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对外比较中的特点[精选五篇]

第一篇：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对外比较中的特点

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对外比较中的特点

发布时间：2011-8-21信息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 作者：王冰

各国农业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再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个进化过程。各国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其生产条件、要素构成、数量不同，所走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不同。本文拟分别探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现代化道路，并在这两者的比较中，提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粗浅看法。

一

简言之，农业现代化即用先进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去改造传统的落后农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它大体包括三个内容：一是农业机械化，即用现代的耕作机械、水利灌溉设备等代替旧的手工和耕畜动力、农具，尽量投入机器设备，节约劳动力；二是技术现代化，通过采用生物的、化学的技术，改革农作物品种，提高单产；三是管理现代化，即把在工业部门中先发展而后成熟的管理办法、经验引入农业，形成产前、产中、产后农业一体化，进行产业化经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一般可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先实现机械化，然后再转入生物、化学等技术化；二是以日本为代表，先侧重于技术创新，以节约土地和资本为主，当土地产出率达到较高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后，再普遍实行农业机械化。

属于第一种类型的国家主要包括北美、澳洲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原苏联）。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现代化依次经历了农业机械革命、生物革命和化学革命以及管理革命（并不排斥它们的相互交织）。首先，美国的农业现代化以农业机械化为开端。它大体经历了南北战争前后至1910年的农业半机械化时期，到1910年至1940年的农业基本机械化时期，再到1940年至今的农业全面高度机械化时期。其次，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土地价格的高涨、耕地面积的缩小，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矛盾。美国就把农业现代化的焦点集中到采用生物、化学技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上。与此同时，农业机械自身的改革和运用仍旧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农业管理革命也加速进行，它一方面把工业部门的管理技术运用于农场管理；另一方面，在建立高度发达的农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农业综合体，实行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的形成标志着世界农业发展的趋势。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国家我们以日本为例。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以生物、化学技术的采用作为先导。表现在侧重采用生物技术，多投劳力，进行劳动集约经营，结果以“多劳多肥”著称于世。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工业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日本农村劳动力出现不足，日本开始了农业机械现代化。

其次，日本农业历来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体制为主，虽然在近年来日本的农户规模有所扩大，专业化畜牧场出现，但是由于其自然、历史条件造成的小规模家庭经营这一特点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在农户小规模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正是日本农业现代化与世界其余发达国家的显著差异。

第三，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兼业农户一直占很大比重。其兼业方式有以农为主兼营其他，或以他业为主兼营农业这两种类型。而其他发达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大多采取弃

农就工，举家离农的途径向城市转移，其城市也具备了吸纳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日本则不具备上述条件。日本农民只得采取就近、就地解决并通过农户兼业化的方式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到1986年日本农户平均兼业收入已是农业收入的4.5倍，达到450万日元。

第四，日本在城市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政府通过各项政策措施推动农村地区发展工业。发展农村工业，一方面可以吸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农业增长。

最后，面对千家万户的小规模农户，日本的农业协同组合（即农协）起到了在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使小农户同大市场接轨的作用。这也为中国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管理小规模农户，把它们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供了借鉴。日本农协是由农民按地域组织起来的合作组织，但它与西方在农业专业化领域组织的合作社显著不同，一是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一般地看，合作经济组织是工人或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对抗大资本的中间盘剥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织，具有单纯的经济性质。而日本农协除了它的经济性质外，它还兼有帮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代表农民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组织农民反对政府的双重职责。因而具有“准政府机构”和“政治压力团体”的性质。二是与西方具有独立性的合作社不同，日本农协在全国形成一个庞大的垄断组织体系，覆盖了日本整个农村地区。西方农业合作社组织之间往往独立经营、互不联系，因此，在同大资本的竞争中，合作经济组织被挤垮压倒的现象屡见不鲜。日本农协在组织体系上采用“三段制”，即市町村一级设单位农协，都道府县一级设农协联合会，国家级设农协联合会，这样以其强大的组织系统，从生产到生活，采取上下一致的行为，形成买方垄断，垄断了整个日本农村市场，有效地阻止了工商业资本对农民的盘剥。可以说，日本农协是世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管理小规模农户的一个创举。

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不同，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起步晚，国际经济格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条件与以前完全不同，因此，尽管农业发展总趋势仍然是农业技术化、机械化和管理现代化，但是其具体的发展过程不得不独辟蹊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取得独立。起初发展中国家企图追赶发达国家，采取“重工抑农”的策略，急于发展工业，把有限的资金大部分投放在工业上。这种战略并未收到良好的效果。60年代后期，一些国家着手对这种战略进行调整，把发展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增加投资，推广“绿色革命”。

