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后勤体制改革实行大联勤体制

第一篇：中国军队后勤体制改革实行大联勤体制

中国军队后勤体制改革实行大联勤体制

郝汉

摘要：军委领导指出：三军后勤保障一体化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坚持推进大联勤体制改革的方向，对加强军兵种建设也是很重要的。认识推进大联勤体制改革与加强军兵种建设的关系，需要立足全局来看改革对局部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坚定不移地按照一体化保障的方向和要求，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正确处理推进大联勤体制改革与加强军兵种建设的关系

关键词：后勤体制 军兵种建设 大联勤体制

以大联勤体制改革促进军兵种建设，大联勤体制改革能够促进军兵种建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提高军兵种的作战能力；二是有利于增强军兵种的建设效益；三是有利于强化军兵种的科学管理。

一、有利于提高军兵种的作战能力

一体化联合作战是系统与系统、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必须依靠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这种联合作战的特性，要求后勤保障一体化，从作战需要的全局出发，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后勤资源，从而更好地保障军兵种的作战需要。军兵种部队作战行动节奏快、流动性大，部队机动频繁，单凭自身的后勤保障力量，难以满足作战的实际需要。因此，依托全军联勤保障体系，充分利用全军乃至全社会的资源，构建与跨区远程机动作战相适应的基地保障和精干高效的伴随综合保障体系，就成为提高军兵种作战能力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一些军事强国推行联勤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因。

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发起突然，后勤保障的应急性更加突出，提高时效性已成为战时后勤保障的关键。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世界一些国家军队普遍以构建相对独立、聚合高效的后勤保障体制为目标，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更好地保障军兵种的作战。如美军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作战地点虽局限于地球一隅，但后勤保障却是利用在全球范围建立的保障体系，将战略、战役和战术后勤联为一体组织实施，有力地保障了各军兵种的作战行动。

我军大联勤体制改革试点和论证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整合全军的后勤资源，不断强化后勤不同层次的五种能力：一是强化总部的系统整合能力，把能统的尽量统起来，使军兵种专心致力于作战能力的建设；二是强化军兵种后勤的专用保障能力，在坚持通专一体大方向的前提下，把军兵种作战实际需要的专用保障力量保留下来，而且要编实配强；三是强化战区后勤的指挥协调能力，顺应领导指挥体制调整改革的发展趋势，突出战区后勤平时战备建设和战时指挥功能，逐步将其融入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四是强化区域后勤的联勤供给能力，建立总部与联勤分部的直接业务领导关系，以联勤分部为核心，整合区域后勤保障资源，实行区域化保障管理；五是强化作战部队的综合保障能力，适时归并部队保障渠道，提高战时综合保障效率。

二、有利于增强军兵种的建设效益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努力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对军兵种建设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积极推进大联勤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军兵种的建设效益。

从整体上制定军兵种建设的规划计划。军兵种建设是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军队建设的全局筹划军兵种建设。大联勤体制改革的实现，能够更好地把军兵种建设的规划计划融入到军队整体建设的规划计划中去，能够更好地把军兵种的保障纳入到军队的整体保障中去，也能够更好地从整体上把军兵种的规划计划制定好，从而增强军兵种的建设效益。世界一些国家军队的做法是，通过建立健全总部级的联勤体制，科学计算和统筹规划国家和军队的整体后勤保障能力，为军兵种制定建设规划计划确定总的方针和原则，从而确保军兵种建设规划计划的科学性。

从体制上解决军兵种建设的实际问题。战争年代，我军由于根据地分割和部队分散作战，客观上需要建立“大而全”、“小而全”的保障体制。在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推动下，军兵种建设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资源需求不断增长。从军队信息化建设的特点来看，资源的相对有限和建设上的高投入、高消耗、高风险，使后勤保障越来越呈现出战略性特征，要求对保障资源实行集中统管，由军兵种负责履行后勤建设的职能正在逐步弱化，需要的是建立集中的建设体制和保障体制。如俄军为强化军兵种建设和军队的一体化保障，实行以区域联勤为重点的改革，后又推出大联勤的构想，将武装力量和有关的后勤部队转隶保障中心，使区域保障中心成为军事力量的保障实体，既将各军兵种分散的后勤力量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精干了军兵种建设体制，使各军兵种能够集中精力抓作战能力建设，也便于发挥后勤的整体优势，及时、快速、高效地保障部队，使各军兵种能够增强作战效能。从我军的实际情况看，推进大联勤体制改革，也能够从体制上解决军兵种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努力避免军兵种后勤在职能、机构、人力及程序方面的不必要的重叠，从而在整体上增强军兵种的建设效益。从机制上促进军兵种建设的相互协调。正确处理好后勤的“建”与“用”，制定衔接紧密、责任明确的资源补给程序，建立严密、简捷、透明的后勤供应流程，有效地防止重复建设，实现资源的军兵种共用，是提高军兵种建设效益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的经验充分证明，现代军队体系越来越复杂，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专用保障在联合作战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联勤体制下的统与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和谐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这也就是说，在强调联勤保障通专一体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军兵种专用保障的重要作用。

三、有利于强化军兵种的科学管理

管理是一门科学，科学管理出效益。在推进大联勤体制改革中实行科学管理，关键是要围绕“大”字更新观念、做好工作、建章立制。

围绕“大”字更新观念，加快改革步伐。现代科学管理，注重更新管理观念。推进大联勤体制改革，既是军队后勤保障的创新，也是军队管理观念的革命。军队构建大联勤体制，必然要求实行“大管理”。这就几乎强制性地要求改变传统的习惯思维和管理方式，按照一体化联合作战和信息化建设的要求，树立“大管理”的观念，做到系统筹划、科学管理、协调发展。推进我军大联勤体制改革，要围绕“大”字更新观念，围绕“大”字想问题、办事情，联勤系统和各军兵种

