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信用担保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第一篇：农业信用担保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农业信用担保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秦红松 农业信用担保是在农业信贷领域，为规避因农户等债务人与银行等债权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确保债权人顺利实现债权，以债务人或第三方的信用及财产作为保证，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经济行为。农业信用担保实质是一种信用手段，既是融资的媒介，又是债权的保障，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农户等借款人传递真实信息，降低了信息成本，银行也由此来判断农户等借款人风险的高低，因而可降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强了信贷资金的安全。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中，农业信用担保机制增大了农户等借款人不偿还贷款的机会成本，促进了农户等借款人的理性投资；同时，农业信用担保增加了银行的信贷合作激励，当信用担保处置价值大于贷款本息之和时，银行在借款人违约后仍能得到足够补偿，其利润预期就会提高。国外农业信用担保的运行概况

美国的农村金融是以商业金融机构和个人信贷为基础，以农业合作信贷机构为主导，以政府农贷机构为辅助的复合型供给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农业信用担保方式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抵押，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土地和住房，其中又以土地为主；流动资产抵押，主要包括大件消费品、设备和农产品；权利质押，主要包括专利、版权、动产票据、产权凭证、应收账款、股权等；担保机构贷款，美国的农业信用担保机构属于政策性担保机构，主要包括农民家计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和小企业管理局。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信用担保法律体系和个人信征体系。

法国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主要由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土地信贷银行四家银行组成，其中，农业信贷银行在整个农村金融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在这一金融体系下的担保方式主要包括：合作金融下的信用担保，这是法国农民获得贷款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个人资产担保，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大型机器设备等；政策性金融担保机构担保，与之相配套的有良好的农业保险市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大量的农业合作社。

日本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以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主，农户贷款的主要担保方式包括：政府主导下的信用保证保险担保；不动产抵押，主要包括土地抵押和林地抵押；动产债权担保，主要包括牛、猪、蔬菜等动产以及应收账款；自然人担保。除此之外，日本也拥有健全的农业保险体系以及动产评估和信用评级体系。

孟加拉农村金融供给体系的核心是格莱珉银行，农业信用担保方面虽然担保品覆盖范围较广，但整个担保体系是以农户联保为核心，以土地等不动产担保和动产担保为补充，尤其是农户联保贷款是全世界小额信贷竞相学习的对象。国际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基本经验

担保多元化应是未来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主流格局。伴随着农村居民资金需求的多样化和农户发展水平的差异化，单一的担保方式将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多元化的农业信用担保机制一方面可以满足资金需求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可以扩大获得贷款农户的覆盖面，上述国家的农民之所以能顺利获得融资，与其不无关系。

非有形资产担保应是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方向。非有形资产担保也即除固定资产担保和流动资产担保以外的担保方式。农户有形可抵质押资产不足在各个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是各国农村金融发展共同面临的难题，因此，发展非有形资产担保应成为当前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方向。

合理规避风险是农业信用担保发展成功的关键。国际上规避农业信用担保风险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以帮助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者偿还资金；健全融资保险和针对担保机构的再保险机制，以减轻融资机构和担保机构的负担；强化针对借款人的信息收集监控和督促贷款偿还的工作机制。

政府大力支持是农业信用担保发展的坚强后盾。政府对农业信用担保的支持方式主要包括：对各类农村金融组织给予税收、财政补贴、存款准备金率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引导成立农业信用保证基金；不断健全各项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对各类农业保险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直接出资成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我国的启示

一是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入驻农村，实现农业信贷多渠道供给。二是加大担保方式创新力度，实现农户担保方式多元化，积极探索经营权、资产凭证、应收账款、股权、知识产权、大宗设施设备、农产品等抵质押融资方式，金融机构应加大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三是加快农村产权制度及配套体系改革，提升农户自我担保能力。四是积极发展第三方农业信用担保组织，实现农业信用担保主体多元化。五是加快保险业发展，实现农业信用担保风险的多途径化解。六是健全法律制度体系，实现农业信用担保的深入发展，对我国《物权法》《担保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中一些农民财产权利和抵押限制条款进行适时修正，以逐步减少对农业信用担保形成的制度障碍，并尽快出台诸如《农业保险法》《农业信用担保法》《民间金融法》《农村信贷征信和违约惩罚条例》《农村金融组织法》等法律法规。

作者：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第二篇：农业信用担保公司总结

今年，我们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发展现代化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个中心，以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配套中介服务为重点，在政府领导、部门支持、银行合作、公司上下共同努力下，开创了担保资本不断扩充，业务经营成效突出，制度规章健全完善，风险防范步入正规，员工队伍精干高效的新局面。回顾一年来的工作实践，现总结如下：

一、主要工作及成效

（一）发挥了融资担保平台作用，业务经营步入正规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按照“帮企业解困、替政府补位、对股东负责”的宗旨，坚持既对龙头企业的政策性融资提供信用担保支持，又按市场化运作，严密风险控制规范操作，保证资金营运安全，走出了一条企业、银行、公司等多方共赢的发展之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截止年底，公司共受理县（市）区农产品加工业、贸易、服务业、种植业、养殖业等五大行业担保项目个，立项个，已通过评审审批项目个，共为家龙头企业提供了万元融资担保服务，目前在保项目个,在保金额万元，比上年增加万元，是上年余额的.倍。其中种植业个，金额万元；养殖业个，余额万元；贸易个，金额..万元；农产品加工业个，金额万元。公司共取得担保收入万元；计提各种风险准备金.万元；担保基金由去年的万元，增加到目前的万元，增加万元，增长%。通过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有效的促进了龙头企业信用的提升，使受保企业在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在扩大就业再就业、增加税收方面也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对于超额信用限额的万宝粮油有限公司和大山现代有限公司等，我们积极向省农业厅、省担保公司推荐，并参与担保调查，提供联合担保万元，受到省、市政府和农发行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据统计，通过家受保企业担保贷款的注入，新增产值.亿元，新增利税多万元，新增就业人员多人，有力推动了龙头企业的经营发展。

（二）、健全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业务操守合规规范

作为高风险的担保业，经营的是信用，管理的是风险，重点在管理风险上。没有系统全面的规章制度，科学的业务操作流程是不可能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的。今年以来，我们继续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部规章制度作为加强公司管理的头等大事来抓。一是严格按照《公司法》，依法设立了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董事长负责制，并根据业务需要设立担保业务部和综合业务部。二是公司参考国内做得比较好的担保公司、银行业的风险管理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完善了一系列的业务操作细则、管理办法与规章制度。先后制定了《担保资金管理办法》、《担保评审委员会工作办法》、《担保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办法》、《担保业务操作规程》、《担保公司风险控制办法》、《担保项目调查实施细则》、《担保项目审查实施细则》、《反担保管理办法》、《担保项目保后管理实施细则》、《担保公司档案管理办法》、《担保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等等。三是在操作流程上，强调标准化管理，不断完善担保业务操作规范文本。公司制定了《襄樊市农业政策性金融合作协议项下担保贷款业务操作流程》，从客户咨询阶段的《担保申请书》到调查审批阶段的《担保调查报告提要格式》、《担保项目评审表》《担保项目审批表》，以及《担保意向函》、《正式担保函》等都进行了不断完善，使业务操作更加规范、有序，有效防范了操作风险。四是建立审保分离制度。各部门各环节都相互独立制约。公司纵向实行个人负责制，横向实行部门审查责任制。每个担保项目审查都有不同部门同时进行，通过制度规范项目流程与审批程序。而对于项目风险防范，公司建立了包括保前评估，保中控制，保后检查跟踪，直到担保责任解除在内的全程监控体系，严格按业务流程操作。同时推进“项目评审制度”，专门聘请财会、金融、法律、机械、农牧科技等方面多名专家人员参与项目评审，包括项目担保措施的设置和落实、合同起草和签订、项目动态跟踪和管理以及评审、决策等运作全过程。

