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和战略选择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和战略选择
梅方权
20世纪50～6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到了8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只是处于走向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在全球学术活动的舞台上，人们对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和发展似乎失去了过去的那种高度热衷。这不仅因为受到发达国家转向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影响，而且更由于对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后的农业将走向何处，缺乏明确统一的认识。我们对过去20多年的实践探索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非传统的农业现代化，中国农业现代化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国将在21世纪40年代完成农业现代化建设。
一、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的发展
农业现代化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特征的变化，具有不同的基本内涵。建国以来的近50年间，有三次发展。
第一次是在50年代中国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初期，处在学习苏联模式的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指农业实现“四化”：即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化、农业水利化、农业电气化4类技术指标。
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发展，实现三化：农业基本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内涵扩大了，延伸到了经营管理，指标也有所增加。
第三次是在90年代中后期，是在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农业和农村经济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出现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广泛吸收了国内外的发展发验，在大量调查研究和指标评价分析的基础上，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有了明显的新发展，要实现六个方面的现代化：农民生活消费现代化，农业经济结构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农业资源环境现代化。其基本内涵已经扩大到农民生活消费和农业资源环境，注意了吸收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并且经过大量指标分析，提出7类22项评价指标，可以比较全面科学地判断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为跟踪、判断、评价农业现代化的状态，农业现代化阶段的划分，提供了科学依据。
二、中国将在21世纪前半期实现一个非传统的农业现代化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可以认为是一个非传统的农业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目前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很不相同。其中，在科学技术方面的重要环境特征，是处在全球走向信息化时代和现代生物工程技术迅速崛起，全球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之下。
过去，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所处的环境，是在探索寻找现代化技术的工业化时期，是在探索寻找农业现代化技术的工业装备农业的时期，是在以工业化大机器替代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手工农具的时期，是在没有成熟的农业现代化技术可以借鉴的时期，也是在基本没有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以及现代石油工业带来严重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过度消耗和遭受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建设农业现代化。
现在，中国农业现代化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在现代化科学技术相当成熟的时代，是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走向产业化的时代，是在信息化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是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现代化而正在走向信息化时代的过程中和正在建设农业信息化的过程中；是在全球日益重视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并要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建设农业现代化。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可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技术，不必完全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经验，同时也要吸取发达国家失误的教训，要在注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的进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非传统的农业现代化。
三、中国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在农业现代化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是有阶段性的，为了评价农业现代化，跟踪、监测、评价和准确地判断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必须选择一整套系统的评价指标。
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必须符合4 个原则：一是有利于科学地评价农业现代化的性质和特征；二是有利于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地测定农业现代化水平；三是有利于及时准确地监控农业现代化进程；四是有利于不同农业现代化模式的比较。
根据我们过去的大量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可以使用以下两个层次7类22项主体指标进行判断和评价：
1.收入和消费水平
农民人均纯收入；
农民人均生活费支出；
农民人均食物消费支出或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
2.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农村人均社会总产值；
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
农业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比重。
3.农业生产发展水平
农业净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农业商品率；
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 人均肉类产量；
林牧副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
4.农业基础设施与投入
单位土地面积农机总动力；
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单位土地面积化肥使用量。
5.农业生产技术与教育
农技人员占农业劳动力比重；
初中以上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
6.农业组织与经营管理
乡（镇）一级农技服务三站的普及率；
乡（镇）村两级农业服务组织人数占农业劳动力比重。
7.农业资源与环境条件
森林覆盖率；自然灾害成灾率；
水土流失面积比重；
耕地污染面积比重。
四、中国将在21世纪前半期实现农业现代化
中国发达地区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农业现代化虽然是一个长期动态化的过程，但确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总体发展过程来看，可划分为4个阶段：
（1）农业现代化的起始阶段；
（2）初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4）完全实现农业现代化。
1.农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1949年到1984年的35年间，中国人民长期处在努力解决温饱问题的时期。尤其是在1978年以前的近30年内，中国的粮食增长速度虽然是比较快的，但是人口的增长速度也是同样比较快的，因此，人均粮食占有量长期徘徊在300公斤的水平上，无力解决温饱问题。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粮食和农业出现了高速增长时期。到1984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迅速接近400公斤，人均每日膳食中热能供给超过2600千卡，蛋白质达到67克，脂肪达到51克，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1978年到1995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最快的时期。人均国民收入由630元迅速上升到1659元（可比价格），增加了近1.7倍，居民购买力大幅度提高。食物结构显著改善，在粮食持续增长的基础上，主要动物性食物高速增长，肉、蛋和水产品增加了3倍左右，水果和油、糖等食物也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趋势。人均每日热能供应量维持在2600千卡的水平上，蛋白质达到70克，脂肪达到58克，主要营养素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农业综合生产力相应地增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重由47％扩大到52％，化肥使用量由884万吨迅速增加到3594 万吨（有效成分），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由23％提高到30％。这表明主要食物消费水平和生产水平提前接近小康水平。
