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共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思考
科目：中国现代史前沿
中共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思考
全面回顾中共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是一段艰辛的历程。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奋力以求的发展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中共从成立之初起，在确定自己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目标的同时，也确定了自己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奋斗的目标。在迄今为止的长达大半个世纪的艰辛历程中，中共与中国现代化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情结。深入思考中共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情结，对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现代化的实现是有益处的。
一、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革命的客观形势，使我们党长期只能在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工业的落后的偏僻农村地区活动。但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始终寄予强烈的希望。
早在1944年5月22日，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这是毛泽东最初也是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到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然而，中国的情况与外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建国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现实基础是如此的薄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所以，中国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这无疑成为当时中共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此后，毛泽东以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中暴露出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为鉴戒，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更趋于现实。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毛泽东就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我国政府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可见，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是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目标进行不懈探索的结果。但是，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毛泽东主观认识的制约，中共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仍然是初步的，还处于不完善之中，有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中国现代化事业在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便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二、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从“四个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三大目标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虽然是一个进步，但它仍然偏重 于经济和科技，还是一种传统现代化的概念。“文化大革命”的沉重灾难和深刻教训，使我们党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只提经济和科技的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应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精神文明建设。就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山穷水尽疑无路”时，重新复出的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明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突出地强调了民主建设的问题，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继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思想提出不久，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又及时强调要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转变社会风气和端正党风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已经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10月30日，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25日，他进一步重申：“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原则和立场，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至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成为全党的共识，并写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二大报告中。
但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民主，是不可能的。因此，随着对国情认识的加深，中共逐步放弃了建设“高度的”提法。党的十三大在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同时，明确规定了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这样，中国现代化目标就由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变成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更加全面的现代化。它说明中共对国情的认识加深了，对现代化的认识更全面了。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理论的卓越贡献。
三、中共第三代领导人从“富强、民主、文明”到“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中国现代化道路又遇到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共第三代领导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定不移的倡导者，适应当今国际形势和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不懈探
索，在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上作出重大创新，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
第一，以市场经济改革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这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原动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这是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被称为“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的确是中共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目标的确立和完善，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动力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从而大大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我国现代化建设前两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也不会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
第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1989年9月，江泽民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任务。”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十六大更加明确地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大目标之一，充分体现了中共在现代化理念上的日益成熟，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
第三，弘扬民族精神和先进文化，以精神文明建设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共对现代化理论认识的一个突破。对此，江泽民早在1989年9月就系统地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问题。党的十五大则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明确作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论断。十六大以后，中共对建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明确。指出，“努力建设先进文化，与努力发展先进生产力，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
