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国际城市文化思考（合集五篇）

第一篇：现代化国际城市文化思考

**迈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文化建构**迈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文化建构，是以**文化的历史性积累，特别是创办特区20多年来的文化实践为基础的，同样也是经过改革开放洗礼之后，立足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践，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更为开阔的视野、更趋理性的选择为前提的。建构的基本思路应是：文化立市，塑造形象；雅俗共存，普及提高；综合布局，突出重点；有张有弛，协调发展。这意味着，**要把文化建设放在社会发展重要的位置，根据**的经济实力、社会环境、文化资源和人文优势，整合各种优势力量，在考虑到文化艺术各个门类平衡发展的同时，抓优选精，重点建设，用文化来提升这座城市的品格。

一、探讨**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文化发展问题，首先要对**的文化渊源和文化现状有一个基本了解和估价。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实践，**经济建设飞速发展，文化建设取得很大成就。第一个10年，文化设施逐渐完善，文化艺术专业队伍发展壮大，文化市场初显繁荣，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文化交流活动日趋活跃，初步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先导性的多元文化格局。第二个10年，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突出重点，立足建设，深化改革，完善立法，强化管理，积极推进，增创文化发展新优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示范市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在建市之前，长期受岭南文化的浸染和熏陶，文化艺术的发展鲜明地呈现这一特点。加之**毗邻港澳，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处，各种信息传播特别快，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自然首当其冲。从港台传过来的流行音乐、通俗杂志、通俗小说等，在**都曾风靡一时。随着特区建设的全面展开，移民的认同感和自我意识日益增长，文化积累逐渐丰厚，**的文化艺术在90年代有了飞跃发展。这一发展，似乎超越了一种经济现象的平面，而使文化艺术在当时成为凸面。曾经一时，有不少人心存疑虑：特区还能办多久？**向何处去？就在这样的时刻，有港台商人纷纷离去，也有内地人陆续撤退。出乎大家的意料，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文化却在华侨城首先崛起，堪称是**的一个文化奇迹。与此相应，各种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大家乐舞台、歌舞厅，也纷纷兴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艺术日益兴旺，形成了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实践中，**人越来越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建设是中心，但改革开放的目的并不仅是为了经济的发展，而且为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其中包括现代文明的建设、现代文化的建构。如何建设**的现代文化？首先必须从**的实际出发。**是一个移民城市，所形成的移民文化土壤较为松疏，尚未板结，自由灌溉，可塑性大。港、澳、台的流行文化能在**风光好一阵子，就是松疏的土壤给了其养份。**的文化艺术要提升，就必须倡导高雅文化，于是，**在1992年成立了自己的交响乐团，1993年有了自己的歌舞团，交响乐、芭蕾舞、京剧等传统艺术也开始在**活跃起来。

通俗与高雅并存，大众文化与精品文化共同发展，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中普及，这成为**文化建构的自觉追求，使得90年代后**的文化艺术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不仅数量多、品种齐，而且质量好、水平高。**的文学艺术在进步，中长篇小说、影视艺术的成就尤为突出，在90年代先后出现了《**人》、《花季?雨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电影和电视剧。

尽管如此，**的文化艺术发展道路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步伐也还不够坚实。**要向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目标前进，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文化发展如何跟上步伐、更上一层楼确实面临着不少问题和难点。文化艺术贵在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灵魂，同样是文化艺术发展的灵魂。**的文化发展，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面向现实，扬长避短，克服移民城市可能带来的种种困难，突破难点，自成特色，独树一帜，扎实推进文化艺术整体水平的提高。

二、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下，**文化发展可走的道路和应取的模式是什么？如何强化**的人缘、地缘优势，催促新文化的生长？这是在文化发展的对策性研究中首先要思考的。20多年来，300多万人在**落户，他们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各自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熏陶，多种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形成了移民城市鲜明的文化特性——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要形成自己较为稳定的模式，是需要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熔炼和塑造的。

如上所述，从历史传承看，**的前身宝安县属岭南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因而这里并非常被人误称的“文化沙漠”。然而，现代**人中受岭南文化浸染的却并不多。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熏陶的现代**人，从四面八方走到这块热土上来，其出发点，乃是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面向活生生的当下现实，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安排自己的人生。因此，随着“打工仔”、“外来妹”的蜂涌而入，**曾兴起过“打工文化”热，一些作品诉说着打工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感受着**这个“别人的城市”，怎样变成“自己的家园”。直观地说，这种表现也诉说着**文化如何凝聚、怎样渐成相对稳定的实践模式的过程。

文化发展的定位是受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制约的。为**文化定位，首先要看到这座移民城市固有的特性；其次是要看到**文化的发展是在现代化进程的转变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必须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发展的总体综合角度来给**文化定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现代化的转型是一个复杂运动的过程，**文化的定位只能是一种开放型的实验动态结构。因之，**建立经济特区之后，20多年间几个“五年计划”尤其是刚刚过去的“九五计划”制定的目标，是**文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这种目标同样是在社会转型的动态变化中调整发展的，而不可能成为一种静态不变的模式。以此观之，**刚刚出台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它固然是**社会发展的综合座标，其动态性发展亦复如此。

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就是：经济实力雄厚，城市功能完备，生态环境优良，文化教育发达，社会文明进步，人民生活充裕。其中“文化教育发达”包括：文化设施先进齐全，文艺精品不断涌现，文化产业迅速发展。

**社会发展战略要求的提出，文化立市势在必行。这就要求**文化实践模式选择及其实践，要符合战略定位。即，一是区域性定位，努力建设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把**建设成为广东省文化产业中心，树立起经济中心城市的文化形象，使**的文化在区域内具有先进性、丰富性、示范性、辐射性和开放性；二是按照全国性座标，以现代文化名城的各项文化指标为参照，建设现代文化名城；三是朝着国际性发展目标，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一流文化。

三、**制定什么样的文化发展对策，找准自己的特点，形成文化发展的突破口，是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文化的发展模式不应求全求大，模仿北京、上海等地的城市发展，而应抓住**目前已形成的某种局部优势，选准突破点，在国内外形成有自己风格特点的强符号，推进**文化跃上一个台阶。综合实力可以创造优势，抓住特点也可以形成优势。**的精品文化为全国瞩目，而迅速成长的华侨城旅游文化，更是被国内外专家公认为开拓了一条新型的文化产业路向，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规模化以及融经济、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经营和按国际惯例运作相一致的运作机制及其科学化的管理水平，已构建了一个融传统与现代新文化于一体的生态序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此得到了统一。因此抓住旅游文化优势，扩大影响，完善其功能和体系，举办有国际影响的国际旅游文化节和一定规模的旅游文化活动，充分挖掘其优势，既可以扩大**的国际影响，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还可以通过旅游独特的聚集人流、物流、文化流等交流的优势，形成经济文化一体化、具有东方品格的上规模、上档次的现代旅游人文景观，促进现代人文环境生态优化和氛围的营造，使**的文化通过旅游文化的载体辐射全国和世界，从而带动各门类艺术和整体文化的发展。同样，**要建设高科技的城市，发展高科技文化也就有相应的优势。从大文化角度看，高科技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是以高智商文化开发为前提的经济文化行为，科技发展每前进一步，都是人类精神智慧文化成果的结晶，因此，21世纪的经济高速发展，各国、各地都在确立科技兴市策略，都把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力因素放在竞争战略的制高点上。在这些方面，**有条件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型新文化打下基础。这是其一。