2.初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到2000年，中国将可能初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到那时，居民的平均主要食物消费量将会超过小康水平，用于饲料的粮食占粮食总量的比重将达到33％左右，动物性食物及其加工工业和商业将会相应地得到发展。农村经济结构中非农产业的比重可能达到80％，农业总产值中畜牧业、渔业和林业的比重将会上升到接近50％的水平，国家和人民有可能增加资金投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在农业增产中所占份额可能上升到50％，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35％、农田灌溉面积比重上升到55％、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农民占农村人口比重将达到55％。
3.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到2020—2030年，中国将可能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21世纪30年代，中国的人口将达到最高水平，即16亿人左右。按人平均的主要食物消费量也将达到最高水平而趋于稳定，接近目前日本人的平均主要食物消费水平。居民的食物结构明显优化，形成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膳食模式。也就是说，中国的主要食物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将达到最高水平，粮食的一半用作饲料粮，不需要继续增加食物的数量（出口增加除外），重点是不断改善质量。居民和国家就有可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村经济结构中，非农产业的产值将上升到90％左右，农业总产值中林牧渔业产值明显超过种植业。农田灌溉面积比重将上升到66—80％、初中以上文化的农民所占比重将上升到85—95％、农业机械化水平将达到65—80％。森林覆盖率可能接近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业组织和经营管理也将明显改善。
4.完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到2040年前后，中国的农业将可能完全实现现代化。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表明，到下一个世纪的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入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行列。204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可能已经开始下降。居民的膳食模式和主要食物消费水平已经趋于稳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食物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原料食物的消耗量将会继续下降。农业现代化的粮食和食物基础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农村经济结构中，非农产业的产值将会上升到93％左右，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农民文化程度都会达到初中以上，农业普遍实现规模经营，农业机械化将会接近100％的水平，森林覆盖率可能达到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和政策
为了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未来发展目标，我们必须审慎地选择适合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化战略和政策。
1.农民生活消费现代化——实施引导消费的政策。未来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居民的食物与营养将会达到相应的水平。到2000年食物消费和营养结构将达到小康水平，2020—2030年，食物消费和营养结构模式将基本形成，此后主要是结构调整和质量改善。
从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习俗和发达地区现代食物消费结构来看，中国的食物结构模式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和东方膳食模式特征和优点：从整体上看，我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粮食为主，搭配适量蔬菜和一定肉食的膳食结构。这种基本的食物结构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存在下去。与此相应，营养结构的平衡是重点解决优质蛋白质和一部分微量营养缺乏问题。
要按照合理的膳食结构原则，确定各地的具体食物消费和营养结构目标，作为各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按照食物消费结构目标，实施相应的引导食物消费的系列化政策，一方面要普及膳食与营养科学知识，实施正确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要采取相应的消费经济政策和行政干预手段，有效地引导居民的食物消费，实现预期的膳食营养目标，增强人民体质，保障碍人民健康。
2.农业经济结构现代化——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要实现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第一个层次是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即一、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和比例结构。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的农业和非农业的比例一般为10∶90；完全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的比例一般为3∶97。在这个阶段的农业产值虽然下降到3％左右，但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累加产值却达到20％左右，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和地位。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以加快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人们通常强调了“龙头企业”是关键，十分重视加工业的作用。但是，第三产业，即销售和各种服务业同样起着带动或制约的作用。产业化经营可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加快产业的现代化进程。
3.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农业基础设施。这是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物质基础。它包含了农田水利鱼塘基本建设，养殖棚舍基础设施，仓储基础设施，农产品加工设备，农业机械设备等。到2010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将由目前的55％先后上升到61％和80％；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由目前的接近30％先后上升到50％和80％。同时要建设一批吨粮田和高产稳产田，分期分批实现中低产田改造的升级，到2030年，中国的大部分农田基本上达到目前的高产稳产农田水平。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主要依靠提高单位资源的生产力，特别是单位土地资源的生产力，这就需要实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实行可持续集约经营，也就必须相应增加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特别是应在立法上保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可靠性，不能因为领导人或管理者的变动而任意变动，以确保农业综合生产力的提高，适应农产品生产供给的需求。
4.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加快科学技术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是必须加快把农业现代化建设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今后中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到2010年和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将先后达到55％和70％以上。关键是相应增加农业科技投资，到2010年农业科技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以上。
要按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坚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依靠农业生物工程技术和农业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使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生质的飞跃。在各地农业现代化试点县、试验区、高新技术园区，都要把农业科学技术的产业化作为关键领域和重点项目安排，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基地。
5.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促进经营管理的创新。未来中国农村的经营模式可能的选择，是“家庭经营和合作服务”。农业经营管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薄弱环节。到2010年和2030年，乡（镇）一级农业技术服务三站普及和完善率达到80％和98％以上；乡（镇）村两级农业技术服务组织人数分别达到3％和8％以上，与此同时，要加快建设农业供销、运输、加工、金融等合作服务组织，逐步形成完善高效的服务体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使农民有更多的自我管理和监督的权力，既能充分发挥管理者的管理作用，又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在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要加快合作服务体制的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多种形式的供销、生产、加工、金融、市场合作服务组织，并采取有效政策支持各种合作服务组织活动。