共同努力，改革的步伐才会加快。

围绕“大”字做好工作，实现改革目标。现代科学管理，注重实行目标管理。大联勤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大”而不是“小”。具体的特征是：注重横向协调，多边协作；强调集中决策，分散实施。推进我军大联勤体制改革，要根据发展方向和改革目标，在科学决策、系统论证的同时，按照综合集成的思路和方法，做好总体方案的制定，抓好各项调整改革任务的落实，确保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这不仅是联勤系统的主要职责，也是各军兵种的重要任务。通过积极参与并认真地贯彻落实大联勤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各军兵种可以对影响建设与作战的因素和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证，充分运用大联勤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和管理方法，及时制定并采取相应的调整改革措施，促进军兵种改革目标的实现。

围绕“大”字建章立制，巩固改革成果。现代科学管理，注重依照制度管理。在推进大联勤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总结和运用好取得的经验，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改革成果，要把那些被实践证明了的管用的经验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作为指导全军深化改革的依据。为此，要根据战略筹划和科学管理的要求，加大法规制度建设的力度，既要填补尚缺的法规空白，又要对现行的法规进行修订，以法规制度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促进大联勤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与此同时，还应组织对已有的改革成果进行评估。根据联勤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质量标准，建立由领导、机关和专家相结合的评估组织，对改革的各项指标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

佚名 《新军事变革下的中国军队后勤体制改革》 新华网 2009-07-19

李彭城 《混合经济体制下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探讨》 商业时代杂志社2009-08-28 刘乃兵 《深化大联勤体制改革须克服制度缺失现象》 军事经济学院报 2008-05-02

第二篇：中美地方政府体制比较及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中美地方政府体制比较及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摘要“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尽管中美两国在政治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迥然不同，但美国地方治理的一些措施，在有些方面对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一、美国地方政府体制

（一）美国地方政府的概念与中国单一的、全能的公共权力层级制不同，美国的公共权力结构是多中心的、分散化的多样性模式。因此，美国地方政府所指的范围与中国地方政府有着很大的差别：首先，在中国，除了居于金字塔结构顶端的中央政府以外，纵向上从省、市、自治区直至乡镇、街道，横向上覆盖全国的所有层级、任何规模的政府均称为地方政府。而在美国，地方政府则是指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外的所有政府类型；其次，中国所有地方政府和其上一层级政府及中央政府都有行政隶属关系，而美国无论是地方政府之间，还是地方政府和州政府，联邦政府之间，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实行地方自治；再次，中国的地方政府与行政区划完全一一对应，不存在跨政区的地方政府，而美国人曰普查局则认定了20个州际实体，其中多数地跨两州，个别跨度更大，而且一个地区多个政府存在的现象也很普遍。

（二）美国典型的地方政府体制类型1.市县委员会制美国一些小城市和县的委员会通常由3—7人组成，由选民选举产生，行使议决权。每个委员会分别担任一个行政部门的首长，主管相应事务。委员会任命一名委员为市长，行使礼仪职责。委员会对各行政实体集体领导，承担行政机关的职责。委员会制主要的特征是城市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同时掌握在一个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手中，委员会成员既是议员，同时又以个人身份作为部门首长履行职能。

2.市县经理制在美国一些市县，由议会行使议决权、执行权。议会聘任一名经理，作为首席执行官，指挥、管理各个行政部门工作，有权雇佣行政工作人员（职员），市长由议会选出担任礼仪职责，不干预行政工作。美国市县经理制的主要特征是立法权和行政权都掌握在市议会或县议会手中，但市县议会将行政权委托给一位市县经理作为行政首脑和管理官员。

3.市行政长官制市长作为执行首长由选民选出。市长任命一位首席行者官来领导和管理行政工作。行政官任命和撤换雇员，监督城市人事工作，管理预算，协调是政府机构的工作，处理日常事务和充当市长的行政顾问。由于行政官负责处理日常的行政工作，市长就能够从事全面领导，集中处理全局性重大事务，向议会提出政策性建议，为城市规划建立公共援助基金等重大事务奋斗。市长任命的行政官通常并无明确的任期，在某些城市却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这种领导体制，是试图集强市长议会制和市县经理制的优点于一身的一种尝试。主要用于较大的城市。

二、中国的地方政治体制

（一）我国的地方政府体制在民主集中体制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为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上级行政机关的下级机关，因而拥有两方的权力。中国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当地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接受当地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监督，并对其负责；作为下级行政机关，接受中央和上级行政机关的领导监督，并对其负责。作为后一种身份，除完成中央与上级人民政府布置的工作外，还代表中央和上级人民政府负责协调和监督中央和上级政府在其辖区所设置的行政机构的活动。

（二）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存在的问题1.我国的地方政府与行政区划完全一一对应。我国的地方政府体制是依行政区划及中央机构的设置而设立的，这一方面便于政府的管理，但另一方面，这种设置也导致了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以及盲目竞争和重复建设。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沿海地区的港口建设就存在着这种问题。2.地方政府高度集权。目前全世界的行政权都有扩张的趋势，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地方政府应是处于同级人大的领导和监督下的，但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人大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充分认识到它所拥有的职权，更没有很好履行它的职责，这就使地方政府忽视人大的作用。这就给了地方政府一种错觉，它只是对上级人民政府负责的，它的权利仅仅来源于上级人民政府。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讲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做人民公仆，简直无从谈起，所以所谓的法制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都只是停留在口号上。3.同级地方政府结构的同一性。我国地域辽阔，不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地理环境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在这种差异性的基础上建立完全相同的地方政府体制结构显然是不适应的。4.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人员素质、法制观念有限。越是低层的地方政府，其管理水平、人员素质、法制观念就越是有限。但真正跟人民接触最多，最了解人民需要却是基层地方政府。所以不能把那些优秀的人才都集中到中央政府去做决策，不从实际出发的再完美的决策也是难以奏效的。5.机构设置、职能方面的问题。由于党政关系没有理顺，所以我国的党政机构无论是在设置上还是在职能上都存在较为严重的重复现象。有两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一，机构设置缺乏法律的约束，不可避免受行政首长意志影响，因人设事、因人设机构。其二，机构对口设置，中央政府设置什么机构，地方也跟着设置什么机构。

