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信用担保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篇：国外信用担保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信用担保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发布时间:2009-11-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化的信用经济，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关系，是其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以建立信用担保体系为切入点，营造有利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和信用环境，对于最终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日本、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很早就开展了信用担保业务，积累了一定经验，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对发展和壮大我国的信用担保业务，建立信用担保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日本的信用担保政策

日本拥有被概括为一项基础、三大支柱的信用支撑系统，保障信用保证制度正常发挥作用。一项基础即基本财产制度。日本信用保障协会的基本财产由政府出资、金融机构摊款和累计收支余额构成，并以此作为信用保证基金，承保金额的法定最高限额为基本财产的60倍。国家立法明确规定各都道府县政府给信用保证协会补充资本，列入预算。金融机构出捐负担金，成为信用保证协会资产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大支柱分别是(1)信用保证保险制度。政府出资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对信用保证协会进行保证保险。当信用保证协会对中小企业实行信用保证时，按一定条件自动取得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的信用保证保险。由协会向公库缴纳相当于保证费收入40%的保险费，当保证债务实行代偿时，由保险公库向保障协会支付代偿额70%的保险金，如果代偿后债权最终回落，协会将保险金归还保险公库。这样，能提高信用保障协会的信用保障能力和收支平衡能力。(2)融资基金制度。信用保证协会通过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从政府筹措的借款，存入相应银行，由于金融机构派生存款的放大能力，可以按多倍的乘数效应为银行作担保放款提供资金来源。信用保证协会筹措融资基金执行政策性利率，转存金融机构实行商业性利率，两者利差进一步提高了信用保证协会收支平衡能力。(3)损失补偿金补助制度。指对于信用保证协会代偿后取得求偿权而不能回收的损失，最终由政府预算拨款补偿。综合起来，信用保证基金制度和融资基金制度解决了信用保证的实力、融资来源，并通过存款业务提供业务运转所需经费。信用保证保险制度和损失补偿金制度分担并最终承担了信用保证风险，保证了信用保证协会作为独立法人具有极强的公共保证能力和无可置疑的信誉。

二、美国的信用担保制度

美国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已有很长的历史，有与之相适应的竞争性市场、行为规范的企业、健全的法制系统和发达的金融制度，与金融及投资担保业相配套的信用制度和投资顾问制度也十分完善，美国的担保也形成了几大特点。

1、政府对政策性担保机构给予支持

为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和小企业发展，美国进出口银行和小企业局都开展担保业务，为政府政策性目标服务。一旦这些机构的资金发生困难，政府会及时注入资金，给予强大的支持。

2、企业行为规范、法制系统健全

企业主和经营者法制和信用观念较强，加之完备的社会监督机制，美国企业的经营行为大都比较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及其他资料比较真实，会计师和律师提供的分析和评价报告一般也比较可靠，企业资产产权制度比较清晰，担保机构进行项目评价，业务安全运做环境较好。

3、信用制度完善，拥有信用评级制度

美国凡经营业务与信用相关的投资、担保、证券、顾问、基金等机构都要经过信用评级公司的信用评级，担保机构的信用评级结果，直接影响到要求担保者的市场融资成本高低，作用很大。

4.金融制度发达，政府、企业、银行互相联系

美国金融业发达，金融市场十分成熟。商业银行可以把政府担保的贷款通过资金出售给退休基金之类的机构投资者。这样通过担保，把在基金上孤立无援的中小企业与庞大的金融市场联系起来，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利益也通过担保统一起来。

5.高效率的顾问制度和专业化的分工协作

从事基金、证券、担保、评价及会计、法律、专业技术等咨询服务的中介机构很发达，大都集中了一批在该领域内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并拥有有效的专业化信息系统。这些机构的分工与协作不仅提高了专业化水平，而且对提高国家经济生活的质量也很有益处。

6.分业竞争格局清晰，互不干扰

美国金融企业众多，其经营范围都集中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内，行业区分十分清晰。例如，中国的高新技术融资担保业务，在分业竞争的美国则不属于担保范畴。他们认为，高新技术即未市场化的技术，对此类技术的投资属于对新概念的投资，应由专业风险投资公司去做，担保公司承做此类业务，承担风险，而让别人使用借贷资本享受利益，不是商业行为，带有政策性倾向。

三、欧洲国家的信用担保制度

德国、法国、瑞士、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实行信用担保的机构很多，综合起来，这些国家实行信用担保的主要特点在于：

1、贷款担保业务少，担保与保险划分不明显

欧洲国家担保和保险区分不明显，他们认为担保是保险的一种，两者没有明显性质区分，只是操作形式有所不同。一般意义下，担保是对特定用户给予的信用，因此领域较窄，承担的责任较大，风险度高。保险险种多，市场领域宽，风险不大。欧洲担保或保险的主要业务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一般信用担保，包括出口信贷担保、进口信贷担保、招标担保、维护服务担保、执照担保、关税担保。二是履约担保，包括建筑合同担保、供货合同担保、付款合同担保、银行间的偿债担保、贷款担保(业务量很少)。三是雇员忠诚担保，包括对公司员工、个别员工、关键位置人物、关键人物发生严重违规违纪或者偷窃公司财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行为，由担保人负责赔偿。

