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案例分析

第一篇：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案例分析

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案例分析

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实事清楚、证据确凿，法院也做出了合法合理的判决，我认为没有什么有争议的地方。针对这项作业，我查阅了网上对案件的陈述、一些法律人士对本案的解释，对照课本上的知识法条，在QQ群上也看了部分同学对该案的理解，下面谈谈我对此案的一些看法。

本案原告与被告争议的焦点之一我觉得是对法律关系的认定。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用人单位。在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是平等的主体，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以及建立劳动关系的条件由其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法确定。劳动法律关系建立后，劳动者是用人单位的职工，处于提供劳动力的被领导地位；用人单位则成为劳动力使用者，处于管理劳动者的领导地位，双方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隶属关系。劳动法律关系的该特征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间具有平等性、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间具有隶属性相区别。雇佣法律关系，是指当事人双方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它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性，没有隶属性。雇佣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不管是雇佣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以及履行，均是平等的，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二者的区别是：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必须是劳动者，且必须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雇佣法律关系的主体则没有上述限制。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具有平等性和隶属性；雇佣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没有隶属性。在案件的陈述中有两段文字对该案法律关系的判定具有决定作用：一是“原告陈维礼从1996年8月起受雇为被告赖国发工作，主

要工作是跟随赖国发经营的运沙车，为汽车换轮胎、在倒车时给主车连接拖车的转动三角架上插插销固定方向、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等。双方口头约定，赖国发每月付给陈维礼工资300元，负责吃、住。”二是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赖国发未经工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故不具有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更不属法律规定的个体经济组织。”充分说明说明陈维礼与赖国发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属于雇佣法律关系。而不是赖国发所称的劳动关系，所以属于人民法院管理范围，无需劳动仲裁就可直接审理，符合程序法。虽然雇佣关系中没有工伤一说，但《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合同中受到人身伤害的，雇主应承担责任，这符合劳动法规定的责任义务和社会主义公德，应当得到支持。唯一存在证据不足之处，是双方订立的口头约定，属于雇佣合同，该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和有效的全部要件，应受法律保护。但要出具以下条件：一是有第三者，既是在场听见有此类口头约定的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者。这条在案件审理的资料中没有提及，但赖国发本人承认了该约定。二是确实由于意外原因导致。这点赖国发认为陈维礼违规操作所致，却提不出相应的有力证据，因此法院不予支持。

赖国发认为1995年1月13日，自己同广汉市连山运输社达成协议，约定由赖国发自己购车加入运输社，车辆由赖国发自己经营，运输社负责管理及协调各种关系并收取一定费用。涉案汽车（车牌号为川F30491）就是赖国发根据这项协议购置的，车辆行驶证和其他相关手续均登记为广汉市连山运输社。因此是事实上的个体工商户，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劳动用工关系，应当受劳动法调整。但赖国发并未经工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不具有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并且还构成事实上的无证经营，应当受到处罚，这点与本案关联不大，但

我觉得可以记录在案，另作处理。

本案另一焦点是赔偿的程度问题。赖国发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约定，即与陈维礼之父达成由赖负担此次住院期间的一切开支，并再支付1000元继续治疗费用，今后不再承担其他责任的善后处理协议。我认为这不但不符合雇佣法律关系中雇员在从事雇佣合同中受到人身伤害的，雇主应承担责任的义务；也是对受伤雇员的一种不负责任放任态度，与社会公德有悖。此外陈维礼所受的伤并不影响他判断事物、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陈维礼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应由其本人或经其委托人行使，本案并未提到陈维礼委托父亲与赖国发达成协议，仅仅是陈维礼的父亲因生活所迫与赖国发达成了协议，本身不具备平等自愿性质，又未经当事人委托，故赖国发这一上诉理由也不成立。因此，赖国发有义务赔偿陈维礼医疗费、伤残抚恤金、医疗补助费、法律援助人员在援助原告陈维礼中开支的办案必要费用及案件受理、诉讼费用。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七日

第二篇：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

陈维礼诉赖国发雇佣合同纠纷案原告：陈维礼，男，３５岁，四川省中江县人，农民。委托代理人：范军，四川德阳锦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赖国发，男，５４岁，四川省广汉市人，广汉市连山镇供销合作社职工。

