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思考
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思考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换的巨型社会变迁过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文化积累的继续和开拓，是人类历史上文明演化的进步和发展，不论是物质文化文明还是精神文化文明都是如此。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所要建设的社会状态。
众所周知世界的文化并不是唯一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各种差异，矛盾。从古至今，中国的华夏文明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发展繁荣，终成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大气象。但从近代开始，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西方文化逐渐开始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中，来到了中国人民的身边。更随着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步入现代化的进程愈演愈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矛盾越发明显。总体来说，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学，所谓道本人心，不须外求，中国中心观是儒家理论。西方文化是科学逻辑之学，注重实证，往往通过科学实验证明理论的正确，注重事物的差异性。
在西方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社会,千古一系的封建主义农业文明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发展体系。而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全球化潮流中，文化与经济有着相互融合、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中国，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如火如荼的发展，文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其他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事实上，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文化冲突既表现为对抗，又表现为交流，在交流中达到的结果则是融合。每一次文化冲突都必定伴随着文化融合。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各民族普遍交往、相互作用日益加强的条件下，就更是如此。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是以文化融合为价值导向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融合又是在文化冲突中实现的。在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中，我们既不能搞文化相对主义，也不能搞文化进化主义。文化交往中不平衡性说明当外来文化全方位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外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对于中外文化冲突，在我国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方面表现在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具有某种程度的暧昧性和矛盾性。对物质文化和科技文化一般乐手接受，而一旦涉及到精神层面则常常比较踌躇，甚至是内在抵制。另一方面对待西方文化还存在着理智与感情的矛盾，从理智上说，中国人愿意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文化，从感情上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深深的留恋。对中西文化的这两种不同反映使中国人一直不能摆脱传统本体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两种文化遭际相遇，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抵制、反对另一种文化，它们之间既有对立，又有统一，既存在着对抗、冲突，又有对话、融合。对此，未来即使有科技的普及和西方势力的扩张，仍将至少有七、八个大的文明存在。为此处理这
些文明之间的冲突时，必须通过对话而达成共识，而不能带着霸道的心理。不可否认，在西方走向后工业时代的过程中，从西方思潮中发展出一条向东方文化寻找清热解毒良药的潮流，他们希望通过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来疏理西方文化中物质沉淀的阻塞，这无疑反映了中西文化的相融趋势。从基本理论原则上看，解决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问题：一是要突破制度壁垒，搞好文化采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水火不相容，两种文化只能是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关系，这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和方法一概排斥，畏首畏尾，要敢于从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中“拿来”；另一方面，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僵化必须抛弃，对过去机械排拒的资本主义文化具体成果，要敢于借鉴、利用，大胆吸收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但是文化的吸收、采借不能脱离中国国情，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个性和需要有选择地吸收。否则，就会受到本民族文化的排斥和抵制。二是融合中西文化二者之长，达到他们“取其所长、去其所短”的目的，创造既具有充分现代性亦具有浓郁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化目标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三是搞好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西方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看似“新潮”所至，实际上是民族文化发展滞后的折射。只看积极发展本民族文化，才能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质。为此，必须对传统文化不断进行推陈出新。通过提供精品文化、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文化娱乐导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四是反对民族狭隘论和民族虚无论。一方面，在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平等、公允地对待一切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在弘扬时代性的同时避免由照抄照搬而带来的对本民族文化的亵渎和对西方文化的浪费。
其实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进中，文化的各种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21世纪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文化的“你死我亡”已经成为过去式，已经成为一种落伍的观念，要想我国的传统文化继续灿烂的繁荣发展、亘古流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时代的潮流。但文化融合，并不是中西两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外在凑合，而是以本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扬弃达到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新文化的目的，从而实现的民族文化的时代化以及时代文化的民族化的创造过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思想文化的引领。
第二篇：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经典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而实际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
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在全面侵华的8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
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同时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于“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也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