6.农业资源环境现代化——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双重目标。要在注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加快农业经济的高速发展。要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基本扭转水土流失面积的增长大于治理的危险状况，争取每年平均减少水土流失面积1330万公顷。逐步提高森林覆盖率，到2010年和2030年，争取先后由目前的13.8％提高到18％和25％以上。到2010年，超载过牧的草原基本得到改造，工业废水处理比率达到90％以上，地表水水质达标率超过90％。
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可持续的政策和措施。在实施耕地保护地政策的同时，对于渔业捕捞和草原放牧都应当制定定量目标管理责任的制度和法规。实施自然资源的定价政策和有偿使用政策。把生态环境的被动保护逐步变为积极的生态经济环境工程。在治理和保护环境的同时，与环境工程的经济效益密切结合起来，增强生态环境工程的自我发展能力，以确保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高速增长的平衡发展。
我们现在正在探索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是一条跨世纪的道路和模式。应当吸收国内外前人走过的经验教训，在明确农民生活现代化目标和生态环境目标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实现中国农业的长期发展战略。
第二篇：中国农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中国农业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发布时间：2011-8-21信息来源：市长参考 作者：程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会中心研究员 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程国强
中国农业要想进一步融人世界贸易体系，就必须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采取积极的措施，切实应对国际竞争的种种挑战。
一、农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粮食安全战略选择
笔者认为，在农业贸易自由化日益扩大、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中国必须继续坚持既定的粮食安全战略，立足国内生产，适当进口国外粮食。
1.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
应该说，除中国以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养活13亿人口的经验，也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分配、管理相当于世界总消费l/4的粮食的困难。目前中国年粮食产量和消费量都占世界的25%左右。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约2亿吨，仅相当于中国粮食消费总量的40%。而中国国内粮食生产每减产1个百分点，就需要进口近500万吨，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量的2.5%。如果按照某些专家的建议，中国放弃以“国内生产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我们很难预料世界粮食贸易和市场格局会被怎样地改写，而中国又有多大的可持续的采购能力来保证粮食供给?中围是否能够承受由此所产生的调整成本和社会代价?其他粮食进口国(尤其是缺粮的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容忍和承受由此所引起的世界粮食供需格局的变化?笔者以为，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非仅仅是经济和贸易问题。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全力推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继续对农业实行高度优先的政策安排。
2.中国仍然不具备依赖粮食贸易的基本条件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但从技术上看，中国尚不具备依赖国际市场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条件，如国内市场发育迟缓，粮食市场体系不健全，行业组织严重滞后，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未形成，缺乏风险管理机制和工具，等等。目前中国既没有像美国、法国和德国那些能够垄断全球粮食贸易的大粮商，没有类似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小麦局等贸易组织和日本、韩国那样的进口管理机制，参与国际竞争的贸易主体还处于成长阶段。现有贸易基础设施也不具备承担大规模进口粮食的能力。
3.中国的粮食政策措施
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中国能够使用的粮食政策措施，主要是在国内支持环节，包括不引起贸易扭曲的科研推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与生产不挂钩的直接补贴等“绿箱”政策，以及有限的价格支持和投入品补贴等“黄箱”政策。在进口控制上，除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外，中国并没有其他进口保护措施的选择余地。因此，所谓的“适当进口国外粮食”，实质上是要把承诺的粮食关税配额量作为进口底线。但如前所述，关税配额粮食进口有可能突破过去所定的95%的自给率目标。
从技术上看，需要具体分析粮食安全政策关注的范围，考虑具体粮食品种的自给率目标。比如，中国的粮食统计包括大豆，这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定义的粮食范围差别较大。尤其是大豆早在1996年就开放了市场，最近几年年均进口达2000万吨，自给率仅40%。如果仍然把大豆作为粮食来统计，显然不利于我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总体判断。因此笔者建议：
第一，把大豆从粮食统计中分离出来，并从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关注的范围中剔除。
第二，研究以具体粮食品种为基础的自给率目标。如中国大米具有理论上的比较优势和出口潜力，但国内需求庞大，世界供应有限，今后大米生产的目标应该是能够保持国内供需基本平衡。而小麦、玉米的生产优势不足。如果以它们的进口关税配额(分别为963万吨、720万吨)满额进口，则分别相当于目前国内生产的11%和6%。是否应该考虑将小麦、玉米的自给率目标做相应调整?
第三，粮食安全的范围是否需要调整，也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玉米，如果仅仅考虑“口粮安全”，作为饲料产品的玉米理应放开进口。但“口粮安全”并不能反映现有“粮食安全”定义的基本含义——对于吉林等玉米主产区而言，玉米与农民增收直接相关，如果农民没有基本收入来源，他们的粮食安全实际上不能得到保障。
令人担心的是，在发达国家对玉米高补贴、跨国粮商垄断全球贸易的背景下，如果大规模进口玉米，可能会动摇目前“北粮南运”的格局，许多人判断的“南进北出”格局也难以形成，而很可能的结果是，将出现北方玉米出不去、南方大量进口的“南进北不出”格局。最终受到损害的，是以种玉米为生的农民。
二、实施促进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农产品贸易战略
应该重视的是，在中国面对国际竞争压力的同时，促进中国农业融人世界贸易体系，也有利于中国农业进一步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巨大利益。笔者认为，在坚持立足于国内生产的粮食安全战略的前提下，今后农业参与国际竞争，理应选择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积极促进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农产品贸易战略。其核心内容包括：
1.立足于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自然资源还存在地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流失严重、沙化和盐碱化现象严重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现阶段实施比较优势战略，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促进农业资源向高价值农产品生产集中，推动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中国农业的整体生产率。同时，在坚持立足国内资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统筹利用国内外的农业资源，适当进口国外农产品，建立利用国际资源弥补中国土地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长期战略机制。
2.以缓解农村就业压力为战略出发点
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2亿一2亿，且今后呈增长趋势，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难点。这要求现阶段制定中国农产品出口战略的基点，必须由过去的“外汇贡献”向“就业贡献”转变。这直接关系到国家如何制定及掌握农产品政策和战略基点。如果继续要求农产品出口以创汇为主，就要保持出口有一定的利润水平。如果是突出业贡献，则农产品出口战略出发点是出口成本临界点，这需要政府加大出口退税、财政扶持等政策支持力度，以相同的出口创汇额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就中国的国情来讲，解决农民的就业与收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其政治意义都大于经济意义。特别是在现阶段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社会稳定的政治利益显然要远远大于外汇贡献，这也是发挥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比较优势的体现。
3.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拥有自主研发技术或引进国外技术，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品质，是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必须在发挥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同时，通过引进和自主研发新产品，加快技术创新、结构升级，提高农产品加工程度，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使中国农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低成本优势，能与技术创新、结构升级的核心竞争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保证中国农产品出口持续稳定发展的长效