其次，**改革开放20多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激活了文化发展。文化设施建设形成一定档次和规模，特别是**音乐厅等一批新的文化设施的建成，将使**的文化形象在硬件上提升一个档次；文化市场初步建立，并且十分活跃，商业文化、大众文化、信息文化、科技文化等各种经济文化及其中介机构组织层次繁多，特别是以高科技为龙头的科技产业开发的电子产品、多媒体、视听产品等等，都形成了一定产业规模。这种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变着**人的生活质量和结构，为人们的潜意识所接受，形成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一种走向，为**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与此同时，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村镇文化、家庭文化等各种文化模式也都形成了区别于国内其它城市的优势。

需要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文化的原生稳定系统结构也同时发生了转变。一是从封闭的文化结构系统向开放的文化结构系统转变；二是从农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向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转型；三是从传统的文化单一结构向现代多元文化结构转型。文化结构转型比经济结构的社会转型更具复杂性，人们容易在科技发展的实证面前俯首称臣，但对文化结构的变化和新生的文化形态则不予认同。所以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时，一方面给文化发展带来新的主流，对新文化起催生作用，同时文化的转型也带来诸多的矛盾和冲突。这种转型的结构变化，在**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由于**原生文化结构积淀不厚，发育不成熟，传统文化结构不牢固，所以为**新文化的转型和结构转变，留下了一块松软的地带，有利于新文化的生成，对建设新文化架构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由此，**文化结构转型中呈现出有别于其它城市转型上的几个特征。一是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文化商品要素的商品化发育较早，文化市场发展较快，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旅游文化较发达；二是文化体制是一种新的建制，文化结构中的包袱不大，矛盾较少，政府办的文化团体仅有3个，数量较少，企业办文化和多渠道办文化占较大比例，文化企业的运作机制向国际惯例靠拢；三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改变了一代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人们观念新，敢于实践和探索，文化碰撞、融合过程中的阻遏相对较少。

其三，**是座移民城市，移民成为**城市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人类创造了文化，文化也由人的转移流动得到了传播和扩散。**的移民目标指向很明确，以充满活力的青年群体为主体，成为聚集知识和人才的载体，为形成实验探索型的青春文化构筑了新的文化基础。

移民文化带来优势，也随之产生一些问题和矛盾。移民给**带来新的活力，激活新的文化观念，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会给文化发展特别是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的形成带来阻碍。一是**人的总量结构中移民固定人口只占1/3，另外2/3是流动人口，移民固定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比例失衡，形成城市文化总体发展中的复杂结构矛盾体。移民是以定居为目的，从情感、心理上都认同这个城市，认为是城市的主人，必然自觉地作出文化上的选择，对传播建构文化持积极态度。而流动人口则不同，如同一本小说的题目所冠之的，认为**是“别人的城市”，心态上往往游离于当地文化之外，对城市的文化建构和发展不甚感兴趣，缺乏主人翁精神，因此，对整个城市文化结构的形成带来很大困难；二是移民人口中素质高低落差较大，一部分是具有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他们从文化较发达地区迁入，而另一部分则是来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中小城市或县城迁入的移民，由于不平衡，对文化发展特别是新文化的建构，还缺少应有的武装，需要做补课工作；三是第一代移民很难摆脱原生地带来的地域文化观念，容易迷恋忠实于原有家乡地域文化，将原生地文化复制到迁入地，对传统的地域文化带有怀旧情感，在新文化的建构中，这些人有时虽然热情很高，却往往以对原有文化的过分迷恋情结和惯性，对新文化表现得冷漠，对固有文化的僵化理解和偏执，甚至以偏概全，客观上阻碍了新文化的建构；四是由于我国多年的贫困和落后原因，一部分移民是以改变生存状态为前提迁入**的，先脱贫再发展文化，成为社会转型期一些文化人的现实，这与世界上一些文化艺术古国人们的追求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别；五是移民中一流的文化人才缺少，知名度高、颇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非常缺乏，世界移民、海外优秀中青年文化学子移民少，因而，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少而又少；六是在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文化事业的发展目标明确，任务很重。而从现状看，一些门类的文化艺术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相对匮乏，与形势的需要和所肩负的重任不相适应。例如，顺应现代化发展趋势、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在文化生产和文艺创作中对高新技术手段运用自如的人才很少，黯熟市场规律、懂得经营和操作、具有现代文化艺术管理经验的人才也不多，而**音乐厅、中心图书馆等几个重点文化设施正在加紧建设，不久将落成使用；市属几个文艺团体的改革也在加快步伐进行，都急需一批高素质的文化艺术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

四、要使**文化实践模式的探索性实践取得成功，需要化大力气抓好以下十个方面：抓教育，培育具有现代素质的市民；抓规划，建设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建筑富有人性的城市形象文化；抓保护，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利可持续发展；抓重点，形成若干个著名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艺术团体，提升城市文化品格；抓产业，建设繁荣发达的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经济结合；抓普及，推动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抓提高，促进文化艺术精品不断涌现；抓人才，造就一批文化名人；抓载体，设立国际性文化艺术节庆，开展标志性文化活动；抓合作，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日趋活跃。当然，这十个方面，是可以有所侧重的。鉴于**的现实状况和新时期文化发展的急迫需要，重中之重，就应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切实的行动。一是集中公开召聘一批急需的文化艺术专业人才和文化管理人才，以开阔的视野识才选才，为新世纪文化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二是要有计划地选派一批文化艺术专门人才进修培养，以优良的环境留才育才，通过培养，涌现一批面向21世纪的高素质文艺专门人才、文化管理人才和两相结合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以及熟悉WTO规则和文化市场运作的外向型人才，为顺利实施精品战略编制合理的人才结构；三是尽快成立“**市文艺评审委员会”，以有效的手段规范操作，为繁荣文化艺术创作、促进精品生产提供切实的机制保障；四是抓紧设立“中国（**）国际艺术节”的论证工作，使之早日变化现实，以符合国际惯例的运作激活文化资源，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扩大城市文化影响、推广城市文化形象提供有效的载体。令人可喜的是，**市前不久出台了促进文艺事业发展的五项措施，已将有关内容提高了议事日程上，并正在逐项附诸实施。

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必须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要用科学的眼光、技术的眼光、经济的眼光，还要用历史的眼光、文化的眼光、审美的眼光。用这样的眼光来进行文化建构才是实实在在的，才能使**这座移民城市的文化建设对民族文化发展并最终融入世界文化提供全新的参照。

第二篇：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象征。高楼大厦、商贸中心、巨幅广告、摩登女郎、股票交易等城市符号，表达了人类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或者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城市化、商业化的过程。但是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商店、饭馆、剧尝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规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

对于有着强烈的农民文化记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对城市的看法一开始就是十分复杂的。城市既是商业文化中心、是行政管理中心、是现代化的表意符号，同时又是引诱享乐、声色犬马、～堕落、香风毒雾的所在。对城市的占领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但对城市的警觉排斥和耿耿于怀又是挥之不去的。因此，对于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就成为革命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进入城市之前的1949年3月，毛泽东就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时他又告戒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及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常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要预防这种情况。”1对毛泽东的这种警觉和告戒，莫里斯.梅斯纳?鞴缦路治觯?quot;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起初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但是，在那些经历过长期革命的严峻考验而幸存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在农村的穷乡僻壤生活和战斗了20多年；而且，对于那些农民干部来说，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此外，伴随着不熟悉的是不信任。以集合农村革命力量去包围并且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做法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自然滋生并且增强了排斥城市的强烈感情。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国民党的要塞，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是滋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地方。1949年，他们既是作为解放人员，又是作为占领人员进入了城市，而对于那些对革命胜利贡献很少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和很大的疑虑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把革命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一分为二的想法，是全部革命经历产生出来的，这个想法在毛泽东主义者思想中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革命遗留下来的这种思想残余，后来在新执政者处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问题）时，在方式方法上发挥了作用。“

