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第一篇：三农问题-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三农问题-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改革，正在与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特别是在城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立。但从广大农村来看，市场经济因素发育还很不成熟，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仍然保留着传统计划经济时的特征。如果说，在城市，改革的顺序是先经济发展而后政治改革，属于经济改革的深入提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那么，在农村，制约经济发展和融入市场体系的主要因素，则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紧密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要想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或推动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步伐，要想走出“三农”困境，则必须用政治体制改革来带动。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首先必须推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而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又必需在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上取得突破：

一、“三农”问题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解决“三农”问题既需要城乡互动，统筹发展，更需要加快形成农村自我发展的良性机制。这一良性机制的核心，就是提高县乡政权机构的运行效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是以县乡干部为组织核心与推动力的，县乡干部的积极性和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而调动县乡干部积极性，还缺少相应的工作机制和运行机制。现阶段我国县乡机构的设置与运行效果，与解决“三农”问题和实施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突出体现为：县乡机构设置过多、过滥，政权机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挚肘、扯皮，人浮于事，不仅运行效率低，而且压抑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这种体制下，既“以人为本”，即一切以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的意志为本，又不能“以人为本”，即不能尊重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造成干部心气不顺，工作机制不顺，管理体制不顺，再好的资源、再好的政策，都难以发挥最佳效益，从而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体制惰性，形不成县域发展的合力。

二、新型农村政治体制的确立必须以务实、高效为前提，建立这一体制需要对现有农村政治资源进行整合。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政权和村级组织起决定性作用，直接面对基层复杂而具体的矛盾。但从政权机构的构成看，现在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负责制，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家机构同时存在，共同参与经济运行与决策，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同一问题实施指导和解决。特别是党委和政府之间，分工不明确，工作相互交叉。重大事项都是党委决策、政府实施。涉及到一些具体工作，党委、政府都有分管领导。这种政治体制的运行结果：一是对同一问题难以形成一致意见，决策不果断，影响效率。二是对难点问题、复杂问题推诿扯皮，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形成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三是争功推过，形成矛盾和恩怨，班子不和，矛盾重重，内耗严重，好事抢着管，难事推着干，造成有些事谁管谁都不管，有些事谁都来管的局面，使当事者无所适从。尤其严重的是，县乡政府的一把手都是党委第二书记，实际上是“二把手”，决策时都是书记拍板，有时党委领导代行政府职能，或过多干预政府工作，影响政府领导开展工作的积极性，在出现问题后，追究责任时又是政府领导受过。如，在十分严肃的防治“非典”、禽流感、安全生产等工作中，都是书记挂帅决定重大事项，行政正职和分管领导提出的意见并不能实施，但出现问题时都是行政正职和分管领导受责。如此种种，使县乡政权机构的效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必然影响和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改革这一体制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区分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区分县域与城区的不同情况，从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务实、高效为前提，对现有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与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新队伍。

三、深化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在整合农村政治资源的过程中，必须突破两大障碍。一是思想障碍。主要是在党的领导的具体实现方式上要转变观念。传统理论与作法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党委管理一切，只有党委的决策才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与此相适应形成了现在的机构设置与体制。改革这一体制就必须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与突破，转变思想观念。建立新型农村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点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和影响力上，无论哪一级组织或机构，只要党员领导干部占主体、以党的理论和宗旨为指导、在党的组织监督之下、以“三个代表”为要求开展工作，就能保证党的领导、党的威信和影响力，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只有确立了这样的思想前提，才能大胆地对现有机构进行改革和创新。二是人员障碍。改革农村政治体制，具体体现为对现有的机构设置进行调整，调整机构必然调整人员。富余人员怎样安置，在岗人员怎样配置，直接关系到切身利益。而且，这部分人员都有很大的“能量”，矛盾错综复杂，解决不好，既影响积极性，又影响社会稳定。只有这一关过好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才能顺利实施。

四、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党政合一设置、两权分立运行、乡村一体自治、民间组织调节。农村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原有政治体制下，党政机关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把自已当作农民的救世主，行政运行与村民自治相冲突，直接侵犯农民的利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进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构建新的农村政治体制。

党政合一设置，就是改变目前党委、政府分立的局面，县以下实行党委、政府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减少领导职数，党政交叉任职，实行党委书记负责制。在这种机构设置的框架下，县域只有一个“一把手”，党委书记与行政首长“一肩挑”，对农村经济发展负

总责。根据各地情况不同，领导职数可以定为6-8人，其中，党委书记兼任行政正职，主持全面工作。专职副书记1人，主管政法、纪检、党务、群团等党的工作。设行政副职5-7人，分管具体行政业务。