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这个条件就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不具备的。但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由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民主与独裁的较量中，后者就很难占到上风了。而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作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它是建立在中国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在那里并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经济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制订与实施的包括减租减息，鼓励垦荒，发放农贷，发展商业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使抗日力量在贫困的地区得以生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阶级构成的比例也由此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从这点来看，这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再次从国家主权层面来看。自1842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诸多基本主权，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4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1943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
给中国造成的损失
从1931年到1945年，是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卡修跃博士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与破坏是多方面的。
人口损失；残害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给中国抗战官兵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也使无数无辜的中国平民成为冤魂。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工会日暴行，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几乎占中国2/3和国土；在时间持续上极其久长，几乎涵盖了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直其败亡的14年。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能够了想象出来的所有残忍的手段。日军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多种。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手段，大多数也用在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身上。”
财产损失:间接损失至少有5000亿美元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财产损失，数目同样是巨大的惊人的。”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公私财产，破坏文化遗产，开采矿藏森林资源，发行伪钞，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者洗劫一空。
数年来一直进行抗战时期中国损失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只有西藏、新疆两个省级行政区末直接受到战祸摧残，其余省份曾全部或部分的沦陷，或局部成为战区，许多城市、乡镇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
当然，由于战争状态下的局限，抗战损失调查不论从时间的完整上，还是从空间的覆盖上，都极不完全，”“日本侵略战争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破坏与毁灭，几乎不可能寻出准确的答案。
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严重阻碍，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
社会进步:延缓中国发展近半个世纪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物质、文化财产损失，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重的牺牲与代价。
战后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战争损失赔偿要求。
但是，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并不意味对我们民族所曾受到灾难与损失遗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与反人道暴行。
事实摆在眼前，这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XX（我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段沉痛历史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伤害。
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洗雪
百年耻辱
中国人民经历八年的艰苦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不仅赢得了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为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
一、八年抗战为中国赢得大国地位
1.跻身四强之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26个抗击法西斯的国家于1942年1月1~2日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联合国宣言》的签名是分两批进行的，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比其他国家提前一天签字，排在26个国家之首；其他22国则于第二天签字，并按国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这种签名方式表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正式出现在国际文件和国际舞台上。1943年11月，举行开罗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表示，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拟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与美、英、苏同属二战四大强国。“美国人把中国看作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着偏爱把中国军队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他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拥有最
大的发言权，13%的人把中国同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第474页，[美]罗伯特·达莱克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频频出席大国会议。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同西方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谋划世界格局，这次会议不仅为中国收复日本占领的领土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月，参加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另外，1944年夏天中国还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