第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中共现代化理论“全面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共第三代领导坚持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放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地位，先后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根据这一战略思想，中共始终把发展作为党的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明确规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加快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充分表明，中共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五，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长远发展战略提供重要保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中共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在经济政治
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艰巨事业。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背景下，中共能否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考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这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只有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总之，上述中共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旧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就不能定得太高。什么时候我们能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我们就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可行的发展战略。
第二篇：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思考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思考
——关于科学技术
现代化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
从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一般而言，近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文化上的人性化等。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性的解放”和“生产力（效率）的解放”，因从欧美等西方社会开始，有时也被称为“西方化”，但不专属于西方社会。
什么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周恩来在探讨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时都自然而然地联系到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关于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观点，是在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升华得出的重要结论。科学技术现代化主要是指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介绍到中国各个部门中来，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中国各个方面装备起来，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时，周恩来所指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标志是掌握和运用原子、电子、超音速等现代的科学技术。1962年6月8日，周恩来说：“现在既不是三十年代，也不是四十年代，接近七十年代了，是原子、电子时代，技术水平提高很快，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没有的。原子、电子时代，改变了很多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能是逐步实现，逐步提高，不可能一步攀登高峰，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周恩来经济文选》第493页。这里他不仅指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具体标志，而且提出了“逐步实现，逐步提高”的方法。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1．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体系，整体科技发展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2000年国内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支出为896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0％，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在R&D经费总支出中，基础研究占5．2％；应用研究占17．0％；试验发展占77．8％。其中各类企业支出占国内 R&D经费总支出的60．3％，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表明企业逐步成为我国R&D活动的主体。
目前，已建成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17个(其中包括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60个)、国家工程中心 188个，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94个；国际权威检索机构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44536篇，本国居民的专利授权量92101件，其中发明专利 3097件。2000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247亿美元；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技工贸总收入6774．8亿元，工业增加值1476．2亿元。
2．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国家确定的科技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科技工作的战略重点正在转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企业科技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242个国家级技术开发类研究院所已基本完成转制工作，多数科研机构的运作直接面向市场需求，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取得初步成效，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基本完成，科技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民营
科技企业迅速崛起，技术市场发展迅猛；宏观科技管理体制逐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科技体制初步形成，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正在逐步展开。
3．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成果。人类基因测序、纳米碳管和纳米新材料、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研究、微机电系统研究、南海大洋钻探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表面科学非线性科学、认知科学以及地球系统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等八项国家重大科学工程的建设，为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
4．高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方面有所突破。载人航天技术、运载火箭及卫星技术等航天高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两系法杂交水稻、基因工程药物、转基因动植物、重大疾病的相关基因测序和诊断治疗等技术的突破，使我国生物技术总体水平接近发达国家。高清晰度电视、“神威”计算机、大尺寸单晶硅材料、皮肤干细胞再生技术等重大成就的取得，使我国在相应领域跃入世界先进行列。国防科技的发展为增强国防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国防工业的技术进步。
5．工农业科技获得进展。农业科技方面，仅“九五”期间共培育出600多个新品种，单产增产10％左右。推广水稻旱育稀植和节水技术、ABT植物调节剂和小麦旱地全生育期地膜覆盖栽培等重大技术，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粮食增产目标的实现。
而在中国现代化中，科学技术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第一，科学技术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已经为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所证实。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其中的生产资料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劳动者也同样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改变了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管理水平。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极大地提高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提高了生产劳动能力。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和主导性的要素。