2对于执政者来说，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并用”五年计划“的方式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列出了时间表。另一方面，出于革命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只有保持”非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保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本色，才能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思想方式，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描绘前景并奋力实践，展现勃勃雄心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就象普通的农民，一个”发家致富“的口号，就可以调动全家乃至一个阶级的激情和奋斗的信念。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反城市的倾向，是中国农民文化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一种紧张的反映。这种”保守主义“的城市态度，作为主流思想和统治思想的一部分，一方面缓解了官僚主义、权力～的进程，提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效率；一方面，也延缓、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商业化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具有组织消费、引领时尚、促进流通、加快生产周期的功能，但同时它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所要抵制的、毛泽东曾告戒过的、须引起注意的”软化“功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有着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内容。对这一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主义传媒不仅维护了它，而且它们的形象性还无意中放大、夸大了这一道德理想的激情和伦理意义。

一、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

在反城市化的倾向中，传媒所拥有的话语权，起到了组织文艺生产、引导文艺潮流、推出新人新作的重要作用。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发表刊载文艺作品的重要传媒，几乎全部控制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级作家协会。文艺杂志的主编，都是具有一定革命资历的革命文艺家来担当。这些人的文艺实践和接受的艺术趣味，与反城市的倾向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便是来自城市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经过革命文化的熏陶再回到城市后，也不是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趣味和生活，他们是以文化管理者、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城市的。因此，在他们掌握的文艺传媒上，刊载的作品仍然延续了革命时期的传统，他们对新时代文学艺术功能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战争时期。

50年代初期，虽然解放区的作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和怀有的天然警觉，使他们自然疏离于对城市的书写，国统区的作家熟悉城市生活，但对新时代的惶惑和迷茫，又决定了他们笔下的慎重。因此，50年代初期的城市文学几乎是空白的。即便有些作品写了城市，也仅仅是农村生活场景的置换，趣味和目的诉求仍然没有变化，也就谈不上城市文学。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个人趣味的小说，出身于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表现了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张英也能象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的情调。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经过各自的调适又重归于好。叙述者慎重的以丈夫的口吻叙述情节，注意检讨”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并写出了妻子新的变化。应该说，这不是一篇多么优秀的短篇小说，它的简单和琐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萧也牧是第一个试图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尝试新题材写作的作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面临的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充满了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来说，城市的可疑几乎无处不在，它处处布满了资产阶级的陷阱。因此，萧也牧要求的城市生活”情调“本身，就使他处在了一个众目睽睽危机四伏的境地中。

对萧也牧的批判，是文艺界自发的一次批判运动，陈涌、冯雪峰、丁玲、康濯等文艺界的重要人物都写了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他们把《我们夫妇之间》指认为是一篇”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小说；3是一篇”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作品，对于作者来说，”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4而丁玲则提到了另一种高度：把《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一种倾向来看“。5最后，萧也牧不得不写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公开发表。6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同时，《人民日报》推荐了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并发表了”编者按语“。认为”马烽同志的这篇小说，通过两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的生动简洁的描写，表现了新中国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怎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和生活与政治的关系。小说充满新的、乐观主义的气息。小说的语言也是中国人民的健康的语言。这是文艺工作者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产生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短篇创作之一。“7这不是简单的对两篇小说的批判或举荐，而是对?缁嶂饕逦幕斓既ǖ牧硪恢植汀；蛘咚担杂诔鞘械纳缁嶂饕逦幕斓既ǖ恼剂欤褪桥┟裎幕杂诔鞘形幕恼剂臁Ｔ谂邢粢材潦蓖萍隽寺矸榈呐┐逄獠男∷担?962年，萧也牧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复出文坛重新有了创作资格后，写的小说也多为农村题材的小说，如《小兰和她的伙伴》、《大爹》等所谓”新人物志“。这一转变事实上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必须无条件认同的结果。对萧也牧的批判，潜在的作用是，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不变的模式，即城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角斗场，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暗示。因此，经过猜想和审慎探索的城市文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了唯一可行的写作模式。

电影和戏剧是50年代最具大众化的传播媒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50年代的计划经济却培育了电影和戏剧的市场化，传统剧目和新形式、新内容的电影戏剧被大众普遍接受。《小二黑结婚》、《刘巧二儿》以及表现农民革命的《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刘胡兰》、《红珊瑚》等，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些作品不仅在农村持续上演，在田野、场院等开放性的演出场所吸引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乡村农民；而且在城市的各大影院剧场都创下了至今难以超越的演出场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目同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商业性的演出是十分不同的，这些演出虽然也创下了大量的票房价值，但它的最后诉求并不在于商业性，而是在大众乐于接受的前提下，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和新社会的优越，它在取代了城市商业文化的消费功能的同时，也用农民的欣赏趣味改造了城市民众。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它发表于1943年5月，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文中盛赞《小二黑结婚》”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恶霸势力的胜利。“20周扬肯定《小二黑结婚》时还说，”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啊！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到的。“21周扬在这里使用的”群众“其实就是农民。在细致地阅读这类作品后我们发现，在艺术表现上，它们都沿袭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才子佳人“的结构模式，不同的是豪门贵族或书香门第的情节背景代之以普通的农家小院，小姐相公代之以活泼郎健的乡村青年。《小二黑结婚》原著对主人公有这样一段描写：”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在刘家峤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22而小芹则是这样的形象：”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的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23这是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芹和小二黑都是各自性别对象的追逐者和羡慕者。小二黑虽然不是满腹诗书的旧式才子，他的才能是从被命名为”特等射手“来体现的；小芹作为”佳人“的形象赵树理的描写已跃然纸上。50年代由田川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这一”才子佳人“模式体现得更为明确，一曲”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将”佳人“对”才子“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对恋人终成眷属，实现了传统的大团圆结局。

与《小二黑结婚》相比，《刘巧儿》如出一辙。这两出分别以男女主人公命名的戏剧，不仅都是发生于解放区的婚姻恋爱故事，而且故事的结构、结局、人物设置、矛盾冲突等都极其相似。巧儿那段表露心迹的唱段基本就是小芹的”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的重复。赵振华也是模范，因此《刘巧儿》也是”英雄美女“的传统模式。这两出戏，展现的都是一幅明丽清纯的乡村前现代的田园风光：单纯的女性、富于民歌风的抒情曲调，简单的矛盾线索和类似于部落”酋长“式的裁决，大团圆的结局等，都适于农民的接受趣味。但值得注意的还有下面两点：第一，对妇女命运的改写与承诺。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都不再是悲悲切切、命运任人宰割的传统妇女形象，她们不再听命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即使是与异性青年一见钟情也摆脱了约会偷情不思茶饭的闺怨，而是积极主动，努力争取，充分表达了解放了的女性的开放与觉醒。这一承诺调动了观众的想象力和青年对个人未来婚姻命运的憧憬，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获得了另外一种允诺。而这一允诺实现了观众的心理期待。特别是青年妇女，在小芹、巧儿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爱情中实现了个人的内心向往和愿望。这是这两出戏受到民众欢迎的深层观赏心理。至于这一承诺是否能够实现，作家的这些想象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并没有人发出质疑，它甚至在观众热情投入的观赏和想象中完全被忽略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改写与承诺不仅投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控制诱导了大众的审美取向，实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策略。

第二，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命运的改变和愿望的实现，最重要的并非取决于她们个人的愿望，事实上她们个人的意愿都遭到了强大的对抗性力量，如果仅凭她们势单力薄的个人意愿显然是无从实现的。重要的是，她们的个人意愿有了政治保障，她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人民政权。《小儿黑结婚》中的区长、《刘巧儿》中的马专员，作为权力的象征不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同时也是正义和公理的化身。传统的”清官“意识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宣扬。刘巧儿再想嫁给赵柱儿，她仍然无能为力，但政权的介入使她实现了这一愿望，从而也实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做主“的主题需要。

