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教案)

第一篇：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教案)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专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6学时）

教学目的、要求

本专题是根据第一章的教学内容所做出的延伸，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在面临民族危亡之时为救亡图存所做出的选择，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在近170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经历了重重的坎坷、曲折，希望通过本专题的教学，让学生明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用于指导实践，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而坚定这一信念。

教学重点、难点

在近170年的历程中，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缓慢，会遇到如此多的坎坷？

教学方法

历史文献法、讨论法、多媒体演绎法等

思考题

1、中国开启现代化道路的背景

2、辛亥革命为什么爆发？

3、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的影响？

4、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5、中国为什么从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进入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主要教学内容

前言

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

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启动和道路抉择阶段（1912年—1949年10月）

三、第三阶段：经典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49年10月—1978年）

四、第四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1979年至今）总结

详细教案

前言

实现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最大任务，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日新月异的步伐向前迈进，令世界瞩目。但亦因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利益关系的剧烈调整和腐败现象的出现，有人困惑，有人迷惘。如何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加顺利而稳健地向前发展，如何使人们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程更加坚信不移？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总结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明白从资本主义现代化转变为苏式经典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过程，是十分有益的，即所谓“鉴往而知来”。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标志中国现代化的开端，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历了170年的时间。在这170年中，从社会环境和发展道路来说，中国的现代化经过了四个阶段和三种发展道路的变化，这是中国现代化已经经历的历史事实，我们不仅不能脱离这一事实，而且要对这一已经存在的历史的必然性进行解释，说明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总结其中的规律所在。

一、第一阶段：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40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潮流和规律，它以资本主义社会因素在欧洲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为起点和早期形态，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散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

（一）1840年前的中国

当17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之间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从暗潮涌动到形成澎湃之势，并开始向东方潜流，这时的中国，已在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农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下缓慢地发展了两千年，虽然传统的社会形态依然保持着，但是其内部构成和对外交往已经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比如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产生、商业和商人群体已有一定的扩展、商业资本已有一定的积累等，从而使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既存在着与现代化相抵触的因素，也产生了一些潜在的适应因素。

举例：广州十三行

17世纪后期，大清帝国进入了康熙盛世，在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了台湾岛之后，审时度势的康熙帝，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决心解除明朝以来300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清政府开放海禁，并在广州、漳州、宁

波等设立海关，也就是允许外商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也是清朝海疆政策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开海政策满足了沿海居民长久以来出海谋生的愿望，海洋贸易盛况空前。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又逢强大的商机，东西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已变得势不可档。此后，这片海面就不再平静。

由于长期的封闭，清政府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外贸机构。在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船到来，官员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在清政府无力直接控制外贸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开始寻求更为有效的方法。1686年春，正是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在洋船就要到港，贸易季节即将来临的时候，广东官府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解决办法。

长期的海禁，不但没有遏止广东沿海的外贸传统，私人出海贸易的狂潮，竟然使官府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当时，梦想发财的商人纷纷南下，号称“走广”，广东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广州的珠江边也聚集起闽、粤、徽籍海商。他们依靠祖先积累下来的资本及建立起来的网脉，将生意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广州这个商贸旺地。

行驶在南中国海的西方船队。当时，来华商船回程获利高达200%以上，开往中国的船只就意味着财富。

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广东官府、粤海关公开招幕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早期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组织建立的标志。从此，一个全新的商人团体开始慢慢地登上历史舞台。这个从垄断外贸中崛起的商人群体，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起，被后人称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近代历史上我们读到的很多历史名词都与它有关，“闭关锁国”，“一口通商”，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从1727年到1840年，它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口。而十三行就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笔，当时外商的活动基本都在十三行。

十三行是在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5月建立的，地址就在如今的广州文化公园至海珠南路一带，十三行的鼎盛时期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十三行鼎盛时商行多达几十家，那时，十三行内外樯桅林立，彩旗飞扬，人潮熙熙

攘攘，一包包的绫罗绸缎、茶叶、瓷器堆积如山。来十三行交易的有英、法、丹麦、瑞典、荷兰、巴西、俄国、葡萄牙、西班牙和东南亚数十个国家，十三行因而也获得大量的财富，使得当时的西关地区成为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大清帝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核心区。

在清代广州十三行行商中，有两个最显赫的家族，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广州在中西方贸易中的地位的确立与提高，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自然地理的优势。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西方商人的商路开发正由南洋而来，这就使它具有中国其他沿海城市所不具备的交往便利。二是清政府的政策。1757年，由于清政府对英商在宁波的贸易发展心存疑虑，认为宁波为内地海疆，如果洋商错处，必致滋事，所以禁止洋船进入浙江海口。这一政策最后演变为广州独口通商，从而使广州的外贸地位更为显要。

在广州，清政府管理中外贸易的机构是粤海关，但具体经理外贸业务则委托“十三行”。“十三行”是明代以来广州民间商行的通称。1757年以后，广州独口通商，广东“十三行”也就成了全国惟一的外贸进出口机构。清政府赋予“十三行”专营进出口的外贸特权，“十三行”则负责向粤海关缴纳进出口货税，并且负责担保外商在广州的“安全”。这实际上是“十三行”向清政府承包了外贸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外资事务。这种由官方许可、实际上起着官商作用的行商垄断贸易，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时期，直到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实行“五口通商”，广东“十三行”行商的外贸垄断特权才被取消。