机制和动态比较优势。
4.建立以“市场多元化”为特征的全球农产品市场体系
要逐步调整农产品出口市场结构，建立以“市场多元化”为特征的全球农产品出口市场体系，满足今后若干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快速增长、竞争力不断增强的需求。要稳定和扩大日韩、东南亚等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欧洲、中东、独联体等新兴市场，努力发展北美、南美等潜力巨大的市场。
三、近期关键措施
1.努力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的政策措施，尤其是要制定系统的农产品出口促进计划，以加大对农产品出口支持的力度，提升中国农业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抵消国外不
公平贸易措施不利影响的竞争能力。二是要把提高出口农产品质量与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把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与实施品牌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把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建立核心竞争力结合起来，把市场多元化战略与开拓重点市场结合起来，把优化出口环境与搞好出口支持与服务结合起来，建立全面、系统、有效的农产品出口支持与服务体系。三要围绕国际农产品市场、优势农产品和出口企业，提出有针对性的、有效的促进农产品出口的战略措施，为农产品出口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全面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农产品出口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2.防范和消除农产品进口激增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
如抓紧建立农产品进口监测与产业损害预警系统和快速反应机制，充分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建立应对国外农业高额补贴的应急机制。
3.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多哈谈判，促进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规则
特别要把握好几点：一是坚决要求发达国家削减乃至取消国内农业补贴和出补贴，尤其是要防止发达国家利用多哈农业谈判将其农业保护措施在世贸组织中合法化。二是将中国粮食等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农村就业和农民增收的重点农产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产品免予减让承诺，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争取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环境。
第三篇：论中国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论中国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刘巽浩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4 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站在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1、农业现代化思潮—20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9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9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和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40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60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世纪初到80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t，产肉101t，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后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的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t增加到1985年的2.6亿t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 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问题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2、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70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是，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风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
这股思潮各种派别的共同主张是：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
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
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实际行动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成为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农业、环保型农业、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律，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
3、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憾人心。于是，有识之士提出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主张，并很快形成一种世界性思潮。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第一次替代尝试的碰壁，80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以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理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廿一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论会”，1994年4 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纭。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之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尽管粮农组织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谈到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
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至于“中国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农业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在各地实践中，一些生态农业或农业生态工程的作法与西方的“生态农业”是有本质区别的，基本思路与作法和“可持续农业”是一致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中国社会上与官方将生态农业看之为一种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特点的农业模式之一（如陕北、三峡库区以保持水土为特点的农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少数同志持西方生态农业观点，主张不投入少投入，不用化学合成品等，这在科学上与农业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还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误，对这种极端的观点，包括“中国生态农业”提倡者在内多数人是不赞成的。鉴于此，广大的可持续农业的热心赞同者，包括多数“中国生态农业”赞同者在内，应携起手来，共同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而努力奋斗。
4、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
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60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为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80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为1∶1。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70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因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国际上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5、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4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 kg，肉类60kg，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kg与12kg。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业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