三、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

（一）改革需要整体设计，自上而下推进。在目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需要中央先进行框架型设计，确定改革的方向，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相应的机构和职能，实施中逐步推进。只有地方政府的小打小闹的改革是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只有中央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才能带动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

（二）地方政府组织形式上的多元化。我国同级地方政府的结构是同一的，但实际上每个地方的公众都有他们自己的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为了满足公众的分散的多样需求，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专门性的、地区性的特殊问题，有必要建立次级的、小规模的地方政府机构，使得政府官员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不同公民群体的不同偏好，从而更加迅速全面地回应公民的要求。这在促使政府转变只对上级人民政府负责的观念上有很大作用。当然，这些小规模的地方政府机构是应该要实行自治的。同时，对于一些涉及公众范围较广、规模效益明显且影响面较大的一些公共问题，则力求突破行政区划或原有地方政府体制的制约，谋求成立跨省、跨市、跨县、跨乡镇的特别目的大区政府。

（三）行政层级的重新确立。目前，我国的行政区划是四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我国的地方自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是单一制的国家，完全实行地方自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应该考虑实行乡镇自治。为了切实把乡镇治理好，可以借鉴美国的市县经理制的一些做法，聘请专家进行治理，可以由地方自己聘请，对于一些贫困的地区则可以由国家帮助聘请，但不对国家负责而只对地方负责。另外，46个较大的市（如何界定“较大的市”？国务院己批准青岛、齐齐哈尔等18个市为“较大的市”，加上自然成为“较大的市”的28个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共计46个），应该维持目前的市领导县体制，较大的市的经济比较发达，而且城市发展比较完善，所以对周边的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而且这种领导是有法律依据的。但也需要做一些改革：目前我国的体制是市对区县有绝对的领导权，改革后则市不再对县有绝对的领导权，而只有部分的管理权限。市无权直接干预县的具体运作，它们更多的应是一种合作关系。在某些方面城市毕竟经济实力更强，基础设施更完善，所以在这些方面县与市合作，市为县提供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共享。而对于其他行政级别的市来说，他们本身的发展有限，几乎跟县没有差别，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带动作用，可以考虑市县合并，因为经济发展都差不多，如果合并不但能更有效实现资源共享，而且可以减少行政层级，节约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对于较大的市来说这也是他们的发展趋势。

（四）纵向权力关系上的分权导向。美国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分权措施，将相当一部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事权下放地方政府，强化地方政府的自主性管理责任，也使其承担更多的管理与服务成本。特别是尽量把权力下放或分散到直接面对实际问题和直接提供服务的基层机构及主管人员手中，使基层机构、主管人员以及普通公务员能及时决策并较快处理问题。另外，还把有关社区事务的管理授权给社区组织，让社区居民普遍参与社区管理。这种分权或是说权力下放的措施正是我们的地方政府体制改革所应有的内容。

（五）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我国所有地方政府和其上一层级政府及中央政府都有行政隶属关系，这种隶属关系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体制，甚至导致地方政府只对上级政府负责，而忽视当地人民的现实利益，所以对上下级关系做出调整是有必要的，美国的市行政长官制，市长作为执行首长由选民选出。市长任命一位首席行者官来领导和管理行政工作，处理日常事务和充当市长的行政顾问。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把上级政府视为市长，而下级政府就是其任命的首席行政官，也就是说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只是大政方针上的领导，而不干预下级政府的具体运作，没有所谓的汇报请示工作，只要不违背社会主义方向，不违背宪法和法律，下级政府就可以自主行使职责。

（六）公共产品和服务对象的顾客导向。破除政府机构本位主义和对上级政府负责的传统思维定势，确立本地区纳税人是各政府机构顾客的观念，通过社区调查、客户问卷、联系走访等方式了解公众需求，在此基础上，按照调查统计数据对公众需求进行归类，并进而对顾客群体进行细化，为公众提供量身定制式的个性化服务。同时，还仿照企业顾客管理的模式，建立健全公众对政府服务的快速反馈机制，及时矫正政府自身不当或偏离公众目标的行为。

参考文献：[1]龙朝双.谢昕.地方政府学.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1.[2]谭君久.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3]张智新.美国地方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行政论坛.2005（6）.[4]施富兰.美国地方政府的管理方式及其借鉴意义.新疆社科论坛.2005(4).[5]谢宝富.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200（45）.

第三篇：俄军后勤体制1

俄军后勤体制

有人讲：现代高技术战争某种程度上是打后勤。第二次车臣战争，俄军后勤保障系统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仅1999年为期3个月的军事行动就耗资近20亿美元。在物资保障方面，俄军每天要保障航空兵出动100余架次、战斗紧张时多达150—200架次的航空油料和弹药的消耗。还要保障参战人员的防寒与防弹被装、保暖帐篷、野战浴洗设施、口粮和每天至少一次热食，以及作战地区居民日用品供应和对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未雨绸缪 预有准备

这次车臣战争发起之前，俄军不仅依据未来主要作战方向，有针对性地加强了作战地区物资储备，而且还结合未来可能实施的作战行动，不断检验和调整后勤保障预案，提前进行各项后勤保障准备。1999年8月，俄军在达吉斯坦进行了一次“首长———司令部演习”，除了演练各强力部门在封锁和消灭车臣入侵匪徒时的协同之外，还重点演练了实施后勤联合保障的手段和方式方法，为这次车臣战争后勤保障提供了经验。革新体制 统一指挥