2、具有规避风险的再保险制度

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保险市场已经或者正在趋于完善。从组织体系看，担保或者保险机构与再保险机构、银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一个担保或者保险公司都购买一个或一个以上再保险公司的保险，再保险公司与保险机构往往互为股东，互相关联、关系密切。从操作方式看，担保的风险规模决定于购买再保险的能力。购买的再保险越高，自己承担的风险范围越小，反之，保险机构自己就要承担高额保险。

3、泾渭分明的政策性担保和商业性担保

欧洲某些担保机构既承做政府支持的政策性担保项目，也有公司自营的商业性担保项目。政府项目决策权在政府，由公司代表政府做业务，赔付由政府承担，或者政府定期给公司注入资金补偿公司损失，一般不需要再保险。公司自营项目风险由公司自行承担，并通常由私有的再保险公司分散风险。两种担保业务泾渭分明，公司设立两个帐户，互不干扰。

四、国外担保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1、政策性担保业务的开展要取得政府的大力支持

国外政府对担保业开展政策性业务均提供了不同形式的大力支持，扶持担保业的顺利成长。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发展担保业，政府投入应适当加大力度。主要可以从几方面考虑：一是适当增加担保公司的投入资本，按人民银行规定，担保公司可以按照资本比率，放大10倍做业务，在担保公司本身资本量不大的情况下，这样容易限制担保公司的业务量。二是由于担保业务的政策性功能和非盈利性特点，可以考虑适当减免一定税费。三是对有担保的银行贷款，银行可以按这部分贷款计提的坏帐准备金或将计提的坏帐准备金的一定比例支付给担保公司。四是政府可以允许担保公司以较低的成本筹资建立担保基金。

2、联系中国国情，适当拓宽担保业务范围

担保公司可以加强对国外担保业的研究，确定自己的主营业务和发展方向。目前国内担保公司主营业务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这是一个高风险担保项目，在国际上业务量开展很少，但中国目前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贷款信用担保仍有很大需求。这就要求担保公司在充分联系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适当开展符合国际潮流的担保业务，比如外汇转移担保、合同履约担保、出口担保、海关税收担保、付款担保等等，一方面将扩大担保公司自身的业务领域，同时可以分散高风险。

3、完善相应支撑服务体系，降低担保业风险

担保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要健康发展，需要完善相应配套支撑服务体系。一是逐步建立担保公司的信用评级制度。担保公司可以聘请国际知名机构对自身进行信用评级，并在行业内形成制度，可以增强担保公司自身的信誉，树立良好形象，更有助于更好地和银行或其他金融单位开展业务，改变每个银行都对银行有评级标准，互不公开的混乱局面。二是担保公司或评估机构可以与工商、税务等部门合作，逐步对一定地域内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建立良好的信用制度，有助于担保公司更公平、合理、高效的开展业务。三是发展完善保险业务，适当探索再保险业务，降低担保机构风险。

第二篇：国外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发展电子商务的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1-6-26信息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中国和美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框架有着很多的共同的东西，两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框架有着相似的结构和体系。很明显，我国的政策框架充分借鉴了美国的已有成果。

两国电子商务发展框架的不同之处在于：

1、水平与成熟度：

这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作为电子商务的发源地，有着完善的市场环境和信息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已广泛的在企业中推行，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暴露了更多的问题，这使得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时有着较多的根据和较强的针对性，因此体现出较高的水平和较强的权威性。而我国电子商务本身刚刚起步，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很低，必须由政府加以引导和推动，更何况，《指导意见》仅仅是一个初稿而已，还有诸多原则问题和细节问题悬而未决，因此，二者目前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2、整体结构与内容：

《政策框架》主体部分分为财务、法律与市场三大部分，我国则统称为发展电子商务所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

《政策框架》专门论述了“技术标准”，而《指导意见》仅在第三部分第六个问题“关于电子贸易的法律和规范”中有几句话提及。《政策框架》系统的论述了技术标准制定的原则(应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决定技术标准和其他互操作性机制；技术标准也不应该是强制的)，需要制定标准的领域(电子支付，安全性，安全服务基础结构，电子版权管理系统，电子目录，电视会议和数据会议，高速网络技术和数字化对象及数据互换)，这是《指导意见》所欠缺的。

《政策框架》的“内容”这一章节在《指导意见》则全然没有涉及。“内容”全面叙述了美国政府优先关心的领域(外国内容的比例、对广告的管制、对内容的管制、对欺诈性信息传播的限制、如何定义“煽动性言论”)，和美国政府的相关对策。

《政策框架》第六部分“协调的战略”，强调了国际协调和国内政府各部门、各行业协作的重要性。《指导意见》则没有专门论述。

《指导意见》的第四部分则具有我国特色。它描述了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近期重点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应当首先从同政府有关的环节入手，稳步推进；加强政府的示范和引导，通过实施政府信息化，促进政府和企业的沟通；发展政府部门之间的间非支付性电子商务，促进有关部门在电子商务实施中的关系协调，推动管理部门联网，实现商务管理电子化；对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等等。