两权分立运行，就是通过党政合一设置，确立党领导下的行政权体系。通过对人大、政协机构的整合，确立议事监督体系。通过对这种整合，将县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家机构合并为两家，分别行使行政权和监督权。

乡村一体自治，就是减少乡镇这个中间环节，撤乡并村，实行村支部领导下的村域自治，县级党政部门根椐工作职能，将工作触角直接延伸到村。如：农业局直管村级农业事务，民政局直管村级民政事务等等。村中实行村总支或村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工作制度，涉及党的方针、政策等需在农村落实的事项，由村党总支或党支部负责，其他涉及村民切身利益和村级发展的事项，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相冲突的，实行村域自治，由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决定，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机构而存在。

民间组织调节，就是培育、发展和完善农村的民间组织，如农民协会和各种专业协会，将过去由乡、村承担的民间调节功能，交给民间组织管理，由民间组织承担。如，成立农民协会，作为农民自我管理的一种组织形式，既可以代表农民维护农民的权益，反映农民的意愿，同时，还可以作为党与政府同农民进行沟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依靠农民协会这种民间组织，解决依靠法律、政策所无法解决或无法高效解决的民间矛盾与纠纷，有利于农村的稳定。

五、构建新的农村政治体制，必需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能得到通畅的贯彻实施，实现党的意志；二是党的组织在农村起决定性作用，不同层面的群体都能紧紧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体现党的号召力、组织力和领导力。做到上述两点，不一定非按传统方式一切由党委机构决定，使人大、政府、政协等处于从属地位，这样，不利于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按照新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加强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健全组织制度来实现。如，党政合一后，一方面，党委会、政府会分设，重大事项由党委会提出、决策，政府会予以贯彻实施。另一方面，健全党内组织生活，党内政内有所区分，使领导班子中占绝对多数的党员干部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骨干。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归根到底是发挥党组织的活力，只要党员干部、党的组织在农村发展中起核心作用，就能保证农村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三农中国）

第二篇：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改革事业逐步展开，中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在逐渐得到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新的形势和困难。正视和分析所面对的问题，寻找和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对策

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是党和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形势下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些现象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因，但无不与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的人民民主。”政治体制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能否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一、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经济上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们在一步一步探索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但，但不容否认的是，事物的发展都是运动的，政治体制的不断前进中不仅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也会在新的环境下产生新的更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如下：

一是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在政党权力配置上，政治协商制度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目前，政治协商对党政决策的作用是通过政治参与民主对话来实现。

[2]

[1]政治协商制度的法律地位还不明确，政治协商的程序也不够规范。在政府与公民的权力资源配置上，政府占主导地位。公民参与政府管理是民主化的趋势和重要内容，但是公众渠十分堵塞，这是造成民众与政府部门的关系紧张，甚至激烈的冲突。在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资源分配上，市场往往被权力过大的政府所吞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常常被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所控制，尤其是政府的权力机制还不规范、制度的笼子还有漏洞的情况下，政府在与市场、企业、民众的利益关系中过大、过多的权力，严重影响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感情，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

二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缺乏监督，是腐败的根本原因。据2015年3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发布测消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多达66人，腐败现象严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腐败问题越来越明显，甚至成为百姓最为关注和最为痛恨的现象。当今社会腐败种类繁多，腐败自上而下渗透到各个级别各个领域的部门，“一把手”腐败、行政执法腐败、司法腐败、基层政权腐败、垄断性腐败等。中纪委指出，中国权力集中部门腐败案仍多。除了一把手腐败外，副市长腐败、村官腐败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腐败的土壤在滋生，腐败的人在增多，腐败又呈现为群体化、高官化、国际化、隐蔽化、巨额化、期权化，究其根源还是官本位在作祟。有调查认为，72.25%的民众认为官本位是加大政治腐败、加大变质危险的罪魁祸首。腐败招人痛恨，也对社会危害严重，有史为鉴，腐败甚至能亡党亡国。由此可见，腐败成为最大的社会危害、最大的社会浪费、最大的政治挑战。而腐败的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官本位思想为害，所以加快规范权力制约和监督势在必行。

三是贫富差距拉大。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仇富”与“嫌贫”日趋严重，民众对物质的追求越来越不满足。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益分配差距不断加大，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日益明显，而且中西部城镇和农村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不是一本户口簿的问题，而是因为一个户口簿引发的福利、就业机会、工资待遇、教育资源等一系列权利的不平等。政治体制关乎民生，我们面临的是贫富差距，更是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完善，改革的红利被一少部分人占据绝大多数，这种两极分化不是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大多数都和权力腐败紧密相关，在现有经济中，又出现了新的国有化——国进民退，宏观调控中，很多政府行为又退回到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这就是权力在作怪。如此说来，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从而避免社会矛盾激化，使社会保持稳定与和谐。