委托代理人：蒋培凤，赖国发之妻。

委托代理人：唐斌，四川德阳泓法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维礼因与被告赖国发发生雇佣合同纠纷，向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我在受雇为被告赖国发看管运沙车期间，被汽车摔下夹断左腿，经鉴定为五级伤残。请求判令被告给我赔偿因工致伤的医疗费３９４４．２０元、住院费２８００元、住院生活补助费９００元、护理费２０００元、一次性伤残抚恤金７０５６０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８９６０元、一次性医疗补助费７８４０元、残疾人轮椅费１２８００元以及律师费、差旅费２０００元，合计１１１７６０．２０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本案是劳动争议，依法应先进行劳动争议仲裁。此次损害的发生，是因原告严重违反操作程序所致，过错在原告方。况且被告已对原告进行了及时救助，双方还对善后处理达成协议，由被告给原告一次性补偿１０００元后，不再承担其他责任。该协议履行后，原告又由于自己的原因加重了伤情，不应由被告承担责任。

广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陈维礼从１９９６年８月起受雇为被告赖国发工作，主要工作是跟随赖国发经营的运沙车，为汽车换轮胎、在倒车时给主车连接拖车的转动三角架上插插销固定方向、提醒驾驶员注意安全等。双方口头约定，赖国发每月付给陈维礼工资３００元，负责吃、住。同年１０月７日晚，运沙车在成都某地卸沙需要倒车，此时上下插销孔错位，必须等车辆在运动中将插销孔正位后才能完成插插销的动作，陈维礼便跳上主、拖车之间的三角架，准备在车辆运行中插插销。主车倒车时，陈维礼在三角上未站稳，左脚滑进三角架内，被正在转正的三角架将左腿夹断。

原告陈维礼当日被送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陈维礼之父因生活所迫，与被告赖国发达成由赖负担此次住院期间的一切开支，并再支付１０００元继续治疗费用，今后不再承担其他责任的善后处理协议。据此协议，陈维礼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１日出院，出院的诊断结论为：左胫骨开放性骨折，左小腿及皮肤撕脱伤；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出院后注意加强营养、及时换药，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赖国发支付了此次住院期间的全部医疗费。原告陈维礼回家后，在中江县龙台中心卫生院继续住院治疗，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治疗而出院，共用去医疗费２

６４３．２０元。出院后，陈维礼多次请求广汉市连山镇法律服务所协助解决要求被告赖国发赔偿损失一事未果，遂在四川省德阳市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下提起诉讼。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３日，陈维礼的伤情经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临床法医学鉴定，为五级伤残。

另查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３日，被告赖国发同广汉市连山运输社达成协议，约定由赖国发自己购车加入运输社，车辆由赖国发自己经营，运输社负责管理及协调各种关系并收取一定费用。涉案汽车（车牌号为川Ｆ３０４９１）就是赖国发根据这项协议购置的，车辆行驶证和其他相关手续均登记为广汉市连山运输社。

广汉市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陈维礼和被告赖国发达成口头协议，由陈维礼为赖国发提供劳务，赖国发给付陈维礼报酬，属雇佣合同。该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和有效的全部要件，应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关于雇工合同应当严格执行劳动保护法规问题的批复》的规定，陈维礼在受雇佣期间，依法应得到劳动保护。其在工作期间因职务行为而受伤，应当由雇主赖国发承担民事责任。赖国发无证据证实此次事故的发生与陈维礼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有关，应当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具体赔偿标准，参照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

办法》和四川省劳动厅的规范性文件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

第十条的规定，赖国发还应承担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人员在为陈维礼办案中的必要开支。故陈维礼请求赖国发赔偿经济损失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解释：‚劳动法第二条中的‘个体经济组织’，是指一般雇工在七人以下的个体工商户‛。被告赖国发没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不是依法成立的个体工商户，故不能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案不是劳动法律关系，而是雇佣法律关系，属人民法院主管范围，劳动仲裁不是本案的必经程序。赖国发以本案应属劳动法律关系为由，主张本案应先进行劳动仲裁，人民法院无权受理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原告陈维礼受伤住院后，其父同被告赖国发达成的善后处理协议，非陈维礼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无效。赖国发辩称在雇佣关系终止后，陈维礼由于自己的原因加重了伤情，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据此，广汉市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赖国发于本判决生效后１０日内，一次性付给

原告陈维礼医疗费２６３４．２０元，伤残抚恤金７１４４２元，医疗补助费７９３８元，合计８２０２３．２０元。

二、被告赖国发于本判决生效后１０日内，一次性付给法律援助人员在援助原告陈维礼中开支的办案必要费用２０００元。

三、驳回原告陈维礼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５０元，其他诉讼费１００元，均由被告赖国发负担。

赖国发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上诉人是事实上的个体工商户，与被上诉人之间形成的是劳动用工关系，应当受劳动法调整。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住院期间与被上诉人之父达成的善后处理协议，其中的事故处理费１０００元已由被上诉人之父领取，并承诺以后费用由陈家自负。该协议已经履行应为有效，被上诉人无权再提起诉讼。请求二审改判。