但是随着人口、工业的增长与人均资源的减少，农业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向我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在这个大方向上，我们必须坚持定不移，下定决心去实现农业现代化。
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农工贸一体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美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模式。根据中国人多地少、粮食紧、规模小特点，必须强调高产、高效与持久发展相结合。第一，集约农作：将提高土地利用率、资源利用率放在首位，力争低产变高产，少熟变多熟，广泛采用复间套种。绿色革命强调的高产品种、灌溉、化肥等集约技术仍是农作的支柱。除种植业外、畜禽业、水产业也要逐步集约化。第二，高效增收，也即要在高产的同时做到增加经济效益，力争高产与高效的同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它必须从人多地少，农户规模极小而分散的特点出发，走东方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子。要随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结构与作物结构，增加高价值动物与作物的比重，粮食、经作果菜、畜牧、水产等要均衡发展，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大力开展农产品的就地加工与其它二三产业，促进农村的小康与富裕化。第三，在保护资源环境基础上，强调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的结合，不断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土地综合生产能力与抗逆能力，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产田，促进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
第四篇：价格战略及选择
价格战的意义
不可否认，价格战的存在有它的积极意义。专家们总结出了价格战的七大积极作用：
1.价格战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市场营销的重要成部分。2.价格战可迅速促进市场扩容，提高社会购买力和扩大内需。3.价格战可淘汰一批劣质产品生产商及谋求短期利益者，制止重复投资，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的整合与利用。4.价格战可以使消费者直接得益。用更少的代价，尽享现代化的生活品质。5.价格战可以提升民族品牌搏击海外市场的竞争力。6.价格战加快产品创新与营销实践的升级。7.价格战促使中国企业优化管理水平和人力资源素质。
尽管如此，更多的中小企业在市场实际运作中都是被逼参与价格战，由于自身企业实力、价格政策、市场规范程度等等与大企业无法相比，结果往往是损失惨重、市场沦陷，企业利益受损。
价格战的起因
在营销实践中，企业采用竞争性的降价而发起或参与价格战，多半是因为生产企业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占领市场，提高企业的价格竞争能力；有些企业有时则是为了盘活资金以用于开发新产品而处理库存积压产品，有些则是为了提高行业的进入壁垒。另外一些企业则是由于同类产品发起了价格战，为了巩固自己已有的市场而不得不被动、盲目跟进，卷入价格战中。例如我国企业为了提高入世后外资企业的进入壁垒就曾经主动发起过降价行动。在当年彩电行业“长虹”主动挑起价格战之后，其他彩电生产企业也先后进行了跟进。
价格战可能付出的代价
今天你在价格上作了让步，极可能因此改变明天的市场面貌，通常会让你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1、从价格战获得价格让步的好处后，少数食髓知味的顾客将伺机而动，等待下一次厂商血拼时再捡便宜。在他们心目中的最佳厂商排行榜中，名次排在前面的总是那些低售价的品牌。
2、在价格战第一回合落败的竞争对手，极可能会选择再压低价格，好在第二回合扳回一局。
3、大多数一开始对价格战不怎么热衷的顾客，将陆续从“哪里便宜便往哪里钻”的顾客那里，学到“低品牌忠诚度也能捞到好处”的功课。他们不再当任人宰割的冤大头，讨价还价的技巧也会越来越纯熟。
从财务角度来看，这些“后续”的负面效应，通常远超过一家公司先前在价格方面让步而付出的代价。因此，在价格战的过程中，公司应如何制定防御性的竞争策略，将本身与竞争者价格战的伤害降至最低？
我们并不是建议经理人应任人宰割，不要做任何防御市场占有率的动作或绝不发起任何价格战，而是提醒经理人，在进行市场保卫战或发动降价战之前，必须仔细权衡“这些行动的长期策略性后果，与它们带来的潜在短期利益”孰轻孰重。
在制定价格决策时，经理人绝不能只考虑下一季度能捞多少，或仅为了达到短期销售目标：价格决策的主要目的，应是强化公司的长期获利能力。就像下棋一样，一次仅预测一个动作可能造成何种后果的公司，终究会被一次预测好几步且将市场竞争视为长期竞赛的竞争者所打败。
和其他行销决策的效果相比较，调整价格的收效显然快得多，因此常被经理人拿来作为解决眼前问题的特效药。然而，要制定一个对公司获利率有高贡献度的订价策略，在决定每一决策时，经理人均须考虑它们对未来竞争为与获利率的影响。
价格决策永远都应该被视为长期行销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永远都应该是为公司创造更多的利润。若非如此，你可能赢得许多市场占有率的战役，最后却输了获利率战争。
有系统地思考回应的策略，这并不表示降价永远不是成功的策略在某些条件下，经理人确实应采取价格竞争：
当公司拥有巨大的、持久的成本优势时。这一条件的重点是拥有成本优势的程度。在某个产业，如果竞争者已投入巨额资本，或有很高的固定成本，而你只有很小成本优势，通常不适合进行价格竞争。那些已投入巨额资本，且固定成本很高的竞争者，常用价格竞争打败对手，成功后，其巨额的固定成本就可以分摊到更多顾客身上了。
除非你已拥有可观的成本优势，否则率先降价必然会引起竞争者的回应。许多价格战就是这
样引发的。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与沃尔玛百货（Wal-Mart）便拥有这种巨大且持久的成本优势，因此它们可以透过价格战维持业绩增长。然而，绝大多数的企业并不具备这种成本优势。
当经理人有很充足的理由相信，竞争者不能也不会回应其价格竞争行动时。倘若某个公司规模很小，或经理人将其降价行动隐藏得很好，不被竞争者察觉时，他们就可以采取降价行动。美国有几家小规模的长途电话公司就是这么做的，直到最近才被大型竞争者察觉。当一家公司的策略性目标为“不管获利率如何，非扩大市场占有率不可”时。某些产业被政府选定为重点成长部门，并获得政府扶持，即为此例。
削减成本的正确药方
英国《今日管理》（Management Today）杂志日前指出，处于目前的景气环境，公司削减成本时的正确做法为：
1、即早行动。尽早采取应对措施，主动应对景气造成的影响而不是被迫反应。
2、下手要重。一开始过于手软之后再重复减成本的动作，公司会因此损失更多并且增加不稳定。
3、了解原因。许多公司把养活成本当成特效药，以致只治标却不治本，减少成本的做法必须符合公司的整体策略。
4、找出价值创造者。有些人是公司不能失去的人，在削减成本时，公司必须重视他们的需求。
5平衡长短期目标。朝训练、研发等动刀，很容易在短期内看到成果，但是从长期而言却会损害公司。
6、仔细考虑。如果公司只设定一个减少成本的目标，在达到目标后可能会就此停步。更理想的做法是为公司的支出总检查，进行结构性改变以在长期减少支出。
7、沟通。员工、投资者如果了解公司削减成本的原因，比较容易支持公司的做法。
8、维持士气。取消奖金、关闭员工餐厅等，都会直接打击员工士气，公司应从影响较间接的方法着手。
9、外包。在不景气时，公司必须把重心放在可以替公司增加价值之处，把非核心事业外包。
10、逢低买入。不景气是买东西的好时机，因物品售价及贷款都较便宜，不妨买入必要设备，以减少日后的支出。
11、考虑每一部分。许多支出看来很难削减，却是公司应该动刀的地方。如租用办公室契约，不景气时应可重新议价。
价格战是现代企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销手段。在市场运作中合理利用价格杠杆作用，实行有效市场竞争，这是企业销售策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频繁的“价格战”则是违背市场和经济规律的非正常竞争手段，是过度恶性竞争行为，往往造成企业在竞争中陷入严重亏损的境地，甚至企业从此夭折。究其原因，“价格战”的根源在于目前产品的供过于求、同类产品过剩，各个生产企业之间产品雷同，外观、造型、质量与性能没有大的区别，同质化现象严重，售后服务不到位等企业因素构成。
在我国现阶段，“物美价廉”仍然是我国居民在选择消费时的主要出发点。所以往往可以为企业所利用，并且屡试不爽。如长虹发起的彩电价格大战以及格兰仕发起的微波炉价格大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价格战已经波及到各个行业：从家电业到航空业，从零售服务业到计算机软件„„无一幸免。尤以家用电器产品的价格战愈演愈烈。一些企业经营者已经陷入“价格战”的怪圈之中，产品价格一降再降，但是，产品的市场却在不断萎缩，企业盈利也日渐减少。
该如何回应？
面对竞争者的挑衅行为，单靠坚强的作战意志是不够的。除了分析采取报复行动的成本效益外，经理人必须全力投入，帮助公司发展相对的竞争优势。
经过分析发现，采取报复行动不符成本效益时，你拥有的一个选择，就是“忽视”竞争者带来的价格威胁。特别是，当竞争者不具任何竞争性产品或成本优势，是一个很弱的对手时，忽视它的存在的确很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影响的营业额应极为有限，未来这一数字也不太可能增加。
这里有两个常被人误解的观念：第一个是“赢”的观念。你当然可以成功地守住市场占
有率。然而，一家股票公开上市公司的成立宗旨，不是守住市场占有率，而是要为股东赚取利润。
第二个容易被误解的观念是，摧毁一个竞争者以后就可高枕无忧了。事实上，竞争者或许因为在价格战中被打败了，因而宣布破产，然而它可能会用极低的价格出售其资产，从而创造出一个成本更低的新竞争者。又，当你透过价格战把一名较弱的竞争者淘汰出局后，即便后者的资产乏人问津，然而你的顾客已经养成了“哪里便宜便往哪里钻”的习性。此时，只要有一个比你更强，钞票比你更多的新竞争者进入市场，你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此，只有在无利可图的产业，毁灭较弱竞争对手的做法才有意义，因为在一个利润微薄的产业，不会有新竞争者想来分一杯羹。
当经理人发现，采取削价竞争手段的对手拥有较强的实力，经评估后采取报复行动的成本又高于所流失的生意，此时，经理人必须妥善拟定对策。当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以低价策略夺取市场占有率时，的确会对老商家的生存造成威胁。为了保住未来，老商家必须改变既定策略，积极面对严重威胁。
调整想法并开始接受威胁的事实，与忽视该威胁或正视该威胁是不同的。调整意味着商家主动调整竞争策略，将威胁的负面冲击降至最低
采取“反击”策略惟一有意义的时候，是当对手很弱，而采取反击行动又能为公司带来利润时。然而这种时候极为罕见，因为极少有竞争对手如此愚蠢，自己实力已经很弱时还要选择价格作为竞争武器。
较常见的情况是，率先降价的竞争者实力不弱，或至少和它攻击的对象一样强。正因为对手太强了，商家面临风险的生意不小，因此积极防御确有必要。然而，积极“防御”并不表示要一举铲除竞争者；其主要目的应为说服竞争者同意放弃削价竞争手段。积极防御的主要目的，是要让竞争者了解，削价竞争并不符合财务利益，因此未来它最好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以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lines）的业界老大地位，遇到同行企业向它挑衅几乎是家常便饭，其中还有不少成本结构优于美航的公司。美航偶尔也会选择性地回应，但通常将回应时间与回应强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向挑衅者发出讯息：只要对方撤回威胁，该公司愿意回到原先的票价水准。当同行发现，美航的确有能力做出更符合成本效益的防御措施后，这类的挑衅通常只维持数天，甚至数个小时的寿命。
