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

第一篇：再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

再认识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报告进一步要求“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二五”规划继续认定“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再一次强调：“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过去 10年，我们紧紧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积极战胜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实现了大有作为的承诺。中国在过去的 10年“很不平坦”，一来因为“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二来因为“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但我们依然奋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综合实力大大加强，国际地位有了巨大提升。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因为当今世界发展大势，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当代中国发展大势，仍然是谋发展、惠民生、促和谐。国际格局开始发生演变，我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基本趋势并没有变化，还不至于改变对发展大势的基本判断。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再次大有作为，关键取决于我们的思想认识，取决于我们的工作力度，取决于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步伐，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坚持三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坚持既定的指导思想、正确道路和发展方针。

第二篇：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大众网-大众日报2003-02-15 06:30:52 qlwb200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是在充分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所处现实地位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今后二十年的中国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所谓机遇，是指在一定时间、空间、环境和条件下出现的对事物发展有利的可能性。机遇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它具有稍纵即逝、不可复生的特点，如果说机遇是一种客观可能性的话，机遇意识则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包括判断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趋利避害，超常发展等内容。强烈的机遇意识，是我党三代领导核心共同的政治品格。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他们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高超的战略判断力，超人的政治胆识，杰出的领导艺术，坚定的政治决心，乘势、顺变、借力、顺应规律，把握机遇，发挥主动，在历史的进程中，导演了一幕又一幕波澜壮阔的活剧，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跃升式的发展，从而成就了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局面。机遇意识，作为政治智慧、政治眼光、政治经验、政治胆识、战略艺术和领导才能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是把握历史机遇，实现战略突破的先师。战争时期不说，解放以后，在国际斗争中，他利用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成功地把握住两次战略机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苏联结盟，进行了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在七十年代，又与美国改善关系，开始利用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自己。到冷战结束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在整个二十纪八十年代把握住了冷战结束前的最后一次战略机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进行了改革，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实现了转型。相反，苏联、东欧国家则失去了这次机遇，在内乱中或解体，或变色。在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发展，强调速度，为此还创造了“不争论”的原则，目的是避免无谓的口舌之争，抓住机会，抓住时间，加快发展。他在多次谈话中强调要利用机遇、抓住机遇，他所提出的“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要求，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部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冷战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所提供的战略机遇，使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十条经验中的第二条，就有“必须抓住一切机遇加快发展”。江泽民同志对抓机遇、谋发展，可以说逢会必讲，有许多重要指示。他在党的十四大上要求全党在整个九十年代抓住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他一再强调，这个指导思想要“坚定不移”。他还指出，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发展的机遇不是很多的。能不能抓住时机，做好深化改革的文章，促进国民经济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是对我们的考验和检验。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提出“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因循守旧。”十三年的实践证明，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步伐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向温饱、由温饱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突破；对外经济关系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向全面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起点。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论断，它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这些依据包括：对一个战略时期内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判断，对我们已取得的综合国力基

础的判断，对我国下一步发展目标的确定和发展阶段的规划，对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的清醒认识，对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信心，等等。对于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周期的认识，对于加入世贸组织五年过渡期之后与外部世界接轨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认识，对于西部大开发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梯度递进效应的认识，也是中央作出这一论断的科学依据。无独有偶，一些世界主要国家，如美国也把二十一世纪头十五年作为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战略机遇期加以认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党的判断是十分正确的。

“战略机遇期”是一个综合性、全面性的论断。机遇对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内容。美国对二十一世纪头十五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主要着眼于安全和政治领域，而中共十六大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却是一个着眼于全面的判断。从领域来说，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安全等诸多方面；从门类来说，它包括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从地区来说，它包括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省、市、县、乡各级。各有各的机遇。机遇期是战略的，但机遇又是具体的，是由一个个机会构成的。大大小小、方方面面的机遇都不能放过，这才叫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判断机遇的目的在于抓住机遇，抓住机遇的关键在于加快发展，大有作为。我们要坚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根本指导思想，坚定信念，再闯新路，顺应时代的发展，研究新情况，把握新特点，总结新经验，形成新观点，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各项工作实践。要坚持把促进发展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重中之重的任务，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坚持把创新作为全面推进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的根本动力。■姜文艺