3、模式和导向：

《政策框架》在第一部分“背景”中就强调“本文所论述的战略的最强烈的动机就是在这种有害的行为站住脚之前预先防范这些行为”，而所谓的“有害行为”是指“政府对Internet加以性质完全不同的和范围广泛的管制”。在第二部分“原则”中，第一条就是“私营企业应起主导作用”。《政策框架》充分体现了欧美的自由市场传统，处处强调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强调行业自治与自律；处处强调通过谈判和市场主体自主达成的“契约”来解决问题。而政府的作用则被严格的限定在营造一个“可预测的、最简单的、前后一致的商业环境”以保证所有企业可以

公平、平等的展开竞争。“管制”、“政府参与”则被小心翼翼的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使用。可见，美国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是“企业主导式”，导向是“市场导向”。

《指导意见》则没有明确提出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与导向问题。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指导意见》处处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要“发挥宏观规划和指导作用”，要“引导电子商务发展，推动电子商务应用”，要“鼓励企业积极主动的参与电子商务”，要“抓好重点领域、行业、地区、企业的电子商务示范工程”，要“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可见，我国发展电子商务的模式是“政府主导式”，导向是“国家利益导向”。

这些不同是与两国政府的不同职能、两国不同的治理传统、市场环境和电子商务发展成熟度造成的。

第三篇：国外生物燃料发展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生物燃料发展政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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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XXXX，理学院，1XXXXX）

摘要：该文在介绍美国和巴西发展生物燃料的历程，战略目标和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分析未来世界生物燃料的发展趋势。实现能源安全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各国发展生物能源的主要动力，而且这两大动力还将推动世界生物燃料发展规模的继续扩大，但是生物燃料发展大国都建立在本国原料农产品相对富余的基础上，我国应当从自身的农业资源禀赋出发，在技术研发，扶持措施和国际化战略方面对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进行综合的正确引导。关键词：生物燃料 乙醇 能源安全 温室气体减排

随着温室气体减排要求的日益强烈和原油价格高涨，近年来许多国家积极关注生物燃料的发展，将其作为提高能源供给安全、改善大气环境、创造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和节约原油进口的有效途径[1]。当前，全球生物燃料，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生产和使用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总产量从200年的182亿升增加到2009年的949亿升（EIA，2011）然而，生物燃料在全球运输燃料消费中的比重尚不足3%（Coyle 2007），未来发展空间还十分巨大，各国生物燃料的发展趋势和战略已成为各方关注焦点生物燃料发展热潮中，美国、巴西和欧盟在规模上占据绝对领先的地位。2009年美国、巴西和欧盟的生物燃料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45%、29%和15%（EIA 2011）这3个国家和地区在生物燃料发展方面都已提出明确的发展规划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并且由于产量、产能、市场、技术等方面的领先优势，未来将对世界生物燃料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了解美国、巴西和欧盟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措施有助于把握世界生物燃料的发展概况和总体趋势。同时，也可为我国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以及应对国际生物燃料发展所产生的诸多影响提供重要的政策。美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1.1 概况

美国的生物燃料产业在经历了近10年快速发展后，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燃料乙醇生产规模，2009年的燃料乙醇产量达401亿升是

10年前的7倍（RFA 2011），作为原料的玉米和大豆一直是美国的优势农产品，历年来除满足国内需求外还大量出口。2009年美国玉米和大豆产量分别占全世界的40%和32%出口量占全世界的66%和39%，其中玉米出口量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USDA 2011）。而美国乙醇工业在2009年消耗的玉米占当年总产量的24.5%（RFA 2011），充足的国内原料供应为生物燃料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按美国目前的规划到2022年生物燃料的使用量将达到1363亿升，比2009年产量增长34倍[2]。1.2 目标和措施