行商垄断外贸的直接结果，是培植和造就了了一个巨大的商业资本集团。在16世纪中后期，全国最大的商人集团要数徽商，但19世纪上叶，广东向商无疑成了最大的商人集团，后者通过与清政府的结合而获得外贸垄断，已经积累起了亿万巨资。行商垄断外贸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广州成了全国商品进出口的总汇，既直接地刺激了广东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又加强了它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为广东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在近代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同时，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并非禁止东南沿海地区同东洋与南洋诸国的民间贸易，并且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福建、广东等地的商民随贸易而纷纷迁往南洋诸国定居谋生的高潮。这种民间的外贸活动以及华侨在南洋的商业、手工业和种植业经营，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随着国门的开放，这些民间资本以及广东的行商资本和历史悠久的安徽商人、山西商人、宁绍商人等，又面临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他们也成了近代民族资本的直接渊源。

（二）1840年—1895年

1、错失的黄金二十年（1840年—1860年）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通过阅读传教士译著的西方史地书籍而成为第一批能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并分别主持译编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的著作，在初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先进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通商抚夷”的主张。

2、洋务运动（1860年—1895年）——器物的现代化

中国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失败后，这个帝国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在对现代化本身的认识上，也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层面的复杂认知过程。回到时间序列上，清帝国的第一次正面应对挑战是洋务运动。当时帝国的精英阶层最先的反应是震惊，湘军的著名领袖胡林翼看到江上急速飞驰的英国战舰，震惊得从马上摔下来。但最后还是行动起来了。开始从天朝“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开始追求富强的现代化过程。

洋务运动的那些主导者们，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他们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来摆脱民族的危机。但是，洋务运动从不自觉地走出第一步时起，就开始了“退不回去”的现代化过程。具体地说，洋务派为了使防务现代化，必须要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运输业、采矿业或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资金容易积累，通过轻工业资金的积累来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同时，它还不得不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化。

李鸿章把西方列强的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于是通过效仿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洋务运动的逻辑是想通过国防现代化来应对强敌，这种世俗理性觉醒的过程并不是人权和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为民族生存危机而激发的以摆脱危机为目标的趋利避害意识。但这种运动一旦开启，就具有“弥散效应”，只要在军事自强运动中走出第一步，就必须走第二步、第三步。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如此大的资金等，他们又要想其他的办法。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这种弥散效应不可避免地发生。

由于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权贵阶层当中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这条路走得非常艰难。

举例1——中国铁路（中国铁路海军造）：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强烈，争论时间也最长。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所以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而且不仅俄国想侵占西北，英国同样垂涎云南、四川，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而中国“三军必皆踊跃”，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加紧迫的局面。但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在当时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皆视为骇人听闻之论。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顽固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洋务派，而是将是否应当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层面，从道德上否定修铁路，使主张修铁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对铁路，也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对什么器物都要问“姓”什么的“性质”之争，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也可说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之一吧。1884年，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成立了“海军衙门”，自此出现了中国铁路海军造的怪局。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段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

之流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中法战争暴露出海军调度很难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面对这个问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譞、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

举例2——中国电报：从中国应不应该使用电报的争论，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国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电报”却长期被认为有害。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这种逻辑中，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罪莫大焉!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

举例3——中国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

日本在甲午战争当中一举打败了中国，甲午战败，其实是制度的腐败，当时北洋舰队的舰只吨数排亚洲第一，但缺经费，长年得不到维修，慈禧用海军经费修园，颐和园的立项是海军学校立项。甲午战争后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导致了洋务模式的失败。中国在这次决定性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而且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中国的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更沉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更激进的模式取而代之。

（三）制度的现代化（1895年—1901年）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

戊戌变法，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以后，一批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具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的体制外的知识精英，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他们与年轻的光绪皇帝一起，形成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他们力求通过大幅度的、迅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

戊戌变法的实质性问题是当一个民族陷入焦虑时，体制内难以产生适应这种挑战的人才，官僚士绅阶层没有世界眼光，没有新的观念，对外部世界完全不了解。而有这种眼光的恰恰是民间的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有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缺乏体制内角色的训练，对于体制的复杂的操作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由他们来推行改革的话，实际上就是“上负其君，下累其友”，是“书生误国”，是“庸医杀人”。

