把危险推到周边的城市，周围的城市安全谁来管？显然这个制度一出现之后，周边的城市也会相应来制订一些政策。他也会制订一些对社会有比较大的危险的人采取法律上的抵制行为。这样下去的话中国就太危险了。

可是我们报纸上说了这么多反对的意见，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深圳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还是表示这个制度还要坚持实行。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来制止他们呢？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中国说来最先改革的地方却实行了最落后的办法，我们去用宪法的手段去抵制它呢。我们没有宪政和宪法的诉讼，我们没法提起诉讼。我们顶多又是像原来的三个博士对于孙志刚案件那些上书常委会。常委会如果明智一点可能自己就把收容审查条例给撤销了，给废除了，但是如果他不明智呢，我们还是没有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手中确实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年曾经在报上说过中国法治“大倒退”，我说完网上出现之后，很多人跟我说表示支持。我想北大的学生肯定也会支持。中国法治确实面临一个倒退的局面，我常常说中国的法治是有进步有退步，但是总的来说是近两步退一步还是在前进，但是我可以说最近我们是退两步进一步了，我们是退为主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这个时间长期存下去，那我们法治就很危险。

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关心李庄的案件，他下个月就要出来了。在聚会上我就常常关心这个问题，我说到底李庄出来之后会说什么话呢。他在二审的时候说过我服罪，我认罪，然后在出厅的时候他又大喊我有话要说，又没让他说，那么他这些话会不会在以后某种场合中来说明这个问题呢。如果真的在二审的时候，他当初不得已而服罪，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自己感觉到受了欺骗，他在临走的时候又大喊他有话要说，那这个法庭应该继续开庭，让他再继续说。你又不让他说，你又给他判了刑，那他现在要说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一审判了刑以后，后来又搞了一个漏罪，又要漏罪判刑。这就是很难使人理解了。

我想我们对于李庄并不是为了他个人，我跟李庄并不认识，对他没有多大的本人好感，但是我为了律师这个职业觉得有必要说话。如果我们一个律师都处在这种状态下，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律师都是时刻感觉到我是在刑事责任的危险下来进行一些辩护的话，那怎么行呢？

最先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对于李庄案件的看法。我说对于李庄的问题我不太了解，他给我看了一个材料。当初对李庄是两个罪名来起诉的。一个是合同诈骗，欺诈。再有一个就是伪证罪。后来我们看到头一个罪名，也就是说新的罪名比原来更重的罪名取消了，没有再提出。从这点来说检察机关也算实事求是。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伪证罪了。伪证罪严格说来，我觉得这个伪证罪应该是更多强调疏证罪，确实他确确实实伪造了一个文件那你还好说，现在伪证的是什么呢？是口头的证据。而口头证据又没有让证人来出庭。第一次的伪证罪涉及到的那个姓宫，以眼色来指示人家翻供，这就是个很玄妙的问题。当时的被告全部都是在公安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的面，怎么可能做伪证呢。而现在这一次所说的伪证居然还是吸毒犯，而我们这个吸毒犯本身他的心理状态就是很不稳定的。而且吸毒犯他所指证的究竟是一个借款的伪证，还是一个投资款的伪证呢，里面也有说不太清楚的地方。那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换证人出庭呢。像西方国家辩护人和控告人对证人做交叉询问，这样的话以表示它的公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检察院撤诉了。这是很英明的吧，至少说明它是在尊重法治的表现。

有人几次问这个案子究竟是法律的原因撤诉呢，还是政治的原因撤诉。我说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也没有通天的关系。但是从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个案子应该说既有法律上的胜利，又有群众舆论上支持的胜利。因为我们从法律上来看，法律的漏洞太大，如果检察院再继续这样一种办法，它在法律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政治方面原因有没有？我觉得也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机，这一次对于李庄漏罪再次提起诉讼，绝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觉得欲加之罪何患无穷，因为一个人已经判刑了，你又要他的身上加一点罪那还不容易啊，他也可以说他对我的案例里边也做了伪证，从动机上来说也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过，所以这次的漏罪的提起诉讼，应该说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律师界的民心，失去了法律界得民心，也失去了中国许多普普通通老百姓的心。