拉丁美洲与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现代化起步方式选择上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农村经济产生的结果也不同。

在拉丁美洲地区，农业现代化主要模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使用机器、化肥和农药。机器的使用，节约了劳动力，但是并没有使土地利用率提高，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大农场主却将土地闲置起来。同时，机器的使用并没有与其他技术相配合，没有提高土地产出率，相反由于大机器的使用，使许多农村劳动力失业，造成农村中的普遍就业不足。

60年代以来，亚洲地区许多国家广泛推行了以改良品种和扩大灌溉为主的“绿色革命”。到80年代，亚洲各国实行“绿色革命”的土地面积达4000多公顷。占全世界推广面积的80％的水稻品种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印度推广。小麦品种的推广地区以南亚为主。这些国家稻田和麦田的40％采用高产品种。在推广“绿色革命”的亚洲国家中，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占粮食增产因素的60～90％。以印度为例，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大力推广“绿

色革命”（“高产品计划”），同时，扶持农村电气化和机械化建设，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仅拖拉机一项，印度在1984年“绿色革命”成功时，已达到76173 台，比1962年的880台增长了85.56倍。结果“绿色革命”与农业机械化互相带动，促进了印度农业现代化进程。二

就目前世界上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历程看，各国由于是在不同的资源条件、不同的生产要素结构、数量背景下开展农业现代化的。因此，各国的农业现代化有其独自的特点。

1.农业现代化起步方式不同。美国农业现代化从机械化开始，日本、印度则从选择能提高土地产出率的生物、化学技术——生物化、化学化起步。具体来说，一个国家实行农业现代化，究竟实行哪一种起步方式，一般来说是由其土地和劳动力状况决定的。人少地多的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首先是从生产工具上进行改革，通过发明、创造新式农具来克服农业劳动力的不足，促进农业的发展。而人多地少的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首先要在充分利用劳动力方面找出路，实行“多投活劳动的农业”，并充分利用土地提高单产，以便促进农业的发展。

2.选择的技术不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用先进的生产手段和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大幅度地提高农业产量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此，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根本变革。各国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技术，概而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生物、化学技术现代化（土地节约型）和机械技术现代化（劳动力节约型）。前者包括给植物创造优良的生长环境、培育和改良品种，采用先进的农作制度，增施化肥、农药，使用配合饲料等；后者包括采用各种机械设备，使生产过程机械化、自动化。这两个方面，虽然是相辅相成的，但它们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不同的。生物及化学技术主要是直接改变生物本身，创造用于生物生长的良好条件，以促进其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因此，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将其农业现代化的重点放在了前者，而机械技术的重点是以物力来代替人力，提高工效，节约劳力，扩大每个劳力生产和经营的范围及数量。因此，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一向把重点放在后者。

3.农业经营规模不同。土地资源状况，劳力的多寡，决定了农业现代化的起步方式的选择。反过来，农业现代化的起步方式又成为影响土地规模经营的因素。由于人少地多，致使美欧走了一条机械化再到生物技术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业机械化必然对农场规模产生深刻的影响。机器的使用需要土地集中连片，而大量劳动力脱离农业，使集中成为可能。在美洲和欧洲各国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农场面积不断扩大。在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农业现代化以生物、化学技术为发端，使其土地关系结构中以小自耕农或租佃经营为主的农业规模，未受到机械化的影响得以保留，表现在土地的使用上以小规模经营为主，一家一户为生产主体。只要农村中的剩余劳力转移顺利，农业机械化就接踵而来，土地小规模经营的存在，无疑会遭到冲击。

4.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各国农民彻底放弃了土地成为城镇居民，而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农民往往以兼业为主。其原因是农民对土地的认识、对土地的依恋情结。在亚洲各国，传统的农民意识及对土地的依恋，以及由于高昂的土地价格产生的保值心理，使许多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成为兼业农户。

尽管各国农业现代化有各自的特点，但并不是无规律可循。这个规律即是农业现代化无论以什么方式起步，都要达到机械化和生物、化学技术化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农业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土地产出率，形成高度发达的农业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实现农业管理现代化、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三