为了促进能源结构多元化，降低对石油过度依赖，从1994年开始美国政府就已在国内推行使用生物燃料。近年来美国政府更是将发展生物燃料来替代石化燃料，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作为能源政策的重点，2007年国情咨文中提出“10减20”的战略目标，即通过增加可替代能源的供给和提高汽车的燃料经济标准，在10年内减少20%的汽油使量 这相当于从中东进口石油3/4，其中生物燃料被视为主要的可替代能源，为此美国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清晰的生物燃料发展政策框架，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1)通过立法确定发展规划。2005年8月美国颁布能源政策法（Energy Policy Act 2005）首次提出“可再生燃料标淮”（Renewable Fuels Standard）规定每年国内生物燃料的最低利用量，要求在车用汽油中混合生物燃料并逐年增加，生物燃料的规划利用量从2006年的15亿升增加到2012年的284亿升。2007年 12 月颁布的《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USEn-ergy Independence and Security Act of 2007）又提出了新的“可再生燃料标准” 目的在于增加清洁可再生燃料的生产及缩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美国对外国的能源依赖程度。相对于2005 年的标准，新标准中增加了对先进生物燃料的发展要求，并列出两类主要的生物燃料，常规生物燃料和先进生物燃料，常规生物燃料即由谷物淀粉生产的乙醇，先进生物燃料指除谷物淀粉生产的乙醇之外的其他可再生物质生产的燃料，它们包括由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生产的乙醇。由糖类生产的乙醇、由废弃材料。包括植物剩余物生产的乙醇，通过有机材料转化而生产的丁醇或其他醇类。生物质柴油、生物气体；包括埋地气体和污水废物处理产生的气体等。新标准还延长了规划期限并提高了发展目标。要求2008年可再生燃料使用量达到340亿升，到2012年则要达到575亿升。其中至少要有75亿升的先进生物燃料，到2022 年，可再生燃料的使用量必须达到1363亿升。其中至少包括795亿加仑的先进生物燃。(2)加大技术研发投入，美国政府在2006年初出台了“美国竞争力计划”与“先进能源计划”两个涉及生物燃料发展的国家级研发计划，都强调加大研发投入，通过科学与技术进步，改变能源结构来实现“10减 20”的目标，并计划在2012年使纤维素乙醇生产技术具有成本竞争力。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都制定高额的预算来支持研发计划，其中在涉及生物燃料方面的研发投入预算2006财年为0.9亿美元到2008年增加到1.79亿美元，2008财年预算还为3个创新生物能源研究中心提供750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以加速纤维质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发展的基础研究。这3个研究中心由美国能源部于2006年拨款3.75亿美元建立，分别位于田纳西州、威斯康星州和加利福亚州 它们与国家研究机构 各大学和相关公司共同合作 主要研究从玉米秸秆 包括柳枝稷在内的杂草以及其他植物中提

取生物燃料的新技术。(3)通过财税政策培育市场,美国联邦政府对生物燃料的销售和生产施行减税，对乙醇进口实施特别关税政策，以扩大国内生物燃料的生产和使用，在销售环节对乙醇汽油混调销售商营业税减征额（Blenders’Credit）为每加仑乙醇51美分；对生物柴油混调销售商的减征营业税标准是以农产品生产的生物柴油为1美元/加仑，以其他原料如回收的餐饮和动物油脂生产的生物柴油为0.5美元/加仑；在生产环节，对年产0.3亿至0.6亿加仑的小型乙醇生产厂家的每年前150万加仑减征生产税（Small EthanolProducer Tax Credit）；对纤维素乙醇的生产厂家可以加速设备折旧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E85（混合85%乙醇的汽油）的基础设施投资实施特别的减税措施

在关税政策方面，美国的乙醇进口关税为2.5%，但对从巴西进口的乙醇加征每加仑54美分，这是由于巴西的甘蔗乙醇生产成本要远低于美国的玉米乙醇生产成本，这一关税政策有效保护了美国国内的乙醇产业。近年来，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粮食类原料不可能长期大量增长，粮食原料乙醇产量的增速预计将逐年放缓，而使用非粮原料的生物燃料产能将开始扩张

生物燃料的原料需求玉米、大豆等农产品，随之价格提高，使得农业生产的收益增加，预计未来几年美国玉米和大豆的产量仍可能持续增加，丰富的农产资源为美国生物燃料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支持。巴西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

2.1 概况

巴西是世界上最早通过立法手段强制推广乙醇汽油的国家，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不供应车用纯汽油的国家，巴西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产国。2009年巴西蔗糖的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世界的24.5%和41.9%，甘蔗自然成为巴西乙醇生产的主要原料。据估算乙醇生产消耗的甘蔗占全年总产量的56%。在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供应以及成熟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巴西的乙醇生产成本较低，相对普通汽油已经具备了很高的市场竞争力，2009年乙醇产量为249 亿升出口量为35亿升，生物柴油产量为16亿升（EIA 2010）。据巴西农业部估计至2013年巴西乙醇燃料的年产量将增加到350亿升，其中100亿升用于出口，而巴西矿产和能源部的数据显示，2006年在车用燃料乙醇与纯汽油消耗量之比已经达到0.63，生物燃料对化石燃料的替代程度已经相当高。巴西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从1981年的81%降至目前10%以下[3]，2.2 目标和措施

巴西发展生物燃料的主要目的是替代石油进口，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上世纪70年代巴西的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达到80%以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后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使得巴西每年石油进口的开支急剧上升，从1972年的5亿美元增至1974年的28 亿美元，1979年的石油危机后这一数字更是超过100亿美元。巴西政府不得不承受巨额外债，国内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增长受到制约，为了减少石油进口依赖程度，巴西政府在1975 年11月以法令形式颁布了“国家乙醇计划”（PROALCOOL），用甘蔗生产的乙醇来替代汽油，从而减少石油进口，并为国内甘蔗生产者扩大市场（IAEA 2006），该计划通过一系列政策组合来刺激国内乙醇的生产和消费，(1)对全国的车用汽油设置强制的乙醇混合比例，即在全国范围内强制使用乙醇汽油来代替纯汽油。(2)为乙醇生产厂的建造提供政府贴息贷款，(3)国有石油公司以保证乙醇生产者合理利润的价格对乙醇进行统购。(4)将纯乙醇的零售价格控制在低于汽油的水5对纯乙醇燃料汽车减征营业税“国家乙醇计划”颁布以后，巴西的燃料乙醇伴随着政策措施的不断调整，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乙醇汽油并强制混合比例一直坚持至今