被上诉人陈维礼服从一审判决。

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赖国发雇佣被上诉人陈维礼干活并给付其劳动报酬，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合同关系。陈维礼在受雇佣期间，为了赖国发的利益而受伤，赖国发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因赖国发无证据证实陈维礼的受伤是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为此一审判决赖国发承担全部责任，是正确的。赖国发未经工商部门依法核准登记，故不

具有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更不属法律规定的个体经济组织。赖国发上诉称‚本案应适用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调整‛的理由，与法律规定相悖，不予支持。赖国发上诉称‚陈维礼之父已收其对事故处理费１０００元，并承诺以后费用由陈家自负，故上诉人不应再赔‛，因陈维礼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民事权利的处分应由其本人或经其委托人行使，故这一上诉理由也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一）项的规定，于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５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５０元，其他诉讼费１００元，均由上诉人赖国发负担。

第三篇：案例一南京良友商贸公司诉张合同纠纷案

案例一

南京良友商贸公司诉张**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

原告：南京良友商贸有限公司

被告：张**

2001年7月19日，原告与湖人公司下属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红湖油厂签订油菜子加工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委托红湖油厂加工油菜子1200吨，代加工品种为江苏红湖当地采购的油菜子，货源由红湖油厂自行收购，并按每吨2000元同原告结算；红湖油厂必须保证给原告95%的得油率，具体得油率为38%×1200吨=456吨，得油粕率为58%×1200吨=696吨，返回油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二级菜油品质；原告保证在7月20日前将1200吨的货款2400000元打入红湖油厂的账户。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按约在次日向红湖油厂支付货款人民币2400000元。同年9月15日，双方又签订农副产品订购合同和一份，约定由红湖油厂向原告购买本应在油菜子代加工协议中应返回给原告的456吨二级菜油，每吨单价为5000元，共计货款2280000元；质量标准以原告委托红湖厂代加工协议约定质量为准；结算方式及期限为合同签订生效后9月25日前先付50万元，余款10月10日一次付清等。但合同签订后，红湖油厂仅支付原告货款100万元，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1280000元。此后，被告开出金额为140万元、用途为还欠款的支票一张，用于偿付原告的货款及损失，但因被告通知原告账上无钱，故原告未将该支票解入银行。另红湖油厂系湖人公司下属非独立核算的分支结构，因未按规定申报年检，均已在2002年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湖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张三的出资为9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红湖油厂签订的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依法应予以确认。红湖油厂在收取了原告的货物后，未按约定付清货款，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红湖油厂系湖人公司下属非独立核算的分支机构，故红湖油厂的民事责任依法应由湖人公司承担。虽然湖人公司和红湖油厂均因未按规定申报年检而被工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但根据有关规定，该企业的法人资格仍然存在，而被告只是湖人公司的股东。故原告要求被告对红湖油厂和湖人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但被告作为湖人公司的主要出资人，在湖人公司和红湖油厂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对湖人公司和红湖油厂进行清理，并将清理后的剩余财产归还原告的债务。为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判决由张三对湖人公司进行清理，并在清理后的剩余财产范围内偿付原告货款。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问题梳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企业营业资格丧失后，主体资格是否依然存在。设计的知识点主要有：企业分支机构的性质及责任；公司主体资格和营业资格的区别及公司强制解散后的清算问题；公司出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

【法理分析】

一、企业法人分支结构的性质及责任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是企业法人设立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组织，由企业法人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企业法人设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由该企业法人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公司分支机构不同于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它有一定的营业资格，有对外交往的法律依据，有自己的法定名称、经营场所、负责人和经营范围，因此，它具有一定的人格，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经济活动。尽管法人的分支机构具有有限的法律人格，但它毕竟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6日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企业法人的一个分支机构已无财产法院能否执行该企业法人其他分支机构财产问题的复函》中也明确提及“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财产属于该企业法人的财产。当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时，可以以企业法人直接经营管理的财产清偿债务。”从性质上来说，企业法人分支机构并没有自己章程和独立于总公司的组织机构，也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所以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债券债务关系是由总公司承担。

二、公司主体资源和营业资格的区别及公司强制解散后的清算问题

强制解散是在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被责令关闭的情形下的解散。我国《公司法》第181条第4款即规定了强制解散的情形。实践中一般包括以下三种情形：（1）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停止营业，或者被依法责令停业整顿但未能在一年内整顿完毕；（3）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吊销资质等级证书、许可证等，从而导致公司无法进行营业活动。最常见的强制解散情形就是本案所涉及的因为进行年检而被工商管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导致公司的解散。这种强制解散实质上是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并对商事主体进行规制。但是，在实践中，有些公司往往利用这样的规定，通过故意不进行年检的方式，企图使公司解散但并不进行清算，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这里涉及公司主体资格和营业资格的问题。公司主体资格和营业资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体资格是法人格，只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资格；营业资格时就商业行为而言，指行政部门为规范市场准入和市场秩序进行的管制。从商市登记的角度来说，主体资格的取得是通过对商人的登记，而营业资格的取得是通过对商行为的登记，前者更侧重于创设而后者更侧重于公示。一般来说，商人在取得主体资格的同时即取得了营业资格，这是许多人混淆了二者的差别。