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受自然和经济等条件的制约，不能照搬别国模式。中国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第一，中国必须采用劳动集约作为农业现代化的起步方式，这是与中国人多地少、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的国情相适应的方式。对于这类问题，日本是有教训的。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曾模仿美欧农业现代化的做法，引进了农业机械，设立农具制造厂、试验厂，还聘请外国农业教师传播美国和欧洲各国使用农用机械的技术经验。但是，终于由于美国和欧洲各国大型的农业机具与日本的农业资源结构不相适应而归于失败。我国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尤其在农业现代化伊始，必须吸收日本的教训，在农业科技方式选择上，第一步要利用生物化学技术，在大力提高土地产出率上下功夫，另外必须继承和发扬东方民族精耕细作的传统，在同一块土地上多投劳力，以缓解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的压力，否则，先进机械排挤出来的农民将加重农村中的失业。第二，要以小城镇和小城市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点，大力发展小城镇和小城市。农业现代化过程不是某一种技术单科独进的过程，它必须贯穿机械、生物、化学技术的交织作用。中国的问题是在以生物、化学技术取代传统技术的劳动集约开始后，如何转入机械化的资本、技术集约？要尽快并且顺利地完成这一转化，中国的棘手难题是农业剩余人口转移问题。只有使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才能为农业机械化腾出空间。

中国在转移农村过剩人口中，主张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去吸纳农村劳动力。中国农村工业的兴起主要是因为耕地稀缺，农业落后无法养活全部人口，这与亚洲各国农村工业的兴起是同源的，都是为了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就业问题。实际上，中国农村工业已超出了一般农村工业的概念，并且其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农村工业包括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及炼焦工业、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建筑材料工业、森林工业、食品工业、纺织工业、缝纫工业、皮革工业、造纸工业、文教艺术用品工业等等，几乎包括了城市工业的全部内容，而不仅仅是以农产品加工、运输为主的小型工业，其中已有不少企业采用现代化装备和管理手段，开始进入了现代企业的行列。从规模上看，大中小齐全，有的已组建了大型企业集团。到1991年底，全国乡镇企业已有1908万个，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9609万人，加上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和“民工潮”的形式向大、中城市涌进的，事实上已不再务农的大约5000～6000万农民，中国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还有1～2亿人。结果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工业不能解决农业失业人口问题，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也不可能吸纳这么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中国农村中的隐性、显性失业仍然存在。并且，随着城市、农村工业的发展带来的耕地面积减少，农业劳动方式由手工向机械转变而释放多余劳力等因素，农村劳力失业现象还将进一步加重。这将成为中国用物力代替人力，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最大障碍。可以预料，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大，大城市吸纳能力低，致使中国农村剩余劳力转移过程会比其他国家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花费的时间长，最终导致中国农业现代化以生物、化学技术化的“单科独进”过程延续较长时间，直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基本缓解，才能搞农业机械化。这样，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如何才能加快农村中大量的剩余劳力转移的过程，为农业机械化腾出空间？我们的基本对策是：（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出路，应当是小城市和小城镇。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已达到饱和状态。尽管可以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增加它们的人口容量，但增加度是有限的，而且增加的人口容量的吸纳对象主要是高知识阶层、技术专

家、少量来自农村的能工巧匠以及一部分可以填补城市就业空位的青年农民。而要完成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艰巨任务，则要依靠2000多个县城和县域首位城镇。农村剩余劳力往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一方面缓解了大城市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小城市（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弥补了我国小城市（镇）相对发展的不足。

（2）鼓励农民“兼业”，以多种形式半脱离或脱离农业。

我国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是限制农村剩余劳力转移的根本原因。虽然目前农村有1亿多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和流入城市打工，但这些人仍然被户口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他们中一部分人在城市有住所、有铺面，长期不务农，已形成事实上的城市居民，但他们仍然是农业人口，其子女仍然承袭农村户口，在法制上他们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客观上使他们难以脱离土地。另外，这些人有强列的恋土情结，总是把土地作为他们维持生存的最后防线，结果使土地的规模集中难以形成。因此在中国，很难形成欧洲和美洲许多国家那样使农民弃农就工、彻底放弃农业而转入城市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这是农民难以脱离农业，兼业农民多的原因。为了鼓励农民脱离农业，中国必须改革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在“农转非”问题上要合理松动，要按目前个人居住地和目前从事的职业来重新划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为农民脱离农业创造条件。同时，也要对兼业农民给予鼓励和保护，逐步诱导其脱离农业。