这些作品进入城市，不仅让城市市民目睹了乡村的新风尚，目睹了中国农村新的”奇观“，事实上它们也带来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依靠人民政府是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唯一的保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都市文化熏陶的城市市民，对小芹和巧儿的婚姻故事，虽然不免感到简单，但那里蕴涵的新的生活和生动健康的生活情调，毕竟是新鲜感人的，它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构成想象和憧憬，是不难理解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不动声色地占领了城市十分有限的文化市常

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追求，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难解的悖论：无论是”五年计划“、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等等，事实上要求的都是迅速地积累起社会主义的物资大厦，改变落后贫困的国家状况，不仅能够与帝国主义的威胁相对抗，而且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传媒所表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恰恰是反对作为现代化表征的城市文化的，它不仅把城市与资产阶级想象为一种天然关系，而且致力于农村文化对城市的移植，努力培育城市市民乡村的文化趣味。这一矛盾、悖反的现象，不仅限制了城市文化的发展，而且也无意中造就了国民虚假的乡村崇拜的思想趋向和文化趣味。这一状况事实上至今仍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延续着，中央电视台历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大量的、久盛不衰的小品，就是典型的农民文化代表，它表现出的调侃、热闹、风趣、小机智乃至滑稽，蕴涵的恰恰是农民文化中最不值得张扬的东西。另一方面，当城市文化久被压抑之后，一旦有了时机，它便以无规则的方式诉诸以疯狂的报复。90年代之后，大量的文化垃圾在”文化多元论“的遮护下，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就是城市文化久被压抑后”疯狂报复“的一种。

注释：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666--667页

2、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96--97页。

3、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4、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载《文艺报》1951年四卷五期。

5、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载《文艺报》1951年四卷八期。

6、《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载《文艺报》1951年五卷一期。

7、《祝你健康》最初发表于《剧本》1963年11--12月合刊号。

8、9、《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207页。

10、丛深在《〈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一文中说，他当时通过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卜和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心头”豁然开朗“，发现了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显微镜来分析工厂日常生活"的新途径。11、12、13、14、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见《再解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5页、189页、188页。15、16、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年版128页、129页。

17、贾霁：《新人新事新主题--谈1963年话剧创作几点收获》，载《戏剧报》1964年2期。

18、《当代文学概观》207--210页。

19、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同注11，195页。20、21、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载《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22、23、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见《李有才板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8页、15页。

第三篇：反城市文化的现代化悖论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象征。高楼大厦、商贸中心、巨幅广告、摩登女 郎、股票交易等城市符号，表达了人类社会对现代化的理解。或者也可以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城市化、商业化的过程。但是喧嚣热闹的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的各种符号--包括城市地图、街区分布、各种标牌明示的场所：商店、饭馆、剧场、咖啡店、酒店以及处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门，这些不同的城市符号仿佛都在向你发出邀请和暗示；一方面，城市的这些符号又是一种冷漠的拒绝，它以“陌生化”的环境--建筑环境、语言环境、交往环境等拒绝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规则”将其塑造成了一个暧昧的、所指不明的场所。

对于有着强烈的农民文化记忆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对城市的看法一开始就是十分复杂的。城市既是商业文化中心、是行政管理中心、是现代化的表意符号，同时又是引诱享乐、声色犬马、腐败堕落、香风毒雾的所在。对城市的占领是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但对城市的警觉排斥和耿耿于怀又是挥之不去的。因此，对于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就成为革命后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进入城市之前的1949年3月，毛泽东就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时他又告戒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及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要预防这种情况。”1对毛泽东的这种警觉和告戒，莫里斯.梅斯纳?鞴缦路治觯?quot;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起初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但是，在那些经历过长期革命的严峻考验而幸存的领导人中，大多数是在农村的穷乡僻壤生活和战斗了20多年；而且，对于那些农民干部来说，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此外，伴随着不熟悉的是不信任。以集合农村革命力量去包围并且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做法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自然滋生并且增强了排斥城市的强烈感情。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堡垒，是国民党的要塞，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心，是滋生社会不平等、思想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地方。1949年，他们既是作为解放人员，又是作为占领人员进入了城市，而对于那些对革命胜利贡献很少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情和很大的疑虑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把革命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一分为二的想法，是全部革命经历产生出来的，这个想法在毛泽东主义者思想中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革命遗留下来的这种思想残余，后来在新执政者处理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重大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关系问题）时，在方式方法上发挥了作用。“

2对于执政者来说，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并用”五年计划“的方式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列出了时间表。另一方面，出于革命历史经验，他们认为只有保持”非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保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本色，才能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是一种典型的前现代社会的思想方式，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描绘前景并奋力实践，展现勃勃雄心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就象普通的农民，一个”发家致富“的口号，就可以调动全家乃至一个阶级的激情和奋斗的信念。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反城市的倾向，是中国农民文化在社会主义初期的一种紧张的反映。这种”保守主义“的城市态度，作为主流思想和统治思想的一部分，一方面缓解了官僚主义、权力腐败的进程，提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效率；一方面，也延缓、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商业化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具有组织消费、引领时尚、促进流通、加快生产周期的功能，但同时它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所要抵制的、毛泽东曾告戒过的、须引起注意的”软化“功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和实践，有着鲜明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内容。对这一点，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社会主义传媒不仅维护了它，而且它们的形象性还无意中放大、夸大了这一道德理想的激情和伦理意义。

一、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

在反城市化的倾向中，传媒所拥有的话语权，起到了组织文艺生产、引导文艺潮流、推出新人新作的重要作用。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发表刊载文艺作品的重要传媒，几乎全部控制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级作家协会。文艺杂志的主编，都是具有一定革命资历的革命文艺家来担当。这些人的文艺实践和接受的艺术趣味，与反城市的倾向有着天然的联系。即便是来自城市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经过革命文化的熏陶再回到城市后，也不是回到了他们曾经熟悉的趣味和生活，他们是以文化管理者、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城市的。因此，在他们掌握的文艺传媒上，刊载的作品仍然延续了革命时期的传统，他们对新时代文学艺术功能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战争时期。

50年代初期，虽然解放区的作家已经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和怀有的天然警觉，使他们自然疏离于对城市的书写，国统区的作家熟悉城市生活，但对新时代的惶惑和迷茫，又决定了他们笔下的慎重。因此，50年代初期的城市文学几乎是空白的。即便有些作品写了城市，也仅仅是农村生活场景的置换，趣味和目的诉求仍然没有变化，也就谈不上城市文学。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说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这是一篇具有温和生活气息和个人趣味的小说，出身于知识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表现了与战争时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个人趣味，并努力培育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张英也能象自己一样去体验城市生活的情调。他们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会性的。男女主人公经过各自的调适又重归于好。叙述者慎重的以丈夫的口吻叙述情节，注意检讨”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并写出了妻子新的变化。应该说，这不是一篇多么优秀的短篇小说，它的简单和琐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萧也牧是第一个试图表现新时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个尝试新题材写作的作家。他敏锐地感觉到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与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于战争状态的作家来说，城市生活无疑是面临的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充满了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来说，城市的可疑几乎无处不在，它处处布满了资产阶级的陷阱。因此，萧也牧要求的城市生活”情调“本身，就使他处在了一个众目睽睽危机四伏的境地中。