工商部门吊销公司的营业执照的效力仅在于取消公司的营业资格，是对法人能力的限制，而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营业以外的行为能力仍然存在。营业资格的丧失不代表公司资格的丧失。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公司在解散后至注销登记前仍然具有法人的主体资格。因此，本案中，湖人公司和红湖油厂虽被工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效力仅限于取消了其营业资格，其法人资格仍然存在。根据《公司法》184条规定，本案被告张三作为湖人公司的股东应尽快对公司进行清算。

三、公司出资人与公司系不同的民事主体

独立财产、独立机构、独立责任是商法人的基本特征。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商法人的一种，一旦成立即成为独立的法人，与其股东、发起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人格，公司以其独立的财产参与各项民事活动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公司出资人而言，仅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本案被告张三系湖人公司的主要出资人、大股东，他与公司是不同的各自独立的法律主体，双方的财产独立，责任独立。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张三有出资不实或者滥用公司人格、过度控制公司的行为，所以应以湖人公司的财产承担责任。

【相关案例思考】

A公司在某银行存有25万元。由于A公司违法经营，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后，A公司财务人员到银行领取存款，银行以其营业执照被吊销、不能经营为由，拒绝支付款项。

问题：银行的做法是否正确？

提示：A公司被吊销执照后，主体资格存在，仍具有经营之外的行为能力，其取款行为并非经营行为。

第四篇：案例6：某蔬菜公司诉某农科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案例6：某蔬菜公司诉某农科公司仓储合同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经审理查明，2003年10月10日原告蔬菜公司与被告所属的农科冻库签定《租库协议》，约定原告因经营加工需租用农科冷库，期限从2003年10月10日至2003年12月10日止，共计2个月；入库货物按月计费，货物必须在商定的十天内入库；原告必须按期交纳贮存费；冻库为原告提供二十四小时服务。协议签定后，2003年10月10日至10月25日原告先后将3312袋高笋（其中2498袋为编织袋包装、814袋为网袋包装）存入农科冻库。同时原告于2003年10月10日至10月23日分10次向冻库支付保管费共14 410元。2003年11月5日至11月 12日，原告分别从冻库提走773袋（其中3袋为编织袋包装、770袋为网袋包装）高笋进行销售。此后原告发现高笋变质，遂拒绝继续提走剩余高笋和支付剩余的保管费，向本院提起诉讼。被告根据双方约定对已经腐烂变质的高笋进行了处理。

二、诉辩意见

原告蔬菜公司诉称，2003年10月10日原告与被告所开办的成都市农科冻库（以下简称农科冻库）签定《租库协议》后将高笋交给冻库保鲜贮存，使用期为两个月。到 2003年11月中旬，原告所贮存的2495袋高笋已全部变质不能食用，给原告造成货物直接经济损失166 141.5元。该批货物原告支付保管费 14 410元。故被告应承担不能返还所贮存保鲜高笋损失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货物损失166 141.5元及返还保管费14 410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农科公司辩称，1、原告与农科冻库签订的只是一份租库协议，农科冻库的合同义务是出租冷库，并按照原告要求提供2-5℃±2℃的库温。同时协议中并未约定被告负责对原告交付的高笋进行保鲜贮存的义务，相反原告尚欠被告部分租金未支付。

2、高笋变质的是因原告在田间采摘高笋后未及时除去田间热，以及不合理的包装所致，因此高笋变质的责任应完全由原告自行承担。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支付拖欠租金6 900元、清理变质高笋产生的费用3 000元、库房消毒费50元以及律师费9 000元，共18 950元。但是被告没有正式启动反诉程序。

被告为支持其反驳主张提供下列证据材料：

1、农科冻库代储商品（入）货卡。证明从2003年10月10日至10月25日，原告贮存高笋3312袋（其中2498袋为编织袋包装、814袋为网袋包装）。

2、农科冻库代储商品出货单6张。证明从2003年11月5日至11月12日，原告分别从冻库提走高笋773袋（其中3袋为编织袋包装、770袋为网袋包装）。

3、冻库温度记录单。证明在原告贮存高笋期间，被告按约保证冻库24小时的库温为2-5℃±2℃之间。

4、被告于2003年9月15日经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核准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该工商执照核准的经营范围包含蔬菜、海产品、肉类仓储。