综上所述，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迟缓，贫富不均加剧，更滋生了腐败，而腐败危害的严重性，彰显了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看来，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对策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针对现下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决策，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是当下我们更应该有更强的紧迫感。

首先，全面理顺党政关系，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保障人民能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界定了党对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和司

[4]

[3]

法权的领导原则，进一步明晰了党和国家的权力职能分工，把政党的各种活动规范化、程序化，切实做到党内外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行政权严格依法行使。

其次，整顿吏治，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领导职数，合并相同职能部门，整合行政资源，狠抓思想教育，狠抓作风建设，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反对奢靡之风，这是作风建设的着力点。让政府办事人员从思想上就要警觉起来，牢记历史教训，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切实做到踏实有印、抓铁有痕，不断以优良的办事作风取得人民的信任，消除百姓“仇官”“畏官”心态，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监督，全面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大力反腐，确保政府能始终为人民办事，为人民服务，保证国家能安居乐业、长治久安。

最后，坚持因地制宜，与本国国情相结合分析问题。改革不仅是个理念问题，也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一定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社会条件来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和发展的问题。社会发展中会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这些阶层和利益团体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每个成员的目标，改革的成果应使大多数人获利，同时兼顾少数的利益，使改革真正有所成效。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出发，考虑怎么做才是现实的、可行的，考虑怎么做才能让十几亿人都有很强的幸福感、自豪感。

综上所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困难重重、问题多多。但我们坚信相信，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定会成功，我们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一条道路。

[5]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李庆霞.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J].理论探讨2013年03期

[3]朱向东，安晓良等.官本位严重妨碍综合国力的提高[N].中国改革报2009年08月10日 [4]何力.解读中国贫富差距的根源[J].决策2010年Z1期

[5]蒋瑾.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成效及趋势分析[J].文教资料2015年09期

第三篇：你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是什么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是什么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内容复杂、阻力较大、问题敏感的领域。因此，邓小平总是以十分慎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改革，并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对于我们全面、准确地理解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提出，是邓小平深刻地总结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经验教训和深切地认识到实际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需要的必然结果。正是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从正反两个方面充分地论证了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科学定位

政治体制改革在我国改革开放总格局中所处地位问题，是关系到如何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力度、程序的重要问题。

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系统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

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多种论述，从他的许多话中，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他对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的理解：

其一、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其

二、关于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其

三、关于权力下放，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其

四、关于建立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党和国家干部管理体制。其

五、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诚然，邓小平所论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上述五项内容是互相有机联系的，并共同服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整体目标系统。

第四篇：3三农问题及对策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

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和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头号”大问题也不为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

农业是农民从事的劳动职业，但从事农业的并不都是农民，如原国营农场的职工不叫农民却称为“农业工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产品短缺，计划经济下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低价格问题，农业劳动低生产率、低收入问题，农民劳动低积极性问题，其根本原因是计划控制过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落后，抗灾能力低，但农民劳动积极性低的问题解决了，农产品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了，反而出现了农产品剩余、卖难；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了，但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劳动资源严重浪费，归根到底导致农民低收入问题不得解决。

农村是农民居住、劳动、生活的场所，农村的卫生环境脏、社会治安乱、文化教育条件差，无非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处境脏、乱、差，农村的贫困、落后无非是农民的贫困、落后。所以说，农村问题归根到底也还是农民问题。