对萧也牧的批判，是文艺界自发的一次批判运动，陈涌、冯雪峰、丁玲、康濯等文艺界的重要人物都写了措辞严厉的批判文章。他们把《我们夫妇之间》指认为是一篇”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小说；3是一篇”对于我们的人民是没有丝毫真诚的爱和热情的“作品，对于作者来说，”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4而丁玲则提到了另一种高度：把《我们夫妇之间》”作为一种倾向来看“。5最后，萧也牧不得不写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公开发表。6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我们夫妇之间》的同时，《人民日报》推荐了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并发表了”编者按语“。认为”马烽同志的这篇小说，通过两对农村青年男女的婚事的生动简洁的描写，表现了新中国的农村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怎样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怎样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和生活与政治的关系。小说充满新的、乐观主义的气息。小说的语言也是中国人民的健康的语言。这是文艺工作者忠实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产生的、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短篇创作之一。“7这不是简单的对两篇小说的批判或举荐，而是对?缁嶂饕逦幕斓既ǖ牧硪恢植汀；蛘咚担杂诔鞘械纳缁嶂饕逦幕斓既ǖ恼剂欤褪桥┟裎幕杂诔鞘形幕恼剂臁Ｔ谂邢粢材潦蓖萍隽寺矸榈呐┐逄獠男∷担?962年，萧也牧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复出文坛重新有了创作资格后，写的小说也多为农村题材的小说，如《小兰和她的伙伴》、《大爹》等所谓”新人物志“。这一转变事实上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必须无条件认同的结果。对萧也牧的批判，潜在的作用是，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一个不变的模式，即城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角斗场，城市生活中无处不充满了阶级斗争的暗示。因此，经过猜想和审慎探索的城市文艺，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了唯一可行的写作模式。

城市与资产阶级的想象关系，不仅在小说创作中被夸大，在戏剧创作中就更为直观。1964年3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了1963年以来优秀话剧创作及演出授奖大会。受奖的16部多幕剧中，《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三部戏在戏剧冲突和创作心态上多有相似之处：每出戏都有一对性格对立的人物（《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春妮与陈喜；《年轻的一代》中的萧继业和林育生；《千万不要忘记》中的季友良与丁少纯），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立场和道德倾向。对他们的肯定或否定，事实上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立场和判断。

这三部戏都对生活细节表现出了紧张和焦虑，表现出了对城市的”物“与”欲“和人的享乐倾向的认定、恐惧和排斥。《霓虹灯下的哨兵》通过陈喜仍掉袜子的细节，反映了人物在城市”香风“面前品质退化的可能和腐化变质的危险；《年轻的一代》通过林育生对大城市的留恋表现了年轻人贪图享乐、背离艰苦创业传统的倾向；《千万不要忘记》则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份”账单“，如香烟、皮夹克、毛料服、三鲜锅贴、罐头和酒等，表现了丁少纯对”物“的追求和享乐思想。在焦虑和紧张的心理驱使下，作者明确地表示了对”物“本身及其追求欲望的否定。而每出戏又都有一个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道德楷模在情感层面”动之以情“，精神导师则在理性层面”晓之以理“，他们共同构成了时代的精神品格和道德目标。《霓》剧中的春妮、路华、鲁大成；《年》剧中的萧继业和未出场的先烈母亲；《千》剧中的季友良、丁海宽、丁爷爷，就是上述三剧中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在这些肯定性的力量面前，被”争夺“的对象最终被感化和得到拯救。其中最典型的是丛深编剧的《千万不要忘记》。

剧本最初发表时是一个象征性的、富于生活化的题目--《祝你健康》7经过1963年北京汇演之后，改为《千万不要忘记》。剧颈硐值闹魈馐亲什准抖郧嗄暌淮恼幔浣沟慵性诘缁嗄旯と硕∩俅可砩稀６∩俅炕楹笸拮右τ窬旰鸵δ干钤谝黄稹Ｒδ冈龉驶醯甑睦习迥铮纳罘绞奖蝗隙ㄎ哂星苛业淖什准肚阆颍簿砍源⒅苯佑跋炝硕∩俅俊Ｒδ冈诰缰惺导噬暇褪且桓鲎什准?城市欲望的符号，她对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构成了威胁。丁少纯在姚母的影响下逐渐堕落，对”物“的追求欲望逐渐膨胀，从热衷于吃穿发展为下班时间打野鸭子赚钱。这一堕落导致了严重后果，以致于上班时间魂不守舍险些造成重大事故。

与丁少纯形成对比的是先进青年季友良。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回答了青年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爱情，如何对待友谊“8因此这一形象被认为是具有”思想深度“的。9与丁少纯相比，季几乎没有个人生活欲望和私人空间，他对社会的流行思想坚信不疑。当他得知丁少纯在打野鸭子后与姚母有这样一段对话：

季友良：姚大娘，少纯要是少打几只野鸭子，就能换来很多很多的钱！

姚母：少打野鸭子怎么能换钱？

季友良：你听我说呀：我们研究的这种并头挂锡的方法要是成功了，能大大提高发电机的质量，减少停电修理的次数，一台七万二千瓦的发电机，少停一天电，就等于多发出十多万块钱的电，两天就是二十万！

姚母：能劈给你几万？

季友良：（笑）不用劈。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

季友良的思想也是当年鼓励千百万人衷心拥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思想，”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没有具体的所指，它与每个具体人的消费使用或支配并不发生具体的联系。但在这里非常明确的是，”共有“的思想是道德的，”私有“的是可耻的。

对待爱情，季也是当年流行的”愚汉“形象。他爱丁少真，也追求她。少真邀请他去看球赛，他极认真地”特意记在本子上“，但他对工作的迷恋忘记了情人的相约。以此来凸现人物内心的高尚，也隐含了淡化私人欲望的道德化意图。剧本还肯定了季向丁海宽汇报丁少纯缺点的”原则性“，并被看作是季维护、珍惜友谊之举。

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庞大阵线（丁爷爷、丁海宽、季友良等）对城市弱小资产阶级（姚母）的斗争，它预示了斗争必然取得胜利的结果。但这一预设的”路线斗争“的合理性是需要讨论的：第一，作者急于回应意识形态的要求，夸大了生活的道德化性质。丛深在谈到剧本主题形成的文章中曾自述说：他原先拟定的”批判习惯势力“的主题，在学习中找到了新的途径，主题得到了深化。10这一深化使戏剧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升级，人物关系愈趋紧张复杂。“11但这种人为的、刻意营造的复杂关系却几乎完全改变了人物评价的取向。丁少纯打野鸭子用的是工余时间，一个人有权支配属于个人的非公共时间；季友良是技术革新爱好者，他不分昼夜在车间忙碌，愿意牺牲个人生活，自有他选择的自由。但作者在这里显然是倡导一种人与社会、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 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12或者要求个人生活的透明性。他旨在告诉观众，一切私人性的欲望，即便体现在日常生活上，也是可耻甚至是可怕的、不道德的。人对”物“的欲望必然导致道德的堕落进而危害社会。丁少纯思想的逐渐演化，最后险些酿成大事故，喻示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

季友良从废品堆中找绝缘云母带，也是对”物“的迷恋，但他是为车间、为公共社会聚敛财富，因此是高尚的；而他拒绝车间工会给他的困难补助，表明的恰恰是对个人”物欲“的拒绝。季的生活完全同公共社会联系在一起，他的生活是可以自豪地向公共社会诉说的，因为他是”道德“的。

与丁少纯的私人生活发生对比的还有一组画面，即布景的设置。在丁少纯的新房里，挂着姚玉娟”比真人脑袋还大“的着色头像，有新式双人床、穿衣镜、五屉柜等。这是一个温馨的新婚之家。但这一切并不是为人们前来祝福预置的，它的”现代化“生活隐喻着它的主人对物资世界的向往和沉醉。这里”温馨地“散发着的是对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这新婚的居室是作为丑陋的场所公诸于世的。作者通过对”物“的道德批判否定了对”物“的现代化追求。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悖论：国家制定的”五年计划“，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但在《千》剧中，国家的现代化与个人生活是不容许发生关系的。个人生活必须以作为农民的丁爷爷的立场来判断。