第三，中国农业土地规模应以小为主，大小结合。从国际看，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规模，法国为25公顷、联邦德国为15公顷，美国为183公顷，日本农户经营规模为1.1公顷。中国人多地少，日本农户家庭小规模经营的经验及管理办法可以借鉴。虽然，目前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劳力转移较多，个别地区出现了农业壮劳力短缺状况，农业成了老、弱、妇、幼的产业，在这些地区农业规模经营初现端倪，农业经营大户，如养殖大户、种粮大户等已出现，但这种做法不可能在中国广大农村普及，只能在人少地多的边疆地区和出现农业劳力不足的经济发达地区采用，而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经营规模不能盲目贪大。有些学者在分析传统农业为什么落后的根源时，把它归功于农业规模过小上。但是，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实践提供的事实却说明：农业规模与经济收益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现代化农业与大型的现代化生产工具也没有必然联系。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有大规模、大农场，取得高经济收益的（如美国），但也不乏中型农场、小型农户，使用中小型农业生产工具取得高经济收益的例子（如西欧和日本）。

另外，中国是在许多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后才走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因此，别国所走过的路及现成的一套做法，将为我们选取适应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提供借鉴。我们可以在认真总结他国农业现代化经验、教训中，走出符合中国农业资源状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捷径来。

总的看来，中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的客观条件同欧洲和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不尽相同，而农业现代化又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中国不得不做出符合国情的正确选择，任何照搬、照抄外国的做法，都将延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第二篇：现代化企业对外宣传手册

第一条定义

企业对外宣传，是变相的广告，或称广义的广告。其实质是一种公关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促销。一般认为，企业对外宣传是指将本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广为宣扬或加以通报，以期得到更多的了解、注意和理解；而广告则是利用各种媒体，加以宣传、展示，以使更多的人来购买或使用本企业的商品和劳务。

第二条宗旨

(一)在追求企

业经济效益的同时，追求社会效益；

(二)尽量避免当地社区对企业的误解、不满和攻击；

(三)为振兴地方经济做出努力；

(四)在不影响本企业正常业务的前提下，向社区居民通报企业发生的事故事件；

(五)树立企业形象，展示企业风貌，宣传企业业绩。

第三条素材

(一)企业举行各种活动；

(二)企业经营活动的业绩和成果，如决算和财务状况；

(三)企业确定的新的经营方针、经营计划，推出的新产品、新服务项目；

(四)企业新工厂、新店铺、新设施的状况；

(五)企业人事组织制度的变化和高层经营者调动情况；

(六)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如募捐、赞助活动)。

第四条管理

(一)在通常情况下，应在每月一次的对外宣传会议上提出不同的对外宣传策划，报主管部门负责人同意后，组织实施；

(二)在特殊情况下，有关部门可不经过对外宣传会议，直接报主管负责人批准实施；

(三)每一次对外宣传活动结束后，应提出专门报告，对其内容、效果及反应作出分析评价。

第五条素材的取合标准

(一)必须更好地融会贯通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观念，为企业的总体发展服务；

(二)应当考虑对外宣传的正作用和副作用，有利于维护和提高企业形象；

(三)在对外宣传活动时，是否考虑与本企业保持良好关系的左邻右舍的利益。

第六条宣传要项

(一)与企业领导决策接轨

对外宣传必须保持宣传口径的统一，必须紧紧围绕企业经营决策展开，真正体现经营决策者的经营观念和经营方针。

(二)讲求效果

应准确把握对外宣传接受者的反应，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加强反馈、提高宣传敖果。

(三)符合社会的价值判断

决不能为宣传而宣传，更不能随意拔高，夸大其词。在考虑自身效果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效果。

(四)强化全体职工的对外宣传意识

强化每一职工的公关意识

(五)尊重事实

对外宣传应以事实为根据误导。让每一个职工都加入到对外宣传行列。向公众展示企业的真实面貌。力戒虚假不实的宣传。

第七条组织实施

(一)负责对外宣传活动的是宣传部；

(二)另设对外宣传委员会；

(三)宣传部部长及科长由对外宣传委员会主任任命；

(四)对外宣传委员会设秘书处，附属于宣传部，秘书长由宣传部长兼任；

(五)对外宣传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负责审议对外宣传计划；

(六)特殊情况下，宣传部长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化或接受总经理的指示，组织实施有关活动。

第八条宣传方式取舍

在组织对外宣传活动时，要对下列各种形式的优缺点及费用——效果比进行综合比较，择优而行。

(一)本企业媒体

1.邮政广告；

2.宣传画：

3.印刷品：

4.张贴物。

(二)企业外媒体

1.公开宣传；

2.广告。

(三)各种活动

1.冠以企业名称的大会、音乐会等；

2.时装表演、产品展示等；

3.社会穿益活动；

4.演讲会、座谈会、专题讨论会等。

(四)社会公益活动

l.募捐：

2.奖学金、奖教金、捐款助学等。

第九条费用预算

同其他促销活动一样，对外宣传活动，不仅要考虑其效果，而且要核算其成本，力求少花钱、多办事、高效果。一般来讲，对外宣传活动所需的费用支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工费