（三）不断壮大了担保基本规模，资本构成丰富多元化。

公司成立之初，担保资本金仅有万元，按照“担保机构对单个企业的融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实际注册资本%”的政策规定，担保公司对单个龙头企业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万元。经与农发行沟通，农发行给于担保公司特别支持，一是资本金按最高：倍数放大；二是对单个企业融资担保额度提高到万元。但这个额度根本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特别是省级龙头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的资金需求，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而且万的资金规模与银监会规定“与银行合作的担保公司需注册资本亿元以上”的资金缺口相差甚远。为此，我们首先确立了扩充担保基金规模达到万元的目标。一是打好政府牌，向政府争取政策争取资金，依靠政府扩大规模（目前政府投资已达万元）；二是争取政府重视和股东支持，督促已认缴单位资金及早到位；三是努力扩大股东认缴面和扩大股份，辅之收费优惠政策加以保障；四是运用政策借调资金补充规模。今年省财政厅以号文件《关于利用省级财政资金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对担保体系建设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我们担保公司资格具备，条件充分，拟借调万元专项资金予以补充。目前，担保公司实际资本已达到万元。其中货币资本万，土地实物资本万元。年底可突破万元。

（四）积极参与了政府中心工作，受到重视和支持。公司成立一年来，紧紧围绕服务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等各级党委、政府高度关注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融资担保服务，先后为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多万元，占总额的%。保康县委、县政府领导知道我们受理该县种植、养殖、加工、贸易等涉农企业贷款担保项目近个、开展担保贷款近千万元后，当即表态，凡担保公司的担保项目，县财政将给予贴息支持；同时决定县担保公司的万元资金全部入股我们担保公司。今年生猪生产成为关系国民“菜篮子”供应、关系市场物价、关系社会稳定的热点，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建设“万头生猪成长工程”的决策，我们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关于利用担保平台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的几点意见》，受到重视和肯定，市政府决定，全市支持新建和扩建家年出栏万头生猪养殖企业，由市担保公司担保、市财政贴息、市农发行贷款各万元。同时，为了提高担保公司担保能力，市政府以其储备的价值万元的工业用地充实担保公司资本金，使担保公司对单个企业的担保能力由万元提高到万元。

（五）建立了风险防控机制，防范经营风险趋于制度化。我们始终把防控风险作为开展担保工作的核心，每一笔担保贷款，都必须采取反担保措施。一是实行资产抵押、权利质押反担保。二是企业所有股东个人承担保证反担保责任。三是关联企业或同类企业互保联保。四是按担保额度的-%收取企业风险保证金。目前“两金”已达近万元。五是对于无任何反担保措施和流通型企业，实行银行账户共管，公司派专职人员全程监控其资金的使用、原料及产成品的收购和销售及货款的回收。六是审保分离，科学决策。规范担保业务各个流程中所涉及的项目调查、项目审查、项目评审、项目审批、保后跟踪、代偿支付等各个环节责任人的行为，建立“横向平行制衡”的约束机制。七是建立项目责任制度，严格责任监督和责任追究。每个项目都签订担保项目责任书，第一责任人为项目主办调查人。由于公司各种防范风险措施到位，担保贷款到期的个项目，全部按时偿还了贷款，解除了担保责任，没有出现代偿损失。

（六）广泛宣传担保平台的作用，提升了公司的形象。

一是利用会议宣传。利用公司周年庆典和第三次股东大会契机，邀请到了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市）区有关领导、市农办、经委、农发行、国资委、财局、工商、税务等部门负责人以及新老股东代表参加会议座谈。尤其是政府刘德政市长代表市委、市政府所作的重要讲话，其中还点名要求“市农办和国资委要进一步加强对担保公司的指导、协调、服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市纪委、地税要积极帮助担保公司办理营业税减免手续，争取上级财政部门的扶持；市财政局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帮助建立风险补偿机制”，使与会代表更加明晰了全市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喜人形势，了解了担保公司支持龙头企业触资担保的骄人业绩和重要作用，从而加深了对担保公司支持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不可或缺的位置和未来发展前景。会上新老股东还纷纷表示要切实支持，加大股份注入，并现场签约认缴万元。二是利用文件宣传。以公司文件《关于支持生猪生产发展的意见》上报市委、政府，受到市委、政府领导重视和批示，成为生猪养殖企业中申请贷款担保的有效指南。《积极发挥担保平台，大力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刊登在市政府公报上，对宣传和提升公司形象、地位、作用以及知名度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作用。三是直接深入企业宣传。今年以来，公司多次组织员工深入全市县市多家企业宣传政策和调查研究，设立问题解答联络人提供咨询和经营策划服务。

（七）扎实打造了员工队伍，业务精干工作高效。

高素质的员工，稳定团结的职工队伍建设，是公司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为此，担保公司特别重视人才队伍的建设。一是严把进人关。按照资本金额度实行定编、定人、定岗、定责，所需人员一律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目前，公司已正式招聘的名工作人员都是金融财会专业人才。另聘请具有财会、金融、机械等方面的专家 多名，作为担保评审委员会非常设专门机构专家人员，参与担保项目的调查评估等工作。二是组织员工结合实际健全了包括公司《章程》、《担保资金管理办法》、《担保业务操作流程》等较为全面、规范的业务操作办法和规章制度，以保证公司经营规规范安全。三是加强学习，提高素质。公司定期组织员工学习国家农业产业化政策，学习担保理论法律法规，学习公司规章制度、业务操守，并按月或按季进行考试考评，将学习成绩纳入员工个人业债进行考核。通过对员工进行全方位的培训和学习考核，不仅公司各项业务经营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而且队伍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政策理论水平以及实际工作综合能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第三篇：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一般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着手建立本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了解发达国家信用制度的特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实践，将为我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管理经验

发达国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方面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各国国情和立法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美国为代表，一种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

（一）美国的做法

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也是信用管理行业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对美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框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成熟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基本状况。

1．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信用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着信用交易的增长和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征信数据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诸如公平授信、正确报告消费者信用状况、诚实放贷等问题，其中特别敏感的是保护消费者隐私权问题。鉴于信用市场的发展状况，有关方面对国会出台信用管理相关法律提出了强烈要求，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订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