“三农”问题表面看来是“农”的问题，而其实质是“民”的问题，是“三民”问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低，新的就业门路少，收入少；卖难、买难，消费水平低；缴税重、缴费多，负担沉；出入行路难，就医看病难，子女上学难，文化素质低，是农民的生活问题，是“民生”问题。城市的招工常有“城市常住户口”条件，农民就业备受歧视，因为身份的限制缺乏劳动就业选择权；居住受户籍制度的制约，长期以来动辄被收容遣送，没有迁徙权；农民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没有“避风港”，甚至失去“生存权”；计划经济下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讨价还价权即自由处置权；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即使经营权也常受侵犯；对本应是自己的土地没有自由处置权，只有辛勤种植或被动接受“国家”低价征用的义务；农民还没有组织自己协会的权利。这是农民的“民权”问题。农民虽然从法律上可以自己选举村民委员会、但这种村民自治组织的选举常常受到乡镇政府的有力和有效的干预、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成员要从乡镇政府那里领取“补助”、接受“指示”，还时刻接受同村的党支部的领导；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真正是农民的代表极少，而且越到高层越是稀少，说话的份量也越轻；在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各级政府中，干部是专职的，是“国家财政供养”的、“吃皇粮”、“吃财政饭”的，他们根本不是农民；他们也不是农民选的，而是上级指派、上级任命的，因此也不可能代表农民。农民不能直接、也不能有效地间接选举各级政府甚至最基层的乡镇政府的领导；政府决策圈里是清一色的官员，农民不能参与决策、只有被动接受既定政策，这是农民的“民主”问题。然而，“民主”问题也是“民权”问题，也就是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现在选人大代表，哪怕是基层选举，往往是上级指定候选人。选民们对这些候选人一般并不了解，甚至根本不认识，所以选举时无所谓参加不参加；因为没有竞争，没有比较，参加也是只能选举已经指定的候选人；不是上级指定的候选人而被选上的机会即使不说没有，也是凤毛麟角。至于政府领导成员和主要领导者，当然更是上级委派或任命，选举只不过是走走形式，很难说有哪一位主要领导是通过真正的选举产生的。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开点名批评的河北省原人大主任程维高，曾经在河北省由省长、书记一直任到人大主任总共长达十来年，河北群众对他早就议论纷纷，但别说农民，就是全体河北人民，长期以来就是奈何不了他；直到“给河北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之后，才由中央给以“开除党籍，撤消正省级待遇”的纪律处分。现在的选举机制和程序不能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实际上也就是架空了农民的这种“民主”权利。

孙中山先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著名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那是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说的。现在这里所说的“三民”问题，显然不能与那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相提并论。但是，“三民”问题与“三民主义”也不是毫无相通之处。要解决“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三民”问题，就是要把“农民”首先认定是国家的“公民”，是社会的“人”、社会的“民”，而不单纯是农业、农村的“农”。

“民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对人口流动规律的浅显认识；“人挪活，树挪死”，则是普通百姓对人口流动意义的朴素说法。然而，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户籍的管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从根本上说，这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土地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时代提出了对人口流动的要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注意和研究了劳动力流动问题。他猛烈抨击当时欧洲残留的封建制度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让劳动者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犯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他严厉批评当时英格兰的法令“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他特别指出“获得居住权的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斯密的立场是革命的，观点是鲜明的。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解决，除了在具体的就业政策方面放弃只对城里人优惠、而对农民歧视的倾向外，更根本的是改变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国民待遇”。我国的所谓“农民”正是相对于城市居民来称呼的，它早已不再单纯是一种职业者的名字，而是一种身份的称谓。长期以来，农民难以同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产品，例如城里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承担经费，而农村的孩子接受义务教育却由农民自己承担经费，不公平的政策直接导致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主要分布在农村，使得农民就业更加困难。再比如，近年来发达地区盲目“造城”、“造镇”，大中城市随意地扩大面积，征用农村土地，农民无法抵挡，很多被迫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他们中一部分不能进行正常劳作，沦为公开失业者。据专家估算，目前我国失地农民逾2000万。又据统计，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群体中，约有20%是失地农民。在无任何保障情况下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实际上变成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他们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生活处境非常艰难。在国债资金使用方面对比城市与农村：近5年里国家在6600亿元的国债中仅为农林水等安排建设资金2800亿元，而其中真正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不多，效果不大。这几年，国债资金带动城市的水、电、路、通讯、医院、学校等公共物品的供给越来越充足，而我国农村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宋斌文：《经济转型过程中农民失业成因分析》，2003年9月21日《中国经济时报》）再对比干部与农民：在1998年至2001年间，中央政府连续几次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大幅度增加工资，使得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比前几年涨了近一倍，并拉动其他行业也调高职工的工资水平。而广大农民不仅一点也不沾光，相反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还使得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如此等等。这样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政策不改变，农民的“民生”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政策法规的制订和执行者，政府首先应充分考虑政策的公正性，要给每个阶层和每个人以平等的发展机会。首先应在全社会建立一个保障穷人基本生存的“安全网”。比如，在城乡普遍建立医疗保障制度，全面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对穷人就医和子女就学提供保障性补贴。目前我国小城镇和农村这两部分人口中恰恰是需要政府帮助的人最多。要改革农村税制政策，有步骤地消除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税制结构，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实行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近期应先将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业各税免掉，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政府应该制订针对低收入者的培训计划，免费或减费的形式为他们提供专业技能培训，帮助低收入者提高就业和自我创收的能力。