许多经理人往往因为不愿意示弱，轻率地采用了正面对决手段，引发了造成两败俱伤的价格战而不自知。更有利于公司长期利益的做法是找出最适合采取忽视、调整或报复的时机，而非一味采取价格竞争手段。这里有两个一般性原则，在发展竞争策略时，经理人应时刻牢记在心：
绝不加入一个你不可能赢的竞争游戏。要打，就打一场你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战争，不要去打一场你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战争。尤其，当你拥有相对竞争优势时，更应随时提高警觉，小心对手发动各种攻击。
要打，就要从己方优势为攻击点。切勿遵照竞争者的游戏规则（由竞争者选择其优势）；一定要选择有利于你的规
第五篇：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本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2012年9月7日在中央组织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刊载时略有删改。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11期
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大战略、大问题。特别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及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研讨城镇化科学发展的问题，这很有必要，意义重大。
一、城镇化是现代化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
研究探索城镇化问题，应放在人类发展的大格局、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去思考。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多层面、全方位转变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是由工业革命引发和带来的，现代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要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目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仍然提出到上世纪末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又提出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明确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更加坚定不移，就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样的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国际上有不同的标准。但无论从联合国的标准看，还是从经合组织的标准看，城镇人口和非农就业比例都是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个很重要、很清晰的界限。我们说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城镇化率比较低。而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基本上在75%~80%甚至更高，城镇人口比例和非农就业比例都很高。有人说，拉美一些国家城市化率也很高，有的国家甚至达到80%，为什么它们不叫发达国家而只能叫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出现了城市二元结构，解决不好产业和就业问题，出现了大量贫民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5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一些人认为，中国也处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阶段。中国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人类历史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有上亿人口、几亿人口的，但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更何况我们要继续以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这更是人类现代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尽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会面对粮食安全、能源资源支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等问题和挑战，但这条路是绕不过去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沿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道路走下去。
人均收入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必须提高到1万美元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城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我在河南工作时曾测算过，在农村人均1亩2分地上做文章，不可能大幅提高农民收入，也不可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即使人均5亩地也难以做到，必须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也要看到，“三化”协调发展，是我们既定的目标，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城镇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这个基本判断要有清醒认识。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对城镇化与现代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等关系，做深入研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是一个长期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有意义、最具挑战的大问题，我们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探索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实现途径。
二、城镇化是我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我多次讲过，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很多同志也有同感。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刚过50%，其中包括了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若按城镇户籍人口统计，城镇化率也就在35%左右。这说明我国实际的城镇化率还很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低于一些与我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有不少同志提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对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要有一个积极的考虑。实际上户籍人口比率提高需要一个过程，真正实现起来是比较艰难的，需要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往前走。但反过来看，差距就是潜力。按照现行统计，我国过去2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按此计算，城镇化率再提高20个百分点，还需要较长的时期。考虑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化需要的时间会更长。真正的城镇化率应当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最后基本公共服务也应该是公平均等的。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个巨大潜力，有着广阔的成长空间。
最近，联合国关于世界城市化展望的最新研究报告预计，中国城镇化从现在到2030年还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届时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70%左右。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目前我国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有1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城镇人口还将增加3亿左右，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量。中国城镇化的规模和潜力，在世界发展史上是空前的。要看到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长期性、战略性、时代性，持续开拓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