美国基本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框架是以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其中一项被称之为“信用控制法（credit

control

act）”的法律在80年代被终止使用。其他和信用行业比较密切的法律包括：平等信用机会法（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

act）、公平信用结帐法（fair

credit

billing

act）、诚实租借法（truth

in

lending

act）、信用卡发行法（credit

card

issuance

act）、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fair

credit

and

charge

card

disclosure

act）、电子资金转帐法（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act）、储蓄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garn-st

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

act）、银行平等竞争法（competitive

equality

banking

act）、房屋抵押公开法（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房屋贷款人保护法（home

equity

loan

consumer

protection

act）、金融机构改革－恢复－执行法（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recovery,and

enforcement

act）、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信用修复机构法（credit

repair

organization

act）、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万家企业的信息。在资信评级行业，目前美国国内主要有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and

poors）、菲奇公司（fitch）和达夫公司（duff

&

phelps），他们基本上主宰了美国的资信评级市场。穆迪和标准普尔两家公司在资信评级业的历史最为悠久、实力也最雄厚，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最好，其他国家在建立本国的评级制度和评级机构时大多受到他们的影响。美国的信用市场之所以在全球最为发达，而且并未因信用交易额的扩大带来更多的信用风险，发达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美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由私人部门所有，一般来说，提供个人资信信息和企业资信信息的信用局是分别建立的。每一家信用中介机构都是以一种核心业务（如消费者信用报告、资信评级、商账追收等）为主，同时提供咨询和增值信息服务。在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当地信用市场壁垒的消除和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用中介机构的集中化趋势不断增强，机构数量在不断减少，规模越来越大。在美国，信用行业的几乎每一个特定市场都已被少数几家机构垄断。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开始向用户提供在线服务，消费者的信用报告已经可以在网上获取。由于互联网的优势，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变得更加方便，信用数据的记录与更新也更加容易，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3．市场主体较强的信用意识促进了信用体系的发展

在美国，信用交易十分普遍，缺乏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历史很差的企业很难在业界生存和发展，而信用记录差的个人在信用消费、求职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制约。因此，不论是企业，还是普通的消费者，都有很强的信用意识。美国的企业中普遍建立了信用管理制度，在较大的企业中都有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为有效防范风险，企业一般不愿与没有资信记录的客户打交道。由于信用交易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美国的消费者都十分注重自身的信用状况，并会定期向信用信息局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尽可能避免在信用局的报告中出现自己的负面信息。

4．对信用行业的管理

由于美国有比较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政府在对信用行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但是，美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和法院仍然起到信用监督和执法的作用，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是对信用管理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司法部、财政部货币监理局和联邦储备系统等在监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美国，美国信用管理协会、信用报告协会、美国收帐协会等一些民间机构，在信用行业的自律管理和代表行业进行政府公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在于联系本行业或本分支的从业者，为本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场所，进行政府公关或议会的院外活动，替本行业争取利益。行业协会还提供信用管理的专业教育，举办从业执照的培训和考试，举办会员大会和各种学术交流会议，发行出版物，募集资金支持信用管理研究课题等。

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同美国的做法比较接近。这些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也是由私人部门所有，都有一部直接规制信用行业的基本法。

（二）其他国家的经验

法国、德国和比利时等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同美国存在一定差别。

1．信用信息服务机构是被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而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

在法国，法国中央银行（banque

de

france）的信用局部发展中国家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都是由银行推动的。比如：泰国第一家资信评级机构——泰国评级和信息服务公司（tris）就是由泰国银行发起设立的；孟加拉国的信用信息局则是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而形成的。菲律宾信用信息局（cibi）最初是由菲律宾中央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菲律宾金融学院在1982年联合建立，创立之初是作为一个非股份化、非盈利的公司。后来，政府赋予cibi在金融系统中建立并维持一个有效的信用评价和监督制度的义务，于是该公司从1985年开始发布对当地公司的信用评级商业报告。1997年，cibi将它的主要业务分为两个独立的公司——cibi评级公司（现在称为菲律宾评级服务公司philippine

ratings

services

corp.）和cibi信息公司，继续提供信用报告和在线数据服务。cibi提供的信用信息包括公司信息和消费者信息两方面。其中，公司数据库的文件超过5万份，包含个人信息记录的数据库有15万条信用记录。印度等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也是在银行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在发展中国家，不仅信用信息局等信用中介机构是由（中央）银行发起设立的，而且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也多是由中央银行推动的。比如，印度中央银行工作组提出了信用信息局法案的草案，准备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扩大市场对信用评估的需求，在政策上也给予一定支持，有些国家甚至有强制性规定。例如，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规定公司债券的发行必须经过资信评级机构的评级，以提高债券透明度，增强投资者信心。

（三）市场中介机构的建立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信用信息局和资信评级公司两类。其中，资信评级公司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增强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透明性，促进其健康发展。信用信息局的建立更多地是为了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防范金融风险。

在发展中国家，信用服务中介机构一般由银行发起设立，主要股东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业务主要包括信用评级、征信业务、咨询业务等。其中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服务通常是分开的，即由不同的机构运营。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信用中介机构同时提供企业资信和个人资信服务。信用中介机构一般采取公司制的运作模式，有的信用中介机构还成为上市公司（如印度信用评级信息服务公司crisl）。随着本国市场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股权改造，引入更有实力的新股东，以增强自身实力。



在信用中介机构建设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同国际上的大公司进行各种合作，或者允许这些公司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引进这些公司的管理和技术、进行战略合作或组建合资公司。比如，tris最初在发展其资信评级方法和管理模式方面得到标准普尔集团3年的技术支持；而在拓展新的债务工具的信用评级的知识和技巧方面、以及在发展对投资者的利率研究方面，tris与fitch

ibca也有一个为期3年的战略伙伴协定。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的初期也都同标准普尔等国际上的知名公司进行战略合作，有些中介机构还引入这些公司作为股东。同国际上大公司的合作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信用中介机构的技术、管理和服务水平，但由于征信信息的敏感性，国外公司在合资企业中所占的股份通常并不高。

在信用中介机构的数量上，各国的做法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在资信评级（credit

rating）行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资信评级机构的数量都不止一家。但在许多国家，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该国内家的法律体系还有一个特点，即法律处于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先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也将为今后正式法律的出台积累经验。二是抓紧研究、率先出台与信用行业直接相关的基本法，如可先出台《信用报告法》，对信用行业的管理定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促进信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二）加快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

各国的经验表明，征信数据的采集和使用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各国都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由于信用信息包括正面数据（positive

data）和负面数据（negtive

data）两部分，各国对共享信息的类型通常都有规定，一些国家限制正面信息的共享，比如在西班牙，信用信息局不能够共享正面数据，澳大利亚信用索引公司的运作仅被限定在负面信息。而美国、加拿大和智利等国家则允许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都共享。此外，由于各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对信用信息（主要是涉及到消费者个人的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范围的规定也并不一致。