第三篇：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

我国现代化建设正处于从量变向质变飞跃的重要时期，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必须把经济增长质量放在第一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GDP年均持续增长，2003年总量突破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超过1000美元，上了一个大台阶。国际经验表明，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跨越，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时期。搞得好，就可以跨入新的发展阶段，继续迈上新台阶；搞不好，则会徘徊不前甚至倒退，造成经济和社会动荡。

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实现的。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能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火电供电煤耗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21％，水泥可比能耗45％。发达国家的投入产出比为1：1，世界平均为2．9：1，我国2003年为5：1。2003年，按照汇率计算，我国GDP占世界的38％，但消耗的钢材、煤炭、水泥则分别相当于世界的36％、30％和55％。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产品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500多倍；木材综合利用率只相当发达国家的八分之一。这些情况说明，我国企业的技术含量很低，总体上处在粗放经营的水平上。

其次，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进入低谷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还要考虑到，农户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现在，占全社会50％的农业劳动力只创造GDP的15％，占人口80％的农民，其总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只占不到20％。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城乡差距还突出表现为人口素质的差距，我国的法盲、科盲、文盲，主要在农村。

第三，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1952—1978年，区域政策几经变化，但东、中、西部在全国经济总量的变化不大。改革开放以来，纵向比较，各个地区都有很大发展；横向比较，地区差距明显扩大。经济总量，198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的比重从50．20％增加到58．86％，上升近9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比重相应下降。这种差距在近期内仍将呈继续扩大的趋势。

第四，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发展相对失衡。据联合国发展署2003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而中国社会发展却排名世界第104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以教育和卫生事业为例，200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8年，仍有9％的成人是文盲。我国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87％的农民完全是自费医疗。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排名，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为第188名。

第五，社会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日益突出。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与社会财

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但由于多年积累，我国收入差距开始拉大。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20％的高收入户占调查户收入的51％，而20％的低收入户仅占全部调查户的4％，高低收入的差距从改革初期的⒋5：1扩大到12．66：1。收入差距的扩大加剧了已有的社会矛盾，高收入阶层出现，城乡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城乡贫困人口问题凸现，社会公正问题突出，以收入差别为主的全面社会差别拉开，以利益矛盾为主要表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第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水环境状况严峻。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1，全国600多个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严重缺水。很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30％。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海污染严重。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2003年监测的340个城市中，轻微污染、严重污染的分别占32％和27％。生态环境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草原退化严重。

第七，资源形势严峻。〔1〕耕地资源。我国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3％，占世界总量的8．4％。但这几年，滥占耕地严重，1996—2003年7年间，全国耕地净减少了1亿亩，占全国耕地总量的5％以上，目前人均仅有耕地1．43亩。〔2〕矿产资源。目前，我国除煤炭和建材非金属矿产外，其他矿产已有2／3的国有骨干矿山进入中后期。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6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074立方米，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和4．3％。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石油消费国和第七石油进口国。到2010年，国内石油资源对需求的保证程度不到60％，到2020年，只有42％，对外依存度将逐年提高。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3〕海洋资源。目前我国开发利用程度不高，海洋调查勘查程度低，可开发的重要资源底数不清，海洋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海洋经济的宏观指导协调和规划不够，海洋科技总体水平低，海洋产业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

第四篇：瞭望：“战略机遇期”盛世忧患录

《瞭望》：“战略机遇期”盛世忧患录

西方大国对华政策由“全面交往”转向遏制，全球资本市场对中国“投资天堂”的重视度在下降，周边环境日趋复杂，此三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结构变化同时出现，给中国战略机遇期带来深刻影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任卫东 刘书云 丛峰 崔峰

在一个多月的采访调研中，谈起“机遇前所未有”，绝大多数各界干部群众有共识、有期盼；论起“挑战前所未有”，许多人深怀忧虑，甚至言辞激烈。他们特别向本刊记者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困难、问题与矛盾，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感、紧迫感，居安思危，妥善应对。”