第二，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过去，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现代社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智力资源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更是如此。
第三，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超前性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先导作用。19 世纪末发生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科学、技术、生产三者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生产、科学、技术三者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推动科学的发展。例如，蒸汽机技术革命主要是从工匠传统发展而来，在生产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摸索出技术发明，然后才总结出热力学理论。以电力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来，这种生产带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发生改变，现在是科学推动技术进步，再推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走在社会生产的前面，开辟着生产发展的新领域，引导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如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它先主要是通过科学实验探索出电磁学理论，通过促进电力技术的革命，并最终引发电力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邓小平在总结科学技术这一发展趋势时深刻指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
被创造出来。”“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成果，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
概括来说，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强大驱动力，它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第三篇：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教案)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专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6学时）
教学目的、要求
本专题是根据第一章的教学内容所做出的延伸，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在面临民族危亡之时为救亡图存所做出的选择，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近17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经历了重重的坎坷、曲折，希望通过本专题的教学，让学生明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而坚定这一信念。
教学重点、难点
在近170年的历程中，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缓慢，会遇到如此多的坎坷？
教学方法
历史文献法、讨论法、多媒体演绎法等
思考题
1、中国开启现代化道路的背景
2、辛亥革命为什么爆发？
3、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的影响？
4、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5、中国为什么从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进入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主要教学内容
前言
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
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启动和道路抉择阶段（1912年—1949年10月）
三、第三阶段：经典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
四、第四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79年至今）总结
详细教案
前言
实现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最大任务，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日新月异的步伐向前迈进，令世界瞩目。但亦因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有人困惑，有人迷惘。如何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顺利而稳健地向前发展，如何使人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程更加坚信不移？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总结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明白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过程，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谓“鉴往而知来”。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标志中国现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历了170年的时间。在这170年中，从社会环境和发展道路来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种发展道路的变化，这是中国现代化已经经历的历史事实，我们不仅不能脱离这一事实，而且要对这一已经存在的历史的必然性进行解释，说明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所在。
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和规律，它以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欧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为起点和早期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散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
（一）1840年前的中国
当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之间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从暗潮涌动到形成澎湃之势，并开始向东方潜流，这时的中国，已在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下缓慢地发展了两千年，虽然传统的社会形态依然保持着，但是其内部构成和对外交往已经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比如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商业和商人群体已有一定的扩展、商业资本已有一定的积累等，从而使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既存在着与现代化相抵触的因素，也产生了一些潜在的适应因素。
举例：广州十三行
17世纪后期，大清帝国进入了康熙盛世，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了台湾岛之后，审时度势的康熙帝，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决心解除明朝以来300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清政府开放海禁，并在广州、漳州、宁
波等设立海关，也就是允许外商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也是清朝海疆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开海政策满足了沿海居民长久以来出海谋生的愿望，海洋贸易盛况空前。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又逢强大的商机，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已变得势不可档。此后，这片海面就不再平静。
由于长期的封闭，清政府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外贸机构。在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船到来，官员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在清政府无力直接控制外贸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1686年春，正是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在洋船就要到港，贸易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广东官府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解决办法。
长期的海禁，不但没有遏止广东沿海的外贸传统，私人出海贸易的狂潮，竟然使官府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当时，梦想发财的商人纷纷南下，号称“走广”，广东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广州的珠江边也聚集起闽、粤、徽籍海商。他们依靠祖先积累下来的资本及建立起来的网脉，将生意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广州这个商贸旺地。