我国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对此应加快立法步伐。我国对信息数据开放的立法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数据开放程度低，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目前尚未开放，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对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公布应采取相对审慎的原则。这两个方面的立法都应尽快提上议程。同时，由于对信用的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信用历史记录基础上，因此，功能完善的信用数据库就成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备的基础设施。各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都建有自己的信用数据库，记录企业或个人的相关信用信息。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也都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但数据库规模普遍偏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一方面要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为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三）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与规范发展

由于信用中介机构在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信用交易方面的重要性，信用中介机构本身的信用就成为各国建立社会信用制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以信用信息局的建立为例，在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一种是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在由私人部门发起设立的国家，一般通常都有比较完善的信用立法作为保障。由银行发起设立的信用信息局，中央银行通常承担主要的监管职能。但由于信用信息不仅来自金融部门，也需要从法院、公司注册机构等部门搜集资料，因此，信用信息局若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建立，常常会限制信用中介机构的信息采集范围和信用中介机构的自身活力与长远发展。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采取公司制的市场运营方式，但由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需求不足，业务量相对较少，特别是政府对信用信息的利用程度低。由于竞争激烈，从制度上保障信用中介机构能够客观、公正、独立的运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就信用中介机构的管理来看，根据我国行业发展现状和别国的经验，对于企业征信咨询类机构可以采取通过竞争优胜劣汰的方式，使其业务逐步向有规模、有影响的征信公司集中；但是对于资信评级机构和个人信用信息征询机构，建议通过比较明确的进入退出机制的

（四）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

由于征信数据及其处理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敏感，因此不论哪一国政府对此都要进行管理，但各国的监管框架有很大的区别。从国际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中央银行为监管主体，一类是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基础。从国际经验看，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方式与该国信用管理法律体系的状况密切相关。法律法规越完善，政府的直接管理职能就相对弱化，信用行业的发展也比较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或中央银行的直接管理职能就更为重要一些，信用行业的发展状况更容易受政府行为的影响。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只有10几年的历史，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因此，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还需要政府对该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当前，需要确立该行业的监管主体，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的信用行业多头监管与无人监管并存的状况，而且单一监管主体的确立有助于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推出。

本文为“建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研究”系列报告之五

第四篇：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信用体系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一般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着手建立本国的社会信用体系。了解发达国家信用制度的特点，分析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实践，将为我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供有益的经验。

一、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管理经验发达国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方面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各国国情和立法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美国为代表，一种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

（一）美国的做法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也是信用管理行业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对美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框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成熟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基本状况。1．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二战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信用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伴随着信用交易的增长和信用管理行业的发展，征信数据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问题，诸如公平授信、正确报告消费者信用状况、诚实放贷等问题，其中特别敏感的是保护消费者隐私权问题。鉴于信用市场的发展状况，有关方面对国会出台信用管理相关法律提出了强烈要求，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订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美国基本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框架是以公平信用报告法（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其中一项被称之为“信用控制法（Credit Control Act）”的法律在80年代被终止使用。其他和信用行业比较密切的法律包括：平等信用机会法（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 Act）、公平信用结帐法（Fair Credit Billing Act）、诚实租借法（Truth in Lending Act）、信用卡发行法（Credit Card Issuance Act）、公平信用和贷记卡公开法（Fair Credit and Charge Card Disclosure Act）、电子资金转帐法（Electronic Fund Transfer Act）、储蓄机构解除管制和货币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甘恩－圣哲曼储蓄机构法（Garn-St 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 Act）、银行平等竞争法（Competitive Equality Banking Act）、房屋抵押公开法（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房屋贷款人保～（Home Equity Loan Consumer protection Act）、金融机构改革－恢复－执行法（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form,Recovery,and Enforcement Act）、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信用修复机构法（Credit Repair Organization Act）、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 Act）等。上述法案，构成了美国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而且几乎每一项法律都随着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进行了若干次修改。在美国生效的与信用管理相关的基本法律中，直接规范的目标都集中在规范授信、平等授信、保护个人隐私等方面。因此，商业银行、金融机构、房产、消费者资信调查、商账追收等行业受到了直接和明确的法律规范与约束，而对征信行业中企业资信调查和市场调查行业则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约束。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于1971年4月开始实施，是规范信用报告行业的基本法。该法所规范的主体是“消费者报告机构”和“消费者信用报告的使用者”。FCRA规定，消费者有权充分了解任何一家信用局对自己信用状况的评价及依据，消费者具有对不实负面信息的申诉权利。对于消费者资信调查机构，最重要的规范是限制了消费者资信调查报告使用和传播的范围。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取得自身的资信调查报告和复本，其他合法使用消费者资信调查报告的机构或个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否则即使当事人同意也属违法行为：(1)与信用交易有关；(2)为雇佣目的；(3)承做保险；(4)与合法业务需要有关；(5)奉法院的命令或有联邦大陪审团的传票。对于消费者资信调查报告中的负面信用信息，法律规定在指定的年限后，可以在资信调查机构的调查报告中予以删除。该法案对负面信用信息保存年限的规定是：破产记录保存年限为10年，其他信息（偷漏税和刑事诉讼记录等）保存7年。对信用状况判别的主要依据是一系列的信用信息记录，因此，建立有效的信用制度首先需要有充分客观的信用信息。美国的法律对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共享、特别是对有关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这在《公平信用报告法》和《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等法律中有比较详尽的描述。其中1999年《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的颁布，改变了对信息共享的要求，这将对信用行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该项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向消费者告知它想同第三方共享的有关消费者的信用信息，让消费者决定该信息是否可以共享，如果在30天内，消费者没有表示不同意共享，则金融机构有权将消费者的信息同第三方共享或向第三方机构“出售”消费者的个人金融信息。《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的颁布，意味着信息共享的范围会比以前更广泛，效率也更高（以前金融机构的信息若同第三方共享，必须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但同时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共享范围也开始主要由消费者个人决定。2．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信用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完善的信用制度必须有健全的信用服务机构作为组织保障。美国有许多专门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管理等业务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个人资信服务领域，全国有1000多家当地或地区的信用局（credit bureau）为消费者服务，但这些信用局中的绝大多数或者附属于Equifax，Experian/TRW和Trans Union等3家全国最为主要的信用报告服务机构，或者与这3家公司保持业务上的联系，这3家公司都建有在全国范围内的数据库，包含超过1.7亿消费者的信用记录。信用局每年会提供5亿份以上的信用报告，典型的信用报告一般包括4部分内容：个人信息（如姓名、住址、社会保障号码、出生日期、工作状况）、信用历史、查询情况（放款人、保险人等其他机构的债务拖欠资料记录，以提高股东及会员的信贷风险管理能力。80年代末期，香港的金融业兴旺，信用贷款及信用卡市场迅速发展，香港资信有限公司的服务显得愈发重要，因此数家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相继入股该公司。到2000年底，该公司的资料库已有100多万份档案，每月平均提供38万份信贷资信报告。印度、泰国等国家信用中介机构的出现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迫切要求。在尼泊尔，重建信用信息局已作为尼泊尔金融部门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机后，为增强金融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墨西哥政府向议会提交了《公平信用保障法》（Federal Credit Guarantee Law）的草案，此外，参议院通过了新的《公司破产法》（Corporate Bankruptcy Law），两部法案的颁布表明始于1995年的墨西哥银行系统的管制和法律框架的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目前，评级机构、信用局等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墨西哥金融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中央银行在信用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往往其商业银行系统所承担的信用风险最大，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信用体系建设方面，都是由银行推动的。比如：泰国第一家资信评级机构——泰国评级和信息服务公司（TRIS）就是由泰国银行发起设立的；孟加拉国的信用信息局则是作为中央银行的一个部门而形成的。菲律宾信用信息局（CIBI）最初是由菲律宾中央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菲律宾金融学院在1982年联合建立，创立之初是作为一个非股份化、非盈利的公司。后来，政府赋予CIBI在金融系统中建立并维持一个有效的信用评价和监督制度的义务，于是该公司从1985年开始发布对当地公司的信用评级商业报告。1997年，CIBI将它的主要业务分为两个独立的公司——CIBI评级公司（现在称为菲律宾评级服务公司philippine Ratings Services Corp.）和CIBI信息公司，继续提供信用报告和在线数据服务。CIBI提供的信用信息包括公司信息和消费者信息两方面。其中，公司数据库的文件超过5万份，包含个人信息记录的数据库有15万条信用记录。印度等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也是在银行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在发展中国家，不仅信用信息局等信用中介机构是由（中央）银行发起设立的，而且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也多是由中央银行推动的。比如，印度中央银行工作组提出了信用信息局法案的草案，准备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健康发展，扩大市场对信用评估的需求，在政策上也给予一定支持，有些国家甚至有强制性规定。例如，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规定公司债券的发行必须经过资信评级机构的评级，以提高债券透明度，增强投资者信心。