同丁少纯的居室不同的是他父亲丁海宽的居室，楼上楼下形同两个世界。作为车间主任，丁海宽的家”陈设和丁少纯的屋子大不相同，显得简单、适用、朴素“。在道德层面，丁海宽的私人生活空间是被肯定的，这里对”物“的欲望在最大程度上淡化了。观众在这里”窥视“的是一个不具私秘性的”私人“空间，它没有”现代’奇观，没有欲望的对象物，它同我们以往司空见惯的农家小院或贫困的工人家庭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它也“是一个充分取消了私人空间的集体性场所，是权威的所在地的同时，也是意义的起源点”。13丁少纯在这里“宣布要’重新生活’，一个不再具有私人属性的室内空间便取代了他自己的家，使他在象征意义上（或者说重返）属于父亲的公共空间的同时，也使得这个取消了内在性的家庭空间成为范式和准则。”1

4第二，微言大义，从生活细节洞悉思想问题。《千》剧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无论是姚母还是丁少纯，他们的“问题”都是体现在生活细节或趣味上。但这些细节在《千》剧中上升为思想线索。姚母的生活趣味和生活方式，与她作为城市居民的经历和习惯密切相关，但由于她曾作过小业主，她的这一命名使她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她具有了鲜明的阶级属性，她是一个“准资产阶级”。在这样的逻辑推延下，她对女婿丁少纯在生活上的诱导或关怀，就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她成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势力或倾向的代表，她同丁海宽的亲家关系骤然变成了“阶级”关系。这种纯粹的由叙事造就的关系在人为设置的冲突中变的紧张而势不两立。作家在《千万不要忘记》出版单行本时，借人物之口指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15结尾处丁海宽又意味深长地说：“是啊，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16从而点出了全剧的主题。

长期以来，评论界也是以这一立场来解读的。剧本发表不久，就有署名文章指出：“在阶级斗争激烈存在的今天，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腐蚀我们的青年一代，即使是血统工人的后代或者革命烈士的子女，也免不了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17甚至“文化大革命”之后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也基本没有超出这一立场，仍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成为引人注意的问题”，而《千万不要忘记》则“让青年通过舞台看到自己，从而受到启示和教育。”18

在这些观点看来，青年的教育并不是自我实现的，他们是通过精神导师的教诲实现的。在《千万不要忘记》中，丁海宽、丁爷爷就是这样的导师。当丁少纯穿上了“一百四十八”元的毛料子制服并日见堕落后，丁海宽对丁少纯--也是对所有的青年说：“毛料子，这是好东西，它比我这身斜纹布强，比人造哔叽也强，这是从前的劳动人民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现在你们不但敢想它，还有不少的人能够穿上它，这是很好的事情，这是革命和建设带来的成果！我们总有一天，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现在，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连最坏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们光想着自己的毛料子，光惦着多打几只野鸭子，那你们就会忘了关电门，忘了上班，忘了我们的国家正在奋发图强，忘了世界革命！”丁海宽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公众做了承诺，这一承诺具有宏伟的公共意义，他否定了个人的欲望，因此他赞成“抽象”的毛料子而否定了“具体”的毛料子。他在这一逻辑关系中将丁少纯的“个人主义”之舟挽救到了“公共性的彼岸。但丁爷爷-这位更具权威性的先知式的人物，早就预言了丁少纯的成长，并为其设置了成长道路??quot;当初我说把柱子先送屯下去放二年猪再上学，你们不乐意，怕误了他念书，念完了高小念初中，念完了初中又念技工学校，你看这念成了什么玩意了。”丁爷爷这番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作为一个淳朴的农民形象对知识或知识分子的对立情绪，这或者可以说是作家已经敏锐地感应到了时代的气息或潮流。丁少纯遭到了辱骂，但他毕竟还是幸运的，他在“父”们的教诲下免去了“送屯下去放二年猪”之苦，但丁爷爷的呼吁却并非枉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丁爷爷预言的路上走过了无数年轻人的脚步。

我们还发现，在抗拒城市欲望腐蚀的观念选择上，“父”的形象具有绝对的权威“父”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父为子纲”是家族宗法制度的核心，也是传统男权社会至高无上的法则，“三纲五常”的“纲”都是以男性来标示的。“父”的意志具有无须证明的合法性，违背了这一意志就可视为大逆不道。因此，那些颠覆“父”的权威性的形象才被命名“反叛”者的形象。在《千万不要忘记》里，“父”们有权监督“子”的成长并规定其生活方式，比如丁海宽偷看儿子的情书，本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由于“父”有权监控“子”的成长，这种行为不仅不受到指责，反而被视为“行使父权”而给予肯定。

丁少纯是现代之子，也是城市之子。他试图超越和逃避“父”的文化范畴，重新建立“个人性”的现代生存方式，他偏离了“父”的意志，他与丁海宽的冲突，在剧本中是“被腐蚀”与“反腐蚀”的冲突，但它的文化语义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这场冲突的结局一开始就不难预料，丁少纯生存方式的“现代性”初建是极其脆弱的，他不仅面对着丁海宽、丁爷爷、及其继承者们组成的难以逾越的屏障，更重要的是丁少纯的偏离传统不具有“合法性”。在强大的传统话语符号笼罩中，丁少纯不仅有无可言说的困惑，而且一开始就处于四面围困之中，他被“挽救”的命运只是时间的问题。丁少纯个人的“现代性”追求终于流产，他重新归依了“父”的怀抱，由此实现了作家了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资本主义”的真理意志。

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的变体。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是在道德层面展开的。乡村的朴素、简单、本色是美德的表意形式；而城市的情调、舒适、个人化等等，则被看作是人的无边欲望的反映。在剧中，原始的乡村道德一经渲染，便具有了阶级的和伦理的意义，它对欲望抑制、对贫困的忍受等由于经济条件制约而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在这里却被夸大、想象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抵制“现代”生活腐蚀的天然“防腐剂”。丁爷爷对没让丁少纯先去放二年猪再上学懊悔不已，这也恰恰正实了乡村与城市被想象的“等级”关系。这也正如唐小兵所分析的那样，历史业已证明：“《千万不要忘记》以及一大批类似作品形成了一种被阉割的现代主义，因为尽管在这些作品中现代性及其触发的深刻焦虑被处处涉及，但都又被迅速地遮掩置换掉，都成了进一步肯定张扬传统价值的藉口。’现代’在这个论述传统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而往往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背景，一个没有被体验但已被架空限定的历史理念。”19

二、农村文化趣味的普及

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它的初始阶段，其趣味性是不断地向农民文化倾斜的。这一文化趣味，一方面与中国的农业社会性质有关，与民间的文化传统和接受要求有关；一方面，也与文化意识形态长期的引导、动员有关。1942年以来，“为工农兵服务”和首先是“普及”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不变的文艺方针。但就中国的具体状况而言，农民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真正的产业工人由于历史的短暂，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欣赏趣味，中国士兵多为农民出身，他们的趣味事实上就是农民的趣味。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在它形成的的最初阶段，就是以农民文化作为基础的。1942年以后创作出的“红色经典”，不仅题材是农村的，而且人物、故事情节、结构和结局，都是以农民的欣赏方式设置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刘顺清》等，就是这一趣味的代表性作品。而这一基础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