行驶在南中国海的西方船队。当时，来华商船回程获利高达200%以上，开往中国的船只就意味着财富。
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广东官府、粤海关公开招幕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早期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组织建立的标志。从此，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开始慢慢地登上历史舞台。这个从垄断外贸中崛起的商人群体，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近代历史上我们读到的很多历史名词都与它有关，“闭关锁国”，“一口通商”，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从1727年到1840年，它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而十三行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笔，当时外商的活动基本都在十三行。
十三行是在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5月建立的，地址就在如今的广州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十三行的鼎盛时期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十三行鼎盛时商行多达几十家，那时，十三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人潮熙熙
攘攘，一包包的绫罗绸缎、茶叶、瓷器堆积如山。来十三行交易的有英、法、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国、葡萄牙、西班牙和东南亚数十个国家，十三行因而也获得大量的财富，使得当时的西关地区成为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大清帝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核心区。
在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中，有两个最显赫的家族，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广州在中西方贸易中的地位的确立与提高，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自然地理的优势。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西方商人的商路开发正由南洋而来，这就使它具有中国其他沿海城市所不具备的交往便利。二是清政府的政策。1757年，由于清政府对英商在宁波的贸易发展心存疑虑，认为宁波为内地海疆，如果洋商错处，必致滋事，所以禁止洋船进入浙江海口。这一政策最后演变为广州独口通商，从而使广州的外贸地位更为显要。
在广州，清政府管理中外贸易的机构是粤海关，但具体经理外贸业务则委托“十三行”。“十三行”是明代以来广州民间商行的通称。1757年以后，广州独口通商，广东“十三行”也就成了全国惟一的外贸进出口机构。清政府赋予“十三行”专营进出口的外贸特权，“十三行”则负责向粤海关缴纳进出口货税，并且负责担保外商在广州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十三行”向清政府承包了外贸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外资事务。这种由官方许可、实际上起着官商作用的行商垄断贸易，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时期，直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实行“五口通商”，广东“十三行”行商的外贸垄断特权才被取消。
行商垄断外贸的直接结果，是培植和造就了了一个巨大的商业资本集团。在16世纪中后期，全国最大的商人集团要数徽商，但19世纪上叶，广东向商无疑成了最大的商人集团，后者通过与清政府的结合而获得外贸垄断，已经积累起了亿万巨资。行商垄断外贸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广州成了全国商品进出口的总汇，既直接地刺激了广东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又加强了它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为广东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在近代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同时，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并非禁止东南沿海地区同东洋与南洋诸国的民间贸易，并且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福建、广东等地的商民随贸易而纷纷迁往南洋诸国定居谋生的高潮。这种民间的外贸活动以及华侨在南洋的商业、手工业和种植业经营，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随着国门的开放，这些民间资本以及广东的行商资本和历史悠久的安徽商人、山西商人、宁绍商人等，又面临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他们也成了近代民族资本的直接渊源。
（二）1840年—1895年
1、错失的黄金二十年（1840年—1860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通过阅读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地书籍而成为第一批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分别主持译编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的著作，在初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通商抚夷”的主张。
2、洋务运动（1860年—1895年）——器物的现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在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洋务运动的那些主导者们，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他们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来摆脱民族的危机。但是，洋务运动从不自觉地走出第一步时起，就开始了“退不回去”的现代化过程。具体地说，洋务派为了使防务现代化，必须要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运输业、采矿业或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资金容易积累，通过轻工业资金的积累来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同时，它还不得不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化。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由于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权贵阶层当中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
举例1——中国铁路（中国铁路海军造）：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也最长。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皆视为骇人听闻之论。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顽固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洋务派，而是将是否应当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层面，从道德上否定修铁路，使主张修铁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对铁路，也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对什么器物都要问“姓”什么的“性质”之争，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也可说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之一吧。1884年，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成立了“海军衙门”，自此出现了中国铁路海军造的怪局。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段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
之流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中法战争暴露出海军调度很难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面对这个问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譞、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
举例2——中国电报：从中国应不应该使用电报的争论，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国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电报”却长期被认为有害。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这种逻辑中，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罪莫大焉!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
举例3——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
日本在甲午战争当中一举打败了中国，甲午战败，其实是制度的腐败，当时北洋舰队的舰只吨数排亚洲第一，但缺经费，长年得不到维修，慈禧用海军经费修园，颐和园的立项是海军学校立项。甲午战争后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导致了洋务模式的失败。中国在这次决定性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更激进的模式取而代之。