（三）市场中介机构的建立模式发展中国家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信用信息局和资信评级公司两类。其中，资信评级公司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增强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的透明性，促进其健康发展。信用信息局的建立更多地是为了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在发展中国家，信用服务中介机构一般由银行发起设立，主要股东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业务主要包括信用评级、征信业务、咨询业务等。其中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服务通常是分开的，即由不同的机构运营。也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信用中介机构同时提供企业资信和个人资信服务。信用中介机构一般采取公司制的运作模式，有的信用中介机构还成为上市公司（如印度信用评级信息服务公司CRISL）。随着本国市场的不断发展，许多国家的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进行了股权改造，引入更有实力的新股东，以增强自身实力。在信用中介机构建设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同国际上的大公司进行各种合作，或者允许这些公司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引进这些公司的管理和技术、进行战略合作或组建合资公司。比如，TRIS最初在发展其资信评级方法和管理模式方面得到标准普尔集团3年的技术支持；而在拓展新的债务工具的信用评级的知识和技巧方面、以及在发展对投资者的利率研究方面，TRIS与Fitch IBCA也有一个为期3年的战略伙伴协定。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的初期也都同标准普尔等国际上的知名公司进行战略合作，有些中介机构还引入这些公司作为股东。同国际上大公司的合作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信用中介机构的技术、管理和服务水平，但由于征信信息的敏感性，国外公司在合资企业中所占的股份通常并不高。在信用中介机构的数量上，各国的做法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在资信评级（Credit Rating）行业，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资信评级机构的数量都不止一家。但在许多国家，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该国内只建立一家资信评级机构。

（四）注重信用管理的法律体系建设，但信用立法仍不完善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发展阶段所限，法律体系并不完善，有关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对缺乏，因此，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建立和完善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在一些国家，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就是依法设立的。比如，在斯里兰卡，信用信息局（CIB）是根据《斯里兰卡信用信息局法案》建立的，该机构的发起股份51％由货币委员会持有，30％被商业银行持有，其余的19％由其他的放款机构持有。该法案规定，除中央银行外的所有放款机构，有法定义务向信用信息局提供信息局希望搜集的任何信用信息。未按照信用信息局的要求提供信息将受到处罚。泰国则是在银行的推动下，逐步完善信用立法工作，1998～1999年，泰国银行家协会建立了信用局委员会，泰国银行（Bank of Thailand）起草了《信用局法案》，目前，《信用局法案》草案已被下议院批准，正在上议院讨论，2001年有望获得通过。而数据保～案（Draft Data protection Act）预计会在2002年获得通过。随着各项相关法案的相继颁布，泰国的监管框架已基本建立。尼泊尔的实践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在尼泊尔，由于没有法律条款约束银行不提供信用信息的行为，这使得信用信息局的工作缺乏效率，这也是为什么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尼泊尔已经有了10年的历史，但却始终处于初级阶段的原因。从各国的实践看，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难点并不在于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建立，也不在于

政府如何对信用行业进行有效管理，而在于相关法律法规比较缺乏。由于法律未对信用中介机构的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规定，这些机构在信息采集和使用等方面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不仅信息采集的全面性和连续性受到制约，而且信息使用的范围很可能引起法律争端。从各国的实践看，不论信用中介机构建立的时间长短，各国常常在法律方面面临相同的问题，这也是信用中介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与作用仍比较有限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此，目前各国都在推进有关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

（五）对信用行业的管理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信用行业的管理一般都是依据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在多数国家，金融监管～或中央银行常常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斯里兰卡，该国的信用信息局是根据议会通过的法案由中央银行发起设立的，中央银行的副行长担任信用信息局的主席，并派中央银行的高级官员参加信用信息局的董事会。由于各国信用行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信用信息局的核心资料主要来自银行等金融部门，因此对信用行业的管理通常由中央银行承担（特别是在信用管理的基本法律法规尚未建立的国家）。

三、对我国的启示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信用制度的过程有很大不同，但社会信用制度的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从各国的经验看，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主要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信用管理相关法律的建立与完善；二是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三是信用服务中介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四是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

（一）加快信用立法工作完备的信用管理法律体系是信用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的基础和必然要求。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信用立法工作是一个长期过程。从实践角度考虑，我国的信用立法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客观又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从两方面推进信用立法工作：一是应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以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规定的形式颁布，尽早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奠定制度框架。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还有一个特点，即法律处于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先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也将为今后正式法律的出台积累经验。二是抓紧研究、率先出台与信用行业直接相关的基本法，如可先出台《信用报告法》，对信用行业的管理定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促进信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二）加快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各国的经验表明，征信数据的采集和使用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各国都通过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由于信用信息包括正面数据（positive data）和负面数据（negtive data）两部分，各国对共享信息的类型通常都有规定，一些国家限制正面信息的共享，比如在西班牙，信用信息局不能够共享正面数据，澳大利亚信用索引公司的运作仅被限定在负面信息。而美国、加拿大和智利等国家则允许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都共享。此外，由于各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对信用信息（主要是涉及到消费者个人的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范围的规定也并不一致。我国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对此应加快立法步伐。我国对信息数据开放的立法应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数据开放程度低，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目前尚未开放，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对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公布应采取相对审慎的原则。这两个方面的立法都应尽快提上议程。同时，由于对信用的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信用历史记录基础上，因此，功能完善的信用数据库就成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备的基础设施。各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都建有自己的信用数据库，记录企业或个人的相关信用信息。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一般也都建立了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但数据库规模普遍偏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一方面要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中的部分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为我国信用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三）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与规范发展由于信用中介机构