目前稳定在20~25%的范围内巴西的乙醇战略发展历程基本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1)初期 1975~ 1979年，在乙醇计划实施的初期，巴西政府主要利用当时已有的乙醇蒸馏

厂和制糖厂的蒸馏车间的生产能力，将生产的无水乙醇混入纯汽油，在这个阶段乙醇生产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了大量的政府贴息贷款的支持。到1980年在全国使20%乙醇汽油的目标基本实现。(2)快速发展期1980~1989年，1979年石油危机的影响使得巴西政府对能源安全问题更加警觉，开始积极发展纯乙醇动力汽车，1981年国家投入研发的乙醇汽车已经具备经济可行性，政府与国内汽车厂商签署了大规模生产乙醇汽车的协议，结果从1983年到1989年间由于乙醇汽车享受较低的营业税和对乙醇的价格管制节约了车主的开支，纯乙醇燃料动力的汽车占新销售，轻型汽车的绝大多数，其中政府对乙醇燃料价格控制的补贴资金来自于汽油消费税 但在整个80年代对乙醇生产者的价格补贴一直在削减。特别是1986年时国际石油价格下跌而蔗糖价格上涨以后，在生产方面，规模化乙醇生产的产能也在这一时期开始释放。从1980 到1989年的10年间乙醇的年产量增长3倍[4]。

(3)动荡，1990~1998年，巴西乙醇产量在80年代末停止了增长势头，然而由于乙醇汽车的普及使得需求仍保持增长，结果导致1990年开始需要通过进口弥补市场上的乙醇短缺，随后政府对乙醇汽车的优惠政策也被取消，又导致在90年代乙醇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几乎降为零，直到1996年开始乙醇才不再需要进口。在90年代国内不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局势下，巴西政府着力抑制通货膨胀和缩减政府开支，对乙醇生产厂的价格补贴继续降低，这迫使乙醇生产厂家不断提高生产率。国内的科研机构在乙醇生产效率和提高甘蔗产量，推广田间管理上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到1996年乙醇的生产成本降至1980年时的2.3%。(4)自由市场期，1999年至今，随着燃料乙醇市场竞争力的提高1999年巴西政府放开了对燃料乙醇零售价的管制，让市场自由调节，市场上乙醇的价格一般是汽油价格的70%左右，这样的价格吸引力使得乙醇汽车重新畅销。乙醇汽车的销售量从1998年的1224辆增至2002年的56068辆

占2002年轻型汽车市场的4.3%。2003年开始引入的灵活燃料汽车（Flex Fuel Vehicles）可使用任意比例的乙醇汽油混合燃料的汽车，迅速普及2004年即占据17%的市场份额。据巴西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07年灵活燃料汽车已占新车产量的71.87%，车辆燃料的需求使得燃料乙醇的市场不断扩大，加之国际上燃料乙醇需求量的增加，近年来巴西燃料乙醇又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生物柴油在巴西的利用量相对较小，巴西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生物柴油的开发利用，后因为国际原油价格的下跌而中断。2002年10月政府重新启动“国家生物柴油计划” 旨在用以植物油为原料的生物柴油部分替代常规柴油，其发展模式基本上借鉴了国家乙醇计划的模式，2005年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从2008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强制使用B2（按体积计算2%生物柴油和98%常规柴油）2008年至2013年可逐渐将生物柴油比例调整到5%之后强制使用B5[5]。总之。巴西生物燃料的发展特点是利用其甘蔗产大国的优势，通过渐进式地强制推广，财政扶持和价格杠杆支持产业发展，同时国内的汽车工业也积极配合了燃料结构调整，扩大了乙醇燃料的市场需求目前灵活燃料汽车的普及使得乙醇市场需求能够在未来保持长期的增长，巴西在发展生物燃料方面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政府的大力支持，有望使巴西实现石油进出口平衡并成为乙醇出口大国，巴西的燃料乙醇产业也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产业，这一优势的形成使得巴西在解决就业 增加农民收入保障能源安全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方面获益颇多，同时考虑到最近启动的生物柴油计划的促进作用，预计巴西对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还将保持高速发展。

3发展趋势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各国发展生物燃料的主要动力是减少石油进口依赖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前全球交通运输部门的原油消耗占全部原油消耗的61.4%