面临八大“双紧”环境

受访干部群众谈到未来5～10年时认为，尽管机遇“仍将存在”，但相对而言，我国发展环境不再宽松，甚至变窄收小，战略机遇期将面临国内外八方面“双紧”局面。

世界经济进入低迷期，将对我国发展提出新挑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说，欧债危机短期内无解，美国经济复苏乏力，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贸易保护措施增加，“仅今年以来，美对我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就多达30多项。”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步伐加快，将使中美关系对抗因素明显增加。“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时刻准备挑战它的挑战者。”不少专家和官员指出，对于仍在快速崛起的中国，美国基于国家利益必然会从战略上遏制和打压，“更何况，还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与一些国家关系进入“摩擦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孤立”风险。国防大学战略所副所长孟祥青说，大国崛起必然经历三个时期：准备期、摩擦期、接受期，“我国崛起正处于摩擦期。近年与多个国家发生的激烈争端，就是代表性事件。”上海市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高兰说，“如果既无真正盟友，也找不到真正朋友，将会陷入安全孤立。”

在多边场合面临“一对多”斗争，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政策选择困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姜跃春说，“世界重心向亚洲转移，中国成为舞台中心，也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所长刘锋指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多个要素在南海“聚齐”了，既要维权，又要维稳，进退两难。同时，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地步，给抓住战略机遇期带来现实威胁。

国内经济问题突出，科学发展任务繁重，转方式、调结构进展较慢。许多受访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指出：中央早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但从“九五”到“十二五”始终进展不尽如人意，除了客观因素，应总结反思其深层次原因。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呈“倒逼”之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说，现在改革阻力加大，所以深层次矛盾凸显出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如今改革是改自己，不改又不行，决策者往往左右为难。”

社会矛盾突出，利益协调难度越来越大。苏州市纪委书记王天琦提醒本刊记者关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底层上升通道变窄，„压力山大‟成为流行语。”

反腐倡廉形势严峻，腐败现象成为影响执政安全的首要因素。在半月谈杂志的问卷调查中，66.33%的人把“反腐败”作为党的建设当务之急的首选。受访的各界人士几乎都把腐败问题列为影响执政安全的首要因素。

严重干扰民族复兴进程五大风险

不少采访对象尖锐地指出，国际国内“双紧”趋势，容易产生“蝴蝶效应”，要关注国际国内互动的“叠加效应”。并提出，当前尤其要谨防五种风险干扰甚至打断我国战略机遇期。

严重的国际冲突干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回答新华网“您对未来10年至20年我国周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的判断”时，参与调查的54075名网民中选择“非常可能”和“有一定可能性”的高达86.42%。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等专家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尽管大规模战争不太可能，但周边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大，现在就应认真思考、准备周全预案。

特大贪腐案件发生，对党的形象造成致命伤害。许多受访者反映，从某种意义讲，经济危机并不是我国面临的最大危机，不少腐败案件给党的形象造成的重创前所未有，极大加剧了日益严重的“三信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

群体性事件处理如果失当，可能导致社会局面恶化。多年研究重大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单光鼐分析说，我国群体性事件变化趋势不断发出警示：各种社会思潮相当活跃，不满在网络空间放大，政治化诉求开始出现，社会运行形态变化值得注意。

经济遭受深重打击或出现严重通胀，导致社会阶层利益受损，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说，当前中国经济既有紧缩之困，又有滞胀之忧。如 2 果形势恶化，外资大规模撤离，民营企业也会走入困境。尤其是，一旦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民众财富被严重剥夺后，社会危机可能发生。

极端社会思潮绑架民意，加之境外敌对势力，可能引发思想混乱，撕裂社会。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等学者认为，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机遇都是被极端社会思潮左右而丢失的。目前国内一些不良思潮蔓延，这些极端思潮不仅会造成社会对立，还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这些问题，各种极端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机遇得失“关键在党”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不负众望危中寻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受访干部群众认为，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与其说战略机遇的有无是对国家的挑战，不如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挑战。”

其一，能否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在党能否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沉着应对，在正确道路上坚定前进毫不动摇。

李君如等专家认为，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要使每一位党员懂得，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动摇。只要全党凝成共识，真正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就不仅会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还会延长战略机遇期。”

其二，能否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在党能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能力，使党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小广等专家分析说，党的干部队伍经受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等多重严峻考验，目前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突出表现为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诸多危险。”