（三）制度的现代化（1895年—1901年）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
戊戌变法，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以后，一批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具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的体制外的知识精英，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他们与年轻的光绪皇帝一起，形成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他们力求通过大幅度的、迅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
戊戌变法的实质性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陷入焦虑时，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才，官僚士绅阶层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这种眼光的恰恰是民间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戊戌变法是当时中国赢来的唯一的好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之后，全国各阶层，包括士绅阶层，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国非变不可啊，保守派甚至主动要求张之洞到北京来主持变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有那么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这个体制内却没有产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这个体制本身有个过滤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体制外的，在野的没有受过那个体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鲜眼光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有他的致命弱点。所以后来我们看邓小平的维新模式，邓小平恰好这两方面都具备，这也保证了他的成功与贡献，当然这是后话。在激进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时间内，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之间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装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有助变法成功。他还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钱，要钱很容易，把西藏卖给英国，英国人喜欢西藏，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反正这个地方是荒茫一片，毫无用处。他们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当时农民那么穷，而且国家那么没有信用，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其中1亿用在海军，1亿用来造铁路，2亿用在陆军，大概是这样分配的。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普通士大夫的利益，也触犯了资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维新六君子，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
总结改革派势力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变法人士采取了激进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改革策略，于是受到了温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顽固派的联合反对。他们在这种联合反对当中遭到了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第二，因为体制的僵化和封闭，现代化的精英长期以来无法进入体制以内，而在体制以内的那些受到官僚习气影响的人们又没有改革的热情。戊戌变法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是体制僵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祖宗之法不可行，鬼子之法可行吗？”
戊戌变法失败后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这种反动几乎走到了极端，就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了根绝隐患，慈禧和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翰林院掌院学士崇绮及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启秀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新君，史称“己亥立储”。但是，他们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这些守旧派本就坚决反对西学，现在更加痛恨洋人。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义和团进入涿州，逼近京津，行为日益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也拿不准义和团能不能为己所用、许多官员宣扬的义和团“神功”是否真实，便在6月初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眼查证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唯恐赵舒翘动摇，也赶往涿州。其实经过一天考察，赵舒翘已看出所谓“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刚毅却力言这些神功“可恃”。赵是老于世故的官僚，与刚毅一党来往甚密，深知刚毅、载漪等实权人物坚持义和团“神功”可持，慈禧本人实际上也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和洋人对抗，此时反对义和团颇有些犯忌，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赵毕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颠倒黑白完全谎报，于是在报告中含糊其辞，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持，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
慈禧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
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在一些顽固派官员的指使下，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清廷决定向列强宣战，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1900年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四）清末新政（1901年—1911年）
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庚子条约。统治者又意识到非改革不可，这次改革他们是真诚的，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改革中最认真的一次努力。这也印证了亨廷顿先生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
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与洋务运动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与戊戌变法相比，我们知道戊戌变法只进行了3个月，而清末新政却进行了整整11年。它的内容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的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扩展新式军队，还有筹备立宪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但为时已晚
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挽回统治者的威信，结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满，在这种社会不满的压力面前，统治者又想用更大幅度的改革来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饮鸩止渴。
1904年日俄战争，第一次有了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由此可见，中国屡战屡败是因为制度问题，因此立宪开始风生水起。
同时还有一批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一支独立力量。
1906年9月初，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举国欢庆。清廷在1906年9月6日即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虽然只是行政改革，毕竟是一种改革的姿态。但11月
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满人权力更大，连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都被打破，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官制改革尚且如此，立宪原则上就更加滞后。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在1908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但这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连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重要的是，立宪派以士绅为主，正是清王朝的社会基础。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清政府众叛亲离，最终垮台。“革命是清政府逼出来的”。