戊戌变法是当时中国赢来的唯一的好的机会。在甲午战争之后，全国各阶层，包括士绅阶层，也包括保守派的士大夫都在感到中国非变不可啊，保守派甚至主动要求张之洞到北京来主持变法。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唯一有那么强的一种社会共识，但这个体制内却没有产生它所需要的人才，原因就是这个体制本身有个过滤机制，把有新思想的人都排除出去了。皇帝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体制外的，在野的没有受过那个体制的污染的，而有新鲜眼光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有他的致命弱点。所以后来我们看邓小平的维新模式，邓小平恰好这两方面都具备，这也保证了他的成功与贡献，当然这是后话。在激进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的100天时间内，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之间根部不配套。比如康有为居然让他的学生上奏，要求中国的老百姓都穿西装，理由是日本人穿西装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可有助变法成功。他还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钱，要钱很容易，把西藏卖给英国，英国人喜欢西藏，就像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一样，反正这个地方是荒茫一片，毫无用处。他们还提出全国要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当时农民那么穷，而且国家那么没有信用，怎么可能发行6亿两白银的公债？其中1亿用在海军，1亿用来造铁路，2亿用在陆军，大概是这样分配的。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变革，不仅大大地触犯了普通士大夫的利益，也触犯了资深官僚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顽固守旧派（徐桐、倭仁等）、曾经一度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慈禧和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鼎等）三股政治势力联合反对激进派，并形成了“神圣同盟”。

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杀害了维新六君子，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

总结改革派势力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变法人士采取了激进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改革策略，于是受到了温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顽固派的联合反对。他们在这种联合反对当中遭到了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第二，因为体制的僵化和封闭，现代化的精英长期以来无法进入体制以内，而在体制以内的那些受到官僚习气影响的人们又没有改革的热情。戊戌变法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是体制僵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祖宗之法不可行，鬼子之法可行吗？”

戊戌变法失败后形成一种反向运动，对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一律加以取消。这种反动几乎走到了极端，就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了根绝隐患，慈禧和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翰林院掌院学士崇绮及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启秀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新君，史称“己亥立储”。但是，他们的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这些守旧派本就坚决反对西学，现在更加痛恨洋人。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员的支持下，义和团进入涿州，逼近京津，行为日益极端。在这种情况下，慈禧也拿不准义和团能不能为己所用、许多官员宣扬的义和团“神功”是否真实，便在6月初派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府尹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前往涿州打探义和团的虚实，亲眼查证义和团各种“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力主支持义和团杀灭洋人的刚毅唯恐赵舒翘动摇，也赶往涿州。其实经过一天考察，赵舒翘已看出所谓“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刚毅却力言这些神功“可恃”。赵是老于世故的官僚，与刚毅一党来往甚密，深知刚毅、载漪等实权人物坚持义和团“神功”可持，慈禧本人实际上也倾向于利用义和团来和洋人对抗，此时反对义和团颇有些犯忌，于是表示刚毅所言并非无见，便先回京报告。赵毕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颠倒黑白完全谎报，于是在报告中含糊其辞，但在刚毅等人的影响下，慈禧认为赵的复命之意是义和团“神功”可持，最终下决心招抚义和团与洋人对抗。

慈禧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

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在一些顽固派官员的指使下，义和团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保护使馆、教士、教民。清廷决定向列强宣战，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义和团所有的神功怪术在现代化的枪炮面前统统失灵，北京城于1900年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皇出逃。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四）清末新政（1901年—1911年）

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再次屈辱地签订了庚子条约。统治者又意识到非改革不可，这次改革他们是真诚的，是清王朝所进行的改革中最认真的一次努力。这也印证了亨廷顿先生的一句话：“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的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

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与洋务运动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与戊戌变法相比，我们知道戊戌变法只进行了3个月，而清末新政却进行了整整11年。它的内容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的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扩展新式军队，还有筹备立宪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但为时已晚

用大幅度的，范围广、高难度的改革来挽回统治者的威信，结果是改革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满，在这种社会不满的压力面前，统治者又想用更大幅度的改革来迎合人们的改革愿望。结果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饮鸩止渴。

1904年日俄战争，第一次有了黄种人打败白种人，由此可见，中国屡战屡败是因为制度问题，因此立宪开始风生水起。

同时还有一批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成为一支独立力量。

1906年9月初，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举国欢庆。清廷在1906年9月6日即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虽然只是行政改革，毕竟是一种改革的姿态。但11月

6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结果满人权力更大，连以前形式上的“满汉平衡”都被打破，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官制改革尚且如此，立宪原则上就更加滞后。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以日本为“典范”的意义主要在于“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在1908年公布了著名的《宪法大纲》。但这部“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宪法”连温和的立宪派都坚决反对，认为“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重要的是，立宪派以士绅为主，正是清王朝的社会基础。

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尽管“开国会”的呼声越来越响，一浪高过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协，拒不开国会，拒不立宪，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必将越来越多。清政府众叛亲离，最终垮台。“革命是清政府逼出来的”。

由于中国适应力太差而落后于日本，并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陷入深重危机，于是中国人陷入了“急诊室效应”:当危症病人送到急诊室来的时候，医生就会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觉得病太重了必须动大手术，总不能看着他死，这就是激进派的意见；另外的医生是觉得病实在太重了，动手术死得更快。这就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守点好。这种“急诊室效应”对于当代中国人也应该是有启示的。

清政府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中国的传统体制的自我创新能力太低，它不像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威廉二世改革，俄国的改革，日本的改革。中国的官僚体制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自我创新能力极低，文化惰性极其严重。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日本的福泽谕吉写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在日本一年卖掉了30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30年卖掉的所有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小册子加起来只有一万三千册。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1倍，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7倍。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甲午战争怎么会不失败呢？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在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是因为失败以后的挫折感、焦虑感造成了错误的改革战略，而清末新政是权威的流失。所有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就是文化惰性和体制创新能力过于微弱而造成的危机所造成的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