（IEA2010），生物燃料的可再生性与石油燃料在物理化学性质上的相似性以及环境友好性使其成为各国发展石油替代品的一个主要选择，同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趋于严格，即便近来生物燃料的发展可能带来的粮食安全和环境资源破坏问题引发广泛关注，但这两大动力仍将在未来推动生物燃料利用规模的扩大主要国家都已形成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综合的政策措施。生物燃料在传统化石燃料中的混合比例成为各国纷纷采用的目标，预料未来生物燃料市场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在这一趋势的作用下，相关产业的投资，技术设备开发和汽车工业的燃料结构调整也将被带动，具备成本优势的巴西已逐渐将生物燃料产业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途径，未来将在生物燃料国际贸易中发挥主导作用国际上主要的生物燃料发展国无不是建立在原料农产品产量大大高于国内需求的基础上，而中国目前粮食生产只是基本满足国内需求，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并已经接近“十一五”规划纲要要求的18亿亩底线，仿照美国、巴西等国在现有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发展生物燃料显然不适合我国国情，我国应该避免生物燃料的发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除坚持利用非粮食原料的原则外，还应该禁止能源作物占用现有耕地，避免发展水资源，化肥消耗过大的原料品种[6]。

未来我国在生物燃料领域的发展重点将是非粮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但都还处在起步阶段，与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在这个发展方向上，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由政府在创建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生物燃料发展政策的导向必须是明确和长期的，要将社会力量引导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方向上来，并严格限制生物燃料产业抢占现有农业基础资源，中国在发展非粮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过程中，可以对新兴产业提供长期的金融，财政和税收方面的支持，通过具体的财税政策对原料供给，生产加工，配送销售和消费等多个环节进行引导，确保生物燃料的市场需求和产能的协调增长，促进产业的平衡发展，同时在产业起步阶段应发挥我国国有能源和石化企业的作用，特别是在燃料流通和销售环节中，采用国家干预的市场手段来促进产业的发展由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在中国遇到诸多制约除完善政策上的引导和限制以外，还应在技术研发上寻找突破，毕竟与美国、巴西和欧盟一样。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也是我国所面临的重要挑战，生物燃料作为我国寻求石油替代的主要途径之一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我国国情的限制又为生物燃料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在生产技术上的创新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寻求纤维素乙醇等非粮生物燃料规模化生产技术的突破，而该技术对中国的生物燃料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引导的技术研发在产业发展初期是非常关键的，生物燃料开发利用的一些基础的研发工作应该列入国家的核心科技计划中，在能源作物选择，提高生产率，纤维素乙醇生产以及农林作物生产剩余综合利用等方向上实现突破，同时还应积极开展与先进国家在生物燃料生产储运等方面的研发合作和技术引进[7]

。此外，我国在生物燃料开发利用上可实施国际化的发展战略，由于受到国内原料供应的限制在纤维素乙醇生产技术还没有实现关键性的突破之前，我国对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仍然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因此可以向外寻求发展空间，积极开展与具备农业资源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设备和农业政策方面的合作。同时在相关产业的发展战略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中应充分考虑国际生物燃料的发展趋势应对国际市场未来燃料结构调整的需求，发展适应使用多种燃料的灵活燃料机械部件，例如汽车，机械等燃料动力相关的产业，以及燃料的储运和销售终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参考文献：

[1] Coyle,W.“The FutureofBiofuels:A Global Perspective.”USDA,2007.[2] EIA.“Inter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U.S.Energy-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2011.[3]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Use of Biofuels or other Renewable Fuels for Transport” ,Di-rective 2003/30/EC,2003.[4] IAEA.“Brazil A Country Profile On Sustain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2006, [5] IEA.“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2010”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2010.[6] RFA.“Climate of Opportunity Ethanol Industry Outlook 2010” Renewable Fuels Association,2011.[7] USDA.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Production,Supply and Distribution PSD online database,2011.Foreign Biofue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

(1.XXX

(2.College of ScienceXXX University, 1XXXXX)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of biofu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 and analyzes the future trends of biofuels in the world based on the history,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policy measures.Energy security and control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o-energy, and these two major impetus will also promote the world's biofuel development scale continues to expand, but the biofuel development countries are based on the relative surplus of domestic raw materials , China should start from its agricul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 in the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upport measures and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iofuels to guide the comprehensive right.Key words: biofuel ethanol energy security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第四篇：国外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相关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本站推荐）

国外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相关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国外促进清洁能源发展政策分析

1．清洁能源管理相关政策

为促进清洁能源发展，各国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组织、立法、规划方面加强对清洁能源发展的管理。

统一、高效的政府管理机构是保障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基础。美国在能源部内设置了能效及可再生能源办公室，欧盟成立了可再生能源委员会，英国设立了可再生能源应用办公室，印度将原有的非常规能源局升级为非常规能源部。这些管理机构统一行使本国在清洁能源发展领域的行政职能，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协调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推动清洁能源的快速健康发展。

出台强制性法律也是一些国家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重要举措。美国仅联邦政府颁布的涉及清洁能源的法规前后就有52项之多，其中36项目前仍具有法律效力。日本和欧盟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印度虽没有专门的清洁能源法，但在其《能源法》、《节能法》等许多法律中都包含了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内容。