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告诉本刊记者，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首先，要正视这些问题，以强大的自信和高度自觉勇于解剖自身存在的问题；其次，要勇于接受人民的监督，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其三，要始终保持党和群众血肉联系，并将其作为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基础工程抓出实效。

其三，能否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在党能否以史为鉴，跳出执政成败“周期律”，不失时机深化改革，回应群众的深切期待和呼唤。

长期研究党建理论的专家认为，“未来3至5年将是非常困难的阶段”，严重威胁战略机遇期。如何跳出67年前黄炎培老先生所说的“兴亡周期律”的历史怪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破解的时代命题。

“为什么苏联老百姓对执政70年的苏共下台反应平静？”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所前所长吴恩远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离不开共产党领导，但是如果不痛下决心，解决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也有被人民抛弃的危险。”

采访中，李慎明、迟福林、柳传志等人士说，面对经济社会和国际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两难”课题，关键要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推进党的自我完善要敢于“亮剑”，要尽快迅速找到办法进一步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在复杂深刻变化的国内外大势中掌握主动，励精图治，顺势而为，创新求变，抓住用好重大战略机遇期，引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第五篇：911事件与中国战略机遇期

911事件与中国战略机遇期

[3193](2011-09-30)

2001年爆发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的最大伤痛，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全球军事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都因911事件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随之改变。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911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回顾911事件爆发后的这10年，是中美关系稳步推进的10年，是中国多边合作成效显著的10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10年。当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世界已经意识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是这世界上最大的赢家。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将21世纪的头20年看作为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基于对世界战略格局和各种世界矛盾深刻分析得出的判断，也必然会考虑到911事件对世界的深刻影响。911恐怖袭击事件在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同时，中国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度过了关键的10年发展期。911事件是惨痛的，没有人愿意这样的悲剧降临于人类，但911事件的发生客观上促使中美战略关系的转变，客观上有利于中国21世纪初战略机遇期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延续。

一、911事件前的美国对华政策

2001年1月20日，随着美国新总统就职仪式的举行，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的内政外交时代正式开始。在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时代，由于中美两国特别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提出致力于建立两国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当然，这仅仅是美国对华政策总体框架中一个比较中听的词，但也是一个积极的目标，展现了两国政府对于推动双边关系的良好愿望。在冷战后的时代，美国政府经过多年摸索，到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已经形成“接触加防范”的对华政策总体框架，其基本内容是：在合作和摩擦中，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内外政策，力图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防止中国对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形成挑战。克林顿政府与中国当然也有摩擦，但由于中美入关谈判的最终成功，中美两国经济的进一步交融，中美两国领导人频繁接触以及建立了相当不错的私人关系，中美之间的合作在多个领域有着良好的进展。如果再把时间推到苏联解体前的冷战时代，美国为与苏联争霸世界，需要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巨大利用价值，采取“联中制苏”政策，当时中美关系虽然热络但也是不成熟的。

小布什在上台前的竞选中谈对华政策时强调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预示着小布什上台后将会改变克林顿政府相对积极的对华政策，会走较为强硬的路线，会突出对华政策中防范和遏制的一面，预示着会有较多的摩擦发生。2001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以此为契机，小布什政府在中美关系的众多问题上先声

夺人、步步紧逼，导致中美关系大幅度倒退。911 事件之前，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已基本成型。

（一）在中美两国战略关系上重新定位。小布什政府将克林顿政府确立的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重新定位为政治上的“战略性竞争对手”和经济上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将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分割为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层面处理。在政治上遏制中国，而在经济上要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好处。

（二）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在中美撞机事件尚未了结时，美国便恢复对中国的侦察飞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表示，美国要重新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欧洲地区威慑苏联为主的防务政策，言外之意就是要把对中国的军事威慑作为美国防务政策的重心。美国增加了瞄准中国战略导弹的数量，调整加强了针对台湾的军事部署，积极筹划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训练和演习。美国不顾中俄等国的反对，执意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意在抑制和削弱中俄针对美国的核威慑力量。美国也加强了与中国周边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实行军事上的围堵，大有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势头。