二、第二阶段：现代化的启动和道路抉择（1912年—1949年10月）

第二篇：浅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浅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摘要：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要正确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本文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出发，论证了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以及在经历挫折和曲折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而不断改革创新。

关键词：社会 发展 道路 改革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中的这段讲话，强调了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理解这个问题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恩格斯指出的“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改革开放3O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成功的，中国的道路选择是对的。

一、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就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清楚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深刻理解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有极大帮助的。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1911年辛亥革

命以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民族和国家发展做出过努力，特别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改良派也进行过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社会改良，但结果都没有取得成功。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贫困问题没有解决，面对资本主义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走到了尽头，被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翻是必然的。但孙中山所建立的中华民国对外还是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对内还是没有解决民生问题，人民还是生活在贫穷当中。中国社会必须面临发展道路的选择。封建主义的道路走不通，资本主义的道路也走不通，只能选择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事实证明，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它解决了中国的独立和民生问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发展。

关于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存在几个误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道路是失败的，选择社会主义是幼稚的。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在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这是一种抽象的社会发展理论，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教条的，没有看到世界的统一本质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在发展定义上的重新选择性。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封建主义回头路是不行的，资本主义走不通。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越过经济的发展阶段，走更高的阶段，这是中围发展道路上的空想。虽然我们在制度上可以跳跃资本主义阶段，但是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建立的根本，现在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阶段我们的生产力还不发达，因此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建立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内部矛盾运动的内部出发，从中国与世界的普遍联系出发，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二、运用科学的方法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唯物史观

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分析当代中国的走向，要用全球性视野来分析中国的实际。坚持唯物史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则，坚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我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

(二)要坚持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法

从历史发展的演变，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和辩证关系，从中国和世

界的关系，对立统一关系，以及从中同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都要坚持辩证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中国很多原来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温饱问题。中国最重要的温饱问题，历史上一直没有解决。但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带领全国人民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并且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因此，通过新中围成立60多年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几经挫折和曲折，但是实践证明人民逐渐富裕了，人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了。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科技、文化、教育正在蓬勃的发展。坚持辩证法的核心应当是坚持矛盾分析法，现实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理论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中国社会存在矛盾，任何社会都存在矛盾，并且以后还会有矛盾。对矛盾的解决，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坚持辩证法就是要坚持总体性、开放性、系统性、结构性，并将其运用于分析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同时，还要坚持比较分析法，将中国与不同的国家进行比较，通过科学的比较，来证明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三、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要不断改革发展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应该有扬弃和抛弃，有在扬弃和抛弃中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因此说这条道路是变化发展的，是不断完善的，是开放的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变化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模式，人们实践自身解放、民族复兴、国家发展的一种模式选择，这种发展模式应当根据人类社会的实践发展，根据世界形势发展。邓小平曾说过：“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特别是2O世纪以来，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20世纪7O年代末在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就结合世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发展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没有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现在的社会主义是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和谐发展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以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应当是变化的，从变化中保持着基本制的丰富性、多样性、生命活力，变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的。如果说从根本制上改变成了私有制，那也不是社会主义了。

中国在今天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那么，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既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要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同时又要赋予市场经济的活力，赋予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为此，我们必须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我们的发展观念必须进行调整。中国在今天要避免市场经济的过度化，要避免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和正义的矛盾，要避免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在这个背景下，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而科学发展观从它的现实需要来看，是从现实角度出发谋求代价最小来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在社会的急剧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最初阶段是社会发展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科学发展阶段是谋求代价最小的转型阶段。从1956年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到今天，我们的任务目标在不断调整，我们的发展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但是发展的价值指向应该是不变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肯定和发展。但随着我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础进行改革发展。

第三篇：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内容提要：法制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党的十一届三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承袭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轨迹。这就是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目标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协调性。认识这些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学习外国，又不照搬西方。这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既将走下去的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 法制现代化 特征 法治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１．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１９５７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

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４．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１．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２．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

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３．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４．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 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

第四篇：中国现代化论文

对中国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摘要： 本文主要针对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及意义、中国现代化的阶段划分进行了描述及理论介绍，同时就笔者自己掌握的文献资料从探讨我国现代化存在的问题的角度，对我国现代化存在的不足与现状提出了一些观点与看法，同时结合实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与构想。党的十七大提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核心就是发展，现代化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必经阶段。党的十六大也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加大对我国现代化的研究力度是当前的趋势与重点。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内涵，体制，理性，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素养

一、定义

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时期。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涵义又是什么呢？笔者通过翻阅相关书籍及文献，找到了如下几种定义。第一种认为所谓中国现代化是指近代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亦称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也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大变革，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还有的观点认为现代化（近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其过程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的变迁过程，主要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及思想科学化、理性化。吴增基等人认为社会现代化是指一种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殊社会变迁过程，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先导，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上述的定义有的是国内通行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及一些主流公认的定义，比较具有权威性。笔者在网上找到了一些笔者认为比较完整的关于现代化的解释。