加强清洁能源的规划管理是各国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有效手段。各国普遍重视清洁能源规划，政府牵头对清洁能源资源进行详细评估，并制定明确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引导清洁能源发展。欧、美一些国家对风能资源的详细评估一般由政府牵头组织，风能资源图谱精度达到1×1千米，美国加州的风能资源图谱精度甚至达到200×200米。在掌握详细资源情况的基础上，各国政府制定了清洁能源发展规划。美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电力需求总量15%的目标。欧盟提出202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

2．清洁能源生产相关政策

各国对清洁能源生产的鼓励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价格激励等。

财政补贴。主要包括对清洁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或清洁能源产品提供直接补贴，以及实施低息贷款的信贷扶持政策。如西班牙对光伏发电项目提供40%的投资补贴，加拿大为每千瓦时风电提供相当于风力发电成本与常规发电成本差额一半的产品补贴，意大利对屋顶光伏系统提供相当于项目投资85%的免息贷款。

税收优惠。主要包括对清洁能源税收减免，或是对非清洁能源实施强制性税收政策以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美国从1992年起对风电实施生产税抵扣政策，每千瓦时风电可享受1．7美分的生产税抵扣；加拿大对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实施每年30%的加速折旧，以减少固定资产税；欧洲多个国家对个人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免征所得税；瑞典和英国对非可再生能源发电征收电力税，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竞争力。

价格激励。主要是对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给予高于其他常规能源发电项目的售电价格，以鼓励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的发展。价格激励可分为固定价格、浮动价格和特许权价格。固定电价即由政府明确规定各类清洁能源产品的市场价格，如德国在2009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中规定了各类清洁能源发电的电价。浮动价格是指参照常规电力价格制定一个适当比例，使清洁能源发电价格随市场变化而浮动，如西班牙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可以选择竞争加补贴的浮动定价方式。特许权价格指通过特许权招标确定的价格，英国在1990—2002年间曾经实行过招标特许权价格。

3．清洁能源电能上网相关政策

在清洁能源电能上网环节，各国主要通过配额制和强制上网制度保证清洁能源发电量的输送，在实施过程中，通过有条件的“全额收购”政策、严格设备入网检测和“对等义务”原则等手段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

配额制。即要求电力公司在销售电力时，必须保证一定比例的电量来自清洁能源发电。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以及美国的多个州目前都实行了配额制。丹麦、荷兰等国还规定，每收购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就可获得政府颁发的“绿色证书”，该证书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强制上网制度。指电力公司必须优先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随着风电等间歇性清洁能源发电规模的扩大，部分国家开始实施有条件的“全额收购”政策。如德国在2009年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中规定，在危及电网运行时，电网运营商可以限制100千瓦以上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出力；电网运营商可以选择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商签订购电合同，通过对未能收购的电量给予合理补偿的方式实现“全额收购”。

设备检测认证制度。各国普遍通过严格的设备检测认证制度来保证并网清洁能源发电设备的质量。如丹麦实行了强制性的风电设备检测认证制度，英国、希腊等国实行的制度虽然不属于强制认证，但风电场投资者在购买设备时也都会提出认证要求。

“对等义务”原则。指电网运营商有义务收购清洁能源发电量，清洁能源发电商也有义务保证尽量减少对电网造成的冲击。如西班牙在规定电网运营商有义务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同时，也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商有义务提前通知电网运营商将会供应多少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如果实际供应量与预测量偏差超过允许范围，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要向电网运营商缴纳罚款。

4．清洁能源消费相关政策

在能源消费环节，各国对消费者的鼓励政策主要是用户补贴和绿色电价政策。

用户补贴主要是对消费者进行直接补贴。如欧洲大部分国家对太阳能热水器用户提供20%—60%的补贴，日本对家庭光伏发电产品的补贴额度最高达到40%。

绿色电价政策是指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倡导用户以高出常规能源的价格购买清洁能源发电量。如荷兰政府规定用户有购买最低限量清洁能源电能的义务，美国部分州也提倡居民用户自愿以高出正常电价10%的价格购买可再生能源电能。

5．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相关政策

各国政府主要通过分担研发费用、利用政府贷款等方式帮助开拓市场的政策，推动清洁能源技术和装备的发展。

各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研发阶段采取由政府分担研发费用的方式降低私人投资者的风险，鼓励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如德国早期风机研发几乎完全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美国政府在可再生能源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给予100%资金补助，在研发和试验阶段给予50%—80%的资金补助。

在清洁能源市场开拓方面，各国政府也利用各种方式帮助企业迅速形成规模生产。如丹麦、荷兰等国通过提供政府贷款的方式推动风机产品出口，日本也利用政府援助渠道推动太阳能发电设备的海外出口。

二、对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启示

1．政府的支持引导是清洁能源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各国发展清洁能源的实践表明，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是清洁能源产业链中最重要的一环。清洁能源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在市场化条件下，清洁能源资源的评估和规划，必须在政府的牵头组织下开展；清洁能源的生产、输送和消费环节，必须在由政府制定的合理可行的市场运行机制作用下，才能协调运转；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装备制造，也必须依靠政府对基础研究的大量投入以及对市场的培育才能发展壮大。