这次车臣战争中，俄军根据联合作战和综合保障的需要，改变了和平时期的后勤保障体制，设立了后勤联合指挥机构，既统一协调、统一控制各专业部门的工作，又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各军兵种和各强力部门的后勤保障活动。服务实战 多重保障

在这次车臣战争中，俄军首先采取了划区保障。扩大武装力量后勤的区域保障系统，打破各强力部门之间的界限，将自成体系的内卫部队、边防部队、安全部队等联邦所有部队的后勤机关、保障力量和设施，全部纳入武装力量的区域保障系统。战争中，北高加索军区后勤的各保障区，直接担负对区域内的国防部所属诸军兵种部队和其他强力部门所属部队实施保障。各保障区内不仅存储着陆军部队需要的物资，也有其它军兵种所需作战物资。其次，是实施了系统支援。在这次车臣战争中，俄军使用了经费保障分系统、物资供应分系统、卫勤保障分系统、军人日常生活保障分系统和建筑营房保障分系统，自上而下地实施系统支援保障，相对独立地遂行保障任务，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举国关注 全民动员

这次车臣战争后勤保障与上次相比，最突出的是得到了俄国内上下的大力支援，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国家除了按有关规定增加参战人员工资、提供人身保险、提高抚恤金标准外，还动员使用了各种力量。在国内广泛实施了动员、捐款、献血，筹措并运送食品、药品、衣物、香烟等物资，提供后方医疗服务，快速生产军队作战物资，支援保障车臣作战部队的需要。比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库班市，向驻地军队医院捐款150万卢布，用于救治住院的俄军伤员，并赠送了药品。在车臣地区，随着“安全区”地方政权的开始工作，俄军一边向当地群众提供食品保障、卫生救治，一边尽最大努力争取当地政府特别是当地群众提供人力、物力支援。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正式宣誓就职俄罗斯总统。当年8月，俄格军事冲突爆发，梅德韦杰夫抓住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时机，迅速作出军队改革的重大决策，于9月15日发布了“重塑军队面貌”的命令。一个月后，俄罗斯国防部正式出台了《2009~2012年军事改革计划》，标志着俄军“新面貌”改革正式启动。这一改革的总目标是：到2012年俄军人数将从120万人裁减到100万人，军官人数将从35.5万人降至15万人，从而建立起一支全新的、高度机动、装备现代化的能够遂行多种军事任务的军队。近两年来，在梅总统和俄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俄军改革

正在按计划推进实施，军队面貌正在改革中发生新的变化。

俄军的后勤改革涉及完善后勤物资供应保障体系和大幅度提高军人福利待遇，包括工资、住房、医疗、再就业培训等，这是落实梅德韦杰夫总统承诺的“使军队更高效、更现代化，俄军人的生活更加舒适”的重要改革内容。然而，这方面的改革必须投入巨额国防经费，包括设备采购、退役安置、住房保障、信息化建设等所需经费，同时必须与国家向军人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相配套，将面临诸多困难。

后勤保障也应统一指挥，分别组织。战略导弹部队核反击作战的后勤保障，通常由战 略导弹部队后勤统一指挥，并由各参战基地后勤分别组织实施。其任务是： 区分、配置后勤力量，组织实施专业勤务保障，协调内外关系，组织指挥后 勤机关、部（分）队的军事行动等。在组织指挥各专业勤务保障上，要及时 向所属业务部门传达上级指示，介绍有关情况，明确任务，提出要求，充分 发挥后勤各业务部门的作用；综合平衡保障计划，及时下达保障指示，督促、检查各项保障工作的落实情况。在协调内外关系上，要精心组织和及时调整 各种协同计划，与有关战区及其后勤分部、各业务部门，与作战部队、配属 部（分）队、地方支前机构，协调一致完成保障任务。总之，各级后勤指挥 员要随时了解后勤保障情况，适时调整力量，采取恰当措施，实施坚定、灵 活、不间断的指挥，对核反击作战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军队后勤保障体制，是军队实施后勤保障的组织体系和制度的统称。它 包括：各级后勤保障机构的编设和相互关系的确立，保障内容和范围的规定，保障机构职权的划分和各种保障制度的建立等。按照保障职能，后勤保障体 制的基本构成部分为物资供应体制、卫勤保障体制、技术保障体制和交通运 输体制等。

军队后勤体制的演变是战争形态演变的“协奏曲”。战争越发展，军队 现代化程度越高，越要讲究并建立科学的军队后勤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是后 勤体制的核心系统，它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整个后勤体制的变革起着关键的 作用。为此，各国军队在不断调整体制编制中也都把后勤保障体制视为提高 保障能力的“倍增器”，把改革后勤保障体制作为后勤改革的主旋律。

（一）提高社会化保障程度，向军民一体化发展

从浩瀚的后勤保障史料中可以看到，在古代战争中，后勤保障体制既寓 于作战体制之中，又寓于国家行政机构之中，结构极为松散。掠夺性的就地 取给，临时征用商人或组成辎重队实施伴随保障，是当时后勤保障的基本方 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兵器日益发展，战争规模扩 大，军队机动频繁，专门的后勤保障系统逐步形成，组织结构也逐渐完善，现代战争的高投入、高消耗对后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靠军队建制的后勤 力量已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必须以国家雄厚的物质资源和强大的技术 力量作后盾，充分利用国家力量，发挥社会各系统的合力，提高社会化保障 程度，形成寓军于民、寓民于军，军民双向兼容的一体化后勤保障体制。这 既是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后勤保障体制发展的必由之 路。外军十分重视提高社会化保障程度。日军认为：在后勤保障体系中，采 用以军队力量为主、以地方力量为辅的体制，难以适应短期大规模消耗战的 需要。因此，广泛地，积极地利用强大的地方后勤支援能力，建立补给、维 修、回收、输送、卫生等以地方力量为主体的后勤保障体系，越来越重要。在美军“空地一体战”后勤理论中，把筹措和利用民间资源，增强后勤保障 能力，作为对战区、战役后勤的重要要求之一。德军也认为，将来必须完全 将民力支援作为后勤的第二条腿。在相对和平时期，保持庞大的军队后勤力 量不但国家经济难以承受，而且也没有必要。为此，世界大多数国家部把战 略重点放在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上，把后勤保障体制寓于国家经济体制 之中，把军队后勤力量寓于社会经济之中。