“首先社会现代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有四层含义。第一、社会现代化是社会领域的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它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两次转型，社会生产力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根本转变，国民文化和健康素质的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的根本改善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第二、社会现代化也是一个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18到21世纪的400年里面，世界社会现代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个阶段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在22世纪还有新的发展。第三、社会现代化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国际竞赛，它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追赶达到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赛，以及国内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第四、社会现代化有国际、国内，相对和绝对两层概念。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因为社会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人认为所谓的社会就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一个大概念，无所不包，而我们研究的社会特指社会领域，是小社会，它包括人口与健康、学习与工作、休闲与福利等12个分领域。在国家现代化里面，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都是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没有经济现代化，没有社会现代化，也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同时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而社会现代化是我们的目标，社会现代化、人的全面现代化是我们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提高全民族、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

笔者认为这一阐释更加具体与全面，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解释。

二、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关于现代化的内容，吴增基等人认为现代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组织功能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空间城市化、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与教育的发达等。吴增基等人的观点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所以其关于现代化的定义非常具体与全面且注重社会性，而官方历史教科书的解释则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及思想科学化、理性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及科学的现代化。既然现代化的内涵如此丰富，那发展现代化的具体意义体现在哪里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最大的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承担着多重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必然战略。

三、中国现代化的阶段与进程

反思中国的现代化，最早可以推论到洋务运动时期。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现代化共经历过起步阶段（1840-1895）、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腾飞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划分是从现代化发展程度与速度上来区分的。如王思斌等认为，参照罗荣渠等人的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即从洋务运动经维新变法到立宪运动，大约半个世纪；第二个阶段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革命；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第四阶段是从1979年迄今。这一观点比较成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及官方的认可。

四、中国现代化的现状及反思

从上述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定义及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化的核心是发展——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等。发展是一个褒义词，代表着文明与进步。我们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大大扩大了发展的内涵。

当今，研究中国现代化已成为很多学者的主要研究课题，而这一研究又由于得到国家的极高的关注度，因而现在关于现代化的研究观点、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可谓硕果累累。可以说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已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理论非常成熟。可是，反思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很多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甚至西方国家都没有遇到的问题在我国不断涌现，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现代化发展。

我们先来看看我国的现代化程度到底有多高，以下是摘自网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国社会距离现代化有多远？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对大量数据、图表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中国等61个国家仍然属于社会欠发达国家。根据城市化、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等指标计算的社会水平综合年代差，2001年中国与英国、美国、德国、瑞典和法国5国的差距超过80年。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国际差距略小于经济现代化。研究者发现，根据人均GDP、农业劳动力比重等指标计算的经济水平综合年代差，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差距超过100年。

2003年中国第一次社会现代化指数为73分，排世界109个国家的第57位；第二次社会现代化指数为28分，排名第59位；综合社会现代化指数为25分，排名第60位。中国社会水平距离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非常明显。

“2003年的中国处于第一次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期，大约为城市化的中期。中国社会现代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何传启研究员说。

在反映社会现代化水平的90个指标中，中国有人口增长率、死亡率、抚养比、小学入学率、青年识字率、失业率等8个指标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平均预期寿命等17个指标与世界中等水平大体相当，其他指标的国际差距较大。在过去50年里，多数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快于经济现代化。

专家预计，按照1980年至2003年第一次社会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测算，中国完成第一次社会现代化大约需要15年。

研究同时发现，2003年第二次社会现代化指数排名世界前10位的国家依次为挪威、瑞典、美国、丹麦、英国、芬兰、日本、荷兰、瑞士和澳大利亚。根据第二次社会现代化指数分组，挪威等20个国家属于社会发达国家，西班牙等33个国家属于社会中等发达国家，泰国等17个国家属于社会初等发达国家。

从以上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对比其他的亚洲国家，我国当今的现代化程度依然很低。实际上，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实在学者们的论文著作与研究里都发现过也提到过，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了很多本可避免的弯路，当然这另一方面也和学者们的研究偏于理论化，注重于解释及描述对比性研究，很少提出比较有效的针对措施或解决方案及建议有关。其次，国家大的政策上对于经济现代化的片面关注导致了其他方面现代化发展的失调，结果又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整体的健康发展。第三，笔者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体制上的缺陷导致效率的极度低下，相关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社会不公与社会矛盾的加剧等众多的社会问题。如果体制改革不实行，不进行体制现代化，现代化的速度与质量将会大打折扣。第四，笔者认为我国现代化的关键还是人的现代化，可是我国的公民素质、创新能力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GDP的不断增高而相应地提高。只有国人具有较高的现代化所需的素质，形成一种理性的社会风气与氛围，改变传统文化中的以人情关系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及思维习性，如此方能从根本上向社会的现代化迈进。

五、感悟与思考

在这里笔者就自己对于中国当前现代化存在的一些问题从几个角度作出了一些反思与思考。

1、学者的研究偏于理论化，缺乏实用性，转变成生产力和实施的规划的比率较低。

关于学者们的研究不被关注的问题，这一点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较少，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但笔者结合日常的观察及自己的思考认为，这一点除了政府机构应加强反思以外，还有就是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实用性，使自己的研究更加贴近地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且要注意与政府机构等互相配合，为政府的规划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及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相关的数据分析。当前我国的科学研究转化为生产力的比率及程度较低，笔者认为这一点值得政府及我们学者的深入思考。