电影和戏剧是50年代最具大众化的传播媒介。一个有趣的现象是，50年代的计划经济却培育了电影和戏剧的市场化，传统剧目和新形式、新内容的电影戏剧被大众普遍接受。《小二黑结婚》、《刘巧二儿》以及表现农民革命的《白毛女》、《洪湖赤卫队》、《刘胡兰》、《红珊瑚》等，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些作品不仅在农村持续上演，在田野、场院等开放性的演出场所吸引教育了成千上万的乡村农民；而且在城市的各大影院剧场都创下了至今难以超越的演出场次。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剧目同30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商业性的演出是十分不同的，这些演出虽然也创下了大量的票房价值，但它的最后诉求并不在于商业性，而是在大众乐于接受的前提下，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和新社会的优越，它在取代了城市商业文化的消费功能的同时，也用农民的欣赏趣味改造了城市民众。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它发表于1943年5月，1946年8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文中盛赞《小二黑结婚》“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恶霸势力的胜利。”20周扬肯定《小二黑结婚》时还说，“作者在任何叙述描写时，都是用群众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是充满了何等的魅力啊！这种魅力是只有从生活中，从群众中才能取到的。”21周扬在这里使用的“群众”其实就是农民。在细致地阅读这类作品后我们发现，在艺术表现上，它们都沿袭了中国古典戏剧的“才子佳人”的结构模式，不同的是豪门贵族或书香门第的情节背景代之以普通的农家小院，小姐相公代之以活泼郎健的乡村青年。《小二黑结婚》原著对主人公有这样一段描写：“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是在刘家峤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22而小芹则是这样的形象：“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的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山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23这是新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芹和小二黑都是各自性别对象的追逐者和羡慕者。小二黑虽然不是满腹诗书的旧式才子，他的才能是从被命名为“特等射手”来体现的；小芹作为“佳人”的形象赵树理的描写已跃然纸上。50年代由田川等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这一“才子佳人”模式体现得更为明确，一曲“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将“佳人”对“才子”的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一对恋人终成眷属，实现了传统的大团圆结局。

与《小二黑结婚》相比，《刘巧儿》如出一辙。这两出分别以男女主人公命名的戏剧，不仅都是发生于解放区的婚姻恋爱故事，而且故事的结构、结局、人物设置、矛盾冲突等都极其相似。巧儿那段表露心迹的唱段基本就是小芹的“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的重复。赵振华也是模范，因此《刘巧儿》也是“英雄美女”的传统模式。这两出戏，展现的都是一幅明丽清纯的乡村前现代的田园风光：单纯的女性、富于民歌风的抒情曲调，简单的矛盾线索和类似于部落“酋长”式的裁决，大团圆的结局等，都适于农民的接受趣味。但值得注意的还有下面两点：第一，对妇女命运的改写与承诺。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都不再是悲悲切切、命运任人宰割的传统妇女形象，她们不再听命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即使是与异性青年一见钟情也摆脱了约会偷情不思茶饭的闺怨，而是积极主动，努力争取，充分表达了解放了的女性的开放与觉醒。这一承诺调动了观众的想象力和青年对个人未来婚姻命运的憧憬，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获得了另外一种允诺。而这一允诺实现了观众的心理期待。特别是青年妇女，在小芹、巧儿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爱情中实现了个人的内心向往和愿望。这是这两出戏受到民众欢迎的深层观赏心理。至于这一承诺是否能够实现，作家的这些想象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并没有人发出质疑，它甚至在观众热情投入的观赏和想象中完全被忽略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改写与承诺不仅投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控制诱导了大众的审美取向，实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策略。

第二，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命运的改变和愿望的实现，最重要的并非取决于她们个人的愿望，事实上她们个人的意愿都遭到了强大的对抗性力量，如果仅凭她们势单力薄的个人意愿显然是无从实现的。重要的是，她们的个人意愿有了政治保障，她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人民政权。《小儿黑结婚》中的区长、《刘巧儿》中的马专员，作为权力的象征不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同时也是正义和公理的化身。传统的“清官”意识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宣扬。刘巧儿再想嫁给赵柱儿，她仍然无能为力，但政权的介入使她实现了这一愿望，从而也实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做主”的主题需要。

这些作品进入城市，不仅让城市市民目睹了乡村的新风尚，目睹了中国农村新的“奇观”，事实上它们也带来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依靠人民政府是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唯一的保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都市文化熏陶的城市市民，对小芹和巧儿的婚姻故事，虽然不免感到简单，但那里蕴涵的新的生活和生动健康的生活情调，毕竟是新鲜感人的，它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构成想象和憧憬，是不难理解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不动声色地占领了城市十分有限的文化市场。

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追求，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难解的悖论：无论是“五年计划”、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超英赶美”等等，事实上要求的都是迅速地积累起社会主义的物资大厦，改变落后贫困的国家状况，不仅能够与帝国主义的威胁相对抗，而且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传媒所表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恰恰是反对作为现代化表征的城市文化的，它不仅把城市与资产阶级想象为一种天然关系，而且致力于农村文化对城市的移植，努力培育城市市民乡村的文化趣味。这一矛盾、悖反的现象，不仅限制了城市文化的发展，而且也无意中造就了国民虚假的乡村崇拜的思想趋向和文化趣味。这一状况事实上至今仍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延续着，中央电视台历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大量的、久盛不衰的小品，就是典型的农民文化代表，它表现出的调侃、热闹、风趣、小机智乃至滑稽，蕴涵的恰恰是农民文化中最不值得张扬的东西。另一方面，当城市文化久被压抑之后，一旦有了时机，它便以无规则的方式诉诸以疯狂的报复。90年代之后，大量的文化垃圾在“文化多元论”的遮护下，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就是城市文化久被压抑后“疯狂报复”的一种。

注释：

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666--667页。

2、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96--97页。

3、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

4、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载《文艺报》1951年四卷五期。

5、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载《文艺报》1951年四卷八期。

6、《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载《文艺报》1951 年五卷一期。、《祝你健康》最初发表于《剧本》1963年11--12月合刊号。

8、9、《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207页。

10、丛深在《〈千万不要忘记〉主题的形成》一文中说，他当时通过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和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心头“豁然开朗”，发现了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显微镜来分析工厂日常生活”的新途径。11、12、13、14、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见《再解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85页、189页、188页。15、16、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年版128页、129页。

17、贾霁：《新人新事新主题--谈1963年话剧创作几点收获》，载《戏剧报》1964年2期。

18、《当代文学概观》207--210页。

19、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同注11，195页。20、21、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载《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22、23、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见《李有才板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8页、15页。

第四篇：关于伊斯兰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关于伊斯兰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十个，他们是回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和塔吉克族。

中国伊斯兰文化是我国回族，维吾尔族等十个兄弟民族世世代代传承和确认的一种大众文化，其民族性尤为明显。伊斯兰的信仰和文化已被各民族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伊斯兰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转化成了民族的生活方式。

当下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迁，据多数机构分析，中国在未来二十五年内如果不出现历史突发事件，其经济仍会保持5%的高速增长，要保证实现中国大陆富国强民的理想，中国就会在各个方面进行更大的改革和开放，不断地溶入统一的国际规则中。

与此同时，中国穆斯林也会随之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和发展机遇。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韬光养晦的涵养，对自身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认知，反省和总结所存在的各种弊病和危机。我认为中国穆斯林的发展必然是建立在中国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因此，中国穆斯林应该成为对中国的发展有建设性的主动因素，应该积极地参与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改革。只要我们能够纵观全局，把握时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宏观和微观的发展计划和目标构想，中国穆斯林就会迎来一个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否则我们将成为一只到处乱窜的无头苍蝇，任随历史的波涛跌入不可预见的未来，最终被淘汰出局。在这里我有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写出来，愿与各位有识之士共勉。

一、正确处理好各种内部和外部关系。

要发展，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处在多民族的环境之中，作为一种边缘文化，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虽也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更让人注目的却是满目疮痍、血泪斑斑。因此如何处理好与其它民族的关系，不发生民族冲突，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穆斯林在某种程度上依然被主体民族视为“外来侨民”，是“非我族类”。只要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在一些回汉杂居的地区，汉民族对回族普遍有一种敌视和反感心理，近些年我们也常常听到民族冲突事件的发生。这一方面和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一些回族在同其它民族交往中的好胜性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处理好与其它民族的关系，在发展自身利益的同时要兼顾其它民族的利益。