第五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国际经验及启示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国际经验及启示

农业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无序的排放特征，在国际上一直是个棘手的难题。随着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染源逐步得到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将越来越得到重视。

根据政府干预程度的强弱，可将环境政策手段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刺激型和劝说教育型三种[1][1]。命令控制手段主要包括行政许可、排放标准、限期治理等。经济刺激手段包括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制度、环境税费、生态补偿等。劝说鼓励手段主要包括环境宣教、信息公开等，劝说鼓励手段一般作为命令控制和经济刺激手段的辅助。本研究将遵循环境政策手段的分类，对国际上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经验进行回顾和分析，并结合我国基本情况，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针对农业面源的命令控制型手段

命令控制型手段的特点是针对性强、有严格的处罚措施、并且政府具有较强的执行能力。因此要使命令控制型手段较好地发挥作用，前提是规制的对象非常明确，且规制的对象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否则监管成本太高。农业面源排放的特征决定了命令控制手段难以较好地发挥作用。在国际范围内，命令控制型手段也鲜见于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荷兰的矿物质账户系统（Mineral Accounting System-MINAS）较为接近命令控制手段。[1][2]该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养分标准，其惩罚手段是想超出标准的农场主征税。MINAS系统控制的对象不是N, P等养分的投入，而是其剩余或流失。在这个系统之下，每个农民的养分投入和产出情况都被记录下来，如果其农场的养分剩余（或流失）在规定的标准之内，则无需交税，如果超出标准，则需要缴纳较高的税。随着免税的标准越来越严，超出标准的税率也越来越高，1998年土壤含氮（折纯）的免税标准为 238kg/ha，超标税率为0.7欧元/kg，到2003年，免税标准为140 kg/ha，超标税率则上升为2.3欧元/kg。尽管监测数据显示荷兰地下水的养分浓度在1992-2000年之间有所下降，但是这项政策仍然由于其高昂的执行费用以及对于环境质量贡献的不确定性受到质疑，在2006年被废除。

美国污染物减排体系（NPDES）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环境政策之一，NPDES的实施主要依靠排污许可证制度。在美国，根据《清洁水法》，任何污染都不能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排放，但是这项制度也主要在工业和城市领域实行。尽管在NPDES体系中的单日最大负荷量（Total Maximum Daily Load, TMDL）理论上应当包含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但是由于监管的困难，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仍然主要仰仗经济激励和劝说鼓励型手段的最佳管理实践(Best Management Practice-BMPs)，美国也在逐步考虑扩大排污许可证的范围，将大规模的畜禽、水产养殖等农业排放纳入NPDES的排污许可证范围[1][3]。

二、针对农业面源的经济刺激手段

（一）美国的最佳管理实践

美国《清洁水法》在其319条款(section 319)专门规定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相关事宜。在《清洁水法》的框架下，主要使用最佳管理实践（BMPs）控制农业面源，BMPs 是指任何能够减少或预防水污染的方法、措施或操作程序。[1][4]最佳管理实践主要通过两类项目实施，一类是环境质量激励项目(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centive Program-EQIP)，另一类是保护管理项目(Conservation Stewardship Program-CStP)。

环境质量激励项目是在1996年《联邦农业促进和改革法案》（Federal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Reform）中确立的，项目的首要目标就是为生产者实现提高农产品产量和环境质量的双重目标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支持。最开始（1997-2001）每年的项目资金仅为2亿美元，后来迅速增长，2002年为4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13亿美元，2002-2007年总资金额达到58亿美元，2008-2012年资金预算为72.5亿美元。农民要获得该项目的资助，必须完成相应的申请，明确哪块土地将得到保护、受益的环境要素是什么、将采取什么措施。各州或地方的自然资源保护办公室将会对农民的申请进行打分并排序，排名靠前的将获得资助。项目以两种形式帮助农民实施和管理保护计划：成本分担（cost-sharing）和奖励（incentive payment），每个人或团体将获得5年内最多45万美元（2008年以后改为30万美元）的项目资助。

保护管理项目（CStP）规定农民可以将其农场中的草地、种植用地、森林纳入计划中，但是农场或牧场主必须满足：（1）已经在其整个农场中至少保护到一种环境资源（包括水质、土壤和其他与环境质量有关的要素）；（2）在一个五年的合同期内，承诺至少再额外保护一种国家优先保护的资源。CStp项目将补偿农业生产者由于保护行为（例如安装或改装设备、轮作等）而额外支出的费用，补偿的标准根据这些行为的额外花费、农民损失和生态环境效益来确定，对于单个农业生产者，一个五年的合同期内项目资金的支持不超过20万美元。2008年美国农业部将1277万英亩土地纳入了CStP项目，每英亩土地的平均补偿额为18美元/年。除了工程措施，BMPs体系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是针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让农民意识到“他们为农业生产的原材料付过费，浪费越多损失越大”。一旦农民真正理解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想办法提高农用物资（如化肥、农药等）的使用效率，从而将保护环境的行为内化到其追求经济效率的行动中去。根据美国联邦环保署的统计，已经有339条河流在《清洁水法》的支持下取得了面源污染治理方面的成就，河流水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1][5]。

（二）欧盟的一体化政策及环境税费手段

欧盟国家注重在宏观层面实现农业与环境政策一体化，将农业和环境政策的目标统一起来，以期实现农业环境的双赢，在立法、决策程序、机构人员等方面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在整体上达成共识后，再由欧盟所属的各国自己决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1.欧盟共同农业及水环境政策

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CAP）是欧盟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政策之一，其目标是保证农民获得一个良好的生活标准，保障消费者食品质量和公道的价格，并保护农村生境。共同农业政策所使用的预算占欧盟总预算的将近一半（2006年占47%；2007年占45%；2008年占47%）[1][6]。CAP由最初的主要支持农业生产，到逐步注重农村发展，如今越来越多地关注农业行为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在2007年以前，CAP的资金落实主要由欧洲农业指导与保障基金会（European Agricultural Guidance and Guarantee Fund-EAGGF)完成，资金主要有两方面用途：一是通过直接补贴和干预手段支持农业部门；二是帮助农民更加环境友好地利用土地以支持农村发展。自2007年开始，为了更加突出对农村发展方面的支持，成立了两个基金取代EAGGF，分别履行上述两方面职能，一个是欧洲农业保障基金（The European Agricultural Guarantee Fund-EAGF）；另一个是欧洲农村发展基金（The 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EAFRD)。2008年，两个基金所占的份额分别为78%和19%。