3.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1943年10月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外长会议上，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签署了《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要建立一种世界普遍安全的制度，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进行监督，从而肯定了中国在建立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的特殊地位。1944年8月中国代表团参加了首次筹建联合国的四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章程的制定工作。1945年4月，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的代表共同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和各族平等、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使中国在创建联合国中有了自己的特色和独特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被与会国一致肯定，中国被确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进一步在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二、八年抗战为中国洗雪百年国耻
1.1943年废约高潮的掀起。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宣布取消美、英两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取消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终止该条约及其附件给予两国的一切权利等等。在美、英的影响下，其他在华享有特权的国家也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与中国签订新约。
2.收回并明确了台湾的领土主权。由中、美、英首脑在开罗会议上发布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以中、美、英三国名义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再次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这就在国际法上明确承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终于收回了台湾、澎湖等领土主权。
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又陷入内战的深渊，中国依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上踯躅不前。一个不独立不富强的中国是没有实力保障在战时取得的政治大国地位的，因此中国也没有真正获得美、英、苏等国的平等相待。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
第三篇：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政治文化构建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政治文化构建
匡永琼
作者简介：匡永琼，政治学副教授。1963年8月出生于重庆市奉节县。1986年7月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2002年7月获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研究生学历。现任惠州市委党校科研办主任，《惠州研究》副主编，惠州市委党校学术委员会成员，惠州市成人学校教师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
内容提要：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对人类社会一切政治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落后观念已经成为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深层障碍。因此，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建构起与现代化建设相一致的新型政治文化体系。
关键词：政治文化 政治现代化 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GO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5）08-0041-0
4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加快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步伐。现代化的意蕴是广泛的，既包括经济的现代化，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等全方位的现代化，其中政治现代化对我国现代化进程有着深刻而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必然与该国的政治文化相关。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同时，政治文化又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演进，影响和制约政治体系、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深层次障碍，如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把握政治文化的基本问题，探索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以此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治文化的内涵及作用
人类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政治学领域，对政治文化进行系统而又富有成效的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一词。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此后，他在其他著作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完善，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系统。美国的《政治学分析词典》则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每一个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得来的关于政府和行业模式的聚集。政治文化通常包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政治文化既是全社会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每个人社会化的个人经验的产物”。迈克尔·罗斯金等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心理学”。上述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的论述，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政治学的发展。但由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在当时受到行为主义的强烈影响，忽略了政治文化中的物质因素和生产关系，加之一些阶级偏见，所以，政治文化的研究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并没有反映出政治文化的本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政治文化尽管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但它不得不受经济关系和物质因素的强烈影响，归根到底，它仅仅是现实的物质关系和市场关系的反映。所以，我国政治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和团体，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一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国家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倾向的总和。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政治行为在个体心理导向领域中的系统表现，是整个社会系统尤其是社会文化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历史性产物，也是在这个系统中的每个成员活动的历史性产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以其无形的力量渗透于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它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基本功能。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内化了的政治行为规范，规定着人们的政治倾向，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和争取或行使民主权利的行为力度，支配着人们对政治行为方式的选择，更以一种执着的政治目标深刻、稳定、长久地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由于政治文化性质和内容的不同，它既可以指导革命的、进取的、正义的推进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指导反动的、保守的、非正义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治行为。其次，政治文化影响政治体系。历史表明，在一场政治革命风暴到来之前，往往在政治文化领域首先出现革故鼎新的征兆，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设计，以此来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并且为新的政治秩序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政治文化总是指导着人们去保护或推翻一种政治制度，去维持或改革一种政治体制。再次，政治文化制约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政治文化更是其中的一股无形的重要力量。政治文化包含对政治发展前景的向往，如果这种向往是符合政治发展规律的，人们便从中汲取巨大的精神能量，通过政治实践推动政治发展；反之则会严重阻碍政治发展。另外，政治文化通过其旷日持久、潜移默化、传播灌输的作用塑造政治社会的成员，使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对政治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现阶段的政治文化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型过程中。总体上，现代型的政治文化已初步形成，但还带有明显的传统痕迹，体现了传统和现代两个层面。