2、政府的大政方针及规划的偏向性过大，导致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

笔者认为政府这些年的发展规划过分偏向于经济的发展，即对于经济指标、GDP等数字的追求，而忽视了社会、民生、公共福利、公共事业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国家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时就提出了六个统筹的思想——要统筹区域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可见这一问题近几年也逐渐得到了国家与政府的重视。但是，地方政府的发展观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善，从近几年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于地区发展存在的巨大误解对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同时也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恶化。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错误的政绩观及地区不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显得很重要了，这方面的尝试就需要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强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与调查，在掌握了充分的地区实际资料后通过科学分析摸索出适合地方发展的能使社会得到整体和谐发展的新路子。这一点需要我们政府的支持与配合，需要政府改变以往的观念，加深对于科学发展观、对现代化、对长远规划及地区规划的理解，而不再是以往的拍脑袋决策，正如毛主席所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对当地的各种实际情况调查了解清楚后，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预测及制定科学的规划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加快地区现代化进程。

3、体制的滞后制约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体制上的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反过来又严重阻碍了整体的发展。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功能的发挥依赖于部分功能的发挥，但整体的功能并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部分的构成结构对于整体功能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的发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实行城乡两元发展模式，通过把农村变为原料供应地和“剥削”农村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发展城市与工业化。而当前我们已在进行市场经济的建设，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其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及我国因此取得巨大成就已有目共睹，但是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最大的一点就是体制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大政方针的支持及观念的深入人心，还需要相关配套设施的提供。因而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正常进行，体制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尽管我国在体制改革上亦有所进步，但是由于涉及到的利益群体太多甚至关系到国本，因而国家的体制改革这一动作就比较保守与滞后了。然而，近几年的社会现状昭示了实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人民群众对于这一点的呼唤与要求的呼声不断高涨。

为什么当前社会充斥着对富人的仇恨或憎恨，人们对于商人的看法依然停留在几千年前的“无商不奸”的状态？很多人认为这是由改革开放时领导人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福”的政策及政府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的中国当前贫富悬殊过大导致的。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尽管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们都知道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尽管香港的经济很发达，但是其社会贫富悬殊也是相当大的，但为什么就很少听说香港有仇富的现象或极端事情发生呢？这时因为在香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大家在社会上生存时是站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只要你勤奋努力有能力你就可以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而我们的社会则不是如此，很多人富起来不是靠努力而是靠投机靠关系靠手中的公权或权钱权色交易，因而导致了人们及社会舆论对于富人的这一看法与观点。我们且不谈这一观点的合理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一言以蔽之：体制的弊端！

政治体制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的改革，医疗的改革，政府机构的改革，监督体制的改革等等，对体制的改革已成为了共识，这一点就需要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否有这样的魄力与能力，大刀阔斧又小心翼翼地进行体制改革，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改革的顺利实现。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可以向清末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学习，尽管其行为本质是在旨在维护封建统治和官僚阶级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洋务运动着实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李鸿章作为汉官，掌握了满清朝廷的诸多大权，虽不是权倾朝野可也是国家的支柱大臣，他搞洋务运动办海军办近代企业修铁路建轮船招商局等等对内需要运用各种手腕来平衡慈禧太后、顽固派大臣、满清贵族、洋务派的利益关系及面对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对外则要与各虎视眈眈中国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周旋，结果硬是在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传统与深受保守势力与思想控制的中国开展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较大规模的实务运动，从而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的。在文化观念意识上，洋务思潮冲击了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念、建立了“以工商立国”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观念意识；在社会经济方面，洋务派通过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领域推进了现代化运动，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若干特征，使古老的中国终于向开放和现代化迈进了一步。因此，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梯。”虽然最后这一运动由于各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是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笔者因此认为，中央政府应在加强自己的权威的同时，可以效仿李鸿章的政治手腕，充分利用各种利益集团及势力间的矛盾及舆论的支持来推动体制改革的进行。

4、理性思维的缺乏与理性社会的未形成，公民素养偏低等制约了现代化的深层次发展。

笔者始终认为我国现代化的关键还是人的现代化，然而我国公民基本素养的水平这么多年却没有多少显著提高。公民现代素养的高低，对于社会的整体现代化起着理念与价值观指导的作用。当人们开始理性地思

考身边的人和事及用理性思维来判断或从事自己的工作及理性地看待社会时，很多社会问题将会避免，社会的凝聚力与整合程度也会增强，这样方能高效地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当前我们提倡的主流基本价值观并没有真正被理解与接纳，人民大众需要重塑自己的价值观。然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受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或理性的现代社会。人们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熟人社会关系社会而非在认识到自己状况的原因后寻求该对此事负责的政府机构或相关的社会组织求助；人们犯错误或犯事后想到的不是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后果或使危害降到最小，而是思考怎样去逃避责任是否能通过熟人社会关系社会寻找特权庇护等等。