提高社会化保障程度，就是要组织社会的人力、财力、物力、科技力，对军队建设和作战进行综合性支援。凡是社会可以供应和保障的，均与社会

共同组织实施。这种平战结合、军民一体化的后勤保障体制，是由军队后勤 与社会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可以相互替代、相互转换、相互支援的兼容性特 征所决定的。充分利用国民经济中所包含的军事经济功能，充分发挥社会保 障系统中蕴含的军事保障功能，加强军队后勤与社会经济的横向联系，可使 军队后勤保障摆脱自我封闭、自我保障的旧格局，加速军队后勤的质量建设，大大提高军队后勤人保障能力。

（一）提高社会化保障程度，向军民一体化发展

军民一体化，就是把军队后勤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结合进行，在布局、产品、生产能力、科学技术、人才等方面，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结合。平时，一方面要把军事技术向民用转移，开发民用产品，后勤保障设施实行军 民共用，后勤保障队伍开展有偿服务，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 经济建设要兼顾战时军事需要，使军队后勤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融为一体，增强军事经济潜力。战时，能把寓于国家经济中的后勤保障潜力迅速地转化 为军队后勤保障实力。

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军队，随着其国家转入市场经济，在实施后勤改革中 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逐步实现后勤社会化保障。目前主要是将军人的日常 生活服务交给地方，增加从市场获取物资的比例。俄军总后勤部长 B·T·丘 拉诺夫上将提出，军队的一切活动都取决于国家的军事经济状况和军队后勤 保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要求各地方政府根据《国防法》的规定，通过执行 国家订货和与军队签订供货与劳务合同直接参与军队的保障。

（二）扩大统供统管范围，向三军联勤体制发展

俄军从 1993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区域性后勤保障体制。其做法是：视军区 的大小各建立 2—4 个后勤保障区域中心。每个中心都有管理指挥职能，下辖 一些仓库、基地和给养供应处。区域中心有独立支配权、指挥权。其任务是： 从根本上改善全军各部队的供给，简化食品、服装、医药器材、各种材料的 供给手续；负责制订诸军兵种的供给计划，组织采购、储备、分配，修理后 勤器材和技术装备；解决战斗和机动准备的根本问题，积累并梯次配置物资，更新储备。据俄军总后勤部长丘拉诺夫透露，下一步改革将成立一个全军统 一的联勤领导机构。

（三）增大各专业综合化成份，向“积木式”灵活编组发展

从专业类型上分，现代后勤有财务、物资、军械、军需、运输、油料、卫生、营房等专业构成；从所属部（分）队分，有仓库、汽车、医院、船艇、航空、工程、通信、警卫等部（分）队构成；从科学技术上看，涉及到电力 学、动力学、医学、航空技术、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航天技术等等。随 着新型武器的使用和新型部队的建立，后勤还会出现新的分工。在发达国家 的军队后勤中，专业技术工作分类多达 2000—5000 种。但是，在高度分化的 同时，各种专业勤务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一种勤务工作的实施需要多种勤 务的配合，又呈现出综合化的趋势。

在 80 年代初，原苏军将运输、前送、后送、储存、供应等勤务作业合并 起来，形成了综合保障系统。在陆军集团军一级，将原汽车运输团、野战供 应基地、管线营和其他有关勤务分队合并成物资保障旅；在陆军师一级，在 原汽车运输营的基础上组建独立物质保障营；在团一级，组建独立物质保障 连。独立物质保障营能完成接收、储存和分发各种物资，车辆和装备加油，后送损坏和闲置的武器、技术装备及设备、器材，供应面包，提供沐浴服务 等任务，大大提高了物资勤务的综合保障能力。

第四篇：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支持下，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历史教训，把握当今时代的特征和发展潮流，作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思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天地、新境界，也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艰辛探索之路。

确定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方向，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我国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日益复杂，这一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的不断深入，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特别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因此，党的十四大明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选择

（1）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发挥作用。

（2）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

（3）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来谈自己的发展。世界经济运行离不开市场机制的调节。我们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只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引人市场机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大量的事实证明，凡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较充分的地方，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较充分的时候，经济的活力就比较强，经济增长就比较快，经济效益就比较高，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就比较大，社会发展态势就比较好。综上所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既有效地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社会全面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通往富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第五篇：行政复议实行委员会体制的利与弊

行政复议实行委员会体制的利与弊

摘要：当前我国的行政复议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行政复议案件数量还是偏低，现实中呈现出“大信访、中诉讼、小复议”的格局，行政复议远没有发挥解决行政纠纷的主要渠道作用。本文试以北京、黑龙江省等地行政复议实行的委员会体制为思考着力点，结合我国现有行政复议体制，从行政复议的性质及特点入手，重点围绕行政复议价功能定位、审理机制完善、制度健全等内容，认真分析行政复议实行委员会体制的利与弊，并对完善委员会体制提出一些实际建议。