5、2002年12月16日由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卫生局向被告颁发的卫生许可证，许可项目是蔬菜、海产品、肉类仓储。

三、法院判决

在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经过举证和质证，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冻库温度记录单、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外，双方对其他各自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分析当事人的证明主张和质辩意见，总结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

1、双方是否实际履行了各自的合同权利和义务；

2、高笋腐败变质的原因。就上述争点问题逐一论证如下：

一、根据原被告签定的租库协议和农科冻库代储商品入货卡的约定，是双方互负义务的有偿实践性合同，双方享有的合同权利对应的正是对方应该实际履行的合同义务。原告应当履行的是按时交存入库货物，按期交纳依照约定标准计算的储存费；确保入库货物包装必须完好统一，符合冷库储藏标准；由原告自己负责入库货物自身的质量；保证入库物品、产品不能发生腐蚀和爆炸，遵守被告的厂规厂纪，注意安全、卫生保障等义务。被告应当履行提供冻库，保证库温在2-5℃±2℃之间；为原告提供二十四小时服务，并在原告方在场情况下，进库检查和帮助解决租库内发生的意外事故；被告应当保证原告的生产加工正常进行；被告应当办理工商年检手续或者其他必备行政许可手续；如果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不能正常出货或影响产品品质，被告负责由此出现的损失。

二、关于原告储存高笋腐败变质的原因，被告根据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由李家庆主编的《果蔬保鲜手册》第八章

第三节第四关于茭白（俗名高笋）的储藏保鲜介绍，“采后迅速预冷及时除去田间热，对茭白储藏相当重要。”“冷藏是延长茭白供应期，保持茭白品质的良好方法。具体做法是，将整理好的茭白装箱，入冷库堆码，或将其捆成5—7.5公斤的捆，装入网袋，摆放在冷库储架上，维持推荐的温度和湿度，可储藏2个月左右。”的学术解释，认为原告未尽储藏前科学处理高笋的注意义务和合同约定义务。结合原告庭审陈述，原告确实在田间采摘茭白后，没有进行预冷处理除去田间热。从2003年10月10日至10月25日原告贮存高笋3312袋（其中2498袋为编织袋包装、814袋为网袋包装）。从2003年11月5日至11月12日原告分别从冻库提走773袋高笋（其中3袋为编织袋包装、770袋为网袋包装）。比较分析上述数据，可以得出同一储藏货物在相同储藏条件下（储藏间温度和湿度相同），适用相同储藏方式（堆放在地面或者贮架上），采用塑料编织袋包装储存的高笋绝大多数已经腐烂变质，而采用网袋包装储存的高笋绝大多数质量完好，且原告已经实际销售。这一事实说明高笋储存质量的好坏，与高笋的包装形式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租库协议书和农科冻库代储商品入货卡是原被告约定合同权利和义务内容的载体，是双方共同意思的真实表示。合同合法成立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实际完全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双方争议的合同虽然名称为租库协议书，但是实质为特殊的保管合同，即储存他人之物并获取报酬的仓储合同。原被告双方就仓储物的名称、数量，仓储物入库、出库时间及有关手续，仓储物验收标准及内容，仓储物仓储要求和条件、计费标准、责任承担、合同期限等进行了约定。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双方约定保证入库货物包装完好统一，符合冷库储藏标准；入库货物质量，由货主自己负责。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者变质物品，存货人应当说明该物品的性质，提供有关资料”、“保管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或者变质物品的，应当具备相应的保管条件”之规定，被告的工商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证明，被告具备合法经营冻库的资格和条件，并按照约定提供场所和保证温度。相反原告保证入库货物包装完好统一，符合冷库储藏标准，使高笋达到仓储物验收标准的约定义务，尚未实际完全履行。高笋在采摘贮运过程中，就其本身物理和化学性质，容易产生茭肉变青、变灰和糠心的变化，是易发生变质、损坏的蔬菜。原告明确认可对储存的高笋没有进行预冷或者采取其他除去田间热的处理措施。原告还采用了塑料编织袋包装和网袋包装两种方式。从当事人的约定说明，如何使储藏物达到储藏标准，是原告自身应尽的义务。从最终的客观事实表明，同一储藏货物在相同储藏条件采用相同储藏方式，网袋包装的高笋质量完好，而编织袋包装的全部腐烂变质。当被告发现高笋有变质现象时，及时履行了通知原告的义务，并建议原告应当提供网袋包装。此后原告采用了网袋包装，保证了该部分高笋的销售质量。同时在庭审中原告没有提供其他合法有效证据证明被告违约或者是因被告缘故导致原告损失。

综上说明，导致高笋变质腐烂是原告没有履行其合同约定的保证包装符合冷冻储藏标准义务和法定的提供有关储藏物性质以及是否需要采取特殊储藏措施资料的义务，甚至当被告建议其改用包装方式时，原告仍然使用编织袋包装近170袋高笋。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二款“因仓储物的性质、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蔬菜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五篇：陈微诉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案