（一）从传统的层面来看。我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牢固的血缘宗法制度、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高度专制以及封闭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了古代以君主的“治国之道”为核心，以处理君臣、君民关系为内容的较为完备的封建政治文化体系。尽管封建专制制度已被摧毁，但封建政治文化的遗毒依然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生活。一是权力崇拜意识的影响，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官本位”意识浓厚，等级观念强烈，习惯于权大于法的人治运作方式，热衷于搞个人崇拜、家长制、一言堂，而不少群众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贵民贱、民不与官斗的传统政治心理。二是封建宗法意识的残留。某些地方、某些部门的主要领导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任人唯亲、任人唯派，致使这些地方和部门严重存在领导者以个人好恶决定下属的升迁，下属对上司感恩图报的心理以至人身依附等现象。三是封闭自大意识的表现。这突出表现在迄今仍有少数领导干部迷恋于改革开放前的绝对一元化政治文化结构，错误地将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和整合作用曲解为对社会其他政治文化的全能控制甚至取而代之，对西方政治文化更是讳莫如深，谈虎色变，不愿也不敢在科学分析的基础
上，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其有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成果。四是臣民意识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本质上无疑是一种臣民文化，即使辛亥革命以后从西方引进“公民”这一概念，但普通民众在政治取向上大都表现为臣民心态。正是由于主体由客观历史孕育的奴性基因尚未发生根本性裂变，其诸多负面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羁绊
（二）从现代的层面来看。世俗化和理性化成为现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使政治文化打破了封闭保守、自我维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呈现出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适应性和容纳不同性质文化的开放性。一是整个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实现了由“政治挂帅”向“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历史性转变，确立并发展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主流政治文化。国家职能与价值标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发展经济和社会管理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民主建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和“科教兴国”等逐渐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二是公民政治主体意识增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普通公民政治上的民主、平等、自觉意识逐渐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扩大。公民开始确立依法有序表达政治意志和利益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逐渐由找“长官”转向找“法官”。
（三）从现实的层面来看。虽然现阶段我国政治文化的格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占主导地位，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西方传入的个人主义政治文化还有相当的影响，相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来说，当前我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仍然是滞后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依然是矛盾重重。一是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趋势明显加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政治意识虽然在根本上统一于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旗帜下，但在具体的政治倾向如政治态度、情感和政策倾向等方面却出现分化，呈现阶层性特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政治文化内部分层趋势加剧，亚文化广泛存在。二是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在摩擦中并存。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地区差异以及改革的渐进性形成了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广泛并存、兼容并蓄的局面。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文化其内核本质不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摩擦。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之发生冲突。三是从宏观政治心理上看，现阶段我国国民政治心理以对现行政策的认同为主，同时兼有多元性、怀旧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义轻利的儒家伦理观念已经不被人们接受，代之而起的是“利益”一词堂堂正正地进入我们的生活。
（四）从理论研究层面来看。政治文化的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严重滞后。我国至今未把“政治文化学”列为一个学科，即使从我国现有的政治学教材和论著来看，对政治文化的理论研究也十分薄弱。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目前我国仅有少数高校的政治学教材，列有“政治文化”专章，但多为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介绍和评价，对政治文化基本概念的阐释，则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况。而系统论述政治文化理论的专著更是凤毛麟角，至于与政治文化学密切相关的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伦理学等学科建设则更为滞后，有些还处于空白状态。此外，从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来看，虽然我国理论界这些年已经发表了一些相关文章，对主导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的成效、公民政治文化素养的状况等问题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对改革开放后已经出现且呈加速之势的某种程度的政治文化分化这一重大课题却普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就势必会
影响我们更好地发挥主导政治文化的指导和整合作用，以正确应对外来政治文化的强烈冲突、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人们政治心理复杂化、个人政治价值取向多样化和部分干部群众政治信仰迷惘化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不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健康顺利发展。
三、当代中国新型政治文化的科学建构
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它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建构起与现代化建设相一致的新型政治文化体系。