也可以说我们的领导人也要思考思考，在现在中东危机还在继续存在，还在扩大，从利比亚闹到叙利亚，闹到中东许多地方不得安宁，这个**会不会继续蔓延，这个问题要思考。如果确实老百姓意见比较大，有些聚会再有一些动作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律师身上给他穷追不舍，抓了不放，非要置之死地，这就不合适。我觉得作为政治家他要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出路，我觉得在中国现在情况下，影响到我们法治建设有两个最根本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一个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论，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论。蔡骏建同志在他的文章里面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新时代的两个凡是。就是指这两个凡是。一个是稳定压到一切，凡是影响稳定的都要不行，第二个就是中国情况特殊。我也在不同的情况讲到过这两个凡是。你想想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是首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我们提了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口号的改变我不知道由来有些什么，但是至少有一条说来很明显的讲话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当然发展是硬道理，严格说来也有不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科学发展。这也对。你不能盲目的来发展，你不能破坏资源的来发展。

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现在我们提的是稳定压倒一切，那这里面就有了人治的嫌疑，因为什么是稳定？我们没有“稳定法”，没有给稳定作出一个界限，到什么情况是破坏稳定，我们的稳定都是由当地的党政机关一把手负责人来决定是不是影响了稳定。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现在深圳说八万人住在这影响稳定，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八万人就要离开深圳，不能在这居住。可是这个稳定是人治因素主要作用。如果我们人治确定什么是稳定，什么是不稳定，甚至一个政法委员，甚至一个公安局他就能确定是稳定还是不稳定，那中国又是走向了人治的道路，又退向了人治。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怕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个报上发表了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法院做出一个判决，判决已经生效了，现在要执行了。但是当地的政法部门说稳定压倒一切，你现在这么个做法老百姓有意见，不稳定啊。不一定就推迟执行，所以一个法院的判决都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推迟执行，一个法律也可以因为稳定压倒一切而不生效，那这样的话稳定就在法治之上了。所以我说再多强调的稳定也不能够压倒法治，压倒宪政，法治和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它。

我想我们在讲到中国情况特殊论的时候也应该认识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哪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连一个澳门都有它特殊的情况。你能说澳门的法律与法治没有它的特殊点呢。它的法律当然跟葡萄牙本土的法律不一样。香港的普通法跟英国的普通法大大不一样了。那是因为考虑到香港自己的本土国情。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所讲的法治应该有三个角度，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律既是一个制度，又是一个方法，而且它也是一个理念。说它是制度，当然很明显我们一个法律就是一个制度，我们的法律制度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跟西方国家那是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土地制度，我们的其他情况都不太一样。外国有承包责任制吗，外国有集体所有吗？没有。所以从具体制度来说绝对是有每个国家的不同点。但是我从方法角度来说就不一样了。美国人爱讲方法，到美国学习法律，你一个课堂讨论，讨论完了之后你要问老师你的看法是什么，老师说我没看法。我教你的只是方法。因为方法是永远不变的。而法律的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它会随时发生变化。在这一点来说，学习方法某种意义来说比学习制度更重要。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法律还有一个理念，这个法律作为理念来说就应该包含一个共同的准则。我想我们讲了法律它的自由也好，民主也好，我们讲的人权也好，我们讲的公平正义也好，这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一个法律如果没有公平正义还叫什么法律啊，如果我们法律本身的民族自由人权都不讲的话，我们还叫什么法律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法律作为它的理念来说它有很多的共性，而这些共性是不能够被人类所抹杀，而且也不能以强调一个国家自己所特有的民族特点来把共性抹杀，这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是生活在一个世界范围内，中国跟各个国家来往更多了，我们把原来的阶级斗争也以我们现在的理解，法律来加以纠正和改变，所以这个共同的理念是不能够改变的。我想，我们要完善我们的法治和宪政，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怎么能够使我们国家的党政权力更好的完善，这个题目完全可以来做啊。我们现在不仅是党政不分，而且很多是以党的机构来行使政府的权力，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说现在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或者在我们的各个机构里面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负责制，这些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我常说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就是一个校长，它的党委只是机关党委性质，只负责发展党员和教育党员。它没有领导一个学校的职能。那你说它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你能说在当时很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这样的一种机制，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第五篇：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困境与突破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困境与突破

云南是中华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就有25个，云南独有民族15个，跨境民族16个，少数民族人口达15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3。少数民族教育对云南民族平等、团结、边疆及社会稳定都至关重要。是关乎到云南是否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问题，是关乎到云南各族人民梦想是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务须克服困境，寻求突破。云南少数民族教育存在的困境

由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加上长期对民族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薄弱，教育水平相对滞后，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巩固率低，文盲率高的问题较为突出，民族教育面临着一些困境。