为了切实解决农民问题，保证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全社会稳定，除了诸如就业政策、金融政策外，主要应是启动和利用财政税收这个最直接、最有力的经济杠杆，调整财政税收政策，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来帮助低收入者，保护弱势群体，帮助和保护农民。例如，实行城乡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调整财政的收入结构，解决农村义务教育问题主要是调整教育资金的投向和结构，解决农村建设问题可以主要是调整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改善农民的卫生医疗条件主要是调整社会事业费的投向与结构，等等。任何改革政策与措施的实行都关系到现存利益格局的调整，而财政政策和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变对利益格局的调整最直接、最有效；而其他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也都绕不过财政税收政策，且必定涉及到财政收支结构的变动。

欲求农民“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先维护农民的“民权”；欲要维护农民的权利，必先争取农民的“民主”。“求民生”、“维民权”、“争民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试想，如果农民以上的改革政策的制定有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那么对原来的特别偏重城市的政策一定会强烈抵制，使之获得通过和实施推进更加困难，而对改革政策一定会大力支持，实行起来一定会更快捷。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义务文化。中国古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没有独立的人格，臣民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地位表现为服从。封建社会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制度的设置以人的义务为中心，对公民来讲履行义务就是一切。而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重新构筑国家制度，以绝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基础来建立法律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不受强权的侵犯，彻底解决“民权”问题。他还认为，近代文明社会追求的三大目标，第一是在政治上要有发言权，完善选举法体现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就是多数人说了算，这才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经济上财产有保障，每增加公民的一分钱税收，政府花任何一分钱都必须经过议会讨论；第三就是追求人的人身自由，不受随意的监禁。（徐显明：《保障人民权利是依法治国的本质》，2003年6月24日《学习时报》）这也就是“民生”、“民权”“民主”问题。而自由和秩序，正是解决“民生”、“民权”“民主”问题的必要条件，也是保持社会正常发展和稳定和谐的必要条件。以上所说的解决“三民”问题的办法，其实，也不止限于农民。对于处在社会底层的公民，弱势的群体，“三民”问题也同样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1．农业问题

（1）同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投资周期长，资金周转缓慢，比较效益低，投资于农业的生产要素一般难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和平均劳动报酬，农业部门的盈利水平长期处于偏低状态，（2）农业受气候条件和其它自然力因素的影响极大，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农业生产效益的脆弱性、易损性要求有外部力量的扶持甚至救助。

2．农村问题

（1）农民还需要承担修路、办学、住房、养老等一系列公共福利性支出。

（2）农村公共服务的缺乏限制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也是导致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民看病难，吃药难，受教育难，上学难，社会保障难，文化享受难，这些都反映了农村公共服务缺乏。

3．农民问题

（1）生产经营权。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约束力。农业长期实行统购包销制度，产品价格背离市场供求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虽然农业生产开始面向市场，但粮食生产依然是一项硬性任务，农村支援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设

计虽然有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长期实施却影响了农村发展与农民增收，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生活迁徙权。以城乡分治、户口管制为特征的行政性分割制度使亿万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流动。

（3）农民自身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思维方式较为保守和僵化。

原因：

1．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缺乏制度基础。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约１．４亩，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０％，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是耕地面积较大国家的１％。如此的生产规模，即使搞成“绣花农业”，也无法实现整体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存在诸多制度约束。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农民工的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１／４。按国际通行惯例，一个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大约相当于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４０％―６０％。这种局面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依法有序转让和形成规模经营。

2．农村发展长期存在金融服务的制度性缺失。从有关部门抽样调查的６个省１２个乡镇看，近几年银行贷款几乎为“零”，信用社贷款平均每乡只有１００万元左右。全国大部分乡级信用社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基本上失去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

3．农村发展缺乏公共财政的制度性保证。

（1）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短缺。长期的投入不足，使得乡村公路、小型农田水利、通讯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普遍落后。农村公共卫生建设欠账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刚刚起步，支农资金严重分散。

（2）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其他负担依然较为沉重。除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过快以外，主要是教育、医疗负担重，农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问题比较突出。

对策：

1．加快财政制度创新，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积极支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建立疾病防疫监控体系，防治农村地方病、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疾病的发生，加快解决农村改厕、改水、改灶问题，切实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2）建立完善的农村教育投入机制。今明两年全部实现９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十一五”期间全部消灭农村中小学危房。同时，设立农民技术培训专项资金，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通过民办公助等方式，对青壮年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推进农业人口非农化进程。