陈微诉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要点提示】

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件类型在商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该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而立法的相对滞后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本案在合同效力的判定、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特许方与加盟方的利益平衡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

【案例索引】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3]浦民二（商）初字第1853号（2004年2月3日）

【案情】

原告陈微。

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

“永和豆浆”品牌最初由台湾弘奇在台湾创立，1995年，台湾弘奇先后将其“永和”文字和“稻草人”头型的组合商标、“稻草人”孩童全身图形商标以及“稻草人”头型图形商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管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2000年9月1日，台湾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权书，授权被告为“永和豆浆”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得在许可区域内使用以及许可他人使用授权人专用商品、商标、企业VI、营销模式、培训体系、财务体系、专有技术等；得在许可区域发展“永和豆浆”加盟店。授权期限至2001年8月31日。2001年12月30日，台湾弘奇将以上3个注册商标转让给永和国际。2001年11月29日，永和国际与被告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被告使用包括“永和”文字和“稻草人”头型的组合商标在内的3个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期限为2001年12月30日至2006年12月30日，并授权被告在商标使用许可地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将有关商标许可第三方使用。该合同经国家商标局备案。

2001年4月1日，台湾弘奇与原告直接签订商标授权使用许可合同，许可原告设立的唐山市路南永和豆浆店使用上述3个注册商标，许可使用期限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止，双方约定许可使用费及支付方式由加盟合同另行规定。当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合约”，合同注明，被告为台湾弘奇（即“永和”商标及相应服务标志的持有人）在中国大陆的惟一可进行区域特许的代理人。合同约定，授权期间自2001年4月1日起至2004年4月30日；授权许可的内容及范围为“被告将永和豆浆中式美食及相关KNOW—HOW授予原告使用”，具体事项包括商标的使用、被告拥有专有权的制作物的采购、广告招牌的悬挂张贴等，被告承诺不在唐山市授权第三者成立加盟店。被告的主要义务为：将权授予原告使用并提供代表该特许体系的营业象征及经营手册；对原告提供开业前的教育和培训，指导原告做好开店准备，保证原告能完成独立营运开业。原告的主要义务为：所属人员应接受被告相关训练，并经被告检定认可后方可正式营业；按被告规划之标准化资料进行店铺的规划、内部工程装潢、设备施工等，并负担相关费用；所需原、物料等事项由被告统一供应或指定供应商；产品的贩售种烊、储存方式、生财器具、营业用品、调理方法、销售加热流程、包装方式、作业标准及装潢设计、招牌形式、员工服装、会计制度及报表之填具需遵照加盟相关办法及被告规范行政流程办理；对被告提供的调理技术等负有保密之责；向被告支付权利金（每月营业额的3％）、加盟储备金8万元（用于培训、代收代付等）、商标授权金10万元（代收代付）、保证金5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加盟费8万元，商标使用费10万元，保证金5万元，货款76695元；（用于从被告处购进设备等）。原告按照被告要求的统一标准进行了店铺的规划、内部工程装潢，完成了店面的装修。在原、被告双方签订“合约”后，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开业前的培训与指导，培训的内容包括店面装修、开展服务、员工操作规程、食品的制作

工艺。2001年5月16日，原告经营的永和豆浆店开业。同年5月8日，案外人刘凤英在唐山市建设南路31号开办的唐山市路北区建设南路永和豆浆店开业，因刘凤英于开店前后在店外招牌上和餐具上均使用了未经授权的“稻草人”头部图形和“稻草人”孩童图形，台湾弘奇于同年8月15日向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起诉刘凤英。2002年4月30日，唐山市路北区法院作出[2001]北民初字第249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刘凤英侵犯了台湾弘奇的商标专用权，给台湾弘奇及陈微开办的水和豆浆店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判决刘风英停止侵权，赔偿台湾弘奇损失10万元。判决生效后，台湾弘奇将刘凤英赔付的款项向原告支付了85 265元。

原告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4月1日签订“合约”，原告加入“永和豆浆中式美食”国际连锁店，并向被告支付了商标使用费等共计306 695元。但被告并非“永和”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在与原告签约时，被告成立尚不足1年，不符合“ 1年以上良好经营业绩”的法定条件，不具备特许者条件。且被告经营管理混乱、法律手续不完备，在餐饮连锁店中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被告的欺诈行为使原告在履行了约定义务后，未能取得合法有效的权，不仅无法得到预期利益，还长期亏损，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此外，被告承诺在唐山市不授权第三方成立加盟店，唐山市却开设了其他的“永和豆浆店”，导致原告的独家“特许经营”形同虚设。由于以上原因，原告在经营4个月内亏损达190 151．77元，无法维持正常营业，自2001年9月30日起停业至今。为此，请求法院判决：