由于中国适应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陷入深重危机，于是中国人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就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总不能看着他死，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外的医生是觉得病实在太重了，动手术死得更快。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守点好。这种“急诊室效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应该是有启示的。
清政府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中国的传统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太低，它不像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威廉二世改革，俄国的改革，日本的改革。中国的官僚体制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自我创新能力极低，文化惰性极其严重。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日本的福泽谕吉写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在日本一年卖掉了30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30年卖掉的所有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小册子加起来只有一万三千册。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7倍。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甲午战争怎么会不失败呢？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在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是因为失败以后的挫折感、焦虑感造成了错误的改革战略，而清末新政是权威的流失。所有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就是文化惰性和体制创新能力过于微弱而造成的危机所造成的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启动和道路抉择（1912年—1949年10月）
第四篇：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
尊敬的党组织：
初冬的北京，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段时间，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各路观察家不断猜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底牌”。尽管答案各有怀抱，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对未来中国“充满期待”。
翘首等待三中全会“大新闻”的外国媒体，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归纳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历史新起点”。他们梳理着这块土地上那些雷厉风行的举措与抓铁有痕的成果，认定“国际社会有理由期待从中国新一轮改革进程中找到合作机遇”。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新起点”。十八大之后短短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用中国梦凝聚中国力量，以作风建设提振全党精气神。励精图治的改革举措，奋发进取的务实行动，推动着中国现代化巨轮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开创了党和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开拓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形成了全党全社会的新风气。
这一年，面对复杂形势，中国主动调控经济增速，赢得了经济运行的良好势头，换来了发展质量效益的稳步提升。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指标一致向好，速度、结构、效益同步改善。转型发展再出发，中国经济航船穿越激流、动力强劲。
这一年，简政放权成为深化改革“马前卒”，转变政府职能释放发展内生动力。敢啃硬骨头，勇于涉险滩，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从财税制度试点改革，到金融领域制度创新，从创新驱动中关村科技引擎强劲轰鸣，到开放引领上海自贸区阔步起航，改革大业在深水区劈波斩浪、一路向前。
这一年，八项规定新风扑面，反腐倡廉铁腕治党。“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教育实践活动蓬勃开展。剑指作风痼疾，直击官场积弊，8500多万党员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洗礼，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一系列举措，为现代中国打造更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这一年，民生改善难点变亮点。备受关注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强力推进，酝酿已久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出笼，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与之密切相关的就业却创出历史新高，民生投入增速高于财政支出增速，诠释着“用政府紧日子换群众好日子”的理念。推进教育公平的举措在多地试水，户籍制度的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大气污染防治让美丽中国从实处筑建，多项民生举措让“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信念熠熠生辉。
这一年，国际舞台上一系列精彩的中国亮相，谱写了中国梦和世界各国梦想交织共鸣的恢弘篇章，见证着中国外交新格局的确立。从咖啡飘香的拉美村庄到阳光明媚的加州庄园，从风景如画的俄罗斯到骄阳似火的非洲大陆，从驼铃声声的中亚大漠到鲜花锦簇的东南亚邻邦，秉持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积极推进周边外交，“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国家核心利益”的坚定表述，向世界传递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气度胸怀。
……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重“势”。《孙子兵法》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求之于势”。这一年，转型的力度势不可遏，攻坚的勇气势如破竹，发展的劲头势不可挡。有学者赞叹“开局之势，来势宏大、气象喜人”。
没有盘点，就没有发现。短短一年，一个国家能向着未来走出多远?就让我们在盛会召开之际，循着这一年的足迹，重温这宏大开局的喜人收获，回望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历程。
自信，托举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想
那些对未来中国充满疑问和期待的旁观者大概没有想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自己这一代人历史责任的勾画，是从“梦想”的角度破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一年前的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观看《复兴之路》展。总书记实现“中国梦”的铿锵宣示，道出“接过这一棒”的领导者无比坚定的信心。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25分钟的讲话中，9次提及“中国梦”，44次提到“人民”。话音落处，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上任，就把实现复兴大业定为施政方向、把成就中国梦想当做未来愿景。“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唤起亿万人民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激发了中华民族“团结如一人”的归属感和进取心。
正如外国观察家敏锐指出的，“这个能在人们心中激起共鸣的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梦想是信念的代名词。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入阐释实现中国梦的正确方向，深刻揭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媒体评述，这梦想蕴藏着绵延已久的“家国天下”情怀，折射着13亿民众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展现了35年改革开放之后，这一代领导人不同寻常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顺应13亿普通中国人的新期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穿越现实迷雾的战略眼光和魄力，一笔笔清晰地勾勒出深化改革开放、走向伟大复兴的目标布局和现实路径。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是实现梦想的必由之路。无论是2013年新年前夕的政治局集体学习，还是莲花山上的缅怀、江城武汉的座谈、湘水之滨的探访，总书记无不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的勉励，鼓舞人们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中国，是实现梦想的制度保障。“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沿着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向前。