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这意味着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巨大消费潜力的释放。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3.1倍左右，人均消费也是农村居民的3.1倍左右。如果一个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至少将扩大到3倍以上。有的同志提到，一些地方有农民不想把户口迁到城里来，也有城里人反而想把户口迁到农村去，愿意选择在农村居住，这种现象国内外都存在，但这没有也不能改变城镇化的大趋势。我在山东淄博考察时，同一位农村妇女交谈，她说现在温饱不愁、衣食无忧，最大的愿望就是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我认为这就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所在。比如说，新建的农村社区有没有上下水?这是目前农村和城市一个很大的区别。千万不要小看上下水，当年美国罗斯福实施新政，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盖房子，而房子好不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没有抽水马桶。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拿抽水马桶来衡量一个家庭是不是中等收入家庭。这可能不完全准确，但也是一个有效的衡量标准。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农业土地生产率很高，但劳动生产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存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当年，我在河南做过调查，种植1亩小麦需要用多少工，1年种两季要用多少工。那时农民1年务农的用工时间不超过2个月，现在14年过
去了，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用工时间会更短。这样看来，农村还有相当多的富余劳动力，或者说农民就业是不充分的。我国之所以保持了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政策应对都很重要，但还有一个基本动力和重要基础，就是中国人民的勤劳，投入工作的时间很长。我在辽宁工作时注意到，东北农村有“猫冬”的习惯，后来慢慢发现城市赚钱的机会很多，务工的收入高，“猫冬”的人就少了，种完地就出门打工，多数人不愿意闲在家里。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还不充分，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这也是发展的潜力所在。因此，从需求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从供给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
释放城镇化带来的内需潜力，就不能抬高城镇化过程中人口转移的门槛。这几年，我们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现实需要，也是为了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至于受阻。现在保障性安居工程中50%左右的任务是棚户区改造，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城市二元结构，实际上有的城市已经出现了这类苗头，我们不能任其发展下去，否则就会出现“拉美现象”。对棚户区改造问题，需要高度重视。我们通常讲城乡之间二元结构制约现代化，实际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对发展的影响也很大，这在拉美一些国家表现为城市贫民窟。在我国，城市棚户区也具有二元结构性质。一些老企业的职工、已在城市就业的外来人口包括许多农民工，在城里没有基本的居住条件，也就没有基本的发展环境，这制约了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对此，应做深入研究、详细测算、科学规划，采取有效措施扎实解决。这是一个长期任务，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因为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结合部可能还会冒出一些简陋而又集中的房子，还有城中村的问题，都需要不断研究解决。
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目的，除了有利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外，就是要解决城镇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问题，并逐步让农民工进城后有个房子住，面积可以小一点，但得有住的地方。香港公屋和租屋占全部住房的50%，就是为了吸引各种劳动力群体，使城市充满活力。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它的有效运转和持续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支撑，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劳动者，就像有人形容的，城市不仅要有“拿手术刀”的，也要有“拿剃头刀”的，不仅要有“戴眼镜”的，也要有“戴安全帽”的。特别是我国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之中，更需要一大批普通劳动者、建设者。我们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城市为这些普通劳动者和建设者提供安居乐业的环境，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三、城镇化需要不断强化产业支撑
城镇化与工业化，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城镇化需要产业发展来充实，通过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创业，同时城镇化也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在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很好地协调了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实现了现代化。相反，在拉美一些国家，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出现反复甚至停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城镇化过程中产业发展没能跟进，企业结构不合理，就业创业问题解决不好，出现了城市贫民窟等社会问题。这正反两方面的情况，值得我们深思。推进城镇化，应当坚持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把城镇化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创业结合起来。
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美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提出了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最近国际上又在热议“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基本特征是新一代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结合，以数字化制造、新型材料应用等为方向。我们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要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顺应世界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同时应当看到，我国传
统产业在国际上具备相当的竞争优势，要注重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要引导产业向城市和园区集中，促进企业集聚发展。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那是对中国特色工业化的一种探索，对推进工业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模式今天已经走不下去了，需要集中布局、集聚发展，这也是大家已经形成的共识。
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城镇化创造了大量需求，服务业也就起来了。传统农业自给自足，而城市生产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服务。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扩大生活性服务业需求;城市生产要素的配臵、三次产业的联动、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会扩大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就第二产业而言，随着工业结构优化升级、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相应会减少一些就业。而服务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信息化，但由于其自身特点，个性化要求非常高，发展的种类多、空间大，会大大增加劳动力就业。服务业是城镇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子也反映了这一点。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和就业比重都在70%~80%以上，已经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比如，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医疗服务方面的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美国高达17.6%。我国目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只有43%，就业比重只有36%，医疗服务支出比重约5%，发展的潜力很大。还要看到，我国目前有1.7亿老龄人口，社会呈老龄化趋势，发展老龄服务和医疗服务，能够形成一个就业容量很大的产业。我们要把推进城镇化与繁荣服务业结合起来，加强政策引导和体制机制创新，充分挖掘和释放其中蕴含的发展潜力。
四、保障粮食安全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
我国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推进的城镇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70%左右，还会有几亿人口在农村生产生活。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和重大问题。没有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繁荣与发展。纵观世界发展史，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曾因一度忽视农业、农村和农民，付出了惨痛代价。因此，绝不能以牺牲农业和粮食来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这是必须始终坚持的。要算大账的话，推进城镇化是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河南同志给了一个数据，全省农村人均建设用地248平方米，远高于城镇人均建设用地100平方米左右的水平。从理论上讲，城镇化可以大量节省建设用地，但实际操作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土地调整客观上存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协调与匹配问题，需要创造必要的政策和体制条件。对此，在“三化”协调推进中要认真加以对待。