（3）整合“三农”资金投入渠道。将目前分散为１５个渠道的政府支农资金，按使用性质和方向进行调整。

（4）大力支持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增加农业科技及科研成果推广的投入。提高农业科技在国家科技投入中的比重，形成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农业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补贴机制。

（5）逐步完善粮食生产补偿机制。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6）推行“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方式，以有效增强县域经济活力，提高服务“三农”的能力。

2．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从体制上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1）应加快改革以户口管制为标志的城乡分治二元体制，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从法规制度上为农民就业和有序流动创造条件。

（2）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尽快制定保护务工农民权益的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建立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发放保障机制，彻底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和工资拖欠问题。

（3）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务工农民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并积极探索建立务工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得业”创造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

3．建立有效的农村融资渠道，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基本的要素支持。

（1）加快改革农村信用社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提高信用社对农户贷款的覆盖面。

（2）改造中国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应重新定位，使其从单纯的“粮食银行”转变为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农产品进出口的综合型政策性银行。

（3）建立邮政储蓄资金的回流机制。借鉴国际经验，采取强制措施，实现农村资金的体内良性循环。

（4）完善农村信贷政策。可考虑适当调大农业贷款浮动利率的空间，以适应农村融资规模小、风险大的特点。可通过财政贴息制度和必要的税收优惠，支持农业项目开发。

（5）鼓励、支持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培育农村民间金融机构。

4．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农民利益保护机制。

（1）农村基层政府的职能应尽快转变到维护社会稳定和组织引导农民进行新农村建设上来。

（2）把新农村建设纳入本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突出建设重点，区分轻重缓急，确保稳步推进。采取多种形式积极扶持农村商品生产经营，着力扶持龙头企业，依靠市场力量实现规模经营；引导和鼓励支持农户根据自愿原则建立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由组织内成员共同完成从生产资料供应到农产品加工销售的全部过程。

（3）建立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机制，建立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补偿机制。积极推进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建设，实行“村财乡理”，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第五篇：农村三农问题调查报告[定稿]

自从中共中央对关于“三农”问题的四个一号文件一一在三湘农村落实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三湘大地日新月异，全国上下都惊叹“三湘巨变”。在2005年“二会”中，“三农”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为了亲身体验一下如今的农村生活，发现和了解如今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竭尽我们的薄力，呼吁人们的关注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出口，2005年4月18日，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马列学习研究分会为切实地关注和了解“三湘巨变”和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开展了题为“关注三湘巨变，感受和谐社会”的问卷调查活动。我们——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十六名同学，组成一个调查组，分为三个小组，随着春风，来到宁乡＊，开始了为期两天的农村调查访问

１． 土地，农民的命根子． ＜１＞．吃饭靠种地，致富得打工． 我们踏入这块土地时，农民伯伯正在地里抛着秧．放眼望去，一棵棵嫩绿的禾苗，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观．只是田地里种的，除了水稻，还是水稻，偶尔能见到一个水塘。经过两天的走访，我们了解到这的地并不多，每人的责任田约六分。水稻是一年两季，一年下来，亩地能收割谷子1000多公斤，化肥和农药等的开销100多块，粮食只能供自家吃。再者，田地里只单调地种水稻，几乎没有其它的经济作物。村子里的村民，能出去打工的几乎都出去打工了。村里的孩子，大多都是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有一位家长说：“农忙时，也用不着回来，在外面打工要划得来得多。再说，田又不多，又是抛秧的，我们俩口子也能忙得过来。”稍年轻一点的中年男子也出去打工了。有个村民刚要出门，碰见了我们，热情地和我们说开了：“到了家忙的时候就回来忙农活，平时就外出打工，”（那一年能赚多少呢？）“其实也赚不了多少，人家是老板，我们只是打工的。” 吃饭靠种地，致富得打工，这已经成了农村的基本情况。现在农民的专业正一步步由种地向打工倾斜。术业有专攻，农民更擅长的是地里的活儿，为什么不能从土地里去寻求致富的道路呢？ ＜２＞．农民没了地，吃饭成问题。走在充满泥土芬芳的田埂上，我们眼前出现一片林子，种植着观赏树，令人赏心悦目。再往前走，在一房子前遇见一位退休教师模样的老爷爷，听了我们的介绍和问题，老爷爷很愤慨地指着眼前的这片树林说：“这个呀，是人家租了我们的地，有十几亩呢，种了这些树，说是十五年后归还，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归还！就算归还了，这地还能种谷子吗！我家也有一亩多地在这儿呢，只剩下一亩多地种水稻。” 在附近我们又碰到另一位老伯，担到这些树，他很平淡地说：“这是人家大老板的，一棵买回来要好几千，能赚好几万呢，我们做不来。要是死了几棵，我们可赔不起啊。” 听着听着，我们原本欢喜的心，凉透了。一方面，农民阶级的地被这样占用了，农民怎么吃饭呢，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致富之路，为什么我们的农民朋友不能走呢？ ＜３＞．“三个代表”不能只在嘴上提，农民的利益要摆第一。那位老爷爷领着我们看了砌在田边的水泥堤，说：“这是记念刘少奇诞辰１００周年时修的。好看是好看，但这样砌了以后旁边田野的水就留不住了，肥也随着水流走了，这田就基本作废了。” “三个代表”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这不能是一句空话，而如今，农民的基本生活人口保障都受到了侵犯，我们还能说维护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吗？ 至人类社会以来，土地一直是人们的命根子，生存的命根子。而农民担任着耕耘土地这一光荣使命。农民应该发挥自己的专长，充分利用土地，从而发展经济。而国家和政府也应该给予积极指导和全力支持，而不应该损害农民的利益。这儿离长沙市近，具有发展种植观赏树的天时与地利，缺少的是“人和”。政府应该提供农民技术，提供部分贷款，就算有风险，农民也可以买保险以减少风险。