关键词：行政复议

管辖

司法化

行政复议管辖体制及运行机制是行政复议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其设定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行政复议功能的发挥。当前，北京、黑龙江省等地经过多次研究论证，从改变工作机制上入手，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初步构建一个政府主导、专业保障和社会专家学者参与的审理案件模式，即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拉开了行政复议改革探索的序幕。本文试从分析当前部分地区行政复议委员会新模式入手，将这种委员会体制与现有复议制度进行全方位比较，着重围绕行政复议功能地位、特征、制度运行等方面进行较深入的比较论证，为行政复议法的修改与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一、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设立背景和特点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加剧，发生在基层的行政争议呈逐年上升趋势，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一些历史欠账多、发展压力大、新旧矛盾互相交织的地区，信访事件、尤其是大规模群体性信访事件时有发生，城市拆迁、土地征用、企业改制、劳动保障、土地林地权属争议等方面积累的矛盾比较突出。行政复议作为一项便捷、高效、直接解决问题的权利救济手段，在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群众诉求表达、协调行政关系利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具备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的特有优势。但是，由于行政复议制度在我国建立的较晚，办案方式基本上都遵循内部审批模式，受行政复议人员素质、行政领导依法办事意识等个人因素制约较大，不能够从制度和机制上充分保证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同时，很多群众还不习惯、不善于通过合法、理性的方式来表达诉求，致使行政复议制度在维护社会持续稳定、监督机关依法行政、保障群众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创新行政复议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为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解决社会矛盾、规范执法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引导群众以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矛盾，在征求国务院法制办意后，黑龙江、江苏、山东、海南、贵州和湖北等地区经过多次研究论证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从改变工作机制上入手，初步构建一个“政府主导、专业保障和社会专家学者参与的审理案件模式，即行政复议委员会模式，开始了对行政复议的改革探索。

在性质定位上，这种模式着力于推动行政复议机制从内部监督行政化向权利救济司法化过渡，有着“准司法性”的特征。在机构设置上，明确行政复议委员会受同级政府授权，直接对政府主要领导负责的、相对独立于其他各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案件议决机构。在管辖范围上，改变过去行政复议机关过多、机构臃肿的局面，着力于建立一个完整统一、运转协调、办事高效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在办案人员构成上，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人员机构大大优化，政府以外的法学教授、资深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外部专家委员”比例超过80%。

总体来讲，这种模式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框架内，参照西方主要国家行政复议制度，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改革探索模式。这种模式对现行行政复议制度作了较大改进，体现行政复议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将现行行政复议机构松散在各行政机关进行资源整合，更具统一性、规范性。但离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来讲，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还存在一些内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二、行政复议实行委员会体制的比较优势

（一）从实现行政复议的功能定位来看，委员会体制有利于行政复议价值实现。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首先任务就是要解决具体制度构建的价值取向问题。从现有依据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中办发[2006]27号）文件明确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方面的作用，突破了过去行政复议作为政府内部监督方式，强调行政复议是作为法院司法救济以外的一种行政救济制度。从行政复议的表现形式来看，行政复议的启动以申请人提出申请为前提, 并遵照一定的程序，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两个当事人之间进行居中裁决的“准司法”行为。从复议实践看,行政复议实行全面审查原则,通过对案件的审理,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因而，行政复议在本质上是“裁决”而不是“监督”。

“行政复议现有的状况无法让相对人对其公正性产生理性 行政复议制度的缺乏基本的信任，导致大量行政争议没有经过行政复议而直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许多专家学着提出对行政复议进行司法化的改革思路。行政复议委员会正是从案件审理人员组成上，改变过去单一行政机关人员办案的格局，在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广泛吸收行政机关以外的法律方面的教授、学者、资深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外部委员”，这些外部委员约占全部委员的80%，在形式上确立行政复议并非完全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行为。其次，行政复议委员会更是从完善办案程序入手，探索性研究行政复议合议合议裁决制度、公开听证等制度，尽量让这项权利救济途径更加公开、公平、公正，使行政复议的价值得到最大体现。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利于改变当前行政复议行为过分“行政化”的诟病，使程序过于简单化行政复议显得更加丰满，同时申请人也更容易了解行政复议审理的情况，进一步推动了行政复议走向司法化。

（二）从实现行政复议的独立性来看，委员会体制有利于行政复议实现程序公正。

行政复议实践过程中，繁琐复杂的内部处理程序往往导致行政复议解决行政争议效率不够高，办案程序过于行政模式，行政复议决定的公正性也大打折扣。比如，市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复议案件，在行政复议机构内部一般要经过承办人办理-科长提出意见-分管领导听取汇报-法制办主要负责人审核等环节，拟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代拟稿后，基本按照本级政府的分管副秘书长-秘书长-分管副市长-市长等多个环节审签下发。而行政复议委员会从行政复议办案机构相对独立入手，独立受理、审理行政争议案件，其整个办案行为直接对一级政府负责人负责，有利于复议决定摆传统的公文办理模式，避免过程繁琐复杂，出现“黑箱”可能性降低，保证行政复议的权威性、公正性，提高行政复议的公信力。

由于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活动,不少行政机关负责人将复议工作混同于一般的行政公务，复议活动受行政内部各种关系的影响和干扰较为普遍，导致行政复议决定公正的可期待性大打折扣，使得复议机构难以充分履行职责，行政复议决定维持的多，而变更、撤销的少，复议变成走过场，流于形式，严重影响了行政复议裁决的公正性。行政复议委员会打破过去案件办理程序，大胆引进“外部委员”，主动吸引当事人参与案件审理中来，对避免 “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现象，遏制长官意志，避免了行政机关的任何一责任人都有都有可能改变复议机构的初拟意见，有利于行政复议实现程序公正。

（三）从实现行政复议的统一性来看，委员会体制有利于复议资源优化配置。

便民和高效是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也是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的优越性所在。便民和高效原则要求建立一个完整统一、运转协调、办事高效的行政复议机构体系，便于行政相对人提出复议申请。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国拥有复议管辖权的机关数量庞大，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国务院各部门，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都拥有行政复议管辖权。如此层级众多、数量庞大的复议机关的存在导致了复议工作过于分散，难以统一管理；政府机构臃肿，国家的财政负担沉重。其次，行政复议管辖“条块结合”、“多头共管” 造成了多机关、多层次共同管辖的格局，导致了行政复议管辖权的混乱和行政复议机构的重复设置，浪费了有限的行政管理资源，复议制度不能有效运作。