（三）调整台海政策。2001年4月24日，美国公布了对台军售清单，总值40多亿美元，军售的性能和规模是空前的。小布什政府一改中美建交以来历届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模糊政策”，推出清晰的台海政策：如果中国主动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美国会在军事上介入，协防台湾；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从而引起中国使用武力，美国将不给台湾以支持。小布什更在相关场合宣称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会竭尽所能协助台湾保卫自己。

（四）降低对华政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阶位。美国新政府刻意弱化中国的大国地位，将中美关系置于与其盟国关系之后，有关官员甚至声称“中国并不是一个强国”。小布什政府表示将更加强调日本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中心地位，不会犯克林顿政府为讨好中国而冷落朋友的错误。

总之，从小布什上台到911事件发生这一阶段，美国新政府正在有意识改变克林顿时期的对华政策，而中美撞机事件使得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反华情绪迅速升温发酵，中美关系陷入深重的危机。

二、911事件促使美国对华政策重大调整

2001年9月11日上午，猝不及防的灾祸从天而降，恐怖分子掌控的其中3民航客机撞击了世贸大厦双子楼及五角大楼，还有1架撞击目标为国会大厦因乘客反抗未果，3千多人在事件中罹难。事件因媒体的迅速传播放大给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人造成极其强烈的心理冲击。如此沉重的打击，美国朝野在悲痛中艰难承受并迅速作出反应，同时不得不面对凸现在眼前的无情现实：

首先，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祸害，恐怖分子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发动反恐战争是美国最紧迫的任务；其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存在巨大漏洞，强大的海陆空军备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防范不了恐怖分子的非对称攻击；再次，为了国家安全和重建国民的安全信心，美国必须倾全国之力防范类似的恐怖袭击，同时需要世界相关国家的大力合作；最后，在全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如何根除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应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长期战略来考虑。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9月12日，江泽民主席与小布什通电话，表示中国强烈谴责发生在华盛顿和纽约的恐怖活动，表示愿意协助救援，愿意与美国及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开展合作，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小布什感谢江泽民主席的慰问和哀悼，期待与江泽民主席及世界其他领导人一起，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中国领导人抓住美国因911 事件重新审视评估其全球战略的机会，采取一系列行动，配合和促成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积极转变。在此后的几天内，中美两国领导人数次通话，表达双方的合作诚意，小布什表示将如期参加10月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透露出美国将重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9月21日，中国外长访美，就中美两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具体交换意见。美国官员称：“在反恐怖主义战争中，中国可以证明是一个有益的朋友。”9月25日，中国情报和执法专家组团赴美，与美国情报机构和执法人员进行磋商、交换资讯。此前，中国已采取措施，切断恐怖分子与中国所属银行的关系，以实际行动配合美国的反恐作战。至此，在911事件的背景下，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中美两国在关系跌入谷底后都在采取措施进行修补和重新定位。从政治层面上看，由于美国倾全力打击恐怖主义，不仅需要其盟国的支持，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和配合，美国必须把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放在次要位置，必须防止中美关系的紧张恶化。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是中国的既定政策，中美两国在反恐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在联合国给以予美国政治和外交支持，利用影响力说服巴基斯坦同美国合作，在新疆采取军事措施策应阿富汗战争。中美逐步建立了反恐合作机制，在成立反恐合作小组、情报交流、反恐磋商、限制恐怖活动资金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中美的反恐合作不仅在国家安全方面取得成效，也加强了两国之间政策层面的对话和磋商，促进了政治上的互动、互信。

从经济层面看，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日见紧密，两国贸易量逐年增加，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艰难复苏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愈来愈大，世界需要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同时，中国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各国间只有在经济上紧密合作才能有效化解危机取得发展。从军事层面上看，美国在本世纪初同时陷入两场战争。就伊拉克战争而言，一方面让世界见识了美国令人吃惊的发动现代战争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战争之后的善后是一个甩不掉的巨大包袱。除了美国人特别在意的伤亡人数外，巨额的战争费用也让美国难

以承受。同样，以反恐名义发动的阿富汗战争打了很长时间，虽然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建立了民选政府，但肃清塔利班残余势力非常艰难，阿富汗战争的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两场战争使美国常备军事力量的使用达到极限，美国无意在军事上挑衅中国，惹出进一步的麻烦。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军备建设，但中国的军事战略是防御性的，中国在不触及国家核心利益时，无意同美国进行军事对抗。