2．系统、完整的产业政策是保障清洁能源发展的必要措施

清洁能源发展较好的国家一般也是清洁能源发展政策支撑体系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国家。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的清洁能源发展政策，覆盖了清洁能源管理、生产、输送、消费、研发和装备制造的各个环节。在政策的配套上，既有宏观政策，又有与其配套的微观操作细则，增强了政策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如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出台了《能源政策法》后，各州政府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绿色电力采购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等配套政策；丹麦在制定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同时，建立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质量认证和标准化管理体系，保证了并网发电机组的质量，促进了清洁能源生产和输送环节的协调发展。

3．从技术手段和政策规范两方面入手，消除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中的障碍

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障碍一是成本较高，二是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对发电设备和电网技术要求较高。

根据各国发展清洁能源的经验，消除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障碍，必须从技术手段和政策规范两方面人手。技术手段是指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成本，提高间歇性清洁能源发电的预测精度，加强对清洁能源发电和并网的控制能力，提升清洁能源发电设备对电网的适应性和电网对清洁能源电能的兼容性；政策规范手段是指建立清洁能源发电设备的检测认证机制，严格清洁能源发电机组入网和运行标准，必要时对问歇性清洁能源发电机组的出力进行控制。从清洁能源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加强技术控制手段，严格设备检测认证和并网制度，有利于消除清洁能源开发利用中的障碍，推动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4．清洁能源发展离不开消费者的认同与支持 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清洁能源利用成本要高于传统能源。消费者在享受清洁能源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善的同时，也必然要承受能源消费成本上升带来的影响。清洁能源的发展离不开消费者的认同与支持。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都比较注重对清洁能源利用的宣传和鼓励政策，利用媒体广告、清洁能源示范项目等方式提高消费者对清洁能源的接受程度。正是因为消费者对清洁能源的认同和支持，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绿色电力价格等清洁能源消费市场的政策才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也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

三、促进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建议

1．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协调清洁能源发展规划、制定清洁能源技术标准和规范、加大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扶持力度

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清洁能源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协调清洁能源产业链各部分的关系。

由政府牵头组织开展各类清洁能源资源量的详查和评估，在此基础上，统一协调清洁能源与其他电源及电网的规划建设，加快对清洁能源送出配套电网工程的审批；在风电等间歇性能源比较集中的地区，对调峰电源的建设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组织相关企业和科研单位，制定风能、太阳能清洁能源发电的技术标准和并网导则，并强制推广执行。推进清洁能源标准体系建设，建立市场准入门槛，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促使企业消化清洁能源利用的核心技术，促进清洁能源产业科学高效发展。

加大政府科研经费投入，重点扶持一批清洁能源企业和研究单位，集中力量，加快核心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建立国家级权威的清洁能源发电设备检测认证机构，保证设备质量，促进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健康发展。

2．进一步完善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价格财税政策

与国外政策相比，我国目前清洁能源发展的价格财税政策中偏重于生产环节，对输送和消费环节的鼓励力度不够，应进一步完善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价格财税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和覆盖面。

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应加大政府补贴力度，改变目前的风电等清洁能源发电定价方式，将招标定价机制改为固定电价机制，按资源情况分地区制定标杆电价，不以价格作为中标的评判条件。

为保证风电等间歇性能源的接入和送出，往往需要增加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并建设配套的电网接入和扩容改造工程。对其他电源提供的调峰等辅助服务，应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对电网企业满足风电接人和运行的投资，应建立合理的补偿或成本分摊机制，按照建设成本和一定的投资回收期确定补偿标准。

3．提高清洁能源电能控制水平和电网智能化水平，完善“全额收购”政策

深入研究风电等间歇性清洁能源运行规律，开展对风电机组出力的预测研究工作，提高预测精度。加强清洁能源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提高清洁能源发电设备制造和运行控制水平，使清洁能源发电设备具有较好的电网适应能力。加强电网建设，提高电网调度和控制技术水平，提升电网智能化水平，适应清洁能源大规模接入的要求。

参照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从全社会成本最低的角度出发，完善可再生能源“全额收购”制度，允许电网运营商在特殊情况下限制风电机组出力，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同时也允许电网运营商通过合理补偿方式来调整清洁能源收购额度，降低对调峰机组的需求，减少电网投资，提高电网利用效率。

4．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意识

加大环境意识宣传和教育力度政策，提高消费者对清洁能源的接受程度，通过各类媒体向消费者介绍清洁能源对改善生态、提高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建设清洁能源利用示范工程，在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率先使用清洁能源；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清洁能源的投资，鼓励电网企业开展绿色营销，销售清洁能源电力；对自愿高价购买清洁能源的组织和个人，通过绿色能源标识等方式给予鼓励。提高全社会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意识，为清洁能源拓展更大的市场，增加清洁能源消纳能力，为清洁能源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五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