行政复议委员会从调整行政复议案件管辖入手，按照保证行政复议权威性、专业性、公正性的要求，对现有的行政复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这也是此次部分地区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最大亮点。行政复议委员会将现有的政府部门的行政复议复议职能分离出来，统一由行政复议委员会行使，集中审查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组成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和向政府部门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审理政府法定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和相对集中审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按照规定，由行政复议委员会相对集中审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法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及时加盖公章并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案件另行受理、审理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意见,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履行行政复议决定。这一系列改革，不仅仅有利于缓解当前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偏少、能力偏低、经费紧张的困局，也大大提高行政复议资源利用效率，保证了行政复议决定的公正性。

（四）从实现行政复议专业化角度来看，委员会体制有利于提高案件办理水平。

行政复议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准司法性”，这就要求行政复议机构的业务单一化、专职化；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不仅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较高的法律职业素养，而且也应当是具备某些业务方面的基本知识，以保证其合法、公正的行使职权。目前大量行政复议案件发生在市、县，而很多市、县政府法制机构力量薄弱、专职人员配备严重不足，行政复议人员专业水平更是不容乐观，使得行政复议工作开展困难。

委员会体制正是把握当前行政复议机构专职人员严重不足、专业化程度不高的困局，做出了变通改革。通过改变复议案件管辖权，适当增加行政复议机构编制人员，将部分部门机关行政复议人员调入或者借调到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充实了行政复议机构队伍，基本做到专人专职，有力改善队伍干部结构，保证行政复议案件基本办理。通过聘请政府以外的法学教授、资深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外部专家委员”比例超过80%，吸收部分政府部门负责人，提高行政复议人员整体素质，有效弥补了行政复议机构专业化程度偏低的问题。

此外，部分地区试点实施的行政复议人员资格制度，围绕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任职期限、选任程序、身份保障等问题，制定了操作制度，整体上提高行政复议人员水平，有利于提高行政复议案件的办理水平。

三、行政复议实行委员会体制的现有缺陷

行政复议委员会来审议行政复议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套用一般行政事务的处理方式来审理案件的做法；委员会吸纳资深专业人士参与行政复议案件审理，在构成上也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代表性和独立性，增进了申请人对案件裁判结果的认同。但审慎地思考，我们不得不承认委员会在组织和运作方式上，依然面临着合法性不足的问题。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现有客观条件来看，委员会体制运行存在现实困局。按照现行《行政复议法》第12、13、14条之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部分地区试点实行行政复议委员会独立运作，实质上已经调整了现行行政复议体制，采用了行政复议权相对集中模式，从严格意义上讲是缺少法律依据的。

其次，政府法制机构任务重、人员少、工作条件差、经费紧张等现实状况影响复议委员会体制的正常运转。一直以来，各级政府法制机构，特别是市县级政府法制机构人员少，但工作任务并不少，这就使法制机构难以投入充足的精力专注于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行政复议工作面临着办案人员紧张、办案设施简陋、办案工具简单、办案经费短缺的现实问题。特别是随着行政复议委员会体制的推进，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必将急剧增加，如果行政复议机构编制、经费、办公条件等硬件问题又得不到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便显得更加突出，推进实施行政复议委员会体制的目的就难以实现。行政复议效率性和公正性都难以保障。

（二）从复议机构对行政首长的依附性来看，委员会体制不利于复议工作的组织领导。

当前，任何行政工作特别是改革工作的推动前提是要以组织领导为前提。无论是行政复议委员会还是政府法制机构，审理复议案件，本身均不具备完全独立性，均以复议机关的名义进行。因此，推进实施行政复议委员会体制，加快行政复议制度改革更需要获得各级政府、特别是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应该说，部分省市实施的行政复议委员会体制减少了行政干预、推动行政复议行为相对独立，但改革也使一部分人失去了行政复议权力控制，客观影响了行政机关领导对复议工作组织领导的积极性。

在机构设置上，委员会下设的办公室是具体办理案件的，专业人员都在办公室内，办公室又为非独立机构，其人员配备和职权行使不具有独立性，最终不能真正独立行使裁判权。这样的模式再加上委员组成基本上是以官衔来确定的，如市长、分管副市长、各政府工作部门的首长，可能是复议委员会成员，会很容易造成行政复议委员会和其他众多多临时办事机构没有任何区别，成为一个新的虚设机构，难以引起行政首长对行政复议工作“刮目相看”，加强直接领导的动力。

（三）从复议工作整体推动来看，委员会体制缺少机制支撑。从人员构成上看，部分地区试行的行政复议委员会尚未建立专职复议人员数据库、专家库和利益组织代表人员数据库，依然面临着行政复议办公室随意指定参审委员的风险；现任委员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往往本职工作已经十分繁重，很难保障足够的时间投入；现任委员全是具备法律背景的人士，缺乏土地、矿产资源、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行政复议案件多发领域的专家；缺乏关于委员的聘任、考核、薪俸、惩戒、任免等事项的规定，委员职务保障条款亦不明确；现任委员中吸收了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其妥当性和合法性实有深思熟虑之必要。

从审理程序上看，行政复议委员会实行定期集中审核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提报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初审报告并提出意见，它不采取公开的方式审理案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作出的议决意见也缺乏明确的法律效力，政府若不采纳如何处理也不明确。这些程序规则的缺失实际上将行政复议委员会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四、对完善现行行政复议委员会体制的几点建议 基于以上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利弊分析，参考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政复议制度，对我国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提出如下建议。