2、在已经有民族矛盾的地方应当寻求对话化解矛盾。

3、在发生民族利益冲突时应该以一种更为大度和宽容的方式对待对方。

4、不敌对和歧视其它民族。

5、对少数对穆斯林有深刻偏见和仇视的人，特别是某些有意挑起事端，以坐收渔翁之利的恶

人应想办法分化和孤立他们，必要时掌握他们的证据，将他们的阴谋公之于众，或者不断地上告、上访，将这些人彻底搞臭、搞垮。

对于内部，所谓祸起萧墙，多少年来的教派纷争和内讧已经把中国伊斯兰的发展臵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中东穆斯林的苦难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吗？产生内耗的根源更多是“利益”的原因，当然也有源于“虔诚”的一面。其实如果我们放开视野，从更宽、更广的角度去思考穆斯林的发展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没有时间和精力纠缠在某些教法的执行问题上，各教派一直陷于敌对的猜疑和致对方于异端邪说的审判上，最终也无法得出胜负，而不知不觉间已被其它民族远远地甩在后面。各教派内有影响的权威是否可以从思想深处树立一种大局意识，求大同而存小异，尽量包容对方，而不是制对方于死地。我们是否可以把关注的视角作以下调整：

1、关注中国大社会的发展问题，以及时调整中国穆斯林的应对策略；

2、关注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和道德问题，寻找切入点向中国社会输出信仰；

3、关注中国穆斯林的信仰问题和被汉化的问题，发展教义而淡化教法之争；

4、关注中国穆斯林的道德建设和经济文化发展。

二、世界格局给中国穆斯林所带来的机遇。

事实上，中国穆斯林的发展已经遇到了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从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和西方不可能完全走在一条路上，中国同西方国家在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地缘战略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和穆斯林国家将会有更加全面的利益合作，这必然会给中国穆斯林带来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机遇。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应建立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穆斯林整体利益的机构，统一协调，调动整体力量，并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尽可能表现出中国穆斯林的独特作用。

1、中国正在迅速掘起，成为世界强国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中国穆斯林应依附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影响，在穆斯林国家中产生影响。

2、中国穆斯林应自觉成为中国与穆斯林国家的桥梁，发挥共同信仰的纽带关系，为中国大陆引进投资和拓展外部市场做积极的努力，并以粘结剂的作用促使双方最终成为利益和战略上的伙伴关系。

3、中国穆斯林应积极开展伊斯兰文化方面的交往活动，并尽可能地参加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社会事务活动。

4、在穆斯林国家建立代表中国穆斯林的派出机构协调各种工作。

但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媒体在不断地炒作和宣扬穆斯林国家出现的一些“恐怖活动”和“暴力事

件”。这是中国目前和穆斯林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及限制中国穆斯林和中东穆斯林更广泛的交往的原因。所以，中国穆斯林应该始终坚持非暴力的和平发展的途径，应该表明反对和不支持暴力行为的立场，甚至成为一支宣扬和平的主力军。

三、把握关键，形成共识，进行穆斯林的人才储备。

刚才我说的是有利于穆斯林发展的一些外部因素，但我们能否很好地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才是问题的关键。时代要求我们要有一批具有国际化思维和开拓意识的时代先驱去为中国穆斯林的整体发展不懈奋斗。目前中国制定了一系列的追赶发展计划，事实上中国穆斯林的发展也是一个追赶发展的过程。

四、发挥清真寺的职能。

伊斯兰是一个入世的宗教，它反对远离尘世的修行，因此，清真寺总是修在人群集居区。它应该是一个崇拜真主、教化人心、传播知识、信息交流的地方，应该是穆斯林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作为穆斯林的“心脏”，它应该更贴近穆斯林的生活。

1、清真寺应该有一套民主的管理机制，清真寺管委会应该实行民主选举，实行换届制，管委会成员应该能代表穆斯林群众的利益。

2、清真寺对本坊的穆斯林应建立档案管理。应该清楚地统计本坊的人口数、礼拜人数、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并根据档案建立目标管理。

3、作为单一的清真寺，不一定要招收全日制的学生在寺内进行脱产学习，而更重要的是根据穆斯林群众的不同层次组建学习班，包括一些技术和技能培训，以及为中小学生在假期开办学习辅导班，进行一些初级的信仰教育。

4、建立助学和奖学基金，对本坊的优秀学生和贫困学生实行奖励和帮助。

5、清真寺的阿訇应该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他应该是本坊群众道德品行的楷模，并负责本坊群众的道德教化和信仰普及。

五、加强伊斯兰的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它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状态，没有像历史上的佛教和当今的基督教那样有过活跃的学术活动。伊斯兰作为一种完整的信仰体系、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在这一千多年中没有真正地同中国主流文化有过交锋，而只是残缺地保留在父传子受的传承中，在失去话语权的尴尬境地中，苍白地维系着信仰。伊斯兰教没有主动地回应过中国文化的挑战，而总是回避和消极地内敛。其实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信仰缺乏自信的表现。回避事实上是被动、痛苦和不得已的一种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并非能够相安无事，因为中国信仰伊斯兰的群体时时都在受到主流文化的冲击。

西方价值虽为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普遍的犯罪、吸毒、家庭的破裂和危机等。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这种信仰和价值体系，对于中国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不可少和迫在眉睫的。关键是我们还有没有那种源于信仰的使命感，同时我们需要有系统的理论指导以寻求合适的方式进行建设。

难道我们不可以对中国伊斯兰的发展作一个宏观的理论构想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来自其它文化对伊斯兰臵疑的问题进行回应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就种种社会弊端提出伊斯兰的解决方式吗？回答应是肯定的。我认为现在在教育和宣教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重视和投入，但是在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方面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没有成熟的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作为先锋，中国的伊斯兰就很难有实质性发展。伊斯兰首先应该在主流文化中引起争议抑或是引起非议也罢，这是回避了一千多年的中国伊斯兰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当然，伊斯兰不是泛泛的空谈，也不是那种玩弄概念、不着实际的论述，我们不赞成甚至反对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卖弄或者是投机，但是我们更应该反对那种排斥理论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做法。否则我们的思辨会被窒息，我们的智商将会萎缩，我们的智慧将会枯竭。

在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1、要有兼容并蓄的精神，睁开自己的双眼去学习和研究中西文化。

2、要有足够的宽容精神，对不同的见解应鼓励论辩，但要反对以正统自居的审判。

总之，凝聚产生力量，团结诞生希望。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寻求伊斯兰真正的发展，以改变伊斯兰在中国的边缘状态，并使伊斯兰成为精神迷茫的人们的一盏明灯。

第五篇：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

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推动力 现代城市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更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城市。而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又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广泛的智力支撑。所谓先进文化，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反映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并在与各类思潮较量中日益显示其生命力的文化。它包括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人文文化是指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的追求以及对善良、诚信、道德的颂扬，体现于哲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科学文化主要是指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方法以及唯实求真的探索精神。

在城市文明发展进程中，凡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能够得到很好结合并弘扬光大的时候，城市则出现昌盛繁荣。反之，则会走向没落衰败。我国近20多年来城市的突飞猛进、全面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改革开放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没有这种科学求实、催人奋进、具有中国特色和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的城市现代化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目前，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和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除了用GDP这个常用指标外，还用了HDR这个人文发展指数作为衡量标准，它包括人均寿命、人均教育和人均收入。也就是把生态质量、文化质

量和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参数。由此可见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