——以创新理念推动科学发展，是实现梦想的内生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转型发展的动力从哪里来?结构调整的道路向何处去?中国科学院、天津、辽宁、湖南……每到一地，总书记反复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促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实现梦想的重要条件。“打铁还需自身硬”，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履职伊始推出八项规定，到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推动党的自身建设，“赶考命题”常说常新，激发起“生于忧患”的使命担当。
——凝聚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是实现梦想的必然选择。“只有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时代呼唤宣传思想工作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为精神“补钙”，为发展鼓劲，积聚全社会团结奋进的正能量。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是中国梦想的世界维度。一年来，习近平主席踏访五洲的足迹，中国向世界传递的，是“和世界共发展、与世界同分享”的愿景。统筹自身利益与各国共同利益，统筹与大国、周边及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国梦为全球梦注入鲜明的“东方元素”……
没有科学的理念，就没有一个国家的真正奋起。综观这一年300多个日日夜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世界展示的，是一个执政64年的大党励精图治的深刻思考，是一个走过35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大国更上层楼的治国方略。改革开放的中国航船驶向一个新的境界。
勇毅，弘扬攻坚克难的中国精神
无论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社会实践，改革无疑都是这35年中国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也是考量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当之无愧的重要坐标。
或许从总书记的足迹中，能够读懂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这一关键词的时代把握——
2012年12月，总书记履职后第一次考察，就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地标深圳。“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宣示，振聋发聩。
半个月后，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总书记深刻阐释五大关系，从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到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改革方法，体大思精。
今年7月，在武汉座谈，总书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研的6个重大问题，从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到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从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思考，全面深刻。
今年10月，在印尼巴厘岛上，习近平主席向世界重申，“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改革决心，明确坚定……
穿越春秋冬夏，跨越内陆大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的反复强调，点燃全社会的激情。对改革方向、改革方法、改革路径、改革主体、改革动力的系统阐述，既有斩钉截铁的决心，更有开阔缜密的思路。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成竹在胸的改革思路，化作势如破竹的改革举措。
反腐倡廉的政治改革，消解的是“固化的利益”，突破的是“守旧的藩篱”，彰显的是改革者“自我限权”的勇气。“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但这样的利益不触动，如何体现改革的价值指向?转变职能的政府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与此同时，被观察者称为“最严厉的反腐举措”，既打“老虎”也打“苍蝇”，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坚定决心，以“有腐必反”的雷厉行动，振奋了党心，赢得了民心。
转型升级的经济改革，牺牲的是一时的发展速度，超越的是“GDp至上”的落后观念。十八大以来，在转型发展的主旋律下，中国经济增速主动调控到合理区间。从淘汰落后产能，到增加高新技术投入，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让世界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更多信心。虽有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但深化改革正激扬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社会活力，中国发展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更多领域，问题在解决，改革在突破。土地流转试点让农民分享改革红利，营改增将为企业减负上千亿元，23个省份出台大病保险实施方案……近一年来堪称密集的改革举措，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改革开放的领导能力。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深刻洞察。过去35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居于改革的核心。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新潮中，二者的界限进一步明晰、关系进一步融洽。“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简政放权的基本思路，清晰有力。上海自贸区一份不足10页的“负面清单”，更让人看到“非必要不干预”的思路。政府慎作为，市场才有活力;政府有担当，市场就有信心。“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密切结合，让经济的发展更有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健康。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法治与人治关系的清晰体认。习近平主席庄严宣示“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李克强总理郑重承诺“我们将忠诚于宪法”。“依法”的理念，贯穿于改革的方方面面。从十八大以来，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密集部署，“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成为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努力的目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是成为依法治国、依法治权的基本理念。
这种能力体现为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准确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年的改革实践，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把GDp的增长甩在身后，预计到年底新增就业有望超过1200万人，基本养老金、新农合、最低工资标准……幸福指数连成幸福曲线，体现共建共享的执政追求，诠释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舆论评价，十八大以来的改革，给中国民众勾勒出的中国梦“不仅是理想、是目标，也是现实，反映在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
在今天的中国推进改革，需要“气吞万里如虎”的勇气，也需要“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谨严，更需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这是改革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一年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的发展实践，让人想起外国学者当初的判断，“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都受过良好教育，他们是深思熟虑的思想家，为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带来了大量经验。”
笃行，凝聚实干兴邦的中国力量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掷地有声的话语，折射出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真抓实干、务实笃行的为政理念。
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要求基层干部“得让我看到真正情况，不看那些不真实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基层考察纷纷鼓励群众说真话、道实情、讲“恼火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实际行动传递出求真务实的强烈信号，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即知即改，立说立行。善始善终，善做善成……这样的语汇，自上而下地在全党层层传导着压力。一桩桩一件件看似“微小”的务实之举，开拓出一个个广阔的工作面。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徙木立信的气概，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立竿见影的扎实行动，收获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信任。
当务实的理念深入人心，务实的作风成为一种自觉，造就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会期缩短了，开会不念稿了，公款吃喝少了，奢靡之风成了过街老鼠……不少群众感叹，坏风气正在消减、好风气正在形成。