当然这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及市民社会不发达有很大原因。政府在这一方面也应负较大的责任。当前政府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然而也一样缺乏落实，政府对于人民的控制已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由于政府组织的内在缺陷无法兼顾很多区域，因而在控制人民的同时却没有为人民的生活提供相应的福利与帮助及各项权利的实现，结果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与矛盾。本该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自治组织如居委会、村委会等直接成为了政府控制人民维稳的一级行政机构。

大社会的服务较之于政府更为全面，具有公民互助性质与自愿性，更容易使人们增强归属感与尊严感，同时也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市民社会的形成能为公民提供较好的利益诉讼途径与增强抗风险性，同时亦能促进公民权利意识、主人翁意识、互助意识等现代化素养的培养与形成，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的理性化与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保障作为弱势个体的公民权利的实现。

笔者认为建设一个理性的现代社会的主要途径有：

一、教育，即提高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权利意识，这是核心；

二、政府要践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配套体制，推动市民社会的建设，即鼓励各种自愿互助或维权等形式或性质的公民组织的成立与建设，通过完善各种民间组织从而替代政府的社会功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在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指导同时需要学者们的积极研究与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在实现公民现代化的基础上，最终才能实现社会的整体现代化。

六、小结

当前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不可胜数，这一研究题目涵盖的范围也是相当的广，而且也会随着世界及我国实际发展情况而不断变化。同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笔者在这里只是就自己所掌握的一点资料与情况对我国现代化从很宽泛的角度作出的一点看法与思考，很不成熟同时也可能存在很多错误，望各位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 吴增基,吴鹏森.现代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 王思斌.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 作者不详,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

第五篇：日本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理论专题之统制式的工业化模式

----------日本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变革，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现代工业文明逐渐兴起、扩展并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巨变。由于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是首先从西方国家中产生，然后向非西方世界扩散的，因此，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其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接纳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在接纳过程中，通过本国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运动，在不断地改革本国的传统农业文明，使之适应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西方现代工业文明，使之与本国的传统文明相溶合，最后形成一种本土化的、继承了本国传统文明中能够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精华部分的新的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过程一旦完成，也就是当这种新的现代工业文明覆盖了全部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完成了现代化过程，从而迈入了现代工业社会。

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展的背景和起始条件不同，因此工业化特点各不相同，并形成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比如英法美的自由主义的工业化模式，前苏联的计划指令性的工业化模式，第三世界国家的混合型的工业化模式以及德日俄的统制式的工业化模式。

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的是统制式的工业化模式，特点是在不利的国内外环境下，以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通过政府主导的赶超政策和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以及军事力量实现工业化。日本的工业化是在强调一系列政策重点的基础上，通过政府主导型模式推进工业化的。日本工业化进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中起步最晚。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国家,统治阶级收入的85％来自农业,只有15％来自商业和手工业。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毁灭了旧的封建秩序，开创了新时代，无论在日本历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也是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的工业才逐渐发展起来，但与世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工业化水平很低。1880年，输入了新式纺织机后，纺织工业才得以迅速发展。同时，在国家的推动、引导和扶植下，出现了开办企业的高潮，到1885年，产业革命已迅速展开。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近代产业发展的转折点,依靠在中国开设工厂、企业及其他商业的特权和战争赔款，使其工业、交通运输、银行、贸易等出现了惊人的发展，大大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初，日本近代工业的主要部门都已建立起来。

因此可以说明治维新后，政府是一方面通过大力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实行出口导向型政策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注重发展教育科技，并在政府干预下迅速改革传统生产体制，建立适合大生产的“卡特儿”。而扩张侵略、掠夺财富也加速了日本工业化的进程。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又经历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还有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日本却并没有尝到胜利的喜悦——在美国压力迫使下，日本不得已拱手让出了部分一战中窃取的亚太地区殖民地。对此日本国内反响强烈，尤其是日本的陆军军部认为这实际上是战败的表现。

中国在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和霸占。这种强烈的敌对情绪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法西斯分子。当时日本法西斯头目北一辉正在上海，在他眼中五四运动就是一场排日运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日情绪足以对大和民族构成威胁。因此他写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一文，提出日本国已到危急之时，日本必须通过实施彻底的“国家改造”，迅速增强国力积极备战，同欧美列强争夺亚太殖民地，唯此才能挽救大和民族的危机。这与陆军军部的“决战”构想不谋而合。在陆军军部和北一辉国家主义思想的共同鼓动下，日本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道路。为了准备未来的战争，军部决定首先将国内的一切经济力量动员到军需生产中，由此产生了对国民经济进行“统制”、“管制”的想法，将这想法付诸实施的是有着“经济将校”之称的石原莞尔。正是他提出的“石原构想”和“最后决战论”，对日本统制经济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谓统制经济，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国家财政为服从战争需要，依靠行政的法律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它是一种高度专断集权的资本主义战时经济模式。统制经济的全面实行，就是战时经济体制确立的表现。

日本自明治维新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以后，始终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到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间，居世界第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平均经济增长率大约为3．2％。