在水环境保护的专门政策方面，欧盟在2000年通过了《欧盟水框架指令》(EU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该指令提出了适合欧盟成员国的水环境保护目标，核心就是到2015年所有水体达到一个“良好的状态”（good status），各国在该指令下可以选择符合自己实际的手段以实现环境目标。该指令对水体状态进行了5个等级的划分，从“极差”到“极好”。欧盟成员国的环境专家以欧盟内气候变化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再对5个等级制定标准。“良好”仅次于“极好”，它作为水体好坏的标准参考等级，以“对人类产生有限或者无明显的影响”为原则[1][7]。水框架指令主要进行一些原则性规定，总体包括几个方面：[1][8]一是将水环境保护扩展到所有类型的水体，包括内陆、海洋、地标和地下水；二是以流域为单位进行水环境管理；三是将排放限值和环境标准结合起来；四是确保水价政策提供足够的激励以使用水者更加有效地使用水资源；五是鼓励公众参与。

欧盟水框架指令得以贯彻的主要载体是1991年12月通过的《关于保护水体遭受农业营养物质污染的指令》（91/676/EEC），简称为《欧盟养分管理指令》，目标就是减少由于农业生产中过量的营养物质而导致的水污染。该指令的实施有几个步骤：一是水质监测，包括营养物质的浓度和富营养化程度；二是识别被污染或者出于被污染风险中的水体；三是圈定脆弱区域，也就是污染能够进入到步骤2所识别的水体中的区域；四是建立良好农业行为和行动计划的编码；最后，至少每4年要对脆弱区域和行动计划进行评估。欧盟评估报告结果显示：2004-2007年间，欧盟15国的氮肥年消费量基本稳定在900万吨，磷肥消费则相比前一个报告期（2000-2003）降低了9%。[1][9] 2.欧盟主要国家农业面源控制的税费政策

欧盟国家很多采取环境税费的方式，限制农民的化肥、农药的使用，以减少农业行为对水体的污染。挪威1988年开始实行化肥税收政策，最初的政策目标是为其他政策的实施筹集经费，后来转变为支持环境友好的行为。尽管由于1988年北海蓝藻爆发事件促使税率提高到化肥价格的8%，1991年又提高到20%，但是仍然被认为不足以对化肥使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只有税率达到化肥价格的100%-300%才有可能有实质性的作用，且化肥税已经对挪威的农业出口贸易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1][10]。

匈牙利1986年开始实施化肥税，最初的税率是：0.25 ？/kg N，0.15 ？/kg P。该税率逐年增长，直到1994年该国加入欧盟而被废除。该税收实施以来肥料的使用量约以3%的速度逐年下降，但相应的是化肥的价格以约10%的速度上涨，较大地增加了农民的成产成本。尽管如此，研究表明，该政策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直接效果仍然非常有限。[1][11] 丹麦1998年引入氮税，对于任何氮含量超过2%的肥料征收0.67 ？/kg N的税。[1][12]该税率虽然相比匈牙利的高得多，但是丹麦的税收减免非常普遍，例如只要年营业额超过2700欧元的农户就可以免税；其他用户只要年使用肥料超过2000kg也可以免税；对于年用肥量不超过2000kg的用户，只要每年缴纳的税金超过135欧元，也将得到部分返还。因此，该项税收对于农民没有实质上的约束，主要是针对家庭少量的肥料使用行为，例如花园的施肥，对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几乎没有贡献。

（三）哥斯达黎加的生态补偿

在1970-1980年代，哥斯达黎加经历了最为严重的森林退化，1950年，哥斯达黎加国土的一半以上被森林覆盖，到1995年，森林覆盖率仅剩25%。1997年开始，为了遏制森林退化的趋势，哥斯达黎加推出了国家生态补偿计划（National PES program）。该计划认为森林土地具有四方面的生态价值：（1）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价值；（2）水环境服务价值，包括提供饮用水、灌溉用水、水力能源等；（3）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4）休闲景观与旅游价值。国家生态补偿计划就是针对林地的这四种生态价值对私有土地所有者的保护行为进行补偿。哥斯达黎加生态补偿计划具体由“国家森林基金(FONAFIFO)”和“国家保护区系统(SINAC)”执行，目标是保护原始森林、使次生林繁荣茂盛、提高森林产品质量。在生态补偿计划框架下，通过以下三种形式的合约，农民将保护林地所取得的碳汇出让给国家森林基金(FONAFIFO)，由后者在国际碳交易市场出售。[1][13]（1）森林保护合约：以5年为一期，每公顷土地将获得210美元的补偿，每年平均支付42美元。这类合约的目的就是保护原生和次生林。5年到期后根据资金的可得性，合约可以更新。85%的合约属于这个类型。（2）可持续的森林管护合约：农民每5年将获得327美元/公顷的生态补偿金，具体的做法是第一年支付50%，第二年支付20%，接下来三年每年支付10%。这类合约要求土地所有者承诺将其林地维护至少15年。9%的合约属于这个类型。

（3）重新造林合约：农民每5年将获得537美元/公顷的生态补偿金，第一至五年分别支付50%、20%、15%、10%、5%。这类合约主要用在退化和抛荒农地的造林方面，根据树种的不同，对农民承诺时间的要求在15-20年之间。6%的合约属于这个类型。

从1997年至2001年，将近283384公顷的林地被纳入了生态补偿计划，在这期间国家森林基金向私有土地主支付了约5700万美元。生态补偿金的来源主要包括：对汽油销售征收3.5%的税；私有企业为保护重点流域支付给国家森林基金的钱；对一些企业销售森林生态产品或服务的认证费用；国际组织的捐赠；国际市场出售碳汇所得资金。

四、国际经验对我国面源污染控制的启示

（一）理解我国农业生产的特性 要破解农业污染治理难题，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农业生产的两个最基本特征，也是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明显区别。

一是我国农业具有高度的自由、分散、小规模经营特点，中国的农民是小农，而欧美国家的农民则是农场主。1982年正式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民获得了自由经营权，农民在选择种植品种、种植投入（农药、化肥等）等方面主要是独立决策。同时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单个家庭的经营规模很小，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集体意识较弱。例如在喷洒杀虫剂时，农民各自为战，害虫可以轻易地迁徙到没有喷药或者毒性已过期的地块。而在美国、欧洲，虽然同样是从事农业生产，其单个家庭所经营的农场面积动辄成百上千公顷，单个农场就可以实现统防统治。

二是我国务农人口年龄老化，接受新技术新观念的意愿和能力较弱，而欧美国家的农民却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现代化。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绝大部分为老人，大量青壮年、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群都进城务工。根据笔者2010年对河北、江苏、安徽、湖南、江西、湖北六省200多个农户的一项调查，受调查者平均年龄为50.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2.4年[1][14]。这部分人群对于农业新技术的接受和应用能力较弱，环保意识较低，对于化肥、农药的依赖程度较高。

（二）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面临制度困境

一方面，基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的现实需求，农业发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民的污染行为。近年来，“三农”一直是中央政策关注的重点。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7年将“1号文件”聚焦在“三农”问题上，最核心的目标就是保障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