笃行，源自从上而下的垂范。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总书记离京视察广东，沿途不封路、不清场、不铺设红毯，轻车简从，与群众相伴而行。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刻意渲染，中央政治局带头做出的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从文风会风改起，从小事小节抓起，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手，抓住了作风建设的要害。“中央新领导班子上任之后，开局令人振奋，完全可以用6个字概括：亲民、务实、自律……”网民如此评价。
笃行，源自必作于细的扎实。遏止公款吃喝、治理会员卡腐败，叫停奢华晚会、严禁公款寄送贺年卡，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从群众希望办的事做起，无论是重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还是提出“开门办活动”、“开好民主生活会”，传递的是从严治党的决心。
在经济领域，挤压公款消费的泡沫，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行为，形成可持续、有效率的消费规则，为发展凝聚起更强大的正能量。在政治领域，提高行政效能，通过权力的规范运行、机制的调整优化、制度的创新完善，堵住政治运行中的漏洞。在文化、社会领域，倡导质朴、清新的社会风尚，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改作风小切口，掀动起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笃行，源自动真碰硬的魄力。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简政放权的改革推动完成了一批“多年想干而未能干成”的大事。涵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13个重点区域，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治理行动计划出台;从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体系入手，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美丽中国建设……
扔掉文过饰非的“面子”，真诚面对公众的批评与监督，挤掉发展和政绩的水分，放下盘根错节、公私不分的利益考量，一项项求真务实的雷霆之举，凝聚起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坚定信心。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纵观十八大以来的新开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为民情怀一以贯之，中国梦的人民底色日益鲜明，它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坚信，“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在俄罗斯访问时，总书记曾引用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句名言。
确实，任何道路，都会遇到泥泞曲折，需要爬坡过坎，需要闯关夺隘。一年的理论创新，一年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积聚起更为磅礴的力量。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肩负着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对党的责任，正在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13亿中国人民将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五篇：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现实问题的思考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现实问题的思考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皆获得迅猛的发展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在这些成就的背后，也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党政机构的贪污腐败。如何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建设良好的风气，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党和政府的当务之急。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 问题 贪污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持续开展的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犯罪的斗争中，贪污贿赂犯罪占据突出地位。贪污贿赂的泛滥，不仅严重腐蚀了国家肌体和人们的灵魂，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而且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和正常的经济环境，阻碍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惩治腐败斗争，不能搞一天两天，一日两日。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路漫漫其修远兮，反腐建设具有长期性以及很大的艰巨性。
一、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1.价值失范和道德约束力缺乏
在商品经济逐渐活跃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出现一定的混乱。一些错误的东西往往被加以新的“包装”，成为一些人搞腐败的所谓“理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市场经济领域方面，人们越来越注重效率和利益，以至出现了种种不择手段的自私自利现象，而且在诚信规制以及社会扬善抑恶机制方面还缺乏有利的社会外在制约手段。由于道德失范，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大肆侵吞国家和人民财产，腐败势头难以遏制。2.权力过分集中，而现行的监督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
监督是制约权力免其腐败的更大手段，而现行的监督机制对权力的制约存在严重的缺陷。目前，我国监督主体的过多过滥容易出现职权不清、职责不明、互相推诿的情况，从而导致监督不力、效率不高的结果。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影响党风廉政建设的进展；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党和国家的威信；影响依法治国进程的顺利进行。因此，进一步加强廉政法制建设势在必行。3.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在打击腐败犯罪的实际操作中，难度要比打击其它犯罪行为来的更大。“官官相护”是打击腐败犯罪的最大障碍。
二、当前贪污腐败新特征
1．群体化
当前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呈现群体化的趋势。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2．高官化、巨额化
近年来，一批百姓眼中的大人物纷纷栽落马下，落马官员的贪污数额被曝光后也让人瞠目结舌，以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为例，其涉贿金额高达1.97亿元。3.国际化
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流动的机会，与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赃款赃物滞存境外。
三、惩治腐败的主要对策
1、加强思想教育
要遏制腐败问题，首先要加强思想教育，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防范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的发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发展先进文化，抵制腐朽思想，改造落后文化，在经济贸易中，要时刻警惕外来腐朽文化对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2、深化改革，完善法制
建立有效的行政系统和干部人事制度，按照科学化、系统化、严肃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制定廉政法规，逐步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轨道。从源头治理，权力是贪污之源，因而要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健全我国的监督，检查制度，完善我国的司法体系，使司法体系真正能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让司法权有更大的空间去制约行政权。
3、制约权力，强化监督
首先要制约“一把手”的权力，决议要由集体做出；其次，决策应当规范化、程序化、公开化，除涉及泄密的事项，应当提高民主化，党务和政务透明度；在管理和执行过程中要强化内部制约机制，相互约束，相互监督；各级监督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督职能。
4、动真碰硬，严肃执纪
在查处中要敢于碰硬，不管涉及到谁，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只要触犯法纪，都要严肃处理，不能有任何的特殊和例外。5.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完善我国的经济制度，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提高社会福利待遇，加强民生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使经济不断发展，为高薪养廉提供条件。
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容忍贪污腐败，但是它依旧还很盛行，要彻底根治贪污腐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要我们能够有效地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党和政府就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从而实现最高层次的安定团结，人心的安定。这样我们不仅在物质上实现了富足，国力上达到超级大国水平，人心上实现了长治久安，从而真正实现江山永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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