２．农村的腐败不可忽视，体制有待改进。＜１＞．民主不民主，不能看表面。当我们提到选举时，老爷爷说：“票是我们投的，可是候选人就只有一个。”我们听了，真是哭笑不得。当今社会哪都讲民主，农村自然也不例外，而像这样，给每人一张选票，然后让他们参加只有一个候选人的选举，这是民主吗？ ＜２＞．领导干部，摆正作风；交接工作，理清账目。老爷爷还提到：“当年，修前面那条公路的时候占用了我们的耕地，说是补贴我们十几万，到后来发下来只剩一点零头。其它的呢，鬼才知道到哪去了！这十几亩树林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退还回来？这都是上一届领导班子留下来的问题，现在又换届了，他们才不会理会这些事呢。新官不理旧账。前几年的腐败问题抓得紧，却没抓到农村来。在农村，无数农民的血汗钱无故流失，都被揣进了个人的腰包。父母官犯了错，农民到哪讨说法去啊？ 一届领导，草草离岗，另一届干部，匆匆一岗，未解决的问题不了了之。＜３＞．公有乡镇企业怎会成为私有？ “那个砖厂，早些年是我们村公有的。”老爷爷还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会儿，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搞什么股份制，我们农民又没有分到股票。股票就掌握在几个人的手里了，这不是私有了吗？而且原来砖厂每年给村里上缴十五万，而现在呢，只有七万多一点！另外的那七万呢？” 国企改革，农村也迈出了一小步，而在这个农村的小角落，这个改革并不完善，可能还有很多电冰箱操作，这些老师有损农民利益的啊，这种又怎能坐视不理呢。农村的腐败与农村的体制似乎总是容易被大家忽视，而恰恰这又对发展农村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提得最多的是法制，“以法治国”。首先，国家得制订出一套适于农村，针对腐败与乡镇企业体制的法规。再者，都进行大力宣传，像我们大学生，就应该多下乡进行法制宣传，让农民建立起法制意识。农民的意识上去了，对腐败现象也是一种监督，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３．贫富与教育。＜１＞．教师与农民． 在访问中，受害最深的农民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倒是一名退休教师的老爷爷，在指出这些问题时忿忿不平，他说：“其实我是吃国家粮的，只是看到这些事情时看不过去而已。” 在访问中，当我们问到村里是否有公布栏时，有的村民说有，但很少去看，有的甚至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布栏。当问到村里的经费从何来，往何去时，他们说：“村干部让交钱就交呗，也不是很清楚这钱干什么去。” 农民伯伯，你们自己都不起来关心和维护你们的权益，岂不是给很多小人可乘之机。＜２＞．教育支出，农民的难题 当问到小孩的教育问题时，一个中年的父亲说：“我家的小孩五岁了，现在上幼儿园。”（那以后会不会让他上大学呢？）“以后啊，他要考上了，就贷款也要让他上了，要是没考的话就算了。” 说到教育费用，是很让农民头痛的问题，被访问的一位农民说：“如今农业税是免了，其实农业税免不免没多大关系，也就几十块钱嘛，主要是这小孩子上学，太贵了！”其中被访问的一位村民比较有意思，他说：“现在农村抓这个计划生育没有以前那么严了。现在谁还敢多生啊，到时候小孩子上学就是一个大的问题了。” 被访问的村民中，很多人都说他们的小孩念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而上高中的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读书一直被视为跳出农门的最好的途径．并且，每一个孩子，不论是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富人家的孩子，都享有同等的爱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教育经费的过高，而剥夺了孩子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权利。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加强农民的法制意识和保护自身权益意识。另外，国家应增加教育经费，扩大教育贷款面，让孩子们能通过贷款完成学业；另一方面，呼吁社会上有成就的人士，为祖国的未来投资吧。带着调查的使命，我们走进农村；带着更艰巨的使命，我们走出农村…… 调查统计： 一：农业及农村基本情况 根据问卷反映情况，该地农民均以水田为主，人均占有水田约0.86亩（局部统计数据，分布于0.5---1.25亩之间）。每亩可产出约800斤粮食，按粮价为1.2元每斤计算，再扣除农药、化肥、种子等成本因素外约收入800元，每年两季共1600元，即人均种水田收入为1600*0.86=1376元。若以前需交纳农业税，则人均收入减少近百元。另外在靠近花明楼景区的农村里情况显然好于其它村子，往往信息流通，副业发展，但人均占有水田偏少，生产成本偏高。