（一）居住地区的差异带来对少数民族受教育的差异。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以聚居、杂居、散居三种类型并存。主要聚居于内地坝区和边疆河谷的有回族、满族、白族、纳西族、蒙古族、壮族、傣族、阿昌族、布依族、水族等10个民族；主要聚居于半山区的有哈尼族、瑶族、拉祜族、佤族、景颇族、布朗族、德昂族、基诺族等8个民族；主要聚居在高山区的有苗族、傈僳族、藏族、普米族、怒族、独龙族等6个民族；彝族在半山区和高山区都有分布。一般认为，居住在坝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交通等条件较为优越，居住在半山区的次之，居住在高山区的较为不利。居住在坝区的少数民族教育水平整体不仅普遍高于居住在其它地区少数民族受教育水平，而且居住在坝区的少数民族受研究生教育水平还高出汉族总体水平两倍多。居住在半山区和高山区的彝族受教育水平夹在居住于高山区的6个民族和居住在半山区的8个民族之间。

（二）经济收入的差异对少数民族受教育也带来差异。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落后制约其教育的发展水平。目前，云南省仍有7个人口不足10万的特有民族仍较为贫困，如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和独龙族。其中，整体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是德昂族、怒族和独龙族。这3个少数民族整体上仍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其受教育的状况更为严峻。

（三）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人口多、地区政策的差异是云南教育基础薄弱和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省财政不能自给的地区基本上都是民族自治地方、边境地区和民族贫困地区；全省的国家扶贫攻坚重点县也是民族自治地方和边境一线；全省扶贫攻坚重点乡也是民族乡或少数民族聚居的乡。

（四）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地区，有效政策对教育的扶持还远远不够。云南省虽然少数民族众多，但并不是民族自治区，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特殊扶持政策，在全省很多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地方均享受不到。全社会对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特点和困难在许多方面了解远远不够，对教育的支持也难以完全契合当地的实际。

（五）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校点分散、办学规模小、效益低。由于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山高谷深，村落分散，全省有5个州市的人口密度不足55人/平方公里。加之改革开放后，政府本着方便群众子女就近入学的原则，发动群众办学，村村有学校，从客观上造成了学校布点缺乏合理性。中小学校点分散、办学规模小、效益低。

（六）师资缺乏，素质偏低，流失严重。在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贫困地方，大量的教学点和初高小分离的教学现状，使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与国家和我省规定的生师比相比，差距甚大。

（七）民族学生贫困面较大，中小学生入学巩固难、控辍保学任务较重。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扶持力度，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了“三免费”和“两免一补”政策，极大的缓解了农村贫困家庭的经济压力。但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农村家庭仍在温饱线上徘徊。

（八）双语教育发展缓慢、滞后。云南自 1998年以来，民文教材纳入省统一审定后，民文教材工作逐步有所改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 年对10个民族13个文种29本4127页399.3 万字新课改教材进行了审查审定，并于当年向各地出版发行使用，解决了双语教学师生们期盼多年的问题。但是，新课改民文教材的出版，却面临着许多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宣传力度不够大；二是贫困学生购书难的问题；三是云南省的双语教学教师尤为缺乏。

（九）跨境民族教育存在诸多困难。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三个国家接壤，陆地边境线4060公里，有16个跨境民族跨境而居，占全国跨境民族的47%；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全部为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沿边跨境民族地区既是贫困人口较为集中、贫困程度较深、扶贫难度较大的地区，又是政治、民族、宗教、生态等方面非常敏感的地区。由于云南沿边境跨境民族聚集区多数为贫困山区，山高坡陡，交通闭塞，许多跨境民族不通汉语，大多数民族群众没有走出过世代生活的大山，他们对云南内地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对全国各地的认识是陌生的。因此，跨境民族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或影响是缺乏国家观念的。他们只能从沿边境地区或到周边国家的所见所闻来影响自己的孩子，因此，跨境民族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或中国文化的认同是脆弱的，外部环境往往会改变他们的看法和判断。虽然改革开放打开了内地与边境地区交往的宽度，内地移民向边境地区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拉近了边境地区与内地的距离。但是，周边国家对跨境民族的影响也随着向外开放的深度有所加强，边境地区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

云南少数民族教育的突破

近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以立法来确保少数民族教育的平稳、快速发展，以加大投资力度来助推民族教育发展。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一）云南将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助学力度，尤其是对八个人口较少民族、四个深度贫困民族和藏区，逐步实现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加大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增加建设一批寄宿制民族中小学校和高中民族班、民族预科班、特有民族中专班，提高寄宿学生生活补助标准，扩大寄宿制民族中学办学规模。