（一）科学确定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职能定位。

按照目前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设置模式，在县级以上各级（包括县级、市级、省级和国务院）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一个新的独立的行政部门——行政复议委员会，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而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配备独立的人事编制和办公机构；办公经费统一由本级财政单独列支；各级行政复议机构之间不存在上下级领导关系，仅仅是业务指导关系。同时，行政复议机构独立办案，自主作出复议决定，不受行政程序约束和其他行政机关的干预，保证行政复议机构公正办案。

其次，明确行政复议委员会为裁判机关，在诉讼案件中不做被告。无论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维持还是撤销的行政复议决定,都不得以行政复议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样做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打消顾虑，提高复议案件撤销率，放开手脚更好地作为行政监督机关更好地发挥作用。

同时，为提高行政复议决定的权威性与可执行性，行政复议委员会所做复议决定仅对行政首长直接负责。行政复议委员会可以利用其与行政机关首长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形成的独特行政资源，使整个行政复议程序简便灵活，既保证私人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同时凸显与行政诉讼所难以发挥的独特作用。

（二）进一步扩大行政复议受理范围。

《行政复议法》出台前，有关复议申请范围的争论就非常激烈，主要包括“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应纳入申请范围”。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行政复议如果只是处理个案，是没有出路的。如何使政策和法制观念更好的融合，通过行政复议渠道发现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中带普遍性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行政决策，规范行政执法，才是行政复议工作的主要目的。抽象行政行为比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对象更多、更广泛，一旦违法必将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是国家行政机关层级设置的应然结果。此外，现行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不力的原因并不是缺少监督机制，而是缺少一种启动监督的程序，抽象行政行为的备案审查制度因无具体的权益受害人提出请求，无审查程序规定，因此无法保障全部受到监督。另外，抽象行政行为是自发布之日产生效力并对相对人产生约束力的，无需全部转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即使那些最终会转为具体行政行为的抽象行为，由于被复议机关纠正的单个具体行政行为，而对其依据和因此产生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并不能表态，也是一种不公平的处理。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扩大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明确规定只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主体行使公权力的侵犯，无论作为还是不作为，无论是抽象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的规定除外）还是具体行为，都应当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三）完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

行政复议要实现公平正义的改革目标，就必须以完善行政复议审理程序为重点，夯实委员会体制的机制支撑。行政复议程序原则上都是书面审理，缺乏公开性，当事人往往无法参与到案件的审查过程，客观剥夺当事人双方质证、辩论的权利，给当事人以“暗箱操作”之嫌，损害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为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委员会的作用，保证行政复议工作顺利开展，保证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捷，必须建立一种规范、协调的运行机制来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

一是完善案件审理机制。打破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书面审查为主的统一局面，适应行政复议案件多样化的客观情况，按照行政复议案件的复杂性和社会影响度，建立多样化的行政复议审理机制，区别不同的行政复议案件，有针对性地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以有效提高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和效率性，避免案件程序上的“暗箱操作”，以提高行政复议的社会公信力。

二是建立健全行政复议调解机制。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行政复议案件，在复议程序当中通过对过错一方采取引导说服教育的方式，促使当事人撤回复议申请或行政机关主动纠错。其次，着手研究行政和解的法律形式和效力，对发生的行政争议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在行政争议裁决下达之前，为当事人自行和解创造条件，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通过一定形式确认其法律效力。同时在行政复议审理中引入听证程序，通过听证、对双方争议问题当面核实，分清是非，增强行政复议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为双方和解创造条件。

三是建立审理合议机制。借鉴我国民商事仲裁关于合议制的成功作法，采用专、兼职相结合的方式。兼职人员可以聘请一定数量的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资深律师和相关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士来担任。具体作法是，将上述人员按职业、技术分类组成人才库，需要时随机抽取按照一般案件3人组成合议，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专家委员在出席的成员中超过半数组成合议参加具体复议案件的审理工作。按照公正性原则，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召开复议案件审议会议时，出席会议的全体成员平等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评议，对复议案件充分发表意见，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议决。合议机制应成为我国行政复议委员会审理、议决复议案件的法定形式。

（四）加快立法调整与制度保障。

首先，结合行政复议案件管辖权的调整，新《行政复议法》应正式确认部分地区行政复议权相对集中的合法性，调整现行行政复议体制，确定实施行政复议权相对集中模式，为各地各部门推进行政复议案件集中审理提供法律依据。从复议机构的法律地位来看，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裁判机关的地位，从组织形式上实现相对独立，从根本上保证行政复议委员会独立运作、独立办案、独立决定，真正实现行政复议权利救济的终极价值目标。

其次，增加行政复议工作人员，健全行政复议机构。行政复议要求其机构实现独立化和专职化，以保障复议机构有足够的人员和精力专注于复议案件的审理，实现行政复议的效率性和公正性。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复议运行机制后，各级政府行政复议工作量会大幅攀升，为适应工作需要，各级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人员应按照一定比例增加，人员可在相关部门从事行政复议工作的人员中调剂。

再次，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法律地位，改善行政复议办案条件。各级政府必须每年将行政复议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复议工作的专职办案人员应与公检法、纪委办案人员一样，享受办案津贴；兼职人员按照一定的标准核算有关的误工、交通补贴，并给予一定物质报酬和精神奖励，保障行政复议工作顺利开展。为保证复议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各级政府应给行政复议机构配置一定面积的听证场所以及办案车辆、相机、打印机等必要办案工具。

此外，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改革中，应当建立行政复议人员任职资格制度，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稳定的行政复议队伍，充分发挥专职行政复议人员的作用，为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贯彻实施提供基本的队伍保障。可以参照初任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经验，实施行政复议人员资格制度，对内促使行政复议人员提升素质，对外可以满足社会形势要求，树立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形象，使得行政复议人员的专业地位、专业水平与行政复议决定书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特征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