(二)日常费用

1.旅费；

2.住宿费；

3.编辑费；

4.会议费；

5.资料费；

6.通信费；

7.交际费；

8.杂费。

现代化企业对外宣传手册

第三篇：论中国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论中国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刘巽浩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4 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站在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1、农业现代化思潮—20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9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9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和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40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60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世纪初到80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t，产肉101t，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后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的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t增加到1985年的2.6亿t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 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问题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2、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70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是，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风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

这股思潮各种派别的共同主张是：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

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

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实际行动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成为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农业、环保型农业、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律，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

3、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憾人心。于是，有识之士提出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张，并很快形成一种世界性思潮。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第一次替代尝试的碰壁，80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以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理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廿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论会”，1994年4 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纭。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之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尽管粮农组织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谈到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

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至于“中国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农业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在各地实践中，一些生态农业或农业生态工程的作法与西方的“生态农业”是有本质区别的，基本思路与作法和“可持续农业”是一致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中国社会上与官方将生态农业看之为一种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特点的农业模式之一（如陕北、三峡库区以保持水土为特点的农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少数同志持西方生态农业观点，主张不投入少投入，不用化学合成品等，这在科学上与农业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还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误，对这种极端的观点，包括“中国生态农业”提倡者在内多数人是不赞成的。鉴于此，广大的可持续农业的热心赞同者，包括多数“中国生态农业”赞同者在内，应携起手来，共同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而努力奋斗。

4、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

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60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为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80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为1∶1。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70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因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国际上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5、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4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 kg，肉类60kg，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kg与12kg。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业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

但是随着人口、工业的增长与人均资源的减少，农业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向我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这个大方向上，我们必须坚持定不移，下定决心去实现农业现代化。

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农工贸一体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美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根据中国人多地少、粮食紧、规模小特点，必须强调高产、高效与持久发展相结合。第一，集约农作：将提高土地利用率、资源利用率放在首位，力争低产变高产，少熟变多熟，广泛采用复间套种。绿色革命强调的高产品种、灌溉、化肥等集约技术仍是农作的支柱。除种植业外、畜禽业、水产业也要逐步集约化。第二，高效增收，也即要在高产的同时做到增加经济效益，力争高产与高效的同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它必须从人多地少，农户规模极小而分散的特点出发，走东方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子。要随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结构与作物结构，增加高价值动物与作物的比重，粮食、经作果菜、畜牧、水产等要均衡发展，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大力开展农产品的就地加工与其它二三产业，促进农村的小康与富裕化。第三，在保护资源环境基础上，强调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的结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与抗逆能力，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产田，促进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

第四篇：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内容提要：法制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党的十一届三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承袭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轨迹。这就是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目标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协调性。认识这些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学习外国，又不照搬西方。这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既将走下去的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 法制现代化 特征 法治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１．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１９５７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

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４．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１．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２．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

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３．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４．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 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

第五篇：纵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

《求是》杂志发表温家宝总理重要文章

纵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

1月16日出版的今年第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重要文章：《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道路》。

文章系统回顾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这些年中央确立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集中力量办了很多事关农业农村长远发展的大事、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好事，很多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三农”发展进入又一个“黄金期”。文章重点对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关于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等重大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要求作了深入阐述。

文章指出，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绝不可忽视农业现代化。要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不懈地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持续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将来农业经营形式会多样化，但家庭经营任何时候都是最基本的形式。培养一代新型农民，鼓励有文化和农业技能的青壮年农民留在农村，事关农业长远发展，要作为一项基础性重大工程来抓。

文章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一项重大任务。要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美好家园。农村建设应保持农村的特点，有利于农民生产生活，保持田园风光和良好生态环境。不能把城镇的居民小区照搬到农村去，赶农民上楼。要长期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到农村。文章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来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文章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三农”工作是一篇大文章，既需要具有较高理论和政策水平，又需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从事“三农”工作的同志，要善于把握农业农村发展的客观规律，统筹协调好各方面关系，更加科学有效地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文章分四个部分：

一、充分肯定农业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

二、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几个重大问题；

三、努力确保2012年农业农村发展好势头；

四、不断提高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