（二）出台《云南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使云南民族教育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颁布了《云南少数民族教育条例》，《条例》鼓励民族教育采取多种办学形式，建立具有少数民族教育特色并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教育体系。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经费，举办以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民办学校。《条例》还要求少数民族中、小学突出少数民族学校的办学特色，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纳入相应课程。普及民族地区高中阶段教育和学前教育，加快建立以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的学前教育体系，实施学前一年的免费教育。高等学校要重视并加强具有民族特色的重点学科和专业建设，加快少数民族高层次及应用型人才培养；采取特殊措施为人口较少民族和发展滞后的民族支系举办本、专科班。对于民族教育的投入与保障，《条例》也作出明确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省统筹，省、州(市)、县合理分担的少数民族教育投入管理体制，保证各级各类少数民族教育经费的稳步增长。各级人民政府还设立少数民族教育专项补助资金，对少数民族聚居区、边境地区、内地高寒山区和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给予专项补助。国际组织教育贷款、海外和港澳台教育捐款的分配重点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三）不断探索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新模式。近年来，云南还依托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建立云南少数民族本专科预科教育基地，鼓励省内各类高校面向少数民族地区，定向培养特殊行业需要的高层次人才、专门人才，尤其是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教师队伍。为认真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加快我省民族教育发展和少数民族人才培养的步伐，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云南民族中学、云南师大附属中学和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将继续面向全省16个州市招收少数民族应届优秀初中毕业生和小学毕业生。如2012年，云南民族中学高中班招生400名，初中班招生36名；云南师大附属中学民族高中班100名；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中班招生35名。

（四）加大跨境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在制定民族地区教育的战略中，把边境地区的民族教育作为重点来加强。自 1996年以来，云南省投入6405万元加强口岸学校和25个边境县一中建设，建起了127所边境口岸学校，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学校。从2000年起，云南省拨专款1800万元，每生每年补助150元，对25个边境县（市）的近14万名小学生实行免除教科书费、杂费、文具费的三免费教育。还建立了贫困生助学基金。1996年，云南省投入530万元，在12个边境县的31个贫困乡建立了贫困生助学基金，拨出2000万元专款，加上社会筹集的1500万元，建立了高校贫困生助学基金，之后，云南省高校学生再无一人因贫困而失学。截至2000年，云南省中小学贫困生助学基金已达1亿元。根据《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云南将加快推进“国门学校”建设，着力改善边境地区民族教育办学条件。优先支持25个边境县的117个边境沿线乡镇中小学和藏区中小学标准化建设，以及边境民族地区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提升边境州市高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增强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

（五）把民族团结教育作为民族教育的特色来抓好。近年来，各地教育、民族工作部门密切配合，按照教育部、国家民委的部署和省里的要求，利用教材并结合当地实际和国际、国内形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知识讲座、民族知识竞赛、故事会、征文评选、演讲比赛、参观考察等活动，使学生真正从小接受马列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常识的教育，为构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和谐云南做出应有的贡献。

（六）办好寄宿制教育和“双语”教育。云南省教育部门在民族贫困地区举办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投入民族教育资金用于完善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包括探索实施民族地区学前双语免费教育、特困民族地区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加大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提高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扩大补助覆盖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加强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建设等。同时还大力推广“双语双文”教学。云南省民族种类众多，世居的2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水族通用汉语外，其余22种民族的600多万人使用着26种语言。按照《宪法》、《教育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云南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双语双文”教学，现在已对21种民族文字进行民、汉双语教学或扫盲。“九五”以来，云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正式审定了8个民族的59本民文教材，正式出版了4个民族6种文字的10本教材。为进一步加强“双语”教育，把“双语”教育纳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还开办一批“双语”幼儿园。此外，根据国家标准，参照2010年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和“两免”标准测算，云南省五年预计投入资金86.1亿元用于义务教育经费补助；10亿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民族地区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

（七）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考虑到农村中小学区域广、生源分散、教学点较多等特点，合理核定这些地区教职员工的编制，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聘任制度，安排一定数量农村教师脱产进修。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教学语言使用的特殊情况，通过当地大学附设或由政府特殊批准成立少数民族地区教师语言教育学院，专门培养当地急需的双语和三语（民语、汉语、英语）教师，从更本上保证当地的教师资源数量和素质。

目前，云南25个少数民族均有了自己的大学生、中专生，不少民族有了硕士生和博士生，基本形成了从民族幼儿园到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中专、民族大学的具有云南特色的少数民族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