（1）确认原、被告双方于2001年4月1日签订的“特许经营合约”无效；（2）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基于“许经营合约”支付的费用306 695元，并按同期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支付利息；（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90 151．77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1）被告系“永和”及“稻草人”图形文字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人，不存在隐瞒自身情况、故意欺诈原告的情形。被告2000年9月成立后，成为台湾弘奇（后为永和国际）在大陆的特许连锁业务的惟一许可人。台湾弘奇与永和国际均书面许可被告在中国大陆发展“永和豆浆”特许连锁业务，并签订了商标许可使用合同；（2）被告在唐山市从未有原告之外的授权，唐山市其他“永和豆浆店”的存在与被告无关，被告一直积极努力打击假冒侵权的门店。2003年12月30日，被告书面向法院表示同意解除合同，并退还原告合同保证金5万元。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国内贸易部制定的《商业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对特许经营行为进行了规范，依据该《管理办法》，特许经营是指特许者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包括服务商标）、商号、产品、专利和专有技术、经营模式等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被特许者按合同规定，在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此，具备特许者资格是特许者得以与他人签订合同的前提。本案中，被告虽非“永和豆浆”品牌的持有人，但“永和豆浆”相关注册商标和“永和豆浆中式美食体系”的所有人台湾弘奇以授权书的形式，授权被告为“永和豆浆”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可以在许可区域内许可他人使用台湾弘奇专用商品、商标、企业VI、营销模式、培训体系、财务体系、专有技术等，以及在许可区域发展“永和豆浆”加盟店。台湾弘奇的授权行为并未违反我国法律的规定，应属有效民事行为，据此授权，被告已取得中国大陆地区区域特许人的资格。在台湾弘奇向被告出具授权书时，被告虽尚未注册成立，但被告在此后注册成立，具备了法人资格，该授权书的效力当然及于被告成立之后。在台湾弘奇将注册商标转让给永和国际之后，被告继续从永和国际取得注册商标的使用权以及许可他人使用的权利。因此，原告称被告不具备特许者资格、以欺诈手段与原告签订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认为，依据《管理办法》规定，特许者需具备1年以上良好的经营业绩，而被告与原告签订合同时成立尚不足1年，因此合同应属无效。鉴于“永和豆浆”的相关商标在1995年已在中国大陆注册，该品牌在我国餐饮业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加之被告是依据台湾弘奇的授权与原告签订合同，．因此，被告成立的时间对原告的加盟行为并无直接的影响。又因《管理办法》属部门规章，原告以被告违反该规章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亦缺乏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认为被告在餐饮连锁店中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

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的主张，本院难以支持。首先，被告已经按约定将“永和豆浆”的注册商标、企业形象等授权原告使用，并已在原告开业前就员工操作规程、食品的制作工艺等对原告的员工进行了培训和指导。其次，依据惯例，餐饮连锁店的操作规程、食品制作工艺等均需统一，否则，难以体现特许者统一的业务模式。再次，依据原、被告双方在“合约”第三条第七项中的约定，“原告所属人员均应接受被告所安排之相关训练，并经被告检定认可后方可正式营业”，因此，如果被告未对原告进行培训、未向原告传授食品制作工艺等技术，原告根本无法开业。综上，本院确认被告已履行了相应的合同义务。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告所设立的永和豆浆店停业的原因在于刘凤英所开设假店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的侵犯，对此，台湾弘奇已起诉刘凤英并获胜诉，台湾弘奇已将刘凤英赔偿款项的80％支付给原告用作补偿。而原告在停业后，怠于继续履行“特许经营合约”，至今未继续开业，造成其经济损失的扩大，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因原告自身行为造成的损失，于法无据。鉴于原告有关合同无效的主张不成立，且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原、被告间的合同尚不具备解除的条件。现被告自愿解除合同并退还原告保证金5万元，于法不悖，本院对此予以准许。考虑到原告停业至今，以及被告同意解除合同的意愿，对本院判决解除合同之日至合同期满之日（即2004年4月30日）的商标使用费和加盟金，被告应酌情按比例向原告返还，经计算，商标使用费为8100元，加盟金为6480元，共计14 58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陈微与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2001年4月1日签订的“合约”；

二、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微合同保证金人民币50 000元：

三、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微商标使用费人民币8100元，加盟金人民币6480元，共计人民币14 580元；

四、原告陈微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 404元，由被告上海弘奇食品有限公司负担1353元，原告陈微自行负担9051元。