（一）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把发展经济与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合法性是政治体系存续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民众对政治体系保持认同和支持，就证明政治体系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使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所得到的实惠中坚定政治信仰，产生对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和爱戴。所以，我们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安康。是，我们也不能把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维护和增强仅仅寄托在经济的增长等功利性的目标上，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动。所以，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扩大的复杂情况下，要发掘维持和增进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资源，特别是制度资源和思想资源，使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从某个具体的人转向具体的制度。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同时，要加大政治社会化的力度，保证思想教育的有效性。这里所说的政治体系，主要包括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结构，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现代化政治文化的构建必须将经济发展和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纳入其视野，以提高全体人民对我国政治体系的认识和认同程度，从而增强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增强社会的稳定性。
（二）批判地继承和借鉴中外政治文化的合理思想资源，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综合创新。首先，我们要重视传统在政治文化现代化中的作用。在政治发展的动力中，传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因为传统不仅是历史的存在，而且它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消逝而远离我们。发展并不是要大量革除陈旧的模式和价值观，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发现用什么有效的方法使得传统有助于实现当前的政治目标，而不是阻碍这些目标的实现。在构建现代政治文化的过程中，不能割断历史、拒绝历史，应该正确把握与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政治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当前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对其进行合理扬弃，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求出发，积极吸收继承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摒弃传统文化中“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的封建糟粕，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化政治文化。其次，要正确处理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都离不开对其他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科学的借鉴带来进步，封闭只能导致落后，这是文明演进的必然规律。政治文化作为整个文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同样也不能脱离人类文明整体发展演进的规律。所以我们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借鉴其现代的管理经验和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政治文化。因此，正确处理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既要反对全盘西化论，又要反对国粹论，既要正确分析西方政治文明与西方霸权主义的区别与关系，又要正确区分政治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概念，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特点，又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同时还应自
觉防止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最终推动中国从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转化，实现政治现代化。
（三）创新发展主流政治文化，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内容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流政治文化，它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灵魂。在我国，这种主流政治文化就是我国上层建筑中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前，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大发展、大转型时期，来自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知识、新矛盾不断涌现，政治文化趋于多样化，理论界也众说纷纭。这些思潮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甚至有一定的错误思潮混杂其间，产生负面、消极影响。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统一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人民行动的科学指南，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更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政治共识。但是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我们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现成而具体的答案，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基础上，坚持与时俱进，致力于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主流政治文化。
（四）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培育公民的参政意识。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体现。从我国的现实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形成了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但高水平的、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因为这种政治参与机制的形成是政治系统和民众的互动过程，即除了有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外，还要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从而能容纳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而且政治体系还要有相应的程序设计，以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不流于形式。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决定了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由于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与封建专制统治是格格不入的，在政治参与问题上不可能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艾森斯塔特认为：“中国皇帝的合法性，要求他关怀他的臣民并使之处于监管之下；但是政权的意识形态取向，却几乎没有在民众之中造成多少积极而长久的政治参与。”因此，在当前我国从“人治”传统向法治转变的过程中要提高政治参与水平，其根本点是要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以形成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否则，要么产生政治冷漠，要么形成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导致政治参与的爆炸。要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形成参与型的政治文化，首先要提高公民的政治认知能力。这种认知包括对基本政治理念的认知和理解，增强公民对政治参与合法性的了解；也包括对一些具体的政府机构、政治流程有一个详尽的认知，以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在合法性、有效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潜移默化地培养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情感，化功利性、动员型的政治参与为自愿自觉的政治参与，使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真正形成。