911事件促使美国对华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个调整是有阶段性的。从“战略对手”到“利益攸关者”到“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三个阶段的调整时段正好是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

三、中美关系改善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初步形成战略机遇期指对全局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一段时期，一个国家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有其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心，是中国战略机遇期形成的外部条件中的关键因素。911事件促使小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并且对后来的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产生影响，尽管两国间仍有一些摩擦，但中美关系总的趋势是不断改善，这为中国争取国家发展的良好外部条件打下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益攸关方”的提出。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并不必然是美国的“敌人”或者所谓的“战略性竞争对手”。中国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世界，也有利于美国。中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不仅决定东亚的和平稳定，也决定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中美两国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911 事件后，美国朝野上述的观点占了上风。2005年9月21日，小布什政府重臣，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中指出：“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作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该认识到国际体系维系着他们的和平繁荣，因此努力维护这个体系。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面临很多机会，能够成为负责任的一员。”作为一个标志，佐利克的演讲被看作为美国对中国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急剧上升的国际影响力的承认。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制止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等方面进行合作，中国充分体现了在国际事务中维护世界秩序的大国风范和作用，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中美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相当大的部分仍然依赖于出口，中国的出口导向和美国的过度消费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联姻”，覆盖了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GDP，这种联姻主导了世界经济秩序。一方面，中国向美国及世界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产品，同时在国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令人吃惊的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美国国民已经习惯于使用中国产品来降低消费成本，提高生活质量，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尽管美国

在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上对中国屡屡施加压力，但中美经济关系总体上稳定发展，也带动了中国与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愿望。

（三）在台湾问题上扩大共识。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克林顿政府曾经提出“三不”政策，被看作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转变，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小布什上台后一度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叫板，让中国政府绷紧了神经。911事件发生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小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也随着改变。2006年5月，佐利克公开表示：美国必须慎重处理有关问题，美国不能助长台独倾向，因为台湾独立就意味着战争。随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棣也公开表示“我们的政策一直都是反对台湾独立”。显然，美国政府的明确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台独行为，使陈水扁的玩火动作有所收敛。随后，国民党在台湾重新执政，大陆与台湾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改善，美国政府对此表明了欢迎和赞赏的态度。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赞扬海峡两岸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欢迎两岸间新的沟通渠道。美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期待两岸加强经济、政治及其他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当然，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示好是为了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是为了不让台湾问题搅乱中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合作，也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对中国来说，美国不在台湾问题上横生枝节，有利于台海局势的稳定发展，有利于中国抓住机遇集中精力谋发展。

（四）中美关系的最新定位。2011年初，胡锦涛主席应奥巴马总统邀请访美，中美与2011年1月19日发布《中美联合声明》，提出“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美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最新定位；“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这是美国对中国地位和身份的确认。2011年的《中美联合声明》是前10年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成果，也为21 世纪第二个10年的中美关系确定了基调。

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积极进展，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国家集团的外交关系基本上朝积极方向发展，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争取到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间多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大国作用，牢固树立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在众多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增强；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长，GDP从2000年的9万亿人民币增加到2010年的近40万亿人民币，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引擎；中国成功举办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完美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现代中国的和平、友谊、进取精神，中国邀请到了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诸多世界政要参加盛会，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也让中国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与世界的融合，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1 世纪的头10年，难得的机遇已被中国抓住，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已初步形成。

结束语：回顾中国在21 世纪头10年的快速发展，我们不得不庆幸中国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发展必备的外部条件。中美关系对中国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至关重要，中国有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动机和强烈的愿望，但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主动权并不完全掌握在中方，而在911事件发生前，中美关系已经恶化并且难以把握其后来的走向。如前文所说，没有人愿意看到惨痛的911事件的发生，但911事件确实在改变世界战略格局的同时改善了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已经开始实施的以遏制为主的对华政策，使中美两个大国中诸多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防止了中美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领域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抓住机遇，在这关键的10年里，拓展了国际空间，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迈上新的台阶。911事件是无人料到的突发事件，它与促进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初步形成虽然是一种巧合，但两者间的紧密联系又是无可替代的。

安徽巢湖 孙启放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