【评析】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3年底，我国已有1900个体系，特许加盟店近802万个，就业约200万人，覆盖50多个行业。在我国，特许经营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近年来正以每年50％至60％的速度在发展着。由于特许经营合同对特许方、加盟方的权利义务、特许经营权的内容和授予方式等的约定往往较为模糊，导致纠纷频频产生。作为一种新的案件类型，特许经营合同纠纷在商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该类案件通常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而立法的相对滞后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本案在合同效力的判定、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特许方与加盟方的利益平衡等方面均具有典型性。

（一）系争合约是否具备合同的法律特征

依据商务部于2004年出台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商业是指通过签订合同，特许人将有权授予他人使用的商标、商号、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授予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经营体系下从事经营活动，并向特许人支付费。本案对的定义援引的是国内贸易部制定的《商业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因《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的实施，已于2005年2月1日起废止）。两者比较而言，前者的规定显然更加精确，即将“自己所拥有的商标„„”修改为“有权授予他人使用的商标„„”。依据上述定义，特许经营合同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特许方与被特许方（又称加盟方）；权的内容；对合同双方的调整和控制条款；费用的支付。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约”来看，内容涉及到被告的区域特许人资格、授权许可的内容及范围、对被特许人的教育和培训、权利金和加盟金的给付。合同内容完备，具备特许经营合同的法律特征。

（二）本案案由如何确定

最高法院于2000年10月30日制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并无特许经营合同纠纷这一案件类别，本案在立案时所确定的案由为经营合同纠纷。经营合同纠纷作为一种案由，囊括了诸如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联营等一般意义上的、调整特定经营行为的案件类别。而特许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模式，与

上述的经营行为有显著区别。主要表现在：（1）法律关系更为复杂，是一种一揽子解决方案，其中包括特许者提供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如商标、商号、诀窍、训练和技术支持，特许者对被特许者的相对控制权，及被特许者遵循特许者指示，遵循协议财务条款。”[1]（注释[1]：参见张玉卿、庞正中主编：《国际特许经营指南》，法律出版社出版，第2页。）（2）对特许者资格的审查更为严格，这种资格直接决定了合同的效力，如本案的争议之一即为被告是否具备特许者资格。（3）法律依据不同，除了援引合同法、民法通则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外，在对合同主体、内容等的审查上，可以参照商务部制订的《商业管理办法》。基于上述原因，为了统一执法尺度，规范相关案件的审理，我们认为，应当将涉及这一新型的商事行为的案件以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三）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

原告提起诉讼的主要原因在于认为合同无效，其主要理由在于，认为被告不具备特许者资格（成立不足1年，以及并非权利人）。在该类合同效力的判定方面，“特许者适格”的确是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商业管理办法》针对特许人的资格规定了六个条件[2]（注释[2]：参见商务部《商业管理办法》第七条。）。本案所援引的《管理办法》亦规定，特许者需具备1年以上良好的经营业绩。但由于这些规定均属于部门规章，尚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只能作为审理案件时的参考。因此，本案所涉及的特许者资格问题主要指被告是否有权将经营权授予他人，从举证责任分配的角度而言，被告应就此提供证据。本案中，被告提供了台湾弘奇的授权书。依据授权书，台湾弘奇作为永和豆浆品牌的持有者，授予被告在特定地域内独占的、自己开特许店或向他人进行特许的权利，因此，被告具备分特许者的资格。依据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如果被告不具备该资格，其与原告签约的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在未得到特许者追认的情况下，一方面构成对权利人（台湾弘奇）的侵权，另一方面将直接导致其与他人签订的合同的无效。

（四）被告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原告还认为被告存在“无独特的专利产品和可传授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诀窍，允许他人在同地开设加盟店”的欺诈行为，这就涉及到特许经营权的内容问题。特许经营权主要包括商标、商号和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对此，同样应由被告针对合同所约定授权范围进行举证。法院在审查时，应要求特许者就合同条款进行充分的阐释。为避免纠纷发生，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尽量就经营权的内容特别是经营模式作出详细约定。本案中，法院依据一些间接证据如被告对原告进行了培训、为原告提供了统一的企业形象等，确认被告合同义务的完成。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二个理由，即被告是否允许他人开设加盟店的问题，则取决于合同双方对于区域性的是否做了排他性的约定。此外，法院虽判决被告返还部分加盟金，但严格来说，加盟金是加盟方者获取特许经营资格的对价，加盟方在交纳该费用后即可直接享受他人成功的经营模式，因此，加盟金在法律性质上不同于预付款，如果合同未涉及解约时的处理原则，即使中途解约，加盟金也不存在退还问题。本案之所以判决被告返还部分加盟金，是考虑到被告同意解除合同以及原告始终处于亏损状态这一事实，努力实现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

（编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徐慧莉

责任编辑：袁春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