（五）大力加强政治文化的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巩固和发展我国一体多样化的政治文化格局。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建设和实证研究还处于严重滞后的状况。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从政治文化的理论建设来看，应顺应形势的发展，结合中国的实际，逐步建构“政治文化学”的理论体系和加强与其密切相关的各学科建设，以充分发挥它们在公民政治教育培训上的理论先导作用。从当前来看，尤其要注意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为指导，认真分析总结新时期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理论进展，大胆借鉴汲取西方政治文化学的有益成果，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把个人研究与集体攻关有机结合起来。为我国政治文化学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第二，从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来看，则必须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新发展，不断推进全方位、有重点的政治文化实证研究，切实解决目前存在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的问题，尤其要加强对改革开放后已出现的某种程度的政治文化分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认真细致地做好主导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这项基础工程，使之日益深入人心，真正成为凝聚全国人民力量、集中全国人民智慧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更好地发挥其指导和整合作用，巩固和发展我国一体多样化的政治文化格局，激励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发表刊物及时间：《湖北社会科学》2005年8月。）
第四篇：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的读后感
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思考的读后感
在看完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主任研究员李津逵教授对于《对中国城市化 进程的思考》的视频后，我感触颇深。李教授主要考虑的是民生问题，他以“失 地农民”和“农民工”作为例子来思考。另外李教授还讲述了他认为的历史给我 们城市化的机遇背后给我们的使命：
1、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可持续的城市化
2、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有产者得城市化
3、中国的城市化有可能并应该快乐着 的。还告诉我们如何安置农民，如何解决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地区的发展差异。在李先生的激情澎湃充满幻想的演讲中令我感触最深的应该是户籍制度问 题。为什么会有农民工这个词汇？李先生也讲到了农民工这个词首先就带有歧视 的意味。为什么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中不能享受与城里的孩子一样的待遇？归根 结底还是户籍制度引起的歧视。王鲁湘老师说的： “他们当时所有知青所有的梦 就是回城，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包括不择手段要回城，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城乡 二元结构体制的世界里，城市比农村具有太多太多的优越性了，所以要想尽一切 办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到城市里面生活。”在这里，改变自己的身份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改变自己的户口从农村户口转变成非农业户口。在我国现有的户籍制度 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有严重的缺陷。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两者的政治 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规定和做法上还有很大的差别。我国是社 会主义社会，讲究以人为本，可以为什么会有这种户籍制度来区分城市与农村人 呢？这首先就不符合人人平等的观念，从法律上就划分出了等级。再者我们来看 一下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到底存在哪些差别：
1、我国选举法第 16 条规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 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换句话说，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方面，四个农村选民才 顶一个城市选民。而农村代表与城市代表划分的依据正是户籍。此外，从全国人 大历年的代表构成看，第一届农民代表占 5.14%；第二届占 5.46%；第三届占 6.87%；第四届占 29.4%；第五届占 20.9%；第六届占 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 合占 23%；第八届占 9.4%；第九届占 8%。这些事实说明：在全国人大代表各额 中，农民以其占 80%的人口基数仅得到了极不相称的席位。由于政治生活中缺少 农民的声音，现实生活中各种坑农、害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农民负担问题难以解 决就可想而知了。换句话说，这也严重减缓了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2、在社会福利方面，长期以来，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的 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 村却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国家知道农村的收入水平比较 低，应该更加维护农民日后的生存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只保障城市人的福利。
3、人格权利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内涵，也是人权保障的基本内 涵。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行户籍制度所确立的二元社会结构造就了我国公民 人格权利不平等的现实。在外谋生的农民在城市里被灌上了“农民工”、“打工 妹”、“农民企业家”等具有蔑视含义的词汇，农民只是一种职业称谓应该和其 他任何职业的人一样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却把整个公民 划分为“农村人口”和“非农村人口”两大阵营，农民不只是一种职业称呼，更是一 种不可轻易变更、且需世代承袭的身份。这是多么令人心寒的一件事啊！
4、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上，也存在差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9 条中规定：“死亡赔偿金按 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标准，按二十年计算……”；还有，农村的房地产国家限制其流通，造成农村的 房地产不升值。还比如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就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不具 有享受低保的资格等等。总之，虽然法律上显得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农民还是处于劣势。近几年北京为了治堵，限制外地人买车，北京为了控制房价，限制外地人购房，一下凸显了城市户口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年你孩子要面临孩子 入学、入托、考大学，如果生活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能否享受低保、能否享受保 障性住房时，户口问题就更加严峻。因此，我认为目前城市化进程当中，制约着城市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就 是户口问题，这个户口簿单纯是一个户口登记，户口背后所包含的，或者说它隐 藏着很多含金量，这里面有就业、住房保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所有这 些制度如果不改革，户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即使表面上给你一个户口，它也 是内外有别，什么蓝印的、红印的，什么年代进来的，他也要给你一个区分。所 以改革户籍制度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当务之急。08 资源 088322137 周颖