我国粮食生产虽然已实现“八连增”，但今后一个时期，随着人口增加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对粮食的需求仍将呈刚性增长，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解决粮食问题，根本上要靠科技和农业现代化。我们应着眼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因地制宜用现代技术支撑农业、现代设施装备农业、现代组织方式经营农业，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是关键。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基本国策。必须切实处理好建设占地和耕地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以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五、推进城镇化需要深入研究一些重大问题
推进城镇化，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很多，不少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各地情况又有较大差异，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深入研究和探索一些重大问题，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路子。
第一，城镇化战略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国城镇化战略与现代化战略如何衔接的问题。可以说，实施城镇化战略，能够使我国巨大的回旋余地得以充分施展。我到欧洲去访问，对方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要跟他们讲中国的城镇化前景，他们就会兴奋不已，觉得中国的市场实在太大，有合作的机会。如果只跟他们讲产业，讲中国要加快哪些产业的发展、提高哪些产业的层次，他们就觉得是在与他们竞争，就会琢磨怎么搞反倾销来限制我们。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需要提升核心竞争力，该发展什么产业就发展什么产业，但也需要营造一个国际合作发展的空间。潜力巨大的中国城镇化，既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大、最持久的内生动力，也是我国拓展与世界各国合作的新平台。因此，我们要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着眼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乃至站在保障国家安全的高度，统筹研究和实施城镇化战略。
上世纪30年代，我国有一位地理学家胡焕庸，他画了一条线，一直被国内外人口学者和地理学者所引用，称为“胡焕庸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大致是条45度的倾斜线。当时，这条线东南方占36%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6%的人口，所以他断定这条线的东南方是最适合人居的。这些年也确实是东南方发展得快，人口聚集得多，但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有56个民族，如果都在这条线东南方发展，不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城镇化布局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考虑国家安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很不平衡，呈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相对成熟的城市群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如何在中西部一些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加快培育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长极，值得认真谋划和推进。
我国在城镇化形态上，不同规模和层次的城镇发展也不协调。目前，中小城市发育不够，小城镇数量多但规模小，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1.9万多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仅7000多人，相当多的镇不足5000人。怎样找出有效的办法，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发展潜力，更好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也是一项紧迫的课题。
第二，土地利用问题。人多地少是我国城镇化的最大制约因素。但在提高耕地利用效率上还有空间，这主要表现为我国农业科技水平和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并不高，像黑龙江、河南这样的产粮大省，有效灌溉面积分别约为1/3和2/3，中低产田还有很大的改造空间。推进城镇化的过程是资源和要素在空间上优化的过程。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高效配臵，一定要坚持集约发展、有序发展，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完善城镇建设用地标准，强化人均建设用地指标控制，挖掘存量用地潜力。比如，云南目前“城镇上山”的做法，也是城镇化中转变土地利用方式的一种探索。
现在，有些地方从农村人口转移、村庄变化的形势出发，在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引导农民向城镇、中心村适度集中居住。这种探索，启发了大家对提高城乡建设用地效率的思考。但如何规范运作，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等现象，需要在实践中切实把握好。还有征地制度改革，怎样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实行合理的有差别的政策等问题，不少地方都有些实践。如何总结经验、更好顺利推进，也需要认真研究。
第三，户籍改革问题。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是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各地围绕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居住登记、积分落户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为解决人口城镇化问题积累了一定经验。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也正在研究之中。目前我国约有1.6亿的外出农民工，其中六成多在地级以上城市，两成多在县级城市，不到一成在小城镇。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各类城市如何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科学制定农民
工落户条件，实行差别化户籍政策，需要做进一步研究探索。比如，在一些特大城市及大城市，如何既适当控制人口规模，又保持有活力的就业结构?在中小城市，如何鼓励人口融入，更好地发挥集聚功能?这些都要重点研究。在具体工作中，应充分尊重农民工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具备条件的农民工为重点推进试点，综合考虑户籍改革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优化社会管理方面的双重作用。
第四，资源支撑问题。能源资源不足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这个国情决定了我国城镇化必须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走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的路子。当我国城镇化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时，将有10亿左右的人口在城市生活，能源资源能不能支撑、怎么支撑?确实需要深入研究。比如用电，目前全国人均用电量远没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城市用电水平又明显高于农村，农民变市民后即使按目前城市居民水平计算，用电量也会大幅增长，这就有一个怎么办、从哪里来的问题。还有油气资源，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4%。水也是如此，城镇居民用水高于农村居民，农民变市民后生活用水会大量增加。现在为了保障北京、天津等北方一些城市供水，已经实施大规模的南水北调工程，将来怎么办?这些都是制约因素。如何立足国内解决能源资源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
第五，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城市环境和生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前不久，社会热议PM2.5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农业污染量也比较大，但随着人口向城镇集聚，城市水环境和空气环境污染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在城镇化过程中，如何在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中抓住重点领域和环节，推进节能减排，如何在城镇居民中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也是一篇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文章。
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需要立足国情、开拓视野，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也需要一些重大的政策考量。目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要明确长远方向和战略任务，提出一些重大思路和举措，以指导全国以及各地的城镇化。在市县层面，也要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规划“三规合一”，以便更好地把各方面工作统筹起来。
总之，只要我们从国情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客观规律办事，就一定能把城镇化这一重大战略实施好，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