总的来说，壹千三百多元的人均收入充分反映了农村生存环境之恶劣，进而说明了农民不玩出打工或发展传统农业以外的副业的话，不可能生存下来。况且这个数据还可能是一个较实际偏高的数据，也是一个平均数据。然而实际情况这一带的副业并不发达，基本上是很不发达，我们猜想是劳动力不足还是人为外出打工较划算的原因（或许这正是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的原因）。另外，我们在手上的长沙市四县经济发展报表中发现，宁乡县第二产业（工业）产值居（湖南省）长沙市第三位，然而在我们走访的几个村庄里却没有一家工厂，不 知识城乡差别还是地域差别？ 长沙市所辖四个县市经济发展基本情况表（2000年） 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望城县 总人口（万人）73.90132.72131.4271.74 GDp(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87.17 17.03 47.98 22.1667.55 17.23 32.07 18.2561.72 19.41 21.67 20.6449.72 12.01 21.60 16.11 人均GDp(元)1***16941 农林渔业总产值(亿元)2735273231.6318.36 工业总产值(亿元)4626129216.2913.3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1642228315.631275 财政收入(万元)30000272***5 财政支出(万元)402394***511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3267.783052.842928.302513.08 二：生活水平农村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是不好多恭维的！虽然我们采访的村民均有电视机、电风扇，有的还有电话、但仍然鲜有电冰箱、洗衣机等，而且很多是有电视机但无线（这意味着他们了解外界的途径还不够宽）。农民们在吃穿住行上都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当然，在低保、残疾补助等方面实施还好！三：受教育情况 除个别情况外，这些村民的孩子都是初中毕业，这证明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是有成效的。然而，在这几个村子中却鲜有升上高中、大学的。并且据农民自己的观点是，读书显然是有用的，但孩子们读不起，不愿读（即孩子们认为没有用处）。我想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同时很多农民认为读书是有用的，用处就在于挣钱，因为他们大多数表示如果能挣钱，不读书也可以。四：农村基层民主情况 一般来说，每个村都有村干部，这些人都是有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但是据了解候选人一般6——7人，不知是否差不多为等额选举。村民认为村干部工作基本上满意，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村务（财务）公开这些事。对于村级以上的干部就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五：医疗卫生情况 现在的农民们大多数不再相信迷信，生病之后都想到吃药打针。但是较贵的医疗费用使他们不得不在生病时先拖一拖，或者弄一些土方子来治病，随便买药吃时普遍的现象，上医院检查那是万不得已的事。六：外出务工情况 这无疑是我们采访的值得高兴的事情，应为我们采访的人中没有被拖欠工资的，也没有在城里遇到麻烦的。在外打工的人平均每年可以省下几千至万元以上寄回家。这几乎成了农民生存的根本，因为比农业收入高的多。“三无人员”应保尽保对农村“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人），应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对因残、因病或因天灾人祸导致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应优先纳入保障范围。最高达１５００元／人一年长沙县、望城县、浏阳市、宁乡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８４０元／人一年，散居农村“三无人员”全额享受，其他特困人员差额享受；由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农村“三无人员”则为１２００元／人一年。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１２００元／人一年，散居农村“三无人员”全额享受，其他特困人员差额享受；由敬老院集中供养的农村“三无人员”为１５００元／人一年。