第五篇：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资料收集
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资料收集
1.中国传统文化
含义：
“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在中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不同的文化形态来表示的各种民族文明，风俗，精神的总称。
内容：
诸子百家、琴棋书画、传统文学（主要指诗词歌赋）、传统节日、中国戏剧、中国建筑、汉字汉语、传统中医、宗教哲学、民间工艺、中华武术、地域文化、衣冠服饰、传统音乐、传说神话、中国对联等等。
2.什么是现代化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涉及社会生活诸领域的深刻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以某些既定特征的出现作为完结的标志，表明社会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研究现代化需要首先明确何为现代化，一般都是按照生产力变革定义“现代”和“现代化”，将它们与资本主义剥离开来，不仅打破了把现代西方社会作为超时空额现代化范式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其他各种史学观念，而且对于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不同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模式，都有强大的解释能力。3现代化的动力来源
①时间与空间的分离 ②脱域机制的发展 ③知识的反思性运用
美国学者殷根哈特将以上三种关于现代化动力的阐释分别归纳为“经济发展决定论”、“文化发展决定论”和“综合决定论”。我国学者何传启就现代化的动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整个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认为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技术创新、资本积累和政治民主；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则是知识创新、制度创新和专业人才。4.精神维度 ①主体性原则：首先是个体独立精神的存在，独立思考，自我意识，道德自律，自由权利，艺术自主。
②理性原则：求真批判
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开创了仁、义、礼、智的思想体系，主张性善论，告诫人们应当具备“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反对不义之战，反对暴政害民等等。对现代化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历史上尊师重道的儒家思想，强调师道尊严，树立教师的绝对权威，充分发挥教师对学生的教导作用，这对于预防正处于可塑性很大，对于建设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以人伦关系为基本核心，独具中华民族特征的伦理文化，讲究孝、悌、忠、信的道德礼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秩序，提倡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追求群体、互助、和睦相处、与人为善等等。这与西方国家的“个人本位”和“自我中心”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树立秩序,要求民众遵守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唐宋以来直至鸦片战争，儒、佛、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垄断了中国近千年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宗教对预防犯罪起了有益的作用。例如，按照有神论的说法，人死后灵魂还在，事事讲究个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提倡人生在世要善良忠厚，造福乡里，追求死后灵魂的超度，归返天堂。否则，死后灵魂必下地狱，最坏的还要打入十八层地狱。以此规劝人们行善积德，抑恶扬善。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
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无疑，儒家不像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那样，突出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和个体的独立与发展。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第一，儒家并没有完全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作用与价值，抹煞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与主动性。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
孔孟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悲情悲愿和无限的同情之心，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所谓承担责任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自我关怀表现为谋求主体道德生命的提升；群体关怀表现为谋求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正如《易传》所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总之，悲天悯人的同情心是责任感得以生发的直接契机，承担苦困的责任感则是同情心的必然升华，二者共同构成儒家忧患意识的有机内涵 力行意识与实践品格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域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无一能够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云：“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道德修养或道德实践即通过修身或自我改造以达其“内圣”目标；社会政治实践即通过事功或社会改造以达其“外王”目标。“内圣”有赖于“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赖于“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4.3.1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
传统文化中一些极具生命力的思想，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1.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的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的相同之处，使传统文化为企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事、轻鬼神，重现世、轻来世，人际关系的协调与人文思想的培育是其基本内涵。与西力一的价值观念相比，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弃绝了此岸与彼岸、天与人的相异与相离，将人生的价值实现，全部投入于现实人生中，注重人伦道德与人际关系的协调。统治者要想使天下稳固，就要善于掌握民情、把握民心。这种重视人的作用的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宗旨是吻合的，有利于企业各项工作中突出人的主体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道德教化作用的思想，有助于企业价值观、道德观的培养和建立，对企业良好风气的形成及共同价值目标的确立有积极作用。价值观的培养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是企业文化的灵魂。它能够使员工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或约束员工的行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从孔子开始，历代思想家都特别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认为人人皆有羞耻之心，关键在于要用高尚的道德去教育、感化他们，使他们明白何为高尚、何为卑鄙，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以成就“君子”人格。孔子认为德治的效果要优于刑罚，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因此，它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在当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重视企业精神的培育。