由于国民经济由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经济要素与现代经济要素以各种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化的形态彼此配合、共同作用，驱动现代经济增长在后发展国家的实现和扩大。这一持续到传统经济部门最终实现现代化之前的过程可以称之为双重发展。日本的这种双重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明治前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是日本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现代经济部门由于受到资本积累和发展速度的制约，其产值和就业人口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非常低。这一时期，现代经济部门是从欧美移植的，其资金和劳动力来源于传统的农村社会，不仅如此，现代经济部门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制丝业、棉纺业等纤维工业，其原材料的采购和生产形态也与传统经济部门联系密切。因此，现代经济部门严重依赖传统经济部门，并且扩展速度不是特别显著，在工资、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也没有显著的差距，大体保持了均衡发展。

第二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战后六十年代。进入2O世纪后，日本的现代经济部门扩展速度加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工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工业增长的2／3依靠轻工业的发展，以纤维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通过引进现代西方技术完成了进口替代过程，为进入 20世纪后的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资本积累的条件。

尽管在战前日本工业化进展迅速，但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相比，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一直到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为止，这一相对落后的状态并没有实质的改变。而且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于1937年开始大规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日本的工业化发展的自然进程被打断，军事工业的膨胀及其所导致的制造业扩张，也使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日本模式的特点

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是主要资本主义工业国中最落后的一个，由战前号称世界六大强国之一沦为自称是“二流半”的国家。在黑云压城的危机下，日本朝野奋发图强，打破常规，吸收有益的经验教训，从本国国情和世界美苏对立格局出发，在国际上追随美国寻求扶植，在国内采取一系列新方式，高速发展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了发挥“后发效益”，高速度地实现追赶型现代化，日本各界经过反复探索，摸索出几个打破传统经济理念、推动经济发展的“绝招”。第一，打破引进技术是“爬行主义”的传统理念，实行以引进为主导的技术革新战略。传统的经济理念认为引进和模仿外国先进技术，会永远跟在外国之后，是不可取的，故贬之为“爬行主义”。但这种“爬行主义”却是追赶先进的捷径，而一切后进国的现实任务是追赶先进而不是超越先进。战后的日本在反复摸索中，大力促进以引进为主导的技术革新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当时只有36名职工小企业的索尼公司，由于引进美国新发明的半导体技术，在世界上率先研制出半导体收音机而一举成名，现在成为世界瞩目的大跨国公司。再如，日本的钢铁产业从炼钢、连铸到连轧技术都是引进的，但是产量、质量、成本、效益到国际竞争力都超过了美国。主要依靠外国技术的轿车业，到60年代中期即进入国际市场，至1980年产量即超过美国，并且有半数出口，仅小轿车的出口量即占美国进口车的八成。

第二，打破一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自有资源基础之上的传统理念，而主要依靠外国自然资源发展日本经济。日本自称是“资源小国”：战前依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以获取自然资源。战后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丧失，自然资源问题成为日本经济发展重要障碍，因此特别强调“经济自立至上主义”，大力发展本国农业和煤炭等资源产业。但是，由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农产品从短缺转为生产过剩，石油大幅增产，使得日本面临种粮不如买粮、挖煤不如买油的局面。1960年，主张高速增长的池田政府及时地实行政策大转变，用经济合理主义取代经济自立主义，大量进口石油取代国产煤炭以及农产品等自然资源，至1973年谷类产品自给率即从83%降至41%，而能源则是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其结果，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而且将大量用于农业和矿业的资金和劳动力转向二、三产业。

第三，“贸易立国”、出口导向。在引进技术上，传统的经济理念是以替代进口为主，而日本则在替代进口的同时以扩大出口为主。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作为基本国策，1956年通商省更提出“或者出口，或者灭亡”的悲壮口号，不断扩大出口成为日本追赶型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日本经济走过的道路，其实就是出口--引进--扩大出口--扩大引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良性循环。

第四，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传统理念是靠“无形之手”操纵经济，政府不应干预或尽少干预经济。这一理念在30年大萧条之后有所转变，但欧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仍然是有限的。而日本政府却公然以“市场失败论”作为理论依据，将政府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干预发挥到了极限，几乎达到“政府主导型”的水平。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追赶型现代化的产业政策，它以欧美先进工业国的产业结构和先进技术水平为蓝本，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日本政府将新兴产业、成长产业、出口产业列为保护扶植的战略产业，先后对钢铁、汽车、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计算机高级化等战略产业实行贸易保护、税收金融扶植和政府干预。

进入60年代后期，日本已经超过英、法、西德，进入70年代对美国也形成咄咄逼人的态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先进工业国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模式"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随着后发效益的消失，由于自我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因素，作为追赶型现代化的局限性和现行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在旧模式惯性作用和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下探索新的模式十分艰难，也就孕育了90年代的日本大衰退。

但是不论从发展理念上还是发展实践上，都可以肯定地说，日本工业化进程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对中国有很大的启示 ：

其一，我们应认识到工业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应看到工业危机的紧迫性和现实性，从而反思我们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能动地调整工业化发展模式。其二，要认清工业危机的实质，看到从工业危机向新工业革命转变的必然性，不要囿于工业化的传统发展框架，仅仅看到工业社会的量的变化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应看到社会的质的新飞跃，坚定地走向新工业化。其三，抓住关键科技和关键产业，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其四，要充分认识时代特征，用革命的姿态去进行新一轮的工业和科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