为了实现增产和增收目标，在短期难以改变耕作技术的条件下，化肥的大量投入则不可避免。自2006年开始，由中央财政设立农资综合补贴，以应对柴油、化肥等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尽管对于这些补贴是否具有直接影响农民化肥使用量的作用仍然存在较多争论，但是自2004年开始，至201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7年连续增产，这表明在一号文件框架下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至少在增产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在这些农业补贴之中，与化肥使用最为相关的农资综合补贴占据的份额最大，增长的幅度也最大，与此同时，化肥的使用量也相应增加（图1），且增加的幅度有超过粮食增产幅度的趋势。图1 2004-2009年我国化肥使用量（单位，万吨；数据来

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粮食安全和数亿农民的增收一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增产增收为目标、以补贴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发展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业污染行为，但是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时期内却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我国现行的环保政策在农村存在较大的缺失。在传统的环境管理“八项制度”中，环评、三同时主要针对新、改、扩建工业项目；排污收费主要针对工业污染源；限期治理主要针对超标严重的工业污染源；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和环保目标责任制主要是对城市区域环境质量的考核；集中控制制度主要用于城市污染控制，如垃圾、生活污水等；许可证制度也是针对工业点源。

我国与水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也缺少对农村环境和农业污染的关注。《水污染防治法》（2008）的第47-51条是关于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的规定，尽管规定要“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但除了对水源地略有相关的法律责任规定外，缺乏具体的实施措施。《水法》（2002）主要目标是水资源保护以及合理分配，除对围湖造地行为有所限制外，对农业和农村方面没有特别的规定。《水土保持法》（1991）主要目标为预防水土流失，注重对相关林地、草地的种植和保护。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所面临的制度背景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客观需求，导致农业发展政策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农业化学投入的使用；而主流的环境保护政策在农村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投入[1][15]。

（三）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基本启示 1.优先在农业发展的框架内解决环境问题

无论从实际需求还是宏观政策导向而言，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这两大目标都不能改变，抛弃这个背景，空谈环境保护将失去实践意义，一项成功的面源污染政策应当是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因此，首先应当探讨在农业系统内解决部分污染问题的可能。本研究认为，我国农村环保工作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前提下，实行预防为主、源头减排，通过规模化经营，管理和工程措施并举，实现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农业活动不是简单的市场行为，它具有很强的公共职能。因此尽管农业生产造成污染，输出负的外部性，但是农业生产本身又输出了正的外部性，在农业环保领域不能教条地使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1][16]。此外，由于农业排放的分散、无序特征，末端治理的成本将十分巨大，农村环保应当坚定地走预防为主、源头减排的路线。况且，化学物品本身就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成本因子，减少化学品的使用也就是降低成本。在保证产量的前提下，应当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农资利用效率，在生产源头控制化学物品的过度投入。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四条建议：

首先在宏观层面，应当重视农业环境政策的整合或一体化。针对上文分析的政策困境，一方面亟需出台专门针对农村环保的高规格政策；另一方面要适当调整农业政策导向，例如从已有或增加的农资补贴中，拿出相当一部分对有机肥进行补贴。此外，应当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特色农业，完善农产品的环境认证制度也是农业环境政策一体化的重要方面。

其次要重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强化技术指导职能。我国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后，基层农技站几乎丧失了农技指导职能。新时期应当重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一方面，在解决现有农技人员编制、待遇等方面加大投入，使已有的推广人员能够专注于本职工作。另一方面，结合新事物，补充新血液，提高农技推广队伍的服务能力。例如结合并完善村官制度，有选择地吸引环保、农业等专业的高校毕业生扎根农村服务农业，提高大学生村官的各方面待遇，建议将大学村官纳入到农技推广或乡镇公务员系统，给予正式的编制和各方面待遇。

第三，集中农村人、地，实现规模经营，以便更好应用环保技术。实践表明，许多实用技术可以大幅降低化学品的投入，且可以提高产量，但其主要障碍是分散的经营方式。实现规模经营的途径一是通过农民合作，将人组织起来；二是在坚持“农地农用”的原则下，通过土地流转将地集中起来。在规模经营的基础上，大力推广和应用统防统治、节水灌溉、测土配方、土地整理等实用技术将大幅减少农业污染。第四，加大对农村环保工程措施的投入，各级财政应当共同出资进行农村生活垃圾收集、截污导流、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等。

2.大力推行生态补偿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政策手段应当主要基于激励和奖励，使农民能够在减少污染的行为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欧洲主要国家对农民征收环境税、化肥税等政策形式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美国的最佳管理实践（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以项目或技术形式的生态补偿）、哥斯达黎加的生态补偿可为我国提供一些借鉴。以下针对生态补偿的三个核心问题，即补偿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支付方式，逐条分析，试图找出适合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生态补偿模式。

首先是谁来补偿的问题。根据补偿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生态补偿分为四种模式，直接公共支付模式、配额和交易模式、直接私人支付模式、生态标识及认证制度[1][17]，补偿主体分别是政府、企业及个人、NGO或企业、消费者。在农业领域目前使用最多的是直接公共财政支付模式，补偿的主体为政府。美国的最佳管理实践主要出资人是政府财政，哥斯达黎加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则既有政府又有私人企业，也有国际机构。

其次是补偿的实现方式问题。实际上，补偿的具体支付形式不应局限于资金补偿，除资金补偿外，还可以分为政策/项目补偿、实物补偿、技术补偿、智力补偿等[1][18]。根据上文的国际经验分析，美国的最佳管理实践实际上包含了资金补偿、技术补偿、项目补偿，哥斯达黎加则主要是资金补偿。

最后是补偿多少的问题。从经典的外部性理论出发，生态补偿的理想标准就是外部效应的大小，也即社会成本（或收益）和私人成本（或收益）之间的差额。但是在现实中，完全消除外部效应几乎不可能，并且如何衡量社会成本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方法，因此外部效应大小也难以测量[1][19]。补偿的依据有三类：一是依据农民减产减收进行补偿，例如农民因为少使用化肥导致了减产，那么可以参照减产导致收入减少的额度进行补偿；二是依据农民增加的成本进行补偿，例如农民为了减少化肥流失而使用其他的施肥方式，但是这种施肥方式可能增加农民的用工成本，可以根据增加的成本进行补偿；三是依据取得的环境效益，例如农民为了保护环境，进行植树造林，按照林木的生态环境效益对其进行奖励性补偿。实际操作中，可根据农户行为、资金状况选择其一。

从我国目前农业发展情况来看，全社会都应该被纳入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框架。政府应当是主要的补偿主体，通过技术、资金、智力等补偿方式支持农民或涉农企业的环境友好行为，还应当通过宣传引导，鼓励消费者购买“三品”农产品；其次也应该吸引相关的非政府组织（NGO）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参与到农业生态补偿中来，鼓励企业或NGO自发地通过技术、智力支持和购买等行为促进农民的环境友好行为。第三，完善相关的认证制度，并在生产资料补贴、市场流通等方面对“三品”农业（无公害、绿色、有机）给予大力扶持，使其能够得到足够的溢价。来源：《世界农业》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