3.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礼仪秩序的文化传统有助于企业建立适合其行业特点的行为规范和礼仪形式。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誉，注重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借鉴传统文化的很多做法，用切实的行为规范和文化礼仪形式来形象地体现企业的价值观念，优化企业的文化氛围。目前，我国不少企业都有一些固定的文化仪式，如礼貌用语、服务规程、升旗仪式等等，这些都是树立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有效力一法。4.3.2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在长期的自然经济中形成的文化模式，现代企业文化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也必然呈现一些负面影响，只有走出传统文化消极影响的误区，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这些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力一面: 1.传统文化“重义轻利”，“义”、“利”割裂的观念束缚着企业家的手脚。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提倡人们追求哪怕是合理的经济利益，崇尚“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和“利”、经济和文化对立起来。这种观念几千年来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进取力一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既要追求社会效益，更要追求经济效益，“利”的获得是企业生存的前提，失去它社会效益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树立“义利统一”的价值观，这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2.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群体意识，忽视对人的个性的认可与培养，不利于企业员工个体意识的发挥。企业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点就是尊重员工的主体地位，塑造个性化的企业及企业家形象，而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强调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力量，忽视了群体中每一个个体作为最积极的行为主体所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这种思想意识的长期影响，使人们难以坚持个人的看法，企业家不敢大胆实施自己的改革力一案，不愿显示个人的力量，这对企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3.传统文化崇尚“中庸”之道，提倡平均主义，压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市场经济需要冒险精神、开拓精神、进取精神，通过公平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但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提倡的是不偏不倚，不要为人之先。这种观念造成的行为后果是压抑人的进取精神。虽然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竞争机制还不完善，但从观念引导来说，应积极提倡广大员工在工作中积极进取，崭露头角，勇于超越自我、超越他人。4.3.3继承与超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既是一种管理理论，又是-种文化现象。以传统文化为根基，进行合理的扬弃，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根基。同时，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给企业的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契机。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在改革的浪潮中，不断地将当今世界一切优秀的企业管理模式、价值观念大胆吸收和借鉴进来，使企业从传统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状态下的经验管理走向科学管理，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运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必须认识到，企业文化理论毕竟是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西力一国家首先发展起来的，它适应了现代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之一，我们可以也应该大胆引进。但近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历史都表明，文化的引进，只有在与本国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相结合并受其决定的前提下，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封建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奉为正统的当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但是儒家文化没有很好地解决好生与死的关系，只是通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特别强调血缘延续的文化来让一个人的生命以另一种意义延续，但这种异体延续毕竟不是同一个体生命的延续与永生。有了这一缺陷，扶乩、风水、谶讳之学也就从来没有绝迹。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等看来荒诞不经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具有高度智慧的英主尚且如此，更无论凡庸之辈。现在看来，洪秀全对于西方基督教只是借用了一下名词而已。在他的宗教外壳里塞的全是中国传统民间宗教里的糟粕，因为以西学的浩瀚，尤其是发展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义的博大精深，洪秀全不可能凭借读一本改装过的《劝世良言》就能窥其堂奥。从其对民众的动员与组织方式来看，“拜上帝会”实在与我国历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的宗教如“白莲教”、民间会党“天地会”等算是嫡系兄弟。这也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为历来一辈辈中华儿女奉为至圣宝典的儒家道义，存在着这么严重的缺点，却笃行之而不深思，实在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失败。
4.3.4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它主要决定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既有促进现代化建设,促进发展的一面，也有诱发和滋生犯罪,破坏和平稳定的现状的一面。我们对传统文化应当采取批评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那么，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依靠什么能够应对全球化背景所带来的压力？那便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贯穿其中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博弈的支点。在民族的意识形态中有超越性意识形态与世俗性意识形态，一个民族越是发达越是强盛就会越强调其形而上之超越性意识形态，于是在不久前首次全球祭孔活动中也是有把孔子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符号予以强调和肯定的意味，中国人很清楚中国对西方的吸引之处和魅力所在永远是随着五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内涵，正如外国人到中国北京旅行一定会去看长城、故宫，不会对北京亚运村有太大的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正在于保存本土的民族个性，不至于失落于国际标准化大工厂的趋同格式。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同样,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陷入任何困境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民族精神支柱,精神上无所依托.所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决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民族命运发展的问题.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走上民族振兴,走向现代